[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初九潜龙

我国史前文化的主干是仰韶文化，汉族文化与此一脉相承，直到现在，仰韶文化中的一些图案还在汉族民间流传，而仰韶文化的前身是古羌族文化；在仰韶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支系是庙底沟文化，而它又受过古苗族文化的强烈影响
　　
古代中国历来的观念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虽然也有“华夷之辨”，但那也是从文化上说的，凡是接受了华夏文化的，就是华族，否则就不是。比如，楚国早先被中国各国视为蛮夷，其国君也不回避，对自己的儿子讲：“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以后，随着楚国进入中原活动，接受了中原文化，便逐渐被认为是华夏社会的一员。相反，一些早期是华夏社会的成员，如匈奴，《史记》上载是夏朝苗裔，在长期背离华夏文化以后，也会不再被华夏社会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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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姜即羌。《史记·六国年表》：“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广柔在今羌族地区。《水经注·沫水》广柔县条：“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羌族聚居的茂县、理县、汶川、北川县皆有禹迹及记载，尤以北川县禹里乡的大禹遗迹、记载、传说等更为完整。学术界多数认为，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北川禹穴当为禹所生地。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徐中舒：《我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见《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所以，古代羌族对缔造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贡献是昭然史籍的。
　　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华夏化。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殷商时期，古羌族有“北羌”、“马羌”等众多部落，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也有一些羌人从事农业生产。(徐中舒：《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论文集》，第27页。)
羌族是殷商王朝的“方国”。商王朝中也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武丁时期就有羌可、羌立作商王朝的祭祀官。(《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诗经·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歌颂了殷王朝的强盛，同时也反映了羌族与殷王朝的密切关系。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说：“羌者，姜也”。傅斯年《姜原》说：“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更大之族之两支。”传说姬姓周的始祖“弃”的母亲姜源是姜部落之女，姬姓周和姜姓羌应是互为婚姻的两大集团。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据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晋国大夫中有不少人是依靠羌戎的力量壮大起来的，晋国因和戎而称霸，大量的羌人也融入晋人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文献记载了这部分羌人由射猎进到田畜的传说。《后汉书·西羌传》说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后教羌民"田畜"。此后羌族进一步发展和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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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概　况


　　羌族，现有人口19.8万人。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北川、黑水等地。
　　羌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南北两大方言。羌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羌族信仰原始宗教，也有一部分羌族人信仰藏传佛教。
　　羌族历史可追溯到古殷商时代，早在3000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今天的羌族只是古代一部分羌人的后裔。
　　羌族人居住在独具特色的羌寨中。羌寨中的碉房是羌族的石砌民居，一般高达三四层。底层圈养牲畜，中层住人，上层储藏粮食，屋顶为平台，既可以用来摊晒粮食，又可以作为老人歇息、妇女针织、孩子游戏的场所。碉房建造时就地取材，以土石为原料，不用绘图、吊线，全凭高超的技艺和经验。碉房形式多样，层次不一，结构严密，棱角整齐，不仅坚固、耐久、实用，而且冬暖夏凉，充分体现了羌族人独特精湛的建筑艺术。?
　　今天的羌族人，大多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羌族男子的服装一般是蓝布长衫，外套羊皮褂子，包青色头帕。羌族妇女的服饰比较鲜艳，她们多穿蓝色或绿色的花边长衫，腰系绣花围裙和飘带，戴黑色头帕。但在茂汶地区黑虎乡一带，妇女们一律都戴白色头帕。
　　“云云鞋”是羌族人在喜庆日子里穿的一种自制布鞋，鞋尖微翘，状似小船，鞋帮上绣有彩色云卷图案，十分别致。
　　挑花和刺绣，是羌族妇女的拿手好戏。这些色彩艳丽明快、图案古朴精美的绣品，无论是点缀服饰还是装扮居室，都显得秀美而大方。
　　玉米是羌族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青稞、土豆、荞麦、油菜等农作物的种植也较为普遍。羌族人有把猪肉吊在房梁上风干做成“猪膘”的习惯。陈年的猪膘，肉色嫩黄、晶莹剔透，吃起来油而不腻、十分可口。在喜庆而隆重的节日里，羌族人还要端出自家用玉米或青稞酿造的酒与众人共饮。
　　在羌族人民的交通设施中，溜索是不可缺少的。在波涛汹涌的岷江上，用一根或两根碗口粗的竹缆取倾斜之势，系在两岸的 石柱上。渡江者以皮带或麻绳紧束腰间，身悬绳上，飘然而过。
　　羌族人对治水有丰富的经验，举世闻名的川西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2000多年前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修建的。
　　古老的原始宗教信仰是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有自己的历法，传统的羌历新年是每年的农历十月，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届时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年轻人跳起节奏明快、舞姿雄健的“沙朗舞”、“皮鼓舞”等民族舞蹈，显示了羌族人勇敢豪迈的性格。
　　唐朝诗人王之涣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提到的羌笛便是羌族特有的吹奏乐器。

初九潜龙

由东夷古史探讨“绝地天通”
2007-07-22 06:24:02
张富祥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神话与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举，现存先秦古籍的记录和诠释有三种文本，一种是神话的，另外两种是“史话”的。其中观射父的解释提供了一个三阶段的古史系统，多可与东夷古史传说及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相参照。早期华夏族与华夏国家政治体制的孕育和形成，始终贯穿着黄河流域东西轴线的部族斗争和融合，其间颛顼“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与尧、舜的“王政”措施是两个关键环节。由东夷古史探讨这一过程，有助于理清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大体脉络。

关键词：东夷古史；原始巫政；绝地天通；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



一、有关“绝地天通”的三种文本及近世学者的诠释

神话与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举，现在一般认为是中国原始宗教史上最早发生的变革性大事件。先秦古籍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和诠释，现存三种文本，一种是神话的，另外两种基本上可说是“史话”的。

神话的文本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妪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文中的嘘即噎，又称噎鸣，实是时间神。所谓“帝令重献上天”，“献”大约是登升之意；“令黎邛下地”，“邛”大约可以读作“降”（降、邛古字同声符）。这样，重、黎一在天界，一在地界，同受上帝指令，而以作为天界门户的日月山为交通媒介，天地交通遂有专职掌管。《山海经》虽晚出，而这神话尚带有创世说的意味，其起源可能很早，当不会晚于相关的“史话”。

“史话”的文本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吕刑》篇。今本《吕刑》的记载是：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    、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这段文字有不好懂的地方，未知是否尚接近于先秦《吕刑》篇的原文。按旧注，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自蚩尤作乱之后，民间抢夺杀掠成风；后来三苗之君效蚩尤乱政，制定严酷的刑罚镇压苗民，苗民不堪虐待，纷纷祷告于“上帝”；帝尧哀怜无辜受罪之人，于是接受“上帝”的命令，剥夺三苗之君的世位，使在“下国”，并且使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才使局面改观。旧注以为“皇帝”指帝尧，这不一定可据，“皇”当是“大”的意思，或可解为“煌”，“皇帝”仍指上帝。今人或据旧注，以为“绝地天通”有两次，一次在颛顼时，一次在帝尧时，这也不一定可靠。联系《山海经》及《国语·楚语》的记载来看，“绝地天通”当只是一次，今本《尚书·吕刑》篇的记载可能有缺略及错简。

《国语·楚语下》所提供的文本，实是楚国史官观射父对《尚书·吕刑》篇的解释。其原文是：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   洁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祗、氏姓之所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明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  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亨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观射父是学识渊博、能言善变的“楚之所室”，他的解释肯定有当时流行的《尚书》文本作依据。他的解释大意是说：在少昊之世，神职和民职原是不相混杂的，巫觋和宗、祝掌管祭祀，“五官”掌管民事，人们用生产所得的物品虔诚地敬神，神明也赐福给人们；待到蚩尤作乱的时候，人人都搞起祭祀来，家家都有巫觋，神职和民职乱了，人们缺乏祭品，敬神不虔诚，灾害也不断降临，于是颛顼在受命之后，便采取了“绝地天通”的措施，使南正重专掌祭祀（“司天”），使火正黎专掌民事（“司地”），以恢复“旧常”。——这一通大道理看上去很通顺，似乎是把“神话”还原为“史话”了，不过观射父的历史观却有点颠倒。实际上，“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才是少昊之世的“旧常”，“民神不杂”反而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有学者着眼于原始社会“神权的集体共有”，认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前，氏族成员个体还用不着为自己求神祈福而充当巫史，此即所谓“古者民神不杂”的真实情况。这看法不无道理，但与观射父的观念不相符，而且最初的巫觋也并非是脱离氏族群体的。

近世学者对“绝地天通”的诠释，大抵着眼于文明社会产生时期的统治者对神权的“垄断”。徐旭生先生最早试着对此作出一种“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巫与觋通常总是由牧人或农夫兼任，还没有专业的宗教人员”，那时人人祭神、家有巫史还是普通情形；待到氏族制度走向解体、部落或部落联盟产生的时候，巫术渐进于“高级的宗教”，跟着也就出现了“宗教主”，并且只有他“才管得天上的事情”，从此“宗教的事业变成了限于少数人的事业”（1）。杨尚奎先生从有神论的“天人之学”解释“绝地天通”，也认为“重理黎绝地天通后，‘神’的时代结束，专职的巫出以代神”，“这是神职的专业化，人民再不能和上帝交通”（2）。张光直先生也强调，“在早期，巫觋专业降神，为民服务”，后来巫觋被统治者“独占”，“通天地成为统治者的特权”（3）。

类似的说法尚多，其中所反映的新观念会自然决非旧时学者所能有；不过欲尚论“绝地天通”的历史源流，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重提这一话题，首先是出于对“绝地天通”与东夷古文化关系问题的特别兴趣；而由此提供一些背景性的证据，也许对更为确实地理解相关古文献不无补益，同时反过来也可加深对东夷古史与古文化的了解。

二、“绝地天通”传说所反映的古史系统

观射父解释“绝地天通”，提供了一个三阶段的古史系统，三阶段分别以少昊、蚩尤、颛顼为代表。过去古史辨派是不相信这一系统的，而且非但不相信这一系统，就连《国语·楚语下》下所记观射父的全部解说，也认为皆出于西汉末刘歆的伪造。顾颉刚先生曾明确指摘这段文字的来源有三处：“其一是《尚书·吕刑》，抽取了里边的‘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一语而大做文章。其二是《史记自序》，整段地抄进去，可谓熟读司马氏家谱。其三是《山海经》的《大荒西经》，摘了‘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一语，说是出于司马氏的宣传。其他巫呵，觋呵，祝呵，宗呵，说得非常透澈，这是因为刘歆在王莽持政时做了‘羲和’，又‘治明堂’，又‘典儒林史卜之官’，这些典故是他很熟谙的缘故。”何以知道这段文字是伪造的呢？顾先生又详述其理由说：“《太史公自序》之言如果是司马迁钞自《国语》，则九黎乱德，重、黎正之，三苗乱德，重黎之后又正之，这正是司马迁先代的两件最光荣的功绩，《自序》里为何忘了？重上天，黎下地，也是司马氏家传的两件神圣的故事，《自序》里为何也忘了？这还不奇，颛顼之王天下，受自少  ，《国语》之文明自如此，何以《五帝本纪》里竟缺了少  一代？这还不奇，巫觋祝宗这些制度，《国语》里口口声声说是古代确定的。故前云‘各司其序，不相乱也’，下即云‘少  之衰，九黎乱德’，乱，即乱此巫觋祝宗所司之序也。下又云‘三苗复九黎之德’，则又乱此矣。下又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则又复此矣。这样的一个自古以来确定的制度，这样的一个乱了两回又复了两回的旧典，在古代宗教史上是何等重要的材料，为什么司马迁作《封禅书》时却不录一字呢？为什么班固作《郊祀志》时又完全收进了呢？此无它，司马迁在刘歆前，还不知道有这些事；而班固生于歆之后，耳濡目染之久，就不自觉地上了他的老当罢了。”（4）

顾先生的看法，我们不能同意。首先是“绝地天通”的神话与传说起源很早，《尚书》与《山海经》的记载本身就是证明，只不过二书所记仅是极片断的东西，比之实际口耳相传的内容要简略得多。要说春秋时的观射父仅据二书的片断记载就能凭空造出一大篇“文章”，已不免令人生疑；至于说观射父的话全出自刘歆的伪造，则更难令人相信，因为这样有来历的话，实在非汉人所能造得出。其次是观射父熟知周王室及各大诸侯国的史官文化，他的话中涉及史官世家司马氏的家史也不奇怪。《太史公自序》叙其家世可能是据旧传家谱，但也可能参考过《国语》，要说《国语》的有关内容抄自《太史公自序》，现在并无证据；倒是《太史公自序》很可能因为《国语》的讥司马氏“宠神其祖”，而把神话意味极浓的“绝地天通”之事删去了。司马迁是讲求“实录”的史学家，想来他尤其不愿把自己的家世“神化”。再次，神话与传说史料总会有很多问题，现在利用这类史料，仅取其合理内核而已，实不可与后世严谨的历史记载等量齐观；如果因为这类史料中存在许多矛盾，就把它们看成是完全的谎帐，那么传说古史就有被勾销的危险，而这与古史辨派的理性精神也是不相容的。

其实，顾先生另外还有大量论说，可以见得他并不否认上古神话与传说的史料价值。如他在谈到《山海经》一书时曾说过：“在神权时代，智识界的权威者是巫，他们能和天神交通，能决定人类社会的行动，能医治人们的疾病，能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他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口含天宪无所不言，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5）这一段话，直可看作是研究上古神话与传说的一个纲领。他在具体讨论“绝地天通”的故事时，又括述《国语·楚语下》的解释说：“本来神有神职，民有人事，各应守其本分；后来下界人民受了过度求福心理的支配，家家设祭请神，刻刻作非分的要求，弄得神和人狎成一体，不可分别。所以上帝作一次断然的处置，命重、黎遏绝地和天的交通，回复原来的法度。……重、黎惯于上天下地，所以能绝地天通；《楚语》所说已是把神话变做历史以后的解释，但这解释还是比较早的。”（6）看这些话，似乎顾先生又并非以为观射父的解释都出自刘歆的伪造。顾先生的“古史辨”，会归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特别强调上古“宗教史”与“政治史”的分别，强调传说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原都是“天神”而不是“人王”。所以他的宗旨，也便强调“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7）。这也就是他所称的“信史”与“非信史”之别。问题在于，“那时”的宗教史也便是政治史，而宗教史、政治史都属于社会史，所以要考察上古社会，神话与传说仍是不可或缺的史料。也因此故，考察古史的“层累造成”，就既要考虑到神、人之别及神的“人化”等情况，又必须充分注意到古时神、人不分的传统。换言之，古史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大都具有天神与祖先神的双重神格，而祖先神的神格实际代表着部落集群的人格，并且这种人格也往往散射到天神的神格之中。从这样的人格与神话的混杂状况中，即可窥见上古历史的真实，这应是发掘和利用神话传说史料的一个基本着眼点。过分强调“古帝王”是神而不是人，或反过来说是人而不是神，都是只取一面而不周全的做法。

现在回到本题上。据我们所考察，“绝地天通”传说所反映的少昊——蚩尤——颛顼的古史系统不但是可信的，而且是可以证明的。仅就诸名号言之，这一系统实际是早期东夷古史的一个段落，相关的传说事迹主要集中于司马迁所称“五帝”时代的前段。“五帝”时代既是黄河流域中原部落大联盟建立、发展和蜕变的时期，也是上古各大集群融合凝聚为华夏族的滥觞期，所以少昊——蚩尤——颛顼的系统虽由东夷名号构成，实际上它也反映着华夏族酝酿时期的整个中国古史。下面分别作些说明。

“少昊”之名，和“太昊”一样，历来被视为古夷人首领之称，人无异词。不过这两个名号所代表的，实际都是上古东夷大集团，不能局限于首领本人。从名号上推求，“昊”通常是指太阳经行的天，即元气广大的“昊天”；而古籍多将此字写作“   ”、“皓”等，本来都指日出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太昊、少昊之名原都出于太阳崇拜，和同样出于太阳崇拜的炎帝、黄帝之名的起源大略在同时（8）。太昊、少昊同出于东夷，并且同为东夷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标志，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顾颉刚先生曾称之为“大太阳神”和“小太阳神”（9）。二名流传既久，从而兼具太阳神格与祖先神格，又因而成为东夷集群实体存在的代称——炎帝、黄帝之名的虚无和实有涵义并存一体的情况也一样。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太昊、少昊集团存续的时间大致相当于考古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绝对年限约当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600年间），这一时段的大汶口文化即是两集团文化的物质遗存。太昊集团兴起较早，原以今鲁中南的汶泗流域为活动中心，而中心之中心在今曲阜一带，其势力则东及黄海沿岸，南及今苏北；后来它陆续西侵中原，转以今河南淮阳一带为活动中心，势力达到今皖北。少昊集团原分布于今鲁北以至渤海湾沿岸，后来它西进、南下，渐次取代太昊集团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东夷势力，亦以曲阜一带为活动中心。当少昊强盛时，其势力几乎覆盖了今黄河下游流域的全部地区，并波及淮北；至黄帝与蚩尤之战起，这一集团的势力始趋向阶段性的衰落，从此揭开了“五帝”时代的序幕（10）。

东夷集群文化除太阳崇拜之外，另一个最为显著的表征是鸟图腾崇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有春秋时郯国国君所述少昊氏的“鸟官”系统。这一系统由“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组成，全是鸟图腾族的代称。其中“五鸟”以凤鸟氏为首（由玄鸟化出的凤为东夷最高图腾），地位最高，执掌历法和祭祀；“五鸠”都是猛禽，实际权力最大，为核心执政族；“五雉”、“九扈”则分管手工业、农业的具体事务。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部落组织的图景，即部落内共有4个胞族、24个氏族，各氏族名义上平等，分执一个部门的权力。但是扩大来看，如果以每一个“氏”代表一个部落或聚落群，以每一个“胞族”代表一个层次较低的部落集合体，那么24个“氏”就构成一个大集团。所以不论太昊、少昊，有时都可成为东夷总名。这样的集团显然是部落联盟时代的产物，其“官职”系统已具备部落古国权力机构的雏形。观射父所说的“类物之官”凡5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为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按五行编排，且都折射为神名，然不若“五鸟”、“五鸠”之类的分工更为细致，神职与民事分离的取向也更为明显。虽然“鸟官”系统的编排也不免沾染五行之风，而毕竟更能反映出上古时代的历史实际。

集太阳崇拜、图腾祖先崇拜以及大地崇拜于一体的东夷文化现象，莫过于有关穷桑、空桑或扶桑的传说。这几个名称后来都作为地名使用，实际皆出于一名之分化，其本义指东夷祭祀“圣地”的大树。这大树古称“若木”，不是指现在所称的桑树。“若”字初文象一人跪祭而双手上举、三缕长发挺拔摇荡之形，表示巫师祭风，尚保存郯子所说“我高祖少昊挚（鸷）之立也，凤鸟适至”之象。“凤”、“风”古通用，甲骨文即以“凤”字借为“风”。“若”字后来简化，由三个“又”字符组成，后来又在下面加“木”为意符，遂成今之“桑”字。在神话中，“若木”又是太阳歇息之所。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乌”即太阳神乌，是三足的鸟（东夷文化考古中最多见三足器）。由神乌背负太阳，栖息于“若木”之上，正为太阳崇拜、图腾崇拜、大地崇拜三位一体。质诸穷桑、空桑、扶桑诸名，实可认为是“凤桑”的分化，“穷”、“空”、“扶”皆“凤”字一音之转。作为地名，它的原型应即东夷祭祀“圣地”，在今曲阜一带，近年学者对此多有论说。因为下面讨论蚩尤、颛顼的传说事迹，多涉及古夷人的太阳崇拜和图腾崇拜，所以这里先略述如上。

蚩尤之起，由于部落战争。这个人物，历来争议最大，因古史茫昧，传说恍忽，人们一直搞不清他的来历。徐旭生先生曾举出多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后世把他当作战神祭祀的地域及其与各氏族间的关系），认定他“只能属于东夷集团，并无属于其他集团的可能性”（11）。照我们的看法，蚩尤就是少昊之后东夷的代表，原出于少昊集团的嫡裔“五鸠”族系，“蚩尤”二字即是“鸠”字的缓读。传说他是“九黎之君”，居于少昊故地，这“九黎”也就是“九夷”。不过当时的“九夷”包括所有祖承少昊的东夷部族，还不是夏、商以降仅指泰沂山区以东众多小方国和小部落的“九夷”。“黎”、“夷”一音之转，都是后起的名目，但不妨碍用以指称夏、商以前的东夷部族。后世以“黎”为地名、族名若国名者甚多，十之八九与东夷文化的传播有关系。古代“三苗”处于长江下游，与东夷、淮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人说苗民为“九黎”后裔也并非无故，但不能像旧时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认为蚩尤原出于苗蛮集群。

上古部落战争的发生，可能比后人想象的要早得多，现时考古所见古城的年代早至五、六千年前，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黄河流域各大集群间的大规模冲突，据现有资料分析，还仅始于“五帝”时代揭幕的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循环大战。传说的“三皇”、“五帝”及其世系，古籍所载纷繁不一，每每令人无所适从。其实“三皇”之说出于后世的捏造，并无根底，治古史者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五帝”之史则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是治古史的重点，万不可轻忽，只是当时的大部落并不止五个，“五帝”的名目仍只出于五行说的编排。如果驱除种种迷雾，我们相信“五帝”时代应大致相当于考古的龙山文化时期（海岱龙山文化的绝对年限约当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间）。这一时期开始阶段的部落战争，主要在以炎帝为宗神的西夏集群、以黄帝为宗神的北狄集群、以太昊和少昊为宗神的东夷集群之间进行，因为三大集群相继向中原发展，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而南蛮集群这时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还很小。这时西夏集群的代表人物实是共工即鲧，东夷集群的代表人物即蚩尤，而黄帝之名在传说古史上无所变化。相传先是西夏集群东进，为东夷所败，以致悉数被逐而“九隅无遗”，遂转而与北狄集群联合，共同对付东夷。仗打了多少年不知道，唯知这次冲突的结局是炎、黄诸部在今河北西南部的涿鹿之野打败了东夷，肢解了蚩尤，可能还拿他的头盖骨作了酒器，并且连他的血也用作了祭品（“蚩尤血”）。北狄进入中原较晚（在今山东地区直到龙山文化早期才见到马骨），但涿鹿一战，黄帝成为中原部落大联盟的第一位盟主，传说他一直打到东夷腹地，在泰山举行了会盟仪式（“合鬼神于西太山之上”）。黄帝之名虽然是后人追加的，但后来几乎无异称，直到被尊为中华第一祖，就因为他是大联盟的缔造者。与此相反的是蚩尤的名声变坏了，被说成“贪”，被说成“暴”，并且后来也不得跻身于“古帝王”之列，只是在他的故乡仍被奉为战神、兵主，历世祭祀不绝。近年有学者提出以蚩尤与炎、黄并列，同视为中华三祖，虽出于眷念地方文化的情感，而亦不无原因。

最初缔结的中原部落大联盟还是极松散的，各大集群之间的实力较量并未停止，因此很快便又发生了炎、黄之争。据说这次是“炎帝欲侵陵诸侯”，战争仍由西夏挑起，而以黄帝为首的北狄集群联合东夷，经过大大小小的“五十余战”，最终在阪泉之野打败西夏，并进而把大联盟的覆盖范围一步步扩展到了江汉流域。由此便扯出了黄帝部的主要同盟者——颛顼部。

颛顼其人，徐旭生先生认为“他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12）。近年学者则多主张他属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篇说他“生自若水，实处空桑”，“若水”当即“若木之水”，可见传说以为他本出于东夷“圣地”。《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谈到“少昊孺帝颛顼”，尤可见颛顼出于少昊系统。此外还有很多传说资料，可以印证他本为东夷及东北夷首领。我们相信他就是蚩尤的后继者，“颛顼”之名亦由“蚩尤”转来。传说中所以不见他有很多战功，分明是为蚩尤的盛名所掩盖；而《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以致打得“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江南”，恰好反映出阪泉之战时的酷烈情形。在司马迁所记的“五帝”系统中，颛顼居第二位，列黄帝之后。大概在中原部落大联盟成立之后，植根于深厚农耕基础上的东夷势力逐渐恢复，继而取代北狄成为大联盟的盟主，从而西夏也就成了竞争的失败者。相传颛顼建都于今河南濮阳，故后世称这里为“帝丘”。实际这里不仅曾是颛顼部的活动中心，也曾是大联盟的活动中心，所以到了《山海经》里，颛顼的足迹就无远弗届了。神话传说往往把他说成是黄帝的后裔，当皆由东夷集群取代北狄为盟主的事实化出。

颛顼的主盟是中原部落大联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大抵当他在位时，大联盟逐渐巩固下来，所谓“绝地天通”即是他以盟主的身份所采取的宗教改革措施，大联盟的基本政治体制也因此而趋向完成。在他之后，源出东夷太昊集团的帝喾部继为盟主，同时共工部、祝融部亦在大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帝喾之后，是北狄的尧（黄帝后人）、东夷的舜（帝喾后人）、西夏的禹（共工即鲧后人）相继为盟主。尧、舜、禹皆由推举产生（即所谓“禅让”制），表明三大集群轮流主盟的机制已经形成，这是大联盟稳定发展的阶段。不过到禹去世后，东夷皋陶部（太昊后裔）未得按民主推举程序继位，伯益部（少昊后裔）起而抢班亦告失败，盟主的地位最终落到了禹之子启的脚下，从而开始了大联盟的“公天下”向姓族统治的“家天下”蜕变的过程。中间经过一系列的夷夏交争，东夷后羿部（伯益部后裔）及夷夏混融的寒浞部曾一度主盟，至少康“复国”、后杼全面打败东夷，所谓“夏王朝”才真正巩固下来，而这也同时标志着部落大联盟的历史及“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在整个“五帝”时代，三大集群间的角逐和争夺事实上从未停止过，不过当时民族发展的主流是黄河流域的夷夏融合（即包括北狄在内的西北集群文化与东方集群文化的融合），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的形成即肇端于此。另外还须注意到，尧、舜、禹在位的时期，三大集群既曾长期联合与南方的“三苗”作战，又曾不断以“教化”的形式招抚苗民，从而使南蛮集群的一些部族也逐渐融入华夏族。此亦即史所称尧育重、黎之后而使复典旧职的传说依据。

上述古史轮廓，重在说明少昊——蚩尤——颛顼的传承统系。据此，可以比较方便地参照考古资料，探讨“绝地天通”的历史源流。

三、考古学所见古夷人的祭祀和巫术

“绝地天通”的神话与传说，狭言之只关乎原始的宗教，广而言之则涉及原始礼乐文明的发生和演进史程。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大要起于祭祀，而“绝地天通”要垄断神权，其实就是要垄断重大祭祀权。专就海岱考古言之，如前所说，传说的少昊时代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颛顼时代处在海岱龙山文化前期，而蚩尤恰恰是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人物。因此要弄清“绝地天通”的源流，可以拿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作参照。

人类原始宗教萌生于旧石器时代，成熟于新石器时代，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反映原始宗教和社会历史的神话与传说皆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丁山先生曾指出：“由宗教发达的程序言，任何原始民族皆先有图腾，然后有地界神，进一步乃有天界神，至于星辰日月诸神出现，宗教才算成熟。”（13）这是不是毫无例外的普遍规律，还不好说，起码在中国看上去是这样。如果就以此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古夷人的宗教还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就已经趋向成熟了，考古的证件可以举出许多。其中最直接的证件，莫过于考古所见的陶制及玉制礼器系列（主要是祭器系列）。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族群的礼器究竟有哪些，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诸如造型独特的陶鬶、工艺水平尤高的薄胎黑陶高柄杯、质地极纯的白陶、装饰美观的大镂孔豆及彩绘宽肩壶等，都有可能被用作礼器。这些种类的器物在初也是实用器，但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都成为上层社会的珍贵品，并且往往与其他贵重物品组合随葬，因而也就逐渐转化为礼器的器种。其他如大口尊、大型的陶鼎及陶   等，也应该常被用作祭器；出土甚多的陶觚，则为日常酒器之一。玉器方面，诸如精致的玉   、玉锛及圆孔方形器、玉璧等，也应属于礼器的范畴。用于礼仪的乐器也有发现，如所谓“笛柄杯”及陶鼓等（大汶口墓葬中所见的鳄鱼皮骨板应该是原始鼍鼓的遗迹）。

反映古夷人原始宗教及巫术文化的另一类器物，可以总称为巫器，包括骨牙琮、龟甲器、獐牙器等。已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骨牙琮，共有五十余件，皆以大型兽骨或象牙制作，中空，器表雕饰一、二、三组不等的弦纹，弦带间又有多少不等的圆形穿孔，有的孔内还镶嵌绿松石。过去一般习称这种器物为骨牙雕筒，对它们的宗教涵义理解不够；近年随着对良渚文化玉琮的研究，学者们始意识到这种器物实应称之为骨牙琮。其用途应该和外方内圆的玉琮一样，都是巫师贯通天地、敬天法祖的重器。出土骨牙琮的墓葬以大、中型墓居多，可证这部分墓主的身份、地位较高，有些可能是高级巫师，甚至有的就是专职的祭司，其中也不排除部落酋长兼为巫师和祭司的情况。就这一部分人而言，“巫”的身份是与政治权力相统一的，骨牙琮也就成为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如果是部落酋长，那么骨牙琮尤其有可能成为与大型玉  之类配套的器物，在他们手中都发挥着某种“权杖”的作用。不过骨牙琮也有制作粗陋且形体较小的，可能是民间巫医的用具。所谓龟甲器，是用龟的背甲和腹甲合成的器具，龟甲多经过截磨和穿孔，有些还盛有骨针和小石子，整器出土的数量与骨牙琮差不多；所谓獐牙器，又称獐牙钩形器，是用两枚雄性獐的犬齿安装在骨质或角质的柄上而成的，出土数量几乎比龟甲器多出一倍。这两种器物，我们以为都是民间巫医行医、行法的标志性道具，有时还在同一座墓中出土。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有不少散见的龟甲和獐牙、猪牙出土，有的龟甲可能已用于占卜，獐牙、猪牙亦当是民间医具（应是与砭石之类并存的）。大汶口文化遗物中还多见玉制锥形器，是一种贵重物品，也应是巫师的医具，是针、石类医具的高级形式；还有一种被称为牙璧或旋玑的玉器，我们认为也是巫师的高级医具和法器。大汶口还出土一件别致的象牙梳，学者由梳体、梳齿的透雕所显示的一系列数字组合推测八卦的起源，亦未必纯属子虚乌有，它也有可能兼作女巫的“道具”。联类而言，大汶口文化所反映的一些特殊的习俗，如青春期拔牙、头骨人工变形、口含石球或陶球等，大约都与民间巫风的流行有关系，考古所见体现这类习俗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他们可能大都是民间的巫觋或摹仿巫觋而为人祛病消灾的人。

原始文字的发明也是与巫术有关系的。大汶口文化所见的陶器符号，特别是莒县陵阳河出土的9种、21例，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汉字的祖型，其中有个别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还远播到今胶东、安徽北部乃至南京等地。原始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证明，巫师最有资格成为最早创字、识字的人，那时文字符号的创造实可视为巫术的一部分。目前对陵阳河陶器符号的认识还不一致，但即使仅仅认为这些符号是写实画、是氏族标记或图腾，它们既刻划在大型陶尊上，便也与部族祭祀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几乎公认这类陶尊应是当地先民祈年报祭的遗物。

以上所举仅是大汶口文化所见有关原始宗教的几种“硬件”，还不包括大量相关的美学意义上的“软件”（如艺术造型和装饰等）。这些“硬件”在海岱龙山文化时期都有重大发展。举其特别突出者如：陶鬶发展成为型式复杂多样、造型更为典雅且流传极广的重要器种；薄胎黑陶高柄杯发展成为堪称人类制陶史上空前绝后奇迹的“蛋壳陶”；玉器的制作出现了大型专业作坊，玉  、玉锛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加，有的还两面刻有兽面纹，制作精致而无使用痕迹的玉戚、玉刀、牙璋、牙璧、玉琮、圜形器、圆孔方形器等也增加了礼器的种类（骨牙琮的逐渐消失当与玉器的发达有直接关系）；龟甲续有出土，而用于占卜的动物肩胛骨更成批出土，且有钻有灼；文字则发现了“丁公陶文”。祭器、葬器的有序组合比之大汶口文化时期更为明显，如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蛋壳陶”高柄杯及陶鬶、陶  等精美器物都专门盛放在彩绘木匣中，即显示出贵族礼器的传统配置。这时冶铜业的零星遗迹则透露出贵族礼器向更高级形式发展的趋势。

罗列具体的考古成果不是难事，更要紧的还是要作出整合的分析。海岱考古证明，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本地区文明的因素已经积累甚重。有一些公认的文明起源条件，如贫富分化、社会分工、私有制的产生等等，历来考古学者已就大汶口文化的材料揭示很多，这里不拟多述。仅从整合分析着眼，尤须注意的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氏族制向宗法制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应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系统的演变。张光直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龙山文化的墓地里墓葬的空间分布形态，使我们相信当时已有宗法制度；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宗法制度可说是龙山时代政治地位分层的头一个基础因素。”（14）此说所依据的墓葬分布形态，指的是墓葬在墓地中的成组分布，同时每组之内的墓葬又有大、中、小不同的等级。据此也就可以判定，墓葬的组便显示亲族的宗，而组内的墓葬等级便代表宗族内不同等级的成员。这一现象，其实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非常明显。最为典型的是陵阳河墓葬，这里已发掘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有45座，共分4组，凡中型以上大墓全部集中在遗址北部的一组，贫墓、小墓则一律在其他三组。可见宗族及宗族内部的等级分化，这时在一些大型聚落中已多么严重。

宗族繁衍造成聚落及聚落群的扩大，聚落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聚落中心。考古学者相信，还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海岱地区已经出现由聚落中心及其周围不同层级的聚落构成的“古国”；而到龙山文化时期，这样的“古国”更大批形成，并且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地方，聚落分布的密度已与今日乡村的分布相仿，从而也使聚落中心进一步向早期城市的方向发展。城的兴起是史前聚落形态发展的高峰，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大标志之一。目前在山东省境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城，不过这种原始城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土围子的形态；真正的早期城大抵都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现今在山东境内已发现十五六座，且有成组的分布，另有五六处已发现城的线索的遗址。无须赘说，以防御功能为主的早期城都是部落战争的产物，而现在已知的山东龙山城大都始建于本地区龙山文化早期，正可与当时三大集群间大规模的部落战争相印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西阳谷县景阳岗城组的3座龙山城，茌平、东阿城组的6座龙山城，与鲁北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4座龙山城，这13座龙山城，自西向东几乎是一字排开，俨然是一道千余里的防御工事。由此推想传说的黄帝与蚩尤之战，西北集群由冀州之野南下海岱的事实便昭然若揭。

龙山城的研究，牵扯到与本文所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所谓统治者“独占”巫觋的问题。如上所说，龙山城乃是早期聚落中心持续发展的结果，因此城内数量可观的人口一定存在结构性的社会分层。换言之，城内人口决不会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者，必定还有一定比例的统治者、行政管理人员、巫师、巫医以及家庭的或专业的手工业者，甚至还可能有专门从事交换的早期“商人”。单就巫觋言之，虽然现在还不能断定当时城内以至国中所有的巫觋都是为新生贵族服务的，但可以肯定是统治者一定有自己的巫师，亦或酋长或国王本人就是大巫。此类巫师不论为医、为卜，主持祭祀或其他礼仪始终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是由于龙山城邦的宗教活动已决非前此普通部落的宗教活动可比，其规模、仪式等都更趋高级而复杂，非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巫师不能完成。这可由龙山城内大型祭祀建筑加以证实。现知鲁西教场铺龙山城内，有大小两座夯筑台址：大台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约占去全城面积的四分之一，被认为是宫室建筑群基址；小台址在大台址之东，面积亦达1.6万平方米，被认为是宗庙建筑基址。景阳岗龙山城内亦有相似的大小二台址，同样是大台在西，小台在东，大台面积约9万平方米，小台面积1万多平方米。其他一些山东龙山城址的初步探查，也显示有相近的建筑布局。事实上，中国自古即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传统的形成可以一直溯源到史前，是以龙山城邦宗教建筑的正规化即显示出统治者对巫术、巫觋的掌握和控制。而这些说到底都不过是当时统治者加强政治权力的措施，前述巫术性考古遗物的增多、趋精和集中无不与这一根本问题相应，此亦即巫职与民事趋向分离的政治基础。

人所共知，中国古代的祭祀主要分为祭天、祭地和祭祖三大系统。有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是，这三大系统究竟是什么时候分化开来的。以情理推之，当原始宗教尚未成熟时，这种分化还决不可能产生；而就“绝地天通”神话本身而言，似乎它又直接表明了这种分化就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表现在考古上，浙江余杭属于良渚文化（年代与龙山文化相当）的莫角山城址，非常清晰地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这一遗址的城内发现三座夯筑台址，较大的一座居东偏北，较小的两座居西而南北排列，而在正对东部大台的南东门外又有一祭台。这使人想到两周时期鲁国故城的祭祀建筑布局：鲁国宗庙建在城内东部，西部则有周社和毫社，而城外用于祭天的郊坛（今舞雩台）则在宗庙正南东门轴线的延长线上。如果允许猜测莫角山良渚城内的大台是祖庙，小台有一座是社坛，南东门外祭台又是郊坛，那就与鲁故城的祭祀建筑布局完全吻合了。目前在已知的山东龙山城内外，还没有发现多台址的祭祀建筑，但这并不表明当时三大系统的祭祀还没有分化。各地风俗不同，地形亦异，也许在有的地方已有多台祭祀建筑，只是考古还没有发现；也许更多的城邦只有一处大型公祀场所，其余的祭祀通常仅仅除地而祭，并没有祭台，况且直到后世，以天、地、祖合祭也还是习见的风俗。种种情况都有待考古学者留意，而在取得更多的考古证据之前，人们仍有理由相信颛顼的“绝地天通”已经完成了三大祭祀系统的分化。

四、“绝地天通”与原始巫政的变革

以上所谈古史系统和巫术文化，大抵可以看成是有关“绝地天通”问题的主要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大量的古籍资料、考古资料和现代民族志的材料都表明，史前原始政治基本上是神本主义的，或可称之为巫觋政治，巫觋和巫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因此要弄清“绝地天通”的源流，揭示其多重涵义，必须从分析原始巫政的变化入手。

“五帝”时代前期，角逐黄河流域的各大集群通过剧烈的部落战争而走向重组、结盟，逐步缔造出中原部落大联盟，并使之获得初步的发展。这个大联盟并非只是个空壳，而是有着实在的内容，有着自己的结构和体制，有着由各大集群的长老组成的议事会和由民主推选出来的族团首领组成的执行机构。肯定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中国早期华夏国家政治体制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无从谈起。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原部落大联盟形成时期的“造神运动”。从后世所理解的世俗政治的层面来看，所谓大联盟政治自然只是部族集群间互相关系的制度性体现；而从原始宗教的层面来看，这时代表各集群及重要族团利益的，却是一系列兼具自然神与祖神格的神灵。从传说分析，诸如黄帝、炎帝及太昊、少昊等名号（或这些名号的初始内涵），大致都是到“五帝”时代才逐渐固定下来的，虽然其事实素地和它们所包涵的部族统系观念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按传说所称，当大规模部落战争连续发生之时，各大集群竞相以云纪、以火纪、以水纪、以龙纪、以鸟纪，这些部族标帜的统一和树立，也就是我们所说“造神运动”的过程。云、火象征太阳神，水也代表自然神，龙、鸟则表示图腾神。图腾神起源最早，少昊氏以鸟纪，用的还是本色图腾；作为东夷总称的太昊、少昊，则仍为太阳神名号。太阳崇拜观念以地处东部地区的古夷人最为强烈，黄帝以云纪、炎帝以火纪的传说应该都是太阳崇拜观念散射的结果，共工氏以水纪的传说当更晚起。实际上，后来所称的“古帝王”无不具有太阳神格，包括尧、舜、禹在内（15）。然而传说的最高太阳神格集中指向颛顼，是以颛顼独称“高阳”，近世学者亦率称此名之涵义即“高高的太阳”。不管这种译释是否准确，传说以颛顼为最高太阳神是可以肯定的，从部族观念上说，这一名号即是太昊、少昊的嫡传。概括言之，大致到“五帝”时代之初，各大集群间的循环大战曾经引发一场“造神运动”，人间的纷争进而演化为神灵之间的较量。其后图腾的变化、祭祀的繁杂、巫觋的花样翻新乃至“王国”体系的构造、大联盟地位的争夺等等，都使大大小小的神灵粉墨登场，太阳神的重塑、定型及其内涵的放大、权能的提升，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带有终极性的结果。

太阳神的宗教涵义可以转换为天神、上帝，诉诸其祖神格则为宗教主。传说以颛顼为最高太阳神及最大宗教主，显然与他所采取的“绝地天通”措施有着绝大的关系。“绝地天通”的字面意思是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然而这一措施所塑造出来的却是通天教主，天地之间的交通从来就没有断绝过。今人对上古天地相通观念的理解，往往过于理性化、哲学化，而忘记了邃初先人们的质朴认识。实则诚如徐旭生先生所说，“地天”可以相通，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还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事实”，而决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按着当时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上插云霄’，在各民族里面，全有着它相类的成语。在先民们看起来，它是实在的，并不像在我们近代人的思想里面，它仅只是在文学上的夸张一样。上插云霄的高山就是神圣所常游的地方，尽少说，它离天不远，同它是比较容易交通的。凡宗教主，如摩西的登西奈山受十诫，穆罕默德的入山受阿拉的启示，全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6）依据这一种看法，那么天地可以相通的观念也就成为当时创造天神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贯通天地、上见天神是当时巫师的主要职务，这一职务的最高承担者自然也就是宗教主，其世俗身份则非最高部落领袖莫属。巫师通神的工具和手段，据张光直先生所说，除了上插云霄的高山外，还有树、鸟（凤——风）、动物、占卜、仪式与法器、酒与药物、饮食乐舞等（17）。这个归纳较为宽泛，而“绝地天通”所涉及的主要是高山和高山上的大树（称为若木、建木等）。以动物而言，神话中有很多“乘两龙”之类的角色，显然都是由上通天神的观念创造出来的。考古的例证，则莫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所见的用蚌壳铺成的三组龙、虎形象，其中即有人骑龙的形象。据说这是仰韶文化遗物，而也有人认为墓主即是颛顼或颛顼部落之人。学者对这些摆塑艺术形象的宗教涵义还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最确切的解释恐怕还是张光直先生所说的“濮阳三   ”：“濮阳的新发现，与濮阳资料与古代道教中龙、虎、鹿三  的密切关系，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美术中的人兽关系就是巫   关系。人便是巫师的形象、兽便是  的形象；  中以龙虎为主，其他的动物（包括鹿）在古代美术形象中种类是很多的。”（18）

就原始巫政的本质特征而言，所谓“绝地天通”的初始涵义，仍须从上古祭祀活动的分化上去寻求。盖自远古以来，以图腾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种种泛杂祭祀活动——包括较后起的祭地和祭天——原本是混沌在一起的，神的类型不清，是以“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区别）”。氏族成员间的祭祀权力既无高下之分，自然也就“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殆至颛顼之世，天、地、祖三大祭祀系统渐趋分离，人群的分化与等级的萌芽日见鲜明，于是在大联盟的政治层面上，便有了涵盖各地方巫政的“绝地天通”之举。从此天、地之祭通过神巫各有“分主”，部落祭祀之权及神职遂为新生贵族所垄断。纵向观之，人、神之间的交往增出神巫为中介，“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民神异业”，不得相“浸渎”，一般氏族成员失去了自由祭祀的权利；横向观之，“南正”掌祭天而为神职，“火正”掌祭地而主民事，虽然祭天和祭地实际上都不能脱离巫觋活动，而“天地神民类物之官”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巫觋并非是到颛顼时代才出现的，但“绝地天通”之举无疑使巫觋的权能大大扩张。纯从宗教神学的意义上来看，“南正”与“火正”的分职未必有实质上的差异，它们最终仍皆统一于最高太阳神颛顼。但如果“历史”地来看，祭祀权与民事权的分化仍是原始巫政的一个重大转折。前人对“火正”主民事有疑义，郑玄甚至认为“火正”当作“北正”。然如庞朴先生所说：“火正的职能，表明其任务是观察大火。而‘司地’就是‘司土’，也就是后来的‘司徒’，起先是同农事和民事密切相关的差事，所以‘其功大矣’。”（19）“火正”本为历官，行“火历”而主民事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管子·五行》篇说“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

“重黎”之名的训诂颇费思索。《说文》释“重”字云：“重，厚也，从壬，东声。”此指轻重之重，而不是重复之重。于省吾先生以为甲骨文“东”字在“束”字中部加一横画，“重”字又在“东”字上面加一横画，都是指事字（见《甲骨文字释林》）。郭沫若先生则特别强调“重”字古义与“申”（神）字有联系，认为“申字乃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而古有重义”（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我们怀疑“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的“申”字本象闪电，后来用作“神”字；“束”字及所从出的“东”字本象草扎的人体形，在初也表示神灵。后来“申”（神）字流行，“束”，“东”二字的神灵意义遂废；而“东”字又借为方位词，乃至终成从日从木之字。“重”字，从小篆字形上看，本为从人、从东（在初或从申）、从土之字，我们以为正是人通过“神”沟通天地的会意字。此又恰可为上古先民的“造神运动”提供一个旁证。“黎”字较易解释，其初义当与农耕有关，即“犁”字之义；作为族名，则“黎”当与古“莱”夷有联系，“莱”、“黎”一声之转，后又衍化出“黎民”等义。古籍中多谓祝融即黎。如《礼记·月令》郑玄注：“祝融，一名黎，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死为火神也。”《尚书·尧典》又有“羲和”之名，目之为二氏族，且分化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管东西南北和春夏秋冬，以“敬授民时”。伪孔传以为“重即羲，黎即和”，是以“重黎”和“羲和”二名对照为训的，但由读音求之，实以谓“重即和，黎即羲”更相近。有学者说：“重和黎，其实都是火神，不过一个管天界之火，一个管人间之火罢了，可以合称为重黎，二而一，一而二。”（20）这个理解应该是合乎传说实际的。我们以为“重黎”之名很可能是由“祝融”之名转化来的。祝融又写作陆终，“重”字或者就是“祝融”若“陆终”之急读；如果单称“融”，则其音如“黎”（“融”字古读如“鬲”）。所以“重”、“黎”、“重黎”，单称或合称皆无不可。

祝融部的传说世迹和族属问题是最为复杂的。近世学者多谓祝融为南方之神，代表古苗蛮部族。这看法主要受到《楚辞》的影响，未可全据。据我们所推求，祝融部原来也是少昊集团的主干部族之一，和蚩尤、颛顼部一样，皆源出于少昊之“五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重为少昊氏四叔之一，也可为祝融部原属少昊集团提供一证。大概这一部族在进入中原后，曾长期协助颛顼部及其后继者帝喾部执掌部落大联盟的权力，所以相传祝融先后为颛顼和帝喾之“火正”；又有极大可能的是，在颛顼部衰落之后，原出于东夷少昊集团的许多部族都归到了祝融部的旗帜下，所以传说中由这一部落分化出的部族特多。《国语·郑语》载祝融后裔有己、董、彭、秃、  、曹、斟、芈八姓，后来八姓又派生出不少支族，建立了许多国家，分布地域很广，几乎遍及中原及其周围地区。综合有关传说来看，祝融部先前也活动在颛顼部旧地，即今河南濮阳一带，后来所属部族才分迁四方。其中西迁的一个支系，包括斟姓部族和有扈氏，渐次融入西夏集群而成为夏后氏的中坚力量。这一支系可能是典型陶鬲的发明者，他们在夏初又曾东迁到东夷故地潍淄流域；近年在青州一带发现不少带有“融”字族徽的铜器，均为商末周初时物，显然是祝融部后裔的遗存。后来楚人奉祝融为祖先，但这并不就证明祝融曾为南方苗蛮集群的首领，南迁的芈姓只不过是祝融部氏族中的一个支系。

简要地说，重黎之名所代表的部族实体应即祝融部的嫡裔，因为他们曾协助颛顼“绝地天通”，所以后来便世袭“火正”之职。由“火正”的职责推求，“绝地天通”在重视农事的意义上，也可说是一次原始历法的改革。神话传说中的祝融或重黎兼具太阳神、火神诸神格，不尽拘拘于人间事务，但其传说原型和最初“身份”应是“火正”，这点在古文献记载中几乎没有什么歧异。如《国语·郑语》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韦昭注：“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时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韦氏对“祝融”二字的训诂没有什么依据，但古人以其与原始历法相联系是有来由的。其实，“命之曰祝融”，无异于是说由祝融部担任“火正”的职责。《郑语》又说：“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火正”曰祝融。《汉书·五行志》解释说：“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所谓“掌祭火星”，也就是观察“大火”的运行以治“火历”；所谓“行火政”，还包括古人所称“出火”、“内（纳）火”及“止火”等日常生产（如烧荒）和生活中的用火制度。这些职责投射到神话学上，祝融也就成了太阳神火之神及星象历法之神。

古之“火历”，久不为学者所习，近年由庞朴先生的发明始得彰显。由传说的颛顼、帝喾、祝融诸部的活动地望推断，“火历”最早应起于东夷地区，后来才逐渐流传到中原。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符号中，由“日”、“火”二重符号或“日”、“火”、“山”三重符号组成的几例，亦即学者释为“炅”字及其繁体的几例，可能就是最古的“火历”孑遗。对此很难求得天文学上的精准证明，但以太阳和“大火”星纪历的传统应该是历史存在，其符号转化形式也不必要求都符合现代科学标准。《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反映出商代历法中仍保存着一些“火历”的成分。同书昭公元年又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则反映出上古“火历”与“夏历”的错互与冲突。“火历”以“大火”昏见之时为岁首，“夏历”则以参星（实沈主之）记岁首。“不过夏历不专以参星纪时，而是历象日月星辰，或者至少如《夏小正》所记，以斗和几种星辰为标记，这又与火历不可同年而语了。”（21）参星的出没、中天都与农事季节不相应，不曾独自成为授时的依据，这又使人疑心炎帝“以火纪”及祝融为炎帝之神的传说，或者是由东部地区的“火历”传统嫁接到西部地区去的（可能与祝融部的西迁有关系）。“火历”当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需要“历象日月星辰”的各种辅助工作，并且不可能脱离太阳崇拜。陵阳河出土的陶器符号中，还有由多个小圆圈有规则地排列组合成的符号，有学者认为即是星辰的象征。

《尚书·尧典》中所记的羲和，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时”的总管。《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云：“羲和盖天地之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归臧）·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夫有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   谷。”这个羲和的身份，在神话中变化无定，或为帝俊妻，或为日御，又或为日月之神，总之都是与太阳崇拜及古历官的职责纠缠在一起的，并且明显地出于东夷传说。而古籍中有关古历法的资料，则又往往被统归于颛顼。《国语·周语下》说：“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这个“星”应该是指北斗。《左传》昭公十七年说：“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姓、任氏实守之。”杜注云：“岁，岁星也。颛顼之虚谓玄枵。……姜，齐姓；任，薛姓。”这又说到岁星纪年法。这些都反映出将古历法上溯至颛顼时代的意识根源。《汉书·艺文志》录有《颛顼历》、《颛顼五星历》，虽出后人伪托，却也并非全无托始来历。恩格斯曾指出：“最初的宗教表现的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的庆祝活动。”（22）从这层意义上观察，颛顼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的措施，也便包含了整顿原始历法的工作，并且这工作本身又透露后世帝王“颁正朔”的意味。

原始巫政到颛顼“绝地天通”而呈现制度化的走向。我们注意到，在观射父所描述的“绝地天通”情景中，仍然隐约可以看出少昊集团“以鸟名官”而设官分职的史影：“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实约略相当于以凤鸟氏为首的“五鸟”的职司，“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则大致属于以祝鸠氏为首的“五鸠”（以及所属“五雉”、“九扈”）的权能；所谓“天地神民类物之官”的“五官”，与“五鸟”、“五鸠”等名目也是相合的。传说称涿鹿之战后，黄帝命少昊“正五帝之官”，以至于“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逸周书·尝麦》），显然是针对颛顼“绝地天通”以后的情况立言的。依此而论，颛顼时代部落大联盟的组织结构可能是模仿东夷部落集团的组织结构而建立的，而这样的组织结构当然也代表了中原部落社会的一般情形。郯子所描述的少昊“鸟官”系统，在传说的演变上，可能最早出于“五帝”时代的追述，因此对有关职官的分类采取了带有神秘性的模式化数字（“五”和“九”）。不过如郯子所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事而命以民事”，大联盟的职务已不再使用图腾官称，而开始采用按新起的社会分工划分类别的官称了（即所谓“类物之官”）。造成这一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纪远”或“纪近”，而在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具体地说，图腾官称本起于母系氏族社会，而到父系氏族社会，图腾制度趋向衰落，于是“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的民事制度也便应时而起。郯子用司徒、司马等官职解释少昊“五鸠”的职事，用的自然是后世才能有的观念，但仍然反映出上古图腾官称向民事官称转变的历史实际。尽管在颛顼的时代，所有的官职仍由群巫担任（包括首领兼大巫），而民事观念的增强却有着“决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可惜传说文献对于南正重、火正黎的属官都没有具体的交代，其巫政痕迹构造或者仍可参照仅存的少昊“鸟官”系统。

部落大联盟是高层次的地域性组合，在它覆盖之下，“万国”林立的局面逐步造成，地缘联系渐次取代血缘联系而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与新型宗法制不相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自黄帝以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尚书·尧典》孔疏也说“颛顼以来，地为国号”，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即是适应这一趋势而造成的，大联盟权力的强化过程也就是早期华夏国家的酝酿过程和华夏民族的培育过程。传说资料显示，“五帝”时代的部落大联盟已有模糊的“疆域”，各地的名山大川都是突出的标志。所以我们相信，“绝地天通”的直接外在表征——也是“绝地天通”称谓的直接来历——首先就体现在大联盟对于名山的崇封及其祭祀权的垄断上。也就是说，自华夏“大一统”开辟之初，自命总天下万方的“王者”已开始着力以名山大川为“率履”之界，并且不约而同地由垄断名山大川的祭祀权而走向后世载籍所盛称的“封禅”大典。《楚辞·天问》问道：“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朱熹注云：“‘九则’谓九州之界，如上所谓‘圜则’也。坟，土之高者也。”清人蒋骥山带阁注复明确指出：“则，表则也；坟，高也。《经世历》：‘禹受命于神宗，分九州九山。’《国语》：‘禹封崇九山。’盖增高之以为九州之表则也。……问禹平水土，有九山以为地方之表则，何以坟而高之乎？”“表则”即标志，是表示“疆域”范围的。由势力范围之所及，遍履高山大陵以增崇之，，复出之以上接苍天、下控地界、指挥万方、发号施令之意，此即“封禅”大典的原始形态。传说所谓“四岳”、“五岳”及“三坟”、“九丘”之书，盖亦由此而起。不过这一传统并非自夏禹始。《管子·封禅》篇谓相传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所能记者仅有十二家；《史记·封禅书》因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至汉代已行之千有余年。诉诸“五帝”时代以来的传说古史，所谓古者“封禅”七十二家之说虽未可尽信，其事体之大略当非虚说。《尚书·舜典》记载舜即位后“坛四奥，沉四海，封十有二山”，亦有一定的事实素地。后来“封禅”的地望集中指向今之泰山。大概自第一次涿鹿之战后，黄帝部与颛顼部会盟于泰山，从此泰山便已成为“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之所；下至春秋时，泰山的文化地位已经高不可攀，就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欲行封禅泰山之礼，也被管仲阻止而作罢。由是言之，《诗·  宫》所谓“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不独是鲁人的观念，实是此前两千余年的衍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华夏民族的普遍观念。至今追寻中华文化的历史行程，理念上的泰山仍是一个极高的立足点。

五、附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形成问题

这里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政制，在笔者的观念上，指的是中国文明社会初期“松散联邦”式华夏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孕育于“五帝”时代的部落大联盟，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统合性，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与尧、舜的“王政”措施是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环节，而降及夏王朝正式成立，这一历史性的转换可说已初步完成。早年古史辨派强调破除古史研究上的民族一元和地域一统观念，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益的；但承认上古部族多元并立及平行渐进式发展的历史，并不成为探讨华夏文明整合过程的障碍。

依照本文的研究，传说的颛顼之世可称是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时期。相关的显象可以列举这样几项：一是大联盟趋向巩固，并以名山大川的崇封和祭祀为标志，显示出华夏族滥觞期的模糊“疆域”观念；二是在大联盟集群政治的框架内，神职与民职开始分离，新起的民事官称系统渐次取代旧有的图腾官称系统，反映出社会分工的扩大；三是随着原始宗教的成熟和社会等级制、新型宗法制的萌芽，以祭祀制度为核心的早期礼乐文化日见茁长；四是以“绝地天通”为契机，经验性的原始历法得以逐次推广，这不但是适应并推动原始农耕文化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且成为后来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和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的支点；五是在大联盟的覆盖之下，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大批“部落王国”或“古国”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逐渐向地域性的“方国”转化，并最终与大联盟一起，蜕变为王朝——方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其他一些细节还可联类举出，而大要可证中国早期国家政制久经酝酿，非由一时突变造成。

部落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到尧、舜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现存文献史料中，反映尧、舜“王政”的最具可靠性的篇什，仍当首推传世伪《古文尚书》的头两篇《尧典》和《舜典》。这两篇文字虽有后人伪托的成分，其基本史料却包含着传说的信史，未可轻易否定。不过《尧典》记事简略，有关“五帝”时代后期大联盟的政治状况，主要地还须参考《舜典》所保存的材料。《舜典》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记载舜代尧摄政后所采取的政治举措，涉及当时大联盟的祭祀制度、礼乐制度、巡狩制度、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诸侯朝觐及瑞信、贡赋、黜陡等制度）、刑法制度；后一部分记载舜正式为盟主后设官分职的情况，叙述颇为翔实，计有官职九种，分别由各大集群的重要部落首领担任，皆咨“四岳”而定，并有“十二牧”的任命。“四岳”当是各大集群的“大长老”，亦即大联盟的决策机构议事会的主要成员，非是传统所称仅为羌夏集群的代表；“十二牧”既是各大部落或部落群的实际首领（其数不止于九、十或十二），又是大联盟实际职务的承担者，同时他们也参加议事会，有表决权。按这样的组织系统，大联盟的执行机构可能是与“十二牧”重合的（甲骨文中的“牧”仍是部落酋长的官称）。《舜典》中所用的官称不尽可据，但所反映的水利、农业、手工业、山泽畜牧（包括采集、渔猎及家畜饲养等）4个生产部门和民政、刑法、礼、乐4个政教部门的职责，都可与考古的龙山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作比较研究。依据氏族社会的传统，部落大联盟的部门权力还是按照实力均衡的原则，在推举制的基础上，由各个有代表性的部族分别承担的。换言之，大联盟的组织模式还保存着传统部落体制的躯壳，各部族在表面上也还保持着某种平等的关系。不过这些部族到尧、舜时代，都已转变为地缘性部落集团的核心力量，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宗法势力，而不再是旧式的纯血缘组织。如禹是夏后氏的代表，其核心力量是夏后氏宗族，其势力基础则是一个强大的混合型的姒姓集团。契也是一样，他是商部族的代表，而背后也有一个以子姓宗族为核心的势力集团。舜为盟主的时期，在大联盟的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势力集团约在十个左右。如果仍按传统族系划分，这些集团的代表出于西夏集群的有两个，即夏后氏的禹和传说为姜姓的伯夷；出于北狄集群的有一个，即姬姓的后稷（实际应是黄帝——尧一系的代表，有关后稷的传说出于周人的创造，比“五帝”时代要晚得多）；其余契、皋陶、垂、益、夔、龙（或者还包括祝融部后裔彭祖），均出自东夷。可见这时东夷势力仍然大盛，占据大联盟的主导地位，而舜本亦为东夷之人。不过到舜在位末年，西夏势力已然崛起，到禹为盟主时，已渐开夏王朝建立的先声。

舜的时代是史前部落大联盟最盛的时期。还有大量的传说材料可以证明，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制度到这一时代已相当成熟，夏、商、周三代大乐即皆承相传为舜所制作的《韶乐》发展而来，其他礼制的起源上溯于这一时代的因素亦不难征见。大致从颛顼之世到尧、舜时代，前后历时数百年，是部落大联盟向早期华夏国家转变的关键阶段，因此有关“绝地天通”的传说亦流传不绝。后世称尧、舜为天下“共主”，看来亦决非无故，而舜在早期华夏民族史上的枢纽地位实际比尧更为突出。甚至也可以说，到舜为盟主时，中国早期国家政制已初具规模，只不过还缺少一个姓族统治的主导环节。舜在位的时代，传说古史上号称“虞”，后世以之与夏、商、周并称“四代”。“华夏”一词，我们以为即是由“虞夏”转来的，并无更深的来历，正如后世所习称的“秦汉”、“唐宋”之类。古时“虞夏”、“华夏”（以及号称为黄帝之母的“华胥”）皆为双声叠韵字，“虞”、“华”不过一声之转，即“诸华”、“诸夏”亦如是。“华”的概念偏指东部地区，“夏”的概念偏指中原及西部地区，盖因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穿着黄河流域东西轴线的部族斗争和融合，东西合璧乃可称“华夏”。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兴替，仍然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窃以为循从这一思路研究古史，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始可理出一个大体的脉络。

初九潜龙

公元前30世纪，中国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那个时期，中国大地散居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居住在北方的称之为北狄，南方的是南蛮，西方的叫西戎或羌，东方山东一带则是东夷。远古时代，“夷”、“蛮”等词并不是坏名词，只是代表部族的名称。那时的“夷”与现在的“人”，在本义上是一个字，由于古代中国东部和西部语言发音的不同，西部念人，东部读音为夷，至今胶东一带仍然保留这种古老发音的痕迹；“夷”字，按造字法，为“人”负“弓”合成，表示东夷人是善于射箭的部族。
    在夷、蛮、羌、狄等远古部族之中，东夷的发展水平最高，力量也最强，考古发现证明：东夷人最早过渡到农业社会，最早发明陶器，最早使用铁，且青铜器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夷是夷族的总称，其中还有许多支族，如莱夷、岛夷、嵎夷、鸟夷、淮夷、根牟等。东夷各部族组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最早的首领叫太昊，也叫伏羲氏，姓“风”。古代的“风”与“凤”是同一个字，太昊部族和其他东夷各部落一样，是以鸟作为部落图腾的。
    据古书记载，太昊部族发迹于鲁中丘陵周边的淄、潍、沂、泗、汶等诸水流域，即以青州故地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山东地区。以太昊为首领的各东夷部族似乎是从西北方迁徙而来，先占据淄河、潍河流域，后又继续南下，越过鲁中山地，迁徙到沂水、泗水地区，再往后，又活动于鲁西南一带。到黄帝时期，东夷部族已经占据着整个山东地区，繁衍生息。
    这时，各部族开始在中原地带发生碰撞和交流。最早占据中原的是来自南方的炎帝部族，它遭到号称“九黎”部落的攻击，“九黎”即是“九夷”，是东夷部族迁徙的淮河流域的支系，也叫淮夷。九黎的首领叫蚩尤，神话里说他是兽身人言，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吃沙石，能呼风唤雨，十分凶悍善斗，把炎帝部族打败。炎帝不甘心失败，便与西羌的黄帝部族联合起来，与蚩尤大战于逐鹿，战争非常激烈，炎黄联盟最终战胜九黎部族。很多东夷人做了俘虏，当了奴隶，被称作“黎民”。黎民这个词语，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一直被后世沿用。

初九潜龙

[转帖]蚩尤考
蚩尤是什么样的神呢？
  
在汉族古代主要是把蚩尤作为英武的战神加以崇拜的。
  
古人往往把劳动发明的文化英雄崇拜为神，这是对超常的劳动创造能力的崇拜之人格化。大约因为蚩尤部落最先使用金属武器，在战争中大显神威，所以经神话思维的作用，蚩尤就被幻想为“铜头铁额”的神化人物，而且还“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神通广大。《尸子》：“造治者，蚩尤也。”（御览833引）《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金即铜，《管子·地数》、《山海经》均说蚩尤铸金为“剑铠矛戟”等“利器”。
  
秦始皇、汉高祖都立祠祭奉蚩尤，把他作为战神、“兵主”，加以崇敬，以利战事。《史记》“封禅公”：“秦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礼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畜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11]这里说蚩尤为“兵主”，主管战争大事，处第三位，非常重要，其地位在阴阳日明四时之上，岁首祭祀用鹭的祭品，非常隆重。这种祭祀“自古而有之”“绝莫知起时”，可见其古老。大约黄帝时已端倪，前引《龙鱼河图》曰：“制服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四方”后又画蚩尤形象。直到宋太宗征河东出征前一日，还“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宋史·礼志）
  
蚩尤的大墓在东平，这是古代黎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始终崇拜蚩尤，他们很可能是蚩尤九黎部族的后代子孙：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今山东阳谷县境内）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亘天，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今济宁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12]  
  
这一记载与《史记》是一致的。东平在鲁西，不仅有高七丈的蚩尤冢，而且还有同样大小的“肩髀冢”，可见人民对战死的英雄的崇敬，而天空巨大的紫霞赤气“蚩尤旗”，更是神奇想像的产物，人们把蚩尤神化了。天上的星星，是神圣之象征，蚩尤在神话中也是耀眼的星星。“司兵之星名蚩尤”，[13]天上的慧星被说成是“蚩尤之旗”。《史记·天官书》：“蚩尤之旗，类慧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对战争是有利的。所以在战争开始起兵时，要祭蚩尤。汉高祖刘邦也不例外。《史记·高祖本纪》：
  
（众）乃立季（刘邦之宇）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兴）鼓旗，帜皆赤。……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攀哈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14]  
  
在这里，刘邦是把黄帝与蚩尤放在一起祭祀的，《史记·封禅书》则说：“高祖初起，祷丰[]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旗鼓。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这里只提“祠蚩尤”，而且保佑汉王打了胜仗。待“天下已定”统一中国以后，汉高祖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  

  
作者： 惊奇下一秒  2007-7-21 09:1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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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蚩尤考  
五、蚩尤与苗族  
蚩尤是苗族的一位大祖神，在苗人心目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至今在苗族的民俗中仍有许多崇拜蚩尤的重要活动。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中顽强地保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国各民族特别是苗族历史发展的结果。
蚩尤神话是一种古史神话，虽有浓厚的幻想成分，但却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从中可看到古史的影子，其核心是古代苗族发展、迁徙的历史。所以它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从前引文献资料中，已可以看出，在中原地区（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有许多蚩尤的遗迹和有关和风俗、神话传说，如冀州涿鹿蚩尤城、蚩尤神、蚩尤川、蚩尤泉、蚩尤齿，山东东平的蚩尤墓、蚩尤旗，陕西长安、江苏沛县有蚩尤祠，山西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主疫，其俗遂为立祠。”（《述异记》）此外还有很多的活历史资料。如：宋代文献所记“蚩尤血”：“解州盐泽，方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44]解州在今山西省，其盐泽卤水色红，不随天气变化，非常神奇，被当地人看成是具有神性的蚩尤血。并引《皇览·冢墓记》说蚩尤冢高七丈，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而蚩尤姓阚，故其后代亦姓阚，他们每年十月都祭祀蚩尤。又《续夷坚志》：“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45]按：华州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六十里是古九黎部族活动之地。
  
由以上可知，蚩尤确为中国上古重要历史人物，是九称部落联盟的重要首领，他所代表的九黎部落，活动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中原地区，他们首先发明、使用金属工具与武器，有很高的文化，很强的军事力量，与轩辕黄帝势均力敌，并且有密切的联系。蚩尤可能是炎帝的后代，而炎帝与黄帝乃是同胞兄弟。[46]炎帝与蚩尤曾先后同黄帝大战于河北涿鹿阪泉一带，大战之后，蚩尤族一部向南方迁徙，而许多人则留在北方，逐渐与黄帝族融合为一。所以他们保持着对其英雄祖先蚩尤的崇拜。
  
如今苗族有枫木崇拜的民俗，甚至以枫木为图腾。古文献中亦可找到根据，说明此俗与蚩尤有关。《山海经》：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47]
  
郭璞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又云枫树即今香树。此传说与蚩尤血传说相似，都是因为蚩尤族人对蚩尤被杀一事的怀念而产生的一种艺术想像。枫树叶是红色的，正和蚩尤血相映照。此类记载颇多，又如《轩辕本纪》：“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华为枫木之林。”[48]《述异记》更记术了枫木成精变为人形的灵怪传说：“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炎枫。”[49]《南方算术状》：“枫人，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瘤，一夕遇暴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50]枫木是一种灵木，对枫木的崇拜古已有之。而在苗族生活中枫木的神性更强，《苗族史诗》中《枫木歌》是整个史诗的核心部分之一，把苗族的来源、人类始祖都说成是从枫木中产生的。其主要情节如下：
  
远古枫树生出了原始女神榜妹留。妹榜留生下了十二个蛋。这十二个蛋中又生出了人类始祖姜央、龙、虎、雷公等等。
  
这里存在着枫树的图腾崇拜观念，也存在着卵生神话的观念。而卵生神话观念又与鸟图腾的民俗文化有关。我们知道殷商是有玄鸟图腾崇拜的。其祖先是神话说他们的始祖契即是其母简狄吞食燕卵之后怀孕生出的。炎帝姜姓和姜央同姓。蚩尤九黎部落亦曾居住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他们有很多部落，也有许多图腾。“兄弟七十二人”或“八十一人”，正是说明其联盟中部落氏族之多。《竹书纪年》沈注：“属于蚩尤各族，有熊氏、罴氏、虎氏、豹氏。”在涿鹿大战失败以后，蚩尤为乎的九黎部落曾受到多次征讨、迁徙，有的向西，为犬戎、西羌，有的向南为三苗。他们的史迹是不少的。关于向西的一支，《拾遗记》：“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前引《遁甲开山图》已有“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的记载。《尚书·尧典》说舜“窜三苗于三危”。《孟子·万章》：“杀三苗于三危”。《地道记》曰：“陇西郡首阳有三危，三苗所处。”“鸟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处是也。”今敦煌县东有三危山，离千佛洞不远。西羌、西戎，似皆与苗民有关。犬戎是以犬为图腾的，苗民中亦有盘瓠犬为重要图腾者。《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由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铜器是甘肃东乡县出土的。而古西域中亚一带早在五千年前已发现了铜器。这也许同苗民祖先有关。《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神异经·西荒经》：“西北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51]这些记载较简，有正统思相的偏见，并不精确，更不全面，但却反映了苗民流向西北的历史事实，这是不可能凭空捏造的。


  
作者： 惊奇下一秒  2007-7-21 09:1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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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蚩尤考  

  
三苗的大部迁往西南，经过了多次的战斗与转移。《五帝本纪》汉代郑玄注曰：
  
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苗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未在朝，舜臣又窜之。后禹嗣位，又在洞庭逆合，禹又诛之。  
  
可见经过颛顼、尧、舜、禹的多次征伐，一步步把三苗赶到西南山蛮荒之地。其路线近年苗族学者唐春芳曾有专门研究论文《试论苗族的原始居地》，[52]把苗族口碑、习俗资料与古文献对照研究，发现二者相当吻合。
  
今各地苗族丧礼仪式中均有鬼师所唱《引路歌》，可把亡灵沿古代苗人迁徙路线上溯送回老家。都说苗族老家在东方，有的说是“杨州杨县”，有的说是“黄河入海口那太阳升起的地方。”[53]这一带正是古代九黎活动之地，有众多的蚩尤遗迹。蚩尤曾佐少皞，如今曲阜城中有少皞陵，是中国少有的金字塔形高大石墓。九黎部族兵败后被打散，不少人留在当地，逐渐与华夏黄帝族融合，在山东一带的九黎，后来就成了殷商族这鸟图腾，古属东夷。至今苗民叫男子为yil，音夷。这“夷”与“苗”并列，为苗族的族称。九夷中的畎夷，实为崇拜盘瓠龙犬图腾的湘西苗族的一支。古代九夷与九黎不但音近，在民族来源上也有密切关系。后来的“西南夷”之“夷”也与此有一定瓜葛。
  
留在中原的九黎与东夷其他部族一样，皆逐渐融合互华夏汉族之中了，而更多的则举族西迁又折而往南，在湖北即荆楚地带成为三苗。《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说苑·君道》有类似记录。）后来又从荆楚地区西迁南进，分散在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四川的山区乃至东南亚的不少国家之中。
  
《苗族古歌》最后一部即为《跋山涉水歌》，歌唱苗族人由东方海边为追求美好生活而经过三条大河西迁到贵州的事，充满神话色彩，当时女性在生活中还起重要作用，可见时代比较古老。有的古歌说苗族老家在“浑水河一带”，这“浑水河”苗语为ed fangx eb niel。意为“黄水浑水”，实即是黄河。西部方言区苗族（云贵川毗临地区）把黄河的花纹绣在花衣上，表示不论迁徙到哪里，都不忘老家黄河。湘西苗族妇女绣的花边花带上有“骏马飞渡”图象，叫“埋辽里清”，其意亦为“浑水河”，表示苗族先民，骑马在黄河岸边奔驰。《跋山涉水歌》所唱的三条大河，一条河“河水黄央央”，即为黄河；第二条河“河水白生生”，就是长江；还有一条河“河水清幽幽”，则为南方山青水秀的河流。[54]
  
如今苗族许多地方流传着蚩尤的古老故事。对蚩尤大神充满了敬意和自豪。
  
西部苗区传说远古苗民居住在黄河边的平原上，蚩尤从小离家出去学艺，刻苦修炼，会用120种医药，成了可以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大神。当时有个垂耳妖婆，捉去了十八寨的老幼苗民。蚩尤设计杀死了妖婆，解救了十八寨苗民。数十年后，苗寨兴旺发达，发展成为八十一寨。蚩尤的九个儿子也长大了，一人管九寨，蚩尤成了八十一寨的大首领。后妖婆之兄黄龙公攻打苗寨，被蚩尤打退，虽多次失败，仍不罢休，又联合赤龙公，在雷王五子的帮助下，才打败了蚩尤。八十一寨苗民，只好放弃平原向太阳落的“鬼方”迁徙，渡过了黄河，长途跋涉，来到豺狼、鬼怪的“鬼方”。苗民吹芦笙、打鼓，把豺狼、鬼怪赶跑，开山种地，在这墨洋大箐居住下来。[55]此外还有《蚩尤智斗饿虎》、《蚩尤传神药》等传说故事，歌颂蚩尤作为苗家英雄远祖对苗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各地苗民，对蚩尤都念念不忘，非常崇敬。尽管苗族分布在云贵川湘等三大方言区，语言支系甚多，有7个次方言、18咱土语，但各地苗人都把自己的祖先称为“尤公”，在各种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尤公”却惊人地一致。黔东南东部方言而有信中叫老祖宗为“榜香尤”，湘西方言区则称“剖尤”、“九黎蚩尤”，而云贵州川西部方言区更直接称“蚩尤”，不少地方有蚩尤庙，对蚩尤祭祀是隆重的、经常的。湘西、黔东北苗人在祭祀祖先“剖尤”或“九黎蚩尤”时，用竹蔑编成山洞状，糊上纸，巫师从洞中敲竹筒、摇铃铛，不能击鼓。据说当年剖尤战败退入同中，击鼓易被敌人发现。黔工业区南有苗族史诗《榜蚩尤》在民间传唱，歌唱“第一位祖先”——香尤公的故事。人们在歌唱时，或言谈中，听到榜香尤的名字都肃然起敬。[56]
  
云南马关、武定苗族有“跳月”或“踩花山”的风俗，传说此俗的形成蚩尤关系密切。当时蚩尤率领苗民抵抗黄帝东进，失败之后，被打散，退入深山，为召集四方苗人前来会聚，蚩尤在山上树起高高的树杆，系上给腰带，令男女年绕花杆欢歌跳舞，吹起芦笙，如此热闹的聚会吸引了众多苗人，于是重整旗鼓，又投入了战斗。此俗后来成为定期的歌舞盛会而流传下来，成为苗族传统节日。[57]
  
总之，蚩尤作为苗族的“第一祖先”，始终受到各地苗族人民的崇敬与纪念，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及民间文艺中有许多表现。许多古史传说，尽管有神话思维的幻想成分。却往往与古代文献资料不谋而合，这充分说明民间习俗、民间文艺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它可以印证并补充书面文献，这是活动的更生动的历史资料，我们要善于应用它们。  

初九潜龙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
　　蚩尤是东夷人方阳夷、风夷中的黑蛇支。这一支本作儵(音速即黑蛇或玄蛇)，也和修
、攸，、即帝修、帝尤、帝攸或帝儵。
　　蚩尤同时又是女娲黑虎族　族——苗裔。是黑蛇黑虎部族。古代“阚”即虎，尤阚合
文又作虎儵(音速或育)，黑蛇，黑虎部族又作虓(音哮)，这就是九黎族的来历。九既是蛇
，又数九，因之又名九黎氏、九黎族、蚩尤是九黎族君长的称号。黎是青黑色的海河淤土
，又是黑“狸”、“李”(虎)之名，又是黎(犂)地、种黍、稻等作物的黑牛。九黎族的牛
是黑水牛，又名修狃，公牛名牯子牛，母牛名水沙，水牛可以犁田，又可作涉水之坐骑，
又可以角抵御各种野兽，故被蚩尤氏尊崇为圣牛。蚩尤民作战时身披牯子牛皮、戴牛头，
远望如牛首人身，八肱八趾疏首。传说蚩尤四目六手人身牛蹄，那是因为蚩尤兵把整牛皮
或羊皮覆在身上，头尾完好，把它的头作为头盔，牛羊头均有二角，又像人头上长了二角
，牛羊各有二目，加上人的二目，故有四目，牛羊四脚，加上人的双手，故有六只手，蚩
尤兵人身，皮垂牛足，所以说是人身牛蹄。又传蚩尤八肱、八趾、疏首，这是把三重皮披
在身上的结果。疏首即歧首，是因为三张皮有三首不能全戴在头上只能保留一个加上自己
头，看上去就成人身两首。歧首即分叉之首。
　　蚩尤的族徽在苗绣中样式很多，在北美洲密西西北河流域还发现牛首蚩尤氏贝雕像，
其额头上多有古文尤字与“肥遗龙”的标志。
　　苗绣中的古，是纵目三眼蛇的简形，蛇头又常常是作鸟啄状，是因为蚩尤氏有三支，
又作三苗。
　　蚩尤的异形王冠，广泛见于大汶口、良诸文化陶器玉器中。
　　三苗为蚩尤氏先祖三苗(柯约、柯挪、柯乌)。蚩尤时代三苗从大地湾进到张家口一带
与黄帝族为邻。兵败后南逃云贵湘黔为今三苗。即湘西、黔东北东部苗支、黔西北中部苗
支，云南西部苗支。
　　蚩尤发展了伏羲上元初历，在多水地区建立天文中心，在居邑筑城(干打垒)，有城、
有廓有祭祀中心。内城为京，外城为邑。有宫有郊，有台有坛，有圜有潬（善)。
　　蚩尤还发展了耕稻作，发展渔业。畎夷在沉积平原的沙壤土上耕作，沟洫排灌系统完
备，河湖港叉交织，舟船往来，交通便利。以后发展为九黎八十一兄弟氏族联盟。黎者，
黍稻犁耕，遍布九夷，故名九黎。蚩尤在北方建立的黎国(冀国)是三苗九夷的统一联盟国
，当时与黄帝族炎帝族同为方国。蚩尤之时作五刑，始有“劓”“ 刵”“椓(作)”“鲸”
“越滋丽刑”。原因是“苗民不用灵”对“灵”有抵触。灵”是蚩尤联盟用来统一管理各
部族的历法和敬神敬主的制度，既有人不服，就必须用刑。还制定了违逆处罚的法律。蚩
尤时已知冶铜，用铜作兵器，兼并二十一位诸侯。这是传说“蚩尤铜头铁额、吃砂石、兽
身人语，齿长二寸(佩饰之兽牙)不碎战则以角抵人、人不能敌”的由来。
　　蚩尤称帝号帝尤，蚩尤冠为童翎鸡翅长羽冠、名异、取义氏族不断分衍，异地本在山
东河北、再向燕北发展、拓荒，异又作冀，天下号冀。建都在河北龙门涧、东暖泉、涿鹿
、怀来、滦平、栾城等地。蚩尤下传六世。
　　与黄帝战于涿鹿的蚩尤是三世蚩尤，而黄帝则是第十世卉(音汇)，在此以前，蚩尤与
炎帝、神农、夸父已经逐鹿了三百多年。其间蚩尤与黄帝争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有一百五十
多年。至黄帝卉时才被擒杀，帝芒始在涿鹿称帝。
　　蚩尤失败的原因是神农与黄帝联兵，冲突的原因是避水害。蚩尤一部进入涿鹿怀来盆
地，一部进入太行南麓和伊洛地区与神农发生冲突，以后遂有炎帝夸父联合蚩尤攻神农，
神农又求助轩辕攻蚩尤之战。这中间双方互有胜负而且多次休战，最长的一次休战长达七
年。蚩尤被擒杀后，刑天还带人冲入刑场，抡走蚩尤尸骨运至邢台，转给奢龙氏(阚姓蚩尤
民)，返身与轩辕神农氏再战。　　奢龙氏把蚩尤尸又运到河南濮阳西水坡秘密下葬，当年
为公元前四五一四年。一九八七年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蚩尤真身墓，证明史载为实。这个
氏族表面归顺黄帝，实为蚩尤守陵，永世住在这一带。奢龙族住在东平湖梁山北的黑虎庙
和台前村阚乡城，在那里还建立了一个高七丈的蚩尤冢。另有肩髀冢在山东钜野。由娵(邹
)訾氏守护，蚩尤传六世，前后一百五十余年。
　　注：蚩尤刵刑即断耳；椓刑即官刑，黥刑即刺脸用黑染之刑，越兹丽刑未查到。
　　刑天为掩护蚩尤尸骨转移，于邢台，迎战轩辕人马，寡不敌众，被轩辕斩首，尸首不
倒，血柱冲天，遂以乳为目，脐为口，舞干戚，又战，志不可夺。故传刑天舞干戚，猛志
常在。刑天死后葬于常羊山，相伴炎帝。
　　蚩尤、刑天死后，炎夷联军、军无统帅、兵败如山倒。于是举族南逃。南逃途中，又
被力牧、应龙南北夹击，族民又只好沿黄河北岸逃难。大部涉黄逃入山东本土，一部过黄
河到东坝头，于是东坝头就成了榆芒与南逃炎夷联军背水一战之地，结果联军大败，一分
为三各自逃生。轩辕派风后与少昊，天吴谈判，意在分化炎夷联军，条件是只要少昊中立
，双方便不再以干戈相见，于是少昊、天吴应允。
　　这样轩辕便集中兵力追剿风伯、夸父，风伯、夸父听说少昊反水，回师北上在南阳盆
地与神农轩辕联军相遇，夸父屯军邓县，桃林，风伯屯军桑庄，共工屯新野黑龙镇，双方
激战，夸父北辙，以后在潼关战死在应龙(传说这是一种长有双翼的龙)氏军前，时为公元
前四五一四年十月。榆罔占领桃都桃村。
　　夸父既死，少昊清降轩辕，轩辕命少昊西征，出潼关，伐风伯荧惑，风伯被擒，炎帝
军降。
　　黄帝称帝封禅泰山，赐姓封疆宣告天下大一统。促使民族大迁徙，推动文化大传播。
黄帝把有战功的人材、氏族团结起来，巩固了姬姜联盟，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又进
一步分流那些不合作的氏族。首先使东夷族三苗九黎联盟分化，再把东夷少昊部分化，使
青阳和羲和总理东夷旧部。再迁白虎少昊与昌意(常羲)；再分化蚩尤部，恶者北迁，善者
留原地，为邹屠氏；再分化共工氏，任命后土、中立共工；再分化夸父，使其东、西、南
、北分流，化为于夷、禺夷、雩夷、巫支祁、博父国等小支；再分流宿沙、畎夷等太昊族
裔……于是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大动荡、大分化、大抗争、大融合、大迁移。既带来了
灾难，也锻炼了这些民族先祖的生存能力。经过难以想象的磨炼，开疆拓土，在更大的空
间里创造了新的灿烂文化。
　　少昊清总理东夷，封地在冀南清和、威县、至鲁西南临清、清平、长青地区。北领青
丘风夷、玄夷、东领山东半岛阳夷、黄夷(黄县)、莱夷(莱阳、莱西、篷莱)、南领蚩尤邹
屠氏(台前东平、邹县、徽山)、任、宿(宿沙畎夷)、须句(句芒、女须)、睢鸠(徂徕山、大
汶口)。
　　是时东夷九族一分为三：东北九夷、东九夷、南九夷。东北九夷和南九夷均不愿接受
少昊清管制，更不愿屈服于黄帝，只有东九夷接受黄帝和少昊清的统治。
　　迁到辽东半岛的玄夷，以头颅变为尖颅为特征，又在头顶上蓄发编结为发辫，束于头
顶，靠拢名奚夷。本溪、养息牧河，库莫溪河是其聚落之地，在丹东后洼发现的公元前四
千五百年——三千年的奚族玄夷遗址，有陶文奚字，作不同形象。他们是肃慎人，契丹人
的祖先。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金文奚字也很多，与后洼遗址发现的“溪”字相同。奚人初
名幺或系，读希，以手作结，作系辫之意。奚为族名，亦为商代所封的侯伯诸侯国。 是东
胡的一支，是东胡的远祖之一。奚在夏代为车正，为造车之族，奚仲是其代表。
　　南九夷分布在淮河，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地区。睢鸠氏、畎夷宿沙氏、九黎青阳氏
、三苗蚩尤氏、太昊伏羲氏，女娲氏等遗裔在这一带生息繁衍，重建泰山文化。东北九夷
创造了后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含黄帝文化)新乐文化。东九夷创造了青莲岗、大汶口文化。
南九夷创造了前良渚文化。
　　少昊白虎部与常羲氏(昌意)被迁西部(甘青之西)观测日月。常羲氏变为西陵氏，在若
水成为若羌入赘女婿。蓐收与少昊同往，成为那里的大巫觋。以后和夸父部结合。
　　炎帝九世夸父喋血潼关之时，风伯毕方与共工率夸父军民便离潼关西去。传说夸父在
桃林化为桃仙，花如彤云，如火如血。父老相约：三百里桃林，世代不准砍伐伤害。以后
家家奉祀桃棓(棒)大杖，画桃符，供猿猴，挂木瓠吞口，戴社火面具，以除精怪应龙。
　　夸父族逃到老家甘肃长武、灵台、泾川、崇信住下，共工氏继续西行到六盘山、不周
山固原一带老家住下，风伯入潼关后转骊山。
　　牺牲的夸父是炎帝九世。牺牲后其下代为夸父二世，二世住在泾河崇信后(其生父居地
)，觉得无发展余地，于是便西行寻找新的居地，越过陇山、六盘山到达渭河，葫芦河流域
到了天水秦安大地湾。这里水草丰美，宜于牧耕，全族大喜，但死伤也很多。天水是伏羲
的老居地成绩。后来子孙繁衍，又觉得这个地方不够住了，于是听从长老建议，西去湟水
寻找新的福地。
　　夸父到了通天河，又继续往西，为料病倒在途中，死前对随从立下遗嘱说：改通天河
为洮河，祭天的灵台地为临夏，我族以桃名姓可称姚邓，夏为狙猴神像亦我祖先神像是我
先祖图腾。我族种的桃是华族的社树，夏是我族的自称，称夸人，来自华胥的盘瓠，又可
称夏族。
　　后来经长老推举立三位三世夸父，分别为渭水夸父、洮河夸父和夏河夸父。夸父谱牒
还分送给华山、天水夸父和夏河夸父。夸父谱牒还分送给华山、天水夸父，按二世夸父旨
在意布达族众。
　　夸父逐日的传说缘于此。夸父逐日徽铭、史迹、绘于大河村文化(距今四千五——三千
年间)河南汝州红山庙遗址陶缸上。
　　泾河夸父桃都扶桑图，甘肃泾河镇(原夸父居地)世世剪纸为桃符变体。春节，家家贴
在门楣上驱邪镇鬼。
　　夸父族即《山海经》传说中的一个大人族。
　　有娀氏居地与泾河夸父为邻，后迁华山地区与华山夸父融合，有娀氏子商契，就封在
华山南丹上游商县，故华山夸父族徽完整地传至商代。
　　《山海经》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均有夸父逐日图像，曾楚文化，都是由嘉陵江南下
经三峡而入两湖地区的夏河夸父裔族创造的文化。
　　以后夏河夸父一支又向南进入岷山地区，顺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在成都建立成都载天山
，成为夏族中心。同迁的还有共工氏一支南下到邛崃、洪雅、珙县、六盘水、关岭。夸父
另一支沿黄河谷北上，渭河夸父沿葫芦河进入祖厉河流域，泾河夸父由泾河、浦河进入宁
夏的清水河继续向北与少昊昌意会合，并联盟。这三支夸父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先后到
达贺兰山、阴山、黄河河套地区。夸父桃河部与泾河部同时在此地与少昊常羲娵訾氏聂耳
国联姻、常羲玉兔部入赘洮河部，在磴口建都于桃司兔城。常羲聂耳国居司兔河，即桃都
司兔城。贺兰山、桌子山岩画都有聂耳国、夸父族人并出图。在阴山岩画中还有许多夸父
与太阳合体人面像、祭日祭天太阳历石圣迹像、夸父祖先像、少昊昌意(常羲)聂耳国腾徽
铭，夸父与狙猴扶桃木合一像、夸父逐日，桃都扶木像等等。
　　夸父一支还到了贝加尔湖，这已是六世夸父之时了，形成贝加尔夸父支(五世夸父在阴
山与贝加尔湖途中去世)。又过了许多年，七世夸父又率众向黑龙江流域迁徙建立博父国。
大夏又分出黑龙江博父支。
　　黑龙江夸父、贝加尔夸父都留有岩画可以佐证。后来，夸父人迁到黑龙江下游舍卡奇
——阿兰村附近，也在这里留有石刻猴面人像。在可尔河口沃尼林斯可叶村民掘出的属于
仰韶文化的红色陶器中也绘有上述人像，罐中又有一个类人猿的装饰头像和舍卡奇村石刻
完全相同，经测定在公元前三千年。
　　夸父族以后从黑龙江下游沿鄂霍次克海到了堪察加半岛，越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再
到加拿大西海岸，形成一个迁徙带，且住且迁又形成一个个聚居区和都邑，相传为《山海
经》中所说的桃木三千里的桃都山、度朔山(度北山)。《山海经》记载说：“大荒之中，
有山名衡天，有先民之山，有般木即桃木千里”。这些先民自海外西北至东北，依次有无
膂国、烛阴(祝融)国、一目鬼国、柔利国、相抑国、深目国、无肠国、聂耳(儋耳)国，进
入度溯山后又有夸父国(夸父死于桃都后始有度朔山)，博父国、拘缨国“有寻木长千里，
在枸缨南，生海上西北” （ 夕）踵国(其为大人，两足为大，又名大踵，夸父裔支)。度
朔山是夸父族人渡太平洋或白令海峡之地。王充《论衡?订鬼篇》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
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向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夸父族在此渡海，死亡
甚多，故传为鬼门。在公元一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东渡美洲的新石器时代的主人燧人，称
为美洲土著人的话，中断若干年后又由夸父族打通。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夸父人，仍称夸父，但被欧洲学者译为“夸丘”、“夸扣投”、“
夸圭特”，他们把石圭发展为图腾柱，树立在村头，和墓地。海达，奇多望卡尼亚加，尼
西加缅闪等族，都是夸父(夸扣)的族支。现今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存有海达人狙父图腾柱
(炎帝连山冠)，中国黑龙江下游那地人博朗村出土青铜雷乌萨满像，中国东北满族女真萨
满木雕头上鸠鹰雷鸟像可为佐证。同称为“那地尼”、“那地人”，显然都是来源于中国
甘肃天水秦安“大地弯”，是天水夸父部将这一族称带到美洲。
　　夸父族又继续沿着美洲西海岸海陆并进迁到了南美洲秘鲁，建立夸父查文国，时在公
元前三千至二千五百年间。形成后来的秘鲁查文文化，以及贯穿整个南美洲的殷地安文化
。
　　被轩辕流放到东北的蚩尤一支以后也到了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分布在田纳西，俄
克拉荷马，堪萨斯等地。当地有一种大螺，蚩尤人用它来进行雕刻。刻族史族源族发明，
族功德，俨然是一部图典。这些雕刻发现于斯毕拉?蒙特。被阿尔堪萨斯大学博物馆收藏。
其中一幅伏羲，女娲图比中国汉代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年代还要早。
　　向南逃亡的蚩尤氏族分作两支：一支自兖州地区南下，落脚于扬州地区，以大茅山为
灵山与南方太湖地区居民隔江而居成为扬州苗民。另一支自兖州豫州南下，进入荆州地区
，炎帝祝融和三苗九黎就在这带住下来，各民族各据一山或各据一水分为夸父铜柏支巫支
祁；大别山西南稀水为封稀氏；巴水为蚩尤修氏；举水为举父氏；其西鸡公山南聂水为聂
耳国(儋耳国)；其西环水为来自泾河支流环江迁来的共工氏；其西桐柏山南涡水上游为天
吴虞氏；中游为历山氏；下游为祁姓神农氏；其西大洪山区为共工氏；汉水襄阳为朱襄氏
；宜城为常宜氏；钟祥为钟山氏；其西南漳、朝阳、漳水为自太行山漳河迁来的太昊句芒
重氏；其西沮水为自太行沮水迁来的女娲虘(女虘)虎支；浊漳河为重(句芒) 虘合居之地；
又其西黄柏河为由太行山丹河、柏山柏乡迁来的柏皇氏后裔；其南长江西陵峡为西陵氏常
宜，以宜昌为都，又迁宜都，是蚩尤和少昊的联姻族娵訾氏常仪或常羲(昌意)。
　　这样他们在淮河，长江中、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重建了炎帝文化，三苗九黎文化。把
东夷的大汶口文化，炎姜的仰韶文化传统带到了淮河流域和湖北地区创造了大溪文化和屈
家领文化。营建湖南澧县城头古城和湖北荆山等古城。
　　以后桐柏山和大别山系的蚩尤氏族繁衍生息，又迁入鄱阳湖(古彭蠡湖)地区。原在大
洪山、荆山水寨各氏族由于同样原因，迁入洞庭湖地区分布在湘、资、沅、沣、酉水，以
三苗九黎部族为众，蚩尤王族则居位在安乡县重建三苗国。
　　史传黄帝寿一百一十到一百一十七岁或言在位一百年，系指涿鹿时代黄帝氏族执政时
期。
　　涿鹿黄帝在北方休养生息百年之后南迁王屋山，再迁华山，河南灵宝。号有熊氏(实为
熊)灵宝黄帝在位十九年，铸天、地、人三鼎于灵宝城东南十里荆山(又名铸鼎原，本为夸
父山)，传说铸鼎后，他白日飞升羽化而去。
　　传说黄帝内经，本草成于此时。
　　灵宝黄帝死后葬荆山名黄帝冢、涿鹿黄帝死后葬桥山。荆山有贞元十七年(公元八0一
年)立的《轩辕黄帝铸鼎碑铭》。荆山在河南灵宝，桥山在陕西黄陵。
　　以后又经过帝鸿和帝轩两个时期，前后共一百八十多年，先后迁都宜阳、密县、新郑
、祁家河、山西、双池、轩岗等地，黄帝世衰、少昊颛顼代兴。
　　黄帝时期是以武功统一天下，开启玉器文明时期。
　　蚩尤和黄帝都拥铜兵，故称“民主”。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遗物是姜寨仰韶文化出土
的黄铜管，经测定在公元前四六七五年前后。在内蒙古西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多块铸铜
陶范，以后在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马家窖类型文化遗址中都有铜器发现。
　　少昊颛顼时代(公元前4050-3380年前后)
　　黄帝后期，东部少昊与西部少昊日益强大并联合起来向中原会聚，邹屠三苗与共工夸
父重振族威，少昊代黄帝登临帝位，重建三苗九黎国，都兖州曲阜穹桑。
　　少昊的父亲族因以太白金星为主要观测星，父为白帝子，少昊继承这一天文成果，故
名金天氏。母皇娥，母系下传以鸠鸟鸷类为图腾，皇娥并继承太阳历，为主管相风木相风
仪，立在桑丘，故又名穹桑氏。
　　《山海经，海内东经?海内北经》和《庄子，逍遥游》均有列姑射与始鸠国之说疑为皇
娥与白帝子相爱之传说。
　　《左传，昭公元年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地形篇》以及《山海经
》其他各经对少昊(帝俊)后裔均有许多传说。如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日冥师。生允格
，马骀……少昊生晏龙、羿、蒍、始州、北齐、叔歜、儋耳帝鸿、十二月女和月母、玄股
、天吴季厘、齿民、倍伐、张弘、中容……等。
　　还有八才子、不才子之说。不才子谓“穹奇”状如虎、有翼、或谓“其状如牛，猬毛
“音如”猓狗、食人，食人从首始”。
　　以上子裔均表示分封、入赘、夫妻联姻女系下传或代系不明。不都是直接下传。
　　少昊另一支羲和氏早在公元前五千四百年至五千一百一十三年因海浸迁到美洲加利弗
尼亚和墨西哥北部地区，以羲华华(奇瓦瓦)为居住中心。
　　少昊常羲、羲和之国其裔民的一支又西迁至甘、陕、南下云贵，其中一支为今四川凉
山彝族和云南彝族之先民，又有一支南下海南为今黎族之先民。
　　在山东江苏一带少昊羲和常羲氏族为少昊直系裔的北支裔(三苗九黎北支)。
　　《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五二九年)载：少昊裔郯子朝见鲁昭公，昭公问郯子：少
昊氏以鸟为名是何原因，郯子说：“少昊是我祖先，我先祖少昊名鸷，登帝位时，恰有凤
鸟来贺，所以鸟为我族族徽，纪于鸟，并以鸟的不同习性区别各氏族的分工和官职名称：
凤鸟氏为历法之总正；玄鸟氏主管春分秋分节令，名司分；伯赵氏主管夏至冬至节令，名
司至；青鸟氏主管立春、立夏、名司启；丹鸟氏主管立秋、立冬，名司闭，祝鸠氏为司徙
，睢鸠氏为司马，鸿鸠氏为司空，爽鸠氏为司寇、鹘鸠氏为同事，这五鸠教化管理百姓，
五雉氏管理百工，改良器物用具，统一度量衡，使百姓遵循农时不乱耕作。
　　由此严密的分工，可以看出了当时的社会已是一个多层次而机构完备的国家了，是一
个以德为天下号，以“德”为纪，或以图腾，社会分工为氏的国家。
　　郯子所说的先祖少昊即是被黄帝封在东部统领东部九夷使四鸟的少昊鸷(青阳玄枵)，
同时还统理九狸旧部及一部分有熊氏族裔(黄帝后期帝鸿时入赘依附于少昊的黄帝氏族)。
　　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岩画，就是少昊鸷鸟氏的天文日月星象图，共分四组，这
些天文象形字是少昊氏族继承太昊文明的证据。
　　大汶口、良渚文化地区出土的鸟图腾柱，大山纪历八卦太阳历，璇机玉衡天文观测仪
，牙獐与牙璋量天尺，进一步证明了是伏羲，太昊，少昊文化的继承。巴人是太昊裔。龙
山文化，巴蜀文化地区民族至今保持了大汶口文化牙獐的祖制。凉山彝族称少昊是支格阿
尔，是少昊裔，彝族巫师毕摩禽克使用的就是牙璋牙钺量天尺。
　　这种观天用的璇机玉衡，一直使用一千五百多年到商代末期殷墟中尚有遗存，而且形
制多样，甚至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奥尔梅克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
　　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九黎乱德”。少昊时，保留了鸟官制，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
合历。少昊又采取宽松治理政策，不断立族分氏，以族为国，支庶迅速繁衍，遍布山东、
辽东半岛，国族上百。各有自己的祭祀中心(高、昌、京……)，各建灵山、灵台、灵柱、
标志城邦国家家业已形成。国之四周又出现许多聚落即后来的村、镇，各国族围绕祭祀中
心又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这就是以族为中心的国族或族国。
　　少昊族部有就二十五个。羲和阳夷日族十个。昌意(常羲)兔族十二个。另有女和月母
国。三苗就有三首，三身、三青鸟、三五彩鸟(皇鸟、鸾鸟、凤鸟)至少十二个。九黎九虎
九个。蚩尤已分化为蚩、尤、邹、屠和邹屠至少五个。人夷分化为人、修、儵、条、已、
己至少六个。畎夷分化为宿沙、白犬、天犬至少三个。重，分化为老(耆)童、大章、重董
、句芒、东、中、仲、榆、程、温、苏、芈等十三个。该，分为蓐收、奎、封豕、封稀、
防风、大人至少六个。熙，分化为宧、已、熊、龟、鳖、鲧六个。其他如吕(莒)、费、奢
比尸国、君子国、天吴(虞)国、青丘国、黑齿国(黑夷)、凿齿国、危国、雨师妾国、玄股
国(玄夷)、劳民国(崂夷)、窫窳国、始鸠国、中容国、司幽国(奚人)、白民国(白夷)、女
丑国、埙民国、弇兹国……都因少昊鸷开明宽松的治理方式，氏族迅速滋衍。
　　这样三苗，九黎氏族文明繁荣，进一步涣散了少昊巫政。
　　高、昌、京是不同国族建立的祭祀宫殿，与个、亭不同。高、昌为北方城廓民居，京
为南方吊脚式楼建筑。亭，个是四边无壁，只有立柱和顶的建筑。
　　凡建有灵台之地，均为国族之都，国族越大，灵台就越高越大，当了天子，自然就要
去泰山封禅，因为泰山在山东半岛是最高最大之山。封禅，即封神封祖先、封功臣使地界
所有有功之人都升到天界，列宿天庭。
　　上古之时，凡联姻族迁徙，均结伴而行。高氏、昌氏均发祥于古青州、昌潍地区，青
州得名与清阳有关，为少昊爽鸠氏居地。故清河、青城、高青、高城均在一处，高密(高氏
、密氏合婚族)、高唐(高氏唐氏合婚族)、高乐(高氏乐氏合婚族)、高阳(高氏与阳氏的合
婚族)等地均为这些合婚族之居地。高青为高与蜻的合婚族名。昌潍为水名，潍又为系(奚
氏弇支氏裔)与佳(鹰)的合婚族名，清河也是水以青名。秦汉之后又有昌邑、阳谷、山阳…
…等地名出现。
　　为避水患东夷族均改平地祭祀为台地祭祀，河南称为岗；塜、丘、河北称台，江苏称
墩，鲁中南称孤堆，城子等，而且祭祀中心越建越宏伟，开始为祭天专用叫郊，后来慢慢
变为在节日可以游览之地，后来分离出来，叫太庙可以在这里祭祖，行施政令，又叫明堂
。后来又叫作宴会、射艺、养国老之地，以后又分离出洋宫(太学)等。明、清、北京的天
坛、地坛、月坛、日坛，先农坛以及太庙等均由此而来。
　　由于少昊末世，巫政乱德，遂由颛顼代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
　　少昊鸷(挚)少昊之一支，下传六世，前后共260年左右。在此之前这个氏族已存在三千
多年(即古老的伏羲氏族)。伏羲六世少昊称帝只有十六年。
　　少昊颛顼时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政绩)，颛顼以来，天
下之号因其名(以部族国族联盟，称雄天下的名号)，象其事(部族联盟宗主领袖及其臣属的
社会分工或官职分属之性质)，因此只能记载眼前发生的事，无法追记以往之事。
　　颛顼时代(公元前3787-3380年)
　　《史记?五帝本经》：黄帝妻嫘祖生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
阳。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
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鸟喙、麟身渠股，娶淖子阿女，生帝颛
顼。
　　蜀山氏女昌仆，世为天文世家，颛顼出生后，继承母业，观测北斗星，头戴通天尺木
冠……。
　　颛顼生于若水，若水因产生若木得名，同建木一样都是测日表木，在不周山西。
　　颛顼长大后，从师伯夷父，就任少昊昌意，昌濮联盟的联盟长，帮助西部少昊摄朝云
，司彘之国王政，行金星历，号金天氏。
　　颛顼娶（阝九）夷女为妃，名九嫔，死后同葬于汉水上游鲋鱼之山。
　　《山海?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阳，九嫔葬阴。”
　　蛇又作九，九族之女死葬要归根，所以同葬鲋鱼山，因此《山海经》又说：“有四蛇
卫之”。
　　颛顼葬鲋鱼之山，也是一种返祖归根的传说，因为颛顼继承的是少昊母亲皇娥观测北
斗星的传统。传说颛顼“死而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
，鱼妇即鲋鱼。而北斗星又为玄武鱼蛇之象。“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所以
颛顼葬地不管在哪里，都为鲋鱼之山。
　　当黄帝王族退回北方，东部少昊青阳登帝位后，西部少昊、昌意、昌仆、韩流、颛顼
诸氏族，开始向东移动，准备回到故乡故土。颛顼氏族在迁徙途中与共工氏发生剧烈冲突
。不久又遇到泾河水害，沿秦岭行到临潼，与老童结盟，老童人赘颛顼氏为胥。老童原是
伏羲、炎帝时主持观天大风雨表的祝龙祝融后裔。他们结伴东行于潼关，以后又与夸父结
盟。颛顼时居灵宝，再居灵宝北重王村。另一支沿南洛水东行，在伊洛与娵訾氏会合，终
于回归故里。
　　昌仆颛顼氏继续东迁，到达兖州，昌仆氏定居于济宁独山湖，居濮城。颛顼氏居干城
(今古干城)、韩流居韩村。后来昌濮又东移居阿城、东阿城，在东阿立天文观测中心，少
昊清阳在清丰设立大天齐表。
　　颛顼氏迁到濮水后，成为少昊清阳的亲族。族中有一非常聪明的少年，被清阳赏识，
教他各种天文知识，故《帝王世纪》、《水经注?若水》说：“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
，二十登帝位”“孙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王”。后来少昊清阳帝匠敬举颛顼为帝。少昊
清阳以颛顼辅佐有功，封高阳。时在公元前三千七百九十年。
　　高阳，本作高羊、弓高羊、有穹高羊。高羊故地是炎帝氏族姜姓羌人羊图腾氏族的都
邑或聚落，少昊清阳封颛顼于此，成为颛顼氏兴起之地。此时的颛顼是从陕甘迁到中原的
颛顼族裔支，号高阳氏。
　　常羲是少昊妻之一，早于黄帝，黄帝使之占月，发明六合历。这个氏族曾在洪水为患
时，与少昊、羲和氏俱迁于中美洲，于奥尔梅克拉文塔留有常羲(常宜)制六合历石圭祖石
。
　　高阳虽是颛顼氏兴起之地，却不是帝丘。颛顼帝丘在顿丘、位在今河南濮阳，后被水
淹。今河南内黄梁庄乡西大城村(又名三杨村、大王城)，另有古顿丘城遗址。第一代颛顼
称帝在顿丘，归葬也在顿丘，家族墓也在顿丘。
　　后来，濮阳因地势较高成为新一代颛顼政权的帝丘。颛顼时代任用南正重司天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属民，进行历法改革，重，司天，观星象灾变测人间灾变，反之观人间灾
变，知星明灾变，收集观测资料，颁于天下(如同今日之气象预报)。黎领导百姓治病防灾
，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农、商、渔、牧……)。
　　原先民神同位时，任何一个家族巫觋都可能登临自己的祭坛，现在不行了，只有大巫
觋才可以在其坛台上的神殿中进行祭天，观天象，做历算，授时活动。至于其他所有祭祀
中心，均封闭起来不准再用。于是天归天，地自地，天地人神交通断绝，是为绝天地通。
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所以颛顼之后的帝王只能记于近，而不能记于远。因此，职官之名大
约就变成管理民事的司徒(土)、司马、司空(工)了。黄帝以后，颛顼再一次强化了中央政
权，宗伏羲、建寅，颁颛顼历。
　　黄河水患历代祸及共地(共工氏居地)、濮地(颛顼居地)，共工氏治水很有经验，故在
少昊之后颛顼仍用共工为水官(司空或工正)，但有时因洪水过大，共工氏堤防被毁，大水
不免冲到颛顼居地，颛顼误认为是共工以水逼他，于是便有讨伐共工之事。共工本为水官
已在尽力减轻水害，而且看到“堕高堙卑”之法已不灵了，便急中生智凿山开豁，或削平
山头以泄洪水，结果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受到讨伐，自然愤怒之至，随
即进行反击，双方对峙，争战多年不分胜负。史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缘于此。此时
的共工氏首领帝江，称涅(涅为共工自立的天表之地名涅丘)。
　　大约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五百年间(即公元前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这三百年
当中，海浸又一次发生，终结了颛顼与共工氏的恩怨纷争。少昊、共工等氏族纷纷乘船(芦
苇舟)，向山地逃亡。在华北，他们沿太行山向北进入燕山，向东北转入努鲁儿虎山，辗转
又到了朝鲜半岛、日本三千列岛、阿留申群岛，最后在今美国俄亥俄州亚当斯县定居(后又
转到美洲西南部)，筑赫比人螭龙丘。
　　而留在中原境内的“涅氏”，则依“涅水”而居，其地在太行山西麓余吾、虒亭、襄
垣、屯留、壶关一带。这些古老的地名现今犹存。
　　美国境内的那瓦霍人、赫比人世代流传至今的《四大世界递升迁徙图》，就是共工氏
的族徽。那瓦霍图为圆形，赫比图为方形。中国境内发现的共工氏图徽图像很多。
　　伏羲女娲——炎帝系另一支，在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年间与南方北方的祝融氏会合，
在洪水泛滥时期，同乘苇舟，经不同道路到达美州，这一支的后裔就是那瓦霍人，他们是
从大河村、磁山出发的。
　　赫比人、那瓦霍人同属“帕布罗”——粘土建筑的村庄——耕田的殷地安人。其建筑
形式都保持了共工——后土的“邛笼”特征。
　　共工之名是由于这个民族世代为木正、工正、水正。用斤伐木，筑堤、挖沟、排水、
建屋、建坛台造舟车，他们用的棍叫“杠”用手持斤伐木叫“攻”，用力作工叫“功”。
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帛书中的“共工”二字作“共攻”，可知攻、功、工可以通用。
　　“共”之意为筹谋、齐举齐攻、恭敬、供奉供给。
　　共工氏的贡献很多，担负着多种要职，造福于世世代代，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后来
，共工氏分化为工方、邛方、珙方、虹方、江方、共方、土方(工方之子后土句龙氏裔又名
吉方)等支族，至颛顼时改为司徒。“共工”是以德名族的一个大民族。
　　“帝江”、“帝鸿”是连山共工氏，在神农时进入岷山地区。在甘肃临夏、四川邛崃
、茂汶、广汉、珙县、西昌、云南祥云、元江流域、麻粟坡以及广西，直至东南沿海，香
港等地都留下了绵延至清代的纹字。一九八六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
件石璋上的连山纹，与历代铜鼓上的连山纹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知道共工氏的这一支历代
迁徙，生存的路线。
　　（工口）实为工，吉方是（工口）方、土方的讹变，是后土，句龙纳入黄帝氏族的别
称。僰人是供工后裔。句町是句芒、句龙之后裔，帝江、帝鸿是共工氏族的杰出领袖。龚
方是共方之先，是由共工向共方的过渡。
　　共工是炎帝族骨干，在族内始终处于霸权地位。自伏羲、女娲之后王霸于伏羲神农氏
之间。当炎帝族被黄帝打败之后，共工肩负着复兴炎帝氏族文化的使命，继续领导炎帝氏
部族联盟与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后裔遍及中国大部直到美洲
，分成共、龚、湟、（工口）、邛、土、句芒等部族和国家。大部分成为羌、藏、汉族；
一部分成为彝、土家、苗、布依、侗、傣、壮等族以及迁到美洲的赫比族和那瓦霍族。
　　逃往北方的少昊鸾鸟部到冀东迁西滦河一带留下；少昊黑虎部入居辽宁鲁儿虎山；天
吴水伯住朝阳，袭故土旧名，与轩辕后裔共创牛河梁红山文化。颛顼部到了黑龙江与夸父
部大人国会合，定居在此，成为传说中的北方玄武大帝。后来他们中的一些族众又东渡北
美南下南美，至今在美国各地发现的俄克拉何马、斯毕拉蒙特贝雕，加利弗尼亚楚玛斯岩
画，圣埃米格迪亚洞中岩画和圣塔，巴巴拉山上岩画中，以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州文化
遗存中都有他们的遗迹。在今墨西歌竒瓦瓦州出现了少昊羲和国肇造的玛雅文化。
　　公元前三千年后，渤海、黄海水面下降，华北平原洪水退却，逃难各族纷纷返回平原
故地。出现了劫后民族共和，天下大治的局面。
　　这时的颛顼任命重和黎进行巫政历法改革，统一历法，天下有章可循，各氏族忙于重
建家园，互通有无，民心安定，经济繁荣。又任命少昊四裔叔重为木正、该为金正、以修
熙为水正、黎为火正、四叔世不失职。疆土北至漠北，东至黑龙江东北，西至昆仑流沙弱
水，南至交趾，皆为颛顼之天下。
　　这个时期四大族(帝俊、颛顼、炎帝、黄帝)文化(大汶口、大河村、庙底沟、红山)得
到空前繁荣，并交汇于中原，成为民族共和文化。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河村文化是
颛顼重黎文化，庙底沟型仰韶文化是炎帝文化，红山文化是颛顼、黄帝、少昊诸族共建之
文化。
　　颛顼称帝前，颛顼氏族已存在二百余年，继少昊称帝后又延续四百四十五年。
　　公元前三三八零年至三一零零年前，黄河下游洪水再次泛滥，又造成华北平原氏族的
大移动，纷纷向东北幽州大地，大茅山、大别山、桐柏山、太行山、伏牛山逃亡。黎氏据
浊漳河建黎城，与住在这一地区的共工、后土、鹳兜、夸父、四岳、大彭等氏族发生冲突
。颛顼氏族又与居住在安阳共头山的共工氏发生冲突，共工氏堤坝被毁，洪水冲击颛顼居
地，遂放弃濮阳，向北方逃难，以冀河、潴龙河畔建高阳城，以后，颛顼氏族衰落。
　　是时，居住在伊洛地区的高辛氏摄政王喾举兵伐共工。先命火正重攻，不克，复命木
正黎佐重，又不克，废重黎祝融官职，又命重、黎弟吴回用围而不攻，困而以耗之计，又
断共工水源，终于攻下共工居地共头山，破涅都。喾使吴回复居“火正”，仍为祝融之官
。后来，吴回生陆终，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聩氏，生六子，得八姓。
　　共工氏被彻底打败，向北逃亡，中原无主，喾于是代颛顼称帝，始称帝喾，号高辛氏
。
　　颛顼氏到北方后，较逃到北方的黄帝、蚩尤、少昊诸氏族之裔实力较强，故独称霸北
帝，又因其头戴干戈、尚武，又名玄武，北方玄武大帝。《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
虎、危。”《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颛顼之虚，墟也。北陆，虚也。”郭璞注：“
虚在正北。北方色黑。”《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螟，执权而治冬
。”
　　颛顼时代使用的水星历，是以辰星为主要观测星，制定历法，颛顼水德、司北辰主水
。
　　玄冥是修(已)即蛇与熙(龟)的合婚族。
　　重、黎或重黎皆为氏族族团名，是古老的氏族。重为太昊佐、少昊叔。黎为东夷族团
领袖，也是少昊叔，是分衍出来的大巫觋集团。
　　黎即后土，善于掌握气候节令的变化规律，教民适时播种收获。
　　重黎是重和黎的合婚族。在颛顼之前早已存千年。
　　因此，颛顼时代仍起用重黎，命重司天属神，命黎司地属民或重献上天，黎邛下地。
表示夷、炎、黄三大族团联盟。颛顼为主，东夷为二，炎帝为三，即非血亲集团加入王族
为子一级集团，纳入颛顼族系。
　　重黎的黎被称为“祝融”之黎，又称铸融。炎帝时为“火正”，又可视为铸金属黎铧
或锄的工正。也可视为共工。
　　重族主要活动于山东北部地区。黎族主要活动于山东西部和豫北，晋东南，冀南地区
。重黎氏族主要活动在章丘，平陵……等地。
　　重和黎族独司天地鬼神以来又被称为“祝融”。不仅颛顼用之，其后裔直至夏、商世
司天地。周时，程伯、休父为其后。
　　陆终的后裔，重要的有第三子彭祖，封地在彭城(徐州铜山)，豕韦是其别支；第六子
季连，后为楚国先祖。

初九潜龙

远古军事
一）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战争，作为一个人类特有的现象，并不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战争可言的。和其他事物一样，其发生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结为群体，共同劳动，长期过着平等共处的生活，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类集团间不仅没有发动战争的条件，甚至接触和冲突亦极有限，只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财产后战争才随之发生，这是各民族、各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亦不例外。

1.中国最早的战争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私有制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确切地说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战争亦当起源于这一时期。诚然，从大量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中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和父系氏族公社早期，似乎已经有了原始氏族部落争斗的痕迹。例如，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我们看到，这个大氏族居住的村落周围，环绕着一道深壕沟，很可能是当时用来防御其他氏族侵扰而构筑的专门设施。再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理论和材料推断，在私有制产生之前，由于集团利益的不同，为了争夺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牧场以及为巩固氏族而进行血亲复仇，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战争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发生战争的条件并找到了证明这一结论的实据：首先，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形成。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子在生产生活中成为主宰，地位的提高，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的改进和新工具的发明、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生了数量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而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作为独立生产单位的个体家庭和产品交换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可以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随葬品的情况得到说明。例如，在对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江苏邳县刘林墓地的两次挖掘中，发掘者根据各墓穴随葬品的情况指出“这一氏族社会内部已有财富多寡的不同”①。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大汶口遗址早中期墓葬为代表），在对大汶口早期两组墓的发掘中发现，一组紧邻的七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而另一组的四座墓中随葬品则非常有限，形成鲜明对比。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大汶口后期墓葬为代表），这种情况则更加突出，墓制和随葬品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一些墓如5、105、122 号等，不仅墓小，而且随葬品少的只有几件或十几件。而另一些墓如10 号墓等，不仅墓穴宏大，而且已经使用木椁，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更是惊人。随葬品从种类上看，既有贴身的大量衣物、饰物和各种型制的象牙器、玉器、陶器，还有相当数量的猪头、猪骨；从数量上看，据统计，就陶器而言，在少数富有者的大墓中竟多达几十件，其中5 座大墓随葬品陶器数量占整个墓群出土陶器总数的1/4 以上；就随葬的猪头而言，大汶口发掘的133 座墓中，用猪头随葬的有45 座，占1/3 强，墓中出土猪头最多的达14 个，少者亦有一两个。从上述可见，不仅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像家畜这样的动产都成了私财，而且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大量私有财产的存在，无疑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次，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富有者的墓葬中可明显看出他们作为军事首领的身份。如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19 号墓的墓主为一成年男性，墓中随葬品丰富，墓主杖钺执旄，腰挂号角。再如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濮阳西水坡一座壮年男性的墓葬中，不仅有殉葬者三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死者两侧用蚌壳拼摆有象征神武和权力的龙虎图案。在刘林遗址发掘的18 号和25 号墓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再从时间上看，这些墓葬反映的都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当时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以上提及的几位墓主，无疑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长，同时又是发动和指挥对邻近部落进行战争的首领，而且发动指挥战争已成为他们经常性职业。

再者，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战俘奴隶。在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极为有限，仅够供自己消费；只有当生产力大大发展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剥削他人便有了可能，奴隶制也就随之产生，最初的奴隶来源于俘虏。一般而言，在阶级形成以前，人们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往往采取把他们杀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把他们吃掉的办法，但当剥削成为可能后，他们便被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剥削的对象，成为家内奴隶，很自然也就成了胜利者的私有财产。既是私有财产，也就可以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作为随葬品，这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中可以得到反映。在刘林遗址和大汶口中晚期遗址各发现8 座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墓的墓主为男性，女性则是殉葬的妾奴，她们当来自战俘。近年在大汶口晚期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还发现了用多个奴隶殉葬的一座大墓，墓主身旁殉葬有四五个少年和幼儿，他们的身份显然是奴隶，他们和西水坡龙虎墓殉葬的三个殉者一样，当是由战俘转化而来的。既然已有了战俘奴隶，毫无疑问当时已经产生了战争。

综上所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已经形成，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已经出现，由战俘转变而来的奴隶也已被发现，此外，在当时的陶器上已有兵器符号。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时期已产生了现代概念的战争。

2.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的发展

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产生后，这一社会现象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点。

继大汶口文化时期之后，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新形势，即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性的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战争防御设施的城堡的出现与战俘奴隶的增多。

首先，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各部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在当时人看来，掠夺财富不仅比劳动创造来得容易和迅速，同时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因此，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正常职能，每个部落随时都有遭到邻近部落侵袭的可能。各部落首领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便役使部落中的普通民众或从以前战争中掳来的战俘，在部落住地中心筑起防御设施。前文已提及在仰韶文化时期，其防御设施为壕沟，但到龙山文化时期，防御设施已演变为城堡。从考古材料看，迄今已发现有龙山文化阶段的九座城址，其中有五处为土城垣，三处为石城垣。正如《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这样规模的城址作为防御设施的军事城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样的城堡不会是防御小规模的滋扰。”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掠夺战争已很频繁。

再者，上述结论从当时战俘数量的增多也可得到进一步说明。如前所述，用奴隶殉葬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龙山文化阶段情况更为突出，除男女合葬和多人殉葬外，还出现了杀殉的乱葬坑、奠基坑，这些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辽西红山文化等遗址均有发现，其殉葬的战俘奴隶数量远非大汶口文化时期可比②。

另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地发现的乱葬坑，坑内堆放有若干死者，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有的骨架残缺不全，这些有的可能是战争中阵亡者，有的可能是俘虏。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2 年第1 期和1965 年第2期。

② 姚政：《先秦人殉人祭研究》，载《先秦研究动态》1988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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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史传说中的部落战争
在前文关于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最早的战争已经发生，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借以说明问题的都是考古材料，睹物而不见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古史中关于上古社会传说的记载却给我们复原原始社会历史、再现当时的战争情形提供了帮助，尽管它们极为有限。这些传说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渊源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而且不少神话传说还记述了远古战争的一些情况，这对于我们勾勒中国远古战争的轮廓是极为难得的。

1.黄帝时代的战争

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群体间的交往不断扩大，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集团都不断向四周迁徙发展，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局面，彼此间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融合。传说中主要的氏族部落有：

1.属于华夏集团的有炎帝、黄帝两大部落。传说炎帝为神农氏（一说烈山氏），是一很古老的氏族，它发祥于渭水上游，后沿渭水、黄河东迁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距今五千多年前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相传共工氏及后来的“四岳”均为其后裔。黄帝族，为轩辕氏，其先祖与炎帝氏族同源。《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以此为据并结合其他传说，近代有的史学家推断黄帝族发祥于陕西北部，后沿北洛水向东南下到与黄河交汇处，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地区，继而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迁入今河北地区。在华北稳定下来后，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五帝本纪》），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就是用武力征服了许多氏族部落（包括炎帝和蚩尤），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据《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①。可见其后裔繁兴，成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之一。

属于东夷集团的有太皞、少皞和九黎。太皞是生活在淮河支流颖河、涡河流域的一个夷人部落，传说太皞居陈，陈在今河南淮阳县，处颖、涡二河之间。又，传说太皞为风姓，“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②，当与九夷中的风夷有关，且以龙为图腾。少皞与太皞有密切联系，但其形成为一部落在时间上稍晚于太皞，其故墟在山东曲阜，活动范围当在泰山以南。据《左传》记载，春秋时的郯国为其后裔，郯子追述其先祖少皞氏称其“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共有凤鸟氏、玄鸟氏等24 个以鸟为名的氏族，可知少皞部落也曾经十分繁盛。九黎主要活动于泰山以西及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交界处，传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③。九黎乱德，以蚩尤为首，蚩尤为九黎一著名首领，相传其有兄弟81 人，这里的81 人，当指81 个氏族，此数很可能是夸大的说法，但由此认为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十分庞大是可以肯定的。

① 《国语·晋语》。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③《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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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帝、炎帝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是华夏族内部的一场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以神农氏为首，但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以农耕著称的神农氏因武力不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以掠夺为荣耀）的需要，其首领已渐渐不能胜任联盟首领的职务，因而被强悍的黄帝部落首领所代替。炎帝不甘心本氏族首领失去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极力发展力量，为重新赢得联盟领袖的职务，对拥护黄帝的各氏族部落实施武力压制，黄、炎二帝的矛盾遂由此激化。黄帝部落对炎帝的反攻予以坚决回击，用战争手段确保已取得的华夏族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发展生产，争取众心，率以熊、罴、貔、貅、豺、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境内）展开决战，“三战，然后得其志”，经几次大的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炎帝族一部被迫北迁，其余于黄河中下游与黄帝族融合。阪泉之战，巩固了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新秩序，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与东夷、苗蛮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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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炎帝、黄帝对蚩尤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当华夏集团由西向东发展，到太行山以东定居下来时，东夷集团的一些部落也正向西发展。炎帝与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首先发生冲突，“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①，传说蚩尤善作兵器，且有兄弟81 人（当指氏族），武力较强，炎帝战败，居地尽失，被赶至桑干河流域，乃向同一部落联盟中的黄帝族求援，黄帝于是率族众与炎帝族联合与蚩尤在涿鹿再次展开大战。传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bá，传说能造成旱灾的鬼怪）。雨止，遂杀蚩尤。②从传说中反映出，这场战争极为激烈，黄帝族可能曾在河流上筑坝蓄水以阻挡九黎族的进攻，战争开始后，连日风雨交加，双方无法交战，直至雨过天晴，才把九黎族打败，并于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战后，黄帝“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③，即以东夷集团中另一部落酋长“清”统领九黎部落。此次战争是两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战争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后华夏族与东夷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扩大，并结成盟好，共同发展。如《鱼龙河图》说：“伏蚩尤后，天下复仇，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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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工和颛顼的战争
共工氏为一古老氏族，据考，其故地在今河南辉县境内，世代居住于水患严重的地方，其先祖句龙修堤以防水，取得成功，氏族因而兴旺。至共工时，可能是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其首领仍因循旧法，造成“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①的恶果。时颛顼继黄帝而为华夏族联盟首领，颛顼居帝邱（今河南濮阳），在河东，处下游。共工氏在河西，处上游，其以壅塞河流法防水患，造成堤坝冲决，首先殃及地处下游的颛顼氏族，因而引起冲突。据《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此传说表明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斗，之所以说是“争为帝”，可能是为争夺与水利有关地区的控制权，这场战争以颛顼胜利而告终。

上述这几次战争，都发生在距今5000 年前后的炎帝、黄帝时代或稍晚的时期，是中国传说时代最早的战争。此时的战争已超出氏族部落间的械斗，而主要是发生在两个部族集团或部落联盟之间，战争已带有氏族酋长争夺统治权（联盟首领地位）的性质。从战争指导上看，已开始注意战前准备，利用天气条件和争取同盟军等因素。从战争结果看，还没有出现文明时代那种对战败者进行奴役的情形，而主要是胜利的一方将失败一方赶出原住地或与失败一方结为联盟。从各部落联盟不断交往，发生冲突，而又不断融合的传说中，表明各民族祖先在共同缔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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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尧、舜、禹时代的战争——伐三苗之战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继炎帝、黄帝时代之后，便进入所谓尧、舜、禹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部落联盟日益扩大。为了协调部落之间的关系和维护部落联盟的整体利益，部落联盟内部形成了一套由各部落首领、宗教祭司、军事领袖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当遇到重大事件则召集全体部族成员会议公决。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因素的加强，部落首领为了积累财富不断发动战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战争过程中日益得到强化。尤其是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的到来，军事首领在氏族部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氏族部落成员也以军事编制的形式出现，因而显出极强的军事性。但当时还保留有原始民主制因素，族众还有一些民主权力，如选举部落首领、参与重大事件的商议决策等。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同时存在，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同时又被称作“禅让”时代，即在确定部落联盟首领的问题上，由参加联盟的各部落首领组成的部落联盟会议推举继承人，经过长期考察后，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让给被推举的人，这是一种和平民主的传位方式，从尧到禹，均是如此。

从军事民主制的形成及其存在的社会背景来看，结合考古材料，可知尧舜禹时代的战争是很频繁的，在古史传说中所反映的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

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是由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两大集团融合而成的，是在约4500 年前后，由分属于两大集团的一些部落建立的一个以晋西南为中心的联盟，从其居地看，正好与南面的苗蛮集团活动区域的北境相毗邻。尧攻驩兜丹水之战。驩兜是三苗族中一个以修蛇为图腾的部落的首领。

① 《国语·周语》。

尧之时，他率部族从丹水下游向上游发展，威胁尧部落的安全，传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①。丹水即丹江，发源于秦岭东南部终南山（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向东南流经河南，在湖北均县流入汉江，是汉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丹水流域是古代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丹水之战极有可能是因为三苗势力向这一地区扩展而引起的，考古发现也说明这一地区是华夏族与苗蛮集团交汇、争夺的地区。如丹江边上的河南浙川江下王岗，发现一处很大的史前遗址，有关研究认为，距今5000 年前后，这里是属于华夏集团先民居处地，留下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而距今4700—4600 年前，属于苗蛮集团先民创造的屈家岭文化曾扩展到汉水上游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也在下王岗留下了居住遗迹。距今4500—4300 年间，这里再次成为华夏集团（具体为龙山文化先民）活动地区。可见尧舜禹伐三苗的传说是有根据的。丹水之战以驩兜族的失败而告终。

舜继尧为联盟领袖后，仍与三苗不断发生战争，如《战国策·秦策》有“舜伐三苗”，《孟子·万章》有“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三危的方位地点，其说不一，多数认为在今甘肃敦煌附近，另有在云南或四川等说法，不下八九种），但据《韩非子·五蠹》上所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知舜时与三苗的关系以和平相处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舜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加强武备上，以此形成威慑力，使苗蛮畏之而服，这为后来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础。

禹伐三苗是两大集团间的一次大决战。《墨子·非攻》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可知禹为联盟领袖时，三苗内部发生了变乱，禹乘机以受命于天为借口，大举向三苗进发。他在动员令中指出：“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上天“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②，申明伐三苗是因为三苗不敬神灵，且以重刑杀戮无辜之民，而上天怜念民众，要以威武之举来惩罚苗民，将其斩尽杀绝，征苗之举乃上天之命。出征前，禹举行仪式祭天地祖先并誓师，再次表明代天行罚之意，即所谓“非唯小子（自己谦称），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于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墨子·兼爱》）。据《墨子·非攻》载，战斗非常激烈，“四（雷）电诱（誖）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奉圭）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即战场上象雷电一样震天动地，禹有人面鸟身的神护佑，三苗首领被箭射中，苗师大乱，兵败，从此逐渐衰亡。禹此役大获全胜。

从上述传说中可见，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其目的已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部落之间的复仇械斗和对生活居地的争夺，更主要的表现为对财富与战俘的掠夺。如《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时，追溯“黎苗之王”被灭亡的情况说：“人类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说明禹征三苗胜利后，不仅仅是将三苗打败或赶走，而是实行“亡其氏姓”，说明俘其人民为奴隶的政策，已成为战争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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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军事民主制下的军事首领
如前所述，远古战争自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发生，然而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虽有不断扩大、频繁之趋势，但仍处于最早阶段，军事的各要素并未齐备，许多因素尚未产生或正处于孕育阶段。但自有战争之日起，就有了军事首领，因为战争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至少得先将人集合起来才能投入战斗，这样就得有人来承担这一职能。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团体的构成形式，决定了每一氏族都必须有德高望重、有经验且在身体素质方面有突出优势的人来担任首领，氏族的一切活动从生产、生活到对其他部族的械斗、战争，均由其组织管理，而当部落联盟出现后，被推选的部落联盟首领需担任同样的职责。无论是氏族部落酋长还是部落联盟首领，其职责范围包括氏族部落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在远古战争中是没有专职的军事指挥的。

部落酋长和联盟首领实际上具有双重身分：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他们是生产的能手，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而负责维持族内的秩序，安排生产；而在战争发生时则因为身强力壮成为勇士，被推举为首领而组织指挥战争，他们组织指挥战争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声望，通过动员族众来进行。《司马法》所谓：“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就是以劝戒的方式极力宣传战争对氏族部落存亡之利害关系，使族众认识到战争的必要而自觉应命从征，前面所述禹在伐三苗前注意战前动员、举行誓师大会即是明证。因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军事首领是以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为前提的。从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发现的墓葬可以看到，自有战争之时起，氏族部落首领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因为被证实是军事首领的墓主都极富有，这是特权的象征，也是战争的结果。随着私有观念的增强，作为部落首领，积累私有财产的欲望驱动他们利用特权去发动战争；而战争的发动和进行，使其在频繁的掠夺中，不仅巩固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包括战俘奴隶。

因此，在军事民主制下，以掠夺财富和奴隶的部落战争，使氏族公社进一步解体，王权的加强和私有财产的增多及不均，为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文明时代（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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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兵器的滥觞
兵器作为人类借以增强搏击能力、更有效杀伤敌人的外在物，是与战争同时产生的，可以说中国远古战争发生之日，便是中国兵器产生之时。

在原始人群时期，各人类群体在广阔的大地上各自向自然索取食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没有经济联系，也没有矛盾冲突。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原始人必须群处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有观念，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及国家，因而也就没有战争。当时只有与野兽作斗争的武器，这些武器便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到新石器时代，当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公社尤其是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之后，人类集团的不断扩大，氏族部落之间为争夺生活资源（水源、土地、牧场等）以及婚姻的掠夺和血缘复仇等而引起争斗。在部落冲突中，人们像对付野兽一样拿起手中的工具与敌对部落的成员相向搏击，从此，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开始成为了人与人斗争的工具，兵器便产生了。在当时情况下，生产工具和兵器是很难区分的，可以说还没有专门的兵器，生产工具与兵器同体二职，用于生产则是工具，用于战斗则是兵器，这是最早兵器的突出特点。

最初兵器的种类，从历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看，其器型多样，种类不少，可用于战斗的有石戈、石矛、石刀、石弹、石球、石斧、石铲以及石质或骨质的标枪头和矢镞，此外还有红铜制成的小型刀、锥、凿等。不难推知，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普遍使用的木制棍棒、标枪和矛等，在新石器时代必然也是大量存在的。

在新石器时代，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兵器（即工具）的生产制作除木质的是砍削而成外，石质的兵器已采用磨制技术，而大量复合工具的存在，说明钻孔装柄技术也已很普及。但石质磨制仍是当时兵器制作的突出特点，这是生产力水平制约所致，同时也是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

① 《吕氏春秋·召类》。

②《尚书·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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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代的军事
一）夏代军事概说

尧舜时王权已经萌芽，到禹时，随着伐三苗的胜利，军事首领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传说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表明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并初具国家雏形。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违背命令者则遭杀戮，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军事首领的权力已不仅限于战场上，而是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军事民主制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传说禹晚年还是按惯例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商议继任人选问题，当时推举了与禹同时担任公职的皋陶；皋陶先禹而死，禹继而举荐任公职时间很短的益，与此同时却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因此后世多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即禹时便开始有意破坏“禅让”制度，到启时，这一制度因启杀益而宣告终结，统治天下的权力发生了由传贤到传子的巨变。启杀益后，接着又击败有扈氏的反抗，终于在中原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之后，国家机器还很不完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反叛力量此伏彼起。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征伐反叛，不断实施武力，在频繁的战争中，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军队，奴隶制军事制度略见雏形。当时的军事活动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战争的性质不再仅仅是掠夺和复仇，战争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战争以扩大统治的征服和巩固统治的平定反叛为主要内容。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性质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的进步，此时的兵器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铜兵器和战车已经出现，但石兵器仍占主导；军事设施尤其是城防建设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兵器的进步而受到重视；随着军事制度的出现和军事装备的改进，作战的方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夏代的兵制——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

随着阶级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军队也随之产生，但夏代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即奴隶社会早期，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因此其军事制度自有其特殊的内容和时代特点。

1.奴隶制军事制度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末期，虽然已有了战争，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剩余产品少，生产工具简陋，所进行的战争，就目的而言，是为了生存、血缘复仇以及掠夺有限的财富，因此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主要表现为手持生产工具的氏族成员进行集体战斗，没有专门的兵器，也没有特殊的战术，作战人员是因需要由氏族中堪与战事者临时组成的，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的军队，自然也就无兵制可言。

自启杀益夺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后，以启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为了防止王族以外其他贵族夺权和镇压奴隶反抗，为了防范夏王朝以外部落的劫夺和便于劫夺外部落，在政治上产生了建立军队的需要，即需要有一支强而可恃的力量来实施上述职能。再者，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已能专门制造用于战争的兵器，这为军队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证，因此夏王朝开始建立我国第一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军队，相应地也就产生了早期的兵制。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刚刚建立，它还带有原始公社的诸多遗迹，其一切制度都还非常幼稚、简单，处于初创阶段。再者，夏代无确认的文字资料，考古所获亦甚少，因此我们今天只能借助古籍记载中的传说，勾勒夏代兵制的大致轮廓。

夏代的军队，由于产生于过渡时期，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相互并存。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是夏王朝因战争需要而临时征集组成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员不受血缘限制，在征集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地缘关系，即领土与财产；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须应征成军。《左传》述哀公元年夏少康复国一事，谓少康被寒浞追杀，逃奔有虞氏，有虞氏首领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诸论，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其中少康“有众一旅”的“旅”字当解为军旅，而“众”当是对居民团体的称呼，很显然这些民众不是追随少康逃亡的夏族成员，而是虞思赐与少康邑地上的有虞氏的族民，因此“众”反映的内容已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域团体了。再如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也说明当时的民众的地域关系已较血缘关系更为密切，奴隶制国家的基础已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地域关系。“有众一旅”把“众”和“旅”并提，说明夏朝的“众”具有亦民亦兵的双重身份，既是村社成员又是战士，他们在战时被动员以“旅”的形式编组成为奴隶制国家军队。

在整个夏朝，尤其是其初建时期，氏族与国家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夏王朝统治范围内的不少氏族，如有扈氏等，曾公开与夏王朝对立，发动武装斗争。很显然，他们借以与夏王朝对抗的还不可能是国家军队，而是氏族武装。这些武装力量的组成形式，和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武装并无太大区别，这是夏王朝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但这些氏族内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自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它们也在不断地向国家转化，其武装也随之变成国家军队。这种变化是从一部落或氏族接纳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担任公职开始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鲜见，如夏少康出任有虞氏的庖正，伯明氏的寒浞做有穷氏的相；夏后氏的臣靡，先事有穷氏后羿，后又投靠有鬲氏等均是其例。这种情况的出现，必然会导致氏族血缘关系的瓦解和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军队的产生。由上述可知，夏代除王朝国家军队外，还较普遍地存在着氏族武装，并在夏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后羿、寒浞夺权及少康复国，均得力于氏族武装，但这些氏族武装随着氏族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也逐渐演变成国家军队了。

2.夏代军队的编制和兵种

军队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与氏族部落战争的集体械斗不同，国家军队是有组织、有编制的。遗憾的是，有关夏代军队编制的记载极少，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仅就《左传》所载夏少康“有众一旅”推测，“旅”可能是夏代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至于其下有无多级军事组织以及基层组织是什么，均不可知，但有一点是可能的，即军队的编组方法与村社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

关于夏代军队的兵种，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有步兵、车兵两种。

夏代的步兵，是当时主要的兵种，因为当时还没有骑兵，车兵虽已出现，但就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言，兵车的生产能力是很有限的，自然车兵还不可能占主导。我们虽然可以推知步兵是夏代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文献中关于步兵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或语焉不详，其如何编组，如何作战，难以具体描述。

如上所述，在夏代已出现车兵，但数量很少。车兵是以车的出现为前提的，车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飞篷而知为车”，先秦诸子多说“奚仲作车”（《世本·作篇》，并见于《墨子·非儒》、《荀子·解蔽》和《管子》等书），据《左传》杜预注：“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即车正。又，《史记·夏本纪》记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可见夏禹时已有了车。到夏初车已经有相当数量，如《夏书》说：“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即把车作为赏功酬劳的物品；《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胲为商汤七代祖先，相土为十一代祖先，据甲骨卜辞证实，他们均生活在夏代。因此，夏代有车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用于作战。《尚书·甘誓》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里的左、右，一般认为应是车左、车右。从后来车兵的发展可知，车左执弓主射，车右执矛御敌，即使当时未必有如此明确的分工，但以车为中心，左右各自杀敌的车兵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车上驾战人员，因没有材料说明，是否有史家通常说的“甲首”以及人数多少，均无以推断。不过有一种可能，因兵车出现之初，数量有限，可能主要为军事指挥人员所乘。但是到夏晚期，车兵不仅数量增大，而且已成为一支攻击力极强的突击力量。如《吕氏春秋·简选篇》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又《墨子·明鬼下》有“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这两条材料均说明了车兵与车战在夏末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与水平，并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夏代的战争

夏王朝建立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为巩固国家政权和扩大统治，夏统治阶级在400 年间，进行了无数次对异己势力和边疆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其中见于史籍记载的著名战争有：

1.夏启攻有扈氏之战

启杀益夺取王位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夏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新旧势力的矛盾，氏族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夏统治区内不少氏族对夏不满，起而反抗，其中居住在今陕西户县的有扈氏尤为突出。对此，夏统治者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决定以武力平服。夏启三岁，夏启召集上卿统大军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战前启同全军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即《甘誓》），历数有扈氏的罪状，鼓舞士气，并强调作战纪律。两军经过激烈交锋，有扈氏大败，战后有扈氏被罚为牧奴。经此一战，欲与夏对抗的氏族闻之慑畏，从而巩固了启的统治地位。

2.夏仲康征羲和之战

羲和，为夏统治区内一氏族首领，善观天象，夏王委之以天象官之职。夏仲康元岁，有日食之象，而羲和未能准确预报，仲康以其失职，派胤统军前往征讨羲和部落。此次征讨，非因叛反，而是因羲和未能尽职，可见夏统治者为显示王权的力量和表明王权的至尊，已不惜兵戎相见，反映了军事与政治制度发展的紧密关系。

3.夏征东夷之战

东夷，是对居于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的总称。在史前时期，东夷集团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与华夏集团齐头并进，曾多次与华夏族争夺中原，成为华夏族的强大对手，至夏代依然如故。东夷诸部叛服无常，对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和扩张势力，曾数次对东夷大规模用兵。

夏相时曾先后对属于东夷集团的风夷、黄夷等部落发动进攻。

少康复国后，东夷中不少部落仍不服夏朝统治，与夏抗争，东夷诸部中仅方夷来朝。少康以太康失国为鉴，重视发展生产，国力增强，至其子予（又作杼）继位后，开始对东夷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度迁都于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并且为对付善射的东夷，改善武器装备，改进和发展了兵士的甲胄和矛。东征之战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东海海滨，杼因此举而为后世称颂。《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夏后代报焉”极言杼东征东夷对巩固和发展夏王朝的作用，并以之与禹相提并论，深受后代崇敬。事实也证明，杼征东夷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杼子槐（又作芬）在位时，风夷、黄夷、于夷、方夷等九夷均承认夏的统治而入都朝见。可以说征东夷之战，不仅加强了夏夷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使夏王朝的统治由今豫西晋南地区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至淮河流域，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华夏族的形成。另外，如前所说，这场战争对兵器和军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4.夏少康破寒浞复国之战

启子太康继位后，因不恤民众，统治动摇，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夏众的不满情绪兴兵赶走太康，自立为帝，史称“太康失国”。嗣后，羿之亲信寒浞又夺羿自立。太康弟仲康之子相，于流亡中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县）立国，遭寒浞攻杀。相之子少康被迫投奔有虞氏，在纶（今河南虞城）召集旧臣遗民，积蓄和发展军事力量，准备复国。与此同时，夏旧臣靡也在有鬲氏境内（山东德州北）招纳被寒浞击败的斟灌氏和斟寻氏余众，准备配合少康行动。时寒浞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反击来自各方的反对，频繁用兵，致使内部矛盾重重，局势动荡，少康和靡抓住时机向寒浞发起进攻，击杀寒浞二子浇和豷（yi），寒浞代夏遂告失败，少康称帝，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四）夏代的兵器

兵器的产生是以战争为前提的，但其发展却受社会生产的严格制约，可以说兵器的水平是与生产技术，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大量的考古材料说明，在公元前2000 年前后，即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统治区域的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含木、骨器）为主，但在工具制作上已较以前有了较大改进，石镰、蚌锄、蚌镰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促进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制陶、制骨等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有所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发展得很快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与上述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夏代的兵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时期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就兵器的种类而言，除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的刀、匕首、矛头、锥、戈、镞、斧、铲、棒等型制外，还出现了护身的甲和用于作战的兵车。其中箭头的数量明显增多，质料和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仅就箭镞来看，不仅有石质、骨质和蚌壳质的，而且还有铜质的。在制作上亦极精到，有的镞身（主要指蚌镞、骨镞）断面呈三角形，脊和两翼刻有血漕，铜镞和制作精良的骨、蚌镞使得弓箭的威力大大提高，而弓箭杀伤力的增强，必然促进防护具的产生和发展，“杼作甲”和“杼作矛”便是在此前提下兵器相互促进发展的结果。当然，甲作为一种防护用具在夏以前即已出现，最早的甲当是用藤木和皮革制作的，主要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手臂，“杼作甲”和“杼作矛”的记载只能说是杼因战争需要而对兵器加以改进的反映。

车，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夏代车已被用于作战，对此前文已述。但关于当时战车的型制，史籍却没有详载，据《管子·形势篇》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相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说明夏禹时制车技术已很高超，至夏代战车的制作技术当又高于夏禹之时，更加牢靠坚固，故能用于作战。兵车作为一种新的武器装备，使兵制和作战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新的兵种——车兵以及因兵车作战的特殊性而引生的车兵战术。

但是，就总体而言，毕竟夏代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当时用于装备军队的兵器仍以弓箭和木石制作的兵器为主，即仍处于石兵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甲和兵车虽已出现，但其数量是很有限的。

初九潜龙

[转帖]中华民族上古文明史研究的巨大成果
最近读了由著名学者王大有先生所著《三皇五帝时代》一书，深为书中所述我中华祖先上古文明的历史事实所震撼,以至久久难以平静。同时也为为追寻我中华祖先上古文明之源不懈努力二十年的王大有先生的坚定意志和艰辛付出所感动。
    王大有先生为完成此书搜集和使用了大量古物、古籍、图腾、徽铭、岩画、古文字、古文、器物等，无可辩驳的证实了一直被认为是传说的中华上古文明在时间上和历史事实上的真实可靠。为此，我愿将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一书的研究成果简要作以下介绍。
    一、中华民族上古文明有近万年历史。
    （一）燧人时代（5—1万年前）
    追寻我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源头是该书的主旨。作者认定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第一始祖就是钻木取火的燧人弇（音掩）兹合雄（音宏）氏，也称燧人氏。燧人氏能动的生火技术把人类带入了最初的文明。在书中王大有先生展示了大量上古时代反映燧人氏族本身及其文明成就的图腾、族徽、古文字、古文和器物，还有居然在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供奉的燧人弇兹合雄氏圣像等诸多实物。从而惊人地证实了燧人氏的真实存在和其取得的文明成就的可靠性，同时也证实了印第安人来自亚洲，是燧人氏后裔，与我们华人系同种。
    据王大有先生研究，燧人氏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古羌戎族群，距今约五万到一万年间。后因雪线下移渐向黄土高原移动，其后裔扩散到了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燧人时期为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发轫时期。
    （二）伏羲时代（9724—7008年前）
    距今1.5万—9000年间，燧人氏的后裔在今河西走廊、湟水及六盘山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繁衍出许多氏族，其中主要有弇兹氏、婼氏、华氏、胥氏、华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盘瓠氏。其中由华氏与胥氏相合形成的华胥氏就是后来伏羲氏的母亲族，而雷泽氏则是其父族。中华民族之华就源自华胥氏之华。据王大有先生推算伏羲时代存在于距今9724年—7008年之间 （自1997年上溯）。距今9771年，伏羲生于今甘肃西和县仇夷山，生活于今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带。伏羲氏是中华上古文明的集大成者，又是再创造者，受到上古诸氏族的拥戴，为百王之首，开创了伏羲时代。伏羲称帝于距今9724年，国号羲，年号罗奉。王大有先生认为，这应该是中华民族开国之始。与伏羲氏长期联姻的女娲氏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伏羲时代系中华上古文明的奠基时代。
    （三）炎帝、神农、蚩尤时代（7000—6513年前）。
    由于灾害等原因，伏羲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形成了伏羲-太昊-少昊的东夷族团，东夷的一部份在水患的情势之下，被分割成九夷，九夷逐渐发展出三苗九黎，三苗九黎的首领就是著名的蚩尤。
    留在泰安大地湾一带的华胥—伏羲氏也由于水患于距今7400年前后迁徙到秦岭常羊山一带，并在这一地区繁衍出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称西羌族团。
    燧人—华胥—伏羲氏是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的共同祖先。这两个族团各自继承了燧人—伏羲时代的文明成就，都发展出了文字、彩陶、营建居邑、天文观测中心、弘扬八卦太阳历天文学、制历授时、农耕定居、百蔬医药、冶金术和金玉并用，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炎帝、神农、蚩尤时代为中华上古文明的繁荣时代。
    燧人、伏羲、炎帝、神农、蚩尤时代为中华上古文明的三皇时代，即天皇、人皇、地皇。自黄帝起进入中华上古文明的五帝时代，他们分别是黄帝时代，距今6513年—6050年；少昊时代，距今6050—5790年；颛顼时代，距今5790—5380年，帝喾、帝挚时代，距今5380—4375年；尧舜禹时代，距今4357—4073年（以上年代均自1997年上溯）。
    王大有先生考证，中华上古文明即使从黄帝起，距今也在6513年，并非5000年。河南濮阳蚩尤墓的发掘为王大有先生的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五帝时代为中华上古文明的鼎盛时期。
    综上所述，王大有先生不仅追寻到了中华上古文明的源头，追寻和综述了三皇五帝各代的文化成就，同时也理清了三皇五帝各氏族的统治年代及其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二、三皇五帝是氏族不是个人。
    提到三皇五帝，人们常以为他们是一些个人，然而王大有先生的研究向人们证实了三皇五帝是氏族而并非个人，并且在书中详细列出了自伏羲以后三皇五帝各代氏族的世系年谱。做到这一点是令人十分惊叹的。例如伏羲氏统治近三千年，传七十七代。
    三、中华民族在九千年前的伏羲时已开始有了文字。
    据近年来对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考古研究证明，舞阳贾湖一带就是后来伏羲氏迁居中原的建都之地，出土文物最引人注意的有18个非常成熟的甲骨文字和25支用鹤骨做的笛子，（为7音节，人们用它成功奏出小白菜）年代为9000年前。这个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9000年前已经创制出文字。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他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都要早约两三千年。
    四、辽河流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上古文明之源。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然而由近年考古发掘研究表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王大有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这三地是同出于伏羲氏族的血缘和文化继承与发展关系。
    五、蚩尤、夸父、共公等与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皇帝战蚩尤的故事人们可能是熟知的。可能就因为这个故事，人们无视蚩尤甚至排斥蚩尤。这是不对的。因为蚩尤与炎帝黄帝一样同为伏羲氏后裔，并且是三苗九黎的祖先，蚩尤战败后，其氏族迁往南方及西南各地，形成了我国南方及西南各地少数民族，是我国南方及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与炎帝黄帝一样，蚩尤氏族对上古中华文明作出过突出贡献。
    六、印第安人、玛雅人、爱斯基摩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毛利人都是华族后裔。
    以上人种均属黄种人，有着和亚洲人共同的外貌特征。印第安人怎样到达了美洲已有明确的答案，而王大有先生的研究更清楚地说明:
    （一）燧人弇（音掩）兹合雄（音宏）氏、伏羲氏、炎帝、夸父、蚩尤、少昊、共公等也是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美洲印第安奥尔梅克人、那瓦霍人、赫比人文化保存的有关圣象、图腾、徽铭等物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华人向美洲迁徙前后有约上万年的历史，在陆路流落于东北亚和阿拉斯加一带的形成了爱斯基摩人；在水路流落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形成了毛利人；到达了美洲的形成了印第安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以及印加人。实际上在五、六千年以前，华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环太平洋的文化圈。
    （三）玛雅人是中国商朝人后裔。
    1953年美国的一支考古队在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遗址祭祀中心地下发掘出16尊高约七、八英寸的玉雕人像和6支高23.6-27.3厘米、宽3-4厘米、厚0.95-2.1厘米的玉圭。这6支玉圭上刻划有文字，过去西方学者一直认为是“花纹”、“裂纹”。后经我国学者研究辨认，这6支玉圭上竟然是用中国商代文字契刻的殷商人祖先的祖谱。这是一组祭祀中国殷商人祖先的最高规格的神主牌位文献典籍，并有列祖列宗形象的国祀大典整体谱系。这一研究结果震动了世界，从而证实了玛雅文明是原原本本的中国文明确凿无疑。
    这是怎么回事呢？据王大有等我国学者研究，在商朝灭亡时，商朝有一支约有10万人的主力部队正与东夷作战，来不及回救。这支部队加上当时林方、人方、虎方的15万人，共约25万人，统帅是攸候喜。在商朝灭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却不知所踪，成为殷史的千古疑案。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大洋对岸的墨西哥尤卡坦地区兴起了玛雅文明。可以肯定正是那批人，得知商已灭亡，自己难有立足之地，遂决定出逃，经过千难万险到达了大洋彼岸，用原本的中国文化，建立了玛雅文明。在当地流传有《候喜王的故事》及《候喜王歌》，而候喜王就是攸候喜。久久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就在疑惑：玛雅文化怎么好象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玉圭和玉雕像的出土与研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今不少印第安人和玛雅人后裔已经知道自己祖先的来源。
    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一书内容非常丰富，新发现、新观点甚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叙述，请读者谅解。

初九潜龙

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主要包括黄帝和炎帝两支大的部族。黄帝在姬水一带长大，炎帝在姜水一带长大，黄帝与炎帝各自以所居之地为姓，是西部黄土高原地区部落的首领。后来，两支部落向东迁徙，进人中原。炎黄部落进入中原后，与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东夷集团的“九黎”部落发生军事冲突，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九黎部落，杀死蚩尤。
3.黄帝：部落共主时代
不久，炎黄部落之间也发生了激战，炎帝战败于阪泉之野，炎帝部落归属黄帝。在黄炎与九黎交战时，东夷部落逐渐支持黄炎，最后黄炎、九黎、东夷相互融合，黄帝部族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黄帝在阪泉之战击败炎帝神农氏，成为部落联盟共主
华夏族团的形成：“夏”＋“夷”＋“苗蛮”
[说法2]华夏族是个逐步融合扩大的概念。公元前4000年，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北部居住着夏族，晋南关中一带居住着华族，淮河以南和汉江流域居住着蚩尤的先人。公元前2700年夏族领袖黄帝东进，战胜华族领袖炎帝，两族达成联盟并将蚩尤灭掉，占据整个中原，华夏二族逐渐融合成华夏族。

初九潜龙

中国八种神秘文字
“仓颉书”：此书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彝族先民祭祀记录。古彝文发祥于西北地区，与仓颉造字的传说有关，故得名“仓颉书”。
“夏禹书”：也是被视为伪作的古籍，其文字更加难以认识，据学者刘志一的研究，书中12个字，有5个是古彝文，7个是甲骨文。
“红岩天书”：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悬崖石壁中，有一块长达百米，高约30米的巨大浅红色石屏，上书文字，被国内外学者称为“红岩天书”。
“巴蜀符号”：在四川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上，发现有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图符”。
“东巴文字”：这是千余年前云南纳西族先民创造的原始象形文字，有“活着的象形文字”之称。该族东巴巫师用此象形文字来书写经文，故名“东巴文字”。
“岣嵝碑”：原存衡山，现置于绍兴禹庙的“岣嵝碑”，碑文似篆非篆，书法奇特。
“夜郎天书”：于贵州省赫章彝族地区新近发现。专家所称的“夜郎天书”，共有4480个字，以毛笔烟墨书写，如草似篆，笔画盘旋弯曲，字形粗细不一，疏落有致。
“仙居蝌蚪文”：在浙江省仙居县淡竹乡一个128米的陡壁上，发现有人工镌凿的日纹、虫纹和蝌蚪文。传说是大禹治水留下的记录。

初九潜龙

我国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已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六书俱备，文法完善，记录完整。因此，它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此前应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字的出现，要比甲骨文早，这是可以肯定的”。
“漫长的发展过程”如何体现？甲骨文如此成熟的“象形文字”之前又该是什么文字？

初九潜龙

1989年，由贵州彝族学者王子尧释读、王正贤撰文的《贵州红岩古迹研究》发表，该文以现存的古彝文为参照，根据彝文的造字方法、用字规律及书写行款规则等，判定红岩碑文字为古彝文，并将其分行分段，对每字注音、释义，然后证之以彝文献所记载的史实，第一次对红崖天书进行了彝文释读，释文如下：
　
　  1、陋侯驻兵地；
      2、出兵打古糯，兵如松，多且勇，虏获妇女羊群；
　　3、战地南城，联合德部族，攻占濮人地；
  　 4、各地彝汉人，权利皆平等；
　　 5、岩下打牛，还祀愿。众男女青年，边听述战争的胜利，边招待庆贺的客人。

初九潜龙

中国彝族有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就是通常所说的彝文。长期以来，彝族人民使用彝文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些书被称为“夷经”。“夷经”里全面地记录了彝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彝族的百科全书。而这些彝经的撰写者就是历代的毕摩。对于彝族的这些文献，长期以来，能够读懂的人也只有毕摩和其他少数人。
　　这些书在一般人眼里也就等于“天书”。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些“天书”与中国的古文字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现今中国汉字的最初形态。但是，在西安半坡发现的古代刻划符号，时间上比商代的甲骨文还要更早，距今大约为6000一7000年，它显然已是一种古文字，可是却难以释读，只能称之为“原始的刻划符号”。
　　一些彝族学者却发现，半坡的这种刻划符号与彝文却十分相似，并对其含义进行了破译，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石林的彝族撒尼人有自己的文字撒尼文。据学者们的研究，石林彝族所使用的撒尼文与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器上刻划符号相比，相同和相似的占了77%。另外，河南舞阳县出土的柄形石饰上“孤魂野鬼”4个刻划符号，与石林撒尼文完全相同。这说明撒尼文的创制历史相当久远了。

初九潜龙

在前不久贵州省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诠释。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的秘密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
　　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
　　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我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我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