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石散还丹.节选自出轨的王朝

章意率

《出轨的王朝》，网络作家押沙龙著魏晋历史类书籍。鹭江出版社2007年4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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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魏晋士人猛吃毒药，各种毒物郁结体内，兼之多半嗜酒如命，在药与酒的双重刺激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的上流阶层像魏晋时代那样贴近于西方的嬉皮士。
要享受性爱，也要追寻长生——一段疯狂与愚昧的历史
风靡毒品五石散
还丹成金亿万年
古怪的性生活
第五章
这些“长生人”朝圣所经之地，处处废墟。他们掠夺财物，焚烧房屋粮库，填塞水井，大规模制造毫无意义的破坏。他们被压抑得太久，此刻正陶醉于破坏的欢愉之中。能随意毁坏东西、杀戮他人，而且还是以神圣世界的名义，这怎么能不让人欣喜若狂呢？
当阴暗的火焰熊熊燃烧——天师道宗教大叛乱
天师道
性爱与狂欢
大动乱

风靡毒品五石散
　　王戎是西晋的一位大大的名士，名列“竹林七贤”之内，在当时也是士族中的领袖人物之一。但要说他“贤”在哪里，却非常难讲，他身上最鲜明的特点就是贪财。他的庄园水磨，据说是“周遍天下”，一位从侄结婚，他大方地送了一件单衣，婚礼完毕之后，又心疼起来，火烧火燎的，就又厚着脸皮跑去要了回来。对儿女他也并不大方。他女儿成家后，有次向他借了几万钱，这些钱对于王戎可能也就跟我们兜里的几块钱差不多，可他就惦记上了，天天盼着还，但女儿就是没送钱来。后来女儿回家探望，他脸色很难看，女儿马上掏出钱来还他，王戎“然后乃欢”。他家卖的李子他都要让人一个一个把核钻破，生怕有人把李子种给偷了去。
　　这样的一个财迷有个特长，就是会聊天，说起话来言辞颇为动人。在魏晋士人看来，这就够了，再加上他出身于一流门第—琅邪王家，所以这个名士王戎做定了。
　　王戎也碰到过危险时刻。西晋晚期，几个王爷带着兵互相砍杀，打成一锅粥。齐王司马一度控制洛阳，另一个王爷河间王要组织联军讨伐齐王。齐王召集会议，讨论对敌策略。王戎当时担任尚书令，级别相当于总理。他在会上侃侃而谈：“人家带兵百万，势不可挡，我建议你退休回家，安享天年。急流勇退，放弃权力，当真是万全之道。”司马的谋士勃然大怒，说：“汉魏以来，有一个退休的王爷能活命的吗？我建议把出这个坏主意的家伙处死示众。”所有在场官员都非常震惊。王戎听了以后，表示要上厕所。王戎不在的时候，司马正认真考虑谋士的建议，忽然听见有人叫唤起来：“了不得了，了不得了，王大人掉茅坑里头了！”大家让人把王戎捞起来以后，就把这位浑身恶臭的王大人送回府第。王大人声称自己是“药发”，才会失足跌入茅坑。一通混乱下来，让王戎逃得一命。后来，司马被杀死了，王戎却还活着。
　　王戎所说的“药发”是怎么回事？“药发”为什么会掉到茅坑里呢？这是一个问题。
　　关于王戎，还有一件轶事。古代人最注重守孝，父母死了，做儿子的几年之内都不能再担任官职。守孝期间，孝子要痛哭流涕，不吃肉不喝酒，更不能穿好衣服。王戎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却不遵守这些规矩，又喝酒又吃肉，但是这些酒肉似乎于他却无多少滋补，他容貌憔悴、身体虚弱，要拿着拐杖才能行走。当时另一个官员和峤也在守孝，他遵守一切规矩，连米饭都要称好再吃，怕超过孝子的饮食标准，但是，大家却认为王戎比他更孝顺。皇帝对大臣说：“和峤守孝过于刻苦，让人担忧。”大臣却回答说：“和峤克扣自己的饮食起居，只是‘生孝’，而王戎却是‘死孝’，我认为真正值得担心的，是王戎。”为什么王戎守孝期间吃肉喝酒，却能得到大家的理解，称他为真正的孝子呢？这又是一个问题。
　　要解释这两个问题，就要谈到晋朝的一种很古怪的文化风尚了。
　　这种风尚就是服用一种有毒的药物—五石散。现在大家一说到毒品，马上想到鸦片，觉得好像在鸦片之前，中国人从来没有服用毒品的历史。事实远非如此，晋朝时，上流社会就曾大规模服用毒品。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五石散对人体的损害绝不在鸦片之下，把它划成毒品一点都不过分。
　　所谓“五石散”，是一种中药散剂，它的主要成分是石钟乳、紫石英、白石英、石硫磺、赤石脂，此外还有一些辅料。这种散剂据说是张仲景发明的，他发明这个药方是给伤寒病人吃的，这种散剂性子燥热，对伤寒病人有一些补益。但是到了魏晋，上流社会的士人没有伤寒，也都开始吃将起来。此时的配方在张仲景原始药方的基础上做了一些调整，但主要成分没有变化。
　　这种药吃到肚子里以后，要仔细调理，非常麻烦。首先，服散后一定不能静卧，而要走路。魏晋名士最喜欢散步，称之为“行散”，其实这并不是他们格外喜爱锻炼身体，而是因为偷懒躺下就性命不保。
　除了走路，饮食着装上也要格外注意。服散之后全身发烧，之后变冷，症状颇像轻度的疟疾。但他们发冷时倘若吃热东西，穿厚衣物，那就非死不可了，一定要穿薄衣，吃冷东西，以凉水浇身。所以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按照书上的说法，就是“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极寒益善”。冻出肺炎来，那是你散发得好。
　　但是有一样例外，就是饮酒，一定要喝热酒，而且酒必须好、必须醇。五石散对酒非常挑剔，不要说甲醇兑的酒，就是一般的劣酒也会有激烈反应。服散之后还不能不吃东西，一定要大量进食，“食不厌多”。
　　五石散还是时装之敌。服药之后，人的皮肤特别敏感，很容易被磨破，新衣服比较硬，所以魏晋名士大多痛恨新衣服，而喜欢穿柔软破旧、没有浆洗过的衣衫，一副艰苦朴素的样子。比如东晋的车骑将军桓冲就受不了新衣服，我们知道，他倒不是希望死后有人收集他的衣物，搞个“桓大将军艰苦朴素生活作风展”。有一次，他早上起来，妻子故意让人给他送去新衣服，桓冲看了以后勃然大怒，让人赶快拿走。他妻子就说：“衣服不穿，怎么会变旧呢？”桓冲哈哈大笑，穿上了新衣。可以料想到的是，桓冲不会热衷于采购时装。
　　衣服不仅要旧，而且还要宽大，省得它磨皮肤。鞋子最好也别穿，要穿就穿木屐，以减小和皮肤的接触面积。鲁迅先生就说过：“我们看晋人的画像和那时的文章，见他衣服宽大，不鞋而屐，以为他一定是很舒服、很飘逸的了，其实他心里都是很苦的。”
　　这些破旧的衣服轻易浆洗不得。王朔小说里有个人物就说自己的棉袄一辈子没洗过，“穿上去可暖和了”，魏晋名士也不爱洗衣服，但他们倒不是贪图暖和，而是因为浆洗过的衣服太硬，他们受不了。可这些经年累月不洗的衣服里头会滋生虱子。你看那些名士高雅得无以名状，一副活神仙模样，为现代小资所万万不及。比如名士王恭，曾披宽大的鹤氅裘，于小雪时节乘肩舆而行，望见的人觉得简直帅呆了，称其为“神仙中人”，但你要是剥了这位神仙中人的鹤氅裘，多半会发现他虱子满身爬。
　　在魏晋时代，一边谈天，一边把手伸到衣服里头捉虱子，都被认为是风雅的事情。中世纪的苦行僧推崇虱子，说它是“上帝的珍珠”，这个说法魏晋名士听了一定会赞同。有些名士见来了客人也浑然不理，只顾光了膀子在身上捡拾“上帝的珍珠”，活像《阿Q正传》里王胡的光景，但客人也不生气，要是对这么高雅的事情生气，只能说明自己庸俗。至于为什么高雅，我没想明白，但我觉得要是那些士人服药后必须爬着走路，估计爬行也会被认为是雅到极致的事情吧。
　　服药还不仅仅是给生活带来某些不便的问题，如果稍有不慎，某个环节出了差错，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东晋名士皇甫谧在服药后，排解不当，落下了一身重病。他说自己承受了可怕的痛苦：“浑身燥热，五内如焚，在隆冬季节，光着身子吃冰，夏天就更加难以忍受，像得了疟疾、伤寒一样，身体浮肿，四肢酸痛，只能放声哀号。”他实在忍受不了，要拿刀自杀，叔母苦苦劝阻，才活了下来。
　　皇甫谧说道：“许多人发散失误，死于非命。我的族弟，痛苦得舌头都陷入喉咙之中；东海人王良夫，痈深深陷入后背；陇西辛昌绪，脊肉完全溃烂；蜀郡的赵公烈，中表亲戚里有六人因此而死。这都是服用寒食散造成的，我虽然还活着，但也是苟延残喘，贻人笑柄。”
　　后来的学者对五石散的危害作了很多考证。清朝的俞正燮认为这个东西“杀人之烈，较鸦片尤为过之”。又有人估计说，在五石散流行的数百年里，被毒死的人有近百万，吃出毛病而没死掉的肯定更多。考察流传到现在的五石散配方，似乎没有格外剧毒的东西，何以至此，却也不可索解。所以有人认为这个配方不准确，真正的五石散原料中含有一种毒物，长期服用会导致慢性砷中毒。
　　服药如此麻烦，又如此危险，但为什么能风靡晋朝的上流社会呢？到后来，五石散在上流社会里风行的程度，不亚于清末的鸦片，只是由于五石散本身的昂贵以及调理的烦琐，所以没有渗透到民间。这也是晋朝百姓祖上有德，免此一劫。五石散之流行，自然有它的道理，因为五石散服下后，确实能使人产生奇妙的反应。
　　首先，五石散有一种类似摇头丸的功用。服药后，人体忽而发冷忽而发热，肉体确实暂时陷入一种莫名的苦痛中，然而精神却可以进入一种恍惚忘我的境界。世俗的烦扰、内心的迷惘都可以被忘怀，剩下的是一种超凡脱俗的感觉。在这样的时刻，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都不配拘束自己，只有膨胀的自我意识，任意所之。简而言之，有点类似于醉酒，也许在生理上的反应和醉酒有所不同，但同样是精神恍惚。
　　处于这种精神状态的人，大家多少会比较宽容。说了一些出格的话，做了一些出格的事，也都能得到谅解—和迷迷糊糊的人较什么真儿呢？
　　了解了五石散的情况，我们就能回答前面关于王戎的两个问题了。
　　首先，王戎大放厥词，建议司马束手待毙，很容易让司马以为他立场动摇，有叛变投敌的嫌疑，事实上司马已经在认真考虑要不要把他处死。但是王戎后来跌进茅坑，显出精神恍惚的症状，他的发言就可以被视为服药后的胡言乱语，被轻易放过。
　　其次，王戎居丧期间，心情确实悲痛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以致形销骨立，也因此被人称为“死孝”。但是他长期服用五石散，一定要饮酒吃肉，也必须饱食，捱不得饿，否则很容易有性命之虞。当时的士人也完全能理解他的苦衷，没有用守孝的礼节来要求他。
　　按照当时人士的看法，五石散不仅能起摇头丸之功效，还是一剂延年益寿的宝药。南北朝名医秦承祖曾高度评价五石散，说它是“制作之英华，群方之领袖”，吃了虽然不能腾云驾雾、脱胎换骨，但确实能延年益寿、功效广大。西晋的另一位医生宋尚甚至断言说五石散包治百病，实在是仙丹一样的东西。光着身子吃冰的皇甫谧听了他的言论，一定会怒火中烧，要求治他个妖言惑众之罪。
　　从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五石散自然不是什么包治百病的灵药，但无可否认的是，它确实有壮阳之功效。所以，仅仅用摇头丸比拟，尚不足以概括五石散的功用，它同时还兼有伟哥的效用。
　　说到这里，我们可以考察一下五石散中主要原料的药效：
　　石钟乳：
　　功效：温肺气，壮元阳，下乳汁。
　　主治：虚劳喘咳，阳痿，腰脚冷痹，乳汁不通等。
　　白石英：
　　功效：温肺肾，安心神，利小便。
　　主治：肺寒咳喘，阳痿，惊悸善忘，小便不利等。
　　石硫磺：
　　功效：壮阳，杀虫。
　　主治：内服治阳痿，虚寒泻痢，大便冷秘。
　　赤石脂：
　　功效：涩肠，收敛止血，收湿敛疮，生肌。
　　主治：遗精，久泻，便血，脱肛，崩漏，带下，溃疡不敛等。
　　紫石英：
　　功效：镇心，安神，降逆气，暖子宫。
　　主治：虚劳惊悸，咳逆上气，妇女血海虚寒，不孕。
　　从药效里可以看出，除了紫石英用于“暖子宫”之外，其他四种均有壮阳之效。那些魏晋士人无子宫可暖，所图为何，昭然若揭。
　　服用五石散的始作俑者何晏是个小帅哥，脸色白皙，自恋成癖，终日粉饼不离手，随时提溜个镜子。他娶了魏朝公主，身为驸马，依旧不肯本分做人，四处拈花惹草，好色之心无可抑制。他服用五石散，据说就是因为它的壮阳之用。否则他白面书生一个，擅长的是搽着粉谈天说地，绝非体力运动的健将，确也无从应付众多女人。他自称服用了五石散以后，身体大大好转，“神明开朗”。
　　皇甫谧则如是说：“何晏耽爱女色，开始服用五石散，马上体力转强。这一下可轰动了京城，大家争相服用。多年的烦恼，一下子就解决了。”文中含义至为明显，大家“多年的烦恼”究竟是什么，即便纯洁如我者也即刻明了。当年的伟哥本是治疗心脏病的药，忽然被发现有壮阳之用，给了大家一个惊喜，马上销量狂增。五石散的情形与此恰同，它原本也不是壮阳药，只是经过肯为天下先的何晏改进，居然可以解决“多年的烦恼”，所以才一下子在晋朝的医药市场中切去了一大块蛋
糕。
　　更有人推测说，五石散吃了以后肌肤发热，不可穿厚硬衣物，可见皮肤的敏感程度必然提高，性接触的时候可以增强快感，这个说法没有确凿证据，此处先搁置不论。
　　虽然难言之隐一服了之，但是只靠猛吃壮阳药，终究不是滋养身体的好办法。用现在的话来说，“在道上混，总是要还的”。后来相面者对何晏的评价是：“魂不守宅，血不华色，精爽烟浮，容若槁木，谓之鬼幽。鬼幽者为火所烧。”一个小帅哥最后落到“容若槁木”的光景，不怪五石散又能怪谁呢？
还丹成金亿万年
　　毒物并不限于五石散一种，除了五石散之外，还有花样繁多的毒物供顾客任意选择。当然，他们当时不称它们为毒药，而称为丹药。
　　更多的毒物来源于炼丹术。炼丹术是古代道教的一个伟大发明，千百年来，毒杀有钱人无数，许多帝王将相也因此毙命。炼丹术正是从晋朝开始，才成为一门完整系统、有理论有实践的杀人学的。葛洪是这门高深学问的集大成者。
　　葛洪（283~343），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出身于官宦世家，自己也一度做过晋朝的中高级官员，但他最大的兴趣是炼丹。他炼丹的目的就是为了成仙，在葛洪看来，神仙是一定存在的①，人类的寿命也掌握在自己手中，他的口号是“我命在我不在天，还丹成金亿万年”。为此，他后来隐居于广东的罗浮山，潜心炼丹，六十一岁的时候，死在罗浮山中。
　　葛洪学问非常广博，在当时属于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他在后世的声望主要来自于《抱朴子》一书。《抱朴子》详细描述了炼丹术的各种理论基础以及各个操作环节，是炼丹术的圣经。
　　葛洪的炼丹术，其核心是制作“还丹”、“金液”。他说：“这两样东西是仙道的至宝，如果吃了它们还不成仙，世界上就没有神仙了。”那么这两样东西到底是什么呢？
　　所谓丹，就是丹砂，其成分是硫化汞。葛洪详细解释了丹砂的神奇之处，他说丹砂“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所以称为还丹。如果用现代的化学术语来解释这个过程，就是说煅烧硫化汞可游离出金属汞，再同雄黄（As4S4）化合，又能再生成红色的硫化汞结晶。葛洪认为炼丹需要九转九合，也就是丹砂和水银之间要经过多次的相互转变，反复折腾后，出来的就是九合仙丹。这种硫化汞（或者氧化汞）吃了就可以成仙。
　　“金液”也是一种很神奇的药物，据说太乙真人就是吃了金液才成仙的。所谓“金液”，很可能是一种胶态金。葛洪在《抱朴子》里说道：“用古秤黄金一斤，并用玄明龙膏、太乙旬首、中石、冰石、紫游女、玄水液、金光石、丹砂，封之成水。”将上述物质放在池子里，过了足够的时间就可以制成“金液”。据现代化学家推测，这一过程可能就是加入铁盐和氯化物，使黄金的溶解度增加，然后被有机酸还原为胶态金。
　　也就是说，这两种仙家至宝，一种是汞化物，一种是胶态金。氧化汞和硫化汞是有毒的，服用了对人体内脏有极大损害，太乙真人享用的胶态金也是绝对不宜吞服之物。但是葛洪却认为吃了它们而不成仙，是万万不可能的。不看葛洪炼丹的配方，你会奇怪这么一个得道高人，怎么居然只活了六十一岁，看了配方之后，就会奇怪，这么一个得道高人，怎么居然能活到六十一岁?！
　　仙药当然绝非仅此二者，葛洪认为，五芝、饵、丹砂、玉札、曾青、雄黄、雌黄、云母、太乙禹馀粮等都可单独服用。吃了以后人不仅可以长生，还能凌空飞行。事实上，这些能让人飞行的药物，绝大部分（比如云母、玉、丹砂）都是绝对不可入口之物。
　　显而易见，抓住氧化汞之类的东西猛吞，不中毒才怪呢，但是炼丹术居然一直流传下去，到了唐朝更是发扬光大，达到鼎盛。韩愈曾经写过一篇《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录了当时人服用仙丹后的一些症状。
　　韩愈描述道：“工部尚书归登服用水银做的丹药，得了重病。他说那种感觉就像有烧红的铁棍从脑门插了进来，然后在身体里燃烧，关节处像有火焰向外喷发。他痛苦得发狂，喊叫着求死，他的床铺上也常常能发现水银。他吐血吐了十几年，病痛时发时止，终于死去。死之前，他对我说：‘是丹药害死了我。’襄阳节度使孟简贬为吉州司马的时候，我正好从袁州返回京师，他乘船来拜访，很神秘地对我说：‘我得到了一味仙丹，可以长生不死。我不忍心独享，送给你一盒，你可以把它裹在枣肉里服下。’别后一年，他就得了重病。他的家人告诉我，他吃丹药吃出了毛病，后来把丹药排了出来，病情才好转。但是两年后，他终究死去了。御史大夫卢坦死的时候，小便里有血肉，痛苦得不能自已，只求速死。”
　　这里要说明一下，唐朝的炼丹术是从葛洪那里延续下来的，后来更细分为三个流派。一派是金砂派，主张仙丹应以丹砂为主；一派是铅汞派，其仙丹成分以铅和汞为主；还有一派是硫汞派。这三派，无论是哪一派，制出的仙丹在成分上都和葛老仙的仙丹非常相似。因此我们可以推测，吃了葛洪仙丹的人，其成仙前的症状和韩愈文章里描述的应该差别不大。
　　既然这些丹药毒性如此可怕，为什么炼丹师们偏偏对它们情有独钟？难道他们脑子都坏了不成？事实上这些炼丹师多半都是才智之士，他们的很多发明绝对不是一般人能办到的，之所以会有如此荒唐的念头，是因为他们犯了一个常见的逻辑错误。
　　葛洪特别推崇丹砂和黄金，认为它们是仙家至宝。他作此推断的理论基础是：丹砂烧炼越久，变化就越多、越奇妙，而黄金放到火中，则百炼不消，埋到土中，则万古不朽。这两种奇特的造物，一个是变化奥妙，一个是亘古不变，因此吃这两种东西，都可以让人不老不死。
　　如果把铜青（即硫酸铜）涂抹到人的脚上，脚就可以长期在水中也不腐烂。这是为什么呢？因为涂抹铜青，就把铜的特性传给了人的皮肤。如果吞服黄金和丹砂，那么黄金和丹砂的特性自然也就传给了人体，人自然就能变化无穷，同时又可以长生不死。
　　五谷杂粮有什么好？没见它们有什么奇妙的变化，放的时间长了还会腐烂。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和黄金、丹砂相比呢？丹砂和黄金比五谷要神奇得多，那么，服用丹砂、黄金自然就比吃五谷有好处，这不是很简单的道理吗？
　　葛洪的理论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发明的，很早以前，炼丹家就说过：“服金者寿如金，服玉者寿如玉。”这个想法就和葛洪的“金砂良药论”一脉相承。
　　人类学家弗雷泽的著作《金枝》里面总结了古代巫术的一些基本准则。他认为巫术基本可以分为两大类：交感巫术和模拟巫术。交感巫术是基于相似性原理，主要思路为“相像产生相像”。比如，有些澳大利亚土著，一旦犯了腿脚疼的毛病，就说是有人在他们的脚印里插了尖锐的东西。《红楼梦》里马道婆想害凤姐和宝玉，就做了两个偶人，往它们身上插针，风姐和宝玉随即害了失心疯，马道婆的手法就属于交感巫术。
　　模拟巫术呢，主要基于接触性原则。这种原则认为你接触了某样东西，其特性就会传导给你。比方说，有些原始的好战部落不肯吃兔子，因为他们认为兔子是一种很怯懦的动物，吃了就会沾染上兔子的怯懦性格。这和中国炼丹师们吞金服玉的思路简直如出一辙，葛洪的说法走的自然是模拟巫术的路子。
　　无论是相似性原理还是接触性原理，本质上都是一种隐喻或者转喻，最多适用于文学手法。事实上，中国一些文人长期使用这些手法，脑子里似乎也随之装满了此类巫术原则。
　　一些饭店把蝗虫炸了做菜，说是“飞蝗腾达”，谁吃谁升官。这道菜简直是交感巫术和模拟巫术的完美结合，然而它在不少地方还真流行了一阵。可见，这些巫术观念是人类一种潜在的近乎本能的思维方式。现代社会经过科学观念的系统洗礼之后，这些巫术思维还随处可见，所以，在对古人发笑之前，我们要承认—我们依旧是巫师的子孙。
　　这些仙丹吃死了不少人，对这一点，即使是葛洪也不能装作视而不见。他对此的解释是求仙应该有诚心，按照宗教的话来说，想成仙就要有“全备的信”，没有信心，神仙是万万当不成的。
　　据葛洪讲，以前有个叫魏伯阳的人，他和三个弟子一起到山里去炼仙丹。仙丹终于炼成了，可是弟子们心不够诚，害怕消受不了这个宝贝，就提议说：“咱们先拿狗来试试，要是狗吃了以后马上拔地飞升，那咱们就吃。如果狗吃了以后死了，咱们就别吃了。”魏伯阳就把仙丹喂给一条狗，狗当场暴毙。魏伯阳问弟子：“你们怎么看呢？”弟子说：“先生你还吃吗？”魏伯阳说：“我吃。”魏伯阳捻了一颗仙丹下肚，入口即死。众弟子面面相觑，这时有一个弟子不知死活，说：“我信师父，我吃！”当下吃了也死了。剩下那俩弟子互相看了看，说：“咱们下山买棺材去吧。”等他们刚走，魏伯阳就爬了起来，把另一副仙丹放到那个死人和那条死狗嘴里，这两个人和一条狗都即刻成仙。两个动摇的弟子错失良机，悔恨终身。
　　看到死了人，不要惊慌，接着吃，炼丹嘛，总要死人的，懦弱比大胆更危险。服从炼丹师要服从到盲从的地步，相信金丹要相信到迷信的地步，只有这样，才能跑步进入长生不老的境界—这就是葛洪传达给大家的真理。
　　葛洪的这个故事如果把最后那个光明的尾巴刨掉，就活生生是部中国炼丹史。吃死了一批还有一批，一直吃到清朝，还有人前仆后继。无数道士、贵人，还有试验狗都被铅和汞活活毒死，这些人难道都疯了吗？
　　他们没有疯，他们只是看到虚幻的美妙世界，无力自拔。人们一旦接受了仙丹理论，哪怕像韩愈那样把事实挂在他们鼻尖底下，他们也会视若无睹。人们只相信他们愿意相信的一切。死亡既然如此让人恐惧，永生则是那么美好，因此，毫不奇怪，人们就是愿意相信神仙是存在的，就像人们愿意相信气功大师、特异功能、人间天堂一样。
　　何况，晋朝人也没有足够的知识来批驳炼丹术。丹砂烧之成水银，再烧又成丹砂，现在我们明确地知道丹砂和水银都是什么成分，所以写个化学公式就能解释这个过程。但是对晋朝人来说，这一切实在太过奇妙，即便不信炼丹术的人，也无法解释这个过程，只能含糊地说是造化的玄机。既然无法说明，那么你又拿什么去反对炼丹师的解释呢？这就如同科学还没覆盖到的地方，一定会滋生伪科学。诚实本分的人不敢作出判断的地方，骗子却总是能非常勇敢地胡说八道。这是一个逆向淘汰:“你说我不对？那你说说是怎么回事？”这一句话足以驳倒绝大多数诚实的人。
　　在知识没能到达的地方，我们也许可以凭借经验和逻辑来识别骗子，但是很不幸，我们确实是巫师的子孙。巫术逻辑在我们头脑中如此根深蒂固，以至于骗子的推理在我们看来那么亲切。谨慎的推理往往用“没有证据说”、“在某个范围内”等词汇，实在像跑了气的啤酒，闻一闻都让人扫兴，而葛洪的“神仙存在论”则怎么看怎么有理。思维的惰性使我们很容易倒向虚假的理论。
　　不过我要补充一点：葛洪本人并不像现在某些“大师”那样是纯粹的骗子，他真实地相信自己的理论。他的才智和渊博让人惊叹，而他的错误绝不仅仅属于他一个人。
　　为了公平起见，我也要为炼丹师们说几句好话，他们在炼丹的过程中，产生过不少有用的副产品，比如制造火药的基本材料。
古怪的性生活
　　魏晋士人猛吃毒药，各种毒物郁结体内，兼之多半嗜酒如命（见《如何过日子是更重要的问题》一章），在药与酒的双重刺激下，做出了众多怪异之举，绝不是现在的新新人类所能比肩的。中国有史以来，从没有一个朝代的上流阶层像魏晋时代的士人那样贴近于西方嬉皮士。
　　东晋的名士王忱，出身于琅邪王家，声名显赫，更做到过荆州刺史的头等要紧职位。但就是这么一个高官，其举动之荒诞，即便朋克乐队成员也会瞠目结舌。此人的老丈人亲人去世，他带着朋友前去吊丧。老丈人正在痛哭流涕，而他居然和十几个朋友一起脱得精赤条条，披散着头发闯了进去，十几个人绕着王忱的老丈人走了三圈。该老丈人正在伤心之际，忽然见以女婿为首的十几个光腚绕着自己转圈，其惊惧气愤可想而知。
　　王忱的行为属于荒诞狂放，周的行为则只能用兽欲勃发来形容。周是东晋初年的高官，位居尚书仆射（副总理级别）之职。当时的大将军王敦非常忌惮他，一看见他就紧张，一紧张就出汗，只要碰见周，哪怕是冬天，王敦也要拿着扇子猛扇。后来王敦兵变成功，将其处死。周死前，破口大骂：“老天有眼，快杀王敦啊！”押解他的人用戟戳他的嘴，血从他嘴里一直流到脚后跟，周 依旧神色不变，可见此人不是个平庸之辈。
　　就是这个慷慨激昂的周，却做出过荒唐至极的事情。尚书（部长级别）纪瞻邀请朝廷要员们到家里做客，席间叫出自己的宠妾给大家表演歌舞。别人看看歌舞，称赞几句也就罢了，可是周居然淫心大动，众目睽睽之下忽然脱了衣服，当着人家丈夫的面冲上去就要强奸这个女人。众人一看，这还了得？当下一起死死把他按住，这才没有得逞。这种死不要脸的行径，若非在酒与药的双重作用下，恐怕不会出现。
　　魏晋时期士人行为的这种荒诞，全部归结到毒药和酒上面也不大公允，这种行为更多的是一种犬儒主义与自我放纵的混合变种，毒药和酒只是将其释放的一个由头。很多人是以酒和药为幌子，真正驱动他们的是骚动狂放的心灵。儒家的礼教已经被搁置一边，生与死的匆匆变换又见识太多，有什么是不可以做的？又有什么是被禁止的呢？这些士人物质上的满足可以轻易得到，心灵却又处于如此广阔的空间。自我被释放了，却又无处依托，就在广袤天地间随意游荡。有人在灵魂深处为自己寻觅到家园，有人则完全迷失。
　　这是一个审美压倒了伦理的年代，也是一个自由而迷惑的年代。这种背景之下，就有了各种各样的特异行为，而且也不乏可爱之举。比如，阮籍经常和邻家酒铺的女掌柜一起喝酒，喝醉了就躺在她身边。做丈夫的开始很怀疑，观察了很久，发现阮籍确实没有任何不轨，就没有干涉。阮籍的心胸，确实不是何晏之流可以比拟的。
　　但有时，这种特异行为会变得极其下流，晋朝就有不少下流坯。西晋时期，许多贵族子弟经常举办性聚会，他们一起脱光了衣服喝酒，然后就各自和妾侍性交，互相观摩。
　　不过，那种性交party放到当时的社交大环境里看，却也是其来有自。晋朝人交往时相当亲昵随便，对男女之防也不大看重。炼丹家葛洪性格严肃，对当时的一些习气非常愤慨，发表了若干评论，留下了当时社交风气的记录。根据葛洪的说法，宾客相见也不互道寒温，客人一进来就喊：“老东西在哪儿？”主人马上回答：“你这老狗来了？”不这么打招呼的，大家都说他古板，不和他来往。招呼打完了，下面就是聚会，有人当众洗脚，有人就地撒尿。这些人对男女之嫌也不顾忌，往往直接就往人家内室闯，恣意欣赏人家的妻妾，嘴里还不干不净，对她们的身段和脸蛋大加评论，全无尊重之意。有些姬妾躲起来，这些人居然公然搜索，发现了就拖出来观看。主人虽然难堪，但当时习气如此，如果加以阻挡，倒显得自己小气。性交party只是这种聚会的加强版。这些硬拉女人出来品评的男人固然下作，但也说明当时的性观念确实宽松。
　　我们自然很难相信当时的社交礼节都是如此，但葛洪的说法肯定也不是向壁空造。这里还有一个例子，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那时的风气。王戎有一次去看望女儿女婿（就是借钱久不归还，让王戎大为光火的那一对），去得过早，人家还在卧室里睡觉呢。他就直接往卧室里闯，把女儿女婿堵在被窝里，其用意我不大能理解。女儿女婿看王戎守在床头，兴致盎然地看着他们俩，也不尴尬。女儿从北面下床，女婿从南面下床，就地接待王戎，脸色平静无异。如此情形，即便在现代人看来，也会觉得颇为怪异，认为这个老丈人太不正经。依此来推断，葛洪的说法想来也还可靠。
　　有人认为这种性交party是古代的性解放，其实这和真正的性解放运动完全不是一码事。那些妾侍是否愿意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是否愿意被他们奸淫，这在他们眼里根本就不是问题，在不平等地位下的性party，不过是一种赤裸裸的性凌辱而已。
　　主人对奴隶、姬妾有完全的支配权，那些贵族子弟自可借此权力完全实现自己的性幻想，而不必顾忌对方的感受。石崇家里广有妾侍，他把沉香屑弄成粉末状，厚厚地撒在床上，当成土制的体重计，然后让他宠爱的姬妾在床上走，足迹比较轻的，石崇就赏赐珍珠，足迹比较重的，石崇就下令少给她们吃的，强迫
减肥。很明显，石崇喜欢比较骨感的女性，于是就强迫女人迎合自己的趣味。他的性审美趋向和现代人确实颇为吻合，但他的举动则完全是无视对方意愿的霸道行径。
　　因此，当我们用性解放来比附贵族少年的“对弄婢妾”，拿女士减肥比附石崇的“沉香屑”时，始终要记得一点：在一个传统的等级社会里，这一切都被涂抹上屈辱与暴虐的色彩。
　　除了壮阳药以外，他们还发明了各种“奇技”，试图提高性质量。房中术在魏晋时期大行其道，比如曹操就很虚心地学习这门学问，他的儿子曹丕更声称当时各个阶层的人都热衷此道，勤学苦练，甚至连太监都不肯落后，身残志坚，也坚持学习。
　　但是从现在的观点来看，当时房中术的理论实在是太奇怪了。几乎所有的房中术都认为性技巧的根本在于“还精补脑”，就是说忍精不射，可以补脑子。根据葛洪的说法，当时房中术的流派有十几家，“或以补救损伤，或以攻治众病，或以采阴益阳，或以增年延寿”，但是他们的主旨都是还精补脑。
　　葛洪用动人的言辞描述了还精补脑的好处，“却走马以补脑，还阴丹以朱肠，采玉液于金池，引三五于华梁”，能让人延年益寿。但是，不管葛洪说得如何动听，大家如果真都去“还精补脑”，得前列腺炎的时间一定会提前至少十年。
　　葛洪之后的另一个道教大师陶弘景也强调了忍精的重要性，他高屋建瓴地指出：“精少就会得病，精尽就会人亡。因此，不可不忍，不可不慎。”一定要“闭精锁关”，至于具体做法，他提出了“御女术”以供大家学习。他认为，男人如果忍精不泄，就可以从女人那里吸取阴气来滋补身体。如果一次只和一个女人性交，吸取的阴气就微不足道，尚不足以弥补性交中丧失的阳气，收支远不能平衡，所以性交过程中应该不断换人。如果一次和十二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利润就很可观了，长期坚持可以青春常驻。如果一次和九十三个女人性交而不泄精，那就可寿至万年。
　　为了更好地赚取性利润，陶弘景建议男人应该“弱入强出”。何为弱入强出？就是“纳玉茎于琴弦麦齿之间，及洪大便出之，弱纳之，是谓弱入强出”。这种性交方式也被称为“死入生出”，死耷耷地进去，生龙活虎地出来。房中术认为这样做可以吸取阴气，又不损失元阳，有很大好处。一般人总是“强入弱出”，在陶弘景看来，这简直是找死。
　　按照房中术的说法，性交过程中如果没有“施精”，男人就没有什么真正的损失。八十岁的男人，如果能在性交中不“施精”，那么他大可以高高兴兴地从事性活动。由上述理论看来，那些性交大师完全不知道人体有前列腺的存在。长期充血而不释放会导致前列腺炎，这一点他们毫无意识。
　　总体来看，“御女术”简直是一个混蛋理论，除了对一些性交体位想得还算周到外，其他的说法大多荒唐可笑，而它的卑鄙野蛮则更让人发指。这种理论把女性当做榨取性利润的工具，以迎合猥琐自私的男人最荒唐的幻想。没有人在乎那些被“御”之女的感受，古代的贵人有占有女性多多益善的本能，又冀图从这种性行为中为自己牟取好处，就拿这种混蛋理论来聊以自慰。性交中不断更换身下的女性，这实在是对女性野蛮透顶的侮辱。有人居然把这种御女术当做中国古代性科学发达之征兆，其实这无非是古代性堕落之明证而已。那些依法而行的贵人并没有寿至万年，多半倒是会落个西门庆的下场，想到这个，多少能使人感到些许欣慰。
　　不过在这些疯狂愚昧的御女术和性聚会之外，更多的毕竟还是健康清新的自由性爱。魏晋是一个搁置了礼教、回归内心重觅自我的时代，有人找到了自我的兽性，但确也有人发现了世界的美好。如果只看到野蛮荒诞的那一面，我们就会得出一个歪曲的结论。
　　两晋南北朝残留下大量民歌乐府，这些诗歌和王洛宾收集的西部情歌颇为仿佛，里面描画的是甜蜜的性爱、男女的欢悦以及坚贞的爱情。这些乐府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从中我们能看到那些古代的情爱，下面摘录几首。
　　晋初孙绰所作的乐府诗《情人碧玉歌》里以女子的口吻描写处女的第一次性行为，云收雨覆后女子欢悦“颠倒”的感觉：
　　碧玉破瓜时，郎为情颠倒。芙蓉陵霜荣，秋容故尚好。
　　碧玉破瓜时，相为情颠倒。感郎不羞郎，回身就郎抱。
　　其后的《子夜歌》里更写道：
　　宿夕不梳头，丝发披两肩，婉转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又有用含蓄笔法道出的性爱：
　　开窗秋月光，灭烛解罗裙，含笑帷幌里，举体兰蕙香。
　　《读曲歌》中又描写了男女欢爱留恋，不愿从温柔乡中抽身：
　　打杀长鸣鸡，弹去乌臼鸟，愿得连冥不复曙，一年都一晓。
　　这些诗中的女子是一个个有血有肉有情感的人，能在男欢女爱中得到愉悦。她们不是性聚会中被当做道具使用的木偶，也不是供男人进行性压榨的屈辱傀儡，她们是有着肉体快感和爱恋情愫的女人。在这里，性爱是互动互娱的生命之歌。在没有污秽玷染它的时候，它本该如此。
佳人难再得
　　名士荀粲在当时是一个特立独行之人，曾公然宣称儒家的六经典籍不过是圣人之糠秕，在叛逆青年中是一个领军人物，但是这样一个“愤青”却有一颗敏感细腻的心灵。他娶了将军曹洪的女儿，婚后和她情深意热，琴瑟和鸣。史书称，荀粲和妻子“专房欢宴”，把感情完全倾注在她一人身上。后来，这位美人得了重病，高烧不退。荀粲焦虑之情无法抑制，他把衣服脱掉，大冬天跑到院子里，把自己冻得浑身冰凉，然后再回去抱着妻子给她降温。我们当然知道他这样做是荒唐的，他完全有其他办法为妻子降温，但荀粲无非是想分担妻子的痛苦，这对妻子也许于事无补，但对荀粲却是一种安慰。
　　但是妻子依旧去世了。荀粲无法从悲痛中自拔，一年之后也撒手人寰。荀粲以前曾说过：“你们所说的妇德我毫不看重，我要的只是她们的美貌。”但当他丧偶之后，看到他无法自制的悲痛，有朋友对他说：“以你的身世，以你的才华，再找一个美女又有何难？”荀粲的回答是：“佳人难再得。”荀粲失去的不是美女，而是爱情。
　　“佳人难再得”这句话出自李延年的一首歌：“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李延年是汉武帝的私人歌手，他像司马迁一样，因为犯罪被处以腐刑。一个阉人尖着嗓子讴歌美女，想来总有些怪异，但这确实就是这首千古名曲的首次亮相。李延年吟唱的这首歌曾让汉武帝听了直流口水，大为欣赏，也没有批判他“爱情至上观”的政治不正确，还向李延年打听哪里有这样的“佳人”。根据李延年的介绍，他的妹子就是这么一位“佳人”，当下汉武帝就把李延年升格为自己的大舅子。
　　但是这里也并不是没有爱情的影子。
　　李延年的这位妹子李夫人后来不幸死去，汉武帝悲痛莫名，将李夫人的画像挂在宫内，旦夕徘徊于画像之侧，思念之情无法抑制。他特意请来一位叫少翁的术士，让他为自己召唤李夫人的神魄，好能再见上一面。少翁为汉武帝做法，安排汉武帝坐在纱帐之中，叮嘱他只可静观，不可妄动。不久，汉武帝看见帐外隐隐约约有一个美人，曼立款行，神态模样与李夫人毫无二致。汉武帝拉开帷帐，冲上前去，而这个影像却烟消云散。汉武帝悲伤地作歌道：“是耶！非耶！立而望之，翩何姗姗其来迟！”
　　后来，汉武帝又作了一首悼念词《落叶哀蝉曲》：“罗袂兮无声，重墀兮生尘，虚房冷而寂寞，落叶依于宁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宁。”
　　这确实是爱情，但只是有限的爱情。同是这位汉武帝，在求仙的时候，曾庄严宣布：“要是我能成仙，那抛弃自己的妻子儿女就像抛弃一双旧鞋一样。”但是神明没有为汉武帝的“大无畏”精神所感动，汉武帝依旧病死在卧榻之上。不知在垂死之时，他是否曾追忆起那曲“佳人难再得”？正是那段歌曲，引入了他生命中最美好的一段情感。
　　在荀粲之死大约三百年后，北齐的皇帝高洋曾在更恐怖阴森的气氛中唱过这首歌。高洋可称为历史上最癫狂的一位皇帝，估计也是有史以来酒精摄入量最高的一位皇帝。高洋杀人的花样已臻至境，达到了为杀人而杀人的“最高境界”。他的传记中大部分篇幅都是记载他怎么杀人、怎么喝酒，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无怨无悔地投入到杀人和喝酒的事业中去了，最后终于死于酒精中毒。这位暴君有明显的精神疾病，是一个无法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病人，但他却掌握了帝国的最高权力。
　　他的感情世界也狂乱晦涩，时常爆发出野蛮的兽性。他宠爱一位薛姓歌妓，把她纳入后宫，封为贵嫔，后来偶然想起她跟别的男人睡过觉，就忽然发难，把这个不幸女人的脑袋砍下来，揣在怀里，外出赴宴。宴会上，大家喝得正高兴，他忽然从怀里掏出血淋淋的人头，扔到桌子上，所有人无不变色。高洋把薛贵嫔的尸体大卸八块，用腿骨做了一把琵琶。曾是自己怀中欢爱情浓的女人，如今变做了手中的琵琶，此情此景，宛如魔鬼传说中的阴暗情节。
　高洋弹奏着这把琵琶，反复吟唱“佳人难再得”。高洋的头脑已经被酒精麻痹成了一头疯兽，他用残存的一点人性为这个女人举行了盛大的丧礼。高洋披头散发，哭泣着跟在丧车的后面。此刻在这个半人半兽的怪物心中，到底在想些什么？在他拨动琵琶，吟唱“佳人难再得”的时候，可曾有过一丝爱情的光焰在心头闪过？也许有吧，如果充满了占有和狂荡的情感能够被称为爱情的话。同一句“佳人难再得”，承载过汉武帝的色欲、荀粲的爱情和高洋的疯狂。
　　爱情始终存在。即便在那些兽行肆虐、尸骸遍布大地、血色浸染天空的年代，爱情依然存在。荀粲用他冰冷的身体，用他的言行证实了它的存在。那句千古绝唱被色欲沾染，被狂野玷污，可又在荀粲的口中焕发出了它原有的光彩。
　　爱情曾被诋毁，女性也曾被践踏。《三国演义》里有一个著名的故事：刘备曾经饿着肚子到猎户刘安家投宿，刘安无法控制自己激动的心情，非要请刘备吃一顿，可一时没有野味，就当即把自己老婆杀了，煮熟了献给刘备品尝。据说曹操听说如此好人好事以后，也非常高兴，按罗贯中的说法是“感其大义”，奖赏给这个忠义兼于一身的先进人物一百两金子。在这里，夫妻之间何曾能看到一点爱情的影子？又何尝能看到一点人性的影子？
　　在被肢解的猎户妻子的阴影下，还有那个裸身忍受寒冷、为爱人悲愁的荀粲。爱情依然存在。
家族与爱情
　　中国历史上多的是伪君子和真畜生。按照这些家伙的理论，荀粲的行为是不值得表扬的。为一个女人脱光了挨冻，说明他好色，说明他愚蠢；把老婆的肉给领导吃，说明他忠君，说明他良善。这样的伦理栽培出了难以计数的撒谎精和偏执狂。
　　这里要提到的一个撒谎精叫王祥，他是琅邪王家的一位先祖。这位王祥声称自己在冬天也挨过冻，但其志趣与荀粲大相径庭。王祥的母亲死得早，他的继母像所有古代传说里的继母一样，是个坏女人,她想尽一切办法来欺负王祥。有一年冬天，她丧心病狂地提出要吃鲤鱼。王祥没有拿凿子去凿冰，也没有烧点开水去融化冰面，而是脱光了衣服躺在冰上，想用身体把冰烘化了。然后冰果然就自行融化，两条鲤鱼自己跳了出来，扑入王祥怀中。这明显是一个胡说八道的故事。传说中无条件服从恶毒继母的王祥，被视为做人的楷模，名列二十四孝图，供后人学习瞻仰。王祥赤身躺在冰上捉鲤鱼，被高度表扬；荀粲在冬天自己冻得冰凉给妻子降温，在当时却遭到了嘲笑。即便是以豁达为特色的《世说新语》，也把荀粲的故事放到“惑溺”类（就是说荀粲猪油蒙了心，行为荒唐），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先人们对此的态度。
　　这种品评标准当然也有它产生的逻辑和背景，如果我们把那些伦理学家都当成不通人情的荒唐鬼，那也失之草率。
　　古代中国强调社会应该以大家庭（最好是家族）为单位，而不应该以核心家庭（夫妻、孩子）为单位。大家庭是中国伦理的支柱之一，而要维持一个大家庭，夫妻之间如果有强烈的情爱，反倒是很麻烦的一件事。对于一个核心家庭来说，爱情可以成为维护家庭的最强有力因素，但对大家庭来说，那反倒是导致分裂的不安定因素。我们不难猜想，夫妻之间越亲密无间，“分出去单过！”这种“罪恶”思想的种子越容易在他们心中萌芽、壮大。
　　如果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总体来说，以核心家庭为伦理基础的社会，男女情爱的地位就比较高，反过来，提倡大家族的社会，则往往轻视爱情。正如宋江所说：“江湖上的好汉若是犯了溜骨髓的毛病，便叫人好生耻笑。”
　　古代大家庭里，夫妻表现出亲昵是不体面的事情。比方丈夫要是出门几天，按规矩回家后要先到父母处请安。如果在那里见到妻子，他也不应该表现出什么欢喜之情，点点头就可以了。他应该陪着父母话家常，直到父母开恩说：“好了好了，你跟你媳妇下去吧。”要是他胆敢不顾羞耻，扯着媳妇的手，表现得很高兴，就会被说成“没出息”。这其实是大家庭里对夫妻关系的一种控制机制，夫妻的亲昵被尽量置于一种隐秘、次要的地位，这样才有利于大家庭的维系。在这种机制之下，表露爱情就像内裤外穿一样，成了一种多少有些可笑的东西。
　　有出息的夫妻当然很多，比如西晋的太尉兼
美食家何曾，就格外有出息。他和自己老婆一年不过见三四次面，每次见面都像接见外宾一样隆重。何曾打扮整齐，何夫人也穿上凤冠霞帔，两人面对面坐好，互相敬酒，祝对方长寿。表达完自己的美好祝愿之后，就各自退席，然后几个月不见面。我想何曾的老婆要是发烧，何曾应该会到床前慰问：“祝夫人身体早日康复！保重身体！”然后就出门该干啥干啥去了。这样的夫妻，得到了史书的表扬，称赞何家“闺门整肃”。
　　但魏晋是一个儒家伦理趋向松散的时代。大家族依旧存在，甚至比以往更加强大，但是支撑它的伦理基础却有了微妙的变化。
　　昔日大家恪守信奉或者装作恪守信奉的东西，到了魏晋时代，开始出现了松动。比如荀粲就认为圣人固然还是圣人，但他们留下的典籍都是僵死的，真正重要的东西是那些文字无法表达的“意”。既然真正重要的是不可言说的“意”，那么怎么去追寻这些“意”呢？合乎逻辑的结论就是：这种追寻只能是私人性的，要依靠自己的悟性。这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理解，甚至去颠覆传统伦理规范。在这种追寻中，出类拔萃者们发现了自我的存在—或者丑陋或者美丽，或者高大或者卑鄙，但那毕竟是真实的自我，而不是那个傀儡般的套中人。
　　晋朝的大将军桓温曾和名士殷浩进行过长期的政治斗争，并最终将殷浩击败，逼他下野。桓温与殷浩之间曾有过一段著名的对话。
　　桓温问殷浩：“卿何如我？”殷浩回答：“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殷浩虽然是个无能的将领、颟顸的官员，但他的这句回答却是如此伟大，我只能原句照录，不再做任何翻译。
　　荀粲和殷浩的话都是当时那股时代洪流的一部分。无数以往的价值规范在魏晋时代轰然坍塌，一个空旷而迷茫的伦理原野展现在时代大门之后。殷浩在大门后寻找到了真实的自我，而荀粲则碰到了火一样灼热的爱情。
　　卷入这股洪流的，不光是荀粲这样的名士，那些士族大家中的女性自然也不能独立于此种风气之外，她们也已经开始颠覆整肃的闺门了。晋朝的名士兼高级官员王浑和他的太太坐着聊天，正好看见儿子在面前经过，王浑骄傲地对太太说：“有个这么优秀的儿子，真是让人欣慰。”他太太回答说：“要是我嫁给你弟弟，生出的儿子比这还得强！”
　　王浑夫妻和何曾夫妻，哪一对是更值得羡慕的两口子，大家可以自行判断。
　　东汉的班昭（女）曾经大义凛然地写下《女诫》，热烈呼吁所有女性都来当狗。《女诫》的细节内容我不再一一列举，大家看看篇目就可以知道班女士的心得体会。全书共有七篇：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但此时已经不是班昭的时代。
　　谢安的太太钟夫人对丈夫管得很严。她自己有时候也看歌舞，但谢安一进来，她就让人拿帐子把舞姬挡起来，让谢安看不成。谢安熬不得，想讨个小，但是自己又张不开嘴，就安排一些亲戚朋友做老婆工作。这些人缠着钟夫人，给她讲解《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大家解释说外面有“窈窕淑女”，谢安想去“逑”一“逑”，替丈夫讨个小，真是贤惠。钟夫人就问：“这是谁写的诗？”大家都说：“这是圣人周公写的。”钟夫人说：“怪不得。要是周婆，就不会这么写了。”
　　后来人把钟夫人的话当成千古奇谈，觉得这蠢女人说的怪有意思的。其实蠢的不是钟夫人，而是这些评论家。夫妻之间的爱情如果没有嫉妒和独占性，恐怕是不可想象的。我想除非人类社会形态和人的基因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配偶间的嫉妒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嫉妒的爱情算不得爱情。
　　魏晋的女性们有了强烈的自我意识。她们明白了爱情的美妙，明白了情爱是值得向往、值得追求的。
　　韩寿偷香的故事就颇有意味。西晋的头号重臣贾充，有一个叫贾午的小女儿。贾充在家中宴请下属的时候，贾午从幕帐之后偷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个小帅哥，英姿飒爽、眉目俊秀，当下颇为心动。回到内室后她向丫鬟们打听那小帅哥是谁，可巧有个丫鬟知道那人叫韩寿，是自己以前的主人。贾午“发大感想”，做梦都梦见韩寿。这个丫鬟就前往韩寿家，当起红娘。她对韩寿说自己的女主人如何如何艳丽动人，对韩寿又如何如何一往情深，韩寿本人又如何如何“潇洒帅哥，淑女好逑”。韩寿听了以后非常激动，觉得要是不采取行动，枉称了“帅哥”二字。当下这个丫鬟就来往于贾午和韩寿之间，将偷情措施安排妥当。韩寿不仅是帅哥，还是运动健将，敏捷过人，到了晚上，韩寿来到贾府，翻墙而过，在丫鬟的指引下，在贾午卧室之内做起情爱之事。家里上上下下都毫无察觉，只有贾充眼光比较敏锐，发现小女儿“悦畅异于往日”，不过也猜不透其中缘故。
　　事情被察觉起源于一种外国香料。当时西域向晋朝皇帝进贡了一种奇特的香料，涂在人身上，一个月香味都不会散去。皇上视为奇宝，只将它赏赐过贾充和另一个高级官员两人而已。贾午也觉得这是个好东西，只有用在自己情郎身上才不算糟蹋，就将它私下送给了韩寿。韩寿少年心性，当即用将起来，浑身香喷喷地上班，引起了上司贾充的警惕。贾充提鼻子一闻，觉得这是西域香料的味儿，脑筋马上高度开动，联想到家里的香料、女儿“异于往日”的悦畅，还有韩寿的那张小白脸……贾充回家后马上展开调查，发现自己的院墙有些问题。他把贾午身边的丫鬟捉来一通恫吓拷问，知道了自己女儿的小秘密。这件事情以喜剧收场：贾充安排了女儿和韩寿的婚事。
　得到爱情的不止于荀粲与韩寿。那个掉进茅坑的王戎，他的妻子就喜欢用“卿”来称呼他。“卿”在古代，是上对下表示亲近的称呼，丈夫对妻子可以用“卿”，妻子对丈夫则应该用敬语。王戎对妻子的习惯不满意，说她这么乱叫不符合礼法。王夫人做出了动人的回答：“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就是说：我亲你爱你，才叫你“卿”，我不叫你“卿”，谁还有资格叫你“卿”？王戎对这样热情似火的回答，哪里还有反对的气力？
　　这些有着火热情怀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熠熠生辉。那个用冰凉的身体安慰妻子的男人，那个用奇香装点自己情郎的女人，让我们看到：在血与火、毒品与酒、傲慢与狂乱的年代里，这片大地上还有这些知道什么是爱情的男男女女。

天师道
　公元402年，天师道的宗教首领孙恩已经走上穷途末路。他和东晋军队进行了十七个月的殊死搏杀，攻破了许多城池，也不止一次遭受过失败，如今，孙恩的力量已经被严重削弱。政府军控制了浙江东部的大陆，信徒们的尸体遍布沿海各地，孙恩只能退守海岛之上。胜利曾经唾手可得，如今看上去却像是个遥远的梦想。孙恩纠集军队，对浙江临海发动了一次袭击，这已经是他的困兽之斗，却遭到了彻底的失败，临海的政府军击溃了这次进军。孙恩的部众只剩下几千人，他彻底绝望了。他害怕自己被东晋政府擒获，就在临海投水而死。残留的信徒们不相信一个像他那样伟大的天师会死去，坚持认为他是到水中成为了水仙。他的众多妻妾和忠心追随者纷纷跳海自杀，以追随这位水仙。这副景象在一千六百年后依然让人感慨不已，他们信奉孙恩，即便死亡也不能使他们退却。
　　这一切并不意味着这场宗教叛乱的结束。孙恩死后，他的妹夫卢循领着剩下的信徒继续和晋军作战。后来卢循的军队转战至广州，公元410年，卢循率水军北伐，差一点攻陷东晋首都建康。东晋最高指挥官刘裕倾注全部力量，最后摧毁了卢循的水军，次年，卢循的残余部队也被彻底歼灭。卢循和当年的孙恩一样投水而死。孙恩死亡时的一幕再次上演，但演员们的表现完全不同，卢循死前毒死了十几个妻子，又召集妓妾，问道：“我今天就要自杀，你们谁能追随我？”大多数妓妾回答说：“鼠雀尚且贪生，您的要求实在很让我们为难。”卢循就把这些妓妾尽数处死，然后才自杀身亡。除了这些不幸的妻妾以外，史书上没有记载过任何追随者自愿自杀，以追随自己领袖的。信仰的力量已经消失了，这一幕不过是一位残暴自私的君王杀戮奴隶而已。而此时，距离孙恩之死不到十年。
　　孙恩的追随者们信奉的是道教的一个流派：天师道。天师道在晋朝是最大的道教流派，几乎成了道教的代名词。两晋南北朝重要的道教派系有三个，一个是天师道，一个是上清派，还有一个是灵宝派，葛洪就属于灵宝派。在葛洪的著作里，世界充满了美丽的仙人、奇妙的丹砂、神秘的真气，这个世界光辉灿烂，那些邪恶的鬼魅只能躲避在阴暗角落。但是，在当时还存在着另外一个道教,在那个道教里，鬼和人一起分享这个世界，人们用巫术来取悦他们、制伏他们。在那个教派里，信徒把自己奉献给信仰的团体，甚至愿意为它舍弃自己的生命。狂热的幻想支配着信徒，这种幻想可以点燃野蛮的内心火焰。孙恩叛乱给我们揭示了这个道教的力量。
　　那是道教中黑暗的另一半。
　　天师道和上清派、灵宝派比起来，吸收了更多原始巫术的东西。在天师道道士看来，这个世界并不仅仅属于人，它也属于鬼神。这些鬼神游荡在世上，可以降祸给人，也可以为人所驱使，人们要想平安无事，就要大力对付这些鬼怪。信徒们不仅要举行各种祭祀活动来讨好他们，还要用各种咒符来镇压他们。得病了，那当然是鬼神作祟，要用咒符；家宅不安，当然也是鬼神作乱，要用咒符；父母祖先可能在地狱里受恶魔的折磨，要想超度他们，也要用咒符；想驱遣这些鬼神给自己出力，那当然更要用咒符了。葛洪虽然也用咒符，但远远没有天师道那么起劲，因为此种强烈的嗜好，天师道也被称为道教中的符派。
　　按照天师道自己的说法，该教的创始人是张陵。张陵被后人尊称为天师张道陵。
　　张道陵本来是东汉太学的学生，专业课都是儒家典籍，可是渐渐地张道陵产生了一个和孙悟空同样的困惑：学这些，可能长生否？答案显然是不能。张道陵就放弃了儒生生涯，转而学习道教方术。他运气非常好，得到了《黄帝九鼎丹法》，想按照方子合药，只可惜一时没钱采买原材料。他听说四川人比较淳朴，很容易招募为信徒，而且又有不少石山，可做隐居修炼之地，就带着弟子进入四川，居住在鹤鸣山（今四川省成都市大邑县北）。在山里，他碰上了太上老君。老君在他请求下，特地派遣清和玉女教给他种种仙术。张道陵用了一千天的时间，学会了玉女教给他的广大神通。张道陵又按照书上的方子炼制丹药，三年后仙丹也告成功。他对弟子们说：“咱们的仙丹已经制好了，我吃了以后马上就能飞冲上天，当神仙。但是我不忍心啊！我总要出来为大家做点事，给大家谋点好处，再吞丹变仙！”
　　于是，他放下仙丹不服，使出手段和六天界的魔鬼交战，夺取了魔鬼控制下的二十七“治”，改为福庭，把魔鬼降服为“治”的阴官。当时四川有好几万魔鬼，光天化日下在人间游荡，释放各种瘟疫，危害百姓。张道陵降服六天魔王之后，把这数万魔鬼都放逐到西北荒凉之地，不许他们随意进入人间。他和这些魔鬼立下盟誓：“人主于昼，鬼行于夜，阴阳分别，各有司存，违者正一有法，必加诛戮。”从此阴阳两界才悬隔异域，刻着誓文的碑石被放置在四川青城山上，以为见证。从后来天师道的发展来看，张天师并没有永久禁锢住那些魔鬼。鬼依旧牢牢地附着在这个世界上，向人索要供品。
　　张道陵一手创立了天师道。天师道规定凡是入教的人都要交纳五斗米，所以天师道又被称为“五斗米教”。所谓从魔鬼手里夺来的“治”，其实就是在各地传教的中心点。张道陵创建的二十四“治”，除了一个在洛阳附近外，其余的都在四川陕南一带。
　　据说，张道陵一直活到一百二十三岁才吞下仙丹，拔地飞升，他创立的教派传入他儿子张衡的手中。道士有儿子，可能会让人有些奇怪，其实这是很平常的事，张道陵创立的教派，道士都可以结婚，其道观往往是世代继承，被称做子孙庙。张道陵的子孙世代繁衍，世袭“张天师”的名位，就像孔府的衍圣公一样，现在据说已经传到第六十四代张天师了。
　　天师道在张衡的儿子张鲁手中才真正成型。张鲁使五斗米教成了一个组织严密、规模宏大的教团，并进一步夺取了政治权力，在汉中（今陕南川北一带）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神权小王国。
　　信徒们并不是交了五斗米的入会费就可以一劳永逸，光靠一人五斗米，张鲁的天师道当然不足以存活，信徒们还要交纳租米钱税，这既是一种宗教献金，也是一种日常捐税。在信徒们奉献的基础上，天师道政权建立了一个财政系统。
　　天师道有一个很严密的教团组织。刚刚加入天师道的初学者称为“鬼卒”，资深的则称为“祭酒”。祭酒在天师道里的地位类似于政府委任的地方官，统辖辖区内的信徒，信徒多的祭酒则称为“治头大祭酒”。祭酒是人间的官儿，据说还有阴官，就是封的一些鬼官，虽然信徒们肉眼看不到，但他们的存在有助于维护秩序。最高的教主称为“师君”，是所有信徒的领袖。
　　历史上的神权政府对百姓的控制力总是比较强，张鲁的天师道政权自然也不例外。一般政权只控制老百姓的公共生活，就连这种控制有时候都是徒有其名，有人说古代政权“皇权不下县”。可是天师道的祭酒就能“下县”，他们不光能“下县”，还能全面干涉信徒的私人生活，从财产到房事，祭酒都享有发言权。
　　对于古代人来说，国家政权能提供的最基本公共服务是：军事力量、司法和社会救济。国家政权在这三方面往往做得很差，而这些东西天师道都能提供。
　　既然天师道对信徒有管理组织，就能做到“心中有数，遇事不慌”。一旦有战争到来，“鬼卒”们很容易转化成战士，每人领个咒符上场杀敌，而且更妙的是，天师道的道士们还能驱使阴兵。天师道教义宣称，所有合格的信徒都能招请神灵阴兵，而且招请的规模非常庞大。早期天师道的典籍多已散失，我们可以参照稍晚的天师道典籍，来推测这些阴兵的规模。有经书说，懂窍门的道士可以招请天昌军黄衣兵士十万万，督御军兵士一百万。也就是说，一个人就可以招请一百一十万大军。天师道的信徒一旦将阴兵都招集起来，那将是一个骇人的数目，整个地球也未必装得下。有如此众多的阴兵助阵，天师道士卒们更可放下包袱，奋勇杀敌。何况为圣教牺牲，备不住还能成仙。张鲁靠一个小小的汉中，在三国乱局中混了数十年，本身也证明了天师道组织具有相当的战斗力。
　　天师道的祭酒不仅是信徒的宗教指导员和税务员，还是教徒的医生和法官。教徒如果得病，祭酒不会认为他身体受到病毒的侵害，而是说他干了坏事。我们认为病人应该静卧在床，得到安慰和照顾，吃各种好东西来滋补身体，但天师道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得病是因为做了坏事。要想痊愈，病人要拖着病歪歪的身子，向道众交心，做自我检查、自我批判，忏悔自己犯的各种过失。祭酒可能还会给他们画个符，烧了以后让他们就水吞下。
　　你可能觉得这种方法很荒唐，但实际上，这样做未必没有效果。这种忏悔很可以被视为一种心理疗法，如果病人坚信自己忏悔完了，符也吞了，病情就会好转，那么某些疾病可能真会不药而愈。完善的医疗手段也许更有效果，可对于那些社会底层人士来说，他们支付不起医疗费用。不必吃药，做做检讨，病就能好，这种说法对他们有很大的吸引力。
　　为了寻找心理平衡，他们可能还说得了病就吃药是有罪的。这种心态并不罕见，在民间也远未断根。对付这种巫术治疗的最好办法，就是让大家都能负担得起医药费。
　　如果教徒犯法，那么祭酒就可以自行动手惩治他。但在惩罚之前，祭酒会原谅他三次，到了第四次才会真正动刑。这个做法看上去很有人情味，不过这只适合一个小规模社区采用，一个大的社会组织很难如此执法。所以，这种做法估计也只是一个原则，不会适用于所有犯法行为，比方说对杀人犯，总不会等到他杀第四个人才去砍他的头，前三个都算白杀。天师道的司法据说卓有成效，受到了信徒的欢迎。
　　天师道政权是从民间宗教衍生而来，始终具有民间组织的痕迹，对于社会救济相当关注。各地的祭酒都设置“义舍”，这种设施类似于免费的公共食堂，而且搞的还是自助餐。祭酒从信徒上缴的财物中拿出一部分来做义舍的开支，义舍里头有米有肉，路过义舍的行人如果需要，可以自己进去拿，吃多少拿多少。如果你贪心，吃八两非拿一斤，那么鬼神就要给你降下疾病，所以据说大家都不敢多拿。仅仅依靠鬼神来威胁，就能让大家都自觉，听上去多少有些可疑，对此说法我们也许应该打个折扣。
　　有了严密的组织，还能提供军事力量、司法组织和救济机构，甚至还有免费庸医，这样在功能上天师道完全可以取代世俗国家。人们还能图个啥呢？这也就解释了张鲁为什么能凭借天师道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如果让老百姓自己选的话，官府和天师道比起来，实在是没有什么优越性。三国时代的官府?除了拼了老命地征税，就是拉壮丁打仗。你的房事虽然官府未必会插手，但是你遭了难，官府也根本不会管你的死活。得了病，官府那里别说是药，连个符水也没有，饿了也并无吃自助餐的地方。你真在路上饿死了，官府能挖个坑把你埋了，那就算你祖上积德。在曹操刘备们眼里，你们不过是一些等待剪毛的老绵羊；在天师道组织里，至少你还是一个信徒、一个教友。天师道是从民间“长”出来的组织，最早期的天师道几乎像是老百姓自发成立的互助组。也许天师道政权的管理相当严酷，但至少能让教众得到一些精神上的关怀，得到一种归属感。宗教上的信仰和组织上的严密，足以解释天师道在张鲁手中取得的成功。
　可是老百姓的选择并不总是顶用。公元215年，曹操大举讨伐，面对曹操历经百战的大军，天师道的阴兵鬼卒支撑不住，彻底瓦解。张鲁和他的数万名部属被迁往中原，天师道也随之传到了川陕之外。
　　魏晋期间，天师道在整个中国广泛流行，规模扩展得相当可观。尤其在东晋的江浙沿海一带，天师道成了民间最重要的宗教，不仅老百姓信，连士族豪门也都跟风信奉。比如赫赫有名的琅邪王家，世代信奉天师道，书法大师王羲之写字之余，就修持天师道。
　　天师道渗透到民间后，产生了许多流变，各种天师道支派间也有了很大不同。王羲之信的天师道和浙江渔民信的天师道就不会完全一样。浙江沿海一带主流的天师道，是一种扎根在民间、带有浓厚巫术色彩的信仰。
　　张鲁时代的天师道还是相当理性有序的，对信仰仪式有严格的规定，信徒的狂热被谨慎地抑制。但是，在孙恩策动的大叛乱中，天师道信徒中却爆发出了嗜血、破坏、残忍的野蛮狂热。孙恩的信徒无法像二百年前的天师道徒那样，建立一个稳定的神权王国，他们能做的只是大规模的破坏。从历史记录上看，至少在浙江沿海的天师道里，非理性的狂热已经占了上风。在这二百年的岁月里，天师道一定发生了某些重要的变化。
性爱与狂欢
　一对青年男女在密室之中相对而立。一个长者站在旁边，注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那个男子就要进入这个女人的身体，而这个女人也将怀着庄严的心态接纳男子。那个长者则会以欣慰的心态看着他们性活动的全过程。他并不是害了窥淫癖，他是这对男女的引渡者，引领他们在享受性爱的同时，也进入一个超凡脱俗的神圣世界。这对男女将借由性爱成为神灵的选民。
　　早期天师道有一个规定：信徒到了二十岁，就必须由师父为他举行过渡仪。如果是过了二十岁才入的道，那么要补办过渡仪。所谓“过渡仪”，就是男女在公众场合按照一套很复杂的仪式进行性交，和基督教某些异端教派举行的“黑弥撒”有些类似。整个仪式非常烦琐，男女教徒性交仅是其中的一部分。
　　其程序大致如下：要接受仪式的男女弟子进入密室，向师父致意，师父按照八卦安排他们站立的方位，男左女右，互相叉手。按规定，这时男女弟子首先要凝神思考，想象天上的神灵、体内的真气，按某一要求吐纳呼吸。然后，他们一起向神灵跪拜，跪拜结束后，改为坐姿，再依次向许多神灵祈祷。经过多番祈祷之后，才算是对神灵有了交代，可以进入交媾环节了。
　　首先他们彼此按摩、抚摸，按照道教高雅的说法，是“开命门，抱真人，婴儿回，龙虎戏”，具体什么意思我不知道，知道了也不能讲。这些前奏完毕之后，主持仪式的师父为弟子脱下衣服，两个弟子裸裎相见，两手交叉，面对面伸直两腿，开始“布九宫”，也就是真正的性交活动。男子俯卧，女子仰卧，两人头冲南，脚冲北，双手向两侧伸开，形成“大”字形。性交过程中，师父可能还会做一些现场指导。性交结束后，男女再进行一些舞蹈动作，同时还要念咒，男的念“神男持关，玉女开户，配气从阴，以气施我”，女的念“阴阳施化，万物滋生，天覆地载，愿以气生臣妾身”。随后，男女再念一些咒语，主要仪式就结束了。剩下的后续仪式包括回神、吐纳、谢师等等。
　　在密室中观察男女弟子交媾仪式的，除了主持仪式的师父以外，可能还有这些男女的家长。这些男女不能彼此挑选，不能像搞对象似的，两个人看顺眼了，就扯着手报名参加过渡仪。谁和谁演对手戏得由师父指定，这样一来，这种性爱仪式当然就不可能局限在夫妻之间。
　　天师道认为，这种过渡仪可以使信徒从童年进入成年，从混乱无序的世俗社会进入神圣世界。参加过这种仪式的信徒就此成为“种民”，种民是神圣世界的候选者。这明显是来源于远古时代的生殖崇拜，许多远古宗教都有类似仪式。魏晋时代，中国的民间信仰残留着很多原始巫术的内容，天师道的过渡仪就是在此大环境下才流行起来。
　　王羲之不知是否也“过渡”过，想想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
　　这种交媾仪式对于传统社会伦理是一个挑战，无论是佛教还是儒教，都视这些仪式为淫秽不堪的邪术。到后来，道教也想把自己身上比较原始的成分清除掉，向主流文化靠拢，他们觉得很难为这种仪式辩解，就索性否认这是正宗道教，把它给禁了。
　　这种仪式对早期的天师道一定有很深的影响。过渡仪有助于增强信徒们的小团体观念，参加过这种仪式的男女，和世俗世界之间在心理上会有一道鸿沟。这种仪式可以成为他们之间共享的秘密，而外界的不见容正可以使这种秘密显得更加珍贵。“我们”和“他们”的对立，就从这种秘密中孕育而生。一旦这种观念得到强化，他们对这个团体的忠诚度就更为提高。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妇女如果参加过过渡仪，她的心理会有何等强烈的变化。天师道之外的人会把她视为淫荡的女人，只有天师道的教友能够理解她的行为。如果天师道这个团体消失了，她的所作所为就只能被视为淫邪，连她自己在内心深处都无法为此辩解。但是只要这个团体还存在，只要那些教友还和她在一起，她的行为就是神圣的宗教献礼。她会对天师道产生何等强烈的依附感，自然是不言而喻的。
　　许多秘密宗教中都有一些外人看来很奇特的皈依仪式，这些仪式在本质上来说都是要把“我们”和外界隔绝开来。林冲当年落草，王伦让他下山杀个人以做“投名状”，这个“投名状”其实和这种仪式有类似的功效。
　　除了过渡仪，天师道还有许多让信徒宣泄情感的渠道：既有一些狂欢的聚会，也有公开的忏悔苦行仪式。
　　这种交替生成的欢乐和痛苦，能够激发出信徒极端的情感。被日常生活压抑太久的民众需要这些“宗教的假日”来忘掉理性，让自己随着情感之舟，在忘我的信仰海洋上随意东西。在宣泄和宗教理性之间，有着微妙的平衡。没有忘我宣泄的宗教往往缺乏活力，但这种宣泄如果被无止境地刺激出来，就会让这种宗教变得狂热而缺乏节制。
　　民间流行的天师道，把宗教祭祀活动变成了群众性的欢宴聚会。据说，天师道创立之初，严格禁止淫祀，并且不得用血食祭?鬼神，在活动中也不允许吃肉喝酒，但是随着天师道在民间的自由传播，这些规定很快被淡忘了。而在浙江地区，本来就有巫觋（男巫）传统，《后汉书》就记载：“会稽俗多淫祀，好卜筮。”广大人民既然有这样的需要，天师道也就迅速调整了态度，与民同乐。天师道的聚会很快变得其乐融融。
　　按照《玄都律文》上的说法，在这种聚会上，信徒们大呼小叫，饮酒食肉，男女杂处，欢笑取乐。据有些攻击天师道的人士说，这种祭祀还经常会演变成混乱的杂交宴会，那些信徒“男女杂沓，如野兽然”。这样的说法听上去颇为骇人视听，似乎是对道教的诬蔑，但是乱交聚会并不比过渡仪更为奇特。
　　在东晋时代，人们的性观念远较后来开放，而道教本身又沾染了古代巫术的传统，不视男女性爱为羞耻之事。初期的道教都很重视“合气”。所谓“合气”，根据道教的说法，就是合男女阴阳之气，按《剑桥中国秦汉史》的描述，就是“用一整套复杂的性交技术来实行性滥交”。性交party在这些教徒看来，正是体现了天人化生的大道。道经上说，“男女婚嫁，恩爱交接，生子种人，永永无绝”，这本来就是很体面的事情，按照经书的办法脱得精赤，和教友交流性爱，那就更是神圣之极的教事。
　　在天师道的欢宴上，人与鬼似乎和平共处、同饮共欢，可能和不可能的界限变得模糊。人们从日常的劳苦工作中解脱出来，社会处于一种“休假”状态。埃利亚斯•卡内蒂在《群众与权力》中曾描述过这样的欢宴：“这里对男人来说女人太多了，而对女人来说男人也太多了。没有要顾虑的事和人，没有什么东西是需要逃避的，生活和享受在节日期间有了保障。许多禁令和距离都不再存在，完全不合惯例的亲近不仅被允许，而且受到了鼓励。在这里密度极大，大部分人都是平等的，这是一种放纵和享受的平等。”
　　这样的欢宴是对平时生活的一种反叛。它和真正的社会反叛有一种潜在的联系，可以把它看做社会反叛的一种象征物。贝尔赛的《祭祀与叛乱》中写道：“祭祀典礼与叛乱骚动的相伴相生，在历史上是很常见的，从一方到另一方，冲动与欢乐互相置换的事件屡见不鲜。”无独有偶，曾有伟大的革命者说过革命与狂欢之间的联系：革命，就是天天过节！从对日常生活的叛乱到真正的社会叛乱，需要迈出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一旦迈出，叛乱也将被染上狂欢的激情。
大动乱
　会稽城门外有一面很大的鼓，一旦有人敲击，它发出的鼓声将震彻天地，可以一直传到几千里外的洛阳城，相传那是越王勾践所造。公元401年，会稽城被天师道的军队占领，这面鼓也被乱军击破。这时，人们看到有两只白鹤从鼓中飞腾而出，向天边冲去，从此这面鼓再也发不出声响。人们就称这面鼓为潜鹤鼓。
　　这个传说就像是关于宗教的一个寓言。曾经流传天地间的信仰，在它的内核深处未尝没有一个仙鹤般美丽的梦想，但是当它用钢铁的刀剑撕破了自己的肉身，那个梦想也就离它而去。它不再能震动天地，成了哑的鼓、熄的火，也许它能慢慢修复自己，也许它就永远沉默。
　　击破这面鼓的天师道军队，是由孙恩发动起来的。
　　孙恩出身于低等士族。他的祖辈中出过一个孙秀，孙秀在西晋晚期政局中是个大人物，曾经得到赵王伦的信任，在洛阳呼风唤雨，权势极大，富可敌国的财主石崇就是因为得罪了孙秀才葬送了性命。孙秀看中了石崇的歌姬绿珠，公然向石崇索取，石崇虽然怕孙秀，却还是舍不得，就叫出了府上的一大群女人，说你看中谁就牵谁走，但是绿珠不行。孙秀就翻了脸，找个借口把石崇抄家问斩。不过孙秀也好景不长，赵王伦在政治斗争中落了势，孙秀也被处死。自此，孙家的势力一落千丈，到了东晋晚期，也只是个小族。这时，孙家出现了一个关键性人物，他使孙家的命运发生了不可思议的变化。这个人就是孙恩的叔父孙泰。
　　当时在浙江，有一个叫杜子恭的人，他居住在钱塘（今杭州附近），是当地天师道的一个首脑人物，据说会不少法术。关于杜子恭的神通，有一个流传最广的故事，说他向别人借了一把切瓜的刀，后来主人向他索要，他却不肯归还，只说“回头就给你”。这人损失了一把刀，倒也没说什么，一把刀而已，赖了就赖了，以后不借就是了。后来他乘船到嘉兴，忽然有一条鱼自己跳到船舱里，把鱼剖开以后，里面居然藏着那把刀。刀是还他的，鱼就是利息了。按照正常观点看，这个借刀给杜子恭的人明显是个托儿，但是古人淳厚，稀里糊涂就给蒙了。
　　孙泰拜这个神人为师，学会了全套法术，就开始在浙江沿海一带传授起天师道。孙泰把他新学来的骗术和民间天师道里的巫术传统结合得很好，小小骗术倾倒民众无数，狂热聚会又使这些人心醉神迷。当地人像崇拜神一样崇拜他，很多人变卖产业来侍奉他，甚至把孩子奉献给他，以求他的祝福。这个粗俗的骗子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迷信像野火一样传遍了浙江。没有人能解释为什么一个人可以这样轻易地哄骗千万民众，可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发生过不止一次，也许只能把它归结于人性的荒谬。
　　孙泰的名声越来越大，中央政府感到了威胁。
　　当时执掌朝政的是司马道子、司马元显父子俩。谢安死后，东晋的孝武帝觉得还是自家人比较可靠，于是提拔亲弟弟司马道子做了朝廷首脑。司马道子和他的皇帝哥哥，一君一相，堪称绝配。两人凑一块就搭伙喝酒，落了单就自己找人喝。司马道子经常一喝一宿，喝得蓬头垢面、头昏眼花，他周围的人除了和尚、尼姑，就是马屁精。孝武帝死后，其子即位，司马皇叔继续执政，继续喝酒，继续和那些马屁精鬼混。
　　这样一个货色执掌朝政，如果不出乱子，简直就没天理，兖州刺史王恭纠集北府军，以清除司马道子身边的一个马屁精为由，进军建康。司马道子无力处理危机，只能把他斩首。但是这解决不了根本问题，第二年王恭带着兵又来了。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当时虽然只有十六岁，却比他父亲有才干得多。这个少年领兵出征，对抗王恭，经过一系列军事斗争和政治交易，叛乱总算平定，王恭的脑袋也被砍掉了。
　　此后，司马元显的地位陡升，他老爹越来越靠边站。司马元显后来索性翻脸：一次，司马道子醉得不省人事，司马元显就趁机把他老爹的重要官职剥夺，自己担任扬州刺史。司马道子酒醒以后，发现自己从一把手变成了一个闲老太爷，手中的权柄已经比不上儿子了。
　　司马道子对孙泰这个神棍很不信任，怕他在浙江惹事，就把他流放到广州。结果事态发展出人意料，孙泰走到哪里，就把“革命”的种子传播到哪里。广州的百姓也被孙泰的风度倾倒，像浙江百姓一样，纷纷信从。广州刺史也为之动心，甚至给这个流放犯一个太守的官职干，孙泰的魅力可想而知。
　　后来孙泰虽然返回浙江，但是回家后也没闲着，在王恭叛乱中，神人孙泰挺身而出，召集了几千民兵，说是要为朝廷出力。后来力虽然没出上，但是孙泰欣喜地发现，原来靠自己的号召力组织一支军队并非难事。孙泰认为晋朝说完就完，民心所向，不用诚为可惜，当下积极筹划起事。大量江浙居民积极相应号召，团结在神人孙泰周围。正在孙泰要大展宏图的时候，却忽然被司马道子派人来砍了头。原来有人告发他图谋不轨，司马道子难得清醒了一把。孙泰的六个儿子也都遇难，只有孙泰的侄子孙恩跑了出来，逃到一个海岛上。
　　所有的五迷三道的疯狂信徒都有一个特点：就算你把磨盘大的事实挂到他脖子上，他也能假装没那回事。孙泰的信徒们坚持认为孙泰没有死，而是蝉蜕成仙了，他们继续效忠仙人孙泰的侄子孙恩。孙恩在海岛上纠集了一百多人，靠支持者们奉献给养维持生活，随时准备找时机杀回去报仇。
　不久，这个机会由司马元显双手奉上。东晋朝廷和上游荆州的矛盾越来越深，实力最强的北府军又不够驯服，为了能对付即将到来的战争，建康政府急需组织一支像样的军队。江浙是东晋朝廷唯一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司马元显决定从这里大规模征兵。当时江浙的豪门往往把家奴释放，成为他们的“客”，就是依附于他们的佃农。司马元显决定从这些人身上打主意，他下令征发这些“免奴为客者”，把他们集中到建康服兵役。司马元显给这些人起了个好名字，叫“乐属”，意思就是“高高兴兴来当兵的人”。但是这些人并不如设想的那样乐陶陶地归属了。他们本来在老家好好种地，闲了就抽空参加天师道集会，日子倒也还过得去，现在忽然要抛家弃子，被弄到建康当兵，怎么会乐意呢？难道士兵是什么正经职业吗？晋朝的军户多是劳改犯，是专业的贱民，谁愿意去干这个行当？豪门当然也不乐意，自己的人被政府白白拉走，一点损失也不赔偿，要求他们欢欣鼓舞，实在是强人所难。政令颁发后，据说“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就是说江浙人给整得到处嗷嗷叫，说日子过不下去了。
　　孙恩的机会到了。399年十月，他带着百来个手下登陆，一举攻破上虞县（今浙江上虞），宰杀了县令。江浙八郡的人本来正人心惶惶，忽然看到仙人的侄子大法师孙恩来了，当下云集响应，纷纷杀死地方官，听从孙恩号令。十几天之内，孙恩的部众已经膨胀到二十多万人。孙恩率军向浙江重镇会稽（今绍兴）进发。
　　会稽长官王凝之是王羲之的儿子，家学渊源，也信奉天师道，思维方式却不可理喻。他对道友孙恩采取了天师道的抵抗方法——既不出兵，也不设防，天天躲在道堂里念咒磕头，想要把孙恩的进攻咒垮。他手下一再请求发兵，王凝之却声称没有这个必要。他说自己已经借了鬼兵把守各个要冲，每一处都安排了好几万，还不用吃军粮，万万不会有闪失。但是鬼兵明显没有出力，孙恩的军队席卷而来，沿途没有和鬼兵交手的迹象，会稽迅速陷落。王凝之在鬼兵保护下，仓皇逃跑，但还是被捉住杀了头，儿子们也都没有幸免。
　　王凝之的妻子谢道蕴，此刻表现比丈夫强上百倍。谢道蕴是谢安的侄女，也是当时有名的才女。一次，谢安曾经指着雪景让子弟们描述，谢朗说，下雪啊，就像在空中撒盐，谢道蕴则插嘴道，不如说“柳絮因风起”。后来曹雪芹写林黛玉之时，还用谢道蕴咏柳絮的才情来比拟她。
　　谢道蕴对酷爱天师道的丈夫很瞧不起，说：“天地之间，居然有王凝之这样的家伙！”危难之际，谢道蕴的表现证明了她完全有资格蔑视丈夫。这个贵族女子的勇敢和自尊绝不逊于文采，她抽刀出门，砍杀了好几个孙恩的手下，被俘后，她抱着三岁的外孙，来到孙恩面前。孙恩下令杀死这个孩子，她喊道：“这是王家的事，你要杀只该杀王家的人！这是我的外孙刘涛，你要杀他，就一定得先杀了我！”孙恩被她的勇气所感动，放过了这个孩子。
　　孙恩的宽容仅仅出现过这一次，他在叛乱中表现得极为残忍，信奉天师道的信徒却视这种残忍为神人气魄。心中的野蛮火焰一旦被点燃，就在信徒之间互相感染，很快使他们进入了一种忘我的癫狂状态。天师道的欢宴仿佛在整个江浙大地上举行，只不过这次信徒们欢饮的不是酒浆，而是鲜血。
　　孙恩的信徒们自称“长生人”，他们似乎相信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切毁坏都是有益的。这些信徒纷纷向会稽涌去，会稽成了他们心目中的圣地。这些“长生人”朝圣所经之地，处处废墟。他们掠夺财物，焚烧房屋粮库，填塞水井，大规模制造毫无意义的破坏。他们被压抑得太久，此刻正陶醉于破坏的欢愉之中。能随意毁坏东西、杀戮他人，而且还是以神圣世界的名义，这怎么能不让人欣喜若狂呢？有人不肯跟从他们，就被阖门处死，连孩童也不能幸免。他们杀死县官，剁成肉酱，强迫他们的家人吃，谁如果坚持不吃，就会被肢解。这是从心底喷出的仇恨之火，当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互换位置以后，他们表现出的是同样的残暴，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更残酷的一幕还在上演：那些女信徒们同样急于赶往会稽，有些妇女因为有婴儿拖累，无法上路，就把婴儿投到水中，说：“祝贺你先去了仙堂。在那里等着我吧，我很快也会赶去的。”
　　东晋朝廷的形势非常危急。江浙地区是建康朝廷唯一能直接控制的地区，如今大半沦于孙恩之手。建康周边城镇，处处有天师道信徒起事，建康城中，也多有孙恩的信徒，居民恐惧异常，觉得灾难随时可能降临。孙恩见此局面，觉得“革命”形势一片大好，对手下说：“天下已定，咱们只需穿上官服，进建康城就是了。”建康方面已经没有退路，只能紧急部署军事力量。朝廷任命谢琰（谢安之子）为指挥官率军南下，同时又调动北府军，由刘牢之指挥，与谢琰合力讨伐孙恩。
　　天师道信徒虽然数目庞大，却多是平头百姓，只有激情没有作战经验。这次叛乱匆匆起事，军事组织也颇为紊乱，孙恩的主要力量在钱塘江以南，江北的天师道徒是一盘散沙，根本无力对抗正规军。政府军方面快速推进，直逼钱塘江，一路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孙恩不再说收拾衣服去建康了，马上改口：“逃跑，不丢人！”孙恩放弃浙东，带着二十多万人向东逃跑。那些好不容易赶到会稽朝圣的信徒们，发现圣地就要沦陷，如狼似虎的政府军正以惊人的速度向这里挺进。按照惯例，政府军对这些天师道徒肯定要秋后算账，杀一批，关一批，信徒们也只好跟随孙恩逃亡。孙恩是个狡猾的神棍，他把许多财物和女人遗弃在逃亡的路上，政府军一路忙于抢劫财物、奸淫妇女，追赶速度大大降低，孙恩才能带着部众侥幸逃回海岛。岛上有孙恩的大本营，囤积大量物资，正可以做他反攻的根据地。
　政府军控制浙东后，也热衷于杀戮抢劫。长官也许是想杀人立威，震慑这些叛民，而士兵们一直给人瞧不起，被当成贱民，如今这些贱民来到了富庶的浙江，东西可以随便拿，妇女可以随便奸，长官又不大干涉，怎么忍得住不甩开膀子大干一场呢？已经被天师道徒烧杀破坏过的浙东，又遭到官军的洗劫。城里一时杳无人迹，过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有人从城外返回。
　　但是，天师道徒的力量并没有被摧垮，狂热的欢乐依旧记忆犹新，心中的仇恨也仍在继续燃烧，浙东依旧是一个随时会爆炸的火药库。
　　孙恩以海岛起事，沿海又是天师道徒聚居地区，所以他拥有一支相当规模的水军。相比之下，政府军方面多是步兵和骑兵，对海岛上的天师道徒一时没有办法，只能采取防守姿态。谢琰被任命为会稽太守，都督浙江沿海军事，防备孙恩。他出身望族，比起王凝之来本领虽然大一些，却也没有什么战略才干，只是一味牛哄哄。将领们劝谢琰加强战备，他的回答是：“当年苻坚带着百万大军入侵，结果不照样被我们谢家一举摧垮？孙恩小小贼寇，败走海岛，能苟延残喘已经喜出望外，哪还能复出？要是他真不知死活，敢来骚扰，那是老天让他自取灭亡！”
　　结果400年五月，孙恩再次从海岛出动，成功地在浙东登陆。上虞县依然首当其冲，第二次被攻破，谢琰匆匆率军迎击孙恩。有人建议谢琰不要冒进，选择合适地点布阵设防，同时调集水军，但遭到他的拒绝。双方遂于山阴县展开决战。
　　在海岛的几个月里，劫后余生的孙恩部众经过整顿，战斗力已经今非昔比。谢琰的部队被诱入狭隘的塘路，步骑只能鱼贯穿行。孙恩军队从军舰上不断发射弓箭，封锁了塘路的出入口，切断了谢琰军的退路。被困在狭隘塘路中的军队迅速崩溃，全军覆没，谢琰被手下杀死，两个儿子也都死于军中。
　　谢琰军覆没的消息使政府陷入恐慌。官员们清楚地记得就在几个月之前，被俘的前任是怎样被天师道徒活活剁成肉酱的，这种恐惧驱使他们疯狂杀戮。为了防患未然，仅仅吴兴一地，就杀死了好几千民众。动乱中，杀戮往往就是这样彼此刺激，不断升级。
　　建康调军围攻孙恩，又任命北府军名将刘牢之为战区最高长官，主持战事。经过半年的苦战，孙恩终于被再次赶入大海，逃回了海岛，局势又恢复到半年前的状态。政府军和孙恩军就像大象和鲸鱼一样，各自控制着陆地和海洋，虎视眈眈，一时却又奈何对方不得。躺倒在这两头巨兽脚下的，是被破坏得面目全非的浙东大地。
　　其后的几个月里，孙恩和官军又进行了多次的拉锯战。401年，孙恩挫败了北府军大将，也就是未来的刘宋王朝的开创者刘裕，转军北上，于五月攻破沪渎（今上海），一举杀死四千名官军。以此为基地，孙恩开始集中全部力量，以做最后一击，结束这场漫长的战争。六月，孙恩集结大军十余万、楼船千余艘，逆江而上，准备一举占领建康。建康没有任何防备，登时一片恐慌。政府下达戒严令，把手头军队派驻到各要害地点，同时紧急征召军队入卫建康。当时荆州刺史桓玄已经是建康政府的潜在敌人，从荆州不可能得到什么帮助，可供调动的只有豫州刺史司马尚之的部队以及刘牢之的北府军。
　　刘牢之得知消息后匆匆出发，想在半路上邀击孙恩，却没有赶上，于是派刘裕为前锋，率军紧急入援，主力部队也随即向建康开拔。刘裕带着一千人的队伍急行军，终于在丹徒（今江苏镇江东丹徒镇）赶上了孙恩。孙恩刚刚在丹徒登陆，占据了城西的蒜山。刘裕率军到达丹徒后没有休整就马上发起突袭，孙恩部队没有防备，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死伤惨重，只好撤回到船上。但是这个胜利对战争没有多大影响，孙恩并不想在丹徒陷入阵地战，整顿士卒后直扑建康。胜利的刘裕只能眼睁睁地望着敌人远去。
　　司马元显带领水军和孙恩交手，想把他阻隔在建康城外，但孙恩的水军过于强大，迅速打垮了司马元显的水军。司马道子则和平时一样，显得无能至极，除了天天到庙里祈祷，就再也想不出什么应对之策了。建康城兵力空虚，无法对抗孙恩，建康就像一只唾手可得的猎物，孙恩现在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刘牢之和司马尚之的军队正在驰援的路上，他们是建康城唯一的希望。建康城的命运如何，就取决于是孙恩的速度快，还是援军的速度快。
　　命运没有垂青孙恩。他的船队在长江中遇到了逆风，因为船只过于高大，在逆风时行进缓慢，用了好几天才赶到白石。而耽搁的这几天对建康城性命攸关，司马尚之的军队终于在孙恩之前赶到建康城内，刘牢之的军队也到达建康以西江中的新洲。
　　孙恩犹豫了，他所面对的不再是一座单薄空虚的都城，而是重兵把守的要塞。他的军队虽然长于水战，但到底有没有能力和强大敌军进行陆地交锋呢？孙恩没有勇气发起进攻，终于放弃了这次冒险，扬帆北上。幸运从此离他而去，孙恩的好运沙?里剩的沙已经不多了。
　　孙恩军北上后，虽然也攻陷了一些城市，但是没有取得大的胜利。刘裕率北府军精锐部队进击孙恩，在郁洲（今江苏连云港附近）击败了他。孙恩的军队在转战中损失很大，他决定返回浙东，想在根据地休养生息。可是刘裕像附骨之蛆一样，在后面紧追不舍。孙恩部众沿着海岸线南下，刘裕军一路追击，累计杀伤敌军不下数万。这些天师道徒曾由一股激情支撑，随着孙恩转战数百里，如今不断的挫败已经全然磨灭了他们的斗志，饥馑、瘟疫又折磨着他们。这些部众成了一支没有希望的军队。孙恩没有选择，只好又从登陆的地点返回海岛。
　一切似乎没有变化，但实际上一切都已经面目全非。那些昔日满怀激情赶赴会稽的信徒如今在哪里？那些把孩子沉到水中也在所不惜的女人在哪里？那些站在燃烧的屋舍面前陷入破坏狂欢中的天师道徒又在哪里？家园被摧毁，田野变得荒芜，白骨成堆，到处是饥饿困苦的难民。面对无可逃避的灾难，人们的热情已经渐渐熄灭，狂欢的节日宣告终结。
　　当孙恩数月后再次进攻浙东的时候，发现政府已经牢牢控制了局面，留给他的，只有死路一条。
　　十七个月的动乱导致大量的灾难，天师道徒和官军表现出同样的残暴。《南史•孙法宗传》有一段关于孙法宗遭遇的记载：他的父亲追随孙恩逃往海岛，死在了海上，他母亲的兄弟则活活饿死，他小小年纪四处逃难，到了十六岁才返回故乡。这只是无边灾难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例子，在这个故事的背后，是无数被杀死、饿死、掠卖、奸淫的生灵。当时在浙东，有许多无头的尸体，当亲人们将这些尸体下葬的时候，只能用草扎成脑袋，捆在尸体上面。这些无头死尸，就是那十七个月大动乱的见证。
　　狂热的激情轻易地被点燃，但是没有人能够预料到，把它浇灭却需要如此多的鲜血。
　　天师道叛乱之后，政府认识到群众性宗教的危险，对道教加强了控制，并最终导致道教的大整顿。天师道的戒律、仪式、聚会都被纳入到统一的规范之中，对主流文化做了全面的妥协，放弃了在政治方面的抱负。此后，天师道再也没有尝试去建立政教合一的民间组织。
　　这场动乱对东晋政府是致命一击，它把浙东富庶之地破坏殆尽。东晋高层士族多半集中在浙江一带，他们的财富和力量在叛乱中损失惨重，建康朝廷的统治基础遭到了根本性的削弱。多年的战乱更使军阀的地位陡升，他们越来越不像将领，而像是帝国的主人。东晋已经走向穷途末路。
　　在平定叛乱中崭露头角的刘裕，在十八年后终于结束了东晋王朝，建立刘宋王朝，时为公元420年。
　　宗教的狂热多半不能持久，大家在癫狂过后还是要老老实实回家过日子。对日常生活的烦恼和算计才是生活的主流。大众的日常生活像是历史的一道潜流，暗暗地决定着未来世界的模样。

候补神仙

这个是根据野史说的一些事吧 博人眼球而已

偶尔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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