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尽阁社区——修真证道，强我中华

标题: 揭开佛教历史的大骗局 [打印本页]

作者: 学前班 时间: 2019-5-24 05:59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内容自动屏蔽

作者: 沅沅甫 时间: 2019-5-24 06:23
。。。。。。

作者: 叶随身 时间: 2019-5-24 08:49
说的好像写这篇文章的人在第一次集结佛经的时候参加过一样........

作者: 知秋一叶 时间: 2019-5-24 12:52
《楞严经》中存在的几处疑点

一个时代，人们所使用的物品、工具，人们所从事的活动，以及
所使用的语言，都具有其时代的特征。通过它们，我们可以对某个时代产生的作品做出
一定、甚至是准确的判断。从科学史的角度，笔者发现《楞严经》中存在以下几处疑点。

　　1.物产、用品：梅、蚕与丝

（1）《楞严经》提及的一些植物，如“梅”、“黄连”等，都是原产于我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印度当时已有这些物产。
阿难，若因舌生，则诸世间甘蔗、乌梅、黄连、石盐、细辛、姜、桂，都无有味。
经过检索发现，在其他佛经中都没有提到过“乌梅”、“黄连”。并且，“乌梅”作为一种药材，是梅的未成熟的果实（青梅）干燥后熏制而成。印度当时同样也用相同的工艺把青梅熏制成乌梅，这种可能性几乎为零。
如果像《金光明经玄义拾遗记》第一卷上所说的：“若说一经皆
由四悉，此四彼四，意既不同，是故诸经称为斯别。二喻显通别成教，盐梅咸酢，组织
经纬，皆喻文字之通所以之别。滋味文绣，皆喻诸经名相之异也。”)若说这些
物产名称的出现，是用来代替其在印度物产的对应物，或用其来比喻其主要特性的，那
么，“乌梅”这个有别于其他物产原品的、经加工而成的物产名称的出现，则显示出作
者或译者对有关“梅”知识的熟悉。
另外，经中“谈说醋梅，口中水出”的比喻，和我国著名的“望梅止渴”的喻意故事太过相像，这种在不同文化背景下，出现完全相同比喻的几率几乎为零。作为对佛教义理的比喻而专门举的例子，仅说是用“乌梅”代替“酢（酸）”，根本说不过去。

（2）“丝”是我国的特产。在世界上，我们的先人们首先开始养蚕，并经过缫丝等一系列的工序，将丝加工成各种各样的织物。迟至汉代，东西方才有了广泛的丝绸贸易的往来。在此之前，中国以外的其他地方，根本没有桑蚕养殖和人工丝织品的加工。可是，该经第六卷中提到了丝质的布料：
若诸比丘，不服东方丝绵、绢帛，及是此之靴履、裘毳，乳酪醍
醐。
印度在佛陀时代或者在我国汉代以前，肯定没有人工丝织物。虽然，古代印度也有蚕和丝，但是，蚕并不是人工养殖的蚕，而是野蚕（注：参考文献[8]第127页：印度亦养蚕产丝，但文中提到“东方丝绵、绢帛”，显然作者于印度物产不明，口气亦不类印度之人。笔者不同意这种说法。）。并且，佛典对“丝”、“绢”、“帛”多有记载，说得也非常明白。蚕、绢的梵音为“高世耶”或“憍奢耶”、“憍尸”。
据唐代义净的《南海寄归内法传》第二卷记载：
高世耶乃是蚕名，作绢还受斯号。体是贵物，制不听用。作褥之法有其两种：或缝之作袋贮毛在中，或可用丝织成，即是氍毹之类。

《翻译名义集》第七卷上是这样解释的：
憍奢耶，应法师翻虫衣，谓用野蚕丝绵作衣。《事钞》云：即黑
毛卧具。《宁音义》云：梵云高世耶，译云野蚕绵。东天竺有国名鸟陀，粳米欲熟叶变
为虫，虫则食米，人取蒸以为绵也。如此丝绵者，名摩呵瞂多，此言大衣。衣甚贵，即
大价之衣。《感通传》云：伏见西来梵僧咸着布[叠毛]具。《问答》云：五天竺国无着
蚕衣。
可见，仅从经中出现了这个名词上，还不能做出什么具体而肯定的推断。倒是文中陈述的方式（“不服东方丝绵、绢帛”），显示出其作者对印度和中国的物产都比较清楚——本地（印度）不养蚕产丝，而东方（中国）却盛产。而对此的认识，在东西交通之前，是不可能的。

　　2.文献载体：纸素、桦皮、贝叶、白迭、简策、符牍

纸是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在纸发明以前，我国传统的用于书写的载体，主要有甲骨、简、牍、绢帛等，只是到了东汉纸发明以后，以纸为载体的文献才开始慢慢出现，逐渐取代其他文献载体并成为主要的文献载体形式。同时我们还注意到，绝少见到我国古代有用桦（树）皮、贝叶和白迭（注：即白棉布。我国直到宋、元以后，才开始广泛地种植棉花，并普遍地纺织，穿棉布衣服。）等物品，作为文献载体的记载。
值得注意的是，该经中关于文献载体的描述，包括了古代中国和印度几乎所有可能的书写材料：
阿难，若诸世界随所国土，所有众生随国所生，桦皮、贝叶、纸
素、白迭，书写此咒，贮于香囊。是人心惛，未能诵忆，或带身上，或书宅中。当知是
人尽其生年，一切诸毒所不能害。
是人无端于说法处得大宝珠，其魔或时化为畜生，口衔其珠及杂
珍宝，简策符牍，诸奇异物。先授彼人后着其体，或诱听人藏于地下，有明月珠照耀其
处。
虽然“简策符牍”未见于其他佛经，但“纸”这一名词在其他佛经中却也多有出现，所以，仅从这一点还不能对该经出现的时间以及作者情况作出肯定的判断。因为，“纸”、“简策”在翻译的过程中，可能用来指代所有用于书写的材料，用来指称和其对应的物品。并且，这一点在下面的两个例子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善哉！善哉！大王，真是大慈悲父，为诸众生修此苦行。我等应
当速往书写，或纸、或帛，或于石上，或于树木、瓦砾、草叶、蹊径要路多人行处，亦
皆书写。其见闻者，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诏令集京城义学沙门飞锡等、翰林学士柳抗等，详译斯文及护国
经等。对执贝多翻诸简牍，凭其本夹依以颂言。大羹之味不遗，清月之魄恒满。岂不美
欤！岂不美欤！
古代印度的书籍主要是写在贝叶之上，唐朝玄奘从印度取回的佛经，也是写在贝叶之上的。也就是说，直到唐僧取经时，印度的文献载体形式仍然主要是贝叶。

《楞严经》的义理，实际就是借用中国道家的一些逻辑思路把人引入了迷魂阵，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地方说实有，后面又说空，说都是妄念所造的妄像。还有很多错误的辨析逻辑，非常搞笑。

1. 关于经名的质疑和此伪经的历史：
1.1  摘自艾习角的《楞严经硬伤》，<<  >> 内都属于引用的部分：
<< 有种说法，说《楞严经》还没有传入中国之前，其盛名先至，因在隋朝时有位梵僧，见智者大师（天台宗的创始人）所立三观，便谓与天竺国之《楞严经》意旨极相符合，于是智者即日日向西遥拜，祈求此经能早日传来中国，不料一拜便是十八年，始终无缘得遇，一百多年后，此经终于在唐朝时传入中国。
我的疑问是：隋朝时《楞严经》就如此盛名，唐朝时西行求法的玄奘怎么不知道呢？这为梵僧到底是谁？遍翻智者的高足章安灌顶（公元561-632年）为乃师所撰的《隋天台智者大师别传》，以及初唐沙门道宣（公元596-667年）所撰的《续高僧传》卷十七《智顗传》，都没有查到智顗拜求《楞严》的线索。如果此种记载出现在《楞严》译出之后，则有为《楞严经》造势的嫌疑。 >>

  个人注：——智者大师是隋朝，比唐朝早。他拜了18年，应该有很大的影响力，而唐朝的玄奘法师去取经，竟然忘了索要《楞严经》？也没听说玄奘法师取回的经中有《楞严经》但是半路掉河里或者丢失毁坏的说法。

   <<又，如果《楞严经》的《中印度那烂陀大道场经》的经名可以成立的话，其成书年代在公元5世纪以后就更加确定无疑了。因为那烂陀寺创建于公元5世纪时的印度笈多王朝，它作为印度佛教的中心寺院则是5世纪以后的事。>>

作者: 走南闯北 时间: 2019-5-25 21:01
有些事情迟早有人会揭露的，纸包不住火。

欢迎光临漏尽阁社区——修真证道，强我中华 (http://www.xiulian.cn/discu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