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imga]../images/upload/2006/12/02/071717.jpg[/imga][/ALIGN]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高1.72米，头戴莲花冠，身穿龙袍、赤脚站在基座上，显得庄重肃穆，威风凛凛，一双大手作出“把握乾坤”之式。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群巫之长、大巫师。本文作者赞成这种见解。但这位“群巫之长”，是否彭祖本人的形象，现在还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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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5:18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屈原在《天问》中曾面天而问：“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意思是，彭铿为尧帝斟来一碗野鸡汤，尧帝是多么满足啊！彭铿也因此获得了长寿。他究竟活了多少岁，谁也不知道。后人对此作了演绎：尧帝之时，洪水泛滥，连年不退，百姓苦不堪言，君臣忧心忡忡，尧帝数日不进粒米滴水，眼看不省人事。正值其神智迷糊昏乱之时，一勺鲜美的野鸡汤如甘露一般浸入口中，尧帝醒来，只见一中年人跪于榻前，一手端汤碗，一手持骨勺，其状殷殷，其情切切。
为酬赏“斟雉飨食”之劳，尧帝封之为王，封地在彭，即今徐州一带，此人便是彭铿。《史记》说彭铿乃黄帝后裔，颛顼玄孙，陆终之子。据称他享年七百六十七岁，无疾仙化，世称“彭祖”。相传彭祖为开发彭国，呕心沥血。他带领人民治理洪水，建设家园；他发动百姓筑城，防御野兽和外来部落的袭扰；他恬淡自守，让彭国人民放手发展生产；他带头开掘了彭国第一口井，让百姓喝到甘甜清冽的泉水；他首创了导引术，教会百姓锻炼身体，驱除体内的阴湿之气，以柔软筋骨，增强体质；他发明了烹调术，把人类炊食由熟食推向味食，完成了人类炊食文化的一次飞跃。
光绪《彭县志》称：“县境周初为彭国。”据考，此彭国乃《尚书》所载孟津伐纣灭商的八族之一。徐州之彭与蜀中之彭有无关系呢？传说，彭祖被封，立国徐州后，娶妻数十，育子近百。子女绕膝，其乐无穷。怎奈儿女渐长，各植羽翼，占山为王，搞起“分裂活动”，形成很多小部族。各部族为了扩充势力，经常打仗争夺地盘。彭祖的小儿子被打败，就带领残兵败将翻山越岭一路逃亡，两年后他们走到如今的四川平坝地区，时水害甚频，彭人不知治水之法，常受洪水侵扰，沃野渐废，于是他们只好选择山地坡地而居，数月后来到四川西北部的山地，即彭州市新兴，丹景山镇一带，并在此居住下来。当时南来的蜀人也在小鱼洞，新兴镇一带活动，蜀彭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彭人终因寡不敌众而挥泪南移，后以彭阙为界，阙内为蜀，阙外为彭。
商革夏命，又经数百年，商纣无道，激起各国诸侯义愤。周国联合各路诸侯会师孟津，联合伐纣。彭人也在会师之列，因其来自中原，惯于骑射，战功屡立，周武王褒奖有加，封彭人立国，命其永驻四川西北部山区。从此彭人便于湔江沿岸过起渔猎生活。
在伐纣灭商的战斗中，阙内的蜀国倾其举国精锐之兵前往助阵，致使国内空虚，彭、濮等土著族因长期受其侵扰，便趁机攻蜀，使蜀王鱼凫兵败国破。后来杜宇称帝，蜀势渐强，常常带兵出阙同彭国打仗，时彭国族小人少，屡战屡败，不得己，彭王率部迁移，终达今之彭山县一带定居下来。彭国至此而亡。
另据野史，公元前１２５３年，商王武丁灭彭（徐州彭国）以后，彭人遗族流涉西南各地，一支西走至今彭州，后参与灭商建功，被封立国。五代时杜光庭著《墉城集仙录》说：“彭祖周游四海，居蜀多年，子孙繁众，故有天彭、彭山、彭门之名”。
清时文人李调元《纪天彭诗十六首》中有言：“弹丸原是周彭国，曾与诸侯会孟津。漫把昔贤来窃比，老彭便是此邦人。”似乎在印证着正史与野史关于彭国的渊源。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5:27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转帖《古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古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简述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位于川西广汉市西郊约7公里。这个地方古时候称为“三星伴月”。1986年考古队在此地接连发掘出两个大型“祭祀坑”。大量神秘、诡异而又精美绝伦的青铜塑像、神树、金杖、金面具、玉石祭器和象牙、海贝等宝物重见天日，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三星堆文明”被中外考古学界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是“与埃及金字塔、美洲玛雅文明有着同样意义的人类重要文明遗址”等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和人头像的造型，具有不同人种的特征，多有高鼻深目，宛若西域洋人者，与东方华人迥异。国内外考古学界对“三星堆”神奇的青铜器组的来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根据对上古时代彭祖其人、其国及彭祖文化源流、内涵与外延研究的独特视角，提出自己不甚成熟的见解，以求为破译“三星堆文明”未解之谜贡献一得之愚，并就教于海内外研究三星堆文明和彭祖文化的专家学者。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古彭国密切相关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距彭州市仅10多公里，彭州市为周初古蜀彭国所在地，“三星堆古城”周初时在古蜀彭国境内。三星堆青铜文物埋藏时间为“商末周初”，而“商末周初”之际，恰好“有一支彭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据袁义达、张诚二位学者所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中有关彭人迁徙活动，称：“周灭商后……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
从时空关系的交叉吻合，可以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古蜀彭国”和彭人的迁徙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
古徐彭国，帝尧所封。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是彭祖。彭祖，本名籛铿，为黄帝直系第八世孙，颛顼大帝之玄孙，火正祝融吴囬之孙。其父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女嬇为妻。女嬇怀孕三年，剖腹而生六子：老大：樊（昆吾），老二：惠连（参胡），老三：籛铿（彭祖），老四：求言（郐人），老五：晏安（曹姓），老六：季连（芈姓）。袁义达、张诚认为：“彭姓的起源主要有两大支，颛顼之裔和外族改姓。”“第一支出于高阳氏颛顼之后。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帝。据说颛顼之子称，其族居今河南汝河地区。称之子老童，老童之二子黎、吴囬。吴囬之子陆终，陆终有六子，后分别发展为六大部落。陆终的第三子籛铿，又称彭祖氏，彭姓”。“籛铿因能作大鼓，鼓声洪亮，鼓声彭彭，便称为彭。彭作为鼓声而形成氏族的图腾。”彭氏族在帝尧时代已经强大，后来发展成为彭国，古址在今河南北部黄河北岸的原阳县。随后迁到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史称大彭。公元前1208年（有公元前1192年之说）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子孙遂以国为姓氏。……”
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周灭商后，彭人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彭人从此离散，并与南部土著混居，成为土家族彭姓的先民。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后又南下移民彭山县”。
“一举直落”四字，乃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它体现了从甘肃庆阳南下的这支彭人，一鼓作气，快速前进，路途中未作长时间的停顿逗留，这支彭人队伍，完全没有国破家亡被迫流亡逃窜的悲惨凄凉或出征打仗前途未卜的惶惑与悲壮，是一次四海清平，天从人愿，归心似箭，一路顺利，心情欢畅的愉快之旅。这支南下彭人，不是大队移民迁徙，也绝不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从这支彭人队伍的行进路线和速度看，他们应是一支“特种部队”。他们越秦岭，出子午谷，穿越汉中盆地，还要翻越大巴山，走的是古蜀道。他们是一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纪律严明、个个年轻力壮，身手矫健，有极强野外生存能力和战斗力的“特种部队”。这支南下彭人队伍穿子午谷，经秦岭，得到了周天子的恩准，才能“一举直落”。
参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彭人”有一部分来自西蜀。据《尚书•牧誓》所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参加武王伐纣的彭人，学者认为：来自甘肃彭原、湖北的谷城、房县和四川的彭县。《彭县县志》第98页“彭县县名考”中的“第一种说法”，即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彭”就是彭县。彭县与彭山都在川西平原，成都附近，相距不远。在当时可能都是彭人聚居的地方。两地都可能派出子弟，共同组成古蜀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部队。
彭州市内“彭人击鼓”大型雕塑
现在彭州市内有“彭人击鼓”大型雕塑，表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彭州官方和民间对当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历史的一致认同和纪念。
古徐彭国被灭前夕，彭人有计划地撤离保存了实力，留下了尔后复国的种子。
自帝尧分封，彭氏得国于徐州到商王武丁灭大彭，传说古徐大彭国历史长达800年（实际上并不只此数）。历尧、舜、禹、夏、商五代。彭国本为夏商王朝的诸侯首领，为平叛止暴维护中央政权屡建功勋，受到世人敬重。而且在政教方面亦颇多建树。商代中晚期由于历代商王贪婪无道，商王武丁欲谋中兴，不惜饮鸠止渴，首先向周边的诸侯国开刀，掠夺其财富与人民。
商王对日渐兴旺强大的古徐彭国尤为猜疑。武丁在其妃妇好的配合下灭掉大彭国。古徐彭人在失国之前，其兄弟昆吾国已被灭掉，大彭国早已感受到商王咄咄而来的压迫和威胁，预见到一场大灾大难必将降临。他们对政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彭人制订一整套应变的对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古徐彭人失国前后，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据《华阳国志》载:“彭祖本生蜀”，“彭祖家其彭蒙”，“晚复入蜀，抵武阳家焉”（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四）。流亡的彭人中，一支属于古徐彭国的王室直系后裔，千方百计回归西蜀。本文作者认为，离开徐州之后经河南渑池入陕再到甘肃庆阳，然后入蜀的彭人应为古徐彭国王室直系。其他各路彭人如南迁长江流域或进入湖北谷城、房县一带深山老林中的彭人，虽不一定是王室直系，但也有向蜀地靠拢的趋势。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有大量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石祭器和玉石作坊遗迹，或许是长江中下游彭人经三峡进入西蜀回归祖地的一个证据也未可知。
彭人回归西蜀祖地，把中原和东方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回西蜀，极大地促进了西蜀社会经济发展，也为自身的生息繁衍，恢复故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王领导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实行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策。周武王从彭人所愿，分封为异姓诸侯国，恢复彭国名份，使之成为周王朝在蜀地的屏藩。灭纣之后，参战的彭人，返回庆阳休整，后由各路彭人推举出一位德高望重、年富力强又富有军事、政治领导经验的首领率领各路彭人组成子弟兵返回西蜀祖地复国。这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一举直落”的凯旋，来到彭州实现了彭人的复国之梦。西蜀彭人出征之前，必有入蜀的来源。其来源就是古徐大彭国灭国后流亡西迁入蜀的彭人。三星堆青铜器组就是他们携带入蜀的。
二、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古徐大彭国。两个祭祀坑中埋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通天神树、神坛、金杖等绝大多数都是西迁彭人携回祖地的古徐大彭国祖庙里的祖神和祭器。古徐彭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至今尤有铜山县、铜山岛地名存在，且徐州曾为蚩尤势力范围；东夷首领蚩尤早于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骑马、长途远行，而且行动迅速，又较早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用于作兵，显得比定居一地的农耕民族骁勇善战，屡屡成为令华夏民族头疼的北方边患。但他们的东进、南下，却把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成果迅速带到了亚洲的东方。勇于进取、善于学习和钻研的炎黄民族，一旦接触到先进技术的实物和信息，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学到手，实现后来居上的跨越式进步；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火正祝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昆吾国与古徐大彭国联手设计、铸造了祖庙祖神和祭器。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夏禹王铸九鼎”的故事。夏禹王的九鼎是谁铸的？《墨子•耕柱》篇中有一则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善于冶炼的部族首领就是彭祖的六胞胎兄长昆吾。昆吾，初被分封于濮，建昆吾国，其地在今之河南濮阳。后迁于许，即今河南许昌。古代常以“昆彭”并称。因为昆吾和大彭，都是夏商两代的重臣。《梁书•武帝纪》有云：“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涂，莫知经济”。“切玉如切泥”的宝刀被称为“昆吾刀”；最锋利的宝剑被称为“昆吾剑”，可见古人对昆吾冶铸技术的推崇。
昆吾与彭祖等同胞胎六兄弟同祖同宗，同父同母，同胞而生。他们的祖庙中所供奉的祖神应该而且必须完全相同，绝无二致之理。古徐大彭国祖庙中供奉的祖神和所用的祭器，极有可能是昆吾和大彭国两个兄弟之国（也可能还有其他几位弟兄）共同设计、联手铸造的。夏代以来，昆吾的冶铸青铜技术就堪称天下第一。史载：彭祖善行巫事，有巫彭之称。巫是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彭祖有可能成为昆彭两国祖庙、祖神和祭器的“总设计师”；昆吾则是当仁不让的“总工程师”。两兄弟的水平又都是“天下第一”，他们精心制作以荣耀祖宗、传之万代的青铜祖神形象和祭器，必定是天下第一流的。这正合了我们今日所看见的三星堆青铜器组带给人们的震憾。
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为了发展古徐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青铜器制作生产工艺水平和劳动者的技能，彭祖在古徐彭国内大搞“职业技术培训”。据《大戴礼•虞德篇》记载，孔子有一段对鲁哀公的谈话，提到了彭祖当时教“庶民”以“技”的历史：“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商亡后，周代进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同古徐彭国“技之教庶人”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分不开的。
三、三星堆青铜文物所体现的古徐大彭国文化内涵
古徐彭国文化内涵的核心即是彭祖文化。三星堆青铜文物是古徐彭国文化内涵的物质外化。联系彭祖兄弟的身世和大彭国的建国背景以及彭祖文化的精神实质，有可能找到解开三星堆青铜文物文化内涵的钥匙，本文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以明之。
（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人形面具22件，青铜人头像57件。人头像一般高40-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有10多厘米。学者萧平指出：“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是人们在面对西蜀文化中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头像，埃及古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同样以青铜“面具文化”和“头像文化”著称；在伊拉克，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都用金箔包裹着的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这和三星堆的人头像、面具、以及部份人头像上的金面罩是不是很相像呢？”
三星堆青铜平顶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人面具
三星堆金面罩铜质圆顶人头像
三星堆出土 部分文物
青铜人头雕像，其实就是古徐大彭国彭姓王室堂上“历代高曾祖”和异姓功臣之群像。彭祖籛铿的父亲吴囬，娶了一位“鬼方氏”之妹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前面已经提到，“鬼方氏”与古突厥民族可能都是来自西亚的白种人或黄、白混血人种。吴囬与“鬼方氏之妹”的婚姻，实为炎黄民族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例“涉外婚姻”。血缘越远的婚姻，其子孙后代越聪明、健壮也有可能更加长寿的道理。这一点，彭祖兄弟就是最好的实例。彭祖作为第一代混血后裔之所以“长寿八百岁”，也可能在于此。
据《神仙传•彭祖》篇引彭祖自述曰：“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彭祖兄弟之父陆终早死，六人皆为“遗腹子”，只能同母亲相依为命。三岁失母，遂成孤儿。但儿童在三岁之前已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且为最佳时机。女嬇氏免不了要用自己的母语（鬼方语应属阿尔泰语系）以教之。幼小的彭祖，从小获得至少一门“外语”的语感和简单的词汇。
面部贴金的头像
女嬇死后，彭祖弟兄又遭遇了“犬戎之乱，流离西域。”彭祖弟兄因祸得福，流离西域的不幸反而成了他面向西域各族乃至更远的西亚“取经”的宝贵经历，比唐玄奘法师西天取经还早两千余年。
从彭祖回归华夏故土之后更加认同和崇尚东方的华夏文明。彭祖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由此可以窥见彭祖之所述、所信、所好者，应为东方文明的精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星堆”青铜文物中的几十件青铜人头像，包括面部贴金的头像具有西亚人和东亚人的面目特征，可以由此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他们是东亚人种与西亚人种的混血后裔。
（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三星堆青铜凸目人头像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尊青铜凸目人头像，其体型巨大，显然具有显赫的地位。老百姓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凸目人头像高64.5厘米，两耳间距为138.5厘米，两眼向前凸出16厘米，其表情十分奇特诡异，既威严而口嘴角上翘，略带微笑。这种微笑，比西方大画家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更具神秘感。
不少学者根据古籍中“蚕丛纵目”的记载，推断此凸目人为古蜀蚕丛氏之尊容，定为蜀人祖神塑像。有的学者还提出古“蜀山”地方，即现在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州一带，由于当地所产食盐中缺碘，为甲亢病高发区。“蚕丛氏”久居蜀山地区，故有凸目之病态。古徐彭国地处东海之滨，此地有鱼盐之利。海盐及海藻都富含碘元素，食之令人聪明且有治疗甲亢病的功效。所以这里不可能有多少凸目人出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三星堆青铜雕塑中出现凸目祖神的形象呢？本文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二者中的一个或兼而有之：其一，为古徐彭人携来的祖神之像。其二，古徐彭人在撤离徐州之前，特意为西蜀故地的老表亲戚们铸造的一尊为古徐彭人和蜀人都能认同的祖神形象，作为开展“微笑外交”而精心打造的一张“名片”。古徐彭人要举出一个同蜀人同宗共祖有血缘关系的“铜证”（当时无冶铁技术，故不应有“铁证”的说法）取信于蜀人。凸目人有可能是为这一目的而特意设计、铸造的。古徐彭人这样做有同蜀人“套近乎”的目的，但绝对不是玩弄诈术。
古蜀国是受到商王朝压迫歧视和掠夺的一个被商称为蛮夷之国的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蜀国的鱼凫女王正处于母系社会，在“凸目人”祖神形象的引领下，古徐彭人进入鱼凫王国的首都，在蜀国政权的核心地区站住脚跟，并且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
（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鼎是上古时代天子权力的象征，如“黄帝铸鼎”、“禹王铸九鼎”、“商王铸鼎”等。诸侯之国是不能拥有鼎的。春秋战国时代，天子的权力已经衰微，楚王问鼎之轻重，仍被视为有篡夺天子权力野心的非礼行为。“问鼎中原”被认为是争夺天下的另一说法。改朝换代被称为“鼎革”。古徐大彭国自帝尧时代受封，历舜、禹而夏、商，至武丁时被灭，虽然身为夏商之“伯国”（诸侯国的首领），但在名份上仍然是诸侯国。在古徐彭国的祖庙中是不可以有鼎的。按三星堆青铜雕塑和祭器的铸造技术水平，要铸鼎是没有任何技术困难的。这说明古徐彭国恪守礼制，无任何僭越之举。周初在四川彭州复国，也仍然是一个诸侯国。他们为什么不铸鼎以显彰帝权呢？这又是三星堆青铜器组非蜀地土著铸造，而来源于蜀地以外的古徐大彭国的又一佐证。
（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金杖上端刻有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像和两两相对的4只鸟和被穗形叶柄的箭射中的四条鱼。金杖流光溢彩、雍容华贵、气势非凡。金杖是西亚、埃及乃至欧洲各古国王权的象征。但作为一个远在东方的古诸侯国，古徐彭国建国早于夏商，受鬼方氏外来文化的影响，古徐大彭国如采用金杖作为国王权力的象征，是有可能的。但古徐彭国使用金杖还可能同源于西亚古突厥人的蚩尤旧地习俗有更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古徐彭人还要保留权杖的习俗呢？这里有着极为深刻的道理。黄帝与蚩尤时代的涿鹿大战，十分惨烈。古徐彭国继续使用权杖，而且用贵重的金箔包裹，金光灿灿，可能正是蚩尤的“枫木”的形制。作为王权的象征，既有传承蚩尤的威望与权力的意义、又有安抚蚩尤之地原住民的意义。这一习俗，可能也被古徐彭人带到蜀地。金杖上刻有鱼鸟图纹，从其内容看有很强的针对性。应为彭人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制作，作为献给鱼凫女王的礼物。想来这位女王得到金杖之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还有一位女性头像，据专家考证应为鱼凫女王之像。这尊青铜像也应为彭人工匠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就地铸造之物。
三星堆大城在“商末周初”之际，遭遇突发事变而被毁弃。其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传说与《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蜀王鱼凫“田于西山仙去”有关。女王的青铜头像和她的金杖都埋在祭祀坑中，暗示着三星堆古城的毁灭同这位女王的命运密不可分。
古徐彭人中的青铜冶炼工匠带来了古徐大彭国的青铜冶铸成套技术，还可能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彭州境内有铜矿、有冶炼、铸造铜的遗址。当然，也可能用的是携带入蜀的铜料或回炉铜料。他们为蜀地青铜冶铸行业开创了先河，他们是东夷、中原青铜冶铸技术流向秦陇、巴蜀地区的活的载体。
（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在三星堆青铜器组中有没有被供奉的天帝形象？本文作者认为没有。因为作为人和自然主宰的最高的天帝，是比祖神更高级的神灵，是人不可能见到的。聪明的古徐彭人，必定不愿意将最高天帝具象化而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神圣性。对祖先的崇敬是对人的崇敬或者是对有一定神性的人的崇敬，而对最高天帝的崇敬与对祖神的崇敬是另一种不可比拟的更高级别的信仰。虽然没有天帝的形象，人们仍然会感到最高天帝无处不在。这是因为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巫师、神树、神坛等等许多沟通神灵的媒介。天帝在什么地方？专家学者们根据对青铜神坛文化内涵的破解，发现这个神坛所祭祀的天神是宇宙星空中的北极星。中国传说中的北极帝君就是颛顼大帝。他就是黄帝的孙子，彭祖的五世祖。但他还不是最高的天神。比颛顼更高级的天神，黄帝和诸神之最高、唯一的首领天帝在不为人类所知的宇宙的更深处，只能凭想象感悟他的存在。这样一种宗教教义和神界体系的设计是古代人类最高智慧的感悟，至今尤为世界现代宗教如西方基督教、犹太教所推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高1.72米，头戴莲花冠，身穿龙袍、赤脚站在基座上，显得庄重肃穆，威风凛凛，一双大手作出“把握乾坤”之式。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群巫之长、大巫师。本文作者赞成这种见解。但这位“群巫之长”，是否彭祖本人的形象，现在还难以认定。
（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古徐大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
帝尧举用彭祖，一般的说法是彭祖献雉羹治好帝尧衰病之躯而受到重用，这应是一历史事实。帝尧不愧是上古时代的圣明之君。为了稳定东夷，化解矛盾，他需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去贯彻执行他的民族和解政策。经过考察，他终于认定那个献野雉羹的彭祖是最佳人选。帝尧当时的具体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猜想他一定十分看重彭祖的家世、出身，经历、人品和能力。彭祖的母亲是鬼方氏之妹——据说是鬼方氏首领的妹妹，可能有公主的地位，彭祖本人又是黄帝族和鬼方族和亲政策产生的后代，对鬼方氏和东夷都不会有歧视与偏见，而且他还懂得鬼方氏的语言，熟悉鬼方氏的风俗习惯。帝尧将彭祖分封在徐州，担任古徐大彭国的首领，是很有见地的。彭祖果然不负帝尧的厚望，他在古徐彭国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以“和为贵”，从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朱浩熙先生所著《彭祖》一书中收集了大量徐州地区的民间传说，比古代史籍文献更加生动地勾画出一个敬天崇祖，忠君爱民，关怀民生，勤于政务的慈爱长者的形象。而且在中华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不少以彭为姓者，证明彭祖及其后裔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功绩。彭祖以后，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无有出其右者。
《礼记•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长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徐彭国建国于帝尧时代，被灭于商代中后期。中国历史上尧舜禹三代被称为圣王统治时代。按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期和界定，这一时代，正是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同篇》中记载的上古时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三星堆青铜文物的出土，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原来，三、四千年前的上古时代，生产力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原始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如此瑰丽多彩与富有人性，令当今世人有自愧不如的感觉。特别是有了彭祖这样一位帝尧时代的良臣的丰满形象，使我们仿佛重新见到了当时人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古徐大彭国就是诞生于帝尧时代，在上古大圣、大贤、大哲人彭祖领导下的一个“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天爱民、民族和谐”的“大同世界”的一个鲜活的典范。在古徐彭国，这种源于帝尧时代的社会理念一直被坚持到商代。在古徐州大彭国的文化中，亦即彭祖文化中，是反对以人为殉、以人为牲的。古徐大彭国的文化与商代晚期廻光返照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对立，其优劣高下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反差与对抗，导致了商灭大彭，导致了三星堆瑰丽精美青铜文明同晚商王朝阴森恐怖文化色彩的差异。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代表的古徐大彭国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上古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而晚商王朝的文化则是对中国上古优秀文化的一种异化与反动。武王伐纣、彭人参战，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继续较量。这种较量或许还要持继下去，直到“大道重光”、“大同世界”重新成为人类社会主流的未来。
了解了古徐彭国——古蜀彭国——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关系，便找到了一把破译三星堆古城奥谜的钥匙。“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古徐州大彭国人，在商王武丁灭大彭前夕撤离徐州，将其祖庙中的祖神塑像和诸多祭器携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最终在西蜀实现了复国之梦。
古蜀彭人在辗转迁徙数千里的流亡中，不但携带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组回到蜀地，而且带来了青铜冶铸的技术。他们是东方古徐大彭国———中原地区与西蜀之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5:36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http://www.pengzu.org/PengzuBBS/MINI/Default.asp?1902-7242-7396-1-2-2-0-a-.htm
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目录 彭商泽、彭忠东、彭铸/执笔 彭忠东,2006-11-21 19:25:28
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目 录
封面 00
目录 01
导言 02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与古蜀彭国的时空关系 03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距彭州市仅10多公里 03
（二）彭州市为周初古蜀彭国所在地 03
（三）三星堆青铜文物埋藏时间为“商末周初” 04
（四）“商末周初”之际，恰好“有一支彭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这是巧合吗？ 04
二、古蜀彭国的来历——古徐大彭国被商王武丁灭国后彭人四散流亡，其中一支返回西蜀祖地，依附鱼凫王，建立“流亡政府”，生聚繁衍，等待复国时机 05
（一）古徐彭国，帝尧所封 05
（二）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彭祖的身世 05
（三）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 05
（四）“一举直落”四字背后的历史细节和史实 06
（五）参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彭人”有一部分来自西蜀 07
（六）古徐彭国被灭前夕，彭人有计划地撤离保存了实力，留下了尔后复国的种子 08
（七）彭人复国与周初的“兴灭国”政策 09
三、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 09
（一）古徐彭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09
（二）徐州曾为蚩尤势力范围。东夷首领蚩尤早于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 09
（三）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 10
（四）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 11
（五）火正祝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昆吾国与古徐大彭国联手设计、铸造祖庙祖神和祭器的可能性 11
（六）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 12
四、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体现的古徐大彭国的文化内涵 13
（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13
（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15
（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17
（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17
（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19
（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古徐大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 19
五、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夏代“有缗氏”从山东偷来的夏王朝国家宗庙祭器的证据 20
六、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看黄帝族的来源再看彭祖生于四川的真实性 22
结束语 24
附：参考文献目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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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导言 彭忠东,2006-11-21 19:46:20
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导 言
四川西部自古称“蜀”，有二义，一为古国名，一为地域名。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位于川西广汉市西郊约7公里。这个地方古时候称为“三星伴月”。“三星伴月的优美含义是指在马牧河两岸，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三星堆如三颗金星，月亮湾是一片状如新月形的台地。”数千年来，这块风水宝地深藏玄机与奥秘，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一片掩映座落在笼笼翠竹与淙淙溪流声中的“世外桃园”。
1929年春天，月亮湾农民燕道成车水灌田，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埋藏大量古玉、祭器的埋藏坑，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世纪考古大发掘的序幕。
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文物管理部门所组成的田野考古队在“三星堆”南侧接连发掘出两个大型“祭祀坑”。大量神秘、诡异而又精美绝伦的青铜塑像、神树、金杖、金面具、玉石祭器和象牙、海贝等宝物重见天日，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三星堆文明”被中外考古学界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是“与埃及金字塔、美洲玛雅文明有着同样意义的人类重要文明遗址”，等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和人头像的造型，具有不同人种的特征，多有高鼻深目，宛若西域洋人者，与东方华人迥异。学者肖平在其所著《三星堆青铜文明之光照耀世界》一书中写道：“在此之前，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在中国西南内地一隅，尚有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化存在；而且?AC这种文化的地域因素使得它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原商周文化相互抗衡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多少有些‘另类’的文化面貌。”
继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有了更大、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古城北面为由西向东流过的“鸭子河”，未见城墙，东、南、西三面大城城墙遗迹已经发现并得到确认。“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建成，且已于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观光游客和专家学者。
成都平原上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以及崇州双河城、紫竹古城等一批早于三星堆古城，建于4500年至3700年前的古城遗址和晚于三星堆古城的成都十二桥、商业街、金沙遗址相继发现。川北盐亭嫘祖遗址、阆中彭城遗址等正在发掘之中。专家学者们宣称，根据这些考古发现不但已经可以大体上勾画出传说中的上古时代从蜀山氏—西陵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蜀地文明源流的轮廓，而且可以认定，华夏文明的摇篮，除了北方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祥地。有学者提出，华夏文明也可称之为“江河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相映成趣，暗示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某些共同的规律和相互的交流与联系。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文明，特别是对其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神奇的青铜器组的来源，仍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各种假说，令人目不暇接。简言之，有“本地说”、“外来说”、“偷来说”、“飞来说”、“杂交说”、“西亚说”、“埃及说”、“玛雅说”乃至“外星说”等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假说的提出者，呕心沥血，旁征博引，力求自圆其说。他们的见解对探索历史的真相，颇有启迪意义。可惜，由于历史年代悠远，证据往往不足，推论成份过重或证据链断裂，难以形成共识。
本文根据对上古时代彭祖其人、其国及彭祖文化源流、内涵与外延研究的独特视角，提出自己不甚成熟的见解，以求为破译“三星堆文明”未解之谜贡献一得之愚，并就教于海内外研究三星堆文明和彭祖文化的专家学者。
我们的看法，概括而言，可以表述如下：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古徐州大彭国人，在商王武丁灭大彭前夕撤离徐州，将其祖庙中的祖神塑像和诸多祭器携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最终在西蜀实现了复国之梦。
古蜀彭人在辗转迁徙数千里的流亡中，不但携带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组回到蜀地，而且带来了青铜冶铸的技术。他们是东方古徐大彭国———中原地区与西蜀之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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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时空关系 彭忠东,2006-11-21 19:52:46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与“古蜀彭国”的时空关系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距彭州市仅10多公里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即埋藏900多件精美绝伦、诡异神奇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头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青铜太阳轮、青铜大鸟头及金杖、玉器、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宝的第一号、第二号两个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古城”中。“三星堆古城”在四川省成都市北面约30多公里，在广汉市西约7公里，在彭州市东约10多公里。从地图上看，这个古城座落在东径104度和北纬31度交叉点附近的一片平畴沃野上。古代这里属于彭州，现划属广汉市南兴镇。
彭州与三星堆（图中红色处）、成都、广汉的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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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二） 彭忠东,2006-11-21 22:15:38
（二）彭州市为周初古蜀彭国所在地
彭州市旧称彭县，古称彭州。县治称“天彭镇”。据1999年版《彭县县志》第98页“彭县县名考”中有记载称：
彭县因何得名？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因古彭国得名。持此说者引《尚书·牧誓》：“蜀、羌、髳、微、卢、彭、濮”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认为其中的“彭”就在彭县。《大元一统志》载：“彭州即古彭国”。明《蜀中广记》、明天启《成都志》，清《读史方舆纪要》、光绪《彭县志》均有相同的记载”。
查光绪《彭县志》卷一沿革志称：“彭县在周初为‘彭国’。”
清初蜀中著名文人，大才子李调元有诗咏彭州，云：“弹丸原是周彭国，曾与诸侯会孟津；漫把昔贤来窃比，老彭便是此邦人。”
从以上引文可见历代地方史志和著名文人均承认彭县（即今之彭州市）为周初彭国所在地。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广汉得名于西汉初年。周初无广汉之名。
“三星堆古城”周初时在古蜀彭国境内，应为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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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三） 彭忠东,2006-11-21 22:19:52
（三）三星堆青铜文物埋藏时间为“商末周初”
三星堆古城始建于3700年前，废弃于3000年前。古人使用此城为700余年。据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古城地下历史文化堆积层可上溯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三星堆遗址现场保留的“关键柱”上，可清晰地看见5000年来历史文化的堆积分层。
考古学家用碳14测定技术，将5000年前至3000年前的2000年间的文化堆积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年—4070年左右；
二期：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070年—3600年左右；
三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3600年—3200年左右（一说在3600年—3000年左右）；
四期：相当于商末周初。测定年代约距今3100年—2875±80年。
（以上分期测定资料参阅趙殿增著《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
考古专家们已注意到三星堆一、二期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制作工艺还非常粗糙幼稚，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土著产品。而进入第三期后突然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有专家认为“新的文化因素”是“外来文化”的遗存。
三星堆古城遗址发现的两个掩埋青铜器组的“祭祀坑”，被考古专家断代为第四期，即“商末周初”之际。据碳14测定，“掩埋这些青铜器的底层复土，被证明为商末周初”，亦即三期文化的下限，公元前1000年左右。
考古学界还注意到，“三星堆古城”中及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四川省境内考古发掘从未发现过属于以上四期的任何冶铸青铜器的遗物（坩埚、模具）、遗迹（採矿点）、遗址（冶炼铸造作坊）、初期原始粗糙的青铜器等。故有三星堆青铜文物“突然侵入”的说法，换言之，即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不是当时蜀地土著居民创造的，而是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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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四） 彭忠东,2006-11-21 22:27:39
（四）“商末周初”之际，恰好“有一支彭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这是巧合吗？
据袁义达、张诚二位学者所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中有关彭人迁徙活动，有一则记载称：
“周灭商后……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
这段引文，不计标点符号共38字。这是彭人历史上一段相当重要的历史。（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展开讨论其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从时空关系的交叉吻合，可以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古蜀彭国”和彭人的迁徙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还必须扩大视野，深入探讨，才能揭开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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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 古蜀彭国的来历 （一）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6:39:43
〖为便于读者了解该贴主要内容，从第二部分开始对《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简称《初探》，放在帖子名称之后。特说明。——编者〗
二、古蜀彭国的来历——古徐大彭国被商王武丁灭国后彭人四散流亡，其中一支返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生聚繁衍，等待复国时机。
（一）古徐彭国，帝尧所封
稽之上古，西周以前蜀地并无彭国。蜀地之有彭国应自周初始。但远离西蜀的东海之滨，古徐州，自帝尧时就有一个大彭国存在。
据朱浩熙著《彭祖》一书，转引先秦古籍和徐州地方史志记载：
“相传原始社会末期，尧封彭祖于今日徐州所在，为大彭国。经历夏代，至商王武丁时灭大彭国，成为商的一个城邑。（《徐州市志资料类编》，作者王云度，原作发表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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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二）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彭祖的身世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6:47:33
（二）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彭祖的身世
彭祖，本名籛铿，为黄帝直系第八世孙，颛顼大帝之玄孙，火正祝融吴囬之孙。其父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女嬇为妻。女嬇怀孕三年，剖腹而生六子：
老大：樊（昆吾）
老二：惠连（参胡）
老三：籛铿（彭祖）
老四：求言（郐人）
老五：晏安（曹姓）
老六：季连（芈姓）
颛顼生于若水（今四川西部雅砻江），籛铿生于四川境内彭山县（见徐谦《彭祖者彭山人也》）
籛铿是上古时代“为民造福，功盖千秋，名震华夏，众口皆碑”的一位伟人。传说他活了八百多岁，是中华历史上第一大寿星，也是中华养生文化的始祖；帝尧时因献雉羹治好了帝尧的疾病而被封于徐州，是古徐州大彭国的始祖，又称彭祖。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彭祖后裔中的一支以国为姓，是为彭姓的来源。
袁义达、张诚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称：“彭姓的起源主要有两大支，颛顼之裔和外族改姓。”
“第一支出于高阳氏颛顼之后。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帝。据说颛顼之子称，其族居今河南汝河地区。称之子老童，老童之二子黎、吴囬。吴囬之子陆终，陆终有六子，后分别发展为六大部落。陆终的第三子籛铿，又称彭祖氏，彭姓”。
“籛铿因能作大鼓，鼓声洪亮，鼓声彭彭，便称为彭。彭作为鼓声而形成氏族的图腾。彭氏族在帝尧时代已经强大，后来发展成为彭国，古址在今河南北部黄河北岸的原阳县。彭国一度发展十分强大，与豕韦氏列为夏商的五霸，称为彭伯。到商朝前中期河嬗甲时代，彭伯东进山东济宁的彭山，随后迁到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史称大彭。公元前1208年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子孙遂以国为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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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三）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6:59:53
（三）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
“彭国灭亡后，彭人四散。向东南移民的一支彭人是从徐州（古称彭城）南下，进入安徽和县（古称历阳），南渡长江进入江西的鄱阳湖（古称彭蠡）及赣江上游的桃江一带，与山越族相遇。一部份彭人融入了山越族中。另一支从和县迁到浙江临安东南的大山天柱峰下。一支向西南撤退到河南西部的鲁山县东南，后为楚国臣民。第三支向西经过河南渑池县，到达陕西白水县的彭衙堡，其中一部份彭人与羌戎族的戏部族混合形成彭戏族。彭人继续西进抵达甘肃庆阳县西南的彭原。周武王东进灭商时，所率的联合部落和诸侯中就有彭，此彭即居于彭原的原彭国后裔。周灭商后，彭人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彭人从此离散，并与南部土著混居，成为土家族彭姓的先民。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后又南下移民彭山县”。
“第二支来自外族的改姓。战国以后彭人四散，移民中与东南的山越族、鄂湘西部的巴人等南部土著混居，彭人先融入当地的民族中，成为土著诸姓之一。西南少数民族的彭姓也绝大多数为彭人的支裔融入而成的，以后又同化成为当地的汉民，所以当代长江中下游的川鄂湘赣四省的汉族中多彭姓，与这段彭姓的移民和融合有关。因此，我国的彭姓同其他姓氏一样，不断与其他民族交流，互有基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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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四）“一举直落”四字背后的历史细节和史实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11:49
（四）“一举直落”四字背后的历史细节和史实
以上引文，全景式地展示了武丁灭彭国之后，彭人四散迁徙流亡的情形。其中与本文论题直接有关的内容即为引文中作者以黑体标明的38字。这38字中，“一举直落”四字，尤为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仔细推敲体会，从中可以解读出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窥见远古时代的重大史实。
其一，从字面上看，此四字生动地体现了从甘肃庆阳南下的这支彭人，一鼓作气，快速前进，路途中未作长时间礕4停顿逗留，既未遇到任何关卡盘查、土匪剪径等人为堵截障碍，也未遇到恶劣自然条件如冰雪、淫雨、暴风、雷电、泥石流、山洪等灾害的阻挡以及毒蛇猛兽的袭击。这支彭人队伍，完全没有国破家亡被迫流亡逃窜的悲惨凄凉或出征打仗前途未卜的惶惑与悲壮，是一次四海清平，天从人愿，归心似箭，一路顺利，心情欢畅的愉快之旅。
一举直落四川彭州 彭!C9?示意图
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一支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后又南下移民彭山县
示 意 图（图中1为彭州，2位三星堆，3为彭山县）
其二，从这四个字还可以推断，这支南下彭人，人数不会太多，绝非大队移民迁徙。何以见得呢？如果是大队移民迁徙，辗转几千里，拖儿带母、扶老携幼、婆婆妈妈，必然要带上行李铺盖，锅碗盆瓢、坛坛罐罐之类一路上生活必须的炊餐用具和必不可少的农耕工具、防身武器，少不了要照顾吃喝拉撒，“扎雨班”、避冰雪等，必然拖拖拉拉，一天走不了三、四十里地，再加上道路艰险，披荆斩棘和种种困难，从甘肃庆阳到四川彭州可能要走上一年半载，那里还有“一举直落”的速度感和节奏感？
其三，这支彭人也绝不可能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部队大了，必然有辎重粮草随行，也只能缓缓而行。而且士卒年龄体力参差不齐，必然有人中途落伍，一旦出现掉队收容、拖泥带水的情况，也就不能称为“一举直落”了。
其四，从这支彭人队伍的行进路线和速度看，他们应是一支“特种部队”。他们越秦岭，出子午谷，穿越汉中盆地，还要翻越大巴山，走的是古蜀道。在他们之后一千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走过这条道路，为人们留下令人心悸的著名诗篇《蜀道难》。诗人一开篇便发出感叹：“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李白之前一千多年的商末周初，古蜀道之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之。但是，这一切艰险在这支彭人队伍面前似乎都已不在话下。那么，这支彭人队伍为何有如此大的能耐呢？可以判断，这是一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纪律严明、个个年轻力壮，身手矫健，有极强野外生存能力和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他们虽然来自甘肃庆阳，但他们当中必定有一部份士卒熟悉秦岭、大巴山的道路，充当向导和开路先锋。而这些向导和开路先锋，又必定不久前刚刚从这条道路走过，从四川彭州出发沿着大巴山—汉中—秦岭—子午谷进入渭河平原再到庆阳与庆阳彭人汇合，参加“武王伐纣”的一支来自蜀地的彭人军队。如若不是，他们又怎么可能对这条道路如此熟悉呢？
其五，这支南下彭人队伍穿子午谷，经秦岭，也有极为不凡的意义。秦陇与巴蜀之间横亘着秦岭与大巴山两大山脉。古代只有阴平道、褒斜道、金牛道、子午道、骆谷道等几条较为常用的通道，都必须穿越数百里深的高山峡谷。子午道位于今西安市西南方，是关中穿越秦岭到汉中盆地的一条北——南方向，即子—午方向的一条“终南捷径”。周灭商后，建都于镐京。镐京的方位，也在西安市西南（大致在今长安县）。子午谷在镐京正南方向，约20多公里处，实为镐京的南大门。在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又特别重“礼”的周代，设若没有周天子（武王）的恩准，有哪个诸侯国或部族的军队胆敢进入京畿重地，并且堂而皇之地从镐京南大门穿越而出？但这支彭人部队恰恰就得到了周天子的恩准，享受了如此的殊荣！这又是为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联系到“武王伐纣”组织“八国联军”参加牧野之战，西蜀“彭人”建立的不朽功勋。
（五）参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彭人”有一部分来自西蜀
据《尚书·牧誓》所载：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以上引文中提到参加武王伐纣的彭人，从何处来？历来学者们众说纷纭：
有说成是来自甘肃彭原的。如何光岳《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一文中称，“当周武王征商时，在盟津誓师，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联盟攻灭商朝。”“这个彭就是彭原的一支，位于周之西北。”（按：彭原，在甘肃庆阳西南八十里）。
有说来自湖北的。如童书业《古巴国辩》、徐奇堂《尚书•牧誓译注》，认为来自谷城、房县一带。
也有说来自四川的。前引《彭县县志》第98页“彭县县名考”中的“第一种说法”，即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彭”就是彭县。持此说的有元、明、清历代史志和文献。但也有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彭人，来自四川武阳即今之彭山县（见广西宾阳县委党校彭义昌《彭祖故里初探》）。不过，彭县与彭山都在川西平原，成都附近，相距不远。在当时可能都是彭人聚居的地方。两地都可能派出子弟，共同组成古蜀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部队。
彭州市内有“彭人击鼓”大型雕塑
现在，彭州市内有“彭人击鼓”大型雕塑表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彭州官方和民间对当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历史的一致认同和纪念。
彭人击鼓 雕塑
本文作者认为：上述诸种说法都有可能，并无实质性的矛盾。因为各路彭人为了响应周武王的号召，保证一举推翻纣王的暴政，完全可能互相串连，汇合起来组成军队参战。牧野之战武王组织的军力（包括八国盟军），总共只有4万余人。而纣王的军力达17万之众。兵力悬殊，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漂亮仗。但在准备这场战争的时候，武王肯定希望兵力多多益善。参战各国，一定会倾尽全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战斗。根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武王“盟津誓师”在周文王九年，而“牧野之战”在周文王十一年。牧野之战，前前后后准备了数年之久，即使僻处西蜀的彭人也能够赶去参加会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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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六）古徐彭国被灭前夕留下复国的种子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27:53
（六）古徐彭国被灭前夕，彭人有计划地撤离保存了实力，留下了尔后复国的种子
自帝尧分封，彭氏得国于徐州到商王武丁灭大彭，传说古徐大彭国历史长达800年（实际上并不只此数）。历尧、舜、禹、夏、商五代，古徐彭国的首领与臣民见过的大风大浪可谓多矣。彭国本为夏商王朝的诸侯首领，为平叛止暴维护中央政权屡建功勋，受到世人敬重。而且在政教方面亦颇多建树。商代中晚期由于历代商王贪婪无道，朝政日趋腐败，国势逐渐衰落，发生财政困难。商王武丁欲谋中兴，不惜饮鸠止渴，首先向周边的诸侯国开刀，掠夺其财富与人民。商王对日渐兴旺强大的古徐彭国尤为猜疑。公元前1208年（有公元前1192年之说）武丁在其妃妇好的配合下灭掉大彭国。古徐彭人在失国之前，其兄弟昆吾国已被灭掉，大彭国早已感受到商王咄咄而来的压迫和威胁，预见到一场大灾大难必将降临。他们对政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毫无准备。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彭人必然会制订一整套应变的对策。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势下，死守硬拼不是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古徐彭人失国之后的流亡，并非仓皇狼狈的逃窜，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三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在中华大地上，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甚至海外，到处都有以彭命名的名山、大川、城市、乡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武丁灭大彭后，古徐彭人迁徙的足迹所至。其分散地域之广阔，实为一保存彭氏血脉的高明策略。这一策略避免了彭姓被凶狠残暴的商王一网打尽。但在四散迁徙流亡的彭人中，必有一支属于古徐彭国的王室直系后裔。古徐彭人既以古蜀祖地为复兴之地，彭国之直系后裔必然要千方百计回归西蜀。本文作者认为，离开徐州之后经河南渑池入陕再到甘肃庆阳，然后入蜀的彭人应为古徐彭国王室直系。其他各路彭人如南迁长江流域或进入湖北谷城、房县一带深山老林中的彭人，虽不一定是王室直系，但也有向蜀地靠拢的趋势。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有大量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石祭器和玉石作坊遗迹，或许是长江中下游彭人经三峡进入西蜀回归祖地的一个证据也未可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素有“敬天崇祖”意识的彭人，想必认为回到祖地犹如回到母亲的怀抱般重新找到了安全感。只有在这里，彭人才能生聚教训，最终实现恢复故国之梦。他们回到西蜀之时，必定要把古徐彭国祖庙里的祖神塑像和祭器携回蜀地。这些东西，他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当时的蜀地还处于酋邦林立时代，也可能有少数早熟的酋邦建立了国家政权，其生产力发育水平远逊于华夏文明中心大舞台——中原地区。彭人回归西蜀祖地，把中原和东方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回西蜀，极大地促进了西蜀社会经济发展，也为自身的生息繁衍，恢复故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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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七）彭人复国与周初的“兴灭国”政策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34:33
（七）彭人复国与周初的“兴灭国”政策
武王领导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为了迅速稳定局势，恢复秩序，恢复经济，在西周初年实行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策。连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都得到了封地，以不绝其祀。作为殷人之后的孔子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故有“吾从周”之说，对此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儒家经典中也多有记述。古徐彭国属被商所灭之古国，在灭商的战争中又立有重大的战功，论功行赏，兴其灭国，正符合周初的国家政策。周武王从彭人所愿，分封为异姓诸侯国，恢复彭国名份，使之成为周王朝在蜀地的屏藩，实为明智之举。也是周武王“政策兑现”，取信于天下的一大仁政。可以设想，灭纣之后，参战的彭人，首先返回庆阳休整。然后再由各路彭人推举出一位德高望重、年富力强又富有军事、政治领导经验的首领（千夫长？）率领各路彭人组成子弟兵——即前文所说的“特种部队”返回西蜀祖地复国。这支彭人军队，必然还要到镐京陛见周天子，接受封赏（当然是得到了周天子的恩准），然后，带上武王的封诰、武王赏赐的“国之重宝”和战利品离开陕西返回四川。说不定在镐京城下还接受过周天子的检阅，然后在万人空巷夹道欢送中离开镐京踏上南下的回乡之路。这是一支正义之师，同时又是一支胜利之师，所以才有后来的“一举直落”的凯旋。就是这支彭人的“特种部队”最终实现了彭人的复国之梦。
前面，我们用了不少笔墨说明西蜀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出征和凯旋。一个合理的逻辑推断于是成立：西蜀彭人出征之前，必有入蜀的来源。其来源就是古徐大彭国灭国后流亡西迁入蜀的彭人。三星堆青铜器组就是他们携带入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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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 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一）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40:49
三、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
本文作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古徐大彭国。两个祭祀坑中埋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通天神树、神坛、金杖等绝大多数都是西迁彭人携回祖地的古徐大彭国祖庙里的祖神和祭器。
如果说，这绝大部份青铜器组制作地不可能在四川彭州，更不可能在广汉，而是在遥远的古徐彭国幔那么，古徐彭国又有没有条件和可能铸造这些堪称世界一流的青铜神器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古徐彭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徐州所属有铜山县。今铜山县土地范围与古彭城大致相同。徐州境内的铜矿山具体位置即在微山湖中的铜山岛。铜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和青铜时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铜矿的部族和国家，才有可能采铜制作兵器——青铜戈矛等，其军力必然优于以石器作为兵器的其他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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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二）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45:45
（二）徐州曾为蚩尤势力范围。东夷首领蚩尤早于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
《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之兵杖刀戟大驽，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管子•地数》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蚩尤凭借青铜武器，兼并诸侯，所向无敌。当时天下共主为神农氏炎帝。《逸周书》“尝麦解”第五十六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黄帝与蚩尤之战，规模大，时间长，极为惨烈。据传“昔蚩尤暴横，黄帝……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庄子《盗跖篇》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蚩尤是一位令人闻之胆丧的战神。《龙鱼河图》称：“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秦始皇东巡祭泰山，以兵主礼蚩尤。秦末刘邦起义，亦祭蚩尤于沛庭。沛，即沛县，是刘邦的故乡，属徐州。可见蚩尤在这一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据朱浩熙著《彭祖》一书“解大彭之彭”篇引今人王云度《徐州——天下闻名的大战场》称：“涿鹿，一般认为在今河北涿鹿县境。但《史记正义》引《舆地志》说：‘涿鹿本名彭城（今徐州市区）’”。蚩尤作兵所用之铜极有可能出自于铜山或徐州附近。
黄帝与蚩尤徐州会战，也有可能为争夺徐州附近的铜矿资源和夺取蚩尤的“兵工厂”——冶铸青铜兵器的作坊。黄帝胜蚩尤后，为了学习、掌握、消化吸收异族的先进科技，黄帝必须派忠诚可靠的本族人是去接管蚩尤的“兵工厂”，学习蚩尤族的青铜冶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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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三）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6:38:57
（三）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
《史记•封禅书》称：“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世本•作篇》称：“黄帝作宝鼎三。”《汉书•郊祀志》亦称：“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黄帝铸鼎的时间是在其晚年，鼎成，黄帝即仙逝。而蚩尤以铜作兵器，在黄帝之先。黄帝一族当时还以玉、石为兵器。虽然在兵器制作上落后于蚩尤，但黄帝一族是一个勇于进取、善于学习的部族，在同蚩尤作战的过程中，也学会了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最终战胜了蚩尤。
据今人邵靖宇著《汉族祖源试说》中考证，蚩尤是“某支古突厥民族的祖先”。他们从西亚经北路东来，到达今华北、华东一带。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都先后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牛世山《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介绍，据考古学界的报告，最早的铜器发现于西亚地区：
伊拉克的扎威·彻米发现天然铜打制的装饰品，年代为公元前10000年—前9000年；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发现天然铜打制装饰品，年代为公元前9000年—前7000年；土耳其东部恰约尼遗址发现天然铜打制铜针，年代约公元前6000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遗址中出土了铸造铜器，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青铜工具和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北非埃及开始出现铜器时间约在公元前4500年；埃及文明进入青铜时代时间在公元前3100年；印度河流域青铜工具和武器广泛使用，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
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最早的铜器遗物是陕西临潼羌寨发现的1件黄铜器和1件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这里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的遗址，时代为公元前4700年。
在甘肃东乡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青铜刀件，保存完整。时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
在山西榆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残陶片上附有铜渣，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
在山东泰安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藏中出土骨凿，上附有铜绿锈，年代约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400年。
在北方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坩埚残片，其上残留铜渣，年代为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
另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鱼钩内陶范。
在中原随后的龙山文化系统地区，与铜器和与冶铜有关的遗物、遗址不断增多，不再赘述。
从以上列举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遗址都分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到商、周时期进入鼎盛。如果没有新的实物证据出土，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晚于西亚。究其原因，是华夏民族主体的始祖部族由于长途迁徒，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推迟了一千多年。但后来，由于西亚古突厥人等游牧民族沿着帕米尔高原北沿进入亚洲北部广阔无垠的欧亚大草原，继续东进来到西伯利亚通古斯、鄂尔多斯和蒙古高原、松辽平原，再不断南下，与古三苗、九黎接触融合，后来又在中原东部及黄河下游与从岷山地区东移的炎黄民族遭遇。活跃在华夏以北的古突厥人属于白色人种或黄、白混血种。被黄帝时期华夏民族称为“鬼方”的民族是来自前苏联叶尼塞河的游牧民族，也可能是白种人或黄白混血人种。所谓“鬼方”，即形容其人“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与东亚土著黄种人相貌不同，有类想像中的“鬼”模“鬼”样。现在还有中国人称“洋人”为“洋鬼子”，其源盖出于此。
由于西亚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善于骑马、长途远行，而且行动迅速，又较早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用于作兵，显得比定居一地的农耕民族骁勇善战，屡屡成为令华夏民族头疼的北方边患。但他们的东进、南下，却把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成果迅速带到了亚洲的东方。勇于进取、善于学习和钻研的炎黄民族，一旦接触到先进技术的实物和信息，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学到手，实现后来居上的跨越式进步。西亚传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当然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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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四）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6:44:19
（四）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囬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从大徐彭国的得国始祖彭祖身世可知，帝喾时代的前后两任火正官，祝融重黎为彭祖的伯祖父，祝融吴囬为彭祖的祖父。按：“火正”乃五行官名。当时设有金、木、水、火、土五官，分别掌握有关事务，火正即主管火的官员。火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发生过极其巨大的作用。至今人类的一切生活、生产、军事、科研都离不开火。按一般的说法，火正是主管火种保存、取火、用火之官，实际远不止此。在石器时代人类即已学会钻木取火。山顶洞人的洞穴中有用火的灰堆遗存。陶器必须用火烧制，也早已出现。可见保存火种和一般的取火用火在黄帝时代已不成问题。帝喾时代的火正祝融如前所述，还有一个重要职务便是掌管军事，将火直接用于军事目的，作为战争的武器。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中专门有“火攻”篇。三国时代的蜀国军师诸葛亮是善用火攻的大师。此外，铸造青铜兵器也必须用火，而且必须取得更高的温度才能熔化矿石，取得金属的合金。五行相生相克，火可克金，指的就是金属在烈火高温下融化为液态的物理—化学现象。中国四大发现之一的“火药”，以后的炸药统称为“火工器材”。枪炮弹药称之为“军火”，亦是用火作为军事的延续和扩大。核武器被称为“地狱之火”还是离不开火。火正祝融由于掌握了火在军事上的应用技术，所以还兼任军事长官。帝喾命火正重黎去诛伐叛?D2的共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重黎对共工诛而“不尽”，获罪被诛。后来帝喾又让重黎之弟吴囬接替火正之职。这一现象说明：作为当时火正祝融掌管的用于军事的“高新科技”之“火”，是部族内部代代相传的高度机密，别的部族是难以窥其堂奥的。火正一职非吴囬莫属。黄帝战胜蚩尤之后，他和他的继任者派去接管蚩尤的冶铸作坊和学习冶炼技术者的后裔，可能就是火正祝融部族愫重黎、吴囬及其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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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五）火正祝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7:25:11
（五）火正足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昆吾国与古徐大彭国联手设计、铸造祖庙祖神和祭器的可能性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夏禹王铸九鼎”的故事。夏禹王的九鼎是谁铸的？《墨子•耕柱》篇中有一则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
这里所说的昆吾是炎黄民族中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善于冶炼的部族。其首领就是彭祖的六胞胎兄长昆吾。昆吾，初被分封于濮，建昆吾国，其地在今之河南濮阳。后迁于许，即今河南许昌。古代常以“昆彭”并称。因为昆吾和大彭，都是夏商两代的重臣。《梁书•武帝纪》有云：“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塗，莫知经济”。
传说中“切玉如切泥”的宝刀被称为“昆吾刀”；最锋利的宝剑被称为“昆吾剑”，可见古人对昆吾冶铸技术的推崇。
昆、彭都是夏商的方伯。后来，昆吾国先于大彭国被商所灭。
昆吾与彭祖等同胞胎六兄弟同祖同宗，同父同母，同胞而生。他们的祖庙中所供奉的祖神应该而且必须完全相同，绝无二致之理。在掌握了高超的冶炼、铸造技术又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的这两兄弟和两大方国，会不会联手用青铜来铸造自己的祖神呢？如果不联手来铸造，互不通气，各搞一套，就必然会出现不同的祖神形象和不同的世代源流的安排，岂不是要闹天大的笑话！岂不是对先祖神灵最大的不敬？本文作者认为：古徐大彭国祖庙中供奉的祖神和所用的祭器，极有可能是昆吾和大彭国两个兄弟之国（也可能还有其他几位弟兄）共同设计、联手铸造的。夏代以来，昆吾的冶铸青铜技术就堪称天下第一。如果昆吾国要用青铜来铸造祖庙中的祖神和祭器，还需要假手于他人吗？大彭国要铸造祖神形象和祭器，为了求得尽善尽美，如果自身的技术水平不够，会不会求教于昆吾大哥呢？为什么不可以委托昆吾大哥以天下第一的技术为自己铸造一套呢？何况，青铜器属翻砂铸件，必须要先做模型，制作模具。为了求得祖神形象的一致，为什么不用同一套模具来铸造呢？
单有原料矿石和冶炼、铸造技术还不足以制作出三星堆出土的那些精美绝伦又具有丰富文化、精神内涵，艺术美学形式达极致的青铜器组。还需要进行整体策划和形象设计。这一环节的工作，甚至比技术性的工作还要重要。而这方面，古徐大彭国的彭祖才真正算得上当时天下第一的专家。史载：彭祖善行巫事，有巫彭之称。巫是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据说巫能够看见天神地祗和已故的先祖，还可以传达天神和祖神的指示。而昆吾则并非擅长此道，至少名气不如彭祖大。在进行整体策划和形象设计时，兄弟二人一定会商量沟通，而最后是彭祖说了算。因此，彭祖有可能成为昆彭两国祖庙、祖神和祭器的“总设计师”；昆吾则是当仁不让的“总工程师”。两兄弟的水平又都是“天下第一”，他们精心制作以荣耀祖宗、传之万代的青铜祖神形象和祭器，必定是天下第一流的。这正合了我们今日所看见的三星堆青铜器组带给人们的震憾。
本文作者认为：在夏商时代，还找不出任何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有史料文献可考，超过彭祖和昆吾二位的青铜艺术设计、冶炼、铸造的名家巨匠。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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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六）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7:41:35
（六）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
古徐彭国存在的时期，正是中国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自己摸索发展和向外来民族学习、借鉴到消化、吸收、融合、创新，逐步走向辉煌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生活和军事的发展，青铜器已由面向王室，制作少量祭器重宝，逐步扩大为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农具，以及普通士卒配备的武器。过去那种由一个部族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从事少量制作的方式，必然要被社会广泛的、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青铜器作?BB必然迅速增加，对熟练技术工匠的需求量也必然迅速增长。
为了发展古徐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青铜器制作生产工艺水平和劳动者的技能，彭祖必然要在古徐彭国内大搞“职业技术培训”。
据《大戴礼·虞德篇》记载，孔子有一段对鲁哀公的谈话，提到了彭祖当时教“庶民”以“技”的历史：“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ｌ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彭祖和仲傀（此人是古徐彭国沛县人，曾经担任过商王朝的左相，死后葬在徐州）制订了一整套实行“全民教育”的教育体系和选择用人的原则。对高级官员（即贵族大夫），要教他们如何从政，管理国家大事；对中、下级官员（即士）要教他们如何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对庶民百姓（即庶人—自由民），要教给他们以社会百行百业所需要的技能。“技之教庶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职业技术培训”。毫无疑问，青铜冶铸技术是当时一个国家最需要也是最重大的技术。《周礼》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用现代人熟悉的语言来说，彭祖的这一教育思想，既可以使青铜冶铸技术走出宫廷官府所办的“国有作坊”，迅速普及扩散到民间，使青铜冶铸行业工匠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壮大古徐彭国的青铜铸造业，又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就业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真是有点以“科教兴国”，发展经济的味道了。想必彭祖首先应在古徐大彭国内实施，以增强自己封国的经济竞争力。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考工记》一书，是中国先秦第一部手工技艺的汇编，也是一部手工工艺的教科书。此书，列入了6个大的门类30种手工工种的制作工艺和经验，计有金属铸造、建筑和水利、攻玉、制陶、制革、木作等。金属铸造名列六工之首，其余各门类也都是中国青铜时代主要的技艺。书中特别提到了某些地方的高水平的特色工艺，都与青铜冶铸有关，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弗其地而弗能为良”。可惜，古徐彭国被商王武丁所灭，使古徐一带生产力遭到极大的摧残破坏，人民遭受极大痛苦，熟练工匠也被迫逃离。否则一定会有包括青铜冶铸国之重宝和高档艺术品在内的更多特色产品出产于徐州。
商亡后，周代进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同古徐彭国“技之教庶人”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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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 三星堆青铜文物所体现的古蜀大彭国文化内涵(一)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6:24:03
四、三星堆青铜文物所体现的古蜀大彭国文化内涵
古蜀彭国文化内涵的核心即是彭祖文化。三星堆青铜文物是古蜀彭国文化内涵的物质外化。联系彭祖兄弟的身世和大彭国的建国背景以及彭祖文化的精神实质，有可能找到解开三星堆青铜文物文化内涵的钥匙，本文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以明之。
（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三星堆 青铜人面具
三星堆 青铜平顶人头像
三星堆金面罩铜质 圆顶人头像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人形面具22件，青铜人头像57件。人头像一般高40-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有10多厘米。学者黄剑华认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其中有祭祀者的形象塑造，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祇和神灵偶像。”学者萧平指出：“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是人们在面对西蜀文化中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头像，埃及古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同样以青铜“面具文化”和“头像文化”著称；在伊拉克，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禕G用金箔包裹着的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这和三星堆的人头像、面具、以及部份人头像上的金面罩是不是很相像呢？”
“而且更为奇特的是，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其造型特征已经明显脱离东亚人种或曰‘蒙古人种’、‘亚美人种’的面部特征，更多地趋向于欧洲或西亚人种，凸显着一种异国情调；它们的脸不是一团和气的东方免孔，而是棱角分明，线条粗犷陷于沉思的那种，这是个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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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02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6:33:09
（一）02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本文作者认为：这些青铜人头雕像，其实就是古徐大彭国彭姓王室堂上“历代高曾祖”和异姓功臣之群像。彭祖籛铿的父亲吴囬，娶了一位“鬼方氏”之妹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前面已经提到，“鬼方氏”与古突厥民族可能都是来自西亚的白种人或黄、白混血人种。吴囬与“鬼方氏之妹”的婚姻，实为炎黄民族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例“涉外婚姻”。其政治与军事意义当为两大对抗民族之间的“和亲”，有民族和解与民族和睦的深远影响。而这一涉外婚姻的生物学意义则在愚其子孙后代融合了两大民族的DNA，产生了所谓的“混血儿”。学者朱浩熙在其《彭祖》一书中明确提出，彭祖本人就是一位“混血儿”的看法。根据生物学的规律，“混血儿”将具有父系或母系的，或父、母双方人种相杂合的或相融合的体态、面目特征。第一代“混血儿”，父系和母系的血统为1/2:1/2。第二代、第三代则根据父母人种、民族的血统的相同或不同按比例增减为1/4:3/4、1/8:7/8?AD…。但其中又有返祖现象出现。其父系或母系特征或隐或显，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据报载，英国王室为白种人，但有黑人血统。现在的美国，更是一个人种与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认种与民族来源极为复杂。经过两三百年的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美利坚民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涉外婚姻日益增多。大洋彼岸“人种与民族大融合”的新一轮浪潮已经在拍打东方的海岸。这也是大势所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人们对此必须以开放、包容、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全球化’的潮流。
中国历史上早有“同姓不能通婚”道习俗，懂得“近亲婚配，其子不藩”的危险。现代人更是知道近亲婚配其后代中出现先天性智力障碍、痴呆、残疾儿比例较高和血缘越远的婚姻，其子孙后代越聪明、健壮也有可能更加长寿的道理。这一点，彭祖兄弟就是最好的实例。彭祖之所以长寿800岁，也可能在于此。
“混血儿”在人类文化历史学上也具有特殊意义。“混血儿”的心灵，必须承载不同人种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他们的心态，必然不同于单一的人种、民族的后代那样“一边倒”。他们在选择、继承、认同某一方传统为其“主体文化”的同时，必然要对自身血缘的“另一半”或“另一部分●进行思考，力图找出两者的“平衡点”。于是，他们的心态必然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显得更加聪明智慧。
“混血儿”在语言学上似乎也比一般人更具有先天优势和后天学习外语的环境条件。他们有较多的机会深入异域了解学习异域外族的文化。他们既是人种与民族DNA交流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推动人种与民族DNA交流的动力。
据《大戴礼》所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CE髁晔现?樱?街?凶媸稀！薄拔鈬槭喜?街铡Ｂ街帐先⒂诠矸绞稀９矸绞现?茫?街?畫攀希???印Ｔ卸?恢啵??辏?羝渥罄撸??顺鲅伞！? 女嬇氏怀孕三年才产彭祖六弟兄，而且发生“难产”，采用“剖腹产”方式，六子都得以存活。华夏民族过去无剖腹产的先例，这种手术，在今天看似平常，在4千多年前却很奇异，当为女嬇氏从鬼方带来的一种高超的妇科手术。
据《神仙传•彭祖》篇引彭祖自述曰：“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彭祖兄弟之父陆终早死，六人皆为“遗腹子”，只能同母亲相依为命。三岁失母，遂成孤儿。但儿童在三岁之前已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且为最佳时机。女嬇氏免不了要用自己的母语（鬼方语应属阿尔泰语系）以教之。幼小的彭祖，从小获得至少一门“外语”的语感和简单的词汇。
女嬇死后，彭祖弟兄又遭遇了“犬戎之乱!A3?骼胛饔颉！鼻宕??Т笫ν豕??稀豆厶眉??#8226;鬼方混夷玁狁考》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的外族，其族西至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又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易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并认为“此族之见于最古书者，实为鬼方。”作为华夏族与鬼方氏之见诸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代混血后裔，彭祖籛铿与其兄昆吾及诸弟兄，其体态与面目必然带有两大人种和民族的遗传特征，加之他们又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和母系亲人，这些因素对流离西域的几个孤儿死里求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传，彭祖本人从西域回归华夏故土，在见到帝尧时已有“一百多岁”，看上去却只有“五、六十岁”的样子。他在西域的几十、百来年的耳濡目染，一定对西域的语言、文化、宗教、民风民俗、生产技术、军事情况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而且有了自已的见解。彭祖弟兄因祸得福，流离西域的不幸反而成了他面向西域各族乃至更远的西亚“取经”的宝贵经历。比《西游记》中唐代的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还要早两千多年。他的见识高于其同时代的“土鳖”是毫不足奇的。
从彭祖回归华夏故土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更加认同和崇尚东方的华夏文明。而且，这种认同与崇尚是经过他比较之后的抉择，不是盲目地随俗。彭祖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华夏民族当时早已进入了农耕社会，比西方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发育程度要高出许多，是文明的先进民族。在彭祖之前，东方已经经过了伏羲时代，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已经相当完善，黄帝的发明创造也早已在华夏民族中得到推广应用。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由此可以窥见彭祖之所述、所信、所好者，应为东方文明的精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星堆 面部贴金的头像
“三星堆”青铜文物中的几十件青铜人头像，包括面部贴金的头像具有西亚人和东亚人的面目特征，可以由此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他们是东亚人种与西亚人种的混血后裔。面部贴金者，可能是彭祖后裔中公认功劳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些古徐彭国的国王或贵胄及功臣。他们尽管面目多样，而表情却非常一致，虔诚而庄严，可能正在默想，向祖神与天帝祈求保佑吧。从他们神态的一致可以看出，他们有同一个祖神和同一个天帝的认同。而这个祖神和天帝，一定是法力无边，可以兼管华夏和鬼方氏两大部族的跨民族、跨国界、跨越东西方的分野的世界级乃至宇宙级的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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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6:43:24
（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尊青铜凸目人头像，其体型巨大，显然具有显赫的地位。老百姓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凸目人头像高64.5厘米，两耳间距为138.5厘米，两眼向前凸出16厘米，其表情十分奇特诡异，既威严而口嘴角上翘，略带微笑。这种微笑，比西辰大画家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更具神秘感。
不少学者根据古籍中“蚕丛纵目”的记载，推断此凸目人为古蜀蚕丛氏之尊容，定为蜀人祖神塑像。有的学者还提出古“蜀山”地方，即现在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州一带，由于当地所产食盐中缺碘，为甲亢病高发区。“蚕丛氏”久居蜀山地区，故有凸目之病态。不但“蚕丛氏”凸目，凡是在这一地区居留较久的民族不少人都有凸目的特征。在今汶川县境内的羌族，有一部世代传唱的史诗《羌戈大战》，说的是古代南下的羌人与土著戈基人之间的一场战争。“据说，戈基人纵目，身矮，素常都是仰望看物，不能平视和下看，但十分英勇善战。羌人与之战斗，好几次都被戈基人击败。后来羌人在天神帮助下，以白石取火，白石击雪团等战术，才战胜了戈基人，从而羌族也才在今之茂汶、汶川一带立下脚，占了一块繁衍生息的地方。”直到现在，这一带患甲亢病的人还是不少。彭氏宗亲世贵先生，在都江堰市开办一所甲亢病医院，远近闻名，前来求治的甲亢病人络绎不绝。本文作者请教过彭世贵：三星堆凸目人的形象是否同甲亢病人有相似之处？彭世贵说：“不错，就是这个样子。到甲亢病医院来一看就知道了。”都江堰市距彭州市约20多公里，这距“三星堆古城”也很近，当时同属古蜀彭国境内。
三星堆 青铜凸目人头像
“凸目”为“甲亢之病态”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真实。但真话往往?EE人不悦。此说一出，不少专家学者纷纷著文予以严正批驳，坚决否定。本文作者比较同情病态之说，但是，古徐彭人的先祖，从父系来说是黄帝族，从母系来说是鬼方氏，从来没有任何史籍文献或民间传说提到黄帝与鬼方氏患过甲亢病的说法。而且，古徐彭国地处东海之滨，此地有鱼盐之利。海盐及海藻都富含碘元素，食之令人聪明且有治疗甲亢病的功效。所以这里不可能有多少凸目人
（二）02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本文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二者中的一个或兼而有之：
其一，为古徐彭人携来的祖神之像。
古徐彭人根据对先祖形象的记忆而作为造型的依据。古徐彭人的父系先祖为黄帝族。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西陵即今之川北盐亭县。黄帝与缧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即今甘孜、凉山州境内之雅砻江），娶蜀山氏之女昌濮为妻，生颛顼，即颛顼大帝。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考证，黄帝时期正是我国上古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初期。而颛顼大帝时期，中原一带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初步确立父系的权威。西蜀地处偏僻，婚姻制度发育滞后，当为母系氏族社会。中原史官所记之“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在西陵氏看来，黄帝乃是一“招郎上门”，入赘西陵氏的“乘龙快婿”。黄帝与嫘祖所产之昌意应归于西陵氏族，为西陵氏之一男子，昌意应为蜀人。“昌意娶蜀山氏女昌濮为妻”，在蜀山氏看来，昌意与昌濮所生的颛顼，也应为蜀人，归属于蜀山氏。黄帝与颛顼到中原一带都当上了帝王，贵为天子，属于顶尖的“成功人士”，也是蜀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骄傲。其后子孙繁衍称之为蜀人或蜀人后裔乃是情理中事。彭祖生于彭山在西蜀，为彭山人，即为地地道道的蜀人无疑。古徐彭人祖先数代均在蜀地，如果吃了缺碘的食盐，当然也可能产生凸目病态，美丑尚且不论，其为事实，应无可怀疑。即使生身父祖未罹此病，彭人先祖母系亲族中，朋友中乃至乡村邻里中也可看见凸目人，留下祖地有凸目人的印像和记忆是完全可能的。凸目人头像的设计者既有此印象作为依据，又可赋予其头像神奇的形象，在设计时作为祖神形象的一个特点而加以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也可能是古徐彭人在撤离徐州之前，特意为西蜀故地的老表亲戚们铸造的一尊为古徐彭人和蜀人都能认同的祖神形象，作为开展“微笑外交”而精心打造的一张“名片”。古徐彭人虽然与古蜀人有血缘亲戚关系，但又有“鬼方氏”的血缘，其像貌可能与蜀人土著有所不同，加之离开蜀地已有数百年之久。相隔有几十代人，语言口音的变化，使彼此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不是说“血浓于水”吗？但失国落难的古徐彭人千里迢迢回归祖地，如果拿不出蜀人信服的证据，怎么能让蜀人相信是自己久违的弟兄回来了呢？如果蜀人不相信，又怎么能够接纳他们呢？弄得不好，进入蜀地的古徐彭人还可能被当成“打冒诈的骗子”，遭到杀身之祸。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啊！由此看来，古徐彭人要在蜀地取得立足之地，首先必须要举出一个同蜀人同宗共祖有血缘关系的“铜证”（当时无冶铁技术，故不应有“铁证”的说法）取信于蜀人。凸目人有可能是为这一目的而特意设计、铸造的。古徐彭人这样做有同蜀人“套近乎”的目的，但绝对不是玩弄诈术。
据考，武丁灭大彭时（公元前1208年，一说公元前1192年）蜀地正是鱼凫王朝时期。据说鱼凫王是个女的。“鱼凫”乃是“鱼妇”的谐音。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22年，一说公元前1046年）。时间间隔为86或146年。古徐彭人回归蜀地应在这86或146年之中，可能更靠近公元前1208年（一说公元前1192年）的一段时间。当他们来到“三星堆古城”鱼凫王国首都时，可能遍街可见“凸目人”或“鼓眼睛”（甲亢病程度不同）。而这些活着的“凸目人”、“鼓眼睛”，看见一支年轻力壮的队伍在军士的护送下抬着金光闪闪、华贵无比的青铜凸目祖神和大量奇珍异宝进城，走向王宫，前来“献宝”时，一定大为振奋。在他们心中一定会觉得自己拥有一双同祖神一样的凸目是多么的光荣、自豪和神圣。这些甲亢人，可能就是古蜀人中，最积极、最坚决地欢迎古徐彭人回归的群众，而一般蜀人看见这一具威武神奇而又慈祥的祖神，也会产生亲切感、认同感。
古蜀人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金”器、象牙宝贝、而他们又是十分喜欢“金”子和财富的。远方的彭人弟兄，带着古徐大彭国八百年来集聚的大量财富回来献宝，必然受到鱼凫王国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何况古蜀国也是受到商王朝压迫歧视和掠夺的一个被商称为蛮夷之国的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蜀国的鱼凫女王不接纳古徐彭人才是怪事呢！何况，那个时候鱼凫王国还处于母系社会，鱼凫女王和国中的女子享有极大的性自由权。她们对这群来自远方的“帅哥”——英姿勃勃的战士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是可想而知的。
在“凸目人”祖神形象的引领下，古徐彭人进入鱼凫王国的首都，在蜀国政权的核心地区站住脚跟，并且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在这里我们已顺便回答了某些学者认为“彭县地区为蜀族王国的原始核心部份，彭族不可能在此活动”的问题。
彭族在此活动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周初之前，蜀地彭人由于人口很少，并不具备建国的条件。当时蜀地还是酋邦林立的地域，只有少数大的酋邦成为国家，如鱼凫王国即是。彭人在此，最大的可能是依附于鱼凫国而成为酋邦之一。他们有自己的一块弹丸之地，也建有祖庙，供奉祖神和历代先祖；他们多数人从事农耕，也可能有一支小小的武装力量，用于保护自己的亲族，防范“土匪盗寇”的骚扰；一部份彭人发挥自己的特长，进入三星堆古城从事青铜冶炼铸造、制作金器及治玉的手工业（早在古徐大彭国就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或者从事巫（彭祖氏的特长）等职业。他们携来的青铜祖神像可能被安置在蜀王祖庙大殿之中，作为共同的祖神，受到供奉。彭人的酋邦如同一个“流亡政府”在蜀地建立起来。他们在蜀地得到了妥善安置，生活得宁静而幸福。但是，他们心中存在着永远不能忘却的大事：等待时机，复兴故国。在这样的期待中，终于等到了甘肃庆阳彭人信使带来的武王伐纣、组织联军的消息。出于对故国父老乡亲的怀念和对他们被商纣王暴政压迫奴役悲惨命运的关切，蜀地彭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西蜀彭人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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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04:37
（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企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鼎是上古时代天子权力的象征，如“黄帝铸鼎”、“禹王铸九鼎”、“商王铸鼎”等。诸侯之国是不能拥有鼎的。春秋战国时代，天子的权力已经衰微，楚王问鼎之轻重，仍被视为有篡夺天子权力野心的非礼行为。“问鼎中原”被认为是争夺天下的另一说法。改朝换代被称为“鼎革”。古徐大彭国自帝尧时代受封，历舜、禹而夏、商，至武丁时被灭，虽然身为夏商之“伯国”（诸侯国的首领），但在名份上仍然是诸侯国。在古徐彭国的祖庙中是不可以有鼎的。按三星堆青铜雕塑和祭器的铸造技术水平，要铸鼎是没有任何技术困难的。这说明古徐彭国恪守礼制，无任何僭越之举。周初在四川彭州复国，也仍然是一个诸侯国。
古蜀国地处偏僻，是夏商朝代的“化外之地”。古蜀国王，不但称王，而且有称帝的欲望，这是他们不大讲“礼”，不愿受中原礼制文化束缚的地方特色。如古蜀有望帝、丛帝的出现就是证明。如果当时蜀地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能够制作三星堆青铜器组这样登峰造极的青铜雕塑神器，他们为什么不铸鼎以显彰帝权呢？这又是三星堆青铜器组非蜀地土著铸造，而来源于蜀地以外的古徐大彭国的又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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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13:06
（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金杖上端刻有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像和两两相对的4只鸟和被穗形叶柄的箭射中的四条鱼。金杖流光溢彩、雍容华贵、气势非凡。
金杖是西亚、埃及乃至欧洲各古国王权的象征。我国夏、商王朝无使用金杖代表王权或神权的记载。但作为一个远在东方的古诸侯国，古徐彭国建国早于夏商，受鬼方氏外来文化的影响，古徐大彭国如采用金杖作为国王权力的象征，是有可能的。但古徐彭国使用金杖还可能同源于西亚古突厥人的蚩尤旧地习俗有更直接的关系。
三星堆 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
蚩尤，上古历史中一般称之为东夷的首领。但考之于苗族的历史，他又被苗族尊为祖神。邵靖宇先生考证，蚩尤可能来自于古突厥民族。看来蚩尤的来历也颇为神奇。为什么一个东北方的战神会同现在西南方的苗族会扯上关系？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数居第五位的一个民族，据1982年人口普查，苗族人口为503万。
从体质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苗族很可能来自南太平洋。据翦伯赞先生考证应属“棕色人种”。他们的祖先沿着马来半岛北上进入东南半岛和华南地区，继续北上跨过长江进入黄淮平原和黄河下游。在现在苏北，鲁西南、豫东、冀南一带居住，并同南下而来的北方民族相遇，发生战争、交流与融合。春秋时《公羊传》中有“南蛮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如缕”的说法。可能讲的就是苗族与蚩尤族的关系。一个“交”字，可能包括着交战、交流、交往、交通诸多含义。黄河下游的苗民（黄帝时称为“三苗”、“九黎”），尊蚩尤为祖神。其时在黄帝蚩尤涿鹿之战以前。涿鹿之战后一部份苗民渡过黄河退回到长江流域，然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江西、湖南、川东、黔东南等地。苗族人普遍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湘西、黔东与苗族至今犹存杀猪供奉“剖尤”即“尤公”习惯。蚩尤的形象就是手持“枫木”的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这里的“枫木”就是权杖。据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苗族简史》记载：“湖南城步的苗族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逐“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头上反戴铁三脚，身上倒披着蓑衣，脚穿钉娃，手持一根上粗下细的园木棒。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蚩尤，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道：“枫树生妹榜，枫树生妹留……枫留和小泡，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其中从黄色的蛋里孵出了苗族的祖先——姜央，因而这里的苗族将与蚩尤有直接关系的枫木作为始祖看待。”看来蚩尤这位手持枫木——权杖的古突厥人的战神，还是深受古代苗族妇女崇拜的一位大英雄。可能与蚩尤凭借其武勇征服了“三苗”、“九黎”，而后被“三苗”、“九黎”接受，成为他们的首领有关。
黄帝一族既然战胜了蚩尤，并诛之于涿鹿，为什么古徐彭人还要保留权杖的习俗呢？这里有着极为深刻的道理。涿鹿大战，十分惨烈。交战双方，必然死伤不少，黄帝之时，华夏族已经意识到这种暴力战争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民族仇狠。如不设法化解，必然后患无穷。对被杀的蚩尤本人黄帝族以隆重的葬礼安葬之（据说，蚩尤墓和蚩尤的骸骨已经找到？）而在蚩尤故地仍允许保留蚩尤墓与蚩尤庙还尊之为战神，黄帝画蚩尤之像以镇抚各国诸侯。在徐州，蚩尤的遗迹甚多，祭祀不绝。古徐彭国继续使用权杖，而且用贵重的金箔包裹，金光灿蛴，可能正是蚩尤的“枫木”的形制。作为王权的象征，既有传承蚩尤的威望与权力的意义、又有安抚蚩尤之地原住民的意义。这一习俗，可能也被古徐彭人带到蜀地。金杖上刻有鱼鸟图纹，从其内容看有很强的针对性。应为彭人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制作，作为献给鱼凫女王的礼物。想来这位女王得到金杖之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还有一位女性头像，据专家考证英为鱼凫女王之像。这尊青铜像也应为彭人工匠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就地铸造之物。
三星堆大城在“商末周初”之际，遭遇突发事变而被毁弃。其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传说与《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蜀王鱼凫“田于西山仙去”有关。
女王的青铜头像和她的金杖都埋在祭祀坑中，暗示着三星堆古城的毁灭同这位女王的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这一千古之谜，作者将另作文进行分析。
本文作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古徐彭人中的青铜冶炼工匠带来了古徐大彭国的青铜冶铸成套技术，还可能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彭州境内有铜矿、有冶炼、铸造铜的遗址。当然，也可能用的是携带入蜀的铜料或回炉铜料。他们为蜀地青铜冶铸行业开创了先河，他们是东夷、中原青铜冶铸技术流向秦陇、巴蜀地区的活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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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18:27
（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在三星堆青铜器组中有没有被供奉的天帝形象？本文作者认为没有。因为作为人和自然主宰的最高的天帝，是比祖神更高级的神灵，是人不可能见到的。聪明的古徐彭人，必定不愿意将最高天帝具象化而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神圣性。对祖先的崇敬是对人的崇敬或者是对有一定神性的人的崇敬，而对最高天帝的崇敬与对祖神的崇敬是另一种不可比拟的更高级别的信仰。虽然没有天帝的形象，人们仍然会感到最高天帝无处不在。这是因为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巫师、神树、神坛等等许多沟通神灵的媒介。天帝在什么地方？专家学者们根据对青铜神坛文化内涵的破解，发现这个神坛所祭祀的天神是宇宙星空中的北极星。中国传说中的北极帝君就是颛顼大帝。他就是黄帝的孙子，彭祖的五世祖。但他还不是最高的天神。比颛顼更高级的天神，黄帝和诸神之最高、唯一的首领天帝在不为人类所知的宇宙的更深处，只能凭想象感悟他的存在。这样一种宗教教义和神界体系的设计是古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至今尤为世界现代宗教如西方基督教、犹太教所推崇。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高1.72米，头戴莲花冠，身穿龙袍、赤脚站在基座上，显得庄重肃穆，威风凛凛，一双大手作出“把握乾坤”之式。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群巫之长、大巫师。本文作者赞成这种见解。但这位“群巫之长”，是否彭祖本人的形象，现在还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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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22:26
（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古徐大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
帝尧举用彭祖，一般的说法是彭祖献雉羹治好帝尧衰病之躯而受到重用，这应是一历史事实。由于照顾帝尧的饮食，相当于后世的宫庭厨师、营养师，调理好了帝尧由于操劳过度，心力交瘁的身体，使帝尧进一步了解了彭祖的德才。帝尧时代的东方，黄河平原到苏北、山东仍然是鬼方氏的影响和势力十分强大的地区。如不能稳定局势，对黄帝族政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人类发展的历史一般说来都会经历蒙昧—野蛮—文明的发展阶段。黄帝时代正处于野蛮时代，暴力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代价。但是战争与暴力造成人口死亡，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总不是好事。有头脑的部族领袖，看到了战争的破坏性，不得不深思如何控制这个吞噬人类宝贵生命的怪物，尽量减少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灾难，尽快治好战争造成的创伤。帝尧不愧是上古时代的圣明之君。为了稳定东夷，化解矛盾，他需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去贯彻执行他的民族和解政策。经过考察，他终于认定那个献野雉羹的彭祖是最佳认选。帝尧当时的具体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猜想他一定十分看重彭祖的家世、出身，经历、人品和能力。彭祖的母亲是鬼方氏之妹——据说是鬼方氏首领的妹妹，可能有公主的地位，彭祖本人又是黄帝族和鬼方族和亲政策产生的后代，对鬼方氏和东夷都不会有歧视与偏见，而且他还懂得鬼方氏的语言，熟悉鬼方氏的风俗习惯。帝尧将彭祖分封在徐州，担任古徐大彭国的首领，是很有?FB地的。彭祖果然不负帝尧的厚望，他在古徐彭国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以“和为贵”，从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朱浩熙先生所著《彭祖》一书中收集了大量徐州地区的民间传说，比古代史籍文献更加生动地勾画出一个敬天崇祖，忠君爱民，关怀民生，勤于政务的慈爱长者的形象。而且在中华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不少以彭为姓者，证明彭祖及其后裔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功绩。彭祖以后，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无有出其右者。
《礼记•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长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徐彭国建国于帝尧时代，被灭于商代中后期。中国历史上尧舜禹三代被称为圣王统治时代。按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期和界定，这一时代，正是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同篇》中记载的上古时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过去由于考古证据的匮乏，人们将这一时代想象为生产力十分低下，社会形态十分原始、幼稚的时代。更有甚者，认为所谓“大同世界”是儒家凭空编造的虚幻的“乌托邦”。三星堆青铜文物的出土，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原来，三、四千年前的上古时代，生产力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原始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如此瑰丽多彩与富有人性，令当今世人有自愧不如的感觉。特别是有了彭祖这样一位帝尧时代的良臣的丰满形象，使我们仿佛重新见到了当时人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古徐大彭国就是诞生于帝尧时代，在上古大圣、大贤、大哲人彭祖领导下的一个“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天爱民、民族和谐”的“大同世界”的一个鲜活的典范。在古徐彭国，这种源于帝尧时代的社会理念一直被坚持到商代。夏商两代的中后期统治者，包括帝桀、武丁、纣王等人在内，他们是中国“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私有制时代统治者中最恶劣最贪暴的代表人物。现在殷墟遗址的发掘，包括武丁之妃“妇好”墓的发掘，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贝币、象牙制品和大量被作为殉葬的奴隶的尸骨，正是这帮统治者贪婪成性、诛求无度的实物证据。而在古徐州大彭国的文化中，亦即彭祖文化中，是反对以人为殉、以人为牲的。纣王的征伐徐夷，即所谓的“经营东南”，将大量古徐彭国的自由民沦为奴隶，在三千多年前商王武丁灭古徐大彭国的浅层次原因，虽然被人们认为是为了削藩，以巩固商王的家天下。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古徐大彭国的文化与商代晚期廻光返照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对立，其优劣高下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反差与对抗，导致了商灭大彭，导致了三星堆瑰丽精美青铜文明同晚商王朝阴森恐怖文化色彩的差异。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代表的古徐大彭国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上古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而晚商王朝的文化则是对中国上古优秀文化的一种异化与反动。武王伐纣、彭人参战，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继续较量。这种较量或许还要持继下去，直到“大道重光”、“大同世界”重新成为人类社会主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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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五 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31:15
五、01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夏王朝国家宗庙祭器的证据——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晚商时期的神坛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的青铜雕塑和祭器出土后，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们对这批青铜文物的来源进行了探索。其中有不少学者持“本土文明”说，认为这些青铜器应为古蜀先民在广汉三星堆古城一带铸造。但有一位叫白剑的学者反对“本土”说，提出了一种“外来”说的观点。具体而言，他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群是夏王室置于泰山的一组祭祀国宝，它的‘流落’三星堆”，乃是因为“有一支叫‘有缗族’的部落从泰山‘偷’了这组礼器，千里迢迢来到广汉，从而出现了我们现在可看到的情景。（转引自肖平著《三星堆——青铜文明之光照耀世界》第101页）”
白剑分析了夏商时期蜀地青铜的生产和制作情况，认为当时蜀地“并无生产青铜器的条件”，理由是：第一，古蜀无铜矿可采。如果以广汉为中心外画100公里的半园，“境内亦无铜矿”，而且当时川西平原尚为水陆间杂，河泽遍布的地区，即使是今天，深入地面一米多即可见水，附近哪里寻找铜矿？第二，古蜀人不具备高超的冶铸技术。从三星堆祭器的造型和复杂精细的纹饰图案来看，当时的冶铸技术已臻成熟，甚至可与现代青铜工艺媲美。白剑先生指出：“这些富含高科技的制品告诉我们，要达到如此精美完善的技术水平，至少需要几十代人的技术积累才能完成”。并且，“在漫长的技术积累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原始、简单的青铜制品，这些制品也会在当时使用并保存至今。然而迄今未发现一件这样的青铜制品。”白剑先生问道：那些用于冶炼的工具和坩埚到哪里去了？那些堆积如山的矿渣为何不见？再者，如此大规模兴师动众地采矿、伐木，大批工匠参与制作，多座坩埚同时冶炼，一次又一次地实验探索，从最初接触青铜器到最后拥有成熟完善的技术，这之间“至少需要几百上千年的时间。而且这样大的一项工程，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势必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传说，就像夏铸九鼎的故事流传至今一样。然而遣憾的是，三星堆青铜文明既在文献上无据可查，在民间传说中也不见踪影，难道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在否定了三星堆青铜器是古蜀人制造的以后，白剑先生进一步认为，这批青铜器应当是属于商代以前夏代的产物。因为他们如果制作在商代，就应该有铭文记载制作动机和年代，然而，“此组祭器却未发现一个文字。”那么夏代中原又是否有铸造这组青铜器的能力呢？白剑认为：“夏代的中原，完全有能力铸造这组祭器”，并举出夏禹铸九鼎和夏以前黄帝“採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为例来进行说明。
“至此，问题的关键出现了，到底是谁把这组夏王室的‘镇国之宝’盗走并运入蜀的呢？白剑在翻阅了《竹书纪年》及《帝相》、《帝桀》时发现，当时山东一带有一支叫‘有缗氏’的部落曾经率族南迁入蜀。”于是乎，白剑先生断言，“三星堆青铜器系中原有缗氏携带而来。”
白剑先生在他的大作《文明的母地》中对有缗族如何取得夏王室的信任，由夏王室命令他们守护泰山上的国家宗庙，后来又受到夏末暴君桀的逼迫，被迫外逃到西部岷山地区；逃离前如何偷走了夏王室的这套国宝的过程，都作了富有想象力的描写，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作更多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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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五 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02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41:54
五、02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夏王朝国家宗庙祭器的证据——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晚商时期的神坛
本文作者认为，白剑先生否定三星堆青铜器组为古蜀土著本地制造的理由是很有见地的，至今尚未见有新的实物证据推翻白剑先生的论断。但白剑先生认为三星堆青铜器全部都是夏代制作这一论断，似有大可商榷的必要。本文作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有一部份是商代青铜技术鼎盛时期才可能有的产物，绝非夏代就能够制造。兹举一例作为证明：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有一件出土于二号祭祀坑中的青铜神坛，就绝对不可能是夏代或商代初期作品。
摘自《神秘瑰丽•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第75页 牛世山 著 之一
摘自《神秘瑰丽•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第75页 牛世山 著 之二
按：夏代青铜遗址，以河南堰师县二里头文化遣址为其代表。二里头文化，时代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之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但其形制与工艺仍然显得古朴与粗糙，绝无商代中、晚期青铜器那样繁缛的纹饰或精美绝论的气象。盖其造型与铸造技术尚未臻于至善至美之境界也。三星堆青铜神坛掩埋时已被毁坏砸碎，修复难度极大。白剑先生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未提及此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祭器，可能尚未见到。如当时已经修复展出，白剑先生见到，可能产生新的想法也未可知。这件青铜神坛已被海内外考古专家断代为商代晚期，即武丁灭大彭之际的作品，亦即可能是古徐大彭国青铜文化最后的绝唱。
“有缗氏”在夏未逃离山东，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据《竹书纪年•帝桀》载：“帝桀十一年，桀在仍地会见诸候，有缗氏首领逃离”；
“帝桀十四年，扁率领军队征伐岷山，桀令扁讨伐有缗氏”。
在“有缗氏”逃离八年之前，已经有一个叫“畎夷”的部族国于“帝桀三年”逃离，进入岷山。据说“畎夷”族后来也南下入蜀了。白剑先生称：“经羌族专家研究考证，今天生活在四川茂县、汶川、理县一带的嘉绒藏族，就是畎夷族的后裔。”（此说待考）
接连发生诸侯国和夏王朝最信任的部族逃离西去，当时身为夏伯的古徐大彭国，绝对不可能矇然不知。数百年后，古徐大彭国受到武丁灭国的威胁，彭人会不会从“有缗氏”与“畎夷”逃离的历史事件中受到启示而西去呢？本文作者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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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六 彭祖生于四川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50:10
六、01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看黄帝族的来源，再看彭祖生于四川的真实性
彭祖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虽然他的母亲是“鬼方氏之妹”，但从父系血缘与文化传承而言，彭祖是黄帝后裔，而且是最优秀的后裔之一。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一位名叫邵靖宇的学者所著《汉族祖源试说》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1版）。此书集中反映了当代以DNA?术破译人类起源和史前大迁徙之谜取得的成果，有助于理解本文提出的一些证据。
晚期智人当年迁移到世界各地可能的路线
摘自 《汉族祖源试说》 第50页 邵靖宇 著
邵靖宇先生认为：人类的发源地现已证实只有一处，在非洲东部。他把凭借线粒体DNA研究起来的“夏娃假说”和注重形态研究的“区域进化说”接合起来，而且引入了人类语系学研究的成果，即人类不同种族间的语言特征，提出了新的假说。汉语属汉藏语系，最早出现于滇缅边境。其原始语言可能是由东非智人辗转万里沿着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南麓带来的。由此他推断汉族的先祖（汉祖）由中国西南沿着横断山脉的走向，顺着几条由北南流的大江大河峡谷北上。一路之上，有的先向东移，进入华南地区，有的继续前进入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而黄帝一族走得较远，直到进入甘青一带的岷山地区，然后才向东移，进入黄河流域和中原一带。邵靖宇先生列举大量证据证明“汉祖”来源于西南。由于中国西南、华南、长江流域至黄河流域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是“汉祖”活动的舞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汉祖”未经过“游牧时代”直接进入“农耕时代”。而长城以北则是干旱草原荒漠地带。这里上古时代的居民是东非智人的另一支后裔——高加索（白种人）人沿着西亚——欧亚大草原和青藏高原北麓进入新疆、漠北、蒙古、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和东北亚的另一支阿尔泰语系的古突厥语民族和鬼方族，他们在长城以北过着游牧生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这不同两大语系，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在上古时代中国北方接触难免不发生纷争乃至战争。从而促成了“汉祖”人群在北方黄河流域最早建立统一的政权，以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但战争与和平，掳掠与和亲的相互交替，使中国北方的汉祖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产生DNA交流是不奇怪的。黄帝一族在由西南北上的迁徙中，同蜀山氏（川西高原）和西陵氏（四川盆地内、川北丘陵地区）的先到汉祖氏族通婚，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亚洲东方，黄帝一族不是到得最早的。在初到之时，也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黄帝一族是最聪明，最刻苦耐劳，也最善良，最善于与别人和谐相处，故其包容性也最大。黄帝一族的这些特质铸就了炎黄子孙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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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六 彭祖生于四川02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8:20:54
[B]六、02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看黄帝族的来源，再看彭祖生于四川的真实性[/B]
邵靖宇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颛顼：号高阳氏，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据此可见颛顼是从西南北迁来的。”也提到蚩尤，他认为蚩尤是古突厥人的首领，是史前时代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传播西亚文明的重要角色。
邵靖宇先生注意到在汉语文字中有许多以“竹”字为头的汉字。竹子生长于南方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土壤呈酸性的地区。这是汉民族（炎黄后裔）来自西南的又一佐证。参考邵靖宇先生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彭祖身世，我们又有许多收获。彭祖本名“籛铿”。他的名字似乎也在向我们透露他出身之地的秘密。川西平原是一个盛产竹子的地方。竹编工艺至今仍然十分盛行。眉山地区竹编制品历来属大宗出口物资。彭山县属眉山地区。“籛”字从竹，即表明同竹有关。竹字下面一边从“金”，一边是“戈”。金即金属。上古时代主要是指铜（有时也指黄金）。而“戈”则是常见的一种武器。纯铜（红铜）质软，不能作武器。能作武器的铜，当时只有青铜。青铜作戈，不但坚硬、锋利，而且韧性好，不易折断，在战场上是一种厉害的武器。但初期由于太贵重，不是一般士卒都可以配备的。由于贵重，这种武器还是一种财富的储备，必要时还可以“出口”，买给军事盟友、兄弟之邦或友好邻邦。所以金戈二字合起来就是“钱”。自古钱、彭一家与此字有渊源。彭祖之“籛”，合起来是何意义呢？初步考证，竹制品，如竹筐、竹箱之类应是戈的包装箱，便于保管、运输。“籛”字中的戈，不是一戈，而以双戈，意其多也；四川直到现代，农村中“竹篱茅舍”非常普遍，以“竹”作为建房材料源远流长。“籛”字部首上的“竹”也有可能指代远古时代的房屋。看来彭祖这位火正祝融之孙，与他的大哥昆吾有所分工：昆吾搞冶铸，彭祖当保管，相当于现代兵器库的主管，在当时应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再说“铿”字。铿字从金，从坚，是汉语双音词“铿锵”的“铿”，是一形声字。有成语“铿锵有力”，说明声波的频率较高，振幅较大，为一种金属声。从金，从坚，看来与青铜有关。彭字训为鼓声。最早之鼓为皮革之鼓。到了青铜时代，便发明了青铜鼓。至今华南、湘西、贵州、广西、云南、川南少数民族多有祖遗铜鼓，甚宝贵之，不轻易视人。鼓在古代战争时为三军号令之声源，为利用声波传递军事信息的工具。进退行止都可以用鼓声指挥。可以声闻数里，铜鼓较之皮鼓更为响亮，鼓声更为清晰，可以声闻数里。在行军途中，铜鼓翻过来就可以作为行军锅，士卒和长官必要时可以用铜鼓造熟食、热食，有利于军士身体健康，保存体力，提高战斗力。在两军对阵之际，如果敌军放箭，箭镞如雨，飞蝗般扑来，铜鼓又可作盔、作盾。在冷兵器时代，铜鼓在军事上的用处可以说实在是太大了。在祭祀神灵时，敲击铜鼓，当然更容易传到祖宗和神灵的耳中，让神灵听得明白，人神之间沟通更为便捷有效。由此看来，籛铿是军旅中，也是宗庙祭祀中不可缺少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一生同青铜器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从他们名字可知，从伏羲氏八卦开创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到彭祖这一代，早已深入人心了。
古人取名字是很有讲究的。刚生下来的取一个乳名，儿童时期有一个小名，及长，再取一个名字作为个人的符号，用于社会交际。乳名小名越贱越妙。据说贱名可免得引起阎王爷注意，容易成活。唯有大名必须讲究。“籛铿”二字文质彬彬，寓意丰富，足登大雅之堂，必定是彭祖的父辈或祖辈亲自所取或委托饱学之士所取，其中包含着对这一孩子未来命运的期望与祝愿。彭祖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必然会受到自己名字的启迪而向父祖辈指引的方向努力。籛铿二字处处与青铜文化有关，反映了父祖辈对青铜冶铸技术和青铜的应用高度重视。彭祖建立之古徐大彭国，重视青铜冶铸技术，而且以青铜铸造其祖神的形象和祖庙祭器，是毫不奇怪的。
此外，邵靖宇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东非智人来到亚洲后，亚洲的“直立人”也许有可能并未完全灭绝，也有可能共同参与人类的进化过程，但需要寻求DNA证据。受这一思路的启迪，本文作者认为，寻找东非“夏娃”的来源，或许还得回到亚洲。当然，这也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更为激动人心的另一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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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结束语 彭忠东,2006-12-02 10:00:35
结 束 语
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大迁徙活动并不象他们的后代想象的那样稀罕和孤单。大到世界范围内，小到亚洲的东方，一个国家，一个方国之内由于自然条件的压迫或牵动，如集体找食物、猎捕野兽、逃避恶劣的气候或饥饿野兽的追逐，人类的祖先必须迁徙。在人类社会进入野蛮与文明时代后，为了获得土地、牲畜食物和财富，人类社会内部的纷争越来越多，甚至发生大规模的种族与种族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迁徙更成为人类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必要行为。人类本身是在迁徙中产生的，也在迁徙中发展。过去不少学者认为由于路途艰险又遥远，人类仅凭自己的两条腿是走不了多远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颇为片面。因为史前时代的人类迁徙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从一个部落到一个氏族乃至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迁徙的主体。他们的迁徙不是一代、两代、几十代，而是几百代，甚至更多的世代；也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可能是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才得以形成后来的分布格局。速度再慢，乘上很长的时间参数，迁徙的路程再遥远，都可能实现。古语曰：“持之以恒，无远弗届”，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人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今天的世界由于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成了小小的“地球村”。人类已经开始向地球以外的星空探索。那里有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新的迁徙即将开始。这是人类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也是更富有理性和冒险精神的一个人类迁徙史的新阶段。
了解了古徐彭国——古蜀彭国——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关系，便找到了一把破译三星堆古城奥谜的钥匙。对古城的其他未解之谜，如三星堆古城毁灭之谜、古蜀彭人在牧野之战中的特殊作用、祭祀坑中青铜器为何砸毁焚烧之后再瘗埋、金沙遗址与三星堆古城的关系等的破译也有新的启迪与突破。但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本文不再展开讨论。本文作者自知才疏学浅，不揣冒昧，略呈管见，权作引玉之砖，敬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彭氏宗长批评指教。
四 川 彭 祖 文 化 研 究 会
彭商泽 彭忠东 彭铸（执笔）
2006年10月 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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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屏山人,2007-04-28 14:35:51
概括而言，可以表述如下：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古徐州大彭国人，在商王武丁灭大彭前夕撤离徐州，将其祖庙中的祖神塑像和诸多祭器携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最终在西蜀实现了复国之梦。
忠东、彭铸、商泽：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读了上面一段中此句，我认为不应表述为“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因为大彭国在先，徐州得名在后！会让人理解为先有徐州，后才有大彭国的。可表述为今江苏徐州远古之大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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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屏山人,2007-04-28 14:49:15
从徐氏来源看，不知能不能佐证。
下面引用徐氏姓氏来源:"徐氏的姓氏来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嬴姓。是先帝玄孙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相传陷帝有一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有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子女华为妻，生下了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以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女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若木因为他的父亲有功，所以封他于徐，建立徐国。徐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是作为诸侯而存在的。周穆王的时候传到了徐国的32世孙徐君偃，他很聪明，对百姓又很好，所以深的百姓的爱戴，国力不断强大。当时周穆王喜欢云游四方而经常不问国家大事，诸侯埋怨他的很多，徐君偃于是产生了想要取代周穆王的野心。于是他自称为徐偃王，率领各国联军向周国进军，周穆王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返回京城，调兵前去镇压。徐偃王只好收兵而逃，他躲进了彭城一带的山中。由于他得得民心，跟着他到了山中得百姓很多。这座山后来就叫做徐山，徐州也因此而得名。周穆王也因此不得不封他的儿子宗于徐，称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春秋时期，徐国被楚国打败，国力从此日渐消退，周敬王八年的时候，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的后裔就称为徐氏，以国为姓，代代相传。"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6:37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蜀史考》
第十四章 开明氏考
由于巴蜀远离中土，留传下来的史料少而零碎；因而人们对其历史感到茫然。特别是开明氏王朝，鳖灵以其“化从井中出”的神秘来历和他以荆人的身份而王蜀，使开明氏王朝的历史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本文研讨的重点是开明氏的族属，身世，故地和祖籍及开明氏与鳖灵、彭国、杜宇的关系。
一、 开明氏的族属
对于开明氏的族属，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李晓鸥先生说开明氏是楚人［1］ ；罗二虎先生说是濮人；［2］] 童恩正先生定为巴族；［3］ 孙华先生定为崇庸族；［4］ 也有人据《蜀志》、《华阳国志》称开明氏为荊人。究竟孰是孰非？
其实，开明氏的荊人族属没有错，《华阳国志》就说“开明氏乐曰荊，濮人乐曰任。”又说“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 “开明氏乐曰荊”说明开明氏的祖宗是荊人。
《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王山，民得安处。”《舆地纪胜》卷185记阆州古迹云：“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令庙存焉。”《周地图记》云：“（阆中）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蜀王本纪》也指明鳖灵是荆人。《舆地纪胜》把“丛帝、开明氏、鳖灵”连在一起，说明开明氏就是鳖灵，既然鳖灵是荆人，开明氏当然也就是荆人。
荊为何物？《说文》说是“楚木也。”荆楚一物，一木二名。孔颖达《左传正义》也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为号。”荆木又名黄荆，为一人多高的柳条状灌木丛。叶对生，通常掌状五叶，子实可入药，枝条可编筐。荊人就是因居住地产荊或从事荊木业而得名。
杨宽先生说：“古文献中，楚又名荊或荊楚，而周全文也称荊或荊楚。该即由于楚以荊山为根据地的缘故。”［5］ 荆楚字义相通还可以从著名的和氏壁故事中得到印证。战国时卞和得璞于楚山，楚本号荆，故称荊璞。《通志氏族略》说荆人“系出华姓，楚旧号荆，此未改国号前受氏也。”可见荊出自于华，楚出自于荊。先有荆，后有楚。
荊人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史记〈封禅书〉》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荆山之下”的记载。大禹分全国为孔州，荆州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荊州，指的主要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春秋时的楚国所在地，也大致主要在这一地区。
我们再从晚蜀开明氏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楚文化风貌，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开明氏为荆人。如新都马家场战国墓（蜀王开明氏墓）出土器物都是楚风型制，四川省博物馆发表的《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一文说：“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战国晚期的铜器上所常见的‘巴蜀图语’的图象和符号，在这墓的遗物上刻铸甚少，当时极为普通的虎纹，鸟喙鸟头纹和手纹等竟无发现。墓内所出土的鼎、敦、甗 、罍 、缶、盘、 匜、豆、勺等铜器形制，多是荆楚地区战国早期所流行的形制。”李小鸥先生也指出“春秋中期以后，四川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高峰。……此时墓葬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船棺葬，分布于蜀的主要活动地。重要的地点有广元宝轮院、巴县冬笋坝、荥经同心村，以及郫县、绵竹、大邑、蒲江、彭县等地，二是文化内涵与船棺葬相近的小型土坑墓。主要在峨嵋、犍为、成都等地发现；三是有浓厚楚文化色彩的土坑木椁墓，如成都羊子山、新都、青川、荥经古城坪等。……第三种墓葬形制较大，随葬器物特殊，楚文化因素浓厚。这类墓葬的葬制、葬俗均似楚风，随葬中青铜器、漆器与楚器相同或相近。”［6］
二、开明氏的名义
1981年在新都马家场发现战国木椁墓，四川省博物馆发掘报告认为墓主人“是古蜀国王……属于开明九世至十一世的可能性较大。”［7］ 特别是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多带有两个文字符号，冯广宏先生释为“开明”,［8］ 如图14—2。
图14—2 开明氏族徽
（载《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从图14—2中可以看出，这个字近似于繁体字“開”字。当初实从門从井。所谓“九井”，实际上就是门字中的井字分成的九个方格。这九个方格与门字的两竖笔连在一起，看起来就象九口井了。最早的“開”字应与井即荆字同源。所以，开明氏的开字的读音虽不必读为荆，其义却应与荆同，这如同邢字，其读音不读为荆。但却与荆字同源一样。新都县马家场开明氏墓中出土器物上的开字，“其右下角有一小方块，中加斜线，当为‘日’字的一种别体。在中原金文中，‘日’字有多种别体；而‘明’字亦可省写为‘日’。如《金文编》载弘卣文中的‘盟’字，上半截‘明’即简写为‘日’。其形如前述。而那个特殊符号下角的小方块，当为‘明’字的简写。”［9］ 笔者以为，此开明的“明”字也为“盟”字的简写。所以，“开明”为“荆人联盟”之意。“开明”是“荆人联盟”以后的新产生出来的荆人集团族称。
从鳖灵的遗迹有阆中、金堂、成都等多处的情况来看，鳖灵不是一个人的私名，而是一个氏族世袭的行政长官号名，因为有时鳖灵又写作“ 鳖令”。所以，鳖灵是开明氏世代相袭的行政长官。鳖灵是荆人，而荆人“华姓”，华人的图腾是‘华虫”——凤鸟。（明）李时珍说：“雉，理也。雉有文理，故《尚书》谓之华虫，《曲礼》谓之疏趾。……形大如鸡，而斑色繡翼，雄者文采而尾长。”凤鸟在南方叫 鸡。《说文诂林。义证》：“《尔雅》所谓 ，山雉者，《周书》谓之来鸡，一名鵕鸃，出南粤诸山中，湖南、湖北也有之。”从鳖灵为荆人来说，鳖灵也因 鸡得名。
三、开明氏的祖籍
“开明”是族名，也即通常所说的“氏”。开明氏的姓为“朱”。《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都称“朱开明”，是姓和氏的全称。“邾”为鲁语“蜀”。“彝文里的那个‘蜀’字，竟然与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的那个像篆书‘朱’的字相似；…钱（玉趾）君所举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与彝文字母相同相似的字例，都是近代统一了的表音式彝文，现存古彝文碑碣中并不是那样写法。”[10] 蜀本为族为国，在这里作姓，例同本书《魚凫考》一章中的颛顼名邾高阳又称“蜀高阳”一样。朱开明即蜀开明。
“开明”既为族名，也为部族酋长私名，《史记正义》引郑玄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帝王世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朱故为县’。”
“丹”为地名，在丹江。“丹水自商县以下至丹凤，两岸皆属红页岩、红砂岩和红土山陵。” ［11］所以称为“丹”。朱开明在姓名前往往又加上地名成为“丹朱开明”，汉族的名人也是如此，如文学家或书法家们在文章或书法未的姓名前往往要标上地名，如“成都扬雄”。此“丹朱”就成为开明氏的复姓。《尚书〈尧典〉》云：“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吁！嚣讼可乎？”此“放齐”乃尧之臣，“启明”即“开明”。为避讳，改作“启明”。
大多数情况下只称单姓朱开明，甚至不称姓，直呼“开明”。丹朱之国，地域很多，有湖南悠县，湖北丹江，河南安阳，山东临朐，山西高平等地，人们争论不休的原因是误把丹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的，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在这么多地方留下痕迹的。但丹朱作为氏族，在以上这些地方都留下足迹就不足为奇了。而哪里是丹朱的初居地呢？从丹朱开明为“荆人”和蜀族来说，丹朱开明的初居地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是合理的。而丹江和浙川一带，应是丹朱开明的早期居地。
蜀人开明氏平常不称姓这和今天的彝族的情形完全一样。所谓“蜀人无姓”，这是相对而言，究其实质，蜀人与汉人的姓的产生并无二致。蜀人早期人口少可以不称姓，到后来人口多了就非的加姓不可，甚至还得加上复姓才够用，各民族大概都如此。
《太平环宇记》卷七十二载：荊人鳖灵“在川东、湖北一带。”汉水中游及丹江和浙川一带本是蜀山氏的发源地（详见本书第一章《蜀国肇人皇》），屈家岭文化是蜀文化，屈家岭文化向北延伸到了河南伏牛山南麓，向西到达汉水中游，朱开明所在的丹江、浙川在屈家岭文化的履盖范围內，开明氏姓蜀自在情理之中。荆州在湖北，湖北的北面丹江正是诞生丹朱开明的地方，也当属古荊州之域，所以丹朱开明是荆人。
四、开明氏的故地
（一） 故地昆仑
晋南昆仑山曾是开明氏的故地。1998年，我在《四川文物》第1期上发表文章〈蜀王开明氏考〉，提出四川开明氏来自晋南昆仑山，在同行中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责问，四川的蜀王怎么成了北方人？四川新都不是已发现开明氏墓了吗？
四川开明氏的原籍确实来自北方，其主要依据是：开明氏住在昆仑山上，而昆仑山在北方的晋南。四川之开明氏不来自湖南湖北开明氏的初居地，因为开明氏在南方时的图腾是华虫——凤鸟，也即 鸡。只有北方的开明氏的图腾才由 鸡转变为虎。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仭。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王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凰、鸾鸟皆戴瞂。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 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面人身，贰负臣所杀也。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玗树。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雖、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 “开明…东向立昆仑山上”一句证明开明氏住在昆仑山上。
关于《海内西经》中的昆仑山的地望，本书前面也用了一章的篇幅作了详尽的考证：昆仑山在今晋南。王屋山是昆仑山的核心地带，历山、中条山是昆仑山的主要地区，本章不再赘述。昆仑山地望既明，再寻找昆仑山上的开明氏就不难了。
《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阴、巫履、巫风、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知道开明氏在昆仑山巫彭的西面，开明氏既是彭国的一部，在昆仑山上与彭国为邻，是很自然的。巫彭的地望虽不明确，但巫彭靠近巫咸，《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白药爰连。”而巫咸的地望是很明确的。《水经〈涑水注〉》云：“涑水出东南薄山，西北流，经巫咸山北。”《地理志》云：“（巫咸）山在安邑县东。”安邑即今山西夏邑，《竹书纪年》：“少康自纶归于夏邑。”其注引《方舆纪胜》云：“少康中兴复还安邑，今平阳府解州安邑县。”夏邑即今山西夏县。知道巫咸在夏县以东，而开明氏当在夏县西北。《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登葆山也即葆山、薄山、中条山。《海外西经》也证明巫咸国在今夏县的东北方向，巫彭也当在此地。证明开明氏当在今夏县以北、河津以东。而这一带恰有一史称为‘邢’的地方。《史记〈殷本纪〉》云：“祖乙迁于邢。”《辞海》注：“邢，地在今山西河津，一说在河南温县。”当以河津之说为是。蜀王开明氏的祖籍在晋南昆仑山河津以东，夏县以北一带是很明确的。
“开明东有巫彭”一句说明开明氏紧靠彭国。四川彭县在周初曾建有一个天彭国。上古时昆仑山就称为“天”，“天彭’即昆仑山上的彭国，也即《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群巫中的巫彭。还说明四川彭县周初建的‘天彭国”和开明氏一样，他们既相邻，其根也在晋南昆仑山。彭族的图腾据何光岳先生所说是因制鼓而名。［12］ 可能不对。我认为彭族不是因为制鼓而得氏，而是因为彭族是以蟛为图腾而得氏，蟛即蟛蜞，亦称蟛蟹。蟛蟹又名螃蟹。《山海经〈大荒东经〉》：“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解（郭注：广千里也。）女丑在安邑。广千里的大蟹即晋南解州的解池。解州之“解”来之于“蟹”。蟛、蟹一物。彭族确以蟛蟹为图腾，始居晋南解州。与开明氏为邻。
〈海内西经〉的“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是什麽意思呢？当有奥秘所在。
海内西经〉的“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是什麽意思呢？当有奥秘所在。王鼎上有一个“ ”字，《说文》未收，它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奥秘。该字的左边从井，即荆。右边的日东即日出东方，即东向、东方之意。合起来就是东井——东荊，此字大概出现在《山海图》上的开明兽旁，才被作者释为“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上古文字初创，词义不尽完善，换个时代或地点就可能出现歧义。这句话可能本该释为“开明氏住在昆仑山的东荊”。东井之名屡见于史。岷山天文分野为东井，故常璩称“岷山之精，上应井络。”井络即天文分野图上的荆州网络范围。晋南有无岷山，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晋南是有东井的。在《山西省地图册〈绛县〉》上可以看到，在绛县陈村镇北有地名东荆上村和东荆下村。[13] 这里正是涑水、古称弱水的源头。本书前面已作了详细的考证。“弱水出穷山”，穷山也即昆仑山。绛县陈村镇的东荆上、下村一带正是古之弱水（涑水）的源头和昆仑山（穷山，今称横岭山）。开明氏的祖籍应该就在这里。这与前面考证的“夏县以北、河津之东”的方位也基本一致。
在族缘和地缘上，开明氏有些地方与楚人有相似的地方。如开明氏和楚人都是来自荊人，而“荊人华姓”，开明氏和楚人的祖先都是华人，都先后以荊木和凤鸟为图腾。而后来楚人的图腾为熊，开明氏的图腾为虎，熊和虎都是兽类，兽类图腾一般出现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楚人与周文王似有血缘关系，周族含有姬姓血统，楚人的熊图腾和黄帝有熊氏有关联，楚族似与黄帝族后裔有族缘关系；开明虎属兽类也是西北方民族，开明氏与北方的邢国应是同族。《金文编》释井侯簋说：“井，孳乳为邢国名，姬姓，侯爵。”所以，开明氏似乎也含有北方黄帝族的血统，而与太行山下的古邢国应有更亲密的族缘关系。尽管开明氏与楚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二者的图腾完全不同，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开明氏又绝非楚族，可以肯定的是：开明氏和楚族都是荊族这一根滕上结出来的两个瓜，似乎又都有北方生活的经历和含有北方民族的血统。
人们对蜀文化中的中原文化、特别是包含着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是由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到川西的感到迷惑，现在，通过对开明氏、彭国来自中原，辗转川西的迁徙路线的明了，这一谜团也就初步解开了。
（二）故地阆中
阆中和晋南昆仑山一样，都曾是开明氏的故地。阆中有许多鳖灵古迹，大约有五、六处之多。鳖灵是开明氏的部落酋长或行政长官，鳖灵之迹也就是开明氏之迹。阆中最出名的鳖灵古迹要数灵城，《民国阆中县志》说：“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又说：“鳖灵祠在县东十里灵山上，久废。”还说：“灵城山在县东二十五里东河之侧，今呼为灵城岩。”《太平环宇记》又说：“仪陇县西北有鳖水”。仪陇县西北的鳖水大约就是指的今阆中灵城附近的东河。在阆中注入嘉陵江的东河古称鳖水，又称宋江水。
现在的灵城及其白沙坝虽已成空地，但在唐代还曾设过阆州州治，在宋代还有城廓。宋代的进士鲜于侁就曾有《游灵崖》诗纪其貌。现录于下：
千峰环郡宇，二水绕城堞。
不憐山水佳，况复开崖穴。
川流数里近，放棹攀 。
灵崖骇神化，环阴数亩阔。
何人营佛伺，棟宇殆天设。
前轩瞰溪山，眺听心耳豁。
径穿巨水下，碧玉耸高节。
涓流泻石 ，玉乳甘且洁。
其东乃小崖，洞户敝深徹。
嵌崖见石柱，任重立金铁。
昔人遇真仙，相携观金阙。
川平听鸡犬，始觉人世别。
屈曲沿清溪，桃花正开发。
尘缘念乡县，归思若弦涉。
寤寐瞬息间，崖扉己严 。
时迁等陵谷，事胜存图牒。
独有苍江流，青霄鉴明月。
予来秋之季，气象颇凄切。
草木自变衰，山花常复活。
青晖沃赏适，异境差胜绝。
簿暮上归艎，依然望林越。
当然，鳖灵时代的灵城绝没有鲜于氏见到的那样壮观。笔者实地调查时，灵城岩已无屋宇。但村民说，灵城岩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还有很多房子，当年生产大队还在这里召开过农业学大寨会议。 考古人员曾多次在白沙坝的台地上发掘张仪城遗址未果。依我推测，所谓“灵城”，可能就是灵城岩岩洞及其洞口前的房屋。上古之时，生产力低下，古人大都巢居穴处。如蚕丛氏的岷山石室，鲜卑人的石室都是岩洞。阆中史前时期的鳖灵能有灵城岩岩洞蔽风挡雨，这应是天公的恩惠了。
灵城始建于哪个年代却无从记载，大概建于阆中史前时期。阆中有连续记载的历史是从周显王三十九年（即公元前330年）巴国迁都阆中时开始的。此前还有一段模糊史时期，即《阆中县志》所说的：“周初，阆中为巴子国别都”时期。再往前，可称为阆中史前时期。
四川阆中彭城镇曾出土一件虎纹铜钺，如图14—3，铜钺原是一种兵器，后也用作王族的仪仗礼器，虎纹则是铜钺的主人的氏族图腾标志。虎纹铜钺应当是开明氏的遗物，因为开明氏是以虎为图腾的。
图14—3 阆中彭城坝出土的虎纹铜钺
(图片来自《阆中招商网》)
四川阆中的虎纹铜钺还表明开明氏来自晋南昆仑山。而阆中有许多地名竟也与《海内西经》中的开明氏祖居地昆仑山上的地名完全一样。如《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曾守之。”《尔雅〈释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阆中也有琳琅山，也有九井。《咸丰阆中县志》说：“琳琅山与文城山近，山有九井，分流溅石，幽若振珮。”所谓“九井”，前面己说了，即“开”字，这与水井毫不相干。琳琅山有九井，意即琳琅山有开明氏。《水经〈河水篇〉》：“河水又南，谷水注之”注曰：“水出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注之。”水出于三累山，其山层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尔雅》：“山三成为昆丘，斯山昆丘乎？《水经注》的作者疑三危山即昆丘，且不论其说正确与否，但却指明了梁山、灵山在昆仑山上。阆中也有梁山、灵山。《阆中县志》：“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上有龙女穴，唐天宝六年赐名仙穴山，即今之梁山也。”《山海经〈西山经〉》说：“玉山，西王母所居也。”阆中灵城山背后就是玉台观。杜甫曾游并作诗两首，其一曰：
中天积翠玉台遥，
上帝高居绛节朝。
遂有冯夷来击鼓，
始知嬴女善吹箫。
江光隐见鼋鼍窟,
石势参差乌鹊桥。
更肯红颜生羽翼，
便应黄发老鱼櫵。
《方舆胜览》云：“玉台观在阆中城北七里，唐滕王尝游，有亭及墓。”《海外西经》中巫咸国条中有“葆山”之名，巫咸国也在昆仑山，咸巫国的葆山也当在昆仑山。而阆中也有葆山，地离灵城岩不远。《水经·河水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间，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 天下相同之地名多矣，唯独阆中之名从古至今只此一处，又是十分古奥。《太平球宇记》释阆中之名说：“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旧唐书〈地理志〉》说：“阆水行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这些说法恐怕未必正确，因为天下四面围山或三面环水的地方很多，恐不足为阆中得名之原由。
我考阆中之得名，大抵与阆国有关。可能是因为阆中城位于阆国之中央而得名。在巴国都阆中之前，今阆中境内还有几个部落小国。即阆国、奉国、充国等。阆国所在地即今阆中市及其周围，《郡国志》云：“阆国即蜀之阆中。” 《姓考》云：“伏羲之裔国于阆，因氏。”奉国在今阆中市老覌（鹳）镇；充国在今天宮乡西河塘村。上古皆小国寡民，这几个小国可能是阆中史前时期巴国的附属国。正如蒙文通先生论述的那样：“古代的巴蜀两国，不是两个单一的、独立的小国。而是四五十个，乃至数百个小国联盟中的雄长与霸君。”［14 ］
如同巴中县之得名是因它地处三巴之中央一样，阆中城位于阆国之中央而得名。在随朝，阆中还称阆内县，即阆国之内里，阆内与阆中都是阆国之中央的意思，这证明笔者对阆中的得名的推测是有充分的依据的。
而阆国之得名，大概又缘之于昆仑山阆风。《淮南子〈地形训〉》：“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昆仑之上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久，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古人有族迁名随之习俗，阆风和九井、琳琅山、灵山、梁山、玉山、葆山等地名一起，都是开明氏从昆仑山搬来的。前人大概也注意到了阆中之名与昆仑山的关系，曾在阆中西郊修建了阆风亭（久废）。
人们对晚蜀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楚文化风貌感到困惑。因为开明氏鳖灵若为荆人，荆楚同为一族，在“巴楚数相攻伐”的情况下，楚人的一支开明氏是不可能越过三峡的巴国在西蜀建立起一个政权的。由于阆中灵城为开明氏鳖灵故地的现象被揭示，此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开明氏用不着从巴地长江三峡入蜀，而是从川北阆中入蜀。开明氏蜀国与楚文化一致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本是同根生的缘故。
五、开明氏曾是彭国人
《蜀志》说“荊州有一人，化从井中出，名鳖灵。”人们都惑于这个“化”字和“井”字。人怎能随意变化？又怎能从井中冒出来？这不是神话吗？上古之人生产力低下，打井取水实属不易，多饮用天然水源。所以初民并无“水井”的概念。乙亥鼎铭文中有一“井”字，《金文编》释为井方。为氏族方国，不是水井之井。字象灌木丛生状，当为荆字初文，后为水井之井所夺，加上草头变成“荆”字，加上邑旁为城邦“邢。”“化”即转化。“鳖灵化从井中出”即鳖灵是从荆人氏族中转化出来的。
鳖灵是由荊人转化为彭国人的。陈明远先生编写的《中国姓氏大全》引钱明逸《姓纂》云：“开姓源于周代的卫国公子开方。”而卫姓又源于夏代韦（韋）姓。《路史·后纪八》载：“夏之中兴。别封其（彭祖）孙元哲于韦、是为豕韦，迭为夏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说：“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城是也。”所以《风俗通》云：“彭子受封豕韦，苗裔以国为氏。”豕韦氏和大彭氏都曾是中原强盛一时的伯（霸）主，后来商王武丁灭大彭，商汤灭韦。韦亡国后，韦氏族仍受到迫害。后来韦人又被商统治者役使为奴隶，被迫筑城守城，这部分从事守卫的韋人就是后来的衛人。［15］ 豕韦所在地，据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
《续汉书〈郡国志〉》注：“黄帝推分星次，……曰豕韦之次。今卫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元度。”正是春秋卫国之地，也即夏伐豕韦之地。中原的开姓是彭人的子孙豕韦之后的卫国开方（井方）人。直捷地说，开姓是彭人。因开明氏与开姓同源，因此，也可以认为，开明氏是彭国人，至少是彭国的一部族。开明氏是彭族的子孙——豕韦氏的后代的衛国开方人。
再从秦灭蜀之战中，也可以看出开明氏蜀王是彭国人。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文王时，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兵从金牛道伐蜀。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一带）与秦军决战失败后，逃到武阳（今彭山县东）。为秦军所杀。蜀太子率领残部退守逢乡白鹿山（今彭县西北）。彭县和彭山县都是彭国老巢。如果开明氏蜀王、蜀太子不是彭国人，岂会（敢）退守彭国老巢？
再从彭县文联编印的《四川民间文学资料〈彭县集成卷〉》中收集的一篇〈鳖灵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开明氏是彭国人。
故事说，杜宇40岁时才得一儿子，在儿子出生前，杜宇请巫师占卜，显示出不吉利的长蛇。生后杜宇便将其用丝绢包了甩在湔江里，被一团鱼（即鳖）驮走后，遇一打鱼人救起，取名为“鳖灵”。鳖灵长大后，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做了彭国国王，后又治服了蜀国的人面鱼身的吃人怪物赤，当了蜀国的宰相。后来又遇到孽龙堵塞天彭门，企图水淹都城瞿上，把瞿上变成龙窝。结果被鳖灵斩杀。后来又受杜宇指派，成功地治理了郫邑的水患。杜宇老了，想把王位传给鳖灵，大臣们都不依，说：“鳖灵本是彭国人，咋能当蜀国的国王呢？”杜宇说服了大家，但大臣丹和不服，趁鳖灵在庙里祭祖时放火烧庙。鳖灵骑着开明兽冲出火海，丢了块丝绢给丹和，丹和一看正是25年前杜宇甩在湔江里的婴儿身上的东西。于是丹和遵杜宇之命，请回鳖灵当蜀王，鳖灵为报开明兽的救命之恩，便定国号为“开明。”
故事中“九头虎”是开明氏的图腾，开明氏以虎为图腾。所以，称之为“开明兽。” 这故事虽是民间文学，但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内容大都可以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中得到印证。如：“当了蜀国的宰相”，“杜宇让位给鳖灵”，皆可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找到记载。而“九头虎开明兽”、“人面鱼身的怪物赤 ”又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脚本，尽管它有不雅训的地方，但不同于小说和神话故事。丹和与赤 都实有其人。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一书中就收录有赤 象（见图14—4）。丹和之名则见于《史记》。秦惠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已成为秦王朝的诸侯的蜀侯通与蜀相陈壮合谋，联络已逃窜到云南姚安的前蜀国大臣丹和黎发动叛乱。秦王朝对这次叛乱进行了镇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史记〈秦本记〉》：“（武主元年）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 所以，《鳖灵的故事》应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
图14—4 人面魚身的赤 象
（陶思炎《中国鱼文化》）
《蜀王本纪》并非一人一时完成的，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就历叙与《蜀纪》有关的作者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雄字子云）、阳城子云、郑伯邑、伊彭城、谯常侍、任给事，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因此，《蜀王本纪》的原始资料就有可能流传民间。“鳖灵的故事”有众多的人物，却没有差错，连赤 的“ ”字是鱼旁都显示出来了。因此《鳖灵的故事》不仅是口头文学，而且可能是留传下来的书面史料。
这则故事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1、“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一句还说明开明氏是彭国的下属部族。2、故事中的杜宇、开明政权的和平过渡证实了《蜀王本纪》的“禅让说”的可靠性。3、由此还澄清了一个大疑案，即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性质问题。人们对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性质提出了多种解释，但大都矛盾，抵触，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说它是祭祀坑，当不该砸毁宗庙重器，且国力也难以承受。砸毁的神树等圣物，也为祭祀习俗所不许；说是燎祭的结果，坑壁又未见烟熏痕迹；说它是墓葬，又未见尸骨；说它是窖藏，又不该折打火烧；说它是陪葬坑，附近又未发现大墓；还有几说，也很牵强。现在，有了“鳖灵的故事”一文，两坑的性质可以说是真象大白了。原来，这两坑器物有烧过的痕迹、是蜀国大臣丹和烧庙所为。而并非‘燎祭’的结果。这两坑中出现的祭法中的燎祭和掩埋不能混用的现象因此也得到合理的解释。坑内为非生产、生活、战争中的实用物，而是被烧的宗庙神器和礼器也得到合理解释。因此，这两坑的性质应定为“宗庙损毁物掩埋坑”，简称掩埋坑。诚然，掩埋时也有祭祀行为，但这种祭祀行为是为掩埋服务的，不是事件的主体。因此不能称作祭祀坑。
那么，作为荆人族裔的开明氏又怎么成了彭国人呢？这可能与《竹书纪年》：“夏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伐荆，荆降”有关。或与殷高宗武丁伐荆楚，即《诗经》里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有关。楚人同样受到攻伐，却顽固不化，荆人气节不保，“遂降”，战败的荆人就只有归化到胜利者的部族——彭族中去了。
商王河亶甲时，豕韦氏和大彭氏曾被商王派去征伐班方，平定姺人的叛乱。商王能派彭人攻伐班方，也就能派彭人攻伐荆楚。受到攻伐的荆人一部份“化”到彭族去了，其子孙后来成为开方。《蜀王本纪》在叙述各代蜀王事迹之后，又捎带了一句说：“化民往往复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投降转化为别的民族的有些人往往又重新‘反正’回到本民族。”鳖灵之荊族可能受到彭国的攻伐后，一部份荊人“化”为彭族。到川西后，在亲族楚人的协同下，夺取杜宇之蜀国政权成功后，便放弃彭国国号，又重新“反正”为荆人，高扬起“开明”的旗号。（而没有举起蜀国和彭国旗号）
从上面所述，开明氏的根都来自南方的荆人，又有北迁的经历。因此，开明氏既可称荊人，也可称为彭人。实则是荆人归附彭族后又反正的荊人，最终还是荊人。因此，可以视开明氏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氏族，即既不划入荊也不划入彭，按他们自己取的国号而定为开明族。这如同楚，楚也来之于荊而不称荊而名之为楚一样。
开明氏既为彭国之一部份，所以，开明氏往往与彭国相邻共处，在祖籍昆仑山是这样，在川西也是这样，在故地阆中更是如此。在开明氏的故地阆中灵城附近，有一条河叫东河，还叫宋江。宋江之名与彭国在中原的宋卫之地应有很大关系。《风俗通》说：“彭子受封豕韦，苗裔以国为氏。”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渭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 豕韦正是宋地，彭人及开明氏在中原居宋地，所以，他们到阆中后，也把新住地的河命名为宋江水。
阆中市是具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被国务院命名为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古城。其实，在阆中市南15公里处嘉陵江畔，有一座更为古老的城——彭城镇。
1979年3月至5月，重庆博物馆与南充地区文化局组成“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队，在彭城公社1大队2小队发现战国到汉能代遗址一处。遗址地处嘉陵江右岸台地上，距江面50米。台地高10米左右，阆（中）南（充）公路纵贯其中。遗址长达1公里，宽100米，文化层厚约50厘米，上距地表50厘米。在断层上遗址暴露很充分。并采集到数件甑、盆、罐、陶片。” [16] 1979年的考古调查，证实了古代彭城的存在。
彭城现在只是一个乡级小镇。区区一乡，何以称城？其名从何而来？遍查史志，从巴国到民国，都无彭城建县建州的记载。说明彭城和灵城一样，只能建于阆中史前时期。因为阆中从周初建巴国别都以来都有记载。不可能把彭城的行政建制漏掉。看来，阆中彭城确应出现于阆中史前时期，即巴建别都于阆中的周初之前。
彭城之名只见于县志，但彭道将池之名却见于《汉志》。《汉书〈地理志〉》上却有阆中“彭道将池，彭道鱼池”地名的记载。可见彭城这一地名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十分古老。《汉书。地理志》：“县有彭道将池。”《文纬书谶》云：“巴西郡治，有彭池大泽。”《阆中县志》云： “南池在高祖旁，东西四里，南北八里，彭道将池在县南十五里，今之七里坝也。坝在四山之中，横阔七里，故有是名。自汉自唐，堰大斗小，斗之水灌田，后堰坏遂成平陆。”《县志》引《汉志》注云：“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又，彭道将池即南池，鱼池即郭池。”地处南池的高祖庙又称高帝庙和汉王庙，是邑人范目为纪念汉高祖刘邦所建。楚汉相争时，刘邦被封为汉王，王汉中兼领巴蜀。阆中人范目说动刘邦，组织了七千人的劲旅，支持刘邦平定关中，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刘邦采用韩信的计谋，在阴平明修栈道，由范目为前锋，刘邦亲率大军暗渡陈仓，突袭咸阳，横扫八百里秦川，平定三秦。范目因此立下赫赫战功，屡次封侯。《阆中县志》有记载：“范目，阆中人，有恩信方略，知高帝必定天下，说帝募发赛民共定秦。率七姓为前锋，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候，帝将讨关东，赛民皆思归，帝嘉其功，遂听还巴。”在战场上，范目军使用了“武王伐纣之歌”。《华阳国志》、《阆中县志》都有记载：“阆中有渝水，赛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渭巴渝舞也。”从范目衣锦还乡在西堰山立帝庙可知，范目确为阆中人。西堰山即彭道山，今称杨家山。汉王庙遗址在今阆中市七里镇千鹤村六社杨家山下，东有三八水库。水库“涵洞右边土山峰上有禹王观，左边有汉王庙、范三侯故居遗址、南池新亭碑。”［17 ］ 笔者曾实地考察南池时，所见都是一大片平展展的稻田，阡陌村舍相连。在南池旁山脚下的一块包谷地里，村民尚能指认汉王庙遗址。说是种地时，残砖碎瓦特别多。遗址处有一水井，水特盛。南池早已干涸成为平陆，重要的是有赖这二池保留下来了“彭道”这一古地名。
“彭道”这一地名从何而来？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的解释是：“《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县〉》有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两句，一般未加注意。我考二池遗迹（今缘江水深蚀湮灭），皆在县城附近。同名‘彭道’，是何取义，殊值研究。秦汉地名称道者，皆是夷落所在。……疑此原是彭夷故道，秦据汉中时开，故曰彭道。”任先生将“彭道”解释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单位“夷落”，可能失误。故然，按汉制“（县）有蛮夷曰道。”[18] 但彭人来自先进的中原，并非蛮夷之族。另外，在阆中的历史沿革中，从未设置过“彭道”，否则，各史志能不志？因此，“彭道”，决非蛮夷的行政单位。我猜测“彭道”二字可能是取义于“彭道山”，即现在的所谓西堰山。因彭道将池、彭道鱼池位于彭道山下，二池才以山得名。时间久了，彭道山被人遗忘，彭道将池，彭道鱼池却留传下来了。
彭道山之得名又是因为此山可能是彭人的道山的缘故。《辞海》对“道山”的解释是：“传说中的仙山，旧时因称人死为归道山。”范目封侯荣归故里后，曾在彭道山立帝庙。这表明了彭道山在范目心中的崇高地位和范目首丘仙山的动机。范目尊崇彭道山，这为彭道山是仙山提供了一条旁证。彭道山如为彭人仙山，彭国王必葬其山，所以彭道山可能是彭国的王陵。彭城可以因国破而名衰，但彭道山却不受政治变更的影响，保持了长久的兴盛，成为当时人们朝拜的胜地。直到唐代，杜甫、陆游都曾来此旅游揽胜。杜甫有《南池》诗道：
峥嵘巴阆间，所向尽山谷。
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
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
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
陆游也有《南池》诗，后两句是：
陂复岂惟民足食，渠成终助霸图雄。
眼前碌碌谁知此，漫走丛祠乞岁丰。
从陆游诗中的“漫走丛祠”一句可以知道彭道山上的祠庙很多，由杜甫诗中的“终朝走巫祝”一句可以看出彭道山香火之盛，若非王陵，能有如此侈豪？至于任乃强先生把二池考定在今“县城附近”，被嘉陵江水“深蚀湮灭”，这显然是错误的。从前面杜甫的《南池》诗中得知，杜甫还亲眼看见过（“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而且就在“城南十余里西堰山下”的高帝庙旁（“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还有《汉书〈地理志〉》，《阆中县志》都有记载，这二池即今七里坝，现在己成为阆中市新区。应是不争之实。
阆中之彭国来自哪里？从彭人与开明氏长期共邻的关系来看，应该是与开明氏一起，都来自昆仑山，即来之昆仑山的巫彭。后来彭人从晋南昆仑山西迁关中，即《尚书〈伪孔传〉》、《尚书敷古》、《史记〈周本纪集解〉》等古籍所说 “卢彭在西北”之彭。西北之谓大约是指周伐纣出师地岐山的西北，即今甘肃的彭阳一带。我早先曾发表文章，认为参加武王伐纣之彭在四川阆中，［19］ 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应该修正为：阆中彭城是参加武王伐纣之彭的后裔所建。是他们在关中彭阳的祖先参加了武王代纣之战。其理由是：一，关中古有蜀、彭、卢、眉、樊等国，他们离周都岐山近，且符合《尚书〈牧誓〉》中的“西土之人”。二、古代交通极不发达，川西彭县、川北阆中彭城的军队在商周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到达中原前线参战的。三、最重要的是，在陕而扶风出土了一批微史家族的铜器，从其中史墙盘的铭文得知，墙的家族原是微人，其高祖在武王克商以后来见武王，并在周定居下来，世代为周的史官。微是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既然牧誓八国之一的微国在关中，那么，与牧誓同乡、同战的彭国也必定在关中。
阆中彭城埧出土的虎纹铜钺应当是开明氏的遗物而不是彭人的遗物，因为开明氏是以虎为图腾。彭族的图腾是螃蟹。彭即蟛，蟛蟹即螃蟹。正如前面引用的《鳖灵的故事》中所说的开明氏是属于彭国的一部份，这个时期的鳖灵大概还没有“征服彭国的开明兽，”也还没有“做彭国的国王。”他们还各自为政。
彭国、开明氏都先于巴人到达阆中。虽然巴国在周初把别都建在阆中，但巴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还在长江三峡。因为据《左传》记载：“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说明彭国和开明氏到达阆中五百多年，又早已离开了阆中后，巴人活动的中心还在长江三峡。
开明氏和彭国在阆中的年代不是很久。如果把彭国和开明氏的迁徒路线划定为晋南昆仑山——陕西彭阳——四川阆中——四川彭县的话，那么，他们在阆中待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彭国商未在关中参加了武王伐纣之战，而周初又在彭县建天彭国。周有天下800多年，“周初”，这个时间概念是很模糊的，周朝前100年都可以称作“周初。”彭人及开明氏在阆中活动的年代就是：商末彭在关中随周伐纣之后到周初彭在四川建天彭国之前这一段时间。这也是阆中彭城遗址的年代。
六、开明氏的兴亡
彭国和开明氏离开阆中的时间大约在周初，即巴国在阆中建立别都的时候。因为比彭国强大的巴国的到来对彭国不利，一国难容二主，所以，彭国被迫西迁。这就是彭国从阆中神秘消失的原因。阆中之彭国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震动了世界。遗址的年代可划分为一、二、三、四个历史时期，［20］ 第四期大致在商未周初。第四期遗址开始出现青铜器，其工艺之精美可与中原青铜器比肩。但中原的青铜文化是用了三千年的文明史孕育而成的（从半坡村原始文字到商未三千年），而地处蛮夷之地的蜀国，何以直线上升到青铜文化的高峰？谁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人？至今没有结果。
如果把阆中之彭国从周初迁彭县的因素放进去思考的话，则豁然开朗。正是阆中之彭国迁彭县后，在三星堆的废墟上建立起“天彭国”，才创造了三星堆第四期文化。据《光绪彭县志》载，周初，彭县建天彭国，据《民国阆中县志》载：“周初，阆中为巴子国别都。”周初发生在阆中和彭县的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彭县的天彭国是由阆中的彭国迁去的。开明氏为彭国的一部份，也必然随同西迁。《鳖灵的故事》中有湔江即证明故事的发生地在川西彭县一带。《水经注》也说“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汶山即岷山，今成都平原以西的龙门山为岷山余脉。鳖令到达的地方应在川西平原，具体地方应即龙门山下的三星堆。当时鳖灵之族还不叫蜀人，也不叫荆人，而叫彭人。
1959年，在四川彭县竹瓦村发现一青铜器窖藏，其中有两件铜觯上的氏族徽号亦曾见于殷墟所出铜器上，徐中舒先生认为它们“必为战利品或周王颁赐的掳获物。”［ 21］ 此说得到公认。铜觯在彭县的境内发现，竹瓦村紧靠三星堆。竹瓦村应当在彭王畿之内，此铜觯可能为彭王室所有。这既说明三星堆确实是彭国国都，也说明彭人是三星堆四期文化的主人。
春秋中叶的蜀都已不在三星堆了，因为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这时的杜宇之蜀国可能已从三星堆 “移治郫邑”了。《蜀王本纪》也说：“望帝积百余岁。荆州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郫邑即今郫县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所在的府河古称郫江，这里又地处郫县之旁，金沙遗址肯定就是古蜀望帝之郫邑。杜宇为蒲卑氏族，是蒲族与卑族（鼻族）即大象族的复合族，象族以大象为图腾物。所以在三星堆和金沙遗中都发现有大量的象牙，这是蒲卑氏祭祀用的。开明氏取代杜宇大约就发生在这里。因为鳖灵是“至郫，遂活”的。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成都地区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十多件生动逼真的石虎，神形兼备，工艺精美，堪称商周时期石雕艺术作品中的杰作。其实，它不仅仅是艺术品，最主要，它还应该是开明氏族的虎图腾。杜宇王蜀后，大力发展生产，治水是其第一要务。据《华阳国志·蜀志》：“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读史方舆纪要》卷67说：“（金堂）县东二十里，两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4记有开明在金堂峡治水的遗迹：“憋灵迹在金堂峡南岸，去怀安军二十余里，石门有巨迹长三、四尺，旁大刻鳖灵迹三字。”
《四川通志金堂采访录〈祀典志〉》引《明蜀书〈图经志〉》：“（金堂峡）崖上为祀鳖灵祠。”《金堂采访录〈祀典志〉》又言：“唐初封金水之神，建庙金堂峡口。有象三，狰狞状恶，可畏。……考其狰狞可怖者，谓为蜀相鳖灵也。”玉垒山和金堂峡离郫邑都很近，作为蜀相的鳖灵在这里治水才有可能。所以，开明氏取代杜宇王蜀的发生地应该是在郫邑——今天的金沙遗址。
据《路史〈余论〉》记载，开明氏王蜀十一世。《华阳国志》记载说是十二世，共350年。若依每世平均30年计，《路史》的记载与《华阳国志》所载相近。350年是比较准确的。蜀国亡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按此推算，开明氏鳖灵于公元前666年在川西蜀都郫邑称帝，实值春秋中叶。
鳖灵称帝时，巴国的别都还在阆中，巴国的活动中心仍然还在长江三峡。因这期间，巴楚还在互相攻伐。开明氏在西蜀称帝300多年后，巴国才把首都迁阆中。
还有川南及贵州有地方名称“鳖水”，这也是开明氏族活动过的地方。荆楚完全可能由川南、黔北移民入川，对川西杜宇之蜀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所以，这时的杜宇只能“委国而去”，隐逸西山了。
开明氏虽称国号“开明”，但外界却仍以“蜀国”视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有矣，王将得蜀土地。’”
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王者皆称开明帝，有史可稽的只有五帝。即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芦子霸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君开明立（原文为位，依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改），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又，《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云：“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路史〈余论〉》记载最后一世名为芦子霸王。
经过350年的经营，开明氏王朝曾为蜀国最鼎盛时代，疆域也大为扩张，北面，“卢帝攻秦至雍。”[22] 雍在今陕西凤翔附近，曾经是秦的国都。南面，“（保子）帝攻青衣，雄长獠棘。”[23] 青衣在今乐山和宜宾一带，地接云南。
开明氏蜀国虽也逞强一时，但毕竟地处西僻，人口不多，且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而北边的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推行改革政策，大力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实行废分封、设郡县，由于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国力大增，由过去的一个贫弱的周朝附庸国一跃而成为“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的强国。在此基础上，秦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经过朝廷激烈的争论，秦王采纳了司马错先伐蜀的主张。于公元前316年秋，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兵从金牛道伐蜀。末代蜀王在葭萌（四川广元市昭化镇一带）与秦军决战，秦军“如豺狼逐群羊”，蜀军战败退到武阳，蜀王为秦军杀，蜀太子率领残部退守白鹿山（今彭县西北），也被消灭。至此，开明氏蜀国完全灭亡。
注释：
[1] [6] 李晓鸥.蜀开明族文化性质初探[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73。
[2] 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51。
[3]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72。
[4] 孙华。蜀人渊源考[J]。四川文物，1990，4、5。
[5] 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J]。江汉论坛，1981（5）。
[7]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J]。文物，1981（6）。
[8] 冯广宏。洪水传说与鳖灵治水[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286页。
[9] 冯广宏。开明名号考辨[J]。成都文物，1991（4）。
[10]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76。
[11] 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三）〉[J]。文史杂志，2004（3）。
[12] 何光岳。楚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3] 山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公室编。山西省地图册[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1。
[14 ]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
[15] 何光岳。楚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6] 南充地区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纪实[M]。1979,5.
[17] 马功德。伏羲女娲出生地探微[M]。内部出版，川南新內字（2002）第74号。2002，73.
[18]《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M]。
[19] 伏元杰。武王伐纣之彭国考[J]。四川文物，1998（1）。
[20] 李复华、王家佑。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74。
[21 ]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
[22 ] [2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6:59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转帖：伏羲的传说与考古学观察
伏羲出生于天水的记载在很多古史中言之凿凿，并为学界所认同，因此，伏羲氏族首先发祥于天水的渭水流域，并在天水发展壮大。通过伏羲传说并结合天水史前考古资料，我们能看到许多伏羲氏族的历史痕迹。另据《竹书纪年·太昊庖羲氏》载太昊伏羲氏“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以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谓龙师而龙名”。说明伏羲氏族是一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较大的部落，并以龙为氏族图腾。而目前天水已发现的39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已表明，在距今大约8300年到4000年之间，天水渭河及其支流籍河、榜沙河、葫芦河及其西汉水两岸的广大地区，确曾星罗棋布似的聚居着很多原始氏族，存在着一支较大的部落，这在考古学资料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出现了较大的聚落遗存。经科学考古发掘，天水大地湾、师赵村两处新石器遗址就存在着由各种建筑物结合在一起，加上葬地、防护设施等构成的聚落，尤其是大地湾遗址F901，房址面积290平方米，为多间式，前有辉煌的殿堂，后有居室，左右各有厢房。这座房子前面有广场，广场上立两排柱子，这些桩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或部落的图腾柱[5]。 F901大房子显然是氏部部落集体活动的场所。
天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考古发掘证实，先民们以氏族聚落的形式散居在渭水支流及其河谷两岸的台地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学分析，各文化之间前后相接，连续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文明成就达到较高水平，主要是我国原始农业开始兴起，渔猎畜牧经济长足发展，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彩陶艺术高度繁荣，产生了雕塑、绘画等原始艺术和作为文字雏形的刻划符号，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原始建筑技术日益提高，图腾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萌芽，等等。这些文明成就有很多和伏羲传说的文化内涵相统一，鉴于此，所以曾长期从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社科院专家研究认为：“天水和伏羲的关系亦揭示在史前时期，天水已是先民开拓发达的地区”[17]。要想探讨伏羲氏族首先要追溯伏羲氏的源头华胥氏族的分布，有专家认为：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和陕西、陇东的老官台文化是华胥部落文化[18]。以上三个考古学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基本相近，大约为公元前5800—前5000多年，而且文化面貌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是基本上同时并存和发展于不同地域内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西及甘肃陇东地区，东到陕豫接壤地带，西南可达丹江上游的一些地区。老官台文化包含大地湾一期和北首岭下层，大地湾一期遗存应属于老官台文化的偏早阶段。随着大地湾一期遗存的破土问世，学术界有时将“老官台文化”直接称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一期的碳测年代为距今8220—7350，除了大地湾遗址外，1983年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相继发现了同类遗址，而师赵村一期、西山坪二期为前仰韶向“仰韶”文化的过渡阶段，相当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大地湾一期是我国分布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师赵村一期文化类型是由大地湾一期发展而来，是大地湾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华胥部落的文化特征在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有一定反映，根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华胥”之“华”是野生麦——莱，在商周金文、甲骨文中如下各字“ ”音莱，“ ”意为采麦籽以食等，俱与华同，那么华胥实际上就是莱胥，金文中的莱作一株上穗三歧或五歧，籽实像小铃铛似的挂在穗端，这正是野生麦的特征[19]。大地湾一期遗存出土我国最早黍子植物种子和油菜籽，并且在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彩绘有类似生长植物丫形纹， 形纹，它们既象麦的形状，又与后来甲骨文中的“莱”字相似。另外大地湾一期遗存反映出来的居无定所的渔猎经济形态，也与华胥氏族游牧流动的生活写照相符。因此，大地湾文化的氏族部落可能就是华胥氏族西迁的分支，这支部落在大地湾一期和师赵村一期社会发展的基础，直接孕育了伏羲氏族。
在天水史前文化中，大地湾仰韶文化是继师赵村一期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大地湾仰韶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六千年左右，中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000—5900年之间，晚期相当于西王村类型，距今约4900—5500年。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类型。但是，大地湾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认为，石岭下类型属于仰韶晚期范畴，距今5800—5000年[20]。如果将考古发现同传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则可以看出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同伏羲氏族的历史传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第一，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仓（现陕西宝鸡），最后定都陈地（现河南淮阳），而这一地区恰恰处于黄河中游，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把伏羲氏族的考古学文化与仰韶文化相联系与伏羲传说的主要分布地域相吻合。另外，石岭下类型主要起源和分布于天水，是天水地区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加之，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时代相当，内涵基本相同，与伏羲传说的时代特征相符。
第二，从经济形态上分析，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类型既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一定的狩猎工具，灰坑中包含有大量兽骨、猪骨，可以看出，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驯养家畜已占有相当比例[21]，这与伏羲从事渔猎畜牧，发展农业生产的传说相合。
第三，相传伏羲制嫁娶，确立了婚姻礼制。大地湾第九发掘区仰韶晚期遗存的灰坑H831中，出土了一件人头陶塑的器口。该器物口部三等分，分别雕塑了两个成年男女和一个小孩的人面像，这是原始社会家庭组合体形式的一种反映[22]。从房屋布局来看，仰韶晚期以面积为20平方米的较小型房屋为主体，没有典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中心建筑及围绕中心的布局形式，基本生活单位似是一夫一妻制家庭[23]。
第四，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以龙为图腾。天水武山傅家门遗址和甘谷西坪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二件人面鲵鱼纹陶瓶，该纹饰头部圆形，额部中间绘有十字纹，两眼圆睁，大嘴露出板状牙齿，颈部为“U”形纹，腹部网纹。前肢很短，具有四趾。型体呈斜“U”形，实是人面蛇身纹，它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图，代表伏羲的形象[24]。
第五，伏羲“始画八卦”，“创立占筮之法”。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房址和窖穴内出土6块卜骨，这些卜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符号简单，可能用石制尖状器刻划而成，卜骨上面阴刻符号和灼痕，符号有“ 二”形“1”形和“S”形，它们分别与八卦中的阳爻“一”、阴爻“— —”以及太极图形相似，这些卜骨也表明早在距今约5600年的石岭下类型就出现了占卜习俗[25]。
第六，伏羲氏为“风姓”，“风”从鸟。而鸟纹是石岭下类型彩陶的主体纹饰，鸟为该氏族的图腾，那么伏羲“风姓”可能与石岭下氏族的鸟图腾有某些亲缘关系。
第七，根据专家研究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伏羲氏族属于古羌部落（26）。而天水石岭下类型的墓葬，周围置放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块，这种习俗延续至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这种习俗属于一种白石崇拜的宗教信仰。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种习俗是古羌族和藏族的习俗[27]。
第八，伏羲命大庭氏造屋庐，改善居室。目前从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的F901和F405两座大房址在同期是极其罕见的。F901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以长方形的主室为中心，两侧扩展为与主室相通的东西侧室，主室后面有后室，主室前面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广场，其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繁杂严谨的大型建筑群体，该建筑被认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殿堂。F405大房址，占地面积27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其结构复杂，面积宏大，气势雄伟，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雏形。
基于以上理由，因此，我们认为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就是伏羲氏族的原始文化。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7: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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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大地湾人
汪国富
众所周知，古秦州天水，有陇上“小江南”的美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称。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们勤劳、智慧、勇敢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保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迹、遗物，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光辉篇章中重要的一页。1992年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天水时挥笔写下了“羲皇故里”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天水境内的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地下文物，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这一不可辩驳的史实。
相传，三皇之首的伏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就出生在古成纪（今天水一带）。关于伏羲的传说，多种史籍都有记载。但古籍中记载比较完整的是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太嗥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与是始制嫁聚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之充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段话不仅包含了后人对伏羲这位“人文初祖”的诞生及诸多贡献的赞颂之情，而且透露了黄河流域远古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具体情景。所谓其“母曰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实际上是当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蛇身人首”，“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实为伏羲氏族崇拜的龙蛇图腾。至今海内外华人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称为龙的子孙，奉伏羲为百王之先，盖出于此。因此，天水很自然就是龙文化的故乡。“始画八卦”，是伏羲氏.用八种符号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概括，后经文王、孔子等人的演绎，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形成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周易》哲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标志着伏羲时代人们已开始创制文字，准备接受文明的洗礼，告别结绳记事的历史。“始制嫁聚以俪皮为礼”，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还依赖于渔猎。“养牺牲以充庖厨”，说明当时至少已有了初步的牲畜饲养或畜牧业。如果我们剥去其神话的外衣，考察其真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它所反映的时代和生活情景同大地湾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情景何等相似。
另外，与天水远古文化有关的还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于縆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这就是说，女娲用黄土造人，大地上出现了成群的聪明、有智慧的少男少女们。但这工作毕竟太辛苦了，时间一久女娲精疲力尽，于是她用藤条做了一条粗壮的绳子，将它放在泥水里一搅，试着用力一甩，那一些溅落在地上的小泥点也变成了平庸、很普通的小人物。这则神话故事是我们的祖先对于人类起源的一种解释。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伟大的女神，人类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母亲。近些年来，天水境内的秦安大地湾、寺嘴，甘谷西坪等地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彩陶人形瓶，也许正是这些精美的人形艺术品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酋长带领氏族成员精心制作的，制作出来以后又把它看作与真人一样有灵性的神物以作特殊用途，后来才演化出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如今的天水是海内外知名的“羲皇故里”，市区内有全国规模最大、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重修伏羲庙建筑群。往北20公里渭水与葫芦河交汇处是著名的卦台山，相传为伏羲象法天地的画卦之处。秦安县北不足50公里的陇城镇，存有女娲祠与伏羲风姓命名的风谷、风台、风莹古地名；有娲皇、凤尾，龙泉古村名。相传女娲生于凤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莹。风沟至今有一深不见底的洞穴，人称“女娲洞”。据明《秦安志》记载：“陇成镇之北山，有建于汉代以前的女娲祠”。清《甘肃新通志》也有详细记载。镇之北街，曾建有一座构造精美的“娲皇故里”牌坊。城之北门外，有一口水势旺盛的大泉，世称“龙泉”，传说是女娲抟土造人的用水之泉。在与陇城镇四周相望的众山中，有些山冠以龙、凤、蛇、八卦之类的名称，至今沿用。城东有龙山和八卦山，南有凤尾山和龙头山，西有九龙山和长虫梁，北有龙泉山、凤台粱和八卦顶。其八卦顶和长虫粱南北隔清水河相望，闻名于世的大地湾遗址就分布在长虫粱的缓山坡及山下的二、三级台地上。她东与龙头山相接，南与九龙山相连，西与雁掌坪遗址（仰韶文化）相邻，北与八卦顶南北相对峙，著名的王家阴洼遗址（仰韶文化）紧挨八卦顶之后。面对荣获我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大地湾遗址及其出土的上万件文物，自然引起了我们对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和地下文物的种种联想。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因其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而享誉考古界，经碳14年代测定，遗存距今约8000年——4800年，上下跨越3000余年，最早的遗存比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还要早1000余年，被我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小太阳”。大地湾文化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收获之一，特别是大地湾一期彩陶的发现，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文化，它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至距今8000年，这充分说明我国黄河流域的秦州大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同时，在一期文化彩陶钵口沿内和部分彩陶片的内壁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红彩符号[1]，在二期文化彩陶钵口沿外宽带纹上发现有十余种刻划符号[2]，而二期文化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仰韶早期刻划符号又是何等相似。我认为，二期文化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仰韶早期刻划符号这两种符号都是一期文化彩绘符号的延续和发展，为研究古代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资料。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曾经对半坡出土的刻划符号撰文评论，他指出：“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3]。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也撰文曰：“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的口沿外，往往刻画着简单的文字。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4]。笔者则认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彩绘符号和二期文化刻划符号与八卦中记录占卜的符号是有相互联系的，很可能就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伏羲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禾本科的黍（糜子）[5]，说明大地湾先民在很久以前已过着定居而稳定的生活，改变了过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畜牧业亦同步发展。在一期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国内最早的用猪的下腭骨陪葬的习俗，说明在7000年——8000年间的大地湾先民对猪的饲养已经开始。在二期文化中出土了做工精美的骨鱼鳔和带有倒刺的骨鱼钩；在晚期遗址墓葬和地层中出土很多的猪骨，有的灰坑中出土的猪的个体达几十头之多，证明当时的饲养已成规模。难道这不是伏羲“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的佐证吗？
我总认为，伏羲、女娲不应是神话中的神，而应是氏族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伏羲应是父系氏族社会杰出的领袖，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女娲应是母系氏族社会杰出的人物代表，部落首领。大地湾二期文化（仰韶早期）出土了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弥足珍贵，堪称国宝，是一件中国最早的雕塑作品。它雕塑着一位雍容典雅、稳重端庄的女性形象（见图片四：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请看：距今6000年前的艺术家将人物面庞五官、发式纹理，巧置器口部位，着力雕塑刻画，耳鼻高耸如生，眼口镂刻传神，呈现出生动和自然，身段部位形体饱满而具张力。仔细观察，头的左右和后部披发，前额垂一排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都雕成洞穴，两耳各穿一孔，腹部以上施浅红色陶衣，黑彩，画三排孤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仿佛裹着的霓裳羽衣，美感和神秘感紧紧地咬合，交织出节奏和韵律。她应是母系氏族社会部落首领的象征，是母权制的产物。同时，她更应是女娲的化身。
那么，雄踞于大地湾遗址——长虫梁半山腰的原始宫殿遗址和附近出土的数件陶祖，应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父权制的象征。特别是F901遗址的发现，举世震惊。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原始宫殿，还开创了我国后世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引起国内外考古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一提的是在正殿内壁粉饰了一层混合石灰面装饰墙体，在居住面又粉饰一层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呈深灰色，做工很考究，工艺很精湛，经考证、打压测试，每平方厘米抗压120多公斤，经化验分析，其化学成份、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均相当于今之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最原始、最古老的混凝土，5000年前的人造水泥[6]。在正殿内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消防实例，即在殿内所有木柱子周围采用了用草拌泥裹柱子的防火措施，把我国的消防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同时，在水泥地面下铺设了15——20厘米厚的人造轻骨料防潮层建筑材料，这是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殿内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陶量具，有条形盘、有簸箕形器、有四扳带盖罐等一组4件，把我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3000多年。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很了不起的发现。而这时，应正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崩溃，父系氏族社会鼎盛的时期。最近，我们在F901宫殿遗址的周围经过详细调查又发现数座大型的宫殿遗址显露于崖面上，在仰韶晚期的大地湾四期文化时，长虫梁半山腰可谓宫殿林立。从已发掘的F400、F405、F901这三座宫殿遗址来看，F400、F405远不及F901的级别，尽管他们都有高达数百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柱子大且粗，全部采用防火措施处理，居住面下有铺垫的人造轻骨料防潮层建筑材料，而F400、F405地面则是料礓石白灰面，F901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泥地面，况且F901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陶量具，这是其它宫殿遗址无法比拟的。所以说，F901在其它宫殿中起到了统帅所有宫殿的作用。正如发掘报告中认为：它以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严谨的设计、精湛的技艺向我们展示了5000年前的先民们，在主要以石器作为工具的条件下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些成就不言而喻地表明仰韶晚期的生产力已达到相当水平，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可能已超越了母系氏族的阶段[7]。笔者认为：F901这座宫殿就是原始社会的“人民大会堂”，它是清水河沿岸仰韶文化晚期先民们的公共活动中心，也是大地湾四期文化时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宗教的中心、文化的中心……而这座宫殿的主人公非父系氏族社会的杰出领袖人物伏羲莫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年伏羲氏召集各个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酋长在这座神圣的大会堂里商讨耕作、渔猎、制陶、氏族发展之大计；在大会堂门外达千余平方米的原始社会的“天安门广场”上，各部落的居民代表都聚集于此，等待即将举行的某种祭祀活动、祈祷仪式或欢庆丰收、安排计划的动员大会……
纵观大地湾先民创造的人间奇迹和灿烂文化，无一不打上了伏羲、女娲的烙印。大地湾遗址的发掘，犹如打开了一扇现代人透视远古时代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勤劳智慧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大地湾遗址就象一部封尘千年的历史文献，记载着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征服自然的光辉篇章。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7: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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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大地湾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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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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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大地湾遗址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屡屡以其神秘的发现让世人注目。上世纪初，位于甘肃西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曾震惊海内外。而位于甘肃东部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被学术界评定为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大地湾遗址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一
渭河上游的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坐落在陇山西侧的葫芦河支流五营河与阎家沟小溪交汇处的第一、第二、第三级冲积台地上。这里南依山丘起伏的长虫梁，北临河水平缓西去的清水河，东起高崖沟，西至阎家沟。1958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了距今8000年到5000年的大地湾遗址。1978年以来，先后进行了两轮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4752平方米，约占遗址总面积的1.34％。然而，大地湾遗址刚打开大门，就有惊人的发现，为世人呈现出“一个远古文化遗存的巨大宝库”的景象。
就初步的发掘情况来看，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000多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发展史的“一块活化石”。长期从事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经过初步研究后认为，大地湾遗址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据考证，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8000年的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二
大地湾遗址五期文化遗存出土的文物，对研究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尤其是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性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在大地湾遗址 H398出土的炭化植物种籽，经鉴定是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我国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的，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由此可以说明，在7000多年前，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我国最早的粮食与油料作物的种植地，大地湾文化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
大地湾遗址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大地湾遗址迄今共发掘出4147件陶器，而且发现了35座用于制陶的窑址。其中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些陶器造型单一，陶片分层，色彩不均匀，显示当时制陶方法和烧制技术原始。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突飞猛进。二期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通高31.8厘米，瓶口是一个罕见的人头形状的雕塑，其形状象征一母腹，整件陶器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专家们确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同期还出土了一套成系列的彩陶圆底鱼纹盆，其花纹依时间顺序依次为写实的鱼纹、抽象的鱼纹和变形的鱼纹。其中一件鱼纹盆直径达51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直径最大的鱼纹盆。
考古工作者研究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和窑址等实物资料后发现，8000年前后的大地湾先民采用了一种“内模敷泥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制陶方法之一。大地湾出土彩陶，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到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时间，这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含有彩陶的两河流域的耶莫有文化与哈逊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也充分说明了我国黄河中、上游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大地湾陶器上的彩绘符号与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直线也有曲线，形状有竖道、箭头形、类 X形和植物关纹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画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有一些符号与半坡符号基本一样。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已故著名学者郭沫若生前就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用世界上最早的混凝土建造了中国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出的一座编号为 F901的建筑，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开创了后世宫殿式建筑的先河。该建筑由前厅、主室、后室、左右侧室及门前棚廊式建筑等六大部分组成。
主室的正门朝正南方向开设，面山背河；房屋结构以中轴为准左右对称；支撑建筑的所有木柱均以石头作基础；主室8根大柱将空间一分为九；共有142根木柱用以坚固墙体，支撑整座建筑，其中中心大柱的直径在50厘米左右。更为神奇的是，在面积达130多平方米的主室，地面由一种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混凝土铺成。经考证、化验其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等，均相当于当今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中国和日本专家一致认为，这种建筑材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最古老的混凝土。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时还发现，大地湾人在混凝土地面之下，还使用了一种可防潮保暖，坚固地基的类似现代“人工合成轻骨料”的建筑材料的雏形。
大地湾地画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考古工作者在 F411的房基遗址，发现了一幅前所未见的地画。地画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1.1米。经鉴定，绘制地画的颜料为炭黑，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在地画的右侧，一幅具有男性特征的人物轮廓由线条醒目地勾勒出来，其头发、躯干、四肢以平涂手法表现。人体各部位比例基本匀称，人物双腿交叉，身后却增添了长长的尾饰。在该地画左侧，另发现一个风格相近的人物形象，与右侧人物相比略显苗条，具有女性特征。地画的整幅图案由人物、动物、方框及一个反“丁”字形图案所组成。地画中具有男性特征的人物，高32.5厘米，宽约14厘米，头部已较模糊，犹如长发飘散，手中似握棍棒类器物。地画中具有女性特征的人物，高34厘米，宽13厘米，头近圆形，颈部明显较细长，胸部突出，两腿也相交直立，似行走状。地画正中人物下方绘有一略斜向右上方的黑线长方框，框内画着两个头向左的动物。
据考证，大地湾地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这幅地画将我国绘画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们一致认定，像大地湾地画这样绘制于居住房屋内的地面上，保存如此完好清晰的大面积原始绘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存和史前考古中均极其罕见，堪称中国绘画的鼻祖。
三
大地湾遗址的神秘之处，还在于其发掘出的文物印证了某些古代传说。被列为“三皇”之首的伏羲，是我国古史传说中最具神话色彩的人物。他生于古成纪即今天水一带，所以天水被称为羲皇故里。
与伏羲密不可分的还有女娲的传说，这位伟大的女性炼石补天，拯救了洪荒时代的先民，后与伏羲结合，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至今在距大地湾遗址7公里处的秦安县陇城筑有女娲祠。
大地湾的考古发现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了这里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天水以及周边地区无疑是华夏文化发源地，这与伏羲的传说在地理和年代上都是基本吻合的。或者说古史传说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基础和根据的。伏羲“养牺牲以供庖厨”，因此又名“庖厨氏”，就是说他指导先民率先饲养家畜，以弥补食物的不足。大地湾以及华夏诸族最先饲养家猪，这已为考古发掘所得兽骨鉴定结果所证实。大地湾出土兽骨17000余件，其中猪骨约占三分之一，大多为两岁以内的未成年个体。
相传伏羲还教人们结网捕鱼，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捕鱼工具如鱼钩、网坠等说明捕鱼是当时人类不可缺少的生产活动之一。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印证了古史传说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但是，我们仍无法证实伏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不仅如此，众多的古史传说人物如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至今都难以确指。然而，这些人物的事迹与许多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事实都可相互印证。值得注意的是，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人物大多生长在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这一流域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为华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在我国同类遗址中，像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不是惟一的，也是罕见的。大地湾遗址自发掘以来，长久地让国内外学术界瞩目与关注。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7:36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巍巍华夏八千年——大地湾
如果将人类告别以狩猎采集为食物来源的生活、开始从事农业、畜牧业作为经济开展的标志，那么，包括甘肃在内的中国西部开发始于何时？仅凭文献记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而现代考古学则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及丰富生动的实物证据，层出不穷考古发现不断并逐步地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迷。大约在距今１万年前后，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农业的肇始和家养动物的
产生。众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不仅是中国最早兴起农业的地区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农业的地区之一，这里有源远流长的土生土长的史前文化。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为突破口，渭河流域相继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研究结果表明，至迟在距今８０００年前后，这里已有相同文化的原始先民在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折棘，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建立定居村落，开始制作陶器。他们是西北大地迄今所知最早的开拓者，这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他们以及后来仰韶文化先民在距今８０００～５０００年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创建了西部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伏羲和女娲的传说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上古时代即史前时期的了解，仅限于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其中伏羲和女娲的故事与西部历史的关系甚不密切。伏羲又名“庖牺氏”，传说生于古成纪即今天水一带，被列为“三皇五帝”之首。他智慧超群，不仅始画八卦，代替结绳记事，而且教会人们结网捕鱼、驯养家畜。女娲则是一位胆力过人的女性，曾炼石补天，拯救众生。他们两人本为兄妹，后结为夫妻，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在出土文物如汉代画像石、马王堆汉墓彩绘帛画中，两者的形象均为人首蛇身。为了缅怀先祖，天水城西有明代兴建的供奉“人文始祖”的伏羲庙，此建筑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秦安县距大地湾７公里处的陇城筑有女娲祠。根据这则流传甚广的古代传说，最早开发西北的先民应该是伏羲和女娲。这则传说究竟是否可信？它与考古成果是否矛盾？
以今人的眼光，站在考古学的角度，这则传说可谓空穴来风，它与考古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序上是相当吻合的。它与发明农业的“神农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等众多传说人物以及事迹一样，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情景。作为伏羲，传说他“养牺牲以供庖厨”，意思是饲养家畜以供食用，看来与畜牧业的产生有很大关系。当然，这则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属神话中不科学的成分。虽然我们暂时或许永远无法证实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但不妨将他们当作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或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来看待。认真分析上述传说，不难发现他们大多出自于西北地区，比较集中在泾、渭河流域，这一现象与考古发现在地理范围大面积的重合绝非偶然，恰恰说明甘肃东部及陕西关中一带正是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
创业阶段的大地湾文化
几千年前的原始先民怎样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又是如何？对此，在１９７８年以前我们一无所知。始于１９７８年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历经７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终于翻开了这部尘封数千年的史书。包括房址、灰坑和窖穴、墓葬、窑址、灶址、沟渠等７００多个遗迹，以及近万件陶、石、玉、骨、角、蚌器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原始先民的生活风貌。
大地湾遗址在考古学上共有五期文化，其中第一期文化
是该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它比著名的西安半坡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还要早近千年，因此这一发现被视为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同类遗存在甘肃东部、东南部已发现多处，因大地湾最早发现、出土遗物最为丰富且具有代表性，学术界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大地湾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大地湾文化并不包括大地湾遗址的全部遗存，仅特指处于遗址最下层的第一期文化以及其他遗址的同类遗存。它们的绝对年代为距今８０００７０００年。平凉、庆阳等地目前虽未发现大地湾文化遗存，但根据仰韶遗存丰厚、自然条件与天水类似，推测应该有早期遗存。综上所述，早在七八千年之前，西北先民已在甘肃东部纵横千里的黄土高原地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开拓生产活动。
这类遗址有着共同的地理特点：徽县柳林遗址外，其他均属黄土梁卯沟壑区，地表覆盖着较厚的黄土层；均选择在河谷地带的河旁阶地建立家园；大多位于大河与支流交汇的河口。以大地湾遗址为例：遗址位于秦安县东北部的五营乡邵店村东，清水河在遗址北部由东向西流淌，并最终汇入葫芦河，西侧为阎家沟溪流，东侧为冯家沟溪流，房址、墓葬、灰坑均位于较宽阔的河旁二级阶地，海拔１４６０米。这里依山傍水、气候适宜，土壤为黑垆土和黄绵土，宜于农耕，既可躲避洪水的侵袭，又有取水的便利，周围的台地可供农作物生长，附近的山坡是狩猎的理想场所。无疑，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为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人类诞生以来的数百万年间，一直以采摘野生植物、捕杀动物为食物来源，这种向大自然无穷地索取的生活方式又称“攫取型”经济。直至新石器时代，情况才有了转变，人类开始试图运用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将野生植物培育成可以年复一年连续再生产的人工栽培作物，将某些易于驯服且繁殖较快的动物驯化为家畜，以提供更多的较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就促使农业和畜牧业应运而生。
伏羲氏的迁移和龙图腾的形成
伏羲氏在天水发源，以蛇为图腾。古书中记载，伏羲氏生于成纪，徒治陈仓，都于陈，在位一百五十年，传十五世。伏羲氏发源于成纪，发展壮大后，沿着渭河谷地进入关中，出潼关，傍崤山、王屋山、太行山东迁，而后折向东南，最后都于陈。这一活动区大体与仰韶文化古遗址的分布区相吻合。只是伏羲氏是氏族迁徙还是文化影响尚待研究。
今河南淮阳蔡河之滨，有“太昊伏羲氏之陵”，高约20米，上圆下方，据传此陵在春秋时已有，习传至今。陵区周围古柏参天，碑刻林立，为公认的伏羲墓地。
龙图腾的形成，源于伏羲，而非炎帝，黄帝。除了闻一多先生论述外，还有其它证据。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前面虽说伏羲蛇身人首，但在最后却言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种记载暗示了伏羲氏在龙图腾形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又蛇在生肖中叫小龙。蛇如果有了灵性，就变成了龙。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伏羲氏即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按照五行始终说，最先出现的是木，而非火、土。同理，青帝也应该是远古第一帝，青龙也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龙图腾的创始者，而天水，也就是龙图腾发源地。龙的传人，在知道炎黄为老祖宗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炎皇之上，还有一位更伟大，更古老的始祖，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文明。
伏羲文化中原觅踪
?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和“百王之先”。伏羲是渔猎、畜牧时代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传说他结网罟而发明渔猎工具，制作琴瑟等乐器，规范婚姻制度与嫁娶礼仪，始画八卦，用“太极”学说来分析宇宙发展变化之理。女娲是伏羲另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她是远古时代“三皇”之一，与伏羲同时，二者为兄妹或夫妇关系，可能代表同一部落联盟中两个具有通婚关系的氏族部落。相传女娲曾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发明笙簧等乐器，为女媒而设置婚姻。伏羲与女娲被誉为中国的“亚当”和“夏娃”。其丰功伟绩，从远古流传至今。
由伏羲、女娲及其族人共同缔造的伏羲文化，发祥于陇右地区成纪（今天水）一带，随着伏羲族势力的强大，其文化也不断发展，并渐呈向四周辐射之势，锋芒所向，直指中原。伏羲文化东渐的轨迹，可能是自陇右沿渭河上中游谷地入关中，出潼关，沿黄河干流，傍崤山，经函谷关至伊洛盆地，出虎牢关而抵达豫东平原，在此融合了东夷太昊族文化，从而形成了以陈为都的新的文化中心。中原地区除了流传着大量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外，至今仍能觅到不少纪念遗存。
淮阳羲皇故都与伏羲陵淮阳古称“宛丘”或“陈”，地处黄河冲积扇南沿的颖水中游，在挹嵩山，右控商丘，南襟淮蔡，北枕魏梁，是历史上的交通枢纽和财赋之区。文献记载，陈为太羲之都。《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大皞之虚也。”杜预注：“大皞居陈，木火所自出。”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云：“伏羲……世号太皞，都于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首人身，有圣德，都陈。”罗泌《路史。后纪一》引作“天皇伏羲都陈留。”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谓：“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都于陈，东卦太山。”徐坚等《初学记。居处部》说：“伏羲都陈，神农亦都陈。”郑樵《通志。都邑略》云：“伏牺都陈，神农都鲁，或云始都陈。”马骕 《绎史。太皞纪》引《帝王世纪》说：“庖牺氏……黎太昊，都陈。”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云：“伏羲氏都陈。”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谓：“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作都于陈。”《水经。渠水注》载：“沙水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里许，犹有羲城实中。”当代学者著作中多袭此说。淮阳境内分布着许多大汶口文化遗址，它们属于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这一类型的大汶口文化是公认的太昊文化。说明淮阳确实是太昊伏羲氏之都邑。
伏羲都陈，死后亦葬于此。《历代陵寝备考》云：“太昊伏羲氏，风姓……陵在河南陈州府城北三里淮宁县界。”其墓通称：“太昊陵”或“太昊伏羲陵”，系中国十八大名陵之一，因为是中华“人文始祖”墓，故称天下第一陵。该陵位于淮阳县城北1.5公里处的蔡河之滨，面临万顷湖水。其陵庙的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据孔子《家语》载：“孔子自卫适陈，陈侯启陵阳之台。”“朝祖”碑载，孔子在陈时已建了庙。唐、宋时期，诏立陵庙，并派专人看守。元朝时，陵庙多年不修，渐渐毁坏，至元末，宋以前遗物仅贸下一块墓碑。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在原有的废墟上进行重建；清乾隆十年（1745年），又拨专款修葺。至此，形成规模宏大、殿宇巍峨的陵寝。
太昊伏羲陵重建于明朝，按伏羲先天八卦之理数而兴修，其结构与时代皇宫相仿，是中国帝王陵庙中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之孤例。整个建筑群占地875亩，分内城、外城、紫禁城，总体布局坐北朝南。现有三殿、两庑、两楼、两坊、一台、一园、七观、十六门。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75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陵园正中为统天殿，殿内塑伏羲坐像，手托八卦，两侧配有神农、黄帝、少昊、颛项塑像；殿前有月台，高7级，可容纳千人朝拜；再进为显仁殿，殿后是太始门，太始门后为太昊伏羲陵，陵周围即紫荆城。陵高20米，周长182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规模宏大，建筑雄伟。陵前有八卦坛和宋代青石巨碑一通，宽1米，高5米，上镌“太昊伏羲氏之墓”7个大字，据传此碑为苏小妹用汗巾做笔写成。陵上有白檀、古柏、苍翠峥嵘，素有“羲陵岳峙”之称，是淮阳七台八景之一。陵后为蓍草园，传说伏羲曾在此揲蓍画卦。园内蓍草茂盛，名为“蓍草春荣”，列为古陈八景之一。从前太昊伏羲陵东西两侧还分布着观，殿多座，东边有岳飞观、老君观，西边有玉皇观、女娲观等。由于沧桑之变，这些建筑多遭毁坏，今仅存遗迹而已。
昔人有诗赞羲陵：“宛上龙蟠面碧源，岿然岳峙一陵孤；功开天地规模大，道冠皇王气象殊。”
巩义伏羲台伏羲台位于巩义市东北约10公里处的河洛镇洛口村东黄河南岸的台地上，该台地正值黄河与洛河交汇处以东的夹角地带，高出黄河河床约80余米。东部沟壑纵横，西部紧靠洛口，南边依望莲花山，此山诸峰联绵起伏，形似莲花，当地人古辈千年口传，名之曰“连山”。伏羲台为一土丘，高15米，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00米，略呈椭圆形，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台东有一个15平方米的洼地，称“羲皇池”，据说为伏羲画卦着墨处。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颁诏于此建“羲皇祠”，元代谯国公曹铎在祠侧建“河洛书院”。现祠、院均毁。相传伏羲台为当年伏羲画八卦之处。伏羲台以西的河洛交汇处，洛水清，黄河浊，洛水注入黄河时，清浊异流，形成漩涡现象。伏羲在台上察曰月交替，思寒暑循环，观河洛汇流所形成的漩涡，有感而绘制“太极图”。他在连山北麓伏羲台上创立八卦，完成了“易”的最初构思，就是后世纪所说的连山《易》。
孟津负图寺负图寺或称“龙马负图寺”，位于孟津县城东北20公里的老城乡雷河村。相传上古之世，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据此画八卦。“河图”出于黄河的孟津段，是由孟津县朝阳乡卦沟村东北，经送庄乡负图村，白鹤乡的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老城乡雷河村人黄河的一条河流，全长20公里，现为“图河故道”。据说河中有龙马怪物，兴风作浪，危害人民。伏羲降伏了龙马，把它圈养起来，从龙马背上的旋毛图纹中经过认真观察，受到启发，画出了八卦。“龙马恰为天地用，河图先得圣人心。”后人为缅怀伏羲降龙马，画八卦的伟大业绩，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在此建寺纪念。《孟津县志》载：“寺在孟津县（今老城西），始名浮图寺。晋天竺僧浮图澄西来，住锡于此。怀帝永嘉时曰河图寺，梁武帝改曰龙马寺，唐高宗麟德中改曰兴国寺，又改曰负图寺。”寺内雄伟的伏羲殿内，供奉着伏羲和龙马的塑像。原来建筑比较完整，历经毁坏，仅明嘉靖年间所建一座大殿旧貌未变。该殿砖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面阔3间，进深7间，挑角斗拱，灰瓦绿脊，琉璃吻兽。殿内东西山墙上镶石碑24通，镌有全寺建筑分布图和程颐、邵雍、张戴、朱熹、王铎等名家撰写的碑记。原山门左侧，立有“龙马负图处”碑一通。
伏羲八卦最初源于天锡祥瑞。《尚书。顾命》载，策立康王时，堂上“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是其中所陈设的一件宝器。郑玄疏曰：“河图，图出于河，帝王圣者之所受。”《论语。子罕》曰：“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记。记运》疏引《中候。注》：“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水经。河水注》说：“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谓：“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其图之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元代吴澄《易纂言》云：“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一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阳奇阴隅之数，以画卦生蓍。”“河图”神话意在伏羲征服自然灾害，并从中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开始创造出符号文化。传说当年伏羲拴龙马的地方叫马庄（桩），圈养龙马处叫“前圈”和“后圈”（后改称雷河村和卫河村），面对龙马研制八卦的高台叫“八卦台”。这些地方都在负图寺附近，为伏羲降龙马的传说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正像《孟津铭》说的“洋洋河水，朝宗于海，经自中州，龙图所在”。
上蔡伏羲画卦亭画卦亭位于上蔡县城东15公里的白龟庙村蔡河之滨。这里原有白龟祠，俗称白龟庙。祠内蓍草丛生，祀伏羲，有伏羲墓。明清之际，每年都在此举行祭祀大典。现祠被拆除，仅存伏羲画八卦亭，相传为当年伏羲画卦处。该亭建在一个砖砌的高台上，为八角形钻尖顶，上覆以灰瓦，顶部有八个拱角，檐下八方分别有“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个大字，檐下立八根方形石桩，柱间装饰有青石板，雕以花卉图案。门在南面，门侧两根石柱上刻对联一幅：“仰观俯察一画明天地之道：数往知来六爻发古今之藏。”该亭是一座形制独特的古代建筑。据考证，上蔡之“蔡”字，意为蓍草下面的神龟。周源《重建上蔡治碑记》说：“蔡之为地，本以卜筮得名。”陆德明《经典释文》云：“一云龟出蔡地，因以为名。”《陈州府志》载：“上古伏羲氏得白龟于蔡水。”伏羲从白龟背上的纹理中得到启发，而画出了先天八卦。《初学记》引《礼统》云：“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曹植《神龟赋》谓：“嗟神龟之奇物，体乾坤之自然；下以方以则地，上规隆而法天；顺阴阳以呼吸，藏景曜于重泉。”神龟象天法地，伏羲则以画卦。这里除画卦亭外，还有白龟祠、伏羲墓等遗迹。东汉时蔡邕曾到此题“画卦碑”三字，表明这里为当年伏羲创画八卦，进行占卜活动的场所。
西华女娲城女娲城位于西华县城北7.5公里的聂堆镇思都岗村，相传为“女娲氏之故墟”或“女娲之都”，城系女娲补天时所筑。《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太平寰宇纪》卷十载：“县西二十里，旧传女娲之都，本名娲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云：“娲城在西华县西，女娲之都也。”《河南通志》云：“女娲氏遗民思故都，因以为名。”《西华县志》谓：“在县东北十里，《江野纪闻云》：”陈之长平即女娲炼石补天处。今有女娲城焉。‘《旧志》以为女娲所筑之城。故老相传，其来久矣。春夏之交，城上朝烟，缤纷在目。诗曰：女娲炼石自河年？补足人间缺漏天。石屑化为城上土，常将五色幻朝烟。“村内有古刹，名龙泉寺。寺内存有一明代碑碣，碑文说：”西华县治北十五里有城遗址，半就湮没，传为女娲故墟也。“女娲死后，人们在城西修女娲陵，在城内建女娲阁，上供女娲，下供伏羲。后来城、阁被毁，百姓罹娲皇故都，因名”思都岗“。民间传说，这一带就是当年女娲补天处。
1981年，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对女娲城进行钻探试掘，发现一座春秋战国城址。城址平面呈正方形，为内城外郭式格局。外城城墙边长500米，内城城墙边长360米。城墙存高3米，宽约6米，周围有城壕环绕。西城墙上筑有一座烽火台。城内出土的陶器，有釜、罐、鼎、鬲、瓮、豆、筒瓦、排水管道等。表明春秋战国之际这里已筑有以“女娲”命名的城邑。80年代后期，新建的女娲阁在城中拔地而起，坐北向南，高8米，占地2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飞檐斗拱，琉璃瓦顶，一派古朴景象。四周古柏参天，绿水荡漾，景色宜人。城西女娲陵高13米，陵前建有女娲墓碑。陵阁并峙，相映生辉。
灵宝女娲陵女娲陵即“风陵”，因女娲氏姓风，故而其墓又称风陵堆。在今灵宝市原阌乡县西20公里的黄河中。《太玉寰宇记》载：“风陵城在其下阌乡津，去县三里，即风陵故关也。女娲之墓，秦汉以来，俱系祀典。”《河南府志》云：女娲陵在阌乡县黄河滨。唐天宝末忽失。乾元初，复涌出。遂名风凌渡，盖后风姓故也。“《阌乡县志》载：”天宝十一年六月，阌乡县黄河滨女娲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濒河人闻有雷，晓见其墓涌出，上有巨石，石有双柳，时号风陵堆。盖女娲亦风姓。“阌乡县治今为灵宝市朱阳镇文乡村。文乡西约20公里的原黄河滨（今在河中）有一古墓，名曰风陵堆，地近陕西潼关县城与山西芮城风陵渡，正值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带，黄河水流经上处，吼声如雷，波浪激天，因此”风陵波浪“为灵宝胜景之一。
中原地区有关伏羲文化的胜迹甚多，除上述外，尚有登封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庙，新郑风后（女娲）岭、荥阳汜水紫金山伏羲庙、汜水白玉岭女娲祠、洞济源王屋山主峰天坛山顶女娲补天五色石、沁阳女娲山与女娲祠、信阳鸡公山上女娲祠、上蔡伏羲庙等。在这些地方，大都伏羲、女娲共祀。特别是淮阳与西华二县相邻，近在咫尺，一为羲皇故都与伏羲陵所在，一为娲皇故都与女娲陵之遗墟，充分反映出伏羲族中两个氏族或部落之间的亲密关系。当地百姓尊稳称伏羲为“人祖爷”，女娲为“人祖奶奶”或“人祖姑娘”，叫太昊伏羲陵为“人祖陵”，女娲庙为“人祖奶奶庙”或“人祖姑娘庙”。表明伏羲确为中华人文始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伏羲的由来、女娲娘娘、莲生伏羲女娲、龟为媒、女娲捏泥造人畜、伏羲演卦、人祖爷女儿宓妃等传说故事，加上考古发现的仰韶、在汶口文化遗址，足以窥见伏羲文化在中原播迁的轨迹。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7: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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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二字探源
中国号称华夏。华夏二字源于何处？现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各无华夏条。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华夏（Hua Xia）条目为：“中国和汉族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即中原之人。……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它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辞海》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由此可知华夏之称早于春秋，先于中国。然而由左传引文可见，华为荣，夏为大等解释均为不妥。这似乎只是中华成为泱泱大国以后的望文生义。我认为，华夏应类似炎黄，源于实体，并非形容词。夏应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名字。正如阴历又名夏历，据说因为夏朝就已经采用此历。华先于夏，与夏并称，故来源应相似。遍阅辞源、古典，华应该源于中华始祖伏羲的故土，华胥国之名。
伏羲和华胥古国
华夏初祖为伏羲（太昊），见于《尚书。大传》、《礼》、《易。系辞》、《汉书》、《路史》、《春秋运斗枢》、《白虎通》、《帝王世纪》、《春秋命历序》等典籍。同时伏羲的别名还见于《伪三坟》、《左传》、《管子》、《淮南子》、《尸子》、《世本》等书。《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也述及以太昊为祖。
据《帝王世纪》、《舆地广记》、《遁甲开山图》等记载，伏羲生于成纪。不晚于清乾隆年间的《通鉴辑览》记载[4]：“太昊伏羲氏。帝生于成纪。帝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华胥古国，寰宇记，蓝田县有华胥氏陵。成纪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明代袁黄、王世贞所缉《纲鉴合编》记载与此类似[5].《路史。太昊纪》：“华胥注，谓纪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当时殆为国名。”因此，我们相信华胥国并非子虚乌有，结合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本文从空间、时间和史迹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通鉴辑览》纪元为[4]，伏羲距神农1260年，神农距黄帝520年，黄帝为公元前2698年，故伏羲约为公元前4478年。于是上述古文献构成一个初步的时空参考系。
发人深省的是，明清记载的华胥在陕西蓝田，成纪在甘肃秦安。而1963年-1964年在蓝田县陈家窝和公主岭考古发现78-85万年前的蓝田人遗址。因此，这是华夏人类的发源地之一。1978-1982年在秦安发现具有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地湾遗址，分为公元前5850-5400年的前期和公元前4050-2950年的后期[3].先人所载神也，岂妄言乎！与蓝田、秦安相距不远的考古遗址[3]还有仰韶文化前期（公元前5500-4800年）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和老官台遗址，仰韶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公元前5000-4500年），临潼姜寨遗址（公元前4600-3690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公元前5150-3790年），其余还分布于华阴、渭南、华县等地。仰韶文化后期的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2050年）遗址存在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青海乐都柳湾等地。此外，与陕西相邻的河南渑池仰韶、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夏县西阴村、万荣荆村等处都发现同期遗址。因此，从伏羲诞生前到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2700年，地域主要为甘肃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之一段。
《通鉴辑览》记载[4]：伏羲“始结网罟以教畋渔”，“养牺牲以充庖厨”，用书契代替结绳纪事，制嫁娶，画八卦。由考古学可知[3]，仰韶时期猎渔业中确有网坠、鱼钩、箭头等，饲养家畜，出现刻划符号形式的原始文字，存在夫妻制的迹象，并且已出土7000年前的八卦符号。同时，从伏羲、女娲的轮流为主可以推测，这是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时期，而它正好与考古结果一致。
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2500年）晚期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2000年）相当于炎黄时期到夏朝建立。夏（公元前21-17世纪）可能相应于更晚的晋南、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1-17世纪）。这与典籍所载夏禹、夏启建都城于安邑（山西夏县）、钧台（河南开封）[4]一致。
四、几个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华胥古国已经是一个宫殿巍峨、等级森严的王国。伏羲 “神灵首出，开物成务”，“德协上下”，“有圣德，象日月之明”[4]，可能更类似非洲近代的某些聪明睿智、德高望重的酋长。或者至多只是一个太平洋诸岛上的国王。但是半坡、姜寨、马家窑等地已经出土的就有上百座房屋，中心广场，上千人的墓葬，有烧陶、纺织、制革业，甚至有铜器、商业和殉葬人[3].这些都需要有组织人、召集人、高贵者。并且宽6-8米，深5-6米的大壕沟围成的遗址应该是一个草创的古城镇了。而且各城镇之间一定会产生交易、竞争等关系，由此就会形成一个或者多个古城构成的国家。
由于此时国家还处于雏型阶段，其残酷的一面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所以历经战乱，渴望和平安宁，故崇古之风甚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可为代表之一）的《列子》说[6]：“华胥氏之国在合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适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咳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于是黄帝梦游的华胥国（庄子也曾两次谈到赫胥氏）演变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更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华夏文化在长达550年的战乱后再遭浩劫。因此注重史料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始把黄帝作为中华之祖。结果华夏、中华的“华”字反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应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乘着由古代典籍文献和现代考古结果共同编织的小舟，沿着悠悠的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对华夏的由来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进行一些新的探访。“威慴万乘，华夏称雄”（曹植）。我们相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华夏古史将会重露风采。我们也殷切希望各界专家和人士的深入研究、多方合作定能使这一工作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和展开。
作者: 心海星河 时间: 2008-3-23 17: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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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帖子。慢慢看。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7: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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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炎帝神农氏与黄帝轩辕氏以各自的伟大历史功绩，均被尊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受到普天下炎黄子孙的世代崇敬。
据《周易》、《管子》等先秦文献的有关记载，以及长江流域包括湖南多处发掘考证的距今七千至九千年的古文化遗存表明，炎帝是中华农耕文明的创始者。相传炎帝始种五谷以为民食，制作耒耜以利耕耘，遍尝百草以医民恙，治麻为布以御民寒，陶冶器物以储民用，削桐为琴为怡民情，日中为市以利民生，剡木为矢以安民居，重演八卦以探天象，后在南巡中为民治病采药，日遇七十毒而不辍，终因误尝断肠草而“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即今湖南省株洲市炎陵县的鹿原陂。炎帝功昭日月，德泽后世。他所开创的原始农耕文明，使先民们改变了茹毛饮血、以渔猎和采集野果为全部生活来源的状态，开始走上创造性的社会，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绿色革命”。特别是世代流传的炎帝率领众先民鏖战洪荒的艰苦创业精神，自强不息的开拓创新精神，厚德载物的民族团结精神，更是中华民族自尊、自立、自信、自强精神产生的源头和典范。
炎帝在神农时代开创了丰富多彩的原始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由此而形成的炎帝文化与黄帝文化融合为炎黄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炎黄文化博大精深，绵延不衰，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为中华民族的崛起而奋斗不息，为我国的社会进步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海内外炎黄子孙都有着对自己伟大民族和共同祖先的认同感和自豪感，炎黄文化已成为维系海内外炎黄子孙爱国情结的巨大精神力量。
2001年10月，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炎帝陵基金会和株洲市人民政府在北京联合举办了“炎帝文化与21世纪中国社会发展”学术研讨会。到会的专家、学者一致认为，人类文化是影响和推进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我们必须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贯彻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着眼于在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既大胆借鉴和吸收外国的有益文化成果，又重视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以构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先进文化。为此，我们要加强对炎帝文化的研究，弘扬炎帝的崇高精神，以增强民族凝聚力和战斗力，为加快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的进程、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太昊的传说
太昊伏羲氏是中国远古传说时代的历史人物，距离现在大约在8000年至6000年以前，属于新石器的早、中期时代。从汉代以来两千多年，太昊伏羲氏称之为“百王先”，为“三皇五帝之首”，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中国是龙的国度，是一个大一统的大国，需要一个伟大的统一的祖先。但在中国的历史教课书及中国历史界，有多种观点： 一范文澜说：“居住在东方的人统被称为‘夷族’。太昊是其中一族的酋长，伏羲和太昊向来被当作一个人的名号”⑴。 二郭沫若说：“‘太昊’，号伏羲氏。据说，伏羲作卦已是父系社会的事了。据记载，‘陈，太昊之墟也’，今河南省淮阳县。那么，太昊应当是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想象的祖先了”⑵。 三徐旭生认为中华民族的形成由华夏集团、东夷集团与南蛮集团三大集团形成，炎帝与黄帝是华夏集团的代表，太昊是东夷集团的代表，伏羲与女娲则是南蛮集团的代表人物⑶。则否认太昊伏羲氏是一个人，认为太昊是一个人，伏羲是一个人。
四则沿袭两千年来的历史观点，太昊伏羲氏是一个人⑷，是中国三皇五帝之首，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
这是学界关于“太昊伏羲氏”最有代表性的四种观点。太昊、伏羲是两个人，还是太昊伏羲一个人？太昊伏羲氏到底如何定位？２００４年，一家订数五十多万份的报纸，以大版篇幅，发表署名文章，太昊伏羲不是一个人。说太昊、伏羲是两个人。道说是汉以后这两千多年历史界犯了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把中华民族的祖先错认了，还是疑古派的观点对了？
两千多年来，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是一个优秀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始祖涉及到民族，这是一个有关中国历史，中华民族的大问题。中华民族自称龙的子孙，又自称“炎黄子孙”。炎者，指的是炎帝神农氏；黄者，指的是黄帝轩辕氏。炎帝神农氏是龙的图腾吗？是龙的始祖吗？黄帝轩辕氏是龙的图腾吗？是龙的始祖吗？我们从不少典籍看来，炎帝神农氏是继先王（伏羲）的龙的图腾，黄帝轩辕氏也是继先王（伏羲）的龙的图腾，但炎黄二帝均不是龙图腾的始祖。如果弄不清谁是龙图腾的始祖，中华民族自称的“龙的子孙”，则成了无本之末；炎黄二帝龙的图腾，则成了无源之说。对于这个非常严肃的有关民族始祖的重大问题，我们应当郑重待之。
关于“太昊伏羲氏”，涉及“太昊”，涉及“伏羲”，涉及“太昊伏羲氏”三个概念。我们从下列几个方面说明太昊与伏羲是一个人，太昊是伏羲的称号：一·太昊与伏羲是同一个“姓”。同一个姓，即同一个氏族，太昊伏羲是一个人。
太昊，在古书中，有多种写法，有的写作“太皋”，有的写作“太白皋”，有的写作“太昊”。其实说的都是“太昊”。“太昊”，语出先秦的典籍《左传·昭公十七年》，说“宋，大辰之虚也；陈，太皋之虚也；郑，祝融之虚也”⑤。 太昊是何图腾？《左传》记载：“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皋氏鸟官名，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我高祖少皋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⑥。这段春秋时期记载的文字很重要，说明少皋的图腾是凤鸟图腾。凤者，古时，“风”与“凤”音，相同相切相侵，二字相通。 历史学家孙作云先生认为：“伏羲原是东夷族一个氏族的酋长，以凤凰为图腾”⑦。孙先生认为伏羲是以凤凰为图腾，依据是因为伏羲是风姓，“风”与“凤”古字相通，“风”在侵部，“凤”古音也在侵部，在甲骨文中，“风”与“凤”相通相侵相假，“风”与“凤”二字相同。太皋氏族是东夷集团氏族的一支，姓“凤”，即凤凰的“凤”。这就是说，太昊是“凤”姓，说伏羲为东夷族，即认为伏羲就是太昊。他的依据是太昊是鸟图腾，是凤凰图腾。这也就是说太昊姓凤，即姓风。 在中国古史上，东夷族创造了灿烂的殷商文化。商的来源，《诗经》云：“天命玄鸟，降而生商”⑦。商民族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民族。这种以鸟为图腾的颂诗，为甲骨文所证明，证明商是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民族。
不少典籍都记载伏羲“风”姓，伏羲的母亲是华胥。华胥是母亲社会的人物，姓从母出，是母系社会产生了姓。伏羲“风”姓，那么，伏羲的母亲华胥姓什么？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本乎母。姓源于生，源于母，源于母姓，源于母系社会。儿子之姓从母，这大概没有问题。伏羲“风”姓，华胥当然是“风”姓。由此说，我们得出，华胥的姓名是风华胥，华胥是一个龙图腾的一个氏族。太昊与伏羲同姓，同为姓风。姓是人类最根本折早期文明之一。姓决定了一个氏族的祖先，同一个姓，必然是同一个氏族。因此，从同姓推断，太昊与伏羲是同一个风姓氏族。
东夷有两个代表人物，一个是太昊，一个是少昊。《绎史说》：“少昊师太昊之道”。在《左传》中同时提到了太昊与少昊。我们从少昊也能证明太昊的图腾崇拜。《逸周书·尝麦解》记载，在黄帝轩辕氏战胜东夷，对东夷族实行了缓靖政策，“乃命少昊清司鸟师，以正五帝之官，故名曰质。天用大成，至今不乱”⑨。这位少昊清，作为战败国的首脑，有似宋国微子启一样，居住在东方曲阜，以鸟为图腾。少昊何以鸟为官名，公元525年，其嫡胤郯子即席答曰，“吾祖也，吾知之矣。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故曰云师而云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以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以水师而水名。太皋氏以龙纪，故以龙师而龙名。我高祖少皋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师而鸟名”⑩。这儿说明了太皋氏族是一个以鸟为图腾的氏族。如上所说，古字“风”与“凤”相通相假，因此，少昊氏族也是“风”姓。这个结论是没有什么错误的。由此，我们从上面的论证可以看出：一伏羲风姓；二太昊风姓；三少昊风姓；由一、二、三的论证，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太昊、少昊与伏羲是一个氏族。 第二我们从两千多年来的典籍记载考证，太昊是伏羲的号，太昊伏羲是一个人。 到了汉代，《汉书·律历志》始，已称太昊伏羲氏了。西晋称伏羲为太昊伏羲氏。黄甫谧记载：“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之祖也”⑾。
唐代称太昊伏羲氏。司马贞记载：“太皋伏羲氏，代燧人氏继天而王”⑿。 北宋称太昊伏羲氏。苏辙记载：“太昊伏羲氏，风姓。观天地之象，鸟兽之文，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以画八卦”⒀。
南宋称太昊伏羲氏。罗泌记载：“太昊伏羲氏，方牙，一曰苍牙，是为春皇，包羲”⒁。 明代称太昊伏羲氏。李贽说：“帝生于成纪，以木德继天而王，故姓风，有圣德，象日月之明，故曰太昊。人生之始，茹毛饮血而衣皮革，太昊始作网罟，以佃以渔，以赡民用，故曰伏羲氏。养六畜以充庖厨，且以为牺牲，享神祗，故又曰庖羲氏。”太昊成了伏羲的号⒂。 清代称太昊伏羲氏。吴秉权记载:“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今陕西蓝田县境）之渚，生帝于成纪（今甘肃省天水境）以木德而王，故姓风，有圣德，象日月之明，曰太昊，作都于陈（今河南省淮阳县）……帝崩（在位一百一十五年）葬于陈，神农氏践位”⒃。 清《历代（帝王）陵寝备考》中说：“太昊伏羲氏，风姓，母居华之渚，履巨人迹，因娠生帝于成纪，蛇身人首，以木德王，都陈，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陵在河南陈州府（淮阳县）城北三里淮宁县界，国朝载人会典恭遇，国家大庆，遗官致祭。” 太昊伏羲氏在中华民族族谱大系列中，位于炎帝神农氏、黄帝轩辕氏、少昊金天氏、颛顼高阳氏、帝喾高辛氏、帝尧陶唐氏、帝舜有虞氏等大系列之首，历史地得到了记载，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承认，官方也得到了国朝。 第三，从其葬地，也可以考证太昊、伏羲是一个人。 《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记载：“作都于陈，帝崩，葬于陈，神农氏践位。”
清《历代（帝王）陵寝备考》中说：“太昊伏羲氏，风姓，母居华之渚，履巨人迹，因娠生帝于成纪，蛇身人首，以木德王，都陈，在位一百一十五年崩，陵在河南陈州府（淮阳县）城北三里淮宁县界，国朝载人会典恭遇，国家大庆，遗官致祭。”其陵前的墓碑上书“太昊伏羲氏之莫”七个大字，字大径尺，相传是宋人之书⒂，其陵称“太昊陵”，或“太昊伏羲氏陵”。
口碑历史毕竟是历史，历史是人民写成的，特别是人民的是历史反映的一个重要方面。因为对于几千年以后的人，对无文字记载的远古史的研究，只能说明一个方面。徐旭生先生说得好，“自从刘歆用比附《左传》与《周易·系辞》的办法把伏羲与太昊说成一个人，两千年间，大家全认为定论。以至于一谈到伏羲画卦，大家就会立时想起河南省淮阳县的太昊陵”⒄。刘歆是汉代学者，他“用比附《左传》与《周易·系辞》的办法把伏羲与太昊说成一个人”，是何原因？刘歆之所以如此结论，他的依据是《四书》与《五经》，一个是“记事”古史的《左传》，一个是被后人称之为“群经之首”的《易经》。这两个“依据”大概是很“有说服力”的吧！应当是两个“硬件”了吧！作为对历史的研究与记载，恐怕没有比这更权威的了。为什么不能作为依据呢？为什么“两千年间，大家全认为定论”？为什么河南省淮阳有太昊伏羲氏陵？什么河南省淮阳称“伏羲故都”？为什么太昊伏羲氏陵稳坐伏羲像？为什么不同坐太昊与伏羲二人像？为什么天水称“伏羲故里”？为什么天水伏羲庙稳坐伏羲像？为什么不同坐太昊与伏羲二人像？
所谓文字记载的信史与历史是不是一个概念？正史的记载是历史，民间传说，人民史来相传的口碑同样是历史。要说信史，再“史”不过司马迁的《史记》了。然而，在《史记》中，司马迁却从黄帝方始，“中国远古史”一笔带过，对黄帝的落笔，只写了不到500字，黄帝轩辕氏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吗？是中华民族这个龙民族的龙的鼻祖吗？哪里是啊！
第四从太昊伏羲文化遗址及民俗，也佐证了太昊伏羲氏是一个人，从许多现象可以印证。
（一）古成纪，今天水是伏羲故都，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天水有伏羲庙。这座伏羲庙，名伏羲庙，然而天水伏羲庙的主体建筑的殿宇，却名太昊宫。若不是一个人，在太昊宫里，怎么伏羲受祀？在伏羲庙里，怎么会有太昊宫？民间为何称伏羲是“人宗爷”？
（二）古宛丘，今河南省淮阳，是伏羲故都这是没有什么疑义的。然而，这座古庙名太昊陵，在太昊陵里，其主体建筑是统天殿，在统天殿里，坐的竟是伏羲。如果太昊伏羲氏不是一个人，伏羲怎么能在太昊陵庙落座？为何又称太昊陵为太昊伏羲氏陵？民间为何普遍称伏羲是“人祖爷”、女娲是“人祖奶奶’或者“人祖姑娘”？
（三）就是在20世纪50年代，能够在羲皇故都淮阳民间普遍看到，一些小男孩，在脑袋前方，留有一块头发，俗叫“茶壶盖”，其实是“鸟啄”，头发长了，跑起来扑扑闪闪，象个小鸟；在小男孩的脑袋后面，又留有一撮头发，名叫“龙尾”或称“龟尾”。小男性的生殖器爱称“鸡子”。几乎是21世纪，在有些农村，偶尔也能看到这种民俗的反映。这种“鸟啄”与“龙尾”，其实是太昊伏羲氏的“龙图腾”与“凤图腾”的崇拜，“龙凤呈祥”“龙凤合璧”民俗的反映，是对太昊伏羲的祭祀。
（四）祭祀是反映一个民族古老风俗的宝藏，其不仅可以反映这个民族现状，反映一个民族不数典忘祖的美德，而且可以反映这个民族古代崇拜的渊源。在民间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以民族的力量千古相传。在羲皇故淮阳都，对于太昊伏羲氏的祭祀，有这样几种：
（１）家家户户每每在大年三十，即除夕祭祖，男子要到坟地，在祖宗前，摆上祭品，一是猪肉刀头，二是鸡，三是鱼，四是四个馒头，俗叫“蒸馍”，上圆下圆。
（２）凡是红事，即喜事，诸如娶儿媳妇，在堂屋正堂，也要摆上这四种供品，祭祖宗。
（３）凡是家中出了什么异常灾难，有的也要摆上这四种供品祭祖，以祈求平安，保佑平安。
（４）遇到白事，即丧事，在死者的灵堂前，也要摆上这四种供品。特别是在死者的棺材前，前面要供上一盘四条小鱼，前面是一个盘子，盘子里放有一只鸡，这只鸡称之为“领魂鸡”。
（５）遇到氏族里有重大事件，或者平时有重大事件，或者遇到什么灾难，村子的“长老”，或者的权威的头人，也要进行祭祀，摆的也是四种供品。
（６）千余年来，每逢仲春二月或农历初一、十五日，太昊伏羲氏陵庙朝周围各省、各县、各乡、各村的“进香会”，其供品古来也是这四种。我们这个龙民族，素有祭祀祖宗的美德，有喜事，不忘祖宗，祖宗要受祭奠；子孙有灾难了，请祖宗保佑；子孙死了，要“归天”了，向祖宗“禀报”，求祖宗护佑；丰收了，有喜庆事，不忘祖宗，让祖宗高兴。从羲皇故都淮阳民俗反映，所谓有鱼，代表龙，素来有鱼龙之说，所谓有猪，古来有猪龙之说；所谓有鸡，是代表鸟，代表凤，不论红白之事，讲龙头凤尾。民俗既崇龙，又崇鸟“凤”。从这里也反映了太昊伏羲氏的图腾崇拜。社会已进入阶级社会了，图腾崇拜早已结束，但在伏羲故都仍强烈反映了太昊伏羲氏图腾崇拜的古风遗俗。
太昊伏羲氏是中国古史传说时代的人物，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是中国龙的祖先，其影响具有历史性、民族性、文化性、代表性、持久性、自觉性的特点，持续了两千多年来，已深入人心。这是一座大山，在中国古老的大地上耸立了近万年，对太昊伏羲的崇祀是中华民族凝聚力与自强不息民族精神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力量之源。太昊伏羲是中国民族文化的集中代表，也中国三皇五帝的集中代表。要振兴一个民族，首先要振兴这个民族的文化，要灭亡这个民族首先要灭亡这个民族的文化。我们在二十一世纪要迎接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首先要得兴伏羲文化，牢记这个不容置疑的结论。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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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氏亦以龙蛇为图腾。《文选?鲁灵光殿赋》说：“伏羲鳞身，女娲蛇躯。”《帝王世纪》也说：伏羲氏“蛇身人面”。女娲族本以螺为图腾，盖因蛇在盘踞时与螺相类。螣蛇行进时能腾空飞行，古人视其为龙类神物。这可能就是伏羲氏以龙蛇为图腾的重要原因。十分有趣的是，在浮戏山的东谷，因蛇类众多，故名“蛇谷”。这不仅是伏羲氏以蛇为图腾的直接原因，也是伏羲氏曾居住在这里的重要佐证。由此可见，伏羲氏本居住在洛阳、“浮戏山”一带的河洛地区，考古学上的裴李岗文化可能就是女娲、伏羲氏的文化遗存。后来，伏羲族一部东迁至今河南淮阳及山东境内，一部西迁至今甘肃天水一带。这就是伏羲生于“成纪”及“陈”为“大皞之墟”传说的缘由。考古发现的甘肃秦安大地湾文化和山东北辛及大汶口文化，可能就是伏羲族迁移后的文化遗存。
《帝王世纪》说：“黄帝母家有蟜氏，世与少典氏婚”。直到虞夏时期，这种婚姻关系仍然见诸记载。
“有蟜氏”就是远古时代的有娲氏。《国语?晋语四》记载“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帝王世纪》说：“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20]。唐司马贞《史记?三皇本纪》则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司马贞自注：“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这说明“有蟜氏”亦可称为有娲氏。
司马贞把“有蟜氏”直接称为有娲氏，是因为“蟜”、“娲”名义相通的缘故。如前所述，“蜗”亦名为“蠃”，“ 蟜”是蜂的别名。《说文?虫部》：“蠃，蜾蠃也”。《虫部》还说：“蜾，蜾蠃、蒲卢，细腰蜂也”。蜾，同果。《尔雅?释虫》：“果蠃”。郭璞注：“细腰土蜂也”。《诗?小雅?小宛》：“蜾蠃负之”。《经典释文》：“蜾蠃，蒲卢也，即细腰蜂”。《礼记?中庸》：“夫政也者，蒲卢也”。郑玄注：“蒲卢，螺蠃，谓土蜂也”。大盖因蜂的幼虫与螺相类，古人就把蜂与螺视为同类动物，都名之为“蠃”。这就是“有蟜氏”亦可称为有娲氏的根本原因。有蟜氏就是有娲氏，还可从《山海经》中找到佐证。《山海经?中山经》载：“青要之山，实惟帝之密都。……是多仆累、蒲卢”。郭璞注：“仆累，蜗牛也”。“蒲卢”即《说文》所谓的“细腰蜂也”。“青要山”是邙山的支脉，在今洛阳市新安县西北二十里。这里至今仍生长着大量的蜗牛（螺）和土蜂，为有娲（蟜）氏的图腾崇拜提供了动物学的佐证。也就是说，司马贞“有蟜氏”即有娲氏的说法，是信而有征的。
伏羲、女娲是两个世代互为婚姻的原始部族。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妻嫘祖为有娲氏，禹妻女娇亦号女娲。这说明直到炎黄、虞夏时期，伏羲、女娲部族的后裔，仍保持着世代联姻的特殊关系。
4、伏羲、女娲部族的发祥地域，因年代久远而难以确定。依《山海经》、《国语》诸书的记载，有娲（蟜）氏居住在以今洛阳北邙山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伏羲氏可能居住在洛阳、“浮戏山”（今河南荥阳）一带的河洛地区。也就是说，女娲、伏羲氏最初的活动地域，应以河洛地区为中心。因而，以河南舞阳贾湖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遗址和郑州、洛阳、三门峡地区的仰韶文化遗址，可能就是伏羲、女娲以及黄帝族的文化遗存。
综上所述，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伏羲、女娲与少典、有蟜部族间的关系及其居住地望的澄清，对于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形成诸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8: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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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萨乌牛援引何光岳的观点，认为“炎黄均为太昊伏羲氏的后代。太昊伏羲氏距今约六千年前生于渭水中游的天水（今甘肃南部）境内，其后裔东迁定居并建立政权于古仓（今宝鸡）”。又说：“近年考古发现，广大中原地区9000—5000年的古人类遗址中有古彝文，甘肃大地湾有距今7000多年前的陶符，已用彝文破译。这与伏羲氏已有彝文，彝文始于280代前之彝文献相符”（ 且萨乌牛著《彝族古代文明史》121—122页，民族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伏羲氏以男性作为氏族的代表,担任氏族部落,部落联盟的首领或酋长,标志着母系
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的过渡.而泰安大地湾第九区仰韶文化晚期掘出男性生殖崇拜的
陶祖,甘谷灰地儿马家窑文化遗址陶祖的出土,青海柳湾马家窑文化一彩陶壶上有彩画与
捏塑结合的裸体男性老人像.大汶口文化晚期氏族成员间社会关系的变化,男尊女卑,贫
富对立.其文化属性大体同伏羲氏族文化时期有相似之处.秦安大地湾F901和F405"原始
殿堂"遗址的出现,足以证明这时期已进入中国文明的起源.所以,把文明文化的源头―
伏羲氏族文化,说源于天水一带,是不无道理的.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生
了重大变改.其代表特征:如仰韶文化中晚期突出的在房屋建设上出现了以下变化: 1,建
筑材料质量上,一部分是采用类似水泥的材料加工地平和墙壁,坚固平整.而另一部分仍
是传统的草泥木构.2,房屋结构一部分面积大,且分为2―4间.另一部分仍是传统单间.
3,聚落址小型者没有特别讲究的大房子,而象大地湾这样占地32万m2的大遗址,房子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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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百座,其中特别讲究的大房子F901,总建筑面积420m2.分前室,后室,两厢,前室
有一对直径约90cm的大园柱.周围木骨160多根,附壁柱142根,柱残高3m以上,面阔
8柱9间,堂中有一直径2. 5m的大火膛.类似水泥材料加工地平.堂前有两排大柱洞和
一排石板.依甘谷灰地儿陶屋模型可复原为四阿顶双重屋建筑,有人称为"原始殿堂",是
有一定道理的.F405结构同前,然特别的是在其廓檐处发现一件象征权力的汉白玉雕权杖
头.看来这样大的建筑物绝非一般氏族酋长所有,起码是一个中心部落或部落联盟首领的
总部.4,房屋装饰也有变化.如F411房子出现很特殊的地画.大汶口文化在墓葬出现以
下大变化: 1,墓葬规模明显差别.大者有棺有椁,随葬品百件左右,有精美的玉,牙雕品.
中型少数有棺,随葬品数十件,小者无.2,二次合葬被单人葬或夫妻合葬墓所取代,夫妻
男左女右一次葬.3,不同葬地的规模,葬品数量,质量都不同,说明发展不平衡,已有控
制与被控制的区别.4,这时期的墓普遍埋葬石铖,大墓有随葬玉铖者,说明这时期居氏已
很重视兵器,应是战争的证据.
至于伏羲氏族最初活动于天水一带,随轮耕,游牧,争夺迁徒东进,徒治陈仓,都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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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地下考古资料亦有类似情况.如秦安大地湾一期文化,天水两山坪一期与中原磁
山,裴李岗文化相似;天水西山坪二期,师赵村一期与宝鸡北首岑下层文化内涵相似;大
地湾仰韶文化早期,师赵村二期与西安半坡类似;大地湾中期,师赵村三期与陕西庙底沟
一期相似,这绝非偶然巧合,足以说明这时期各文化内涵的相互影响与共同发展.而在各
文化互相影响,浸透,发展过程中,以蛇为图腾的族团是比较进步的强者和勇健者,兼并
了其它族团,成为百王之先(因原始社会各氏族酋豪皆称王).说明伏羲氏族,部落,部落
联盟的社会关系性质相对而言比较完善,有其进步性,如"因夫妇,正五行,始定人道,画
八卦以治天下".故班固在《东都赋》中赞云:"四海之内,更造夫妇,肇有父子,君臣初
建,人伦实始,斯乃伏羲氏所以基皇也".
以上文化现象说明,伏羲氏族时期大体经历了我国新石器时代晚期向铜石并用时代早
期的过渡阶段.这一时期的社会关系性质是由母权制向父权过渡.已逐步形成氏族,部落,
部落联盟管理阶层与氏族成员两大成份.男尊女卑,贫富分化.其社会生产是在氏族,部
落,部落联盟首领导统帅下的氏族成员集体劳动生产形式.因生产关系适宜生产力故生产
有较大发展,以致出现许多发明创造.
从目前原始社会考古发掘资料看,被认为与龙最相似的几个龙形纹饰彩陶器物
均出自天水,宝鸡滑水一线.
伏羲氏族先民从天水一带兴起,沿渭水一线,"徒治陈仓","都陈".在东迁壮大过程
中,争战肯定是有.从考古发掘看,武装冲突资料可以散见.如1977年在宝鸡北首岑仰韶
文化遗址中掘出77m17号墓,而墓主无头骨,以一件尖底陶罐代替头骨(文汇报1980年1
月4日三版).至于武装冲突产物军事设施如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氏族村落周围的大壕沟
等.发展到后来的龙山文化时期,正如《吕氏春秋 郡守》"夏鲧作城"和《世本》"鲧作
城郭"所述.河南淮阳,登丰和山东城子崖都有龙山文化城址发现.大汶口文化居民和云
南许多居民有凿齿习俗.同时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葬普遍随葬石铖,其大型墓还随葬玉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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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这样重视兵器,说明是掠夺战争所必须.而且大汶口文化墓葬中发现有大量良渚文化遗
物.这可能是良渚文化某部落远征于此,所遗之物或是大汶口文化人所掠之物.从上看,伏
羲氏族先民,随东迁兼并,融合其它部族,形成一支以虚拟动物"龙"为图腾崇拜的兴旺
发达华夏族团,是经过必要的争战的.当然这使当时的生命财产受到损失,但从整体社会
进化而论,为父权制的确立和奴隶社会的形成,起到摧化和助产作用.究其产生争战之原
因,是多方面的.然从大的重要方面看,一是因迁徒.由于中原地带自然条件优于西土,因
而需进行领土扩张.二是私有制的出现,贫富分化,为保护或扩大私有财富,部落间出现
一种以获取财富的军事争战.概而论之,从伏羲氏族先民东迁,兼并以及发展壮大,乃至
"龙"族团的形成过程,可窥其中华远古文化的发源以至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形成的轨迹.所
以迁徒争战是伏羲氏族文化的内涵之一.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8: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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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与中华传统文化之源
《周易》为中华文化群经之首，包罗万象，博大精深。中国古代各种学术支派，无不起源於此。而《易》之精髓“八卦”，又首创於伏羲。古籍《尚书．序》载：“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可见《易》与伏羲文化实为中华民族文化之源。
自五四运动以来，西洋文化传入中国，一方面给中国带来科学与民主，另方面也带来一股自我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逆流。某些历史学家根本否认殷商以前的中国历史，把伏羲画八卦，造书契，看作是神话传说，子虚乌有。将中国的6000年文化史斩断为三千年（近二十年始承认黄帝恢复为5000年）。因此，对於伏羲是否真有其人？画卦是否真有其事？便极有加以科学考证的必要。为此作者跋涉淮阳、天水、兰州等地。对此作了详细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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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伏羲实有其人，伏羲画卦实有其事
古史《竹书纪年》载：“太昊（伏羲）之母……履巨人迹，……生帝於成纪（今甘肃天水附近），为风姓，都宛丘（今河南省淮阳县），龙马负图山河，始作八卦，以龙纪官造书契，作甲历，制嫁娶，定姓氏。”但一般历史学家都对此置之不信，认为伏羲处在6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不可能有此进化水平。然而事实胜於雄辨，这些难题的历史之谜，现在随?考古文物的不断发现，已经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首先，伏羲建都的宛丘古城，现在已经在河南淮阳出土了。史载：“伏羲作都於宛丘。”“伏羲氏没，神农氏因其旧而都之，故名之曰陈。”陈即现在的淮阳。《淮阳县志》载：“宛丘在县城东南”。近年经过考古人员的努力，果然在淮阳县城东南四公里的平粮台上挖掘出了埋藏数千年的宛丘古城。
此城城墙宽10米，总面积约五万多平方米。经碳14测定，筑城年代为4500年前。城门下面还埋有陶制排水管道。这些先古的排水管道在美国国际奥尔良博览会上引起高度惊讶，在这样古老的年代竟有这样的先进文明真令人匪夷所思。
据美国应鼎成先生研究考证：伏羲氏族领导部落联盟延续1000多年，然後姜姓神农又自西北迁来中原，代伏羲氏而王。现从碳14测定的年代看来，此城应为神农氏“因伏羲旧都而都之”时期所建的古都。考古家发现在此城遗址下面还有一层氏族部落群的遗址。由於技术及财力所限，暂时封存，留待以後挖掘。既然已掘出的宛丘古城可以证实为神农时期的遗址，那麼处在其下的氏族部落群遗址，自然便是伏羲时期的遗址了。从宛丘遗址中已掘出的石斧、石箭头、石网坠、陶制豆盆以及贝壳、鱼骨来看，古籍所载：伏羲氏“作网窖，制干戈，教民渔猎畜牧”，完全是事实了。
在此以前，笔者曾先考察了伏羲的出生地成纪（即今甘肃天水附近）。天水西城有伏羲庙。再向北30馀公里为秦安大地湾，考古学者在这裏发掘出各种彩陶及从事栽培、养猪、纺织的遗迹。更奇异的是其中竟出现了宏伟的宫殿式中心建筑的遗迹；彩陶上出现了十几种书写的类文字符号，其中如“卜”、“八”、“丁”、 “个”、“十”等，已是现代文字的雏形。笔者还亲自发现其中有个陶碗，其背面线形饰纹成两组螺旋形，互相缠绕，恰似太极图中的阴阳两鱼互环互抱，在又一个陶碗的碗底嵌有八个突出点，恰似八卦的象徵。这些都证实了伏羲氏确实生於成纪（天水），并且已经“造书契”、“养牺牲”、“去巢穴之居”、“治屋庐”了。这与古籍记载完全相符，从而展示了伏羲氏生於成纪，而後率领部落沿?黄河辗转迁移，最後抵达中原宛丘建都定居的历史轨迹（关於画卦考证见後面第四节）。
作者： testpeople01 2007-7-22 14:24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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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回复：[转]伏羲文化考
三、“龙”是伏羲氏族的图腾，是中华民族各部落第一次大融合的象徵
在中国早期文献中，说：“庖牺氏（即伏羲氏），风姓也，蛇身人首……”。今人徐显之在《山海经探源》中考证：中国古籍所载的“蛇身人首”或“虎齿豹尾”等形象，皆是该氏族部落的图腾形象。因此，古书所载“伏羲蛇身人首”，实际是说伏羲氏族部落原来是以蛇为图腾。及至以後率部南迁，定都宛丘，制网窖、兴渔猎、画八卦、造书契，进化水平提高，四周各部落纷纷前来归附。这时，伏羲氏便综合各部落的图腾形象融为一体，采取马图胜之首，鹿图腾之角，蛇图腾之身，鹰图腾之爪，组合成一个想象中的具有万能之力的神物作为整个部落联盟的新图腾，并且取名叫“龙”。因为“龙”即是“能”的转化及谐音。
伏羲为使“龙”的图腾形象深入各部落人们心中，便又分别赋予各部落首领以具体职权，并且“以龙纪官”。近年考古学者在河南濮阳西水坡（距淮阳二百公里）的古墓葬中发现一条用贝壳构筑的青龙图象，此龙兽头、鹿角、鳞身、鱼尾，经碳14测定，距今六千年，被称为“华夏第一龙”。其时代及地域正与伏羲的时代与活动地域相符合。这说明古人对伏羲的各种记载，确实有其切实根据，并非凭空虚构。我们先祖伏羲氏在第一次融汇中原各部落後，便创造出龙的图腾，以表达中华民族能大能小，能屈能伸，上可腾天，下可入海，变化万端，无所不能的大无畏精神。
作者： testpeople01 2007-7-22 14: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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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卦台山揭开伏羲画卦之秘
《易经．系辞》说：“包羲（即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近代学者由於疑古之风，大都怀疑伏羲画卦之说，郭沫若甚至连文王演卦也不承认，而将《周易》与八卦的创作权归之於战国时期的楚人轩臂子弓。
我们中国人自己不承认自己祖先的智慧与功绩，然而外国人却承认。欧洲的哲学权威荣格在英文《周易》再版序言中说：“世界人类唯一的智慧宝典，首推中国的《周易》（八卦），在科学方面我们所得的定律，常常是短命的，或被後来的事实所推翻，唯独中国的《周易》（八卦）相延6000年之久仍然具有价值，而且与最新的原子物理学颇多相同的地方。”荣格既承认八卦有6000年的历史，也就是承认八卦为伏羲氏所画了。但是权威归权威，要说服中国国内的学者还得做大量的考证工作。
使人振奋的是：在距伏羲故都淮阳四百公里的安徽含山县於1987年发掘出一块玉刻的八卦图，经碳14鉴定为5000年以前的物品（见1987年8月8日《人民日报海外版》）。这恰是距伏羲不远的时代，说明八卦早在5000年前便已存在，其发明人自是伏羲无疑了。然而八卦取象自何而来？伏羲又是如何发现宇宙奥秘，将其纳入八卦模式之中的呢？
在天水（古成纪）城北的卦台山，传即伏羲画卦之处，笔者亲身前往观察。祇见卦台山地形特异，四面环山，台自中心突起，台周为一片盆地，恰如一幅太极图形，渭水自侧面屈曲流来，至台後成S形环绕而过，恰似太极图中分界阴阳的S形曲线。更奇妙的是在卦台山八面，恰有八座高峰，其形状西北峰如马，北峰如猪，东北峰似狗，东峰似龙，东南峰似鸡，南峰似风（雉），西南峰似牛，西峰似羊。恰恰与後天八卦的卦位和卦象完全符合。张渊量博士首先据此证实古籍所载伏羲画卦确是仰观於天，俯察於地，从而悟出其中宇宙玄理，构出模式，画出八卦的。更巧的是，卦台山在地图上恰恰处於中国版图的中心。而当地的地理环境阴阳互抱，卦象俱备，又恰恰成为宇宙模式的缩影。所以，伏羲才能在这裏产生对於八卦的构思。古代有人认为先天後天八卦皆出伏羲看来有理。
作者： testpeople01 2007-7-22 14: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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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白龟出现，证实伏羲画卦之功
《易经．系辞》谓：“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河图就是“龙马负图出於河”，洛书就是“神龟负文出於洛”。《礼纬》认为河图，洛书皆出於伏羲时，伏羲因之以作八卦。近代易学名家尚秉和先生亦力主此说。《陈州府志》亦载：“上古伏羲氏得白龟於蔡水，凿池养之，而画八卦。”关於伏羲观察白龟背上甲纹画卦之事，数千年来谁也没有见过白龟，史书也无白龟出现的记载。因此大都认为此是传说。然而希奇的是，在1984年，千载罕见的白龟竟突然从伏羲故都（淮阳）的画卦台前出现了。
画卦台在淮阳县城与伏羲陵墓之间，前有一泓池水，名“白龟池”。传说即伏羲养龟之处。1984年8月一个叫王大娃的小孩在白龟池钓鱼，不想竟真的钓出一祇重约一公斤的白龟来。经专家研究，果然在龟背上发现了五行，八卦等种种奥秘。此事传开，当即轰动全国易学界，并被当作国宝放在文化馆中加以珍贵保护和饲养。
笔者在前往考察时，只见白龟大如圆盘，浑身洁白，晶莹如玉。唯有颈及头部为淡淡的粉红色，润泽光洁，宛如玛脑雕成。再看背上甲片，中轴纵列五片，隐示金、木、水、火、土五行，两侧各列四片，合共八片，恰恰象徵八卦。最外一圈24片，隐含一年24个节气。若将龟背中心三片作为天、地、人三才，则其周围一圈共计10块甲片，象徵天天。腹部甲片共有12片，这样，背为天，腹为地，正好象徵12地支。想不到史载“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其根由奥秘均藏於白龟一身甲片之中。由此可见古史所载，并非虚构，千年罕见的白龟之出现，实为了揭开千古之奇谜，证实伏羲画卦之伟功。晚上，笔者躺在床上，忽然想起《易经系辞》中还有段话说“大衍之数五十（虚一不用），其用四十有九。”并且以此作为用著草卜卦的标准方法。历代学者对此均难解释其原因。这时，我突然悟起：这白龟全身甲骨（连同头骨）岂不正好是50片？而头为灵魂之中心，至尊无上，自然“虚一不用”。这样蕴有各种易理的全身甲片，自然祇有49片了。这便是“其用四十有九”之理。悟到此处，我霍然而起，想不到易学中又一千古不解之谜，竟由此而得解决。因此，更加证实伏羲则法龟背之文而作八卦，此语非虚了。
然而画卦台现有两处，天水（成纪）、淮阳（宛丘）各一。二者究竟孰是？笔者认为：任何一个伟大的创造发明，都不可能是一次完成的，都需有一个启发、蕴酿、发展、完善的过程。伏羲初期居於成纪（天水），则法卦台山地形，悟出太极及八卦的雏形，但尚未达定型阶段，是故秦安大地湾出土的陶器，只有形似太极的线形饰纹；以後伏羲率部落沿黄河南迁至宛丘建都又见白龟背上甲纹，进一步悟出五行、干支、八卦、节气之道。遂将以上发现互相结合渗透，融化，终於创出完整的八卦系统。所以最近在安徽含山县发现5000多年前的完整玉八卦图便不是偶然的了。这也是“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记载的由来。
作者： testpeople01 2007-7-22 14:25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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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伏羲不是南蛮或东夷部落领袖而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自从中国史学界权威郭沫若、顾颉刚、闻一多认定太昊、伏羲为两人，并以太昊为东夷集团领袖；伏羲为南蛮集团之领袖後，现代历史学家遂以此为定论，并将太昊、伏羲与黄帝并列，作为中国上古同时并立对峙的三大部落集团（东夷、南蛮、华夏）的各自领袖。最後由黄帝华夏集团将东夷、南蛮逐步徵服和融化。其实，这是最大的误解。
郭、范两位前辈所以将太昊定为东夷部落领袖，是因：一、太昊风姓，而《竹书纪年》则载：“东方曰夷，夷有九种：曰畎夷……风夷、阳夷”。郭沫若认为少昊姓风即是风夷，故太昊即是东夷部落的领袖。二、春秋时代，在今山东一带尚有任、宿、须句、颛臾诸夷小国，皆祀太昊为祖。因此，太昊便是东夷领袖。
闻一多及顾颉刚等认定伏羲为南蛮诸族领袖，是因：一、苗族至今仍尊伏羲女娲为祖先（事实上，汉族亦如此尊崇）。二、瑶族，畲族亦均自认祖先为盘瓠，而盘瓠、伏羲实即一人，故伏羲便为南蛮诸族之祖先。
以上说法很具说服力，因此成为现代历史学家之定论，无人敢持异议。实际不然，前面诸贤引证虽正确，但是结论却大错误。原因是几位历史前辈没有看到近年考古之新发现。
首先，宛丘古城遗址的发现及玉制八卦图的出土已证实太昊伏羲时代距今六千馀年（详见本文第二节）远在黄帝之前一千馀年。因此，太昊、伏羲决不可能是与黄帝同时三方并峙的蛮夷部落领袖。此外，太昊、伏羲原即一人，并非近人所认为“自西流刘歆始将其合为一人”。在战国时期的魏墓出土的《竹书纪年》，即载有《太昊伏羲氏》条目，战国时期的《左佐》也记有“太昊伏羲氏以龙纪官”之语。可见太昊伏羲自古即为一人。现在对世界上古史的研究证明，古代先民口碑相传留下的历史多数皆被证实为实有。那麼对前面几位前辈所作的有力考证又如何解释呢？
真实的历史是：太昊（即伏羲氏）乃是6000年前时代以龙为图腾的部落联盟领袖。原居西北成纪，後迁居中原宛丘（今淮阳）。目前考古证实，仰韶文化（距今五千至七千年）最早发现地在河南渑池，距伏羲故都不远，其分布面积多在甘肃、青海、陕西等西北地区。由此更证明伏羲氏乃自西北迁至中原的记载完全属实。一千年後，伏羲氏居於宛丘的後裔为新从西北迁来的部落神农氏（亦称炎帝）所代替。（见前面考证）。伏羲一支後裔遂东迁与东夷部落汇合；另一支後裔南迁，与诸蛮族部落汇合。由於伏羲後裔文化高於蛮夷，故蛮夷诸部落尊崇伏羲後裔为主，久之遂皆祀伏羲为祖先，这便是郭、范、闻前辈所得考证资料的由来。自此，再过八百年左右原为伏羲留在西北的後裔黄帝部落又再次自西北一带移向中原，与神农氏後裔之炎帝交战合并，成为华夏集团，而与中原伏羲氏的两支後裔蛮夷二族，并峙为三。以後再逐渐融合为统一的中华大民族。笔者认为炎黄二帝亦为伏羲後裔的根据有三：一、炎黄二帝皆自伏羲的故乡西北天水一带迁来。二、“龙”的图腾与概念为伏羲氏所创，而史载：“少典氏之妃感神龙而生炎帝” （《三皇本记》）。《史记。天官书》亦载：“轩辕（黄帝）黄龙体”。既然炎帝、黄帝皆自认为“龙”的子孙，自然也均是伏羲後裔无疑。三、黄帝文化与伏羲文化有极深的渊源。如伏羲氏“造书契，作甲历，定四时，造琴瑟”；而黄帝则亦命人“造文字，定干支，作甲历，作音律”等，皆是在其先祖伏羲文化的基础上，予以进一步发展。
由上可见，不论华夏集团，东夷集团或南蛮集团，其祖先皆为优羲氏无疑。所以说，太昊伏羲氏实为中华各民族的共同祖先。
把他与华夏集团的黄帝对立并峙起来，实是莫大的错误，现在到了还中华民族上古历史以真面目，并为人祖伏羲正名定位的时候了。最近十年间，上述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决非偶然之事，此乃中华易运当兴之兆，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3 18:32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羲皇考议》
http://article.hongxiu.com/a/2007-11-11/2417526.shtml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20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彝族人源流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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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日期：2004年5月15日 出处：<凉山彝学> 作者：想旭丽的人找的 已经有117位读者读过此文
彝族人，历史上都称为夷族。是中国西南一带的土著民族。是中国历史上发祥最早的历史最悠久的民族。
由于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的错综复杂的原因，彝族的历史渊源至今尚无统一的定论。有北来说，有西来说，有南来说——
研究彝族的历史，许多专家学者作了大量的研究，已有多方面的论著和文章，为进一步全面研究和探讨彝族的历吏文化、经济、政治、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彝族人，发源于何时何地？彝族人与其他民族有何关系？彝族人的迁徙，演变，发展如何，都有待于从多方面进一步研究。
现在有一种错误观点，认定彝族是“氐羌”的后裔，这就是彝族历史研究上影响较大的“北来说”。彝族人究竟是不是“氐羌后裔”？
一、彝族人与“元谋人”的关系
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对夷族有记载，是两千年前的古夷人。实际上，当时的夷人已经在西南这块土地上发展成了一个强大的民族，各部落遍布中国大西南。事实的先民早已开发了这里的人类文明。显然，在司马迁著书以前，夷族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历史的事实告诉我们，彝族是大西南人类最早的民族。从这个观点来说，古夷人是“元谋人”的直系后裔。两千多年以前，就有汉文史书记载的“夷是由古彝文的“尼”音演变而来，而“尼”是夷人的统称。可以想象，后来的汉文用“夷”字来确定“尼”族人，真是独具匠心，这个“夷”字的形体说明，古彝族是一个狩猎民族，是一个背弓箭的大人，很形象。古彝族人，都自称“尼“，“诺”，“尼苏”，“诺粟”，“僳粟“，”纳西”。汉字所用的“夷”既借用了夷人的原本谐音，又表述了古夷人的社会生活方式。后来，毛泽东出于一种良好的心愿，把“夷”改为“彝”，一些人知道“夷人”，而并不了解“彝人”，而有些人了解“彝人”而不了知晓“夷人”。
彝族人都有有送祖灵的风俗习惯，认为人死了，只是身躯的消失，灵魂不会死。夷人自古以来都崇拜祖先，所以都有〈〈指路经〉〉。〈〈指路经〉〉是以父子连名的送祖先神灵回归故地的路线。千古以来，夷族人或以口传或以诗文代代相传。这是研究夷族历史的一条十分重要的线索和依据。在彝族人〈〈指路经〉〉中可以得到一个结论，古夷人与“元谋人”有直接的渊源关系。
方国瑜先生的〈〈彝族史稿〉〉所证实的是，彝族人来自北方，从西北向南迁徒。其根据是夷人〈〈指路经〉〉，其次是氐羌的史说。这是值得商榷的，大多数彝族人都知道，夷人的〈〈指路经〉〉不存在“大都自南而北，越过金沙江，送往水头”。这是一种历史性的常识失误。四川和贵州彝族的〈〈指路经〉〉最后都送往云南的楚雄方向，并不是“北方的水源头”。凉山是有 17个县（市）6万多平方公里180万彝族人口的全国最大的彝族聚居的自治州，17个县（市）彝族人的〈〈指路经〉〉方国瑜老先生的说法不同，都是送往凉山的东南方向的。说明凉山彝族的祖先是来自云南方向，并不是什么北方。如接近成都的乐山峨边马边，凉山的甘洛县，远离云南，但这里的彝族的〈〈指路经〉〉都有送往云南方向的“兹兹扑乌”（指现在的云南昭通）。因此，彝族的“北来说”是一种误导。
“彝族是氐羌的后裔”纯属是一个错误，纯属颠倒是非。历史上“羌人”从北迁南是事实，但是，那是在“夷人”从南往北迁徙以后的事，并不是“羌人”南迁以后才有“夷族”，而是夷族各部落向北方和中原发展以后，因其生活方式的从狩猎转为游牧以后，夷族被称为羌族。这是一个历史的演变过程。司马迁在〈〈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写到：“西南夷群长以什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什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此皆鬼椎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同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崔、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无常处，无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崔以东北君长的什数，冉陇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西。自冉陇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然而，有不少的史学家把夷人列为羌人，如晋人常璩著的〈〈华阳国志。南中志〉〉中讲到蜀汉时说移南中劲卒青羌万余家于蜀。”错误地把夷人列为羌人。
只要弄清了古夷人是“元谋人”人的直系后裔，关于“夷人”与“羌人”的关系就一通百通了。
二、古彝文是彝族历史源头决定性的依据
古彝文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文字。
马长寿先生著的〈〈彝族古代史〉〉中关于彝族原始社会不是传说和遗迹时说：“彝族在西南各民族中是最富有有历史知识的一个民族，他们创造了彝文经典。”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首先得研究民族的文字，因为，民族文字是民族历史的见证，是民族历史的依据，也是民族历史的影子。
一个古老的民族，都有其古老的文字。没有文字的民族，不可能有悠久的历史。
关于古彝文的创造，有“唐代说”，有“汉代说，两者都有一定的道理。但那是在半坡出土文物的古彝文研究之前。西安半坡和临潼姜寨出土文物中的51个刻符用古彝文识读出了32个，这是一种新的发现，也是一种奇迹。这些能用古彝方破译的刻符，早于甲骨文，具此推断，古彝文起码也有7000年的历史。我国各地出土的文物古迹，有许多刻划在石器陶器骨器竹器的字符距今有9000年的历史。凉山州整理出来的古彝文字就有9000多个，说明彝文曾在历史上辉煌过。凉山彝族人从古至今都在沿袭着用古彝文。据刘志一先生考证，甘肃秦安大地湾一期类型彩绘符号与仰韶早期的刻划符号相近，而这些刻划符号与贵州威宁和云南路南出土的古彝文完全相符。这就充分证明了大地湾刻符是古彝文。
汉文字只能追溯到殷商时期的甲骨文，但夷文字是在甲骨文之前。历史的事实证明，夷文比汉文还要早几千年。
一种民族的文字的形成和发展，都有一个漫长的岁月，古彝方的形成和使用，肯定有一个很长的时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古夷文至少也有上万年的历史。从古夷文的研究，可以证明，彝族是一个中国最古老的民族，她以雄辩的史事，论证出了其悠久的历史和古老的文化。从古夷人的线索中，可以肯定，“夷人”就是“元谋人人的直系后裔。是古“夷人”在人类社会的最大贡献。
三、夷人与其他民族的关系
夷人和羌人究竟是什么关系？众说纷纭。夷族历史学家刘尧汉先生从“十月太阳历”进行了对比研究，指出古夷人和古羌人有血缘关系。许多庐山的史料证明，羌伏羲部落的文化源于古夷人，羌人是夷的后裔。在后来，古夷人往北迁徙，发展为游牧民族，故以羌自称。后又在“洪水朝天”时期，古夷人因有云贵高原的地理优势，保存了大多数部落，再次大规模向北方展示，然后扩展到整个中原。因为“洪水”发生时，中原的“北京人”和“蓝田人”的后裔几乎都灭绝。这是不可辩驳的历史事实。这也是夷族人得以发展的一个历史机遇。
“夷人是氐羌后裔”的说法显然是不成立的。
历史上伏羲氏就是古夷人。是古夷人的一个分支部落。就是因为生在北方的甘南天水，被子错误地说成“羌人”。自伏羲、炎、黄之后古夷人首领禹建立了夏王朝。炎帝部落的另一支“东夷”，在黄河下游的东部建立了商王朝。于是，夏商形成了东西分割的格局。一些史学家认为，夏为羌，商为夷。实际上都是夷人，只是在不同的地域而言。如《 帝王世纪中》中说：“禹，姬姓也，其先出顼，名文命，字高密，卒于毕郢，西夷人也。”后建的西周，是原夏的一个部落的崛起，都是禹的后代。历史上，夏、商、周，都是夷人的后裔所建。也就是说，毕夏文化便是古夷人文化传承。据有关史料考证，刘邦乃东夷人也。他灭秦建汉后， 其主体民族依然还是东夷和西夷。实际上，汉朝以后形成的汉族人，主要是东夷、西夷和其他的民族的融合。
彝族，在远古的时候，是一个强大的民族。
在历史上，历代的史学家，把演变发展以后的古夷族人列为“羌人”，后成为中国西南各民族的统称。
有《史记。楚世家》记述战国时期的夷人：“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意昌之子也。”后来，郭沫若作了解释，说：“颛顼是夷人分支之一，其孙自然是古夷人。”实际上，颛顼帝高阳不公是古夷人，而且是在夷人居住的地方。就是说，楚人的先民是古夷人。楚国著名诗人屈原也称创夷人。
古夷人长期生息繁衍大西南，大量的部落族人不断北往东迁徙扩大，演变为其他民族了。在云贵川广西等地的夷人，因各种原因，出现了各分友，有的分支到了近代甚至被认定为单一民族。
四、彝族的文化与夷人的历史关
夷人崇尚龙虎鹰。关于这一点，是史学家共认的事实。龙虎鹰的图腾文化，是夷族人的文化特征。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不同类型的彝族文化传统，反映了彝族的历史特征和历史渊源。
在历史上，伏羲、炎帝、黄帝、夏禹等帝王都崇拜龙鹰。夷人龙虎鹰图腾文化的传承一直沿袭到现在。从这一现象可以看出夷人与三皇五帝的文化教育关系的内涵和历史关系。
在夏商周期间，夷人的文化政治中心在元谋一带，就是现在的云南楚雄。后发展为滇国、夜郎国、昆明国、巴蜀四大文化区。到了“六祖”时期，是夷人文化发展的第二阶段。
——过年 彝族人过年，一般都有在秋季。如四川省凉山州的彝族，一般在都在10月或者说11月择吉日过年。这是千百年来的传统节日。过年，主要是庆祝丰收，同进主要祭奠祖先。从过年的时间来看说明居住地的气候比较热，庄稼成熟比较早，到了收粮猪肥时就过年庆贺祭祖。从这一点来说，彝族人的先祖来自南方，不可能是北方。国灰北方民族过年都在秋冬之间。
----婚事泼水 现在的彝族人几乎都保留着办婚事泼水的习俗，不管是高寒山区还是平坝河谷，不管在寒冬腊月还是酷暑仲夏，接亲举行婚礼，都要相互泼水这也是千百年来的一直沿袭下来的习惯。如果古夷人是来自寒冷的西北不可能有泼水的习俗。只有在气候温热的地方才会有这一兴趣。
——喜欢打赤脚 喜欢打赤脚，并非只是一种简单的经济问题和生活习惯，而是一种文化现象。原始社会里，因为人类文明处于原始阶段，人们从事狩猎和耕地放牧都是打赤脚。但后来时入文明时期，已经有了各种鞋子，而一些地方的彝族人仍然有打赤脚的习惯。这又牵涉到一个气候的问题。可以说，喜欢打赤脚是生活的地方的气候情况形成的。说明夷人的发祥地还是在南方。
——男人的发型 彝族的男人，都有留椎发的习俗。〈〈汉书地理志〉〉上说：“犍为，柯，越西等地都是西南夷武帝开置，其民俗略与巴蜀相同。 〈〈史记。西南夷列传〉〉也说：“自滇北君长以什数，邛都最大，皆椎髻、耕田——”现在的凉山彝族男人额头上都留有一撮头发，为椎形朝天。这与滇国人相同。〈〈蛮书〉〉中变记载：南昭的官员军士都把头发卷缠起来向前伸立额上。
——火葬 古夷人有原始的佛教信念，但表不成宗教。夷族人从远古开始，一直实行火葬。早在唐朝初就有汉文记载夷人的火葬。 〈〈蛮书〉〉说：“诸乌蛮不墓葬，凡死后三日焚尸，其余灰烬，掩以又壤。”四川的彝族人，至今一直保留着这一古老的火葬习俗。老人去世了，要组织歌舞以示欢送，还要赛马、摔跤、比武、唱〈〈指路经〉〉。办丧葬时，还要宰杀许多的牲畜祭祀， 以宰的为荣，越多越为贵，少则几头，多达上百。这种习俗与伏羲、炎、黄时代的习惯相近。送上山火葬时，女架七层柴，男架九层架，然后鸣枪点火焚烧。 这些都是代代传承下来的古老的丧葬方化。
——文学艺术 彝族文化具有浓郁的民族物色，内容丰富多彩。从彝族的各个时期的文化现象，可以找到彝族（古夷人）历史的线索。彝族文化，除了古夷文、天文地理、宗教信仰、民风民俗等以处，更多的还是表现在文学艺术上。一是神话传说：彝族的神话传说内容十分丰富，从远古到近代，有创世神话，洪水神话，图腾神话，龙的神话，鹰的神话，支格阿鲁的传说——这些神话传说，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彝族人的历史文化。二是歌瑶：夷人的古歌谣是最原始的文学形式，如情歌，创世歌，打猎歌，劳动歌，婚嫁歌，酒歌等。三是英雄史诗：彝族，是一个诗的民族善于以诗来表达感情，反映历史，抒发心中激情和追求。历史上有影响的有：《阿诗玛》、《阿细的先基》、《阿西人的歌》、《勒俄特依》、《阿莫尼惹》、《查姆》 、《梅葛》、《玛母特依》等。这些史诗和叙事长诗，全面记述和反映了彝族的历史和社会发展过程。四是民间故事：彝族的民间故事相当的丰富，在民间的文艺中，是最为宝贵的财富。这些民间故事、童话故事、人物传说、寓言故事，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形式反映了彝族人不同时期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观念。五是音乐歌舞：彝族是一个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间有许多的音乐，以特殊的音乐旋律，表现了彝族人民的喜怒哀乐，中历史的足迹，是历史的呼唤，是美好的追求，是五彩的憧憬。彝族的音乐，是彝族人真实的心声。彝族人有许多民间舞蹈，很有民族特色。从这些舞蹈，可以看出彝族人悲壮的历史，艰苦的历程，坎坷的道路，执着的追求，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六是服饰：以红黄黑为主的彝族服饰，反映了一种历史文化的深沉和庄重。彝族人特别祟尚黑色，大都数都喜欢穿戴黑色的服饰，这与古夷人有一定的渊源。古夷人分友伏羲、炎、黄帝和夏禹王、周文王等都崇尚黑色。 现在的凉山彝族人依然喜欢穿戴黑色的服饰，黑衣服，黑头帕、 黑披毡、黑鞋子。服饰的图案大多是日月和山水、飞鸟走兽，显行朴实粗犷。
彝族人的文化是彝族历史的缩影，从中可以找到古夷人历史源头和发展踪迹，这些老悠久的文化，足以说明彝族的历史渊源 。
综上所述，证明彝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她具有十悠久的历史和十分古老的文化。肯定地说，彝族是“元谋人”的直系后裔氐羌是古夷人的分支，古夷人是”羌人“的先民。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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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nhubei.com/200512/ca962888.htm
[象形字书话]彝文到底始于何时
1935年，红军长征经过四川彝族聚居区时，先遣队领导人刘伯承在海子边与黑彝头人小约丹按照彝族传统习惯，杀鸡喝血酒，结盟为兄弟，在中国革命史上传为美谈。
彝族有古代传承下来的古彝文，史称“韪书”、“文字左翻倒意，亦有象形、会意诸义。”清代学者袁嘉谷说：“彝文半书于象形，其无形者之于会意、谐声。不得于形、意、声作记号以别之。”显然彝文造字方法也是象形、指事、会意、假借等。
彝文始于何时？学术界众说纷纭。学者余宏模先生在《试论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一文中说：“彝族文字的起源和发展，渊源甚早。仰韶彩陶刻画符号，那是汉字的原始阶段，而与彝文的创造渊源可能也有关系。”有人还依据彝族文字的形、音、义，释读出了仰韶文化陶器上的刻画符号。
有的专家根据彝族先民家谱，提出彝文产生于6千年前。王正贤先生认为，彝族古代先民产生十二生肖，也产生了图形文字。
刘应珍先生把甲骨文、金文、篆书与彝文进行比较，她得出的结论是“彝汉两种文字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可是汉字的特点大多数发生在先秦以前的时代，汉字到两汉基本固定下来，如果彝文始于唐，它们的共同特点就在要倒退一千多年”因此她认为彝文初创不在唐，它在先秦或更早的年代产生。
还有一派认为，彝文创于东汉或更早。主要代表人物有马学良、丁文江等。马学良说，彝文始于何时，无明文可考。据前人考证，有“后汉白狼王歌为彝文前身”的观点。
更多的人认为，彝文始于唐朝，他们说，史书已有记载，“唐阿轲、纳垢夷之后（裔），隐岩谷，撰字如蝌蚪，三年始成，字母一千八百，号韪书，人至今习之。”
学者们各说一词，孰是孰非，尚无定论。这也说明，祖国民族文字研究还有许多盲点等待我们去探索。这些文字都是祖国文化宝贵财富，我们还须下大力气去挖掘整理、发扬光大。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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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里头和三星堆的文物中，
有少量文字（一些器具上的铭文），一个彝族的老人明确的告诉考古专家说这是古彝文。他並说彝族曾经是夏代的统治者，彝文也曾是夏代的官方文字。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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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王碑，因最先发现于衡山岣嵝峰，又称岣嵝碑，位于岳麓山顶禹碑峰东，镌石崖壁，宽140厘米，高184厘米，碑文9行，每行9字，凡77字，未有寸楷书“右帝禹制”。字体苍古难辨，有谓蝌蚪文，有谓鸟篆。系宋嘉定年间摹刻于此。1935年建石亭护之，亭侧有清欧阳正焕书“大观”石刻，为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禹碑附近有禹迹蹊、拖船埠等。禹迹蹊在岳麓山顶，禹碑左方山口，相传禹王开山疏河，道经这里，故名禹迹蹊。上面山坳叫拖船坳，也叫拖船埠。此坳杂草丛生，都顺山坡方向偃披，形如拖船压倒之状，冬枯春荣，年年如是，谓大禹拖船过岳麓山所留痕迹。既然禹碑摹刻于宋嘉定年间，此种传说，应属附会。
有关禹碑的记载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早在唐代，韩愈、刘禹锡就有诗咏禹碑。韩诗云：
岣嵝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朴奇。
蝌蚪拳身薤叶披，鸾飘凤泊拿蛟螭。
事严迹秘鬼莫窥，道人独上偶见之。
我来咨嗟涕涟湎，千搜万索何处有?
刘诗云：
常闻祝融峰，上有神禹碑。
古石琅玩姿，秘文璃虎形。
其实，两人均未见实物，但唐代即有禹碑的传说是无疑的了。明末岳麓书院山长，人称嵝山先生的吴道行著《禹碑辨》曰：
考《吴越春秋》，载禹登衡山，梦苍水使者，授金简玉字之书，得治水之要，刻石山之高处。此禹碑之所从来久矣，历千百年无传者，道士偶见之，韩文公、刘禹锡索之不得，致形之诗词。宋嘉定壬申(1212)，何致游南岳，遇樵者导引至碑所，始摹其文。过长沙，转刻之岳麓山顶，隐藏三百馀年，至明嘉靖癸巳年(1533)，潘太守(镒)搜得之，剔土塌传，朝野始复睹虞夏之书。
从上述文字可知禹碑来源之大概。但对禹碑的真伪历来众说纷纭。南宋张世南《游宦纪闻》记述何致在南岳发现禹碑时说：
何过长沙以一献连帅曹彦约，并柳子厚所作书般若和尚第二碑……曹甚喜，牒衡山令搜访。令报云：柳碑在上封寺，去冬雪多冻裂，禹碑自昔人罕见之。反疑何取之他处以诳曹。
但岳麓山之禹碑刻自嘉定间无疑，禹碑石岩右有古刻两通，字迹隐约可辨，其一为“大宋嘉定神禹碑刻成‘乐舞增光’宋张之才钎。”据此禹碑镌刻近800年，实属珍贵古迹。旧志说禹碑“色相斐蕤，神色焕发，岳麓之奇，当无最此。”
明代学者杨慎曾释碑文，其释文为：
承帝曰咨：“翼辅佐卿，洲诸与登，鸟兽之门。参身洪流，而明发尔兴。”久旅忘家，宿岳麓庭，智营形折，心罔弗辰，往求平定，华岳泰衡，宗疏事裒，劳余神禋，郁塞昏徙，南渎衍亨。衣制食备，万国其宁。窜舞永奔!
明崇祯进士、长沙知府石公荫《登禹王碑憩望》诗云：
为觅神碑夏后铭，丹梯陡绝屡回经。
危峰拔地雄南楚，远水蟠天漾北溟。
渺尔城寰犹列俎，飘然身世此孤亭。
九洲何处罡风吐，环现空疑拱万灵。
显然，此诗对杨慎的释文表现出一种虚无飘渺的空疑之感。白杨慎释文后，又有明代沈镒、杨时桥、郎瑛，清代杜壹，当代长沙童文杰、杭州曹锦炎、株洲刘志一等人先后作“岣嵝碑释文”。许多考释者都没有突破“大禹治水”的框框，而近年一些学者则认为“禹碑”并非禹碑。如曹锦炎认为岣嵝碑是战国时代越国太子朱句代表他的父亲越王不寿上南岳祭山的颂词。而刘志一则认为岣嵝碑为楚庄王三年(前611)所立，内容是歌颂楚庄王灭庸国的历史过程与功勋。
刘先生认为岣嵝碑所用文字为夏代官方文字，早于商周金文。这种文字到战国末期逐渐消亡。秦汉文字改革后，绝大多数文人无法识读了。加上内容南楚方言，又多通假，字体又采用对称型装饰手法，更难辨认。刘志一花费10年心血破译此碑文，其译意与《春秋左传·文公十六年》所载楚庄王灭庸的过程大同小异。刘的成果得到了中国先秦史学会专家们的肯定。无论将来另外的考释结论如何，刘先生的释文都能成一家之言。
面东而立，据古时记载源出衡山南岳，是块令人扑朔迷离的瑰宝、古今称颂的名碑，刻于紫苍色石壁上，高1.84m，宽1.4m，9行，每行9字，末行空4字，计77字，每字直径约16cm，字体奇古，如行走龙蛇，似蜷身蝌蚪。自明代以来，许多文人墨客对碑文进行注释，但因凡人不识“天书”，释文难免附会，如何解释此古今聚讼，有赖于考古专家的进一步发掘。文物部门很重视此碑的保护，于1935年建碑亭护碑，现已列为湖南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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蝌蚪文
在浙江省仙居县的淡竹乡境内，有座千峰叠嶂、万壑峥嵘的韦羌山。这里沟谷交错、古木森森、竹林幽幽、流水潺潺，四季风景如画，是省级风景区中十分重要的一条风景线。其中有一处神奥莫测的人文景观：在一座名叫蝌蚪崖的千仞绝壁上，布满了呈现人工镌凿的日纹、月纹、虫纹、鱼纹等奇异图案符号，这就是著名的相传为大禹刻石的蝌蚪文。为什么古人要将文字镌刻于千仞绝壁上？这些图文符号究竟有什么涵义？千百年来．有无数志士学者前往探奇。
据《万历志》和《光绪志》载：东晋义熙年间，一位姓周的廷尉曾“造飞梯以蜡摹之，然莫识其义”。以后郡守阮录和北宋县令陈襄亦“携众以观”，终因崖高路险．“云雨晦瞑”，未得结果，扫兴而归。陈襄还留待感叹道：“去年曾览韦羌图，云有仙人古篆书。干尺石岩无路到．不知蝌蚪字何如……”
1985年，台州地区文物普查验收组用28一200毫米变焦相机对崖面远距离进行拍摄放大，逐点分解，似见痕迹。1994年5月26日，由“安洲影艺社”组织的探险队聘请了相传三代以采珍稀药材野生石斛为生、具有多年攀崖经验的山民潘余龙从崖顶悬索而下，在高崖面不到一米的近处拍摄到许多实物照片。根据潘余龙叙说和从拍到的照片看，蝌蚪崖崖面平整如削，长约40米，宽约50米，成极规则的长方形，面积近2000 平方米。绝壁的崖面石质坚硬，布满了一个个凸出的半球，半球高出崖壁平面约5厘米，直径7—12厘米不等。在每个半球边缘，均有一条约2厘米深的圆形小沟。半球之间相隔约15厘米，纵横排列有序、似有日、月、虫纹及海洋生物图案的痕迹。
探险结果披露报端后．国内外学者引起很大兴趣。但结论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认为这是少数民族古畲族留下的文字；有的把它与六七千年前生活在仙居的下汤人联系起来，认为是先民的遗迹；当地老百姓一直相传为夏禹治水时所刻；有的则持否定态度．认为蝌蚪文根本不存在．是子虚乌有的事。有的则展开丰富的想象，说那是外星人留下的杰作。限于时代和条件，周廷尉所募之物当然不可能保存至今。“安洲影艺社”拍摄到的珍贵照片，由于距离较远，也无法释读，给人的感觉只是白糊糊的一片崖石面。
据《人民日报》报道：目前我国已发现神秘的、有待破解的原始文字或符号共八种。即曾疑为古籍伪作的《苍颉书》、《夏禹书》，贵州的“红岩天书”、“夜郎天书”，四川出土的“巴蜀符号”，云南发现的“东巴文字”，绍兴禹庙的“峋楼碑”文字和仙居的蝌蚪文。上述八种文字中，从发现的时代看，仙居的蝌蚪文最早，在南朝孙说著的我国第一部地方志《临海记》中就称韦羌山“上有石壁，刊字如蝌蚪”。二十四史中的《宋书·州郡志》亦称“天姥山（韦羌山别名）与括苍山相连，石壁上有刊字科斗形，高不可识。”以释读难度论，亦惟蝌蚪文为最。其它七种文字或存于书，或现于出土器物，或写于木石，或刻于石碑，或镌于石壁，均属有目共睹之字。而惟独蝌蚪文扑朔迷离，至今还未见其篆文的拓片。
据古文字专家考证，蝌蚪文，也叫“蝌蚪书”、“蝌蚪篆”“蝌蚪篆文”、“蝌蚪鸟迹”，为书体的一种，古文字体的一种。笔画多,头大尾小,形如蝌蚪,故称。蝌蚪名称是汉代以后才出现的，指是先秦时期的古文。因而，如确能在韦羌山发现蝌蚪文，“将是学术界一大幸事，对于古文字的研究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蝌蚪文，经常出现于中国古代传说中，最初指神仙使用的文字，后来又指谁也不认识的古文字。也是彝族人民现今仍在使用的彝文的通常叫法。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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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公陶文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记录语言的一种书写符号。曾一度成为人类社会相互交往的重要媒介，是社会发展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标志之一。山东龙山文化时期已使用文字，这是山东大学考古实习队在邹平县丁公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的，文字整齐地刻在一件泥质磨光灰陶大平底盆底部残片的器内面，计有5行11个字。这块陶片长4.6－7.7、宽约3.2、厚0.35厘米。右起一行为3个字，其余4行每行均为2个字。这些刻文笔画流畅，独立成字，刻写有一定章法，排列也很规则，已经脱离了符号和图画的阶段。全文很可能是一个短句或辞章。文字中除一部分为象形字外，有的可能是会意字，表现了一定的进步性。对丁公龙山文化这件刻字陶文，经考古学界、古文字学界30余位专家学者鉴定，得到了比较一致的确认，绝大多数学者对丁公陶文持肯定意见。
王恩田先生认为是"东夷文化系统的字"。严文明先生说是"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田昌五先生建议将丁公遗址出土的、由成组文字组成的陶文，称之为"陶书"，以与单个陶文相区别。裘锡圭先生认为丁公陶文，并不是一种处于向成熟的文字发展的正常过程中的原始文字，而是一种走入歧途的原始文字。对于丁公陶文，学术界也有不同的意见，有的学者抱怀疑态度，个别学者则持否定态度。尽管如此，"丁公陶文"发现的意义是不容质疑的，我们期盼着有新的考古发现和资料的问世。总之，丁公龙山文化陶文的发现，为探讨中国文字的产生与发展，研究中国文明起源等重大历史课题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实物资料。
济南大辛庄商代遗址发现甲骨文！这个消息既是顺理成章的，又难免带来一点不安。说它顺理成章，是因为殷商文字也是以龟甲为载体的，而商人从来都是被认为是东来者，与东夷族有关。再者，大辛庄甲骨与殷墟甲骨类似，均属于卜辞，说明了两者之间在文化上的关联性。假如方辉教授的析读是成功的，那么两者肯定属于同一体系。由此可以进一步推出下一个结论，即甲骨文源于东夷地区，由西进的商人带入中原地区，而不是由商人在到达中原地区之后才孤立地创造的。无论如何，龟甲上某些刻划符号看起来很原始，人和动物的原型均可辨认，应当是刚起源不久的文字，绝不可能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更不可能与在时空上存在巨大间隔的舞阳、半坡的符号相联系。谈到大辛庄甲骨文，我们不至于忘记1992年在邹平县出土的丁公陶文。这是一种相当抽象化了的文字 (严文明教授曾经称之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早期文字”)，估计其历史不会很短。假如陶片果真属于龙山文化层，那么丁公陶文的起源比大辛庄甲骨文要早得多，起码上千年。然而，邹平离大辛庄不过数十公里，为什么丁公陶文在漫长的岁月中不会传播到大辛庄，以致于后者要重新发明一种新的文字？考虑到远在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半坡和姜寨都有互通信息的证据，邹平与大辛庄在金石并用时代和铜器时代的隔绝就更加难以想象了，除非有人能够证明丁公陶文在铜器时代到来之前就已经死亡。遗憾的是，丁公陶文既然能以现代彝文来析读，那就不可能是一种死文字。看来丁公陶文是个棘手的烫山芋：它要么是从上层混入的 (这种怀疑早已有人提出)，要么根本就是造伪的产物。据称冯时先生认为“丁公陶文殷商文字之间明显缺乏发展的连续性，不可能是汉字的祖先”，“丁公陶文的笔画系统与古彝文是相同的”，“不论是山东龙山文化，还是所谓东夷文化，都是早期的彝族文化。”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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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普遍认为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然而，南京博物院馆藏的国宝龙虬庄遗址陶文却让人产生暇想。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庄天明表示，目前南京博物院珍藏的这一块从江苏省高邮龙虬庄遗址出土的陶文比甲骨文年代久远上千年，该陶文很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
而至今为止，龙山文化时期的陶文仅发现两片，一片被存放在山东，该陶文与甲骨文无关，另一片则是南博珍藏的龙虬庄遗址陶文，该陶文图文并茂，左边是字右边是图，左边的字以直线为主，和甲骨文有相似之处。
小河边发现“国宝”
据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张敏介绍，1993年4月到1996年4月，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对江淮之间的江苏高邮龙虬庄遗址先后进行了4次考古发掘，共发掘出新石器时代的各种器皿、骨头化石上千件，陶文是其中的一件，是第一批被发现的文物。
张敏说，整个龙虬庄遗址有4万平方米，整个遗址都是农民种的水田，该地农民并不知道该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还是正常劳作，并将水田其中一部分凿成了一条小河。1993年，当张敏带队赶到考古现场时，他发现遗址已经被“切割”，出于考古发掘的严谨需要，他把遗址切成了“剖面”，并根据地层开始对剖面进行仔细的搜寻，陶片就是在河边的“剖面”被发现的。张敏介绍说，陶片和人的掌心一般大小，是磨光泥质黑陶盆口沿的残片。发现如此贵重的陶文后，考古人员对遗址进行了更加仔细的考古勘探，但至今为止，该遗址仅发现了这么一片刻有文字的陶片。
专家列出三大证据
在记者的再三请求下，昨天，记者终于见到了这片“神奇”陶片。张敏打开一小盒子，然后将陶片小心翼翼地平放在纸上，陶片较小，要仔细辨认才能看到上面刻的文字。张敏在放大镜的帮助下对陶文进行了解读。他告诉记者，该陶片是5000多年至4000多年前的文物，文字刻在陶器内壁，共两行，左行4 字，以直线条为主，横平竖直，结体有序。右行四个酷似动物侧视图形的象形文字，第一个似兽，第二个似鱼或蟹，第三个似蛇，第四个似鸟。
学者们是通过什么来鉴定该陶片是新石器晚期的器物，比甲骨文的出现还早上千年的呢？南京博物院古代艺术研究所副所长庄天明认为，判断该陶文为新石器晚期有三大证据。其一为：高邮龙虬庄遗址出于新石器时代，因为该遗址中出土了大量具有新石器时代特征的文物，陶片在该遗址中被发现，自然也应该是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其二为：陶片图文并茂，左边的竖下来的4个字，看起来不成熟。甲骨文是已经成熟的文字，它可以组成词汇表达完整的意思，该陶片上的文字却不是很成熟，应该比甲骨文还要早很多年。另外甲骨文和该陶文均以直线条为主，所以，该陶文极有可能是甲骨文的起源。其三：该陶片质地坚硬，看上去很古老，文字刻得不深不浅，从陶片的质地、感觉来看也应该是4000多年前的文物。
陶文未被完整释读
张敏告诉记者，我国已经发掘了很多比龙虬庄遗址陶文还古老的陶文，但比甲骨文早笔法又相似的只有龙虬庄遗址陶文了。张敏透露，与龙虬庄遗址陶文同时期的古陶文还有丁公遗址陶文，但丁公遗址陶文以曲线为主，笔法和甲骨文截然不同；龙虬庄遗址陶文和甲骨文一样，同是采用直线条为主，所以被怀疑是甲骨文的起源。
谈及龙虬庄遗址陶文与丁公遗址陶文的价值，庄天明说，从书法角度而言，丁公遗址陶文样式比较呆板，而龙虬庄遗址陶文更具有书法意味，有“草书” 味，而且图文并茂，更具有书法价值；从古文字角度而言，丁公遗址陶文和甲骨文毫无瓜葛，而龙虬庄遗址陶文却让人们看到了甲骨文起源时期文字的模样。
自该陶文被发现以来，国内外很多古文字专家都对该陶文进行了研究，但至今为止还没有能够完整释读出来。张敏说：“目前我国甲骨文被辨认出来的文字只占三分之一，甲骨文之前的文字就更加难以辨认了。”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5 1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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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陶器是在一万二千多年前发明的。考古学家发现，古人喜欢在陶器上刻画文字符号，有的学者将之称为“陶文”。不少学者认为，陶文是古汉字的绉形。较有名的陶文有“贾湖刻符”“半坡陶符”“丁公陶文”“高邮陶文”等。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3-28 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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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虬庄遗址陶文将中国文字推前一千年
http://www.gytoday.cn/gy/20071107-27179.shtml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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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最初过的是茹毛饮血的生活，因为他们不但不会利用自然界中的火的现象，而且惧怕火。
当他们偶尔吃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时，发现了从未有过的香味，于是逐渐尝试着利用自然的火烧食物吃并想方设法保存火种，从周口店的北京人遗址中即证实那时候原始人已知道利用火。
相当长的时期后，原始人在钻木与打石的劳动中发现了火星的产生，于是懂得了火是能够人工取得的。考古材料证实，山顶洞人是最早懂得人工取火的。他们可能就是传说中的燧人氏.
华胥氏
根据以上史书的记载，华胥氏为风姓。她在现在的古雷泽（今山东济宁泗水县华胥山华村水库）边感孕，生下伏羲，在山东的承注山（济宁南四十里）生下女娲。由此，开辟了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为了中华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了继承和传播辉煌的华胥文化，她踏遍了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山东的济宁、四川的阆中、甘肃的天水、陕北的延川都留下了她的足迹。殷函、尹红卿编译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开首卷写到：“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从华胥氏开始，她是中华民族的始祖母。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黄二帝”。这些文献典籍的记述，都清楚地说明了正是由于华胥氏生养了伏羲、女娲再由伏羲女娲结合成婚，才繁衍出了中华民族。因此，华胥氏是华夏之根，民族之母，是华夏子孙的繁衍之根。
华胥文化对人类历史文化的主要贡献有：制嫁娶之礼，使远古人类逐渐摆脱乱婚、群婚的状态；造网罟教渔猎，发明了渔网捕猎，成为畜牧文化的源头；作书契以带绳结，有了简单文字；伏羲坐于方坛之上，听八方之气，乃画八卦，开始了人类从规律上认识大自然，后来被炎黄的后裔逐步发展成为《易经》；女娲作笙簧，产生了人类最早的乐器，成为中华音乐的起源。华胥镇这个地名就因为它是华胥氏生息繁衍劳动过的地方而得名。
【考古发现】
考古发现已经证明，陕西蓝田地区有130多万年人类活动的历史，是人类生息繁衍的摇篮。在华胥镇附近，发现旧石器遗址数十处之多，新石器人类遗址20多处，这些都证明华胥镇一直是人类活动的重要区域。所以传说中的华胥古国遗址就在现在的华胥镇这个说法是可信的。至于华胥古国的社会状况是什么样子，由于那个时代没有文字，今天的人已经很难说清楚了。学者顾实先生在《华夏考源》中说过胥、雅、夏等古字相通，华胥就是华夏，可见华胥文化和我们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关系极其密切。
【相关传说】
有关华胥传说流传至今最有名的有：女娲补天、女娲造人、伏羲画卦、伏羲女娲兄妹结婚延续人类和黄帝梦游华胥国等。其中在民间广泛传播，而少见于古籍记载的是伏羲女娲兄妹结婚这个传说。传说华胥氏族的成员在一次大水灾中，遭受了灭顶之灾，只有伏羲女娲两兄妹，因为坐在葫芦里，被漂到了蓝田临潼交接的一座山上，才幸免遇难。当他们看到这个世界就剩下他们两个人，为了人类延续，结为夫妻。在结婚前，他们对天发誓说：若苍天允许我们兄妹结为夫妻，繁衍人类，四山之烟聚而滚磨合。发完誓，他们两个人把磨石推下沟去。这时只见四山之烟果然聚合，再看磨扇也紧紧的合在一起，于是两人结为夫妻。后人为了纪念伏羲、女娲结合，繁衍人类的功劳，就把他们所在的山叫磨合山，滚磨盘的沟叫磨盘沟，并在磨合山上修建了人种庙，后来因人种庙名字不雅，改称仁宗庙。而且据一些专家考证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也有类似的传说故事，这就可以说明华胥不仅是汉族的祖先，而且很可能也是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祖先。
而在黄帝梦游华胥国的传说中，则透露了更多的关于母系氏族时代，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些基本情况。《列子》中说，黄帝梦游华胥国，华胥之人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好。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所利害，表明在母系氏族原始共产社会的一种社会形态，部落成员间人人平等，没有私人占有的嗜好等一些情况，传说黄帝在吸收了华胥国的一些治国经验后，经过二十八年的治理，达到了天下大治。至今华胥镇保留有一块关于记载三皇功绩的碑石，其中一通碑石上，中间有华胥国三个大字，左边有伏羲肇娠右边有黄帝梦游的字样。
【与龙的关系】
推理是这样的：古籍文献多讲“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雷泽中的大人是雷神，雷神就是龙神——雷之声是龙的发音，和雷相伴的闪电是龙的形状。因此，伏羲便是龙神的儿子，女娲便是龙神的女儿，龙的儿女自然要生得“龙身而人面”——像汉代画像石画得那样了。这是“龙的传人”一说的最早源头。伏羲和女娲是有“龙祖”之称的，那么，龙祖的妈妈华胥氏就是“龙祖之祖”了。
【祭奠】
经过近十年的调研论证和史料搜集，华胥陵的真实性得到了越来越多专家学者的认可。2007年3月份，世界华人联合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促进会、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中国史前文化研究院、黄陵基金会、蓝田县人民政府等10多家单位共同主办了首次全球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4万多人参加了恭祭仪式。此后，对于华胥氏的研究和华胥陵的考古保护工作也已全面展开，它标志着被人们遗忘了近百年的华夏始祖母华胥氏，重新受到社会各界的重视，从文史材料中走向真实生活。
【胥氏是华夏繁衍之根】
位于陕西省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的华胥陵，相传是上古时代伏羲和女娲之母华胥氏的陵冢。近日有专家称，华胥氏是华夏子孙的繁衍之根。
陕西省蓝田县位于西安市东南五十公里，因境内南山盛产美玉，故名。一九六三年在此发现了距今约八十万年的“蓝田猿人”化石，是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之一。
据中新社了解，蓝田县有关于华胥氏的诸多遗迹，“羲母陵”“三皇故居”等，日前有关学者石兴邦、刘士莪、任本命等人赶赴蓝田，从人类学、考古学、民俗学等不同角度，对母系氏族的起源、华胥氏族团的生成、历史的沿袭及现存遗迹与历史传说记载的对照进行考证，得出上述结论。
此间专家们认为，华胥氏是中国上古时期母系氏族部落的一位杰出女首领，作为伏羲，女娲的生母，她是华夏的繁衍之根。华胥上古文化是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根源。
首届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
2006年3月1日(农历二月初二)在华胥陵的所在地---西安市蓝田县华胥镇孟岩村举行了首届华人恭祭华胥氏大典.本次活动的主题为"龙腾神州,凤舞华夏.寻根华胥,振兴中华".在大典上举行了奏祭乐,献酒,揭碑及宣读祭文等仪式. 今后的每年农历二月初二都将举行这样的大典.
【“华胥窑”古遗址将开发】
记者日前从华胥文化研究会获悉，华胥镇决定开发保护重要的氏族文化资源--华胥窑古遗址。
据有关资料记载，伏羲和女娲出生时就在现在的华胥镇宋家村后半坡上的窑洞中，因而该窑称之为华胥窑。窑中有一通道，直通华胥沟，在宋家村口还有“毓仙桥”、“毓圣桥”，相传是华胥氏在妊娠伏羲和女娲时所走过的桥梁。宋家村至今还保存着一块有关记载“三皇”功绩的石碑，碑的中间刻有“古华胥国”四个字，左右两边分别是“伏羲肇娠，皇帝梦游”八个字。
据了解，宋家村“华胥窑”是华胥氏孕育伏羲和女娲的始祖地。华胥镇将在今明两年内做好以华胥陵为中心，西至新街遗址、东至华胥窑、华胥沟的华胥文化旅游区的各项开发工作。与此同时，“华胥窑”所在地宋家村还采取多种筹资形式，积极加快开发、保护、建设华胥氏生前居住的窑洞及当地的华胥氏文化旅游资源，从而拉动当地旅游业，带动地方“农家乐”的迅速崛起。
华胥氏文化研究会李三友对记者说：“华胥窑”的开发必将对于繁荣我县经济，开发旅游名片，促进“三个文明”建设，加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也让这世界性的隐性人文遗址资源得到更好的开发和保护。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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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蓝田一个叫华胥的地方，古往今来，上百种中华典籍中均记载着一个叫华胥氏的氏族女首领及其儿女伏羲、女娲的故事。多位学者相信，华胥氏的历史比黄帝还要长得多……
七旬老人记忆中的祭祀过程
74的张蔚堂是一位与众不同的老人。
他从小生长在蓝田县华胥镇张河湾村，是当地远近闻名的文化老人。老人慈祥的笑容与坚定的眼神给记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小心翼翼地翻开一个小包，从包里取出一本用白纸包着的旧书。这本书颜色已经深黄，也是久经风霜模样。这本书是著名的《纲鉴易知录》。此书是清代学者吴乘权编辑的中国通史读本。初刻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在以后的200年中，共刊刻20余次。并被译成外文，传播海外。
张蔚堂保存这本旧书曾冒了很大的风险。在“文革”中，他家里收藏的古书、礼器等物品被大量毁坏。张蔚堂把这本书偷偷塞进麦秸堆里，才得以保存下来。虽然，这本书是张蔚堂祖传下来的，有着特殊的意义。但是在张蔚堂心目中，此书的一个重要价值是因为内容中有对华胥氏和伏羲、女娲的记载。他说，别的东西被烧了毁了也就认了，可是当时感觉书里有关于民族来历的记载，所以对当时的冒险举动一直无怨无悔。
在张蔚堂老人的记忆中，因华胥氏与孩童时的一次祭祀活动当时他的先辈曾求教于民国时期多位关中大儒。他清楚地记着，那次祭祀就祭的是华胥氏。但为什么要祭华胥氏，当时并不很明白。他说，祭祀那天是清明节，大人们宣读了祭文，献了祭品，然后上前拜祭，他自己被要求上前磕头。后来慢慢懂事了，才想起来当时的祭祀是怎么回事。在民国初期，不少达官贵人和文化界名流也经常到华胥陵所在地———华胥镇孟岩村祭祀。往后随着军阀混战，祭祀活动逐渐被淡化，成规模的祭祀绝迹。只在一些村子里，有部分人始终保持着相关的习俗。
文史专家眼中的华胥文化
蓝田县档案局副局长曾宏根从地质与考古角度研究了华胥文化的形成与发展。他认为，作为文史工作者应该更为系统的进行研究。
著名的华胥陵位于华胥镇以北。曾宏根多次来到这里实地调查。在紧靠村子西边是华胥沟，而越过华胥沟就是宋家村（旧称宋家圪劳 ）。曾宏根因为工作的原因，经常接触《蓝田县志》。他发现，这里与《蓝田县志》中所记载的华胥渚（华胥氏与其子女的居住之地）十分吻合。当地流传着一种传说，此地即华胥氏怀孕后栖息之地。这一传说已经流传很多年，无人知其起始时间。在宋家村南塬有一座古庙名为“三皇庙”。曾经有石碑刻文：“古华胥伏羲肇娠地”等字样。与《宗书•付瑞志》的记述相近。
曾宏根说，他认为排除神话与传说，华胥氏可能真有其人。她是中国母系氏族社会一位杰出的首领。光绪年间的《蓝田县志》以及古书典籍《列子》均有对华胥氏族社会形态的描述。在多种典籍中有关于“华胥国”的记载，而这种记载可能就是指华胥氏族团。
曾宏根围绕着古华胥国、华胥沟和华胥陵的遗址，对附近的村落进行探访。他认为，不少村落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古华胥氏部落的印痕，能够印证遗址。今华胥镇红河下游有娲氏村。而红河在史书上被称为女娲沟。白鹿原上李华村的原名就是女娲村。在孟岩村附近有一个叫拾旗寨的村子，村中人大多相信自己是古时祭祀仪仗队成员的后代。
曾宏根还对华胥氏族团存在的真实性进行了研究。他提出的观点是在蓝田县内，115万年前曾生活过蓝田猿人；65万年前生活过陈家窝猿人；40万年前生活过涝池河猿人；距公王岭不足3公里处生活过20~30万年前的猿人；而距华胥陵10公里的冯家村，出土了距今2~3万年的古人类下颌骨化石。而这些考古发现印证了蓝田存在着从早期猿人到晚期智人的人类演化序列。另外，如果将华胥文化各个所在地看成一个整体，那么在其周边分布着36处旧石器人类活动遗址。在1984年和1988年，蓝田县两次文物普查中，又发现还分布着新石器时代的人类遗址23处。在白鹿原上距女娲村（李华村）5公里的地方还发现过典型的商朝文化遗址。
曾宏根认为，蓝田县内发现的古人类遗址分布点密度之大，举世罕见。充分反映出，这块地方自百万年以来，人类就一直在此繁衍生息，现代考古与远古传说浑然一体，高度贴切，所以应该有一个真实存在的原始文明社会———华胥氏族团，中华民族也应该有一个远古的祖先———华胥氏族团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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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母陵，也就是华胥氏陵，就位于骊山南麓的孟岩村。羲母陵位于陕西省蓝田县的华胥镇，华胥镇因境内有羲母陵、华胥氏曾在这里建立了华夏大地上第一个母系氏族部落而得名.一来上古时期确有一个母系氏族社会，这是人类学研究早已说明了的，无容置疑；二来的确有一个母系氏族部落在骊山一带繁衍生息过，姜寨、半坡等几十处遗址的发掘就可以证明；三是将多种文献资料互相印证可知，伏羲女娲是兄妹，或是可以通婚的两个氏族部落的首领，炎黄二帝是他们的直系后裔，他们的母亲是华胥氏，因此，将华胥氏定为中华民族之祖是讲得通的；第四，伏羲陵、女娲陵以及炎帝陵、黄帝陵全国都不止一处，华胥陵史料只记载了这一处，这是独一无二的资源呀，别处是抢不去的。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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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軒轅本紀》記载：“帝游華胥國，此國神仙國也”。華胥也是“華胥之洲”，伏羲母此國人，為華胥古國一神女，不知其姓名，后世稱華胥氏。春秋戰國《列子 黃帝篇》：“華胥氏之國在合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裏……”此国“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硋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又说：在海河洲中有列姑射山，“山上有神人焉，吸风饮露，不食五谷。” ,“不偎不爱，仙圣为之臣；不畏不怒，原悫为之使；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敛，且己无愆。阴阳常调，日月常明，四时常若，风雨常均，字（孕）育常时，年谷常丰；而土无札伤，人无夭恶，物无疵厉，鬼无灵响焉。”
过去还有流传,西南“有华胥之国,有建都之木”,沿木可上下天地,是神界与人界的通道。神女，也就是神母（也作聖母）華胥氏乃中華之始母。
《路史．太昊纪》：“华胥注，谓纪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当时殆为国名。”
《通鉴辑览》记载：“太昊伏羲氏。帝生于成纪。帝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华胥古国，寰宇记，蓝田县有华胥氏陵。成纪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5: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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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猜想
公元前7771年十月初四，在今甘肃省天水市有一个龙图腾的母系氏族部落，首领叫华胥氏，风兖姓，她和她亲族叔嫟领着族众逐水草而居，游牧到水草丰盛的雷泽(现甘肃天祝成县一带)。在这里结识了雷泽氏，在成县仇夷山生下伏羲，然后伏羲随母又回到华胥氏的发祥地华亭华池一带。因为是以游牧为生，华胥氏居地经常有变化最后才在今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带定居下来，并长大成人，立圭表纪历，从此纪历兴起，因之这个地方又叫成纪，当地人叫“大地尼”，又叫“大帝湾”。 华胥氏和雷泽氏得到的这个儿子——这是伏羲氏。这是个风和日丽的春天，按照当时的风俗，她们部落姓风兖，所以他姓也就姓风兖，当时人们以“葫芦”为食，过着半牧半农的生活，培育葫芦的族人，就被众人尊称为瓠民，部族称华族，专门培育葫芦的氏族又被称为瓠氏。葫芦又名“瓜瓞”，瓠民发现瓠不仅可食，还可作器物用。巨瓠剖之为舟作船，名盘瓠舟、天盘舟；小瓠剖之为盘、为瓢为勺；自蒂开口，为“瓶”，为“壶”，用以盛水；自蒂上下截半，为葫芦罐，或上段为盖覆之以扣如“盖天”；下段为“盆”，为“碗”，为“钵”，为“盘”，因而名盘瓠、盘瓠。因为这个原因，华胥氏赐儿子为伏羲氏，为华族继承人，由于有了陶器的发明，其各种形状皆源于瓠器。个字形穹顶草棚园形壁土屋以及亭形的昌高屋，都源于对葫芦的启发，这是盘瓠氏的发明，所以盘瓠时期又称作葫芦时期，已有盖天宇宙观并有坛台竖表的天文观测建筑。这时的盘古又名盘固，河西走廊的肃南裕固，天祝古浪，六盘山的固原，固关的固与古，应是盘古氏葫芦天时代的早期居地。固、古又称“胡”或“伏,这就是葫芦族的来历，也是伏羲氏的来历，古书也称包牺氏......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5: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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燧人氏钻木取火
《韩非子•五蠹》中说：“上古之世，民食果窳蚌蛤，腥臊恶臭，而伤肠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燧人氏”。《尚书大传》云：“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
《王子年拾遗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号鸟’，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礼古文嘉》云：“燧人始钻木取火……遂天之意，故为燧人。”《九州论》有“燧人氏夏取枣杏之火”的传说。
原始人群到氏族公社初期，人类生活是怎样进化的？古人根据远古时代的原始人的生活状况，想象出许多传说。原始人的生产工具十分简单，周围又有许多猛兽，随时随地会遭到它们的伤害。后来他们看到鸟儿在树上做窝，野兽爬不上去。原始人就学着鸟儿的样，在树上造起小屋。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构木为巢”。
这“构木为巢”，又是谁发明的呢？理所当然是劳动人民共同摸索出来的。但是在传说中，却说成是“有巢氏”。经过相当长的时期，人们懂得钻木取火，这个伟大的发明家便说成是“燧人氏”。
商丘市城西南2公里的燧皇陵，相传就是燧人氏的葬地，其冢高约7米，周围松柏环绕。冢前有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俞伟超先生的手书碑刻及后世刻的石像生，是人们为纪念燧人氏而立的。
【燧人氏的其他发明】
据古史记载，燧人氏不仅发明了“钻木取火”，还发明了“结绳记事”，为禽兽命名，立传教之台，兴交易之道。那时候人类还没有文字，生活中有许多事全凭大脑记忆，但时间久了，有些事情往往会被遗忘。
燧人氏用柔软而有韧性的树皮搓成细绳，然后将数十条细绳排列整齐悬挂在一处，在上边打结记事。大事打大结，小事打小结，先发生的事打在里边，后发生的事打在外边。为了能够记录更多的事情，燧人氏又利用植物的天然色彩，把细绳染成各种颜色，每种颜色分别代表一类事物，使所记之事更加清楚。
在燧人氏以前，人们把所有的动物都叫作“虫”。
燧人氏经过细心观察，，把这些动物划分为四类：天上飞的称作“禽”，地上跑的称作“兽”，有脚的爬行动物称作“虫”，没脚的爬行动物称作“豸”。
燧人氏为了向人们传授各种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在村子里专门筑了个土台，称作“传教台”。他时常站在台上为大家讲演。他告诉人们：饥饿的时候如何用火来烧烤食物，寒冷的时候如何用火来取暖，打猎的时候如何用火来攻击猎物，遇见猛兽袭击时如何用火来把它吓跑……
据说中国的师道之兴就是从燧人氏开始。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历史的开始】
燧人氏在昆仑山立木观察星象祭天，发现了“天道”。
因天道而受到启发，燧人氏始为山川百物命名，而有“地道”。
天地之德孕育万物，而人为万物之尊。燧人氏以风姓为人类命名，对人的婚姻交配有了血缘上的限制，使人与兽有了严格的区分。这是人类早期的伦理道德，也就是“人道”。
由天道生地道，由天地之道而生人道，这便是“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天道观。天、地、人始于无名，成于有名。有名则天地开明，人乃文明。
中国有文字记载的九千年文明历史由此开始。
【燧人氏的首领】
距今三万年前，燧人氏首领与弇兹氏首领结合，建立互为婚姻的血缘联盟，始称燧人弇兹合雄氏。
弇兹氏的织女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位女首领，后世人追尊她为女帝，又称玄女、玄帝、王素、素女、须女、帝弇兹等。她在距今三万年前就发明了用树皮搓绳的技术。她发明的绳有三种：单股的绳称作“玄”，两股合成的称作“兹”，三股合成的称作“索”（又作素）。
距今三万年前，燧人弇兹氏在昆仑山（今甘肃祁连山）立挺木牙交，为地之中；上指天芎中宫天极星，为天之中。天极星即天北极，故又称北极星。
北极星的首创者是燧人弇兹氏，故又称紫宫、紫微垣。紫是玄的代称，紫宫即玄宫，宫中女主为阴德星，是为弇兹圣母九天玄女。
约在距今一万五千年至一万三千年时，北极星因弇兹氏织女而命名为织女星。
【燧人弇兹氏的分支】
燧人弇兹氏有三大分支：一为大鵹（li），二为少鵹，三为青鸟。弇兹合雄氏以玄鸟为图腾，其三大族系合称“三柯氏”，也称三青鸟氏。他们以燧人弇兹为始祖，尊称他为“伊萨姆”，或“伊萨姆那”，各分支的首领则称“耶劳”。
玄女部大鵹柯乌耶劳居住在合黎山南弱水（今甘肃张掖市北），其族属又称魁隗氏，分支甚广。其中一支沿弱水向北迁徙，以居延海（今残留嘎顺诺尔湖）、焉支山（又名燕然山，即今龙首山及阿尔泰山脉的杭爱山）为基地向外延伸，散布于贝加尔湖支流的色楞格河、鄂尔浑河、额尔古纳河（黑龙江上源）。一支沿阿尔泰山北麓西迁至东欧。一支由弱水西迁至阿尔泰山南麓乌伦古湖，沿伊犁河、阿拉套山进入准噶尔盆地和塔里木盆地。
须女部少鵹柯诺耶劳居住在合黎山南弱水流域的方雷泽（今甘肃张掖市临泽县，其水今已枯），分衍出方雷支的盘古支，居于古浪（今甘肃武威市古浪县）。其分支东迁至西海之东贺兰山，北跃阴山入燕然山、贝加尔湖，与柯约耶劳支会合；另一支由阴山向东进入滦河流域及东北平原；一支由六盘水进入北洛水，与柯约耶劳的环江部为邻。
柯约耶劳后世为张姓，在挪得建有张国（今甘肃张掖市），另有一支，后来被赐封为杨姓，于环江上游建元城（又作玄城）。柯诺耶劳的后世沿桑干河及支流黄水河发展，迁居于浑河、壶流河，建都于代王城（今河北张家口市蔚县），再迁涿鹿山，建“洛乌”城（又称下洛，今河北张家口市涿鹿县）。
燧人弇兹本部柯约耶劳一支沿太行山往东进入今河北省境内，弇兹氏建都于灵寿（今河北石家庄市灵寿县），燧人氏建都于蒲阴（又称完县，今河北保定市顺平县）。其后又北迁于大王店，建都于遂城（今河北保定市徐水县），定天地之中灵台（今名戊己台）。
【燧人弇兹氏晚期分布】
燧人弇兹氏自立姓氏为“风”，这是中国人最早之姓。
风姓共分为十部：一为天芎部，二为天齐部，三为天乙部，四为合雄部，五为天阳部，六为天阴部，七为候鸟部，八为候虫部，九为雷雨部，十为天皇部。
燧人氏晚期的分支几乎遍布中华大地，其中重要的族系有弇兹氏、婼氏、华氏、胥氏、华胥氏、赫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盘瓠氏等。他们主要分布在今甘肃省境内，西起敦煌（古瓜州）、三危山、疏勒河、弇兹山；东达庆阳、华池、河水，直至陕西境内的北洛河；南至湟中拉脊山、日月山、成县、礼县、康县、凤县，直至秦岭以南的华阳。其活动中心（观星象祭天中心）主要有三处：一为合黎龙首山（古昆仑山），二为湟中拉脊山，三为六盘山。燧人氏的直系允姓、风姓、婼姓，分布在其周围。
【弇兹氏的十项发明】
燧人弇兹氏是中华民族的创立者，他为后世子孙留下了十项重大发明，这十项发明是：
一距今约五万年时发明了“钻木取火”，继而又发明“燧石取火”。
二距今约四万年时始作大山扶木纪历，在昆仑山顶观察天象以明天道，始为山川百物命名。
三距今约三万年时弇兹氏织女发明搓绳技术，创立“结绳记事”，燧人氏以右枢天乙（天龙座a星）为北极星。
四距今约二万年时燧人氏创立“氏族图腾徽铭制”，始立姓氏为风。距今约二万六千年时，燧人氏以太乙织女星（天琴座a星）为北极星。
五距今约一万五千年时，燧人弇兹氏发明大山榑木太阳历。
六距今约一万四千八百年时，燧人弇兹氏发明《河图》、《洛书》（柯约耶劳创《河图》，柯诺耶劳创《洛书》）、星象历，创造人类早期的符号文字。
七距今约一万二千年时，燧人氏发明“陶文”，创造“十天干”。
“十天干”使用的完全是上古符号文字，称呼也与现在不同，记录于此，供读者参考。（因上古符号文字无法输入电脑，暂时从略）
八距今约一万一千年时，燧人氏创立八索准绳圭表纪历。
九距今约一万年时，燧人氏发现天纲、天纪、太极印与太极涡旋宇宙生化模式。十约公元前7800年，燧人氏总结天道大发现，建立远古文明。
燧人取火传说1
很古很古的时候，燧人氏在商丘做皇帝。
那时候，人们靠打猎捕食野兽为生，吃生肉填饱，喝生血充饥。
燧人氏经常带领人们去山林里打猎。有一次打雷闪电过后，山林里起大火。大火熄灭后，树林里留下许多被烧死的禽兽。燧人氏捡起一只山鸡品尝，哦，味道好香啊，比生肉好吃得多。
于是，他让大家把这些烧熟的飞禽走兽，捡回家去吃。熟肉吃完之后，他们只好又去打猎，重新吃生肉，喝生血。这时，人们都觉得生肉真不好吃，他们盼望山林里能再来一场大火，给他们送来香喷喷的熟肉。
一天，从天上飞来一只大鸟。大鸟飞到燧人氏的面前停下来，看着他说：“你不是想要火吗?太阳宫里有，我带你去吧。”
燧人氏听后十分高兴，就骑到大鸟的背上，向太阳宫飞去。他到达太阳宫时，太阳公主对燧人氏说：“你是人间的帝王，太阳宫里有很多宝贝，你可以随便挑，你想要什么，我就给你什么。”
燧人氏说：“我只要火。”太阳公主说：“我这里有一块会生出火的宝石，就送给你吧。”燧人氏接过这块宝石，高兴地谢过太阳公主，又骑上大鸟飞回到人间。
如此，过去许多天，燧人氏等啊等啊，怎么也看不见宝石生出火来，燧人氏好心急呀，他说：“太阳公主骗我。这宝石生不出火来，我要它有什么用!”说着抓起宝石，狠狠地向大石头上摔去。只听“嘭”的一声，火花四溅。燧人氏这下子明白过来，只有用宝石去击石头，才能生出火来呀。
他又试试功效，果然，击石的方法可以得到火种。从此，人们学会击石取火，再也不吃生肉，喝生血。火给人们的生活带来很多好处和方便，燧人氏击石取火给人类造福，人们都感谢他，敬仰他。据说，燧人氏死后，人们为他修建一座大墓，直到今天还保存着。
从历史典籍和古代传说来看，燧人氏是我国人工取火方法的发明者，这是确凿无疑的。燧人氏取火的神话，反映出中国原始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化到人工取火的情况。但对燧人氏以前人们用火的情况，却存在着某些错误的认识，即在燧人氏以前，人们不会使火。《韩非子•五蠹》就是这样记载的。
据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周口店龙骨山，发现原始人类牙齿，骨骼和完整的头盖骨时。找到“北京人”生活、狩猎及使用火的遗迹，证实50万年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并开始使用火。
有人根据龙骨山“山顶洞人”的生活遗迹，推论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人工取火的方法，并认为“燧人氏”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中期的人。这个结论似乎也不正确的，因为燧人氏发明的是人工取火的方法。
从原始社会的初级阶段开始，人类已懂得用粗糙的石制工具。那时穿的是兽皮和植物编织的“衣服”。用石块等作武器，抵挡野兽的侵袭。由于饮食卫生和生活环境条件十分艰苦，人类很容易受到疾病感染，所以寿命极其地短。当时他们根本就不知道利用火，东西都是吃生的，生吃植物果实还不算，就是打来的野兽，也是生吞活剥，连毛带血的吃。
火的现象，自然界早就有之，比如火山爆发等。可原始人开始的时候，对火怕得要命。火对于当时的原始人类和所有野兽来说，都似乎是个很可怕的神秘的东西，就像现在，我们还可以拿火来驱赶野兽家禽。而正式懂得利用火还是在后来。
当人们在捕捉猎物的时候，击打野兽的石块与山石相碰，往往会产生出火花。当时居住在商丘附近的一支氏族部落，他们从中受到启发。也不知经过多少次试验，最后就以石击石，用产生的火花引燃火绒，生出火来。这样，人们渐渐学会用火烧东西吃，并且想法子把火种保存下来，使它常年不灭（这种取火法在三十年前的商丘农村，还有人在使用）。
人们后来又从鸟啄树木中，又找到钻木取火的方法，并且迅速传播开来。由于钻木取火大多使用燧木，于是人们便把发明钻木取火的人尊称为“燧”。当时的人们相信燧，并且愿意跟随他，很快便形成一支以燧为首的远古人类氏族部落。
人工取火发明后，人们发现火的妙用，可以驱寒，烧烤熟食。据说原来像鱼、鳖、蚌和蛤之类东西，腥臊味太重不能吃，自从懂得人工取火之后，便可以将它们烧熟来吃。
燧人氏钻木取火，使人类的生活进人新的阶段，使中华民族走上文明之路，为后人建立起不朽的功勋。后人为怀念和尊崇他，将其与伏羲氏、神农氏并称上古三皇，奉他为“三皇之首”（燧人氏发明取火的传说，在先秦的古籍中已有记载）。其实，人工取火是古代劳动人民在生活生产中发现的。
●燧人氏又称“燧人”,远古人“茹毛饮血”，他钻木取火，教人熟食，是人工取火的发明者。关于他的神话反映了中国原始时代从利用自然火，进化到人工取火的情况。《尚书大传》云：“遂人为遂皇，伏羲为戏皇，神农为农皇也。遂人以火纪，火，太阳也。阳尊，故托遂皇于天。”
●远古时代以燧木取火的氏族，又称“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燧木，又叫火树，屈盘万顷，云雾出于其间。有鸟若鹗，用咀去啄燧木，发出火光。有位圣人，有位圣人，从中受到启发，于是就折下燧枝钻木取火，人们就把这位圣人称为燧人氏。《太平御览》卷八六九引《王子年拾遗记》：“申弥国去都万里。有燧明国，不识四时昼夜。其人不死，厌世则升天。国有火树，名燧木，屈盘万顷，云雾出于中间。折枝相钻，则火出矣。后世圣人变腥臊之味，游日月之外，以食救万物；乃至南垂。目此树表，有鸟若{号鸟}，以口啄树，粲然火出。圣人感焉，因取小枝以钻火，号燧人氏。”同书卷七八引《礼古文嘉》云：“燧人始钻木取火……遂天之意，故为燧人。”又有“燧人氏夏取枣杏之火”的传说(见《艺文类聚》卷八七引《九州论》)。今河南商丘流传有“燧人击石取火”的活神话。
燧人取火传说2
很久很久以前，在很远很远的西方的洪荒的地方，有一个国家，名字叫做遂明国。这个地方因为太僻远荒远，以至于太阳的光芒和月亮的银辉都普照不到，可以说是不见天日，不分昼夜。
在遂明国，有一棵大树，名叫“遂木”。这棵树真是异常之大，它的树枝很高很长，仅仅光树冠的面积竟达一万顷，伸展到了几十里以外的地方，而且整个大树看起来，就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按理说遂明国本来就是见不到日月之光，暗无天日的，再加上有这么大的树木遮蔽，必然是黝黑一团、漆黑一片的。其实并非如此，大树下到处闪耀着美丽的火光，犹如珍珠生辉、宝石发亮，把四下里照耀得明明亮亮的，如同白昼。不见天日的遂明国百姓，就在这种灿烂的美丽的火光中，躬耕劳作，怡然自得，悠哉悠哉的靠这种火光生活。尽管火的现象自然界早就有了，火山爆发，有火；打雷闪电的时候，树林里也会起火。人们后来偶尔捡到被火烧死的野兽，拿来一尝，味道挺香。经过多少次的试验，人们渐渐学会用火烧东西吃，并且想法子把火种保存下来，使它常年不灭。过去，东西都是生吃的，生吃植物果实还不算，就是打来的野兽，也多半是是生吞活剥，连毛带血一块儿吃了，因为找不到火来进行烹饪熟。因此在遂明国里，人们还不知道如何生火。
人们发现火能帮助人们御寒，抵御野兽的伤害和烧熟食物，让人们可免于挨饿及受冻，所以火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有很长很长的一段时间，人们为了火种不能久存而困苦，因此保护火种，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万一没有了火种，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怕的事？因为，没有了火，就等于没有了光明，人们就不能够正常的生活，不但要生吃很多味道很不好的食物，到了晚上，也只能靠月光来照明，而且还会经常受到野兽猛禽的袭击。
为了保存火种，大家就轮流值日看守火种，长年累月，没有尽头。可是保存火种非常之难，有许许多多的不利因素，常常使得他们的生活处于没有火的状态。有个聪明智慧的人一想到自己国家的人民的痛苦状态，就发誓要把这个谜团解开。
有一日，这个聪明智慧的人周游天下，走得很远很远了，远到连日月星辰都不见了，终于来到遂明国。他见到此地的奇异景象，感到十分奇怪，决心把火光的来源弄个明白。经过了好多天的仔细观察，有一天，他终于发现这里有一种大鸟。桔红色的嘴巴、漆黑的脊背、雪白的肚皮，长着鹗爪似的坚硬利爪，在大树上跳来跳去找虫吃，不时像啄木鸟似的用长长的硬喙啄树干，每一啄，就发出璀璨的、夺目的火光。
这个聪明人见了这种景象受到启发，想到了取得火种的力、法。他于是捡了一根硬木枝，在遂木上钻起来，结果真的也发出火光。可惜的用这种树木钻出来的火，只发光，没有火头。
他回到自己的国家后，继续用别的树木作试验，虽然钻起来很费劲，但终于钻出火来。他并且无私地把这个钻木取火的力、法教给人民，从此人类就不再靠天然的雷电来点燃的火种，也不必小心翼翼地天天看守着已点燃的火堆、惟恐熄灭了。有了取火的方法，火的用途也就大为扩大了。而且聪明的人类又改变了取火的方法。又过了相当长的时期，人们把坚硬而尖锐的木头，在另一块硬木头上使劲地钻，钻出火星来；也有的把燧石敲敲打打，敲出火来。如此这般，人们最终掌握了人工取火的方法。正因为他的功劳，让人们享受到光明，让人们无须生活在黑暗中，真是太伟大了。他的事迹是对人类最初征服火的一曲颂歌。人征服了火，火磨炼了人，人成了星际间的万物之灵。
这个聪明人发明了钻木取火的方法，受到后人敬仰，尊称为“燧人氏”，就是取火者的意思。由于发明钻木取火，燧人氏被黄帝封为司徒，主管南方事物。他住于衡山，葬于衡山人们为了纪念他的重大贡献，将衡山的最高峰命名祝融山峰。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6 1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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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检索中国与玛雅文明的亲缘关系
《神秘的玛雅》与玛雅文物展评述
王大有、宋宝忠
（一）缘起
中国、埃及、印度、巴比仑、玛雅、印加并称世界六大文明，中国、印度、玛雅、印加文明是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其中中美洲的玛雅文明最为神秘。玛雅文明产生于距今约５１００年前后，某些西方学者因其发达的天文学，竟将其说成是“外星文明”。
从２０００年１０月至２００１年８月，１８６件玛雅文物在中国巡展，使人们一睹玛雅文明的庐山真面目。同时中华世纪坛《世界文明系列》编委会编辑出版了一部大型图书《神秘的玛雅》，汇集展出文物的解说词，并作了学术探讨性的论证，有助于人们对玛雅文明和古代墨西哥文明进一步全面的了解。从总体上说，这个展览和这本书对人们认识玛雅文明是有益的，但同时在重大的关键问题上还有明显的失误及错误的表述。故撰此文对相关问题作一些评述。
（二）成功与失误
该展该书的成功处有如下诸点：１．以考古文物展示了玛雅文明暨古代墨西哥文明发展的清晰脉络，证实了这是一支属于亚洲腹心地区华北人种创造的地球人类的中华文明美洲支；２．用比较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有意识地将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的“同一性”作为主线，使人自然得出这是“同一祖先的后代在不同时代、不同地点发展的结果”；存在着“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提出“我们必须对中国史前文明重新检索”，美洲文明的“来源肯定比我们了解的要古老得多”；肯定了玛雅与古代墨西哥文明是龙凤传人文明，其用玉传统、十三天九天、四面八方九宫天地人三界等源于中国；研究者以其良好的直觉意识到了玛雅文明与中国仰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小河沿文化、夏家店文化有内在联系，并将这种直觉精彩表述。例如发现了坎佩切州琼乌武夫太阳神石雕与中国良渚玉器上的“神徽”的惊人的同一性，“如出一辙”，并由此推导出要解开“环太平洋文化共性”之谜，等等。可以认为这是中国考古学界主流派的觉醒，开始摆脱考古学界根深蒂固的“初民文化相似性”的西方“本土文化学派”的桎梏。这一展览以实物为证据，以铁的事实无情地否定了西方学者提出的玛雅文明及美洲土著文明“自生自长说”，否定了认为玛雅文明与中国文明“无关”并以此而“证伪”的奇谈怪论。例如蒋祖棣的《玛雅与古代中国》、罗荣渠的《中国人发现美洲之谜》、夏鼐及某些权威历史学家所谓“找不到一件文物、一个字、一个图案与中国有联系”的“直接证据”等，在事实面前不攻自破了。
该展该书的重大失误有如下各点：１．从展品命名及说明解说、论述上，我们发现一个怪圈，这就是中方学者发现了玛雅文物或其他墨西哥古代文物与中国文物、文化间的内在联系，之后进行了自我肯定的论证，而且很精彩，可是最后又引西方学者的“意见”，把自己又自我否定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原来是中方学者?该展主编和该书作者?混淆了“初民文化的相似性”与“特质性文化内涵的同一性”的区别，张光直也混淆了这种界限，因此把中国与玛雅文化连续体，亚—美文化连续体定性为“同源异质”。而没有认识到古代人类的迁徙一定同时将其文化带到新生活区，并以此为起点继承发展母体文化，这才产生同祖同源同质的异地兄弟文化的连续性，因此玛雅—中国文化连续体或亚—美文化连续体，应定性为“同质异地”，而不是“同源异质”；２．由于这样一个理论上的根本性错误，则承袭沿用了西方“本土派”学者的一系列错误命名，例如在展品说明中把玛雅人使用的中国的“邸圭”标为“棕榈”；把奥尔梅克拉文塔第四号文物中国的琬圭，标为“石斧”，上面的中国文字标为“图案”与“裂纹”，是显而易见的错误；３．西方学者的这种错误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东方文化、中国文化，没有这方面的基本知识，只以他们类性近似的“相似性”标准想当然命名。承袭这种错误就使中方学者摇摆在“相似”与“同源同质”之间而困惑，使得他们对很重要的有价值的文物和们所包含的文化内涵视而不见，或轻易地否定，产生了很多“遗憾”。
下面分析评述几个案例，重新检索，以补“遗憾”。
（三）关于殷人东渡美洲
《神秘的玛雅》说：“殷人东渡说”早已被否定?Ｐ２４７?。“证伪派”否定“殷人东渡美洲”，学术界何时接受过﹖那只是“证伪派”不肯承认事实。这次展览的奥尔梅克拉文塔第四号文物，就是殷人东渡美洲成功、且建立了奥尔梅克文明的最雄辩有力的证据，就连墨西哥官方报刊《至上报》都承认这一事实。（详见１９９４年１月１４日该报《中国与美洲文明的同一性》）在六块琬圭上分别刻着中国殷商族祖先少昊、帝喾、有娀氏茧翟、?訾氏、蚩尤氏、?、相土、王亥、上甲微及其他十二（或十四）先王的中国文字成文谱系，连同１６尊玉雕祖先像，组成国典整体，?少昊、帝喾高辛氏，郊“玄鸟殒卵降而生商”、有?氏茧翟，报?訾氏、蚩尤氏女邹屠氏、?、相土、王亥、微，宗十二祖二，与《礼记·祭法》殷祖谱系吻合。奥尔梅克文明作为美洲的“母体文明”，却原来是重建的殷商文明，铁证如山，昭昭在案，不信，自己去看，带着金文、甲骨文大辞典去核对。（参见拙著《中华祖先拓荒美洲》、《龙凤传人》、《图说美洲图腾》、《三皇五帝时代》，１９９２年２月２８日《华声报》，２００１年６月２４日《北京青年报》）（图１）。
（四）奥尔梅克人是华北人还是非洲人
该书说：奥尔梅克文化的巨大石雕头像具有非洲黑人的面部特征（Ｐ２４６），并说这是“一种看来证据确凿的观点（Ｐ２４５）”。这是典型的“相似论”推导出的“似是而是”的论点。
展览会上就陈列着一尊奥尔梅克人石雕坐像（图２），哪里有一丝一毫“像”非洲人﹖分明是华北人。如果你到郑州、新郑去看看，到山东去看看，你就知这石雕像谁了。商殷青铜器上雕有青铜人面像，龙山文化玉雕上，良渚文化玉雕上，也有这种蒜头鼻子、厚嘴唇、大眼睛、短方圆脸，活像“李玉和”，这是典型的中国圆颅人种。这种“大头爷”奥尔梅克共发现１７尊，这种文化传统来自哪里？来自太昊魁隗氏，在宝鸡陈仓、广汉三星堆洛水城，就还保持着这种巨头像传统，他是傩公。请问持“非洲人”说的学者：这大头爷的帽子上为什么雕刻中国“风”姓的标志？雷泽雷神标志？雷公的“公”字？雷鸟的鸟爪？雷鸟玄枵？回答不了吧？这个“大头爷”，就是太昊祖先雷泽龙神和华胥雷鸟凤神。哪里是什么“非洲人”（参见拙著《图说美洲图腾》Ｐ３３７～３６１）。
（五）关于扶桑国
该书对玛雅文物中有佛教文化影响及《梁书·诸夷传》中所载“扶桑国”即墨西哥，持“证伪派”的观点，举证坐姿人像碑（Ｐ２５５），说“得不到考古学的任何支持”，这显然是强词夺理。这一石雕明明是散盘双手持佛手印者，怎么与佛教无关﹖我以“子之矛，刺子之盾”，举同书１１０页海纳岛出土的贝雕人像，这个人可又是持佛手印的，如何否认﹖再如展厅中陈列的托尼纳２６号石碑形守护神，他是立在建筑物之前或广场上，他的立姿、手式?把法杖横放在小臂上?，不就是佛教的守护神韦驮的变化吗？南北朝时由于信奉苦行，所以修佛炼道者皆“瘦骨清相”，是当时社会、文化、艺术的最高审美标准，这时的高僧慧深到墨西哥来，必然把这种审美观也带到玛雅文化区。真是苍天有眼，该展该书凡是自公元２５０～６００年的玛雅陶绘、壁画，清一色是“瘦骨清相”风格，正是佛教东传的明证。这还且不说中美洲发现的多尊受戒僧人雕塑，危地马拉基里瓜的纯高髻佛像、科潘手持无畏印石雕等。（参见《图说美洲图腾》彩图二十～二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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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关于龙凤天脐扶桑圭表与外星人
“扶桑国”争论的焦点之一是“扶桑木”究竟是什么﹖展览及书的结尾部分横置展示了一幅公元６８４年玛雅文化帕伦克神庙石棺盖上的石雕，否定这是外星人开动宇航器，墨西哥国家人类历史学院副院长米盖尔·威克多也不认为玛雅文明是外星文明，这都是对的。但如何理解这幅石棺画﹖雕刻的什么﹖这上面雕刻的就是扶桑木天齐圭表，是用来作日晷观测太阳出没运行规律的，最初是大山天齐?木?扶木?，甘青地区称若木，陕称空桑，晋称榆，豫称建木，齐称扶桑，是宇宙树，又是“天梯”，石棺上表示主人缘扶桑木升天返祖，因此应竖看。（图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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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返的祖是谁﹖是凤神太昊，就是扶桑木树顶的太阳鸟（Ｍａｃａｗ）；并兼龙神库库尔坎；也就是成“十”字形的树干的双头龙，和成为天穹形双头龙，它们就是中国的应龙青龙木帝伏羲太昊；仰卧者是伏羲的母亲大地女神华胥氏，以其肚脐为天地中央，作为竖立扶木的天地之中，她双手掌握着三足太阳鸟升（右手上推）降（左手下按）；她仰卧在Ｕ形雷泽汤谷之中的雷神雷公的巨大傩面——饕餮龙头上。这种意象的扶桑图在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极为盛行，见于楚国、曾国、越国、巴蜀国。
玛雅人继承了奥尔梅克文化传统，才有玛雅国王死后灵魂认祖归宗到龙凤祖先那里的丧葬习俗。尤其是这位国王还戴着“绿玉面具”，这个面具也展出了。只有中国人有用玉、玉殓葬传统，玉殓葬为的是墓主人升天。玛雅人也奉行同样观念。这种用玉传统显然同样来自中国。
（七）关于玛雅人祖先风姓三大支
帕伦克扶桑宇宙树“十”字形树干上的天穹内是沿着树干升降的三足太阳鸟，是形象的“凤”字。这是风姓一支，即太昊为凤姓。
瓦哈卡州蒙特阿尔万出土的黄金胸饰，是太昊伏羲的佐神句芒木正(图４)。玛雅人、萨波特克人、阿斯特克人、华斯特克人，把他称为春神、鲜花、歌舞、万物更新的象征，他们把他称为句羲后(Ｃｏｘｉｊｏ)，展品标为“科西何”或“霍奇皮伊”，是句龙句芒伏羲的合称。这件金饰的天穹王冠上用中国甲骨文写有“ム”、“Ｚ”、“ろ”、“Ｓ”句字，蛇头上有璋牙双角，即虬龙句芒。在句芒的胸上是两个“风”字，一个是在“凡”内有一个鸟喙风神库库尔坎，这个字是“凤”字；另一个风字是在“凡”内有流动的气流四横划。从这两个“风”字可以知道“几”是天穹形，“几”内一横是立表木的方坛或表木矩尺?量天尺?。另一件陶塑春神手中拿着春门“卯”的标志“×”。
另有一种“风”字是在“凡”内加“日”字太阳纹。有普埃布拉州乔卢拉出土的 姓白虎金星（红陶白彩）双耳香炉神主；有坎佩切州卡拉克穆尔出土三扁足筒形太昊句芒同体罐，太昊戴龙冠，鸟喙人面鸟身，翅膀上各有一个“?”字；另一件是墨西哥国立人类学博物馆藏的误标为“花卉纹陶锅”的口沿和腹上有数个“?”字，并相间有１８月、５日、四时八节“ｘ”太阳符等。青铜雨神和白玉雨神是上下正反两个“天穹”盖天图组成的合弘浑天图，这是“凡”内置虫的“风”字。另一件是在“凡”内置猴面的三扁足器，也是具象的“风”字。可见包括老火神在内的创世神伊萨姆那神都是风姓。
（八）风姓始祖源于中国
中国史籍伏羲子裔皆风姓，伏羲祖先皆风姓，伏羲祖先的祖先燧人氏、弇兹氏风姓。燧人氏?兹氏为什么以风为姓呢﹖风姓始源于什么﹖始源于啄木鸟、三青鸟、三足鸟、三头鸟。弇鸟即洛鸟、?鸟，是迎面展翅飞翔的鸟，展品奇比挪卡州切内斯出土的红、橙、黑三彩陶盘上的太阳鸟（天堂鸟、凯查尔凤鸟）周围的“日儿”字就是弇鸟，也是“昊”的初文。这个字还见于玛雅文化绿璇玑上（详见《图说美洲图腾》）。佥是双头一身鸟，也就是弇兹鸟；?是三头鸟、三足踆乌鸟。展品中有一件瓜达拉哈拉州科利马出土的陶鹰，面对背看就是典型的一身双头弇兹凤鸟，双目作左旋太阳纹，天道左旋；鸟背上是红日中上下弇动的太阳鸟，这种日载鸟的阳鸟见于中国良渚玉器；这件陶鸟侧看就是三头三足，就是踆鸟了。玛雅象形文字凡表示历法的都是以这种日下三足鸟为基本特征，在日内添加鹰鸟、手、趾、猴、犬、虎、兔或加Ｔ、十、×、※、Ｈ、几、Ｕ、卯、丌等历法标志，或者用人像把弇兹三足乌等统一起来。这一文字系统，显然是从仰韶文化庙底沟三足鸟、大河村双头龙蛇“日珥”、“日晕”纹、大汶口文化陶文在美洲进一步发展而来。
这也就是中国东夷凤鸟族的风夷、阳夷、鸟夷、方夷、于夷、畎夷等三苗九黎文化在中美洲的发展。
（九）结语
如上所述，玛雅文化与中华文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深深地埋藏在文化观念的底层意识里，它是不能用“原始初民文化的相似性”来解释的，只能从文化人类学的人类迁徙所伴随的文化传播与交流，考察它的特殊指向性的文化内涵，才能找到这种高度特化的文化模式的渊流脉络。我们通过对玛雅实物的观察与分析，得出了玛雅文化与中华文明数千年间的亲缘关系乃是因为同祖同源兄弟文化的异地承袭性发展的历史产物的科学结论。
作者: 心海星河 时间: 2008-4-6 20:06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下面引用由初九潜龙在 2008/04/06 03:54pm 发表的内容：
有人根据龙骨山“山顶洞人”的生活遗迹，推论出当时的人们已经学会人工取火的方法，并认为“燧人氏”是生活在那个时代中期的人。这个结论似乎也不正确的，因为燧人氏发明的是人工取火的方法。..
燧人氏取火是几十万年前的事情，并不奇怪。语言的产生比文字早很多（很多部族始终也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是语言都有）。而且上古无文字的时候，没有任何时间观念也是正常的，像取火这样的大事可能世代只是相传内容，提到时间的时候仅仅是说很久以前。
后来文字产生，历史家们开始记录的时候，也只是记录内容，没有敢说具体是多长时间以前。其实从燧人氏到下一个历史人物，即使历史记录上中间没其他人物，但是可能有几十万年的间隔也说不准。
燧人氏生活在山顶洞人那个时代，甚至更早，我觉得也有可能。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2:48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山顶洞人是燧人氏。发明钻木取火。商丘一带的商族也发明了燧石取火，也被称为燧人氏。
华胥氏，在陕西蓝田一带活动。风姓。其后代称为有蜗氏。磁山、斐李岗-仰韶文化半坡类型。伏羲氏（包羲氏）是驯养家畜的年代，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一万至八千年前。风姓，在甘肃，磁山、斐李岗-仰韶文化大地湾类型。炎帝号烈山氏，姜姓，在宝鸡渭水河的姜水流域一带。炎帝创作了《连山易》。又号连山氏。发明农业，因而后来取代了伏羲氏为天下王的地位。主宰关中平原及中原地区。蚩尤族，东南夷族九黎族的部落联盟首领，一说在今山东至江浙一带，大汶口文化早期及良渚文化、河姆渡文化可能是代表类型。或说黄河流域以南的江汉流域都是九黎族的势力范围。黄帝部族姓轩辕，善长马车，为游猎民族，号有熊氏，其祖先可能是五万年前的河套人，从河套一带游猎迁徙至中原地区，破坏了原有的势力平衡，引起了中原的大混战，挑起了战火，使三大部族逐鹿中原，先是与炎帝部族发生冲突，后战胜了炎帝部族并与其结成了部落联盟，取代了炎帝的霸主地位，后又与前来挑战的九黎部族大战于中原地区，将九黎族驱赶至长江以南地区。
人们常以为, 中华文化的根，在中原。但其实在中原以西的陕甘一带，才是中原文化的发祥地。雄汉盛唐，都曾在这里建都。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的国家——秦，发迹在这里，建都在这里。华胥氏、伏羲氏、神农氏（炎帝）、黄帝、西周，都曾在这里一带活动，繁衍生息。这里几乎是整个古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革命胜地延安也在这里。毛泽东只有走过了延安，才能统一中国。这里，才是中华民族的气脉之所在！这里的黄土高原，在上古时期曾有着一大片富饶的原野与森林。现在却因为过度开发，造成植被丢失，水土流失，全部变成了荒土！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3:36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大多数人认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就可能是中国人的祖先了。但其实早在山西芮城就发现了距今180万年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其用火比元谋人还早。这可能是中国境内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只是因为未有同时发现人类化石，这一发现才容易被许多人所忽视。巫山地区也发现有距今200万年前的人类化石。这说明中国境内的原始人类，可能有多种起源。越来越多的证据支持这种多元起源论。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3: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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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呼和浩特12月28日电（记者丁铭）中国学术界目前确定内蒙古鄂尔多斯“河套人”的生存年代约距今7万年至14万年。原本在人类进化史上并不显赫的“河套人”，成为破解中国现代人起源之谜的关键。
记者近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了解到，随着专家对鄂尔多斯“河套人”测年研究的不断深入，这一生存年代比过去认为的年代至少提前了3．5万年，
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说，“河套人”生存年代的大幅度提前，一下子跃居为目前中国乃至亚洲地区所知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成为探讨亚洲现代人直接祖先的关键所在。
这一最新的研究结果是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董光荣和中国地震局地震研究所专家尹功明等，近年来依据地层沉积相变化和绝对年代控制，并采用同位素热释光方法和同位素光释光方法，确定“河套人”生存的年代约距今7万年至14万年。
古人类学中有关现代人起源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多地区进化学与出自非洲学说之间的对立上，而人类化石是最直接的证据。目前出自非洲学说的最有力证据之一，就是在亚洲西部的远东地区，发现了大约10万年前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化石（即晚期智人），而中国过去发现的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化石距今仅为3万年左右。
由此可见，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的关键，就是那些距今5万年至10万年的、带有丰富体质形态信息的人类化石。而最新的研究成果表明，“河套人”生活的年代应该为距今7万年至14万年，正好处于解决中国现代人起源课题的要害所在。
杨泽蒙说，这一测年现已得到国内学术界的基本认可。因此，伴随着萨拉乌苏遗址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不仅中国现代人究竟是从何起源的这一困扰学术界近一个世纪的难题有望得到破解，而且该人类集团中所特有的东西文化交流的特性，也随之将有一个圆满、合理的答案。
“河套人”是上世纪20年代上半叶由法国科学家在位于鄂尔多斯高原南端的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是中国乃至远东地区发现的第一件有准确出土地点和地层纪录的人类化石，也是第一批有可靠年代学依据的旧石器时代古人类遗存。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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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亚大陆桥”至少在“河套人”时代就已存在
2007年01月08日 08:20:12 来源：新华网
新华网呼和浩特１月７日专电（记者 丁铭）一项最新研究成果表明，“欧亚大陆桥”远在“河套人”时代就已存在了。而“河套人”是目前所知探讨东西方文化交流最早的古人类，发现的“河套人”的萨拉乌苏遗址是最早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
这一研究成果是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博物馆副馆长杨泽蒙在其最近所著的《萨拉乌苏探秘》一文中透露的。杨泽蒙在这篇论文中讲到，“欧亚大陆桥”至少在“河套人”生存的距今７万-１４万年前就存在了，东西方文化交流在那个时代就形成了。
杨泽蒙说，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从萨拉乌苏遗址发现的“河套人”所制作的石器打制技术和工艺，与近年来法国巴黎盆地（或欧洲地区）发现的旧石器时代技术相同，这表明双方在当时已有交流了。此外，世界著名旧石器考古学专家布日耶、布勒、德日进、桑志华等人，在１９２８年就对远古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进行了确认。
布日耶、布勒、德日进、桑志华在所著的《中国旧石器时代》中表明：萨拉乌苏遗址不仅年代相当于欧洲旧石器时代中期莫斯特文化向旧石器时代晚期奥瑞纳文化的过渡时期，而且由石器的形状及其打制技术等方面反映出的文化特征，亦与欧洲莫斯特文化和奥瑞纳文化相同。
杨泽蒙说，这种发生在远古时代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现象在东方亚洲得到确认，证明了远在７万-１４万年前欧亚大陆桥就已存在，东西文化就在进行着交流。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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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贴子最后由初九潜龙在 2008/04/13 03:53pm 第 3 次编辑]
{转}最可笑的是所谓分子生物学对人类起源的鉴别。.“所谓的有关分子遗传学支持人类“走出非洲”论。1987年，3个美国人通过对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的研究分析各大洲人，发现黑人变异最多，于是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于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于13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原先各地的人类。首先，这三个美国人的实验的准确性由谁来验证，实验本身就不准确不科学，再加上乱加推测，岂不将科学研究导向误区。自1987年这个假说提出后，许多遗传学家们做了研究，有的结果支持这一假说，有的不支持。研究结果也得出了不同年代的现代人类起源数据：有的是10万年前，有的是29万年前，有的是80万年前。英国学者通过DNA研究宣布，人类的第一个女性祖先于14.3万年前在非洲，而第一位男性祖先于5.9万年前，比女性晚8万年。”
所谓“走出非洲”论，我的陈述就是一般公认的事情嘛，这个研究结论的确是信者自信疑者自疑的，不同的或大相径庭的研究结果也是层出不穷的，实际上很少有哪个学科如同史前人类进化过程的研究那样充满矛盾了。我再举个例子，1999年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科学家们给出的。他们要证明的是中国人非但不是中国土产，而且连黄种人(蒙古利亚人种)也不是!————可我看着自己镜子中的黄脸，却难以说服自己相信这种论断。这伙美国人依赖的是对德国境内化石“尼安德特人”的基因检测；他们认为四-五万年前，非洲人到达南亚，向北延伸到中国大陆，从而取代了原有的亚洲土著--蒙古利亚人种，因为现代东亚人有许多基因碱基对和尼安德特人一致，“这是最可靠的科学人种检测法”。?这种“科学方法”就仿佛说骡子身上有与毛驴相同的基因，因此毛驴不是毛驴，应该从此改叫“骡子”。然而我们知道，第一，蒙古人种大约形成于一万年前，母系社会全盛之时，与此同时形成的人种还有四种。黄种人有自己东亚本土的进化系列化石。?第二，如果四万年前非洲黑人取代了东亚人的话，山顶洞中的男主人就不会是黄种人了。或者退一步说，是黑婆子作主人，拥有一对黄种夫妻作伴?（20世纪初在发掘北京山顶洞时，发现了一家七口的化石，其中两个成年女性的化石被认为是男家长的一妻一妾，这一妻一妾有一个被认为是黑色人种）。第三，同样是“最科学的方法”：尼安德特人虽然种属非洲，然而作为化石，“它”身上可供检测的碱基对只有300对左右，可是我们自己却和别的人一样，身上也有3亿对碱基对!这中间的误差简直大到了毫无科学价值的程度!就好象一个人吃了一回韭菜就认为天底下所有的草都能吃一样荒唐可笑!这种学说若放在两亿年前诸大陆尚未分离的时代,还有点说得过去.可至少在一亿二千万年前,非洲大陆就已和其他大陆分离了,有什么原因可令在非洲生活得好好的原始人远渡重洋分离分散到世界各地各大陆?有这种必要吗?它们有这种能力吗?没有任何远渡重洋的交通工具,这换作是现代人也做不到.这是难以想象的!这种理论既不合情理.亦难于自圆其说.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5: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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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黎
Template:中国历史少数民族诸侯政权九黎，中国上古传说中的一个族群，又称“黎”。
九黎在远古时代是一个部落联盟，民族集合，并不是作为一个单薄的民族个体存在。
居住并发展于黄河中下游一带。为中国最早进入农业时代的民族集团。
九黎共有九个部落，每个部落有九个氏族,蚩尤是他们的大酋长。《史记》等书记载：蚩尤姜姓，炎帝之后。酉字对应于鸡，易经中为巽，主号令群雄之意。故蚩尤古又记为蚩酉。传说蚩尤有兄弟 八十一人，即有八十一个支系氏族。他们信奉巫教，杂拜鬼神。掌握文化的人称为“巫”；能用铜制造兵器；有刑法。这些文化对于后来的华夏族有深刻的影响。有人认为五刑即由此而来。
九黎势力很大，上古传说中三皇五帝中的天皇伏羲、地皇女娲、人皇神农皆从东夷九黎出。后羿、帝狻、熙和等神话体系亦出自东夷九黎。
黄帝与蚩尤在涿鹿大战，而以九黎的失败告终。九黎经过长期斗争，一部分留在北方，建立了黎国，后来灭于周朝(西伯勘黎)；一部分参加了黄炎部落联盟，可能即';黎民';, 逐渐融合于华夏族；另一部分退回到南方江汉流域，建立了三苗部落联盟。有人认为，战国时的荆楚与今天的苗族，就是九黎、三苗的后裔。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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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羌族（古羌和现代羌族） -------- 一个历史最为悠久的民族
http://baike.baidu.com/view/4926.htm
羌族，主要聚居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绵阳市北川羌族自治县，其余散居在阿坝州松潘、黑水、九寨沟等县，甘孜藏族自治州的丹巴县，绵阳市平武县，成都市都江堰地区，雅安地区，贵州省江口县、石阡县，甘肃南部、四川西南、云南部分地区，现有人口约32万人左右。今天的羌族正是古代羌支中保留羌族族称以及最传统文化的一支，与汉族、藏族、彝族、纳西族、白族、哈尼族、僳僳族、普米族、景颇族、拉祜族、基诺族等为兄弟民族，皆出自古羌。
一、羌族历史文化概况
（一）“龙来氐羌黄河头，征程漫漫几个秋”
迄今为止，我国境内发现的最古老而又是比较成熟的文字便是3000多年前殷商时代的代表文字——甲骨文。甲骨文中有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关于民族（或氏族、部落）称号的文字，即“羌”，是中国人类族号最早的记载。《说文·羊部》：“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羌，属他称，即当时中原部落对西部（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西藏、四川）游牧民族的泛称。所以可以肯定地说，氐羌族群绝不是一个单一的民族，他们有不同的语言、服饰、习俗等，唯一的共同点可能就只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
史书记载古羌人是三苗之后，《诗地理考》曰：“羌本姜姓，三苗之后，居三危，今叠、宕、松诸州皆羌地。”《史记·五帝本纪》云:“迁三苗于三危,以变西戎。”《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羌姓之别也。其国近南岳。及舜流四凶,徙之三危,河关之西羌地是也。”
仰韶文化末期（约公元前3000年左右），黄河中游出现了炎、黄两大部落。炎帝姜姓，姜、羌本一字之分化，是母系社会与父系社会的不同表达，甲骨文中亦常互用。姜、羌均像头戴羊角头饰之人，代表以羊为图腾的起源于我国西北的原始游牧部落。《晋语·国语》：“昔少典娶有虫乔 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炎帝属古羌族部落，部落众多。在后来的战争中，炎帝部落大部分与黄帝部落互相融合，成为华夏族（今汉族的先民）。另一部分则西行或南下，与当地土著居民融合，成为汉藏语系汉族、羌族以外的其他民族的先民，如藏族、彝族、纳西族等等。
约公元前2100年，善于治水的古羌后裔，华夏族人大禹继任部落联盟总首领。史记记载：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禹为了天下子民的安生，告别家乡的大山，开始了漫漫治水之路。他专心治理水患，疏通了九河，战绩显赫，民间还有大禹王“三过家门而不入”的美传呢！大禹王后来破除了“禅让制”，传位于其子启，史称“夏启”。启即位后联合诸部落在阳城（今河南登封县治城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的国家，历传500多年。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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彝族是古羌人南下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与西南土著部落不断融合而形成的民族。在六七千年前，居住在我国西北河湟地区的古羌人，开始向四面发展，其中有一支向祖国的西南方向游弋。到3000多年前，这支向西南游弋的古羌人以民族部落为单位，在祖国的西南地区形成“六夷”、“七羌”、“九氐”，即史书中常出现的所谓“越嵩夷”、“青羌”、‘‘侮”、“昆明”、“劳浸”、“靡莫”等部族。当古羌人游弋到西南时，西南地区已有与其先后到达的两大古老族群——百濮族群了百越族群。古羌人到西南后，他们了百濮、百越长期相处、互相融合，并吸收和百濮、百越的南方文化。魏晋以后，昆明人与焚(濮)的融合发展为对僚人的融合。汉至六朝，汉文史籍把云南东部、贵州西部、四川南部的主要居民称为叟人，有时则以叟、濮并列。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35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我国史前文化的主干是仰韶文化，汉族文化与此一脉相承，直到现在，仰韶文化中的一些图案还在汉族民间流传，而仰韶文化的前身是古羌族文化；在仰韶文化中，影响最大的支系是庙底沟文化，而它又受过古苗族文化的强烈影响
古代中国历来的观念就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普天之民，莫非王臣”，虽然也有“华夷之辨”，但那也是从文化上说的，凡是接受了华夏文化的，就是华族，否则就不是。比如，楚国早先被中国各国视为蛮夷，其国君也不回避，对自己的儿子讲：“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但是以后，随着楚国进入中原活动，接受了中原文化，便逐渐被认为是华夏社会的一员。相反，一些早期是华夏社会的成员，如匈奴，《史记》上载是夏朝苗裔，在长期背离华夏文化以后，也会不再被华夏社会认同。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42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羌族是祖国多民族大家庭中历史最悠久的民族之一。古代羌族对中国历史发展和民族发展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历史传说时期共工壅防百川，神农教民耕织，从炎黄到夏禹，到华夏族的形成，都与古羌族密不可分。贾逵《周语》注说：“共工氏姜姓。”《太平御览》说：“神农氏姜姓。”姜即羌。《史记·六国年表》：“禹生于西羌。”《太平御览》引皇甫谧《帝王世纪》：“伯禹夏后氏，姒姓也，生于石纽……长于西羌，西羌夷（人）也”。谯周《蜀本纪》说：“禹本汶山广柔县人也，生于石纽。”广柔在今羌族地区。《水经注·沫水》广柔县条：“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今羌族聚居的茂县、理县、汶川、北川县皆有禹迹及记载，尤以北川县禹里乡的大禹遗迹、记载、传说等更为完整。学术界多数认为，根据传说和历史记载，北川禹穴当为禹所生地。著名历史学家徐中舒说：“夏王朝的主要部族是羌，根据由汉至晋五百年间长期流传的羌族传说，我们没有理由再说夏不是羌。”（徐中舒：《我国古代的父系家庭及其亲属称谓》，见《四川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所以，古代羌族对缔造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贡献是昭然史籍的。
古代羌族主要活动在西北的广大地区，迁徙到中原地区的羌族大多华夏化。今甘肃、青海的黄河、湟水、洮河、大通河和四川岷江上游一带是古代羌族的活动中心。殷商时期，古羌族有“北羌”、“马羌”等众多部落，过着居无定处的游牧生活，也有一些羌人从事农业生产。(徐中舒：《中国的奴隶制与封建制分期论文集》，第27页。)
羌族是殷商王朝的“方国”。商王朝中也有羌族首领担任官职，武丁时期就有羌可、羌立作商王朝的祭祀官。(《羌族史》，四川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第27页。)《诗经·商颂》：“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歌颂了殷王朝的强盛，同时也反映了羌族与殷王朝的密切关系。周人与羌人关系更加密切。章炳麟《检论·序种姓》说：“羌者，姜也”。傅斯年《姜原》说：“姬周当是姜姓的一个支族，或者是更大之族之两支。”传说姬姓周的始祖“弃”的母亲姜源是姜部落之女，姬姓周和姜姓羌应是互为婚姻的两大集团。周与姜、羌联盟是武王灭商的重要条件。周朝立国以后，把一些姜姓羌人分封到中原地区，如分封在今山东的齐国，(《史记·齐太公世家》。)分封在今河南许昌、南阳一带的申、吕、许都是姜姓国。周时进入中原的这部分姜姓羌人，历西周之世，已基本上与华夏人相融合，成为华夏族的重要组成部分。
周平王东迁以后，一些以羌人为主体的羌戎大量迁入中原地区。《后汉书·西羌传》：“自陇山以东，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据著名史学家蒙文通先生考证，晋国大夫中有不少人是依靠羌戎的力量壮大起来的，晋国因和戎而称霸，大量的羌人也融入晋人之中。春秋战国时期，居住在甘肃、青海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的羌人仍处于"少五谷，多禽畜，以射猎为事"的状态。文献记载了这部分羌人由射猎进到田畜的传说。《后汉书·西羌传》说秦厉公时羌人无弋爰剑被俘，逃回后教羌民"田畜"。此后羌族进一步发展和分化。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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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族 概 况
羌族，现有人口19.8万人。羌族主要分布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茂县、汶川、理县、北川、黑水等地。
羌族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分南北两大方言。羌族没有本民族文字，通用汉文。
羌族信仰原始宗教，也有一部分羌族人信仰藏传佛教。
羌族历史可追溯到古殷商时代，早在3000多年前，殷代甲骨文中就有关于羌人的记载。今天的羌族只是古代一部分羌人的后裔。
羌族人居住在独具特色的羌寨中。羌寨中的碉房是羌族的石砌民居，一般高达三四层。底层圈养牲畜，中层住人，上层储藏粮食，屋顶为平台，既可以用来摊晒粮食，又可以作为老人歇息、妇女针织、孩子游戏的场所。碉房建造时就地取材，以土石为原料，不用绘图、吊线，全凭高超的技艺和经验。碉房形式多样，层次不一，结构严密，棱角整齐，不仅坚固、耐久、实用，而且冬暖夏凉，充分体现了羌族人独特精湛的建筑艺术。?
今天的羌族人，大多还穿着传统的民族服装。羌族男子的服装一般是蓝布长衫，外套羊皮褂子，包青色头帕。羌族妇女的服饰比较鲜艳，她们多穿蓝色或绿色的花边长衫，腰系绣花围裙和飘带，戴黑色头帕。但在茂汶地区黑虎乡一带，妇女们一律都戴白色头帕。
“云云鞋”是羌族人在喜庆日子里穿的一种自制布鞋，鞋尖微翘，状似小船，鞋帮上绣有彩色云卷图案，十分别致。
挑花和刺绣，是羌族妇女的拿手好戏。这些色彩艳丽明快、图案古朴精美的绣品，无论是点缀服饰还是装扮居室，都显得秀美而大方。
玉米是羌族地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小麦、青稞、土豆、荞麦、油菜等农作物的种植也较为普遍。羌族人有把猪肉吊在房梁上风干做成“猪膘”的习惯。陈年的猪膘，肉色嫩黄、晶莹剔透，吃起来油而不腻、十分可口。在喜庆而隆重的节日里，羌族人还要端出自家用玉米或青稞酿造的酒与众人共饮。
在羌族人民的交通设施中，溜索是不可缺少的。在波涛汹涌的岷江上，用一根或两根碗口粗的竹缆取倾斜之势，系在两岸的 石柱上。渡江者以皮带或麻绳紧束腰间，身悬绳上，飘然而过。
羌族人对治水有丰富的经验，举世闻名的川西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2000多年前羌族人民和其他民族一起修建的。
古老的原始宗教信仰是羌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羌族有自己的历法，传统的羌历新年是每年的农历十月，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届时要举行各种庆祝活动，年轻人跳起节奏明快、舞姿雄健的“沙朗舞”、“皮鼓舞”等民族舞蹈，显示了羌族人勇敢豪迈的性格。
唐朝诗人王之涣写过一首著名的诗篇《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中提到的羌笛便是羌族特有的吹奏乐器。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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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东夷古史探讨“绝地天通”
2007-07-22 06:24:02
张富祥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山东，济南，250100）
摘要：神话与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举，现存先秦古籍的记录和诠释有三种文本，一种是神话的，另外两种是“史话”的。其中观射父的解释提供了一个三阶段的古史系统，多可与东夷古史传说及大汶口文化、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相参照。早期华夏族与华夏国家政治体制的孕育和形成，始终贯穿着黄河流域东西轴线的部族斗争和融合，其间颛顼“绝地天通”的原始宗教改革与尧、舜的“王政”措施是两个关键环节。由东夷古史探讨这一过程，有助于理清中国早期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大体脉络。
关键词：东夷古史；原始巫政；绝地天通；中国早期国家政治制度
一、有关“绝地天通”的三种文本及近世学者的诠释
神话与传说中的“绝地天通”之举，现在一般认为是中国原始宗教史上最早发生的变革性大事件。先秦古籍对这一事件的记录和诠释，现存三种文本，一种是神话的，另外两种基本上可说是“史话”的。
神话的文本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
大荒之中，有山，名曰日月山，天枢也。吴妪天门，日月所入。有神，人面无臂，两足反属于头上，名曰嘘。颛顼生老童，老童生重及黎。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下地是生噎，处于西极，以行日月星辰之行次。
文中的嘘即噎，又称噎鸣，实是时间神。所谓“帝令重献上天”，“献”大约是登升之意；“令黎邛下地”，“邛”大约可以读作“降”（降、邛古字同声符）。这样，重、黎一在天界，一在地界，同受上帝指令，而以作为天界门户的日月山为交通媒介，天地交通遂有专职掌管。《山海经》虽晚出，而这神话尚带有创世说的意味，其起源可能很早，当不会晚于相关的“史话”。
“史话”的文本最早见于《尚书·周书·吕刑》篇。今本《吕刑》的记载是：
若古有训。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 、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
这段文字有不好懂的地方，未知是否尚接近于先秦《吕刑》篇的原文。按旧注，这段文字的大意是说：自蚩尤作乱之后，民间抢夺杀掠成风；后来三苗之君效蚩尤乱政，制定严酷的刑罚镇压苗民，苗民不堪虐待，纷纷祷告于“上帝”；帝尧哀怜无辜受罪之人，于是接受“上帝”的命令，剥夺三苗之君的世位，使在“下国”，并且使重、黎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才使局面改观。旧注以为“皇帝”指帝尧，这不一定可据，“皇”当是“大”的意思，或可解为“煌”，“皇帝”仍指上帝。今人或据旧注，以为“绝地天通”有两次，一次在颛顼时，一次在帝尧时，这也不一定可靠。联系《山海经》及《国语·楚语》的记载来看，“绝地天通”当只是一次，今本《尚书·吕刑》篇的记载可能有缺略及错简。
《国语·楚语下》所提供的文本，实是楚国史官观射父对《尚书·吕刑》篇的解释。其原文是：
昭王问于观射父曰：“《周书》所谓重、黎实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无然，民将能登天乎？”
对曰：“非此之谓也。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二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曰觋，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而后使先圣之后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仪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 洁之服，而敬恭神明者，以为之祝；使名姓之后，能知四时之生、牺牲之物、玉帛之类、采服之宜、彝器之量、次主之度、屏摄之位、坛场之所、上下之神祗、氏姓之所出，而心率旧典者，为之宗。于是乎有天地神明类物之官，是谓五官，各司其序，不相乱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异业，敬而不渎，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祸灾不至，求用不匮。及少 之衰也，九黎乱德，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无有要质，民匮于祀，而不知其福；烝亨无度，民神同位，民渎齐盟，无有严威，神狎民则，不蠲其为，嘉生不降，无物以享，祸灾荐臻，莫尽其气。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地天通。其后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后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宠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实上天，黎实下地’。遭世之乱，而莫之能御也。不然，夫天地成而不变，何比之有？”
观射父是学识渊博、能言善变的“楚之所室”，他的解释肯定有当时流行的《尚书》文本作依据。他的解释大意是说：在少昊之世，神职和民职原是不相混杂的，巫觋和宗、祝掌管祭祀，“五官”掌管民事，人们用生产所得的物品虔诚地敬神，神明也赐福给人们；待到蚩尤作乱的时候，人人都搞起祭祀来，家家都有巫觋，神职和民职乱了，人们缺乏祭品，敬神不虔诚，灾害也不断降临，于是颛顼在受命之后，便采取了“绝地天通”的措施，使南正重专掌祭祀（“司天”），使火正黎专掌民事（“司地”），以恢复“旧常”。——这一通大道理看上去很通顺，似乎是把“神话”还原为“史话”了，不过观射父的历史观却有点颠倒。实际上，“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才是少昊之世的“旧常”，“民神不杂”反而是后来才发生的事。有学者着眼于原始社会“神权的集体共有”，认为在私有财产出现以前，氏族成员个体还用不着为自己求神祈福而充当巫史，此即所谓“古者民神不杂”的真实情况。这看法不无道理，但与观射父的观念不相符，而且最初的巫觋也并非是脱离氏族群体的。
近世学者对“绝地天通”的诠释，大抵着眼于文明社会产生时期的统治者对神权的“垄断”。徐旭生先生最早试着对此作出一种“科学的解释”。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末期，“巫与觋通常总是由牧人或农夫兼任，还没有专业的宗教人员”，那时人人祭神、家有巫史还是普通情形；待到氏族制度走向解体、部落或部落联盟产生的时候，巫术渐进于“高级的宗教”，跟着也就出现了“宗教主”，并且只有他“才管得天上的事情”，从此“宗教的事业变成了限于少数人的事业”（1）。杨尚奎先生从有神论的“天人之学”解释“绝地天通”，也认为“重理黎绝地天通后，‘神’的时代结束，专职的巫出以代神”，“这是神职的专业化，人民再不能和上帝交通”（2）。张光直先生也强调，“在早期，巫觋专业降神，为民服务”，后来巫觋被统治者“独占”，“通天地成为统治者的特权”（3）。
类似的说法尚多，其中所反映的新观念会自然决非旧时学者所能有；不过欲尚论“绝地天通”的历史源流，也还有许多工作要做。本文重提这一话题，首先是出于对“绝地天通”与东夷古文化关系问题的特别兴趣；而由此提供一些背景性的证据，也许对更为确实地理解相关古文献不无补益，同时反过来也可加深对东夷古史与古文化的了解。
二、“绝地天通”传说所反映的古史系统
观射父解释“绝地天通”，提供了一个三阶段的古史系统，三阶段分别以少昊、蚩尤、颛顼为代表。过去古史辨派是不相信这一系统的，而且非但不相信这一系统，就连《国语·楚语下》下所记观射父的全部解说，也认为皆出于西汉末刘歆的伪造。顾颉刚先生曾明确指摘这段文字的来源有三处：“其一是《尚书·吕刑》，抽取了里边的‘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一语而大做文章。其二是《史记自序》，整段地抄进去，可谓熟读司马氏家谱。其三是《山海经》的《大荒西经》，摘了‘帝令重献上天，令黎邛下地’一语，说是出于司马氏的宣传。其他巫呵，觋呵，祝呵，宗呵，说得非常透澈，这是因为刘歆在王莽持政时做了‘羲和’，又‘治明堂’，又‘典儒林史卜之官’，这些典故是他很熟谙的缘故。”何以知道这段文字是伪造的呢？顾先生又详述其理由说：“《太史公自序》之言如果是司马迁钞自《国语》，则九黎乱德，重、黎正之，三苗乱德，重黎之后又正之，这正是司马迁先代的两件最光荣的功绩，《自序》里为何忘了？重上天，黎下地，也是司马氏家传的两件神圣的故事，《自序》里为何也忘了？这还不奇，颛顼之王天下，受自少 ，《国语》之文明自如此，何以《五帝本纪》里竟缺了少 一代？这还不奇，巫觋祝宗这些制度，《国语》里口口声声说是古代确定的。故前云‘各司其序，不相乱也’，下即云‘少 之衰，九黎乱德’，乱，即乱此巫觋祝宗所司之序也。下又云‘三苗复九黎之德’，则又乱此矣。下又云‘尧复育重、黎之后不忘旧者，使复典之’，则又复此矣。这样的一个自古以来确定的制度，这样的一个乱了两回又复了两回的旧典，在古代宗教史上是何等重要的材料，为什么司马迁作《封禅书》时却不录一字呢？为什么班固作《郊祀志》时又完全收进了呢？此无它，司马迁在刘歆前，还不知道有这些事；而班固生于歆之后，耳濡目染之久，就不自觉地上了他的老当罢了。”（4）
顾先生的看法，我们不能同意。首先是“绝地天通”的神话与传说起源很早，《尚书》与《山海经》的记载本身就是证明，只不过二书所记仅是极片断的东西，比之实际口耳相传的内容要简略得多。要说春秋时的观射父仅据二书的片断记载就能凭空造出一大篇“文章”，已不免令人生疑；至于说观射父的话全出自刘歆的伪造，则更难令人相信，因为这样有来历的话，实在非汉人所能造得出。其次是观射父熟知周王室及各大诸侯国的史官文化，他的话中涉及史官世家司马氏的家史也不奇怪。《太史公自序》叙其家世可能是据旧传家谱，但也可能参考过《国语》，要说《国语》的有关内容抄自《太史公自序》，现在并无证据；倒是《太史公自序》很可能因为《国语》的讥司马氏“宠神其祖”，而把神话意味极浓的“绝地天通”之事删去了。司马迁是讲求“实录”的史学家，想来他尤其不愿把自己的家世“神化”。再次，神话与传说史料总会有很多问题，现在利用这类史料，仅取其合理内核而已，实不可与后世严谨的历史记载等量齐观；如果因为这类史料中存在许多矛盾，就把它们看成是完全的谎帐，那么传说古史就有被勾销的危险，而这与古史辨派的理性精神也是不相容的。
其实，顾先生另外还有大量论说，可以见得他并不否认上古神话与传说的史料价值。如他在谈到《山海经》一书时曾说过：“在神权时代，智识界的权威者是巫，他们能和天神交通，能决定人类社会的行动，能医治人们的疾病，能讲述古今中外的故事。他们上天下地无所不通，口含天宪无所不言，所以会有离开真实很远的假想。”（5）这一段话，直可看作是研究上古神话与传说的一个纲领。他在具体讨论“绝地天通”的故事时，又括述《国语·楚语下》的解释说：“本来神有神职，民有人事，各应守其本分；后来下界人民受了过度求福心理的支配，家家设祭请神，刻刻作非分的要求，弄得神和人狎成一体，不可分别。所以上帝作一次断然的处置，命重、黎遏绝地和天的交通，回复原来的法度。……重、黎惯于上天下地，所以能绝地天通；《楚语》所说已是把神话变做历史以后的解释，但这解释还是比较早的。”（6）看这些话，似乎顾先生又并非以为观射父的解释都出自刘歆的伪造。顾先生的“古史辨”，会归于“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特别强调上古“宗教史”与“政治史”的分别，强调传说古史上的著名人物原都是“天神”而不是“人王”。所以他的宗旨，也便强调“对于古史，应当依了那时人的想象和祭祀的史为史，考出一部那时的宗教史，而不要希望考出那时以前的政治史，因为宗教是本有的事实，是真的，政治是后出的附会，是假的”（7）。这也就是他所称的“信史”与“非信史”之别。问题在于，“那时”的宗教史也便是政治史，而宗教史、政治史都属于社会史，所以要考察上古社会，神话与传说仍是不可或缺的史料。也因此故，考察古史的“层累造成”，就既要考虑到神、人之别及神的“人化”等情况，又必须充分注意到古时神、人不分的传统。换言之，古史传说中的著名人物大都具有天神与祖先神的双重神格，而祖先神的神格实际代表着部落集群的人格，并且这种人格也往往散射到天神的神格之中。从这样的人格与神话的混杂状况中，即可窥见上古历史的真实，这应是发掘和利用神话传说史料的一个基本着眼点。过分强调“古帝王”是神而不是人，或反过来说是人而不是神，都是只取一面而不周全的做法。
现在回到本题上。据我们所考察，“绝地天通”传说所反映的少昊——蚩尤——颛顼的古史系统不但是可信的，而且是可以证明的。仅就诸名号言之，这一系统实际是早期东夷古史的一个段落，相关的传说事迹主要集中于司马迁所称“五帝”时代的前段。“五帝”时代既是黄河流域中原部落大联盟建立、发展和蜕变的时期，也是上古各大集群融合凝聚为华夏族的滥觞期，所以少昊——蚩尤——颛顼的系统虽由东夷名号构成，实际上它也反映着华夏族酝酿时期的整个中国古史。下面分别作些说明。
“少昊”之名，和“太昊”一样，历来被视为古夷人首领之称，人无异词。不过这两个名号所代表的，实际都是上古东夷大集团，不能局限于首领本人。从名号上推求，“昊”通常是指太阳经行的天，即元气广大的“昊天”；而古籍多将此字写作“ ”、“皓”等，本来都指日出貌。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太昊、少昊之名原都出于太阳崇拜，和同样出于太阳崇拜的炎帝、黄帝之名的起源大略在同时（8）。太昊、少昊同出于东夷，并且同为东夷文化共同体形成的标志，但二者是有区别的，顾颉刚先生曾称之为“大太阳神”和“小太阳神”（9）。二名流传既久，从而兼具太阳神格与祖先神格，又因而成为东夷集群实体存在的代称——炎帝、黄帝之名的虚无和实有涵义并存一体的情况也一样。根据我们研究的结果，太昊、少昊集团存续的时间大致相当于考古的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绝对年限约当公元前3500年——公元前2600年间），这一时段的大汶口文化即是两集团文化的物质遗存。太昊集团兴起较早，原以今鲁中南的汶泗流域为活动中心，而中心之中心在今曲阜一带，其势力则东及黄海沿岸，南及今苏北；后来它陆续西侵中原，转以今河南淮阳一带为活动中心，势力达到今皖北。少昊集团原分布于今鲁北以至渤海湾沿岸，后来它西进、南下，渐次取代太昊集团而成为占主导地位的东夷势力，亦以曲阜一带为活动中心。当少昊强盛时，其势力几乎覆盖了今黄河下游流域的全部地区，并波及淮北；至黄帝与蚩尤之战起，这一集团的势力始趋向阶段性的衰落，从此揭开了“五帝”时代的序幕（10）。
东夷集群文化除太阳崇拜之外，另一个最为显著的表征是鸟图腾崇拜。《左传》昭公十七年载有春秋时郯国国君所述少昊氏的“鸟官”系统。这一系统由“五鸟”、“五鸠”、“五雉”、“九扈”组成，全是鸟图腾族的代称。其中“五鸟”以凤鸟氏为首（由玄鸟化出的凤为东夷最高图腾），地位最高，执掌历法和祭祀；“五鸠”都是猛禽，实际权力最大，为核心执政族；“五雉”、“九扈”则分管手工业、农业的具体事务。一般认为这是一个部落组织的图景，即部落内共有4个胞族、24个氏族，各氏族名义上平等，分执一个部门的权力。但是扩大来看，如果以每一个“氏”代表一个部落或聚落群，以每一个“胞族”代表一个层次较低的部落集合体，那么24个“氏”就构成一个大集团。所以不论太昊、少昊，有时都可成为东夷总名。这样的集团显然是部落联盟时代的产物，其“官职”系统已具备部落古国权力机构的雏形。观射父所说的“类物之官”凡5种，《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为木正句芒、火正祝融、金正蓐收、水正玄冥、土正后土，按五行编排，且都折射为神名，然不若“五鸟”、“五鸠”之类的分工更为细致，神职与民事分离的取向也更为明显。虽然“鸟官”系统的编排也不免沾染五行之风，而毕竟更能反映出上古时代的历史实际。
集太阳崇拜、图腾祖先崇拜以及大地崇拜于一体的东夷文化现象，莫过于有关穷桑、空桑或扶桑的传说。这几个名称后来都作为地名使用，实际皆出于一名之分化，其本义指东夷祭祀“圣地”的大树。这大树古称“若木”，不是指现在所称的桑树。“若”字初文象一人跪祭而双手上举、三缕长发挺拔摇荡之形，表示巫师祭风，尚保存郯子所说“我高祖少昊挚（鸷）之立也，凤鸟适至”之象。“凤”、“风”古通用，甲骨文即以“凤”字借为“风”。“若”字后来简化，由三个“又”字符组成，后来又在下面加“木”为意符，遂成今之“桑”字。在神话中，“若木”又是太阳歇息之所。如《山海经·大荒东经》说：“汤谷上有扶木，一日方至，一日方出，皆载于乌。”这“乌”即太阳神乌，是三足的鸟（东夷文化考古中最多见三足器）。由神乌背负太阳，栖息于“若木”之上，正为太阳崇拜、图腾崇拜、大地崇拜三位一体。质诸穷桑、空桑、扶桑诸名，实可认为是“凤桑”的分化，“穷”、“空”、“扶”皆“凤”字一音之转。作为地名，它的原型应即东夷祭祀“圣地”，在今曲阜一带，近年学者对此多有论说。因为下面讨论蚩尤、颛顼的传说事迹，多涉及古夷人的太阳崇拜和图腾崇拜，所以这里先略述如上。
蚩尤之起，由于部落战争。这个人物，历来争议最大，因古史茫昧，传说恍忽，人们一直搞不清他的来历。徐旭生先生曾举出多方面的证据（主要是后世把他当作战神祭祀的地域及其与各氏族间的关系），认定他“只能属于东夷集团，并无属于其他集团的可能性”（11）。照我们的看法，蚩尤就是少昊之后东夷的代表，原出于少昊集团的嫡裔“五鸠”族系，“蚩尤”二字即是“鸠”字的缓读。传说他是“九黎之君”，居于少昊故地，这“九黎”也就是“九夷”。不过当时的“九夷”包括所有祖承少昊的东夷部族，还不是夏、商以降仅指泰沂山区以东众多小方国和小部落的“九夷”。“黎”、“夷”一音之转，都是后起的名目，但不妨碍用以指称夏、商以前的东夷部族。后世以“黎”为地名、族名若国名者甚多，十之八九与东夷文化的传播有关系。古代“三苗”处于长江下游，与东夷、淮夷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汉人说苗民为“九黎”后裔也并非无故，但不能像旧时学者所主张的那样，认为蚩尤原出于苗蛮集群。
上古部落战争的发生，可能比后人想象的要早得多，现时考古所见古城的年代早至五、六千年前，可以证明这一点。不过黄河流域各大集群间的大规模冲突，据现有资料分析，还仅始于“五帝”时代揭幕的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的循环大战。传说的“三皇”、“五帝”及其世系，古籍所载纷繁不一，每每令人无所适从。其实“三皇”之说出于后世的捏造，并无根底，治古史者完全可以忽略不计；“五帝”之史则有相当的历史真实，是治古史的重点，万不可轻忽，只是当时的大部落并不止五个，“五帝”的名目仍只出于五行说的编排。如果驱除种种迷雾，我们相信“五帝”时代应大致相当于考古的龙山文化时期（海岱龙山文化的绝对年限约当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2000年间）。这一时期开始阶段的部落战争，主要在以炎帝为宗神的西夏集群、以黄帝为宗神的北狄集群、以太昊和少昊为宗神的东夷集群之间进行，因为三大集群相继向中原发展，大规模的武力冲突也就不可避免，而南蛮集群这时对中原地区的影响还很小。这时西夏集群的代表人物实是共工即鲧，东夷集群的代表人物即蚩尤，而黄帝之名在传说古史上无所变化。相传先是西夏集群东进，为东夷所败，以致悉数被逐而“九隅无遗”，遂转而与北狄集群联合，共同对付东夷。仗打了多少年不知道，唯知这次冲突的结局是炎、黄诸部在今河北西南部的涿鹿之野打败了东夷，肢解了蚩尤，可能还拿他的头盖骨作了酒器，并且连他的血也用作了祭品（“蚩尤血”）。北狄进入中原较晚（在今山东地区直到龙山文化早期才见到马骨），但涿鹿一战，黄帝成为中原部落大联盟的第一位盟主，传说他一直打到东夷腹地，在泰山举行了会盟仪式（“合鬼神于西太山之上”）。黄帝之名虽然是后人追加的，但后来几乎无异称，直到被尊为中华第一祖，就因为他是大联盟的缔造者。与此相反的是蚩尤的名声变坏了，被说成“贪”，被说成“暴”，并且后来也不得跻身于“古帝王”之列，只是在他的故乡仍被奉为战神、兵主，历世祭祀不绝。近年有学者提出以蚩尤与炎、黄并列，同视为中华三祖，虽出于眷念地方文化的情感，而亦不无原因。
最初缔结的中原部落大联盟还是极松散的，各大集群之间的实力较量并未停止，因此很快便又发生了炎、黄之争。据说这次是“炎帝欲侵陵诸侯”，战争仍由西夏挑起，而以黄帝为首的北狄集群联合东夷，经过大大小小的“五十余战”，最终在阪泉之野打败西夏，并进而把大联盟的覆盖范围一步步扩展到了江汉流域。由此便扯出了黄帝部的主要同盟者——颛顼部。
颛顼其人，徐旭生先生认为“他属于华夏集团，但是受东夷集团的影响很大”（12）。近年学者则多主张他属于东夷。《吕氏春秋·古乐》篇说他“生自若水，实处空桑”，“若水”当即“若木之水”，可见传说以为他本出于东夷“圣地”。《山海经·大荒东经》也谈到“少昊孺帝颛顼”，尤可见颛顼出于少昊系统。此外还有很多传说资料，可以印证他本为东夷及东北夷首领。我们相信他就是蚩尤的后继者，“颛顼”之名亦由“蚩尤”转来。传说中所以不见他有很多战功，分明是为蚩尤的盛名所掩盖；而《淮南子·天文训》说“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以致打得“天柱折，地维绝”，“天倾西北”，“地不满江南”，恰好反映出阪泉之战时的酷烈情形。在司马迁所记的“五帝”系统中，颛顼居第二位，列黄帝之后。大概在中原部落大联盟成立之后，植根于深厚农耕基础上的东夷势力逐渐恢复，继而取代北狄成为大联盟的盟主，从而西夏也就成了竞争的失败者。相传颛顼建都于今河南濮阳，故后世称这里为“帝丘”。实际这里不仅曾是颛顼部的活动中心，也曾是大联盟的活动中心，所以到了《山海经》里，颛顼的足迹就无远弗届了。神话传说往往把他说成是黄帝的后裔，当皆由东夷集群取代北狄为盟主的事实化出。
颛顼的主盟是中原部落大联盟演变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大抵当他在位时，大联盟逐渐巩固下来，所谓“绝地天通”即是他以盟主的身份所采取的宗教改革措施，大联盟的基本政治体制也因此而趋向完成。在他之后，源出东夷太昊集团的帝喾部继为盟主，同时共工部、祝融部亦在大联盟中占有重要地位。帝喾之后，是北狄的尧（黄帝后人）、东夷的舜（帝喾后人）、西夏的禹（共工即鲧后人）相继为盟主。尧、舜、禹皆由推举产生（即所谓“禅让”制），表明三大集群轮流主盟的机制已经形成，这是大联盟稳定发展的阶段。不过到禹去世后，东夷皋陶部（太昊后裔）未得按民主推举程序继位，伯益部（少昊后裔）起而抢班亦告失败，盟主的地位最终落到了禹之子启的脚下，从而开始了大联盟的“公天下”向姓族统治的“家天下”蜕变的过程。中间经过一系列的夷夏交争，东夷后羿部（伯益部后裔）及夷夏混融的寒浞部曾一度主盟，至少康“复国”、后杼全面打败东夷，所谓“夏王朝”才真正巩固下来，而这也同时标志着部落大联盟的历史及“五帝”时代的正式结束。在整个“五帝”时代，三大集群间的角逐和争夺事实上从未停止过，不过当时民族发展的主流是黄河流域的夷夏融合（即包括北狄在内的西北集群文化与东方集群文化的融合），作为汉族前身的华夏族的形成即肇端于此。另外还须注意到，尧、舜、禹在位的时期，三大集群既曾长期联合与南方的“三苗”作战，又曾不断以“教化”的形式招抚苗民，从而使南蛮集群的一些部族也逐渐融入华夏族。此亦即史所称尧育重、黎之后而使复典旧职的传说依据。
上述古史轮廓，重在说明少昊——蚩尤——颛顼的传承统系。据此，可以比较方便地参照考古资料，探讨“绝地天通”的历史源流。
三、考古学所见古夷人的祭祀和巫术
“绝地天通”的神话与传说，狭言之只关乎原始的宗教，广而言之则涉及原始礼乐文明的发生和演进史程。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大要起于祭祀，而“绝地天通”要垄断神权，其实就是要垄断重大祭祀权。专就海岱考古言之，如前所说，传说的少昊时代大致相当于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颛顼时代处在海岱龙山文化前期，而蚩尤恰恰是这两个时期之间的过渡人物。因此要弄清“绝地天通”的源流，可以拿大汶口文化与海岱龙山文化的考古成果作参照。
人类原始宗教萌生于旧石器时代，成熟于新石器时代，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反映原始宗教和社会历史的神话与传说皆始于新石器时代中晚期之交。丁山先生曾指出：“由宗教发达的程序言，任何原始民族皆先有图腾，然后有地界神，进一步乃有天界神，至于星辰日月诸神出现，宗教才算成熟。”（13）这是不是毫无例外的普遍规律，还不好说，起码在中国看上去是这样。如果就以此作为衡量标准，那么古夷人的宗教还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就已经趋向成熟了，考古的证件可以举出许多。其中最直接的证件，莫过于考古所见的陶制及玉制礼器系列（主要是祭器系列）。大汶口文化时期，东夷族群的礼器究竟有哪些，现在还不能完全确定；但诸如造型独特的陶鬶、工艺水平尤高的薄胎黑陶高柄杯、质地极纯的白陶、装饰美观的大镂孔豆及彩绘宽肩壶等，都有可能被用作礼器。这些种类的器物在初也是实用器，但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大都成为上层社会的珍贵品，并且往往与其他贵重物品组合随葬，因而也就逐渐转化为礼器的器种。其他如大口尊、大型的陶鼎及陶 等，也应该常被用作祭器；出土甚多的陶觚，则为日常酒器之一。玉器方面，诸如精致的玉 、玉锛及圆孔方形器、玉璧等，也应属于礼器的范畴。用于礼仪的乐器也有发现，如所谓“笛柄杯”及陶鼓等（大汶口墓葬中所见的鳄鱼皮骨板应该是原始鼍鼓的遗迹）。
反映古夷人原始宗教及巫术文化的另一类器物，可以总称为巫器，包括骨牙琮、龟甲器、獐牙器等。已出土的大汶口文化骨牙琮，共有五十余件，皆以大型兽骨或象牙制作，中空，器表雕饰一、二、三组不等的弦纹，弦带间又有多少不等的圆形穿孔，有的孔内还镶嵌绿松石。过去一般习称这种器物为骨牙雕筒，对它们的宗教涵义理解不够；近年随着对良渚文化玉琮的研究，学者们始意识到这种器物实应称之为骨牙琮。其用途应该和外方内圆的玉琮一样，都是巫师贯通天地、敬天法祖的重器。出土骨牙琮的墓葬以大、中型墓居多，可证这部分墓主的身份、地位较高，有些可能是高级巫师，甚至有的就是专职的祭司，其中也不排除部落酋长兼为巫师和祭司的情况。就这一部分人而言，“巫”的身份是与政治权力相统一的，骨牙琮也就成为他们身份与地位的象征；如果是部落酋长，那么骨牙琮尤其有可能成为与大型玉 之类配套的器物，在他们手中都发挥着某种“权杖”的作用。不过骨牙琮也有制作粗陋且形体较小的，可能是民间巫医的用具。所谓龟甲器，是用龟的背甲和腹甲合成的器具，龟甲多经过截磨和穿孔，有些还盛有骨针和小石子，整器出土的数量与骨牙琮差不多；所谓獐牙器，又称獐牙钩形器，是用两枚雄性獐的犬齿安装在骨质或角质的柄上而成的，出土数量几乎比龟甲器多出一倍。这两种器物，我们以为都是民间巫医行医、行法的标志性道具，有时还在同一座墓中出土。大汶口文化墓葬中还有不少散见的龟甲和獐牙、猪牙出土，有的龟甲可能已用于占卜，獐牙、猪牙亦当是民间医具（应是与砭石之类并存的）。大汶口文化遗物中还多见玉制锥形器，是一种贵重物品，也应是巫师的医具，是针、石类医具的高级形式；还有一种被称为牙璧或旋玑的玉器，我们认为也是巫师的高级医具和法器。大汶口还出土一件别致的象牙梳，学者由梳体、梳齿的透雕所显示的一系列数字组合推测八卦的起源，亦未必纯属子虚乌有，它也有可能兼作女巫的“道具”。联类而言，大汶口文化所反映的一些特殊的习俗，如青春期拔牙、头骨人工变形、口含石球或陶球等，大约都与民间巫风的流行有关系，考古所见体现这类习俗的个体占总人口的比例并不大，他们可能大都是民间的巫觋或摹仿巫觋而为人祛病消灾的人。
原始文字的发明也是与巫术有关系的。大汶口文化所见的陶器符号，特别是莒县陵阳河出土的9种、21例，有不少学者认为是汉字的祖型，其中有个别最具代表性的符号还远播到今胶东、安徽北部乃至南京等地。原始文化史的研究可以证明，巫师最有资格成为最早创字、识字的人，那时文字符号的创造实可视为巫术的一部分。目前对陵阳河陶器符号的认识还不一致，但即使仅仅认为这些符号是写实画、是氏族标记或图腾，它们既刻划在大型陶尊上，便也与部族祭祀结下了不解之缘——现在几乎公认这类陶尊应是当地先民祈年报祭的遗物。
以上所举仅是大汶口文化所见有关原始宗教的几种“硬件”，还不包括大量相关的美学意义上的“软件”（如艺术造型和装饰等）。这些“硬件”在海岱龙山文化时期都有重大发展。举其特别突出者如：陶鬶发展成为型式复杂多样、造型更为典雅且流传极广的重要器种；薄胎黑陶高柄杯发展成为堪称人类制陶史上空前绝后奇迹的“蛋壳陶”；玉器的制作出现了大型专业作坊，玉 、玉锛的出土数量显著增加，有的还两面刻有兽面纹，制作精致而无使用痕迹的玉戚、玉刀、牙璋、牙璧、玉琮、圜形器、圆孔方形器等也增加了礼器的种类（骨牙琮的逐渐消失当与玉器的发达有直接关系）；龟甲续有出土，而用于占卜的动物肩胛骨更成批出土，且有钻有灼；文字则发现了“丁公陶文”。祭器、葬器的有序组合比之大汶口文化时期更为明显，如临朐西朱封龙山文化大墓中，“蛋壳陶”高柄杯及陶鬶、陶 等精美器物都专门盛放在彩绘木匣中，即显示出贵族礼器的传统配置。这时冶铜业的零星遗迹则透露出贵族礼器向更高级形式发展的趋势。
罗列具体的考古成果不是难事，更要紧的还是要作出整合的分析。海岱考古证明，到大汶口文化中晚期，本地区文明的因素已经积累甚重。有一些公认的文明起源条件，如贫富分化、社会分工、私有制的产生等等，历来考古学者已就大汶口文化的材料揭示很多，这里不拟多述。仅从整合分析着眼，尤须注意的是中国文明起源过程中氏族制向宗法制的转变，以及与此相应的聚落形态及社会组织系统的演变。张光直先生在谈到这一问题时说：“龙山文化的墓地里墓葬的空间分布形态，使我们相信当时已有宗法制度；如果这种说法可以成立，那么宗法制度可说是龙山时代政治地位分层的头一个基础因素。”（14）此说所依据的墓葬分布形态，指的是墓葬在墓地中的成组分布，同时每组之内的墓葬又有大、中、小不同的等级。据此也就可以判定，墓葬的组便显示亲族的宗，而组内的墓葬等级便代表宗族内不同等级的成员。这一现象，其实在大汶口文化晚期已非常明显。最为典型的是陵阳河墓葬，这里已发掘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墓有45座，共分4组，凡中型以上大墓全部集中在遗址北部的一组，贫墓、小墓则一律在其他三组。可见宗族及宗族内部的等级分化，这时在一些大型聚落中已多么严重。
宗族繁衍造成聚落及聚落群的扩大，聚落群发展到一定阶段便产生聚落中心。考古学者相信，还在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海岱地区已经出现由聚落中心及其周围不同层级的聚落构成的“古国”；而到龙山文化时期，这样的“古国”更大批形成，并且在一些相对发达的地方，聚落分布的密度已与今日乡村的分布相仿，从而也使聚落中心进一步向早期城市的方向发展。城的兴起是史前聚落形态发展的高峰，是人类文明产生的重大标志之一。目前在山东省境内已发现大汶口文化时期的原始城，不过这种原始城基本上还没有摆脱土围子的形态；真正的早期城大抵都出现于龙山文化时期，现今在山东境内已发现十五六座，且有成组的分布，另有五六处已发现城的线索的遗址。无须赘说，以防御功能为主的早期城都是部落战争的产物，而现在已知的山东龙山城大都始建于本地区龙山文化早期，正可与当时三大集群间大规模的部落战争相印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鲁西阳谷县景阳岗城组的3座龙山城，茌平、东阿城组的6座龙山城，与鲁北章丘城子崖、邹平丁公、临淄田旺、寿光边线王4座龙山城，这13座龙山城，自西向东几乎是一字排开，俨然是一道千余里的防御工事。由此推想传说的黄帝与蚩尤之战，西北集群由冀州之野南下海岱的事实便昭然若揭。
龙山城的研究，牵扯到与本文所论密切相关的一个重要问题，即所谓统治者“独占”巫觋的问题。如上所说，龙山城乃是早期聚落中心持续发展的结果，因此城内数量可观的人口一定存在结构性的社会分层。换言之，城内人口决不会是单一的农业生产者，必定还有一定比例的统治者、行政管理人员、巫师、巫医以及家庭的或专业的手工业者，甚至还可能有专门从事交换的早期“商人”。单就巫觋言之，虽然现在还不能断定当时城内以至国中所有的巫觋都是为新生贵族服务的，但可以肯定是统治者一定有自己的巫师，亦或酋长或国王本人就是大巫。此类巫师不论为医、为卜，主持祭祀或其他礼仪始终是他的主要职责之一。这是由于龙山城邦的宗教活动已决非前此普通部落的宗教活动可比，其规模、仪式等都更趋高级而复杂，非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巫师不能完成。这可由龙山城内大型祭祀建筑加以证实。现知鲁西教场铺龙山城内，有大小两座夯筑台址：大台址面积达10余万平方米，约占去全城面积的四分之一，被认为是宫室建筑群基址；小台址在大台址之东，面积亦达1.6万平方米，被认为是宗庙建筑基址。景阳岗龙山城内亦有相似的大小二台址，同样是大台在西，小台在东，大台面积约9万平方米，小台面积1万多平方米。其他一些山东龙山城址的初步探查，也显示有相近的建筑布局。事实上，中国自古即是“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这一传统的形成可以一直溯源到史前，是以龙山城邦宗教建筑的正规化即显示出统治者对巫术、巫觋的掌握和控制。而这些说到底都不过是当时统治者加强政治权力的措施，前述巫术性考古遗物的增多、趋精和集中无不与这一根本问题相应，此亦即巫职与民事趋向分离的政治基础。
人所共知，中国古代的祭祀主要分为祭天、祭地和祭祖三大系统。有一个令人关心的问题是，这三大系统究竟是什么时候分化开来的。以情理推之，当原始宗教尚未成熟时，这种分化还决不可能产生；而就“绝地天通”神话本身而言，似乎它又直接表明了这种分化就产生于龙山文化时期。表现在考古上，浙江余杭属于良渚文化（年代与龙山文化相当）的莫角山城址，非常清晰地提供了这方面的信息。这一遗址的城内发现三座夯筑台址，较大的一座居东偏北，较小的两座居西而南北排列，而在正对东部大台的南东门外又有一祭台。这使人想到两周时期鲁国故城的祭祀建筑布局：鲁国宗庙建在城内东部，西部则有周社和毫社，而城外用于祭天的郊坛（今舞雩台）则在宗庙正南东门轴线的延长线上。如果允许猜测莫角山良渚城内的大台是祖庙，小台有一座是社坛，南东门外祭台又是郊坛，那就与鲁故城的祭祀建筑布局完全吻合了。目前在已知的山东龙山城内外，还没有发现多台址的祭祀建筑，但这并不表明当时三大系统的祭祀还没有分化。各地风俗不同，地形亦异，也许在有的地方已有多台祭祀建筑，只是考古还没有发现；也许更多的城邦只有一处大型公祀场所，其余的祭祀通常仅仅除地而祭，并没有祭台，况且直到后世，以天、地、祖合祭也还是习见的风俗。种种情况都有待考古学者留意，而在取得更多的考古证据之前，人们仍有理由相信颛顼的“绝地天通”已经完成了三大祭祀系统的分化。
四、“绝地天通”与原始巫政的变革
以上所谈古史系统和巫术文化，大抵可以看成是有关“绝地天通”问题的主要历史背景和文化背景。大量的古籍资料、考古资料和现代民族志的材料都表明，史前原始政治基本上是神本主义的，或可称之为巫觋政治，巫觋和巫术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十分突出。因此要弄清“绝地天通”的源流，揭示其多重涵义，必须从分析原始巫政的变化入手。
“五帝”时代前期，角逐黄河流域的各大集群通过剧烈的部落战争而走向重组、结盟，逐步缔造出中原部落大联盟，并使之获得初步的发展。这个大联盟并非只是个空壳，而是有着实在的内容，有着自己的结构和体制，有着由各大集群的长老组成的议事会和由民主推选出来的族团首领组成的执行机构。肯定这一点至关重要，否则中国早期华夏国家政治体制的萌芽、形成和发展等一系列问题都无从谈起。这里要特别强调的是中原部落大联盟形成时期的“造神运动”。从后世所理解的世俗政治的层面来看，所谓大联盟政治自然只是部族集群间互相关系的制度性体现；而从原始宗教的层面来看，这时代表各集群及重要族团利益的，却是一系列兼具自然神与祖神格的神灵。从传说分析，诸如黄帝、炎帝及太昊、少昊等名号（或这些名号的初始内涵），大致都是到“五帝”时代才逐渐固定下来的，虽然其事实素地和它们所包涵的部族统系观念可以上溯到更早的时期。按传说所称，当大规模部落战争连续发生之时，各大集群竞相以云纪、以火纪、以水纪、以龙纪、以鸟纪，这些部族标帜的统一和树立，也就是我们所说“造神运动”的过程。云、火象征太阳神，水也代表自然神，龙、鸟则表示图腾神。图腾神起源最早，少昊氏以鸟纪，用的还是本色图腾；作为东夷总称的太昊、少昊，则仍为太阳神名号。太阳崇拜观念以地处东部地区的古夷人最为强烈，黄帝以云纪、炎帝以火纪的传说应该都是太阳崇拜观念散射的结果，共工氏以水纪的传说当更晚起。实际上，后来所称的“古帝王”无不具有太阳神格，包括尧、舜、禹在内（15）。然而传说的最高太阳神格集中指向颛顼，是以颛顼独称“高阳”，近世学者亦率称此名之涵义即“高高的太阳”。不管这种译释是否准确，传说以颛顼为最高太阳神是可以肯定的，从部族观念上说，这一名号即是太昊、少昊的嫡传。概括言之，大致到“五帝”时代之初，各大集群间的循环大战曾经引发一场“造神运动”，人间的纷争进而演化为神灵之间的较量。其后图腾的变化、祭祀的繁杂、巫觋的花样翻新乃至“王国”体系的构造、大联盟地位的争夺等等，都使大大小小的神灵粉墨登场，太阳神的重塑、定型及其内涵的放大、权能的提升，不过是其中的一项带有终极性的结果。
太阳神的宗教涵义可以转换为天神、上帝，诉诸其祖神格则为宗教主。传说以颛顼为最高太阳神及最大宗教主，显然与他所采取的“绝地天通”措施有着绝大的关系。“绝地天通”的字面意思是断绝天地之间的交通，然而这一措施所塑造出来的却是通天教主，天地之间的交通从来就没有断绝过。今人对上古天地相通观念的理解，往往过于理性化、哲学化，而忘记了邃初先人们的质朴认识。实则诚如徐旭生先生所说，“地天”可以相通，在当时人们的头脑中还是一种“非常具体的事实”，而决不只是一种“抽象的观念”。“按着当时人的思想，天地相隔并不太远，可以相通。交通的道路就是靠着‘上插云霄’的高山。‘上插云霄’，在各民族里面，全有着它相类的成语。在先民们看起来，它是实在的，并不像在我们近代人的思想里面，它仅只是在文学上的夸张一样。上插云霄的高山就是神圣所常游的地方，尽少说，它离天不远，同它是比较容易交通的。凡宗教主，如摩西的登西奈山受十诫，穆罕默德的入山受阿拉的启示，全是出于同样的原因。”（16）依据这一种看法，那么天地可以相通的观念也就成为当时创造天神运动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和必要条件。贯通天地、上见天神是当时巫师的主要职务，这一职务的最高承担者自然也就是宗教主，其世俗身份则非最高部落领袖莫属。巫师通神的工具和手段，据张光直先生所说，除了上插云霄的高山外，还有树、鸟（凤——风）、动物、占卜、仪式与法器、酒与药物、饮食乐舞等（17）。这个归纳较为宽泛，而“绝地天通”所涉及的主要是高山和高山上的大树（称为若木、建木等）。以动物而言，神话中有很多“乘两龙”之类的角色，显然都是由上通天神的观念创造出来的。考古的例证，则莫如河南濮阳西水坡遗址所见的用蚌壳铺成的三组龙、虎形象，其中即有人骑龙的形象。据说这是仰韶文化遗物，而也有人认为墓主即是颛顼或颛顼部落之人。学者对这些摆塑艺术形象的宗教涵义还有不同的解释，不过最确切的解释恐怕还是张光直先生所说的“濮阳三 ”：“濮阳的新发现，与濮阳资料与古代道教中龙、虎、鹿三 的密切关系，使我们了解到古代美术中的人兽关系就是巫 关系。人便是巫师的形象、兽便是 的形象； 中以龙虎为主，其他的动物（包括鹿）在古代美术形象中种类是很多的。”（18）
就原始巫政的本质特征而言，所谓“绝地天通”的初始涵义，仍须从上古祭祀活动的分化上去寻求。盖自远古以来，以图腾祖先崇拜为核心的种种泛杂祭祀活动——包括较后起的祭地和祭天——原本是混沌在一起的，神的类型不清，是以“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区别）”。氏族成员间的祭祀权力既无高下之分，自然也就“夫人作享，家为巫史”。殆至颛顼之世，天、地、祖三大祭祀系统渐趋分离，人群的分化与等级的萌芽日见鲜明，于是在大联盟的政治层面上，便有了涵盖各地方巫政的“绝地天通”之举。从此天、地之祭通过神巫各有“分主”，部落祭祀之权及神职遂为新生贵族所垄断。纵向观之，人、神之间的交往增出神巫为中介，“是使制神之处位次主，而为之牲器时服”，“民神异业”，不得相“浸渎”，一般氏族成员失去了自由祭祀的权利；横向观之，“南正”掌祭天而为神职，“火正”掌祭地而主民事，虽然祭天和祭地实际上都不能脱离巫觋活动，而“天地神民类物之官”的格局已初步形成。巫觋并非是到颛顼时代才出现的，但“绝地天通”之举无疑使巫觋的权能大大扩张。纯从宗教神学的意义上来看，“南正”与“火正”的分职未必有实质上的差异，它们最终仍皆统一于最高太阳神颛顼。但如果“历史”地来看，祭祀权与民事权的分化仍是原始巫政的一个重大转折。前人对“火正”主民事有疑义，郑玄甚至认为“火正”当作“北正”。然如庞朴先生所说：“火正的职能，表明其任务是观察大火。而‘司地’就是‘司土’，也就是后来的‘司徒’，起先是同农事和民事密切相关的差事，所以‘其功大矣’。”（19）“火正”本为历官，行“火历”而主民事正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管子·五行》篇说“祝融辩乎南方，故使为司徒”。
“重黎”之名的训诂颇费思索。《说文》释“重”字云：“重，厚也，从壬，东声。”此指轻重之重，而不是重复之重。于省吾先生以为甲骨文“东”字在“束”字中部加一横画，“重”字又在“东”字上面加一横画，都是指事字（见《甲骨文字释林》）。郭沫若先生则特别强调“重”字古义与“申”（神）字有联系，认为“申字乃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而古有重义”（见《甲骨文字研究·释支干》）。我们怀疑“象一线联结二物之形”的“申”字本象闪电，后来用作“神”字；“束”字及所从出的“东”字本象草扎的人体形，在初也表示神灵。后来“申”（神）字流行，“束”，“东”二字的神灵意义遂废；而“东”字又借为方位词，乃至终成从日从木之字。“重”字，从小篆字形上看，本为从人、从东（在初或从申）、从土之字，我们以为正是人通过“神”沟通天地的会意字。此又恰可为上古先民的“造神运动”提供一个旁证。“黎”字较易解释，其初义当与农耕有关，即“犁”字之义；作为族名，则“黎”当与古“莱”夷有联系，“莱”、“黎”一声之转，后又衍化出“黎民”等义。古籍中多谓祝融即黎。如《礼记·月令》郑玄注：“祝融，一名黎，为高辛氏火正，号为祝融，死为火神也。”《尚书·尧典》又有“羲和”之名，目之为二氏族，且分化出羲仲、羲叔、和仲、和叔四人，分管东西南北和春夏秋冬，以“敬授民时”。伪孔传以为“重即羲，黎即和”，是以“重黎”和“羲和”二名对照为训的，但由读音求之，实以谓“重即和，黎即羲”更相近。有学者说：“重和黎，其实都是火神，不过一个管天界之火，一个管人间之火罢了，可以合称为重黎，二而一，一而二。”（20）这个理解应该是合乎传说实际的。我们以为“重黎”之名很可能是由“祝融”之名转化来的。祝融又写作陆终，“重”字或者就是“祝融”若“陆终”之急读；如果单称“融”，则其音如“黎”（“融”字古读如“鬲”）。所以“重”、“黎”、“重黎”，单称或合称皆无不可。
祝融部的传说世迹和族属问题是最为复杂的。近世学者多谓祝融为南方之神，代表古苗蛮部族。这看法主要受到《楚辞》的影响，未可全据。据我们所推求，祝融部原来也是少昊集团的主干部族之一，和蚩尤、颛顼部一样，皆源出于少昊之“五鸠”。《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重为少昊氏四叔之一，也可为祝融部原属少昊集团提供一证。大概这一部族在进入中原后，曾长期协助颛顼部及其后继者帝喾部执掌部落大联盟的权力，所以相传祝融先后为颛顼和帝喾之“火正”；又有极大可能的是，在颛顼部衰落之后，原出于东夷少昊集团的许多部族都归到了祝融部的旗帜下，所以传说中由这一部落分化出的部族特多。《国语·郑语》载祝融后裔有己、董、彭、秃、 、曹、斟、芈八姓，后来八姓又派生出不少支族，建立了许多国家，分布地域很广，几乎遍及中原及其周围地区。综合有关传说来看，祝融部先前也活动在颛顼部旧地，即今河南濮阳一带，后来所属部族才分迁四方。其中西迁的一个支系，包括斟姓部族和有扈氏，渐次融入西夏集群而成为夏后氏的中坚力量。这一支系可能是典型陶鬲的发明者，他们在夏初又曾东迁到东夷故地潍淄流域；近年在青州一带发现不少带有“融”字族徽的铜器，均为商末周初时物，显然是祝融部后裔的遗存。后来楚人奉祝融为祖先，但这并不就证明祝融曾为南方苗蛮集群的首领，南迁的芈姓只不过是祝融部氏族中的一个支系。
简要地说，重黎之名所代表的部族实体应即祝融部的嫡裔，因为他们曾协助颛顼“绝地天通”，所以后来便世袭“火正”之职。由“火正”的职责推求，“绝地天通”在重视农事的意义上，也可说是一次原始历法的改革。神话传说中的祝融或重黎兼具太阳神、火神诸神格，不尽拘拘于人间事务，但其传说原型和最初“身份”应是“火正”，这点在古文献记载中几乎没有什么歧异。如《国语·郑语》说：“夫黎为高辛氏火正，以淳曜敦大天明地德，光照四海，故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韦昭注：“祝，始也；融，明也。大明天明，若历象三辰也；厚大地德，若敬授民时也。光照四海，使上下有章也。”韦氏对“祝融”二字的训诂没有什么依据，但古人以其与原始历法相联系是有来由的。其实，“命之曰祝融”，无异于是说由祝融部担任“火正”的职责。《郑语》又说：“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也说“火正”曰祝融。《汉书·五行志》解释说：“古之火正，谓火官也。掌祭火星，行火政。”所谓“掌祭火星”，也就是观察“大火”的运行以治“火历”；所谓“行火政”，还包括古人所称“出火”、“内（纳）火”及“止火”等日常生产（如烧荒）和生活中的用火制度。这些职责投射到神话学上，祝融也就成了太阳神火之神及星象历法之神。
古之“火历”，久不为学者所习，近年由庞朴先生的发明始得彰显。由传说的颛顼、帝喾、祝融诸部的活动地望推断，“火历”最早应起于东夷地区，后来才逐渐流传到中原。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大汶口文化晚期陶器符号中，由“日”、“火”二重符号或“日”、“火”、“山”三重符号组成的几例，亦即学者释为“炅”字及其繁体的几例，可能就是最古的“火历”孑遗。对此很难求得天文学上的精准证明，但以太阳和“大火”星纪历的传统应该是历史存在，其符号转化形式也不必要求都符合现代科学标准。《左传》襄公九年记载“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也，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反映出商代历法中仍保存着一些“火历”的成分。同书昭公元年又载“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于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则反映出上古“火历”与“夏历”的错互与冲突。“火历”以“大火”昏见之时为岁首，“夏历”则以参星（实沈主之）记岁首。“不过夏历不专以参星纪时，而是历象日月星辰，或者至少如《夏小正》所记，以斗和几种星辰为标记，这又与火历不可同年而语了。”（21）参星的出没、中天都与农事季节不相应，不曾独自成为授时的依据，这又使人疑心炎帝“以火纪”及祝融为炎帝之神的传说，或者是由东部地区的“火历”传统嫁接到西部地区去的（可能与祝融部的西迁有关系）。“火历”当然也不是固定不变的，它也需要“历象日月星辰”的各种辅助工作，并且不可能脱离太阳崇拜。陵阳河出土的陶器符号中，还有由多个小圆圈有规则地排列组合成的符号，有学者认为即是星辰的象征。
《尚书·尧典》中所记的羲和，是“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民）时”的总管。《山海经·大荒南经》郭璞注云：“羲和盖天地之始生，主日月者也。故《（归臧）·启筮》曰：‘空桑之苍苍，八极之既张，乃夫有羲和，是主日月，职出入以为晦明。’又曰：‘瞻彼上天，一明一晦，有夫羲和之子，出于 谷。”这个羲和的身份，在神话中变化无定，或为帝俊妻，或为日御，又或为日月之神，总之都是与太阳崇拜及古历官的职责纠缠在一起的，并且明显地出于东夷传说。而古籍中有关古历法的资料，则又往往被统归于颛顼。《国语·周语下》说：“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这个“星”应该是指北斗。《左传》昭公十七年说：“今兹岁在颛顼之虚，姜姓、任氏实守之。”杜注云：“岁，岁星也。颛顼之虚谓玄枵。……姜，齐姓；任，薛姓。”这又说到岁星纪年法。这些都反映出将古历法上溯至颛顼时代的意识根源。《汉书·艺文志》录有《颛顼历》、《颛顼五星历》，虽出后人伪托，却也并非全无托始来历。恩格斯曾指出：“最初的宗教表现的是反映自然现象、季节更换等的庆祝活动。”（22）从这层意义上观察，颛顼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的措施，也便包含了整顿原始历法的工作，并且这工作本身又透露后世帝王“颁正朔”的意味。
原始巫政到颛顼“绝地天通”而呈现制度化的走向。我们注意到，在观射父所描述的“绝地天通”情景中，仍然隐约可以看出少昊集团“以鸟名官”而设官分职的史影：“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实约略相当于以凤鸟氏为首的“五鸟”的职司，“火正黎司地以属民”则大致属于以祝鸠氏为首的“五鸠”（以及所属“五雉”、“九扈”）的权能；所谓“天地神民类物之官”的“五官”，与“五鸟”、“五鸠”等名目也是相合的。传说称涿鹿之战后，黄帝命少昊“正五帝之官”，以至于“天用大成，至于今不乱”（《逸周书·尝麦》），显然是针对颛顼“绝地天通”以后的情况立言的。依此而论，颛顼时代部落大联盟的组织结构可能是模仿东夷部落集团的组织结构而建立的，而这样的组织结构当然也代表了中原部落社会的一般情形。郯子所描述的少昊“鸟官”系统，在传说的演变上，可能最早出于“五帝”时代的追述，因此对有关职官的分类采取了带有神秘性的模式化数字（“五”和“九”）。不过如郯子所说，“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于近，为民事而命以民事”，大联盟的职务已不再使用图腾官称，而开始采用按新起的社会分工划分类别的官称了（即所谓“类物之官”）。造成这一种变化的根本原因，其实不在于“纪远”或“纪近”，而在于社会制度的变化。具体地说，图腾官称本起于母系氏族社会，而到父系氏族社会，图腾制度趋向衰落，于是“为民师而命以民事”的民事制度也便应时而起。郯子用司徒、司马等官职解释少昊“五鸠”的职事，用的自然是后世才能有的观念，但仍然反映出上古图腾官称向民事官称转变的历史实际。尽管在颛顼的时代，所有的官职仍由群巫担任（包括首领兼大巫），而民事观念的增强却有着“决不可忽视的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可惜传说文献对于南正重、火正黎的属官都没有具体的交代，其巫政痕迹构造或者仍可参照仅存的少昊“鸟官”系统。
部落大联盟是高层次的地域性组合，在它覆盖之下，“万国”林立的局面逐步造成，地缘联系渐次取代血缘联系而成为人类社会组织的基础（这与新型宗法制不相冲突）。《史记·五帝本纪》说“自黄帝以至舜、禹，皆同姓而异其国号”，《尚书·尧典》孔疏也说“颛顼以来，地为国号”，都反映了这一趋势。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即是适应这一趋势而造成的，大联盟权力的强化过程也就是早期华夏国家的酝酿过程和华夏民族的培育过程。传说资料显示，“五帝”时代的部落大联盟已有模糊的“疆域”，各地的名山大川都是突出的标志。所以我们相信，“绝地天通”的直接外在表征——也是“绝地天通”称谓的直接来历——首先就体现在大联盟对于名山的崇封及其祭祀权的垄断上。也就是说，自华夏“大一统”开辟之初，自命总天下万方的“王者”已开始着力以名山大川为“率履”之界，并且不约而同地由垄断名山大川的祭祀权而走向后世载籍所盛称的“封禅”大典。《楚辞·天问》问道：“地方九则，何以坟之？”朱熹注云：“‘九则’谓九州之界，如上所谓‘圜则’也。坟，土之高者也。”清人蒋骥山带阁注复明确指出：“则，表则也；坟，高也。《经世历》：‘禹受命于神宗，分九州九山。’《国语》：‘禹封崇九山。’盖增高之以为九州之表则也。……问禹平水土，有九山以为地方之表则，何以坟而高之乎？”“表则”即标志，是表示“疆域”范围的。由势力范围之所及，遍履高山大陵以增崇之，，复出之以上接苍天、下控地界、指挥万方、发号施令之意，此即“封禅”大典的原始形态。传说所谓“四岳”、“五岳”及“三坟”、“九丘”之书，盖亦由此而起。不过这一传统并非自夏禹始。《管子·封禅》篇谓相传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所能记者仅有十二家；《史记·封禅书》因谓“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封禅”，至汉代已行之千有余年。诉诸“五帝”时代以来的传说古史，所谓古者“封禅”七十二家之说虽未可尽信，其事体之大略当非虚说。《尚书·舜典》记载舜即位后“坛四奥，沉四海，封十有二山”，亦有一定的事实素地。后来“封禅”的地望集中指向今之泰山。大概自第一次涿鹿之战后，黄帝部与颛顼部会盟于泰山，从此泰山便已成为“王者受命易姓，报功告成”之所；下至春秋时，泰山的文化地位已经高不可攀，就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的齐桓公欲行封禅泰山之礼，也被管仲阻止而作罢。由是言之，《诗· 宫》所谓“泰山岩岩，鲁邦所瞻”，不独是鲁人的观念，实是此前两千余年的衍传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华夏民族的普遍观念。至今追寻中华文化的历史行程，理念上的泰山仍是一个极高的立足点。
五、附论：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形成问题
这里所说的中国早期国家政制，在笔者的观念上，指的是中国文明社会初期“松散联邦”式华夏国家的政治体制。这一体制孕育于“五帝”时代的部落大联盟，从一开始就具有一定的统合性，其间颛顼的宗教改革与尧、舜的“王政”措施是这一体制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环节，而降及夏王朝正式成立，这一历史性的转换可说已初步完成。早年古史辨派强调破除古史研究上的民族一元和地域一统观念，这在理论上是正确的、有益的；但承认上古部族多元并立及平行渐进式发展的历史，并不成为探讨华夏文明整合过程的障碍。
依照本文的研究，传说的颛顼之世可称是中国早期国家政制的酝酿时期。相关的显象可以列举这样几项：一是大联盟趋向巩固，并以名山大川的崇封和祭祀为标志，显示出华夏族滥觞期的模糊“疆域”观念；二是在大联盟集群政治的框架内，神职与民职开始分离，新起的民事官称系统渐次取代旧有的图腾官称系统，反映出社会分工的扩大；三是随着原始宗教的成熟和社会等级制、新型宗法制的萌芽，以祭祀制度为核心的早期礼乐文化日见茁长；四是以“绝地天通”为契机，经验性的原始历法得以逐次推广，这不但是适应并推动原始农耕文化进步的一项重要举措，而且成为后来华夏民族文化共同体构建和形成的一个基础性的支点；五是在大联盟的覆盖之下，主要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大批“部落王国”或“古国”开始发生性质上的变化，逐渐向地域性的“方国”转化，并最终与大联盟一起，蜕变为王朝——方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其他一些细节还可联类举出，而大要可证中国早期国家政制久经酝酿，非由一时突变造成。
部落大联盟的政治体制，到尧、舜时代获得长足的发展。在现存文献史料中，反映尧、舜“王政”的最具可靠性的篇什，仍当首推传世伪《古文尚书》的头两篇《尧典》和《舜典》。这两篇文字虽有后人伪托的成分，其基本史料却包含着传说的信史，未可轻易否定。不过《尧典》记事简略，有关“五帝”时代后期大联盟的政治状况，主要地还须参考《舜典》所保存的材料。《舜典》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两个部分：前一部分记载舜代尧摄政后所采取的政治举措，涉及当时大联盟的祭祀制度、礼乐制度、巡狩制度、行政制度（包括行政区划、诸侯朝觐及瑞信、贡赋、黜陡等制度）、刑法制度；后一部分记载舜正式为盟主后设官分职的情况，叙述颇为翔实，计有官职九种，分别由各大集群的重要部落首领担任，皆咨“四岳”而定，并有“十二牧”的任命。“四岳”当是各大集群的“大长老”，亦即大联盟的决策机构议事会的主要成员，非是传统所称仅为羌夏集群的代表；“十二牧”既是各大部落或部落群的实际首领（其数不止于九、十或十二），又是大联盟实际职务的承担者，同时他们也参加议事会，有表决权。按这样的组织系统，大联盟的执行机构可能是与“十二牧”重合的（甲骨文中的“牧”仍是部落酋长的官称）。《舜典》中所用的官称不尽可据，但所反映的水利、农业、手工业、山泽畜牧（包括采集、渔猎及家畜饲养等）4个生产部门和民政、刑法、礼、乐4个政教部门的职责，都可与考古的龙山文化所反映的社会状况作比较研究。依据氏族社会的传统，部落大联盟的部门权力还是按照实力均衡的原则，在推举制的基础上，由各个有代表性的部族分别承担的。换言之，大联盟的组织模式还保存着传统部落体制的躯壳，各部族在表面上也还保持着某种平等的关系。不过这些部族到尧、舜时代，都已转变为地缘性部落集团的核心力量，代表着一种新兴的宗法势力，而不再是旧式的纯血缘组织。如禹是夏后氏的代表，其核心力量是夏后氏宗族，其势力基础则是一个强大的混合型的姒姓集团。契也是一样，他是商部族的代表，而背后也有一个以子姓宗族为核心的势力集团。舜为盟主的时期，在大联盟的权力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势力集团约在十个左右。如果仍按传统族系划分，这些集团的代表出于西夏集群的有两个，即夏后氏的禹和传说为姜姓的伯夷；出于北狄集群的有一个，即姬姓的后稷（实际应是黄帝——尧一系的代表，有关后稷的传说出于周人的创造，比“五帝”时代要晚得多）；其余契、皋陶、垂、益、夔、龙（或者还包括祝融部后裔彭祖），均出自东夷。可见这时东夷势力仍然大盛，占据大联盟的主导地位，而舜本亦为东夷之人。不过到舜在位末年，西夏势力已然崛起，到禹为盟主时，已渐开夏王朝建立的先声。
舜的时代是史前部落大联盟最盛的时期。还有大量的传说材料可以证明，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主要特色的礼乐制度到这一时代已相当成熟，夏、商、周三代大乐即皆承相传为舜所制作的《韶乐》发展而来，其他礼制的起源上溯于这一时代的因素亦不难征见。大致从颛顼之世到尧、舜时代，前后历时数百年，是部落大联盟向早期华夏国家转变的关键阶段，因此有关“绝地天通”的传说亦流传不绝。后世称尧、舜为天下“共主”，看来亦决非无故，而舜在早期华夏民族史上的枢纽地位实际比尧更为突出。甚至也可以说，到舜为盟主时，中国早期国家政制已初具规模，只不过还缺少一个姓族统治的主导环节。舜在位的时代，传说古史上号称“虞”，后世以之与夏、商、周并称“四代”。“华夏”一词，我们以为即是由“虞夏”转来的，并无更深的来历，正如后世所习称的“秦汉”、“唐宋”之类。古时“虞夏”、“华夏”（以及号称为黄帝之母的“华胥”）皆为双声叠韵字，“虞”、“华”不过一声之转，即“诸华”、“诸夏”亦如是。“华”的概念偏指东部地区，“夏”的概念偏指中原及西部地区，盖因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始终贯穿着黄河流域东西轴线的部族斗争和融合，东西合璧乃可称“华夏”。后来夏、商、周三代的兴替，仍然十分鲜明地体现出这一特点。窃以为循从这一思路研究古史，关于中国文明的起源问题始可理出一个大体的脉络。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6:57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公元前30世纪，中国进入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史记》中记载的五帝是：黄帝、颛顼、帝喾、尧、舜。那个时期，中国大地散居着许多氏族和部落，居住在北方的称之为北狄，南方的是南蛮，西方的叫西戎或羌，东方山东一带则是东夷。远古时代，“夷”、“蛮”等词并不是坏名词，只是代表部族的名称。那时的“夷”与现在的“人”，在本义上是一个字，由于古代中国东部和西部语言发音的不同，西部念人，东部读音为夷，至今胶东一带仍然保留这种古老发音的痕迹；“夷”字，按造字法，为“人”负“弓”合成，表示东夷人是善于射箭的部族。
在夷、蛮、羌、狄等远古部族之中，东夷的发展水平最高，力量也最强，考古发现证明：东夷人最早过渡到农业社会，最早发明陶器，最早使用铁，且青铜器也达到很高的水平。
东夷是夷族的总称，其中还有许多支族，如莱夷、岛夷、嵎夷、鸟夷、淮夷、根牟等。东夷各部族组成松散的部落联盟，联盟最早的首领叫太昊，也叫伏羲氏，姓“风”。古代的“风”与“凤”是同一个字，太昊部族和其他东夷各部落一样，是以鸟作为部落图腾的。
据古书记载，太昊部族发迹于鲁中丘陵周边的淄、潍、沂、泗、汶等诸水流域，即以青州故地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山东地区。以太昊为首领的各东夷部族似乎是从西北方迁徙而来，先占据淄河、潍河流域，后又继续南下，越过鲁中山地，迁徙到沂水、泗水地区，再往后，又活动于鲁西南一带。到黄帝时期，东夷部族已经占据着整个山东地区，繁衍生息。
这时，各部族开始在中原地带发生碰撞和交流。最早占据中原的是来自南方的炎帝部族，它遭到号称“九黎”部落的攻击，“九黎”即是“九夷”，是东夷部族迁徙的淮河流域的支系，也叫淮夷。九黎的首领叫蚩尤，神话里说他是兽身人言，铜头铁额，耳上生毛硬如剑戟，吃沙石，能呼风唤雨，十分凶悍善斗，把炎帝部族打败。炎帝不甘心失败，便与西羌的黄帝部族联合起来，与蚩尤大战于逐鹿，战争非常激烈，炎黄联盟最终战胜九黎部族。很多东夷人做了俘虏，当了奴隶，被称作“黎民”。黎民这个词语，作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一直被后世沿用。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7:09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转帖]蚩尤考
蚩尤是什么样的神呢？
在汉族古代主要是把蚩尤作为英武的战神加以崇拜的。
古人往往把劳动发明的文化英雄崇拜为神，这是对超常的劳动创造能力的崇拜之人格化。大约因为蚩尤部落最先使用金属武器，在战争中大显神威，所以经神话思维的作用，蚩尤就被幻想为“铜头铁额”的神化人物，而且还“人身牛蹄，四目六手”，神通广大。《尸子》：“造治者，蚩尤也。”（御览833引）《世本·作篇》“蚩尤以金作兵器”。金即铜，《管子·地数》、《山海经》均说蚩尤铸金为“剑铠矛戟”等“利器”。
秦始皇、汉高祖都立祠祭奉蚩尤，把他作为战神、“兵主”，加以崇敬，以利战事。《史记》“封禅公”：“秦始皇遂东游海上，行礼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仙人羡门之属。八神将自古而有之，或曰太公以来作之。……其礼绝莫知起时。八神：一曰天主，祠天齐，天齐渊水，居临畜南郊山下者。二曰地主，祠泰山梁父。……三曰兵主，祠蚩尤，蚩尤在东平陆监乡，齐之西境也。四曰阴主，祠三山。五曰阳主，祠之罘，六曰月主，祠之莱山。……七曰日主，祠成山……八曰四时主，祠琅邪。琅邪在齐东方。盖岁之所始，皆各用一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珪币杂异焉。”[11]这里说蚩尤为“兵主”，主管战争大事，处第三位，非常重要，其地位在阴阳日明四时之上，岁首祭祀用鹭的祭品，非常隆重。这种祭祀“自古而有之”“绝莫知起时”，可见其古老。大约黄帝时已端倪，前引《龙鱼河图》曰：“制服蚩尤，（黄）帝因使之主兵，以制四方”后又画蚩尤形象。直到宋太宗征河东出征前一日，还“用少牢一祭蚩尤，禡牙。”（宋史·礼志）
蚩尤的大墓在东平，这是古代黎人聚居的地方，当地的老百姓始终崇拜蚩尤，他们很可能是蚩尤九黎部族的后代子孙：
蚩尤冢，在东平郡寿张县（今山东阳谷县境内）阚乡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气出亘天，如匹绛帛，民名为“蚩尤旗”。肩髀冢，在山阳钜野县（今济宁县）重聚，大小与阚冢等。[12]
这一记载与《史记》是一致的。东平在鲁西，不仅有高七丈的蚩尤冢，而且还有同样大小的“肩髀冢”，可见人民对战死的英雄的崇敬，而天空巨大的紫霞赤气“蚩尤旗”，更是神奇想像的产物，人们把蚩尤神化了。天上的星星，是神圣之象征，蚩尤在神话中也是耀眼的星星。“司兵之星名蚩尤”，[13]天上的慧星被说成是“蚩尤之旗”。《史记·天官书》：“蚩尤之旗，类慧而后曲，象旗，见则王者征伐四方。”对战争是有利的。所以在战争开始起兵时，要祭蚩尤。汉高祖刘邦也不例外。《史记·高祖本纪》：
（众）乃立季（刘邦之宇）为沛公。祠黄帝，祭蚩尤于沛庭，而衅（兴）鼓旗，帜皆赤。……于是少年豪吏如萧曹攀哈等皆为收沛子弟二三千人，攻胡陵、方与。[14]
在这里，刘邦是把黄帝与蚩尤放在一起祭祀的，《史记·封禅书》则说：“高祖初起，祷丰[]榆社，徇沛，为沛公，则祠蚩尤，衅旗鼓。遂以十月至灞上，与诸侯平咸阳，立为汉王。”这里只提“祠蚩尤”，而且保佑汉王打了胜仗。待“天下已定”统一中国以后，汉高祖又“令祝官立蚩尤之祠于长安。长安置祠祝官、女巫。”
作者： 惊奇下一秒 2007-7-21 09:16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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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回复：蚩尤考
五、蚩尤与苗族
蚩尤是苗族的一位大祖神，在苗人心目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至今在苗族的民俗中仍有许多崇拜蚩尤的重要活动。这是几千年的历史中顽强地保留下来的民族文化传统，是中国各民族特别是苗族历史发展的结果。
蚩尤神话是一种古史神话，虽有浓厚的幻想成分，但却曲折地反映了历史，从中可看到古史的影子，其核心是古代苗族发展、迁徙的历史。所以它得到了历史学家们的高度重视。
从前引文献资料中，已可以看出，在中原地区（山东、河北、山西、河南等地）有许多蚩尤的遗迹和有关和风俗、神话传说，如冀州涿鹿蚩尤城、蚩尤神、蚩尤川、蚩尤泉、蚩尤齿，山东东平的蚩尤墓、蚩尤旗，陕西长安、江苏沛县有蚩尤祠，山西太原村落间祭蚩尤神，“汉武时，太原有蚩尤神昼见，龟足蛇首，主疫，其俗遂为立祠。”（《述异记》）此外还有很多的活历史资料。如：宋代文献所记“蚩尤血”：“解州盐泽，方二十里，久雨，四山之水，悉注其中，未尝溢，大旱，未尝涸。卤色正赤，在版泉之下，俚俗谓之蚩尤血。”[44]解州在今山西省，其盐泽卤水色红，不随天气变化，非常神奇，被当地人看成是具有神性的蚩尤血。并引《皇览·冢墓记》说蚩尤冢高七丈，在东平郡寿张县阚乡城中，而蚩尤姓阚，故其后代亦姓阚，他们每年十月都祭祀蚩尤。又《续夷坚志》：“华州界有蚩尤城。古老言蚩尤阚姓，故又谓之阚蚩尤城，城旁阚氏尚多。”[45]按：华州在今山东费县，东北六十里是古九黎部族活动之地。
由以上可知，蚩尤确为中国上古重要历史人物，是九称部落联盟的重要首领，他所代表的九黎部落，活动在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中原地区，他们首先发明、使用金属工具与武器，有很高的文化，很强的军事力量，与轩辕黄帝势均力敌，并且有密切的联系。蚩尤可能是炎帝的后代，而炎帝与黄帝乃是同胞兄弟。[46]炎帝与蚩尤曾先后同黄帝大战于河北涿鹿阪泉一带，大战之后，蚩尤族一部向南方迁徙，而许多人则留在北方，逐渐与黄帝族融合为一。所以他们保持着对其英雄祖先蚩尤的崇拜。
如今苗族有枫木崇拜的民俗，甚至以枫木为图腾。古文献中亦可找到根据，说明此俗与蚩尤有关。《山海经》：
有宋山者，有赤蛇，名曰育蛇。有木生山上，名曰枫木。枫木，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47]
郭璞注云：“蚩尤为黄帝所得，械而杀之，已摘弃其械，化而为树也。”又云枫树即今香树。此传说与蚩尤血传说相似，都是因为蚩尤族人对蚩尤被杀一事的怀念而产生的一种艺术想像。枫树叶是红色的，正和蚩尤血相映照。此类记载颇多，又如《轩辕本纪》：“杀蚩尤于黎山之丘，掷械于大荒之中宋山之上，其械后华为枫木之林。”[48]《述异记》更记术了枫木成精变为人形的灵怪传说：“南中有枫子鬼，枫木之老者，为人形，亦呼为炎枫。”[49]《南方算术状》：“枫人，五岭之间多枫木，岁久则生瘿瘤，一夕遇暴骤雨，其树赘暗长三五尺，谓之枫人。越巫取之作术，有通神之验。”[50]枫木是一种灵木，对枫木的崇拜古已有之。而在苗族生活中枫木的神性更强，《苗族史诗》中《枫木歌》是整个史诗的核心部分之一，把苗族的来源、人类始祖都说成是从枫木中产生的。其主要情节如下：
远古枫树生出了原始女神榜妹留。妹榜留生下了十二个蛋。这十二个蛋中又生出了人类始祖姜央、龙、虎、雷公等等。
这里存在着枫树的图腾崇拜观念，也存在着卵生神话的观念。而卵生神话观念又与鸟图腾的民俗文化有关。我们知道殷商是有玄鸟图腾崇拜的。其祖先是神话说他们的始祖契即是其母简狄吞食燕卵之后怀孕生出的。炎帝姜姓和姜央同姓。蚩尤九黎部落亦曾居住在山东、河南、河北一带，他们有很多部落，也有许多图腾。“兄弟七十二人”或“八十一人”，正是说明其联盟中部落氏族之多。《竹书纪年》沈注：“属于蚩尤各族，有熊氏、罴氏、虎氏、豹氏。”在涿鹿大战失败以后，蚩尤为乎的九黎部落曾受到多次征讨、迁徙，有的向西，为犬戎、西羌，有的向南为三苗。他们的史迹是不少的。关于向西的一支，《拾遗记》：“轩辕去蚩尤之凶，迁其民善者于邹屠之地，迁恶者于有北之乡。”前引《遁甲开山图》已有“蚩尤者，炎帝之后，与少昊治西方之金”的记载。《尚书·尧典》说舜“窜三苗于三危”。《孟子·万章》：“杀三苗于三危”。《地道记》曰：“陇西郡首阳有三危，三苗所处。”“鸟鼠同穴西有三危山，三苗所处是也。”今敦煌县东有三危山，离千佛洞不远。西羌、西戎，似皆与苗民有关。犬戎是以犬为图腾的，苗民中亦有盘瓠犬为重要图腾者。《后汉书·西羌传》：“西羌之本，出自三苗。”由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铜器是甘肃东乡县出土的。而古西域中亚一带早在五千年前已发现了铜器。这也许同苗民祖先有关。《山海经·大荒北经》：“西北海外，黑水之北，有人有翼，名曰苗民。”《神异经·西荒经》：“西北荒中有人，面目手足皆人形，而胳下有翼，不能飞，为人饕餮，淫逸无理，名曰苗民。”[51]这些记载较简，有正统思相的偏见，并不精确，更不全面，但却反映了苗民流向西北的历史事实，这是不可能凭空捏造的。
作者： 惊奇下一秒 2007-7-21 09:17 回复此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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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回复：蚩尤考
三苗的大部迁往西南，经过了多次的战斗与转移。《五帝本纪》汉代郑玄注曰：
有苗，九黎之后，颛顼代少昊诛九黎，分流其子孙为三苗国。高辛之衰又复九黎之德，尧兴又诛之，尧未在朝，舜臣又窜之。后禹嗣位，又在洞庭逆合，禹又诛之。
可见经过颛顼、尧、舜、禹的多次征伐，一步步把三苗赶到西南山蛮荒之地。其路线近年苗族学者唐春芳曾有专门研究论文《试论苗族的原始居地》，[52]把苗族口碑、习俗资料与古文献对照研究，发现二者相当吻合。
今各地苗族丧礼仪式中均有鬼师所唱《引路歌》，可把亡灵沿古代苗人迁徙路线上溯送回老家。都说苗族老家在东方，有的说是“杨州杨县”，有的说是“黄河入海口那太阳升起的地方。”[53]这一带正是古代九黎活动之地，有众多的蚩尤遗迹。蚩尤曾佐少皞，如今曲阜城中有少皞陵，是中国少有的金字塔形高大石墓。九黎部族兵败后被打散，不少人留在当地，逐渐与华夏黄帝族融合，在山东一带的九黎，后来就成了殷商族这鸟图腾，古属东夷。至今苗民叫男子为yil，音夷。这“夷”与“苗”并列，为苗族的族称。九夷中的畎夷，实为崇拜盘瓠龙犬图腾的湘西苗族的一支。古代九夷与九黎不但音近，在民族来源上也有密切关系。后来的“西南夷”之“夷”也与此有一定瓜葛。
留在中原的九黎与东夷其他部族一样，皆逐渐融合互华夏汉族之中了，而更多的则举族西迁又折而往南，在湖北即荆楚地带成为三苗。《韩诗外传》卷三：“当舜之时，有苗不服，其不服者，衡山在南，岷江在北，左洞庭之波，右彭蠡之水。”（《说苑·君道》有类似记录。）后来又从荆楚地区西迁南进，分散在西南边疆云南、贵州、四川的山区乃至东南亚的不少国家之中。
《苗族古歌》最后一部即为《跋山涉水歌》，歌唱苗族人由东方海边为追求美好生活而经过三条大河西迁到贵州的事，充满神话色彩，当时女性在生活中还起重要作用，可见时代比较古老。有的古歌说苗族老家在“浑水河一带”，这“浑水河”苗语为ed fangx eb niel。意为“黄水浑水”，实即是黄河。西部方言区苗族（云贵川毗临地区）把黄河的花纹绣在花衣上，表示不论迁徙到哪里，都不忘老家黄河。湘西苗族妇女绣的花边花带上有“骏马飞渡”图象，叫“埋辽里清”，其意亦为“浑水河”，表示苗族先民，骑马在黄河岸边奔驰。《跋山涉水歌》所唱的三条大河，一条河“河水黄央央”，即为黄河；第二条河“河水白生生”，就是长江；还有一条河“河水清幽幽”，则为南方山青水秀的河流。[54]
如今苗族许多地方流传着蚩尤的古老故事。对蚩尤大神充满了敬意和自豪。
西部苗区传说远古苗民居住在黄河边的平原上，蚩尤从小离家出去学艺，刻苦修炼，会用120种医药，成了可以呼风唤雨、起死回生的大神。当时有个垂耳妖婆，捉去了十八寨的老幼苗民。蚩尤设计杀死了妖婆，解救了十八寨苗民。数十年后，苗寨兴旺发达，发展成为八十一寨。蚩尤的九个儿子也长大了，一人管九寨，蚩尤成了八十一寨的大首领。后妖婆之兄黄龙公攻打苗寨，被蚩尤打退，虽多次失败，仍不罢休，又联合赤龙公，在雷王五子的帮助下，才打败了蚩尤。八十一寨苗民，只好放弃平原向太阳落的“鬼方”迁徙，渡过了黄河，长途跋涉，来到豺狼、鬼怪的“鬼方”。苗民吹芦笙、打鼓，把豺狼、鬼怪赶跑，开山种地，在这墨洋大箐居住下来。[55]此外还有《蚩尤智斗饿虎》、《蚩尤传神药》等传说故事，歌颂蚩尤作为苗家英雄远祖对苗族文化的巨大贡献。
各地苗民，对蚩尤都念念不忘，非常崇敬。尽管苗族分布在云贵川湘等三大方言区，语言支系甚多，有7个次方言、18咱土语，但各地苗人都把自己的祖先称为“尤公”，在各种不同的方言土语中，“尤公”却惊人地一致。黔东南东部方言而有信中叫老祖宗为“榜香尤”，湘西方言区则称“剖尤”、“九黎蚩尤”，而云贵州川西部方言区更直接称“蚩尤”，不少地方有蚩尤庙，对蚩尤祭祀是隆重的、经常的。湘西、黔东北苗人在祭祀祖先“剖尤”或“九黎蚩尤”时，用竹蔑编成山洞状，糊上纸，巫师从洞中敲竹筒、摇铃铛，不能击鼓。据说当年剖尤战败退入同中，击鼓易被敌人发现。黔工业区南有苗族史诗《榜蚩尤》在民间传唱，歌唱“第一位祖先”——香尤公的故事。人们在歌唱时，或言谈中，听到榜香尤的名字都肃然起敬。[56]
云南马关、武定苗族有“跳月”或“踩花山”的风俗，传说此俗的形成蚩尤关系密切。当时蚩尤率领苗民抵抗黄帝东进，失败之后，被打散，退入深山，为召集四方苗人前来会聚，蚩尤在山上树起高高的树杆，系上给腰带，令男女年绕花杆欢歌跳舞，吹起芦笙，如此热闹的聚会吸引了众多苗人，于是重整旗鼓，又投入了战斗。此俗后来成为定期的歌舞盛会而流传下来，成为苗族传统节日。[57]
总之，蚩尤作为苗族的“第一祖先”，始终受到各地苗族人民的崇敬与纪念，在苗族人民的生活、习俗及民间文艺中有许多表现。许多古史传说，尽管有神话思维的幻想成分。却往往与古代文献资料不谋而合，这充分说明民间习俗、民间文艺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它可以印证并补充书面文献，这是活动的更生动的历史资料，我们要善于应用它们。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7:34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
蚩尤、三苗、九黎的传说
蚩尤是东夷人方阳夷、风夷中的黑蛇支。这一支本作儵(音速即黑蛇或玄蛇)，也和修
、攸，、即帝修、帝尤、帝攸或帝儵。
蚩尤同时又是女娲黑虎族 族——苗裔。是黑蛇黑虎部族。古代“阚”即虎，尤阚合
文又作虎儵(音速或育)，黑蛇，黑虎部族又作虓(音哮)，这就是九黎族的来历。九既是蛇
，又数九，因之又名九黎氏、九黎族、蚩尤是九黎族君长的称号。黎是青黑色的海河淤土
，又是黑“狸”、“李”(虎)之名，又是黎(犂)地、种黍、稻等作物的黑牛。九黎族的牛
是黑水牛，又名修狃，公牛名牯子牛，母牛名水沙，水牛可以犁田，又可作涉水之坐骑，
又可以角抵御各种野兽，故被蚩尤氏尊崇为圣牛。蚩尤民作战时身披牯子牛皮、戴牛头，
远望如牛首人身，八肱八趾疏首。传说蚩尤四目六手人身牛蹄，那是因为蚩尤兵把整牛皮
或羊皮覆在身上，头尾完好，把它的头作为头盔，牛羊头均有二角，又像人头上长了二角
，牛羊各有二目，加上人的二目，故有四目，牛羊四脚，加上人的双手，故有六只手，蚩
尤兵人身，皮垂牛足，所以说是人身牛蹄。又传蚩尤八肱、八趾、疏首，这是把三重皮披
在身上的结果。疏首即歧首，是因为三张皮有三首不能全戴在头上只能保留一个加上自己
头，看上去就成人身两首。歧首即分叉之首。
蚩尤的族徽在苗绣中样式很多，在北美洲密西西北河流域还发现牛首蚩尤氏贝雕像，
其额头上多有古文尤字与“肥遗龙”的标志。
苗绣中的古，是纵目三眼蛇的简形，蛇头又常常是作鸟啄状，是因为蚩尤氏有三支，
又作三苗。
蚩尤的异形王冠，广泛见于大汶口、良诸文化陶器玉器中。
三苗为蚩尤氏先祖三苗(柯约、柯挪、柯乌)。蚩尤时代三苗从大地湾进到张家口一带
与黄帝族为邻。兵败后南逃云贵湘黔为今三苗。即湘西、黔东北东部苗支、黔西北中部苗
支，云南西部苗支。
蚩尤发展了伏羲上元初历，在多水地区建立天文中心，在居邑筑城(干打垒)，有城、
有廓有祭祀中心。内城为京，外城为邑。有宫有郊，有台有坛，有圜有潬（善)。
蚩尤还发展了耕稻作，发展渔业。畎夷在沉积平原的沙壤土上耕作，沟洫排灌系统完
备，河湖港叉交织，舟船往来，交通便利。以后发展为九黎八十一兄弟氏族联盟。黎者，
黍稻犁耕，遍布九夷，故名九黎。蚩尤在北方建立的黎国(冀国)是三苗九夷的统一联盟国
，当时与黄帝族炎帝族同为方国。蚩尤之时作五刑，始有“劓”“ 刵”“椓(作)”“鲸”
“越滋丽刑”。原因是“苗民不用灵”对“灵”有抵触。灵”是蚩尤联盟用来统一管理各
部族的历法和敬神敬主的制度，既有人不服，就必须用刑。还制定了违逆处罚的法律。蚩
尤时已知冶铜，用铜作兵器，兼并二十一位诸侯。这是传说“蚩尤铜头铁额、吃砂石、兽
身人语，齿长二寸(佩饰之兽牙)不碎战则以角抵人、人不能敌”的由来。
蚩尤称帝号帝尤，蚩尤冠为童翎鸡翅长羽冠、名异、取义氏族不断分衍，异地本在山
东河北、再向燕北发展、拓荒，异又作冀，天下号冀。建都在河北龙门涧、东暖泉、涿鹿
、怀来、滦平、栾城等地。蚩尤下传六世。
与黄帝战于涿鹿的蚩尤是三世蚩尤，而黄帝则是第十世卉(音汇)，在此以前，蚩尤与
炎帝、神农、夸父已经逐鹿了三百多年。其间蚩尤与黄帝争战最激烈的时期也有一百五十
多年。至黄帝卉时才被擒杀，帝芒始在涿鹿称帝。
蚩尤失败的原因是神农与黄帝联兵，冲突的原因是避水害。蚩尤一部进入涿鹿怀来盆
地，一部进入太行南麓和伊洛地区与神农发生冲突，以后遂有炎帝夸父联合蚩尤攻神农，
神农又求助轩辕攻蚩尤之战。这中间双方互有胜负而且多次休战，最长的一次休战长达七
年。蚩尤被擒杀后，刑天还带人冲入刑场，抡走蚩尤尸骨运至邢台，转给奢龙氏(阚姓蚩尤
民)，返身与轩辕神农氏再战。 奢龙氏把蚩尤尸又运到河南濮阳西水坡秘密下葬，当年
为公元前四五一四年。一九八七年在濮阳西水坡发现了蚩尤真身墓，证明史载为实。这个
氏族表面归顺黄帝，实为蚩尤守陵，永世住在这一带。奢龙族住在东平湖梁山北的黑虎庙
和台前村阚乡城，在那里还建立了一个高七丈的蚩尤冢。另有肩髀冢在山东钜野。由娵(邹
)訾氏守护，蚩尤传六世，前后一百五十余年。
注：蚩尤刵刑即断耳；椓刑即官刑，黥刑即刺脸用黑染之刑，越兹丽刑未查到。
刑天为掩护蚩尤尸骨转移，于邢台，迎战轩辕人马，寡不敌众，被轩辕斩首，尸首不
倒，血柱冲天，遂以乳为目，脐为口，舞干戚，又战，志不可夺。故传刑天舞干戚，猛志
常在。刑天死后葬于常羊山，相伴炎帝。
蚩尤、刑天死后，炎夷联军、军无统帅、兵败如山倒。于是举族南逃。南逃途中，又
被力牧、应龙南北夹击，族民又只好沿黄河北岸逃难。大部涉黄逃入山东本土，一部过黄
河到东坝头，于是东坝头就成了榆芒与南逃炎夷联军背水一战之地，结果联军大败，一分
为三各自逃生。轩辕派风后与少昊，天吴谈判，意在分化炎夷联军，条件是只要少昊中立
，双方便不再以干戈相见，于是少昊、天吴应允。
这样轩辕便集中兵力追剿风伯、夸父，风伯、夸父听说少昊反水，回师北上在南阳盆
地与神农轩辕联军相遇，夸父屯军邓县，桃林，风伯屯军桑庄，共工屯新野黑龙镇，双方
激战，夸父北辙，以后在潼关战死在应龙(传说这是一种长有双翼的龙)氏军前，时为公元
前四五一四年十月。榆罔占领桃都桃村。
夸父既死，少昊清降轩辕，轩辕命少昊西征，出潼关，伐风伯荧惑，风伯被擒，炎帝
军降。
黄帝称帝封禅泰山，赐姓封疆宣告天下大一统。促使民族大迁徙，推动文化大传播。
黄帝把有战功的人材、氏族团结起来，巩固了姬姜联盟，强化了国家政权的统一性，又进
一步分流那些不合作的氏族。首先使东夷族三苗九黎联盟分化，再把东夷少昊部分化，使
青阳和羲和总理东夷旧部。再迁白虎少昊与昌意(常羲)；再分化蚩尤部，恶者北迁，善者
留原地，为邹屠氏；再分化共工氏，任命后土、中立共工；再分化夸父，使其东、西、南
、北分流，化为于夷、禺夷、雩夷、巫支祁、博父国等小支；再分流宿沙、畎夷等太昊族
裔……于是发生了空前未有的民族大动荡、大分化、大抗争、大融合、大迁移。既带来了
灾难，也锻炼了这些民族先祖的生存能力。经过难以想象的磨炼，开疆拓土，在更大的空
间里创造了新的灿烂文化。
少昊清总理东夷，封地在冀南清和、威县、至鲁西南临清、清平、长青地区。北领青
丘风夷、玄夷、东领山东半岛阳夷、黄夷(黄县)、莱夷(莱阳、莱西、篷莱)、南领蚩尤邹
屠氏(台前东平、邹县、徽山)、任、宿(宿沙畎夷)、须句(句芒、女须)、睢鸠(徂徕山、大
汶口)。
是时东夷九族一分为三：东北九夷、东九夷、南九夷。东北九夷和南九夷均不愿接受
少昊清管制，更不愿屈服于黄帝，只有东九夷接受黄帝和少昊清的统治。
迁到辽东半岛的玄夷，以头颅变为尖颅为特征，又在头顶上蓄发编结为发辫，束于头
顶，靠拢名奚夷。本溪、养息牧河，库莫溪河是其聚落之地，在丹东后洼发现的公元前四
千五百年——三千年的奚族玄夷遗址，有陶文奚字，作不同形象。他们是肃慎人，契丹人
的祖先。出土的商代甲骨文，金文奚字也很多，与后洼遗址发现的“溪”字相同。奚人初
名幺或系，读希，以手作结，作系辫之意。奚为族名，亦为商代所封的侯伯诸侯国。 是东
胡的一支，是东胡的远祖之一。奚在夏代为车正，为造车之族，奚仲是其代表。
南九夷分布在淮河，长江以北的江苏、安徽地区。睢鸠氏、畎夷宿沙氏、九黎青阳氏
、三苗蚩尤氏、太昊伏羲氏，女娲氏等遗裔在这一带生息繁衍，重建泰山文化。东北九夷
创造了后洼文化和红山文化(含黄帝文化)新乐文化。东九夷创造了青莲岗、大汶口文化。
南九夷创造了前良渚文化。
少昊白虎部与常羲氏(昌意)被迁西部(甘青之西)观测日月。常羲氏变为西陵氏，在若
水成为若羌入赘女婿。蓐收与少昊同往，成为那里的大巫觋。以后和夸父部结合。
炎帝九世夸父喋血潼关之时，风伯毕方与共工率夸父军民便离潼关西去。传说夸父在
桃林化为桃仙，花如彤云，如火如血。父老相约：三百里桃林，世代不准砍伐伤害。以后
家家奉祀桃棓(棒)大杖，画桃符，供猿猴，挂木瓠吞口，戴社火面具，以除精怪应龙。
夸父族逃到老家甘肃长武、灵台、泾川、崇信住下，共工氏继续西行到六盘山、不周
山固原一带老家住下，风伯入潼关后转骊山。
牺牲的夸父是炎帝九世。牺牲后其下代为夸父二世，二世住在泾河崇信后(其生父居地
)，觉得无发展余地，于是便西行寻找新的居地，越过陇山、六盘山到达渭河，葫芦河流域
到了天水秦安大地湾。这里水草丰美，宜于牧耕，全族大喜，但死伤也很多。天水是伏羲
的老居地成绩。后来子孙繁衍，又觉得这个地方不够住了，于是听从长老建议，西去湟水
寻找新的福地。
夸父到了通天河，又继续往西，为料病倒在途中，死前对随从立下遗嘱说：改通天河
为洮河，祭天的灵台地为临夏，我族以桃名姓可称姚邓，夏为狙猴神像亦我祖先神像是我
先祖图腾。我族种的桃是华族的社树，夏是我族的自称，称夸人，来自华胥的盘瓠，又可
称夏族。
后来经长老推举立三位三世夸父，分别为渭水夸父、洮河夸父和夏河夸父。夸父谱牒
还分送给华山、天水夸父和夏河夸父。夸父谱牒还分送给华山、天水夸父，按二世夸父旨
在意布达族众。
夸父逐日的传说缘于此。夸父逐日徽铭、史迹、绘于大河村文化(距今四千五——三千
年间)河南汝州红山庙遗址陶缸上。
泾河夸父桃都扶桑图，甘肃泾河镇(原夸父居地)世世剪纸为桃符变体。春节，家家贴
在门楣上驱邪镇鬼。
夸父族即《山海经》传说中的一个大人族。
有娀氏居地与泾河夸父为邻，后迁华山地区与华山夸父融合，有娀氏子商契，就封在
华山南丹上游商县，故华山夸父族徽完整地传至商代。
《山海经》战国曾侯乙墓出土文物均有夸父逐日图像，曾楚文化，都是由嘉陵江南下
经三峡而入两湖地区的夏河夸父裔族创造的文化。
以后夏河夸父一支又向南进入岷山地区，顺岷江进入成都平原在成都建立成都载天山
，成为夏族中心。同迁的还有共工氏一支南下到邛崃、洪雅、珙县、六盘水、关岭。夸父
另一支沿黄河谷北上，渭河夸父沿葫芦河进入祖厉河流域，泾河夸父由泾河、浦河进入宁
夏的清水河继续向北与少昊昌意会合，并联盟。这三支夸父大约在公元前四千年前先后到
达贺兰山、阴山、黄河河套地区。夸父桃河部与泾河部同时在此地与少昊常羲娵訾氏聂耳
国联姻、常羲玉兔部入赘洮河部，在磴口建都于桃司兔城。常羲聂耳国居司兔河，即桃都
司兔城。贺兰山、桌子山岩画都有聂耳国、夸父族人并出图。在阴山岩画中还有许多夸父
与太阳合体人面像、祭日祭天太阳历石圣迹像、夸父祖先像、少昊昌意(常羲)聂耳国腾徽
铭，夸父与狙猴扶桃木合一像、夸父逐日，桃都扶木像等等。
夸父一支还到了贝加尔湖，这已是六世夸父之时了，形成贝加尔夸父支(五世夸父在阴
山与贝加尔湖途中去世)。又过了许多年，七世夸父又率众向黑龙江流域迁徙建立博父国。
大夏又分出黑龙江博父支。
黑龙江夸父、贝加尔夸父都留有岩画可以佐证。后来，夸父人迁到黑龙江下游舍卡奇
——阿兰村附近，也在这里留有石刻猴面人像。在可尔河口沃尼林斯可叶村民掘出的属于
仰韶文化的红色陶器中也绘有上述人像，罐中又有一个类人猿的装饰头像和舍卡奇村石刻
完全相同，经测定在公元前三千年。
夸父族以后从黑龙江下游沿鄂霍次克海到了堪察加半岛，越白令海峡到阿拉斯加，再
到加拿大西海岸，形成一个迁徙带，且住且迁又形成一个个聚居区和都邑，相传为《山海
经》中所说的桃木三千里的桃都山、度朔山(度北山)。《山海经》记载说：“大荒之中，
有山名衡天，有先民之山，有般木即桃木千里”。这些先民自海外西北至东北，依次有无
膂国、烛阴(祝融)国、一目鬼国、柔利国、相抑国、深目国、无肠国、聂耳(儋耳)国，进
入度溯山后又有夸父国(夸父死于桃都后始有度朔山)，博父国、拘缨国“有寻木长千里，
在枸缨南，生海上西北” （ 夕）踵国(其为大人，两足为大，又名大踵，夸父裔支)。度
朔山是夸父族人渡太平洋或白令海峡之地。王充《论衡?订鬼篇》沧海之中，有度朔之山，
上有大桃木，其屈蟠三千里，其枝向东北曰鬼门，万鬼所出入”。夸父族在此渡海，死亡
甚多，故传为鬼门。在公元一万年至一万五千年前东渡美洲的新石器时代的主人燧人，称
为美洲土著人的话，中断若干年后又由夸父族打通。
在加拿大西海岸的夸父人，仍称夸父，但被欧洲学者译为“夸丘”、“夸扣投”、“
夸圭特”，他们把石圭发展为图腾柱，树立在村头，和墓地。海达，奇多望卡尼亚加，尼
西加缅闪等族，都是夸父(夸扣)的族支。现今哥伦比亚大学校园内存有海达人狙父图腾柱
(炎帝连山冠)，中国黑龙江下游那地人博朗村出土青铜雷乌萨满像，中国东北满族女真萨
满木雕头上鸠鹰雷鸟像可为佐证。同称为“那地尼”、“那地人”，显然都是来源于中国
甘肃天水秦安“大地弯”，是天水夸父部将这一族称带到美洲。
夸父族又继续沿着美洲西海岸海陆并进迁到了南美洲秘鲁，建立夸父查文国，时在公
元前三千至二千五百年间。形成后来的秘鲁查文文化，以及贯穿整个南美洲的殷地安文化
。
被轩辕流放到东北的蚩尤一支以后也到了北美洲密西西比河流域，分布在田纳西，俄
克拉荷马，堪萨斯等地。当地有一种大螺，蚩尤人用它来进行雕刻。刻族史族源族发明，
族功德，俨然是一部图典。这些雕刻发现于斯毕拉?蒙特。被阿尔堪萨斯大学博物馆收藏。
其中一幅伏羲，女娲图比中国汉代发现的伏羲女娲图年代还要早。
向南逃亡的蚩尤氏族分作两支：一支自兖州地区南下，落脚于扬州地区，以大茅山为
灵山与南方太湖地区居民隔江而居成为扬州苗民。另一支自兖州豫州南下，进入荆州地区
，炎帝祝融和三苗九黎就在这带住下来，各民族各据一山或各据一水分为夸父铜柏支巫支
祁；大别山西南稀水为封稀氏；巴水为蚩尤修氏；举水为举父氏；其西鸡公山南聂水为聂
耳国(儋耳国)；其西环水为来自泾河支流环江迁来的共工氏；其西桐柏山南涡水上游为天
吴虞氏；中游为历山氏；下游为祁姓神农氏；其西大洪山区为共工氏；汉水襄阳为朱襄氏
；宜城为常宜氏；钟祥为钟山氏；其西南漳、朝阳、漳水为自太行山漳河迁来的太昊句芒
重氏；其西沮水为自太行沮水迁来的女娲虘(女虘)虎支；浊漳河为重(句芒) 虘合居之地；
又其西黄柏河为由太行山丹河、柏山柏乡迁来的柏皇氏后裔；其南长江西陵峡为西陵氏常
宜，以宜昌为都，又迁宜都，是蚩尤和少昊的联姻族娵訾氏常仪或常羲(昌意)。
这样他们在淮河，长江中、下游、中游以北地区重建了炎帝文化，三苗九黎文化。把
东夷的大汶口文化，炎姜的仰韶文化传统带到了淮河流域和湖北地区创造了大溪文化和屈
家领文化。营建湖南澧县城头古城和湖北荆山等古城。
以后桐柏山和大别山系的蚩尤氏族繁衍生息，又迁入鄱阳湖(古彭蠡湖)地区。原在大
洪山、荆山水寨各氏族由于同样原因，迁入洞庭湖地区分布在湘、资、沅、沣、酉水，以
三苗九黎部族为众，蚩尤王族则居位在安乡县重建三苗国。
史传黄帝寿一百一十到一百一十七岁或言在位一百年，系指涿鹿时代黄帝氏族执政时
期。
涿鹿黄帝在北方休养生息百年之后南迁王屋山，再迁华山，河南灵宝。号有熊氏(实为
熊)灵宝黄帝在位十九年，铸天、地、人三鼎于灵宝城东南十里荆山(又名铸鼎原，本为夸
父山)，传说铸鼎后，他白日飞升羽化而去。
传说黄帝内经，本草成于此时。
灵宝黄帝死后葬荆山名黄帝冢、涿鹿黄帝死后葬桥山。荆山有贞元十七年(公元八0一
年)立的《轩辕黄帝铸鼎碑铭》。荆山在河南灵宝，桥山在陕西黄陵。
以后又经过帝鸿和帝轩两个时期，前后共一百八十多年，先后迁都宜阳、密县、新郑
、祁家河、山西、双池、轩岗等地，黄帝世衰、少昊颛顼代兴。
黄帝时期是以武功统一天下，开启玉器文明时期。
蚩尤和黄帝都拥铜兵，故称“民主”。我国发现最早的铜器遗物是姜寨仰韶文化出土
的黄铜管，经测定在公元前四六七五年前后。在内蒙古西台红山文化遗址中发现多块铸铜
陶范，以后在河南龙山文化，客省庄二期文化，马家窖类型文化遗址中都有铜器发现。
少昊颛顼时代(公元前4050-3380年前后)
黄帝后期，东部少昊与西部少昊日益强大并联合起来向中原会聚，邹屠三苗与共工夸
父重振族威，少昊代黄帝登临帝位，重建三苗九黎国，都兖州曲阜穹桑。
少昊的父亲族因以太白金星为主要观测星，父为白帝子，少昊继承这一天文成果，故
名金天氏。母皇娥，母系下传以鸠鸟鸷类为图腾，皇娥并继承太阳历，为主管相风木相风
仪，立在桑丘，故又名穹桑氏。
《山海经，海内东经?海内北经》和《庄子，逍遥游》均有列姑射与始鸠国之说疑为皇
娥与白帝子相爱之传说。
《左传，昭公元年文公十八年》《史记、五帝本纪》《淮南子地形篇》以及《山海经
》其他各经对少昊(帝俊)后裔均有许多传说。如金天氏有裔子曰昧，为玄日冥师。生允格
，马骀……少昊生晏龙、羿、蒍、始州、北齐、叔歜、儋耳帝鸿、十二月女和月母、玄股
、天吴季厘、齿民、倍伐、张弘、中容……等。
还有八才子、不才子之说。不才子谓“穹奇”状如虎、有翼、或谓“其状如牛，猬毛
“音如”猓狗、食人，食人从首始”。
以上子裔均表示分封、入赘、夫妻联姻女系下传或代系不明。不都是直接下传。
少昊另一支羲和氏早在公元前五千四百年至五千一百一十三年因海浸迁到美洲加利弗
尼亚和墨西哥北部地区，以羲华华(奇瓦瓦)为居住中心。
少昊常羲、羲和之国其裔民的一支又西迁至甘、陕、南下云贵，其中一支为今四川凉
山彝族和云南彝族之先民，又有一支南下海南为今黎族之先民。
在山东江苏一带少昊羲和常羲氏族为少昊直系裔的北支裔(三苗九黎北支)。
《左传?昭公十七年》(公元前五二九年)载：少昊裔郯子朝见鲁昭公，昭公问郯子：少
昊氏以鸟为名是何原因，郯子说：“少昊是我祖先，我先祖少昊名鸷，登帝位时，恰有凤
鸟来贺，所以鸟为我族族徽，纪于鸟，并以鸟的不同习性区别各氏族的分工和官职名称：
凤鸟氏为历法之总正；玄鸟氏主管春分秋分节令，名司分；伯赵氏主管夏至冬至节令，名
司至；青鸟氏主管立春、立夏、名司启；丹鸟氏主管立秋、立冬，名司闭，祝鸠氏为司徙
，睢鸠氏为司马，鸿鸠氏为司空，爽鸠氏为司寇、鹘鸠氏为同事，这五鸠教化管理百姓，
五雉氏管理百工，改良器物用具，统一度量衡，使百姓遵循农时不乱耕作。
由此严密的分工，可以看出了当时的社会已是一个多层次而机构完备的国家了，是一
个以德为天下号，以“德”为纪，或以图腾，社会分工为氏的国家。
郯子所说的先祖少昊即是被黄帝封在东部统领东部九夷使四鸟的少昊鸷(青阳玄枵)，
同时还统理九狸旧部及一部分有熊氏族裔(黄帝后期帝鸿时入赘依附于少昊的黄帝氏族)。
今江苏连云港云台山将军崖岩画，就是少昊鸷鸟氏的天文日月星象图，共分四组，这
些天文象形字是少昊氏族继承太昊文明的证据。
大汶口、良渚文化地区出土的鸟图腾柱，大山纪历八卦太阳历，璇机玉衡天文观测仪
，牙獐与牙璋量天尺，进一步证明了是伏羲，太昊，少昊文化的继承。巴人是太昊裔。龙
山文化，巴蜀文化地区民族至今保持了大汶口文化牙獐的祖制。凉山彝族称少昊是支格阿
尔，是少昊裔，彝族巫师毕摩禽克使用的就是牙璋牙钺量天尺。
这种观天用的璇机玉衡，一直使用一千五百多年到商代末期殷墟中尚有遗存，而且形
制多样，甚至在中美洲尤卡坦半岛奥尔梅克文化遗址中也有发现。
黄帝时代就出现了“九黎乱德”。少昊时，保留了鸟官制，又实行金星历，日月阴阳
合历。少昊又采取宽松治理政策，不断立族分氏，以族为国，支庶迅速繁衍，遍布山东、
辽东半岛，国族上百。各有自己的祭祀中心(高、昌、京……)，各建灵山、灵台、灵柱、
标志城邦国家家业已形成。国之四周又出现许多聚落即后来的村、镇，各国族围绕祭祀中
心又建立起自己的宗教中心。这就是以族为中心的国族或族国。
少昊族部有就二十五个。羲和阳夷日族十个。昌意(常羲)兔族十二个。另有女和月母
国。三苗就有三首，三身、三青鸟、三五彩鸟(皇鸟、鸾鸟、凤鸟)至少十二个。九黎九虎
九个。蚩尤已分化为蚩、尤、邹、屠和邹屠至少五个。人夷分化为人、修、儵、条、已、
己至少六个。畎夷分化为宿沙、白犬、天犬至少三个。重，分化为老(耆)童、大章、重董
、句芒、东、中、仲、榆、程、温、苏、芈等十三个。该，分为蓐收、奎、封豕、封稀、
防风、大人至少六个。熙，分化为宧、已、熊、龟、鳖、鲧六个。其他如吕(莒)、费、奢
比尸国、君子国、天吴(虞)国、青丘国、黑齿国(黑夷)、凿齿国、危国、雨师妾国、玄股
国(玄夷)、劳民国(崂夷)、窫窳国、始鸠国、中容国、司幽国(奚人)、白民国(白夷)、女
丑国、埙民国、弇兹国……都因少昊鸷开明宽松的治理方式，氏族迅速滋衍。
这样三苗，九黎氏族文明繁荣，进一步涣散了少昊巫政。
高、昌、京是不同国族建立的祭祀宫殿，与个、亭不同。高、昌为北方城廓民居，京
为南方吊脚式楼建筑。亭，个是四边无壁，只有立柱和顶的建筑。
凡建有灵台之地，均为国族之都，国族越大，灵台就越高越大，当了天子，自然就要
去泰山封禅，因为泰山在山东半岛是最高最大之山。封禅，即封神封祖先、封功臣使地界
所有有功之人都升到天界，列宿天庭。
上古之时，凡联姻族迁徙，均结伴而行。高氏、昌氏均发祥于古青州、昌潍地区，青
州得名与清阳有关，为少昊爽鸠氏居地。故清河、青城、高青、高城均在一处，高密(高氏
、密氏合婚族)、高唐(高氏唐氏合婚族)、高乐(高氏乐氏合婚族)、高阳(高氏与阳氏的合
婚族)等地均为这些合婚族之居地。高青为高与蜻的合婚族名。昌潍为水名，潍又为系(奚
氏弇支氏裔)与佳(鹰)的合婚族名，清河也是水以青名。秦汉之后又有昌邑、阳谷、山阳…
…等地名出现。
为避水患东夷族均改平地祭祀为台地祭祀，河南称为岗；塜、丘、河北称台，江苏称
墩，鲁中南称孤堆，城子等，而且祭祀中心越建越宏伟，开始为祭天专用叫郊，后来慢慢
变为在节日可以游览之地，后来分离出来，叫太庙可以在这里祭祖，行施政令，又叫明堂
。后来又叫作宴会、射艺、养国老之地，以后又分离出洋宫(太学)等。明、清、北京的天
坛、地坛、月坛、日坛，先农坛以及太庙等均由此而来。
由于少昊末世，巫政乱德，遂由颛顼代之。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
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是谓“绝天地通”。
少昊鸷(挚)少昊之一支，下传六世，前后共260年左右。在此之前这个氏族已存在三千
多年(即古老的伏羲氏族)。伏羲六世少昊称帝只有十六年。
少昊颛顼时代是一个历史转折点。少昊之前，天下之号象其德(政绩)，颛顼以来，天
下之号因其名(以部族国族联盟，称雄天下的名号)，象其事(部族联盟宗主领袖及其臣属的
社会分工或官职分属之性质)，因此只能记载眼前发生的事，无法追记以往之事。
颛顼时代(公元前3787-3380年)
《史记?五帝本经》：黄帝妻嫘祖生子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仆，生高
阳。
《山海经?海内经》：流沙之东，黑水之西，有朝云之国，司彘之国，黄帝妻雷祖生昌
意，昌意降处若水，生韩流，韩流擢首谨耳，人面鸟喙、麟身渠股，娶淖子阿女，生帝颛
顼。
蜀山氏女昌仆，世为天文世家，颛顼出生后，继承母业，观测北斗星，头戴通天尺木
冠……。
颛顼生于若水，若水因产生若木得名，同建木一样都是测日表木，在不周山西。
颛顼长大后，从师伯夷父，就任少昊昌意，昌濮联盟的联盟长，帮助西部少昊摄朝云
，司彘之国王政，行金星历，号金天氏。
颛顼娶（阝九）夷女为妃，名九嫔，死后同葬于汉水上游鲋鱼之山。
《山海?海内东经》：“汉水出鲋鱼之山，帝颛顼葬阳，九嫔葬阴。”
蛇又作九，九族之女死葬要归根，所以同葬鲋鱼山，因此《山海经》又说：“有四蛇
卫之”。
颛顼葬鲋鱼之山，也是一种返祖归根的传说，因为颛顼继承的是少昊母亲皇娥观测北
斗星的传统。传说颛顼“死而复苏”“风道北来，天乃大水泉，蛇乃化为鱼，是为鱼妇”
，鱼妇即鲋鱼。而北斗星又为玄武鱼蛇之象。“人面鸟身、珥两青蛇，践两赤蛇。”所以
颛顼葬地不管在哪里，都为鲋鱼之山。
当黄帝王族退回北方，东部少昊青阳登帝位后，西部少昊、昌意、昌仆、韩流、颛顼
诸氏族，开始向东移动，准备回到故乡故土。颛顼氏族在迁徙途中与共工氏发生剧烈冲突
。不久又遇到泾河水害，沿秦岭行到临潼，与老童结盟，老童人赘颛顼氏为胥。老童原是
伏羲、炎帝时主持观天大风雨表的祝龙祝融后裔。他们结伴东行于潼关，以后又与夸父结
盟。颛顼时居灵宝，再居灵宝北重王村。另一支沿南洛水东行，在伊洛与娵訾氏会合，终
于回归故里。
昌仆颛顼氏继续东迁，到达兖州，昌仆氏定居于济宁独山湖，居濮城。颛顼氏居干城
(今古干城)、韩流居韩村。后来昌濮又东移居阿城、东阿城，在东阿立天文观测中心，少
昊清阳在清丰设立大天齐表。
颛顼氏迁到濮水后，成为少昊清阳的亲族。族中有一非常聪明的少年，被清阳赏识，
教他各种天文知识，故《帝王世纪》、《水经注?若水》说：“生十年而佐少昊，十二而冠
，二十登帝位”“孙少昊金官之政，以水德王”。后来少昊清阳帝匠敬举颛顼为帝。少昊
清阳以颛顼辅佐有功，封高阳。时在公元前三千七百九十年。
高阳，本作高羊、弓高羊、有穹高羊。高羊故地是炎帝氏族姜姓羌人羊图腾氏族的都
邑或聚落，少昊清阳封颛顼于此，成为颛顼氏兴起之地。此时的颛顼是从陕甘迁到中原的
颛顼族裔支，号高阳氏。
常羲是少昊妻之一，早于黄帝，黄帝使之占月，发明六合历。这个氏族曾在洪水为患
时，与少昊、羲和氏俱迁于中美洲，于奥尔梅克拉文塔留有常羲(常宜)制六合历石圭祖石
。
高阳虽是颛顼氏兴起之地，却不是帝丘。颛顼帝丘在顿丘、位在今河南濮阳，后被水
淹。今河南内黄梁庄乡西大城村(又名三杨村、大王城)，另有古顿丘城遗址。第一代颛顼
称帝在顿丘，归葬也在顿丘，家族墓也在顿丘。
后来，濮阳因地势较高成为新一代颛顼政权的帝丘。颛顼时代任用南正重司天属神，
命火正黎，司地属民，进行历法改革，重，司天，观星象灾变测人间灾变，反之观人间灾
变，知星明灾变，收集观测资料，颁于天下(如同今日之气象预报)。黎领导百姓治病防灾
，从事各种经济活动(农、商、渔、牧……)。
原先民神同位时，任何一个家族巫觋都可能登临自己的祭坛，现在不行了，只有大巫
觋才可以在其坛台上的神殿中进行祭天，观天象，做历算，授时活动。至于其他所有祭祀
中心，均封闭起来不准再用。于是天归天，地自地，天地人神交通断绝，是为绝天地通。
这是一项重大改革。所以颛顼之后的帝王只能记于近，而不能记于远。因此，职官之名大
约就变成管理民事的司徒(土)、司马、司空(工)了。黄帝以后，颛顼再一次强化了中央政
权，宗伏羲、建寅，颁颛顼历。
黄河水患历代祸及共地(共工氏居地)、濮地(颛顼居地)，共工氏治水很有经验，故在
少昊之后颛顼仍用共工为水官(司空或工正)，但有时因洪水过大，共工氏堤防被毁，大水
不免冲到颛顼居地，颛顼误认为是共工以水逼他，于是便有讨伐共工之事。共工本为水官
已在尽力减轻水害，而且看到“堕高堙卑”之法已不灵了，便急中生智凿山开豁，或削平
山头以泄洪水，结果收到了显著成效。在这种情况下，反而受到讨伐，自然愤怒之至，随
即进行反击，双方对峙，争战多年不分胜负。史载：“共工与颛顼争为帝”缘于此。此时
的共工氏首领帝江，称涅(涅为共工自立的天表之地名涅丘)。
大约距今五千八百年至五千五百年间(即公元前三千八百年至三千五百年)，这三百年
当中，海浸又一次发生，终结了颛顼与共工氏的恩怨纷争。少昊、共工等氏族纷纷乘船(芦
苇舟)，向山地逃亡。在华北，他们沿太行山向北进入燕山，向东北转入努鲁儿虎山，辗转
又到了朝鲜半岛、日本三千列岛、阿留申群岛，最后在今美国俄亥俄州亚当斯县定居(后又
转到美洲西南部)，筑赫比人螭龙丘。
而留在中原境内的“涅氏”，则依“涅水”而居，其地在太行山西麓余吾、虒亭、襄
垣、屯留、壶关一带。这些古老的地名现今犹存。
美国境内的那瓦霍人、赫比人世代流传至今的《四大世界递升迁徙图》，就是共工氏
的族徽。那瓦霍图为圆形，赫比图为方形。中国境内发现的共工氏图徽图像很多。
伏羲女娲——炎帝系另一支，在公元前四千年至三千年间与南方北方的祝融氏会合，
在洪水泛滥时期，同乘苇舟，经不同道路到达美州，这一支的后裔就是那瓦霍人，他们是
从大河村、磁山出发的。
赫比人、那瓦霍人同属“帕布罗”——粘土建筑的村庄——耕田的殷地安人。其建筑
形式都保持了共工——后土的“邛笼”特征。
共工之名是由于这个民族世代为木正、工正、水正。用斤伐木，筑堤、挖沟、排水、
建屋、建坛台造舟车，他们用的棍叫“杠”用手持斤伐木叫“攻”，用力作工叫“功”。
长沙子弹库出土战国帛书中的“共工”二字作“共攻”，可知攻、功、工可以通用。
“共”之意为筹谋、齐举齐攻、恭敬、供奉供给。
共工氏的贡献很多，担负着多种要职，造福于世世代代，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后来
，共工氏分化为工方、邛方、珙方、虹方、江方、共方、土方(工方之子后土句龙氏裔又名
吉方)等支族，至颛顼时改为司徒。“共工”是以德名族的一个大民族。
“帝江”、“帝鸿”是连山共工氏，在神农时进入岷山地区。在甘肃临夏、四川邛崃
、茂汶、广汉、珙县、西昌、云南祥云、元江流域、麻粟坡以及广西，直至东南沿海，香
港等地都留下了绵延至清代的纹字。一九八六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的一
件石璋上的连山纹，与历代铜鼓上的连山纹一脉相承。由此可以知道共工氏的这一支历代
迁徙，生存的路线。
（工口）实为工，吉方是（工口）方、土方的讹变，是后土，句龙纳入黄帝氏族的别
称。僰人是供工后裔。句町是句芒、句龙之后裔，帝江、帝鸿是共工氏族的杰出领袖。龚
方是共方之先，是由共工向共方的过渡。
共工是炎帝族骨干，在族内始终处于霸权地位。自伏羲、女娲之后王霸于伏羲神农氏
之间。当炎帝族被黄帝打败之后，共工肩负着复兴炎帝氏族文化的使命，继续领导炎帝氏
部族联盟与颛顼、帝喾、尧、舜、禹等作不屈不挠的斗争。其后裔遍及中国大部直到美洲
，分成共、龚、湟、（工口）、邛、土、句芒等部族和国家。大部分成为羌、藏、汉族；
一部分成为彝、土家、苗、布依、侗、傣、壮等族以及迁到美洲的赫比族和那瓦霍族。
逃往北方的少昊鸾鸟部到冀东迁西滦河一带留下；少昊黑虎部入居辽宁鲁儿虎山；天
吴水伯住朝阳，袭故土旧名，与轩辕后裔共创牛河梁红山文化。颛顼部到了黑龙江与夸父
部大人国会合，定居在此，成为传说中的北方玄武大帝。后来他们中的一些族众又东渡北
美南下南美，至今在美国各地发现的俄克拉何马、斯毕拉蒙特贝雕，加利弗尼亚楚玛斯岩
画，圣埃米格迪亚洞中岩画和圣塔，巴巴拉山上岩画中，以及亚利桑那、新墨西哥州文化
遗存中都有他们的遗迹。在今墨西歌竒瓦瓦州出现了少昊羲和国肇造的玛雅文化。
公元前三千年后，渤海、黄海水面下降，华北平原洪水退却，逃难各族纷纷返回平原
故地。出现了劫后民族共和，天下大治的局面。
这时的颛顼任命重和黎进行巫政历法改革，统一历法，天下有章可循，各氏族忙于重
建家园，互通有无，民心安定，经济繁荣。又任命少昊四裔叔重为木正、该为金正、以修
熙为水正、黎为火正、四叔世不失职。疆土北至漠北，东至黑龙江东北，西至昆仑流沙弱
水，南至交趾，皆为颛顼之天下。
这个时期四大族(帝俊、颛顼、炎帝、黄帝)文化(大汶口、大河村、庙底沟、红山)得
到空前繁荣，并交汇于中原，成为民族共和文化。大汶口文化是少昊文化，大河村文化是
颛顼重黎文化，庙底沟型仰韶文化是炎帝文化，红山文化是颛顼、黄帝、少昊诸族共建之
文化。
颛顼称帝前，颛顼氏族已存在二百余年，继少昊称帝后又延续四百四十五年。
公元前三三八零年至三一零零年前，黄河下游洪水再次泛滥，又造成华北平原氏族的
大移动，纷纷向东北幽州大地，大茅山、大别山、桐柏山、太行山、伏牛山逃亡。黎氏据
浊漳河建黎城，与住在这一地区的共工、后土、鹳兜、夸父、四岳、大彭等氏族发生冲突
。颛顼氏族又与居住在安阳共头山的共工氏发生冲突，共工氏堤坝被毁，洪水冲击颛顼居
地，遂放弃濮阳，向北方逃难，以冀河、潴龙河畔建高阳城，以后，颛顼氏族衰落。
是时，居住在伊洛地区的高辛氏摄政王喾举兵伐共工。先命火正重攻，不克，复命木
正黎佐重，又不克，废重黎祝融官职，又命重、黎弟吴回用围而不攻，困而以耗之计，又
断共工水源，终于攻下共工居地共头山，破涅都。喾使吴回复居“火正”，仍为祝融之官
。后来，吴回生陆终，陆终娶鬼方氏之妹聩氏，生六子，得八姓。
共工氏被彻底打败，向北逃亡，中原无主，喾于是代颛顼称帝，始称帝喾，号高辛氏
。
颛顼氏到北方后，较逃到北方的黄帝、蚩尤、少昊诸氏族之裔实力较强，故独称霸北
帝，又因其头戴干戈、尚武，又名玄武，北方玄武大帝。《史记?天官书》：“北宫玄武、
虎、危。”《尔雅?释天》：“玄枵、虚也。颛顼之虚，墟也。北陆，虚也。”郭璞注：“
虚在正北。北方色黑。”《淮南子?天文篇》：北方水也，其帝颛顼其佐玄螟，执权而治冬
。”
颛顼时代使用的水星历，是以辰星为主要观测星，制定历法，颛顼水德、司北辰主水
。
玄冥是修(已)即蛇与熙(龟)的合婚族。
重、黎或重黎皆为氏族族团名，是古老的氏族。重为太昊佐、少昊叔。黎为东夷族团
领袖，也是少昊叔，是分衍出来的大巫觋集团。
黎即后土，善于掌握气候节令的变化规律，教民适时播种收获。
重黎是重和黎的合婚族。在颛顼之前早已存千年。
因此，颛顼时代仍起用重黎，命重司天属神，命黎司地属民或重献上天，黎邛下地。
表示夷、炎、黄三大族团联盟。颛顼为主，东夷为二，炎帝为三，即非血亲集团加入王族
为子一级集团，纳入颛顼族系。
重黎的黎被称为“祝融”之黎，又称铸融。炎帝时为“火正”，又可视为铸金属黎铧
或锄的工正。也可视为共工。
重族主要活动于山东北部地区。黎族主要活动于山东西部和豫北，晋东南，冀南地区
。重黎氏族主要活动在章丘，平陵……等地。
重和黎族独司天地鬼神以来又被称为“祝融”。不仅颛顼用之，其后裔直至夏、商世
司天地。周时，程伯、休父为其后。
陆终的后裔，重要的有第三子彭祖，封地在彭城(徐州铜山)，豕韦是其别支；第六子
季连，后为楚国先祖。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7:42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远古军事
一）中国古代战争的起源与发展
我们今天意义上的战争，作为一个人类特有的现象，并不是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的。在人类几百万年的历史中，可以说绝大部分时间里是没有战争可言的。和其他事物一样，其发生与发展必须具备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在漫长的原始社会里，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为了生存和发展结为群体，共同劳动，长期过着平等共处的生活，没有国家，没有阶级，没有剥削和压迫。人类集团间不仅没有发动战争的条件，甚至接触和冲突亦极有限，只是当人类社会发展到出现私有财产后战争才随之发生，这是各民族、各国家发展的普遍规律，中国亦不例外。
1.中国最早的战争发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
私有制产生于父系氏族公社时期，确切地说产生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战争亦当起源于这一时期。诚然，从大量考古材料和文献记载中我们注意到，在此之前，在母系氏族繁荣时期和父系氏族公社早期，似乎已经有了原始氏族部落争斗的痕迹。例如，从仰韶文化西安半坡村遗址中我们看到，这个大氏族居住的村落周围，环绕着一道深壕沟，很可能是当时用来防御其他氏族侵扰而构筑的专门设施。再者，根据民族学、人类学有关理论和材料推断，在私有制产生之前，由于集团利益的不同，为了争夺提供生活资源的土地、牧场以及为巩固氏族而进行血亲复仇，发生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这还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战争。
我们之所以说中国古代战争起源于大汶口文化时期，是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一时期已经具备了发生战争的条件并找到了证明这一结论的实据：首先，大汶口文化时期私有制已经形成。如前所述，大汶口文化时期，人类社会进入父系氏族阶段，男子在生产生活中成为主宰，地位的提高，大大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工具的改进和新工具的发明、社会分工的不断扩大，使生产效率大大提高，产生了数量日益增多的剩余产品。而婚姻家庭形态的变化，作为独立生产单位的个体家庭和产品交换的出现，又进一步促进了私有财产的产生，贫富分化日益明显，这可以从大汶口文化遗址中随葬品的情况得到说明。例如，在对大汶口文化早期遗存江苏邳县刘林墓地的两次挖掘中，发掘者根据各墓穴随葬品的情况指出“这一氏族社会内部已有财富多寡的不同”①。在大汶口文化中期（以大汶口遗址早中期墓葬为代表），在对大汶口早期两组墓的发掘中发现，一组紧邻的七座墓随葬品极为丰富，而另一组的四座墓中随葬品则非常有限，形成鲜明对比。到大汶口文化晚期（以大汶口后期墓葬为代表），这种情况则更加突出，墓制和随葬品显示出明显的差异。一些墓如5、105、122 号等，不仅墓小，而且随葬品少的只有几件或十几件。而另一些墓如10 号墓等，不仅墓穴宏大，而且已经使用木椁，其随葬品的丰富程度更是惊人。随葬品从种类上看，既有贴身的大量衣物、饰物和各种型制的象牙器、玉器、陶器，还有相当数量的猪头、猪骨；从数量上看，据统计，就陶器而言，在少数富有者的大墓中竟多达几十件，其中5 座大墓随葬品陶器数量占整个墓群出土陶器总数的1/4 以上；就随葬的猪头而言，大汶口发掘的133 座墓中，用猪头随葬的有45 座，占1/3 强，墓中出土猪头最多的达14 个，少者亦有一两个。从上述可见，不仅生产工具，生活用品和像家畜这样的动产都成了私财，而且数量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贫富分化日益加剧。大量私有财产的存在，无疑为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提供了社会基础。
其次，大汶口文化时期已出现了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从大汶口文化时期的一些富有者的墓葬中可明显看出他们作为军事首领的身份。如大汶口文化陵阳河遗址19 号墓的墓主为一成年男性，墓中随葬品丰富，墓主杖钺执旄，腰挂号角。再如在大汶口文化早期的濮阳西水坡一座壮年男性的墓葬中，不仅有殉葬者三人，更值得注意的是在死者两侧用蚌壳拼摆有象征神武和权力的龙虎图案。在刘林遗址发掘的18 号和25 号墓也反映出类似的情况。再从时间上看，这些墓葬反映的都属于原始社会末期的情况，当时处于军事民主制阶段。以上提及的几位墓主，无疑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们既是氏族部落的首长，同时又是发动和指挥对邻近部落进行战争的首领，而且发动指挥战争已成为他们经常性职业。
再者，大汶口文化时期已经有了战俘奴隶。在原始公社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劳动产品极为有限，仅够供自己消费；只有当生产力大大发展后，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剩余产品，剥削他人便有了可能，奴隶制也就随之产生，最初的奴隶来源于俘虏。一般而言，在阶级形成以前，人们在处理战俘问题上往往采取把他们杀掉甚至在更早的时候把他们吃掉的办法，但当剥削成为可能后，他们便被留下来，成为胜利者剥削的对象，成为家内奴隶，很自然也就成了胜利者的私有财产。既是私有财产，也就可以像其他私有财产一样作为随葬品，这在大汶口文化时期的成年男女合葬墓和多人合葬墓中可以得到反映。在刘林遗址和大汶口中晚期遗址各发现8 座成年男女合葬墓，这些墓的墓主为男性，女性则是殉葬的妾奴，她们当来自战俘。近年在大汶口晚期江苏新沂县花厅遗址还发现了用多个奴隶殉葬的一座大墓，墓主身旁殉葬有四五个少年和幼儿，他们的身份显然是奴隶，他们和西水坡龙虎墓殉葬的三个殉者一样，当是由战俘转化而来的。既然已有了战俘奴隶，毫无疑问当时已经产生了战争。
综上所述，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产生战争的社会基础——私有制已经形成，指挥战争的军事首领已经出现，由战俘转变而来的奴隶也已被发现，此外，在当时的陶器上已有兵器符号。所有这些事实都告诉我们，大汶口文化时期已产生了现代概念的战争。
2.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的发展
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产生后，这一社会现象便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历史时期表现出不同的内容特点。
继大汶口文化时期之后，在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得到了发展，出现了新形势，即战争规模的扩大和对抗性的增强，这主要表现在作为战争防御设施的城堡的出现与战俘奴隶的增多。
首先，由于私有制的产生，各部落间的战争日益频繁，在当时人看来，掠夺财富不仅比劳动创造来得容易和迅速，同时也是一件值得荣耀的事。因此，进行以掠夺为目的的战争已成为当时人们生活的正常职能，每个部落随时都有遭到邻近部落侵袭的可能。各部落首领们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和权力，便役使部落中的普通民众或从以前战争中掳来的战俘，在部落住地中心筑起防御设施。前文已提及在仰韶文化时期，其防御设施为壕沟，但到龙山文化时期，防御设施已演变为城堡。从考古材料看，迄今已发现有龙山文化阶段的九座城址，其中有五处为土城垣，三处为石城垣。正如《中国文明的诞生》一文中所说的一样：“这样规模的城址作为防御设施的军事城堡应该是比较合适的，而且这样的城堡不会是防御小规模的滋扰。”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这一情况，说明当时掠夺战争已很频繁。
再者，上述结论从当时战俘数量的增多也可得到进一步说明。如前所述，用奴隶殉葬在大汶口文化时期就已出现，到龙山文化阶段情况更为突出，除男女合葬和多人殉葬外，还出现了杀殉的乱葬坑、奠基坑，这些在龙山文化、齐家文化、良渚文化和辽西红山文化等遗址均有发现，其殉葬的战俘奴隶数量远非大汶口文化时期可比②。
另外，在河北邯郸涧沟、河南洛阳王湾等地发现的乱葬坑，坑内堆放有若干死者，有的身首异处，有的呈挣扎状，有的骨架残缺不全，这些有的可能是战争中阵亡者，有的可能是俘虏。从以上两个方面可以看出，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确实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① 《江苏邳县刘林新石器时代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62 年第1 期和1965 年第2期。
② 姚政：《先秦人殉人祭研究》，载《先秦研究动态》1988 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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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古史传说中的部落战争
在前文关于中国古代战争起源的论述中，我们知道在大汶口文化时期中国最早的战争已经发生，到龙山文化时期中国古代战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我们借以说明问题的都是考古材料，睹物而不见人。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古史中关于上古社会传说的记载却给我们复原原始社会历史、再现当时的战争情形提供了帮助，尽管它们极为有限。这些传说不仅对于研究中国文化渊源和中华民族主体的形成具有极重要的价值，而且不少神话传说还记述了远古战争的一些情况，这对于我们勾勒中国远古战争的轮廓是极为难得的。
1.黄帝时代的战争
在距今五六千年前，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群体间的交往不断扩大，在中华大地上形成了若干部族集团，其中主要有生活在黄河中游及其邻近地区的华夏集团；以泰山为中心的东夷集团和以洞庭、鄱阳两湖为中心的苗蛮集团。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三大集团都不断向四周迁徙发展，形成犬牙交错的分布局面，彼此间经济文化不断得到交流融合。传说中主要的氏族部落有：
1.属于华夏集团的有炎帝、黄帝两大部落。传说炎帝为神农氏（一说烈山氏），是一很古老的氏族，它发祥于渭水上游，后沿渭水、黄河东迁至河南、河北、山东交界一带，距今五千多年前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集团，相传共工氏及后来的“四岳”均为其后裔。黄帝族，为轩辕氏，其先祖与炎帝氏族同源。《国语·晋语》说：“昔少典娶于有??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以此为据并结合其他传说，近代有的史学家推断黄帝族发祥于陕西北部，后沿北洛水向东南下到与黄河交汇处，东渡黄河进入晋西南地区，继而沿中条山、太行山向东北迁入今河北地区。在华北稳定下来后，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史记·五帝本纪》），经过“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就是用武力征服了许多氏族部落（包括炎帝和蚩尤），成了黄河中下游地区一个强大的部落联盟。据《国语·晋语》说：“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是也”①。可见其后裔繁兴，成为后来华夏族的核心之一。
属于东夷集团的有太皞、少皞和九黎。太皞是生活在淮河支流颖河、涡河流域的一个夷人部落，传说太皞居陈，陈在今河南淮阳县，处颖、涡二河之间。又，传说太皞为风姓，“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②，当与九夷中的风夷有关，且以龙为图腾。少皞与太皞有密切联系，但其形成为一部落在时间上稍晚于太皞，其故墟在山东曲阜，活动范围当在泰山以南。据《左传》记载，春秋时的郯国为其后裔，郯子追述其先祖少皞氏称其“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共有凤鸟氏、玄鸟氏等24 个以鸟为名的氏族，可知少皞部落也曾经十分繁盛。九黎主要活动于泰山以西及江苏、山东、河北、河南等省交界处，传说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乱德”③。九黎乱德，以蚩尤为首，蚩尤为九黎一著名首领，相传其有兄弟81 人，这里的81 人，当指81 个氏族，此数很可能是夸大的说法，但由此认为以蚩尤为首的九黎部落十分庞大是可以肯定的。
① 《国语·晋语》。
② 《左传·昭公十七年》。
③《国语·楚语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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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黄帝、炎帝阪泉之战
阪泉之战是华夏族内部的一场战争。《史记·五帝本纪》载：“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这表明华夏族的部落联盟原以神农氏为首，但随着黄河流域的历史进入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以农耕著称的神农氏因武力不强，不能适应时代发展（以掠夺为荣耀）的需要，其首领已渐渐不能胜任联盟首领的职务，因而被强悍的黄帝部落首领所代替。炎帝不甘心本氏族首领失去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极力发展力量，为重新赢得联盟领袖的职务，对拥护黄帝的各氏族部落实施武力压制，黄、炎二帝的矛盾遂由此激化。黄帝部落对炎帝的反攻予以坚决回击，用战争手段确保已取得的华夏族部落联盟领袖的地位。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豺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即发展生产，争取众心，率以熊、罴、貔、貅、豺、虎为图腾的六个部落与炎帝在阪泉（今河北怀来境内）展开决战，“三战，然后得其志”，经几次大的战斗，打败了炎帝部落，炎帝族一部被迫北迁，其余于黄河中下游与黄帝族融合。阪泉之战，巩固了以黄帝为首的部落联盟的新秩序，从此华夏集团强大起来，为后来与东夷、苗蛮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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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炎帝、黄帝对蚩尤涿鹿之战
涿鹿之战，是华夏集团与东夷集团之间的一场战争。当华夏集团由西向东发展，到太行山以东定居下来时，东夷集团的一些部落也正向西发展。炎帝与蚩尤为首领的九黎部落首先发生冲突，“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①，传说蚩尤善作兵器，且有兄弟81 人（当指氏族），武力较强，炎帝战败，居地尽失，被赶至桑干河流域，乃向同一部落联盟中的黄帝族求援，黄帝于是率族众与炎帝族联合与蚩尤在涿鹿再次展开大战。传说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应龙攻之冀州之野。应龙蓄水。蚩尤请风伯、雨师从，大风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bá，传说能造成旱灾的鬼怪）。雨止，遂杀蚩尤。②从传说中反映出，这场战争极为激烈，黄帝族可能曾在河流上筑坝蓄水以阻挡九黎族的进攻，战争开始后，连日风雨交加，双方无法交战，直至雨过天晴，才把九黎族打败，并于冀州之野擒杀蚩尤。战后，黄帝“命少皞清司马鸟师以正五帝之官”③，即以东夷集团中另一部落酋长“清”统领九黎部落。此次战争是两大集团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冲突，战争以华夏族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战后华夏族与东夷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扩大，并结成盟好，共同发展。如《鱼龙河图》说：“伏蚩尤后，天下复仇，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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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共工和颛顼的战争
共工氏为一古老氏族，据考，其故地在今河南辉县境内，世代居住于水患严重的地方，其先祖句龙修堤以防水，取得成功，氏族因而兴旺。至共工时，可能是气候条件发生了变化，但其首领仍因循旧法，造成“壅防百川，堕高堙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①的恶果。时颛顼继黄帝而为华夏族联盟首领，颛顼居帝邱（今河南濮阳），在河东，处下游。共工氏在河西，处上游，其以壅塞河流法防水患，造成堤坝冲决，首先殃及地处下游的颛顼氏族，因而引起冲突。据《淮南子·天文训》载：“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山，天柱折，地维绝。”此传说表明双方发生了一场大战斗，之所以说是“争为帝”，可能是为争夺与水利有关地区的控制权，这场战争以颛顼胜利而告终。
上述这几次战争，都发生在距今5000 年前后的炎帝、黄帝时代或稍晚的时期，是中国传说时代最早的战争。此时的战争已超出氏族部落间的械斗，而主要是发生在两个部族集团或部落联盟之间，战争已带有氏族酋长争夺统治权（联盟首领地位）的性质。从战争指导上看，已开始注意战前准备，利用天气条件和争取同盟军等因素。从战争结果看，还没有出现文明时代那种对战败者进行奴役的情形，而主要是胜利的一方将失败一方赶出原住地或与失败一方结为联盟。从各部落联盟不断交往，发生冲突，而又不断融合的传说中，表明各民族祖先在共同缔造中华文化的过程中都作出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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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尧、舜、禹时代的战争——伐三苗之战
在我国古史传说中，继炎帝、黄帝时代之后，便进入所谓尧、舜、禹时代，这一时期社会生产获得进一步的发展，部落联盟日益扩大。为了协调部落之间的关系和维护部落联盟的整体利益，部落联盟内部形成了一套由各部落首领、宗教祭司、军事领袖共同组成的管理机构，负责处理日常事务，而当遇到重大事件则召集全体部族成员会议公决。但是随着生产的发展，私有因素的加强，部落首领为了积累财富不断发动战争，他们的权力和地位在战争过程中日益得到强化。尤其是崇尚武力的英雄时代的到来，军事首领在氏族部落的社会生活中起着极重要的作用，氏族部落成员也以军事编制的形式出现，因而显出极强的军事性。但当时还保留有原始民主制因素，族众还有一些民主权力，如选举部落首领、参与重大事件的商议决策等。由于这两方面因素的同时存在，因此这一时期被称为军事民主制时期，同时又被称作“禅让”时代，即在确定部落联盟首领的问题上，由参加联盟的各部落首领组成的部落联盟会议推举继承人，经过长期考察后，将部落联盟首领的职位让给被推举的人，这是一种和平民主的传位方式，从尧到禹，均是如此。
从军事民主制的形成及其存在的社会背景来看，结合考古材料，可知尧舜禹时代的战争是很频繁的，在古史传说中所反映的这一时期的战争主要是尧舜禹对三苗的战争。
以尧为首领的部落联盟，是由涿鹿之战后华夏、东夷两大集团融合而成的，是在约4500 年前后，由分属于两大集团的一些部落建立的一个以晋西南为中心的联盟，从其居地看，正好与南面的苗蛮集团活动区域的北境相毗邻。尧攻驩兜丹水之战。驩兜是三苗族中一个以修蛇为图腾的部落的首领。
① 《国语·周语》。
尧之时，他率部族从丹水下游向上游发展，威胁尧部落的安全，传说“尧战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蛮，舜却苗民，更易其俗”①。丹水即丹江，发源于秦岭东南部终南山（在今陕西商县西北），向东南流经河南，在湖北均县流入汉江，是汉江的一条重要支流。丹水流域是古代通往陕西的交通要道，土质肥沃，气候温和，物产丰富。丹水之战极有可能是因为三苗势力向这一地区扩展而引起的，考古发现也说明这一地区是华夏族与苗蛮集团交汇、争夺的地区。如丹江边上的河南浙川江下王岗，发现一处很大的史前遗址，有关研究认为，距今5000 年前后，这里是属于华夏集团先民居处地，留下了丰富的仰韶文化遗存。而距今4700—4600 年前，属于苗蛮集团先民创造的屈家岭文化曾扩展到汉水上游至秦岭以南广大地区，也在下王岗留下了居住遗迹。距今4500—4300 年间，这里再次成为华夏集团（具体为龙山文化先民）活动地区。可见尧舜禹伐三苗的传说是有根据的。丹水之战以驩兜族的失败而告终。
舜继尧为联盟领袖后，仍与三苗不断发生战争，如《战国策·秦策》有“舜伐三苗”，《孟子·万章》有“舜归而言于帝，……迁三苗于三危”（三危的方位地点，其说不一，多数认为在今甘肃敦煌附近，另有在云南或四川等说法，不下八九种），但据《韩非子·五蠹》上所说：“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将伐之，舜：‘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执干戚舞，有苗乃服”。可知舜时与三苗的关系以和平相处为主，值得注意的是舜把注意力放在发展生产，加强武备上，以此形成威慑力，使苗蛮畏之而服，这为后来禹伐三苗奠定了基础。
禹伐三苗是两大集团间的一次大决战。《墨子·非攻》载：“昔者三苗大乱，天命殛之”，“禹亲把天之瑞令，以征有苗”，可知禹为联盟领袖时，三苗内部发生了变乱，禹乘机以受命于天为借口，大举向三苗进发。他在动员令中指出：“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上天“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②，申明伐三苗是因为三苗不敬神灵，且以重刑杀戮无辜之民，而上天怜念民众，要以威武之举来惩罚苗民，将其斩尽杀绝，征苗之举乃上天之命。出征前，禹举行仪式祭天地祖先并誓师，再次表明代天行罚之意，即所谓“非唯小子（自己谦称），敢行称乱，蠢兹有苗，用于之罚，若予既率尔群对（封）诸群（君），以征有苗”（《墨子·兼爱》）。据《墨子·非攻》载，战斗非常激烈，“四（雷）电诱（誖）祗（振），有神人面鸟身，若瑾（奉圭）以侍。搤矢有苗之祥（将），苗师大乱，后乃遂几”，即战场上象雷电一样震天动地，禹有人面鸟身的神护佑，三苗首领被箭射中，苗师大乱，兵败，从此逐渐衰亡。禹此役大获全胜。
从上述传说中可见，尧舜禹时期的战争，其目的已较以前有了很大变化，不再是单纯的部落之间的复仇械斗和对生活居地的争夺，更主要的表现为对财富与战俘的掠夺。如《国语·周语下》记载，太子晋谏周灵王时，追溯“黎苗之王”被灭亡的情况说：“人类其宗庙而火焚其彝器，子孙为隶，不夷于民”，说明禹征三苗胜利后，不仅仅是将三苗打败或赶走，而是实行“亡其氏姓”，说明俘其人民为奴隶的政策，已成为战争的目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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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军事民主制下的军事首领
如前所述，远古战争自仰韶文化时期就已发生，然而在原始社会末期的战争，虽有不断扩大、频繁之趋势，但仍处于最早阶段，军事的各要素并未齐备，许多因素尚未产生或正处于孕育阶段。但自有战争之日起，就有了军事首领，因为战争是人类有组织的活动，至少得先将人集合起来才能投入战斗，这样就得有人来承担这一职能。在原始社会氏族公社时期，人类团体的构成形式，决定了每一氏族都必须有德高望重、有经验且在身体素质方面有突出优势的人来担任首领，氏族的一切活动从生产、生活到对其他部族的械斗、战争，均由其组织管理，而当部落联盟出现后，被推选的部落联盟首领需担任同样的职责。无论是氏族部落酋长还是部落联盟首领，其职责范围包括氏族部落活动的各个方面，因此在远古战争中是没有专职的军事指挥的。
部落酋长和联盟首领实际上具有双重身分：在日常生活中，因为他们是生产的能手，经验丰富，德高望重而负责维持族内的秩序，安排生产；而在战争发生时则因为身强力壮成为勇士，被推举为首领而组织指挥战争，他们组织指挥战争主要是凭借自己的声望，通过动员族众来进行。《司马法》所谓：“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就是以劝戒的方式极力宣传战争对氏族部落存亡之利害关系，使族众认识到战争的必要而自觉应命从征，前面所述禹在伐三苗前注意战前动员、举行誓师大会即是明证。因此他们之所以成为军事首领是以在氏族部落中的地位为前提的。从大汶口文化时期遗址发现的墓葬可以看到，自有战争之时起，氏族部落首领就具有了双重身份，因为被证实是军事首领的墓主都极富有，这是特权的象征，也是战争的结果。随着私有观念的增强，作为部落首领，积累私有财产的欲望驱动他们利用特权去发动战争；而战争的发动和进行，使其在频繁的掠夺中，不仅巩固加强了自己的权力，而且带来了大量的财富包括战俘奴隶。
因此，在军事民主制下，以掠夺财富和奴隶的部落战争，使氏族公社进一步解体，王权的加强和私有财产的增多及不均，为阶级和国家的形成创造了条件，此后，中国历史便进入了文明时代（阶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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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兵器的滥觞
兵器作为人类借以增强搏击能力、更有效杀伤敌人的外在物，是与战争同时产生的，可以说中国远古战争发生之日，便是中国兵器产生之时。
在原始人群时期，各人类群体在广阔的大地上各自向自然索取食用，相互之间很少往来，没有经济联系，也没有矛盾冲突。当时生产力水平极低，原始人必须群处并共同劳动，共同消费，没有剩余产品，没有私有观念，没有私有财产和阶级以及国家，因而也就没有战争。当时只有与野兽作斗争的武器，这些武器便是最主要的生产工具。随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到新石器时代，当人类社会进入氏族公社尤其是父系氏族公社阶段之后，人类集团的不断扩大，氏族部落之间为争夺生活资源（水源、土地、牧场等）以及婚姻的掠夺和血缘复仇等而引起争斗。在部落冲突中，人们像对付野兽一样拿起手中的工具与敌对部落的成员相向搏击，从此，人与野兽斗争的工具开始成为了人与人斗争的工具，兵器便产生了。在当时情况下，生产工具和兵器是很难区分的，可以说还没有专门的兵器，生产工具与兵器同体二职，用于生产则是工具，用于战斗则是兵器，这是最早兵器的突出特点。
最初兵器的种类，从历年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看，其器型多样，种类不少，可用于战斗的有石戈、石矛、石刀、石弹、石球、石斧、石铲以及石质或骨质的标枪头和矢镞，此外还有红铜制成的小型刀、锥、凿等。不难推知，在旧石器时代就已普遍使用的木制棍棒、标枪和矛等，在新石器时代必然也是大量存在的。
在新石器时代，受当时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兵器（即工具）的生产制作除木质的是砍削而成外，石质的兵器已采用磨制技术，而大量复合工具的存在，说明钻孔装柄技术也已很普及。但石质磨制仍是当时兵器制作的突出特点，这是生产力水平制约所致，同时也是长期生产生活经验积累的结果。
① 《吕氏春秋·召类》。
②《尚书·吕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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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夏代的军事
一）夏代军事概说
尧舜时王权已经萌芽，到禹时，随着伐三苗的胜利，军事首领的威望进一步提高，加速了王权的形成。传说禹曾“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国语·鲁语》），表明禹时已建立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联盟，并初具国家雏形。参加盟会的各部落酋长要执玉帛，违背命令者则遭杀戮，联盟的各部落不再是平等的，军事首领的权力已不仅限于战场上，而是逐渐凌驾于社会之上，但军事民主制仍有一定的生命力。传说禹晚年还是按惯例召集部落首领会议，商议继任人选问题，当时推举了与禹同时担任公职的皋陶；皋陶先禹而死，禹继而举荐任公职时间很短的益，与此同时却培植自己儿子启的势力；禹死后，“启与支党攻益而夺之天下”。因此后世多认为“禹名传天下于益，其实令启自取之”（《战国策·燕策》），即禹时便开始有意破坏“禅让”制度，到启时，这一制度因启杀益而宣告终结，统治天下的权力发生了由传贤到传子的巨变。启杀益后，接着又击败有扈氏的反抗，终于在中原建立了“家天下”的奴隶制夏王朝。
夏王朝建立之后，国家机器还很不完备，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之争非常激烈，反叛力量此伏彼起。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征伐反叛，不断实施武力，在频繁的战争中，建立了兵农合一的军队，奴隶制军事制度略见雏形。当时的军事活动以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为目的，战争的性质不再仅仅是掠夺和复仇，战争已成为国家政治的一部分，因此当时的战争以扩大统治的征服和巩固统治的平定反叛为主要内容。随着战争的升级和性质的变化，以及社会生产的进步，此时的兵器生产获得了很大发展，铜兵器和战车已经出现，但石兵器仍占主导；军事设施尤其是城防建设随着战争的扩大和兵器的进步而受到重视；随着军事制度的出现和军事装备的改进，作战的方法也发生了新的变化。
（二）夏代的兵制——奴隶制军事制度的发生
随着阶级与奴隶制国家的出现，作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军队也随之产生，但夏代为中国第一个朝代，处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过渡时期，即奴隶社会早期，这是一个巨变的时代，一个特殊的时代，因此其军事制度自有其特殊的内容和时代特点。
1.奴隶制军事制度的产生
在原始社会末期，虽然已有了战争，但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剩余产品少，生产工具简陋，所进行的战争，就目的而言，是为了生存、血缘复仇以及掠夺有限的财富，因此部落之间发生战争时，主要表现为手持生产工具的氏族成员进行集体战斗，没有专门的兵器，也没有特殊的战术，作战人员是因需要由氏族中堪与战事者临时组成的，也就是说，没有专门的军队，自然也就无兵制可言。
自启杀益夺权，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奴隶制国家——夏王朝后，以启为首的奴隶主贵族统治阶级，为了防止王族以外其他贵族夺权和镇压奴隶反抗，为了防范夏王朝以外部落的劫夺和便于劫夺外部落，在政治上产生了建立军队的需要，即需要有一支强而可恃的力量来实施上述职能。再者，由于生产的发展，和手工业的进步，已能专门制造用于战争的兵器，这为军队的建立提供了物质保证，因此夏王朝开始建立我国第一支为奴隶主贵族服务的军队，相应地也就产生了早期的兵制。
夏王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刚刚建立，它还带有原始公社的诸多遗迹，其一切制度都还非常幼稚、简单，处于初创阶段。再者，夏代无确认的文字资料，考古所获亦甚少，因此我们今天只能借助古籍记载中的传说，勾勒夏代兵制的大致轮廓。
夏代的军队，由于产生于过渡时期，有其特殊性，具体地说，就是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和以血族团体为基础的氏族武装相互并存。以领土财产为基础的奴隶制国家军队，是夏王朝因战争需要而临时征集组成的军队，这种军队的兵员不受血缘限制，在征集过程中，主要考虑的是地缘关系，即领土与财产；实行的是兵民合一的民军制，平时从事生产劳动，战时则须应征成军。《左传》述哀公元年夏少康复国一事，谓少康被寒浞追杀，逃奔有虞氏，有虞氏首领虞思“妻之以二姚，而邑诸论，有田一成，有众一旅”，其中少康“有众一旅”的“旅”字当解为军旅，而“众”当是对居民团体的称呼，很显然这些民众不是追随少康逃亡的夏族成员，而是虞思赐与少康邑地上的有虞氏的族民，因此“众”反映的内容已不是血族团体，而是地域团体了。再如后羿“因夏民而代夏政”也说明当时的民众的地域关系已较血缘关系更为密切，奴隶制国家的基础已不是血缘关系而是地域关系。“有众一旅”把“众”和“旅”并提，说明夏朝的“众”具有亦民亦兵的双重身份，既是村社成员又是战士，他们在战时被动员以“旅”的形式编组成为奴隶制国家军队。
在整个夏朝，尤其是其初建时期，氏族与国家间的矛盾非常激烈，夏王朝统治范围内的不少氏族，如有扈氏等，曾公开与夏王朝对立，发动武装斗争。很显然，他们借以与夏王朝对抗的还不可能是国家军队，而是氏族武装。这些武装力量的组成形式，和原始社会末期的氏族部落武装并无太大区别，这是夏王朝统治区内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结果。但这些氏族内部并非一成不变，随着自身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外部条件的影响，它们也在不断地向国家转化，其武装也随之变成国家军队。这种变化是从一部落或氏族接纳其他氏族或部落成员担任公职开始的，这种情况在当时并非鲜见，如夏少康出任有虞氏的庖正，伯明氏的寒浞做有穷氏的相；夏后氏的臣靡，先事有穷氏后羿，后又投靠有鬲氏等均是其例。这种情况的出现，必然会导致氏族血缘关系的瓦解和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军队的产生。由上述可知，夏代除王朝国家军队外，还较普遍地存在着氏族武装，并在夏代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后羿、寒浞夺权及少康复国，均得力于氏族武装，但这些氏族武装随着氏族制向奴隶制国家的转化，也逐渐演变成国家军队了。
2.夏代军队的编制和兵种
军队是为了战争而存在的，与氏族部落战争的集体械斗不同，国家军队是有组织、有编制的。遗憾的是，有关夏代军队编制的记载极少，其详细情况不得而知。仅就《左传》所载夏少康“有众一旅”推测，“旅”可能是夏代军事编制的最大单位，至于其下有无多级军事组织以及基层组织是什么，均不可知，但有一点是可能的，即军队的编组方法与村社组织形式有密切关系。
关于夏代军队的兵种，从当时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来看，结合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可知有步兵、车兵两种。
夏代的步兵，是当时主要的兵种，因为当时还没有骑兵，车兵虽已出现，但就当时生产力水平而言，兵车的生产能力是很有限的，自然车兵还不可能占主导。我们虽然可以推知步兵是夏代军队的主要组成部分，但文献中关于步兵的记载可谓凤毛麟角，或语焉不详，其如何编组，如何作战，难以具体描述。
如上所述，在夏代已出现车兵，但数量很少。车兵是以车的出现为前提的，车在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淮南子·说山训》说：“古人见飞篷而知为车”，先秦诸子多说“奚仲作车”（《世本·作篇》，并见于《墨子·非儒》、《荀子·解蔽》和《管子》等书），据《左传》杜预注：“奚仲为夏禹掌车服大夫”，即车正。又，《史记·夏本纪》记禹治水时“陆行乘车，水行乘船”，可见夏禹时已有了车。到夏初车已经有相当数量，如《夏书》说：“赋纳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即把车作为赏功酬劳的物品；《世本·作篇》说：“胲作服牛，相土作乘马”，胲为商汤七代祖先，相土为十一代祖先，据甲骨卜辞证实，他们均生活在夏代。因此，夏代有车是毫无疑问的，而且用于作战。《尚书·甘誓》载：“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这里的左、右，一般认为应是车左、车右。从后来车兵的发展可知，车左执弓主射，车右执矛御敌，即使当时未必有如此明确的分工，但以车为中心，左右各自杀敌的车兵的存在是可以肯定的。至于车上驾战人员，因没有材料说明，是否有史家通常说的“甲首”以及人数多少，均无以推断。不过有一种可能，因兵车出现之初，数量有限，可能主要为军事指挥人员所乘。但是到夏晚期，车兵不仅数量增大，而且已成为一支攻击力极强的突击力量。如《吕氏春秋·简选篇》载：“殷汤良车七十乘，必死士六千人，以戊子战于郕，遂禽推移大牺，登自鸣条，乃入巢门，遂有夏”；又《墨子·明鬼下》有“汤以车九两（辆），鸟阵雁行，汤乘大赞，犯逐夏众，入之郊遂”。这两条材料均说明了车兵与车战在夏末已发展到相当规模与水平，并在战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夏代的战争
夏王朝建立后，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为巩固国家政权和扩大统治，夏统治阶级在400 年间，进行了无数次对异己势力和边疆氏族部落的征服战争，其中见于史籍记载的著名战争有：
1.夏启攻有扈氏之战
启杀益夺取王位建立第一个奴隶制国家后，夏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新旧势力的矛盾，氏族制与奴隶制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夏统治区内不少氏族对夏不满，起而反抗，其中居住在今陕西户县的有扈氏尤为突出。对此，夏统治者采取了强硬的措施，决定以武力平服。夏启三岁，夏启召集上卿统大军与有扈氏大战于甘（今陕西户县西南）。战前启同全军举行了庄严的誓师大会（即《甘誓》），历数有扈氏的罪状，鼓舞士气，并强调作战纪律。两军经过激烈交锋，有扈氏大败，战后有扈氏被罚为牧奴。经此一战，欲与夏对抗的氏族闻之慑畏，从而巩固了启的统治地位。
2.夏仲康征羲和之战
羲和，为夏统治区内一氏族首领，善观天象，夏王委之以天象官之职。夏仲康元岁，有日食之象，而羲和未能准确预报，仲康以其失职，派胤统军前往征讨羲和部落。此次征讨，非因叛反，而是因羲和未能尽职，可见夏统治者为显示王权的力量和表明王权的至尊，已不惜兵戎相见，反映了军事与政治制度发展的紧密关系。
3.夏征东夷之战
东夷，是对居于黄河下游及淮河流域的氏族部落的总称。在史前时期，东夷集团的社会经济发展就与华夏集团齐头并进，曾多次与华夏族争夺中原，成为华夏族的强大对手，至夏代依然如故。东夷诸部叛服无常，对夏的统治造成极大威胁，夏统治者为巩固统治和扩张势力，曾数次对东夷大规模用兵。
夏相时曾先后对属于东夷集团的风夷、黄夷等部落发动进攻。
少康复国后，东夷中不少部落仍不服夏朝统治，与夏抗争，东夷诸部中仅方夷来朝。少康以太康失国为鉴，重视发展生产，国力增强，至其子予（又作杼）继位后，开始对东夷采取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一度迁都于老丘（今河南开封陈留北），并且为对付善射的东夷，改善武器装备，改进和发展了兵士的甲胄和矛。东征之战取得节节胜利，一直打到东海海滨，杼因此举而为后世称颂。《国语·鲁语》说：“杼能帅禹者，夏后代报焉”极言杼东征东夷对巩固和发展夏王朝的作用，并以之与禹相提并论，深受后代崇敬。事实也证明，杼征东夷确实收到了预期的效果，至杼子槐（又作芬）在位时，风夷、黄夷、于夷、方夷等九夷均承认夏的统治而入都朝见。可以说征东夷之战，不仅加强了夏夷之间的交往和联系，同时使夏王朝的统治由今豫西晋南地区扩展到黄河中下游地区以至淮河流域，进一步促进了这些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华夏族的形成。另外，如前所说，这场战争对兵器和军队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4.夏少康破寒浞复国之战
启子太康继位后，因不恤民众，统治动摇，有穷氏首领后羿借夏众的不满情绪兴兵赶走太康，自立为帝，史称“太康失国”。嗣后，羿之亲信寒浞又夺羿自立。太康弟仲康之子相，于流亡中在帝丘（今河南濮阳县）立国，遭寒浞攻杀。相之子少康被迫投奔有虞氏，在纶（今河南虞城）召集旧臣遗民，积蓄和发展军事力量，准备复国。与此同时，夏旧臣靡也在有鬲氏境内（山东德州北）招纳被寒浞击败的斟灌氏和斟寻氏余众，准备配合少康行动。时寒浞为确保自己的统治，反击来自各方的反对，频繁用兵，致使内部矛盾重重，局势动荡，少康和靡抓住时机向寒浞发起进攻，击杀寒浞二子浇和豷（yi），寒浞代夏遂告失败，少康称帝，恢复了夏王朝的统治。
（四）夏代的兵器
兵器的产生是以战争为前提的，但其发展却受社会生产的严格制约，可以说兵器的水平是与生产技术，尤其是手工业生产技术水平相适应的。大量的考古材料说明，在公元前2000 年前后，即夏王朝统治时期，夏王朝统治区域的黄河流域的农业生产工具仍以石器（含木、骨器）为主，但在工具制作上已较以前有了较大改进，石镰、蚌锄、蚌镰等先进生产工具的广泛使用，不仅使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同时促进了畜牧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当时制陶、制骨等手工业在技术和生产规模方面都有所提高，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青铜冶炼和青铜器的制作发展得很快并达到了一定的水平。
与上述社会生产力相适应，夏代的兵器也有了新的发展。从这一时期遗址出土的情况看，就兵器的种类而言，除原始社会末期就已出现的刀、匕首、矛头、锥、戈、镞、斧、铲、棒等型制外，还出现了护身的甲和用于作战的兵车。其中箭头的数量明显增多，质料和制作技术有了新的发展，仅就箭镞来看，不仅有石质、骨质和蚌壳质的，而且还有铜质的。在制作上亦极精到，有的镞身（主要指蚌镞、骨镞）断面呈三角形，脊和两翼刻有血漕，铜镞和制作精良的骨、蚌镞使得弓箭的威力大大提高，而弓箭杀伤力的增强，必然促进防护具的产生和发展，“杼作甲”和“杼作矛”便是在此前提下兵器相互促进发展的结果。当然，甲作为一种防护用具在夏以前即已出现，最早的甲当是用藤木和皮革制作的，主要用于防护前胸后背和手臂，“杼作甲”和“杼作矛”的记载只能说是杼因战争需要而对兵器加以改进的反映。
车，在原始社会就已出现，夏代车已被用于作战，对此前文已述。但关于当时战车的型制，史籍却没有详载，据《管子·形势篇》载：“奚仲之为车器也，方、圆、曲、直皆中规矩钩绳，故相旋相得，用之牢利，成器坚固”，说明夏禹时制车技术已很高超，至夏代战车的制作技术当又高于夏禹之时，更加牢靠坚固，故能用于作战。兵车作为一种新的武器装备，使兵制和作战技术发生了新的变化，即出现了新的兵种——车兵以及因兵车作战的特殊性而引生的车兵战术。
但是，就总体而言，毕竟夏代的社会生产力还比较低，当时用于装备军队的兵器仍以弓箭和木石制作的兵器为主，即仍处于石兵器占统治地位的时代。甲和兵车虽已出现，但其数量是很有限的。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7: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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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中华民族上古文明史研究的巨大成果
最近读了由著名学者王大有先生所著《三皇五帝时代》一书，深为书中所述我中华祖先上古文明的历史事实所震撼,以至久久难以平静。同时也为为追寻我中华祖先上古文明之源不懈努力二十年的王大有先生的坚定意志和艰辛付出所感动。
王大有先生为完成此书搜集和使用了大量古物、古籍、图腾、徽铭、岩画、古文字、古文、器物等，无可辩驳的证实了一直被认为是传说的中华上古文明在时间上和历史事实上的真实可靠。为此，我愿将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一书的研究成果简要作以下介绍。
一、中华民族上古文明有近万年历史。
（一）燧人时代（5—1万年前）
追寻我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源头是该书的主旨。作者认定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第一始祖就是钻木取火的燧人弇（音掩）兹合雄（音宏）氏，也称燧人氏。燧人氏能动的生火技术把人类带入了最初的文明。在书中王大有先生展示了大量上古时代反映燧人氏族本身及其文明成就的图腾、族徽、古文字、古文和器物，还有居然在北美洲发现的印第安人供奉的燧人弇兹合雄氏圣像等诸多实物。从而惊人地证实了燧人氏的真实存在和其取得的文明成就的可靠性，同时也证实了印第安人来自亚洲，是燧人氏后裔，与我们华人系同种。
据王大有先生研究，燧人氏发源于青藏高原的古羌戎族群，距今约五万到一万年间。后因雪线下移渐向黄土高原移动，其后裔扩散到了整个环太平洋地区。
燧人时期为中华民族上古文明的发轫时期。
（二）伏羲时代（9724—7008年前）
距今1.5万—9000年间，燧人氏的后裔在今河西走廊、湟水及六盘山地区得到了很大的发展，繁衍出许多氏族，其中主要有弇兹氏、婼氏、华氏、胥氏、华胥氏、仇夷氏、雷泽氏、盘瓠氏。其中由华氏与胥氏相合形成的华胥氏就是后来伏羲氏的母亲族，而雷泽氏则是其父族。中华民族之华就源自华胥氏之华。据王大有先生推算伏羲时代存在于距今9724年—7008年之间 （自1997年上溯）。距今9771年，伏羲生于今甘肃西和县仇夷山，生活于今甘肃秦安县大地湾一带。伏羲氏是中华上古文明的集大成者，又是再创造者，受到上古诸氏族的拥戴，为百王之首，开创了伏羲时代。伏羲称帝于距今9724年，国号羲，年号罗奉。王大有先生认为，这应该是中华民族开国之始。与伏羲氏长期联姻的女娲氏族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伏羲时代系中华上古文明的奠基时代。
（三）炎帝、神农、蚩尤时代（7000—6513年前）。
由于灾害等原因，伏羲氏不断向中原地区迁徙，形成了伏羲-太昊-少昊的东夷族团，东夷的一部份在水患的情势之下，被分割成九夷，九夷逐渐发展出三苗九黎，三苗九黎的首领就是著名的蚩尤。
留在泰安大地湾一带的华胥—伏羲氏也由于水患于距今7400年前后迁徙到秦岭常羊山一带，并在这一地区繁衍出炎帝氏族和黄帝氏族，称西羌族团。
燧人—华胥—伏羲氏是东夷族团和西羌族团的共同祖先。这两个族团各自继承了燧人—伏羲时代的文明成就，都发展出了文字、彩陶、营建居邑、天文观测中心、弘扬八卦太阳历天文学、制历授时、农耕定居、百蔬医药、冶金术和金玉并用，创造了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文明。炎帝、神农、蚩尤时代为中华上古文明的繁荣时代。
燧人、伏羲、炎帝、神农、蚩尤时代为中华上古文明的三皇时代，即天皇、人皇、地皇。自黄帝起进入中华上古文明的五帝时代，他们分别是黄帝时代，距今6513年—6050年；少昊时代，距今6050—5790年；颛顼时代，距今5790—5380年，帝喾、帝挚时代，距今5380—4375年；尧舜禹时代，距今4357—4073年（以上年代均自1997年上溯）。
王大有先生考证，中华上古文明即使从黄帝起，距今也在6513年，并非5000年。河南濮阳蚩尤墓的发掘为王大有先生的考证提供了可靠的信息。五帝时代为中华上古文明的鼎盛时期。
综上所述，王大有先生不仅追寻到了中华上古文明的源头，追寻和综述了三皇五帝各代的文化成就，同时也理清了三皇五帝各氏族的统治年代及其一脉相承的血缘关系。
二、三皇五帝是氏族不是个人。
提到三皇五帝，人们常以为他们是一些个人，然而王大有先生的研究向人们证实了三皇五帝是氏族而并非个人，并且在书中详细列出了自伏羲以后三皇五帝各代氏族的世系年谱。做到这一点是令人十分惊叹的。例如伏羲氏统治近三千年，传七十七代。
三、中华民族在九千年前的伏羲时已开始有了文字。
据近年来对河南舞阳县贾湖遗址的考古研究证明，舞阳贾湖一带就是后来伏羲氏迁居中原的建都之地，出土文物最引人注意的有18个非常成熟的甲骨文字和25支用鹤骨做的笛子，（为7音节，人们用它成功奏出小白菜）年代为9000年前。这个发现表明中华民族在9000年前已经创制出文字。毫无疑问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他比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和苏美尔的楔形文字都要早约两三千年。
四、辽河流域、长江流域与黄河流域同为中华民族上古文明之源。
原来人们一直认为，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然而由近年考古发掘研究表明，辽河流域的红山文化、长江流域的良渚文化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同为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王大有先生更进一步指出这三地是同出于伏羲氏族的血缘和文化继承与发展关系。
五、蚩尤、夸父、共公等与炎黄同为中华民族的祖先。
皇帝战蚩尤的故事人们可能是熟知的。可能就因为这个故事，人们无视蚩尤甚至排斥蚩尤。这是不对的。因为蚩尤与炎帝黄帝一样同为伏羲氏后裔，并且是三苗九黎的祖先，蚩尤战败后，其氏族迁往南方及西南各地，形成了我国南方及西南各地少数民族，是我国南方及西南各少数民族的共同祖先。与炎帝黄帝一样，蚩尤氏族对上古中华文明作出过突出贡献。
六、印第安人、玛雅人、爱斯基摩人、阿兹特克人、印加人、毛利人都是华族后裔。
以上人种均属黄种人，有着和亚洲人共同的外貌特征。印第安人怎样到达了美洲已有明确的答案，而王大有先生的研究更清楚地说明:
（一）燧人弇（音掩）兹合雄（音宏）氏、伏羲氏、炎帝、夸父、蚩尤、少昊、共公等也是印第安人的共同祖先。美洲印第安奥尔梅克人、那瓦霍人、赫比人文化保存的有关圣象、图腾、徽铭等物为证明上述事实提供了有力证据。
（二）华人向美洲迁徙前后有约上万年的历史，在陆路流落于东北亚和阿拉斯加一带的形成了爱斯基摩人；在水路流落于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形成了毛利人；到达了美洲的形成了印第安人、玛雅人、阿兹特克人以及印加人。实际上在五、六千年以前，华人已经建立了一个环太平洋的文化圈。
（三）玛雅人是中国商朝人后裔。
1953年美国的一支考古队在墨西哥奥尔梅克文化遗址祭祀中心地下发掘出16尊高约七、八英寸的玉雕人像和6支高23.6-27.3厘米、宽3-4厘米、厚0.95-2.1厘米的玉圭。这6支玉圭上刻划有文字，过去西方学者一直认为是“花纹”、“裂纹”。后经我国学者研究辨认，这6支玉圭上竟然是用中国商代文字契刻的殷商人祖先的祖谱。这是一组祭祀中国殷商人祖先的最高规格的神主牌位文献典籍，并有列祖列宗形象的国祀大典整体谱系。这一研究结果震动了世界，从而证实了玛雅文明是原原本本的中国文明确凿无疑。
这是怎么回事呢？据王大有等我国学者研究，在商朝灭亡时，商朝有一支约有10万人的主力部队正与东夷作战，来不及回救。这支部队加上当时林方、人方、虎方的15万人，共约25万人，统帅是攸候喜。在商朝灭亡后，这支庞大的部队却不知所踪，成为殷史的千古疑案。而几乎与此同时在大洋对岸的墨西哥尤卡坦地区兴起了玛雅文明。可以肯定正是那批人，得知商已灭亡，自己难有立足之地，遂决定出逃，经过千难万险到达了大洋彼岸，用原本的中国文化，建立了玛雅文明。在当地流传有《候喜王的故事》及《候喜王歌》，而候喜王就是攸候喜。久久以来，一些中外学者就在疑惑：玛雅文化怎么好象中国文化?由于上述玉圭和玉雕像的出土与研究，已经有了明确的答案。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如今不少印第安人和玛雅人后裔已经知道自己祖先的来源。
王大有先生《三皇五帝时代》一书内容非常丰富，新发现、新观点甚多，限于篇幅不能一一叙述，请读者谅解。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7: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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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集团发祥于黄土高原，主要包括黄帝和炎帝两支大的部族。黄帝在姬水一带长大，炎帝在姜水一带长大，黄帝与炎帝各自以所居之地为姓，是西部黄土高原地区部落的首领。后来，两支部落向东迁徙，进人中原。炎黄部落进入中原后，与位于黄河下游、黄淮之间的东夷集团的“九黎”部落发生军事冲突，在涿鹿之战中打败九黎部落，杀死蚩尤。
3.黄帝：部落共主时代
不久，炎黄部落之间也发生了激战，炎帝战败于阪泉之野，炎帝部落归属黄帝。在黄炎与九黎交战时，东夷部落逐渐支持黄炎，最后黄炎、九黎、东夷相互融合，黄帝部族居于主导地位，成为华夏集团的代表。黄帝在阪泉之战击败炎帝神农氏，成为部落联盟共主
华夏族团的形成：“夏”＋“夷”＋“苗蛮”
[说法2]华夏族是个逐步融合扩大的概念。公元前4000年，河西走廊和黄土高原北部居住着夏族，晋南关中一带居住着华族，淮河以南和汉江流域居住着蚩尤的先人。公元前2700年夏族领袖黄帝东进，战胜华族领袖炎帝，两族达成联盟并将蚩尤灭掉，占据整个中原，华夏二族逐渐融合成华夏族。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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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八种神秘文字
“仓颉书”：此书是用古彝文书写的一段彝族先民祭祀记录。古彝文发祥于西北地区，与仓颉造字的传说有关，故得名“仓颉书”。
“夏禹书”：也是被视为伪作的古籍，其文字更加难以认识，据学者刘志一的研究，书中12个字，有5个是古彝文，7个是甲骨文。
“红岩天书”：在贵州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的晒甲山悬崖石壁中，有一块长达百米，高约30米的巨大浅红色石屏，上书文字，被国内外学者称为“红岩天书”。
“巴蜀符号”：在四川出土的春秋战国时期的器物上，发现有150个不同图符，统称“巴蜀图符”。
“东巴文字”：这是千余年前云南纳西族先民创造的原始象形文字，有“活着的象形文字”之称。该族东巴巫师用此象形文字来书写经文，故名“东巴文字”。
“岣嵝碑”：原存衡山，现置于绍兴禹庙的“岣嵝碑”，碑文似篆非篆，书法奇特。
“夜郎天书”：于贵州省赫章彝族地区新近发现。专家所称的“夜郎天书”，共有4480个字，以毛笔烟墨书写，如草似篆，笔画盘旋弯曲，字形粗细不一，疏落有致。
“仙居蝌蚪文”：在浙江省仙居县淡竹乡一个128米的陡壁上，发现有人工镌凿的日纹、虫纹和蝌蚪文。传说是大禹治水留下的记录。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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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现最早的文字是商代的甲骨文，但甲骨文已是一种十分成熟的文字系统，六书俱备，文法完善，记录完整。因此，它不是中国最古老的文字，此前应还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国文字的出现，要比甲骨文早，这是可以肯定的”。
“漫长的发展过程”如何体现？甲骨文如此成熟的“象形文字”之前又该是什么文字？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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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由贵州彝族学者王子尧释读、王正贤撰文的《贵州红岩古迹研究》发表，该文以现存的古彝文为参照，根据彝文的造字方法、用字规律及书写行款规则等，判定红岩碑文字为古彝文，并将其分行分段，对每字注音、释义，然后证之以彝文献所记载的史实，第一次对红崖天书进行了彝文释读，释文如下：
1、陋侯驻兵地；
2、出兵打古糯，兵如松，多且勇，虏获妇女羊群；
3、战地南城，联合德部族，攻占濮人地；
4、各地彝汉人，权利皆平等；
5、岩下打牛，还祀愿。众男女青年，边听述战争的胜利，边招待庆贺的客人。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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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彝族有自己的文字，这种文字就是通常所说的彝文。长期以来，彝族人民使用彝文写下了大量的著作，这些书被称为“夷经”。“夷经”里全面地记录了彝族的历史和文化，是彝族的百科全书。而这些彝经的撰写者就是历代的毕摩。对于彝族的这些文献，长期以来，能够读懂的人也只有毕摩和其他少数人。
这些书在一般人眼里也就等于“天书”。然而，近年来的研究发现，这些“天书”与中国的古文字具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一般说来，商代的甲骨文是中国最早的文字,是现今中国汉字的最初形态。但是，在西安半坡发现的古代刻划符号，时间上比商代的甲骨文还要更早，距今大约为6000一7000年，它显然已是一种古文字，可是却难以释读，只能称之为“原始的刻划符号”。
一些彝族学者却发现，半坡的这种刻划符号与彝文却十分相似，并对其含义进行了破译，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石林的彝族撒尼人有自己的文字撒尼文。据学者们的研究，石林彝族所使用的撒尼文与西安半坡出土的彩陶器上刻划符号相比，相同和相似的占了77%。另外，河南舞阳县出土的柄形石饰上“孤魂野鬼”4个刻划符号，与石林撒尼文完全相同。这说明撒尼文的创制历史相当久远了。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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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不久贵州省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高级工程师林国恩发布了对“红崖天书”的全新诠释。学术界人士普遍认为，林国恩对这一千古的秘密所作的破译，与其历史背景、文字结构、图像寓意相吻合，具有可信度、说服力。
“红崖天书”是指位于贵州省安顺地区一处崖壁上的古代碑文。
在长10米、高6米的范围内，有一片奇特的用铁红色颜料书写的古文字，文字大小不一，大者如人，小者如斗，非凿非刻，似篆非篆，神秘莫测。当地百姓称之为“红崖天书”。近百年来，“红崖天书”引起了众多中外学者的研究兴趣，曾有“诸葛碑”、“古彝文”、“自然石花”等推断，甚至有人推测这是外星人留下的遗迹。据说郭沫若、丁文江等著名学者也曾尝试破译，但一直没有定论。
林国恩于1990年从北京大学出版的《我国山水文化大观》等书中了解到“红崖天书”之后，对前人的破译内容表示疑问，并产生了浓厚的研究兴趣，从此将自己的全部业余时间扑到了破译工作上。他祖传三代中医，自幼年起即背诵古文，诵读四书五经。1965年考进上海交通大学后，课余悉心钻研文史、学习绘画。分配到江南造船厂之后，他仍醉心于业余文史研究。由于他是造船工程师，造船厂综合性、系统工程学对他具有深刻影响，也为他破译“天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对“天书”进行了多学科的研究。首先是对其众多的各种摹本进行分析，确认了原迹摹本作为依据。接着从古文字、绘画方面找出其中与历史事件和人物相联系的基本特征。为了揭开“天书”神秘的面纱，林国恩近9年来可谓沥尽心血。光说查字典，“天书”中有50多个字，必须把每个字从古到今的演变过程查找清楚，仅此一项，他反复阅读了《我国篆书大辞典》、《古文字通典》等七部字典，作了数万字的笔记。他遍览历史、诗词、地理、兵器、佛经等各类书籍，写下了几十万字的读书心得。他把“天书”摹本放大贴在家中卧室，早晚躺在床上仍冥思苦想。他还三上贵州，实地考证。他的这项业余研究得到了单位的理解和支持。
1997年，林国恩认为已基本破解“天书”，并将研究结果写成10万字论文。经申请版权登记，很快获准通过。去年年底，他正式发表研究成果。这一成果包括考证要点和译文两方面。考证要点是：确认清代瞿鸿锡摹本为真迹摹本；文字为汉字系统；全书应自右至左直排阅读；全书图文并茂，一字一图，局部如此，整体亦如此。从内容分析，“红崖天书”成书约在1406年，是明初逊国建文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燕王朱棣篡位的“伐燕诏檄”。全文直译为：燕反之心，迫朕逊国。叛逆残忍，金川门破。杀戮尸横，罄竹难书，大明日月无光，成囚杀之地。须降伏燕魔，作阶下囚。丙戌（年）甲天下之凤皇（御制）。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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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古不解之迷---红崖天书
http://www.kingfw.com/show.asp?id=702
在贵州省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 断桥镇龙爪村的晒甲山崖上, 一块长达百米，高达三米的巨大浅红色绝壁，上有数十个铁红色颜料书写的符号，大者如斗，小者如升，参差排列，似篆非篆，也非甲骨文，神秘而诡异，当地百姓世代相传为“天书”，现为贵州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有关“红崖天书”的最早文字记载是在公元1500年前后，那时被人们称为“红岩碑”，晒甲山被当地人称为红岩山，当地还流传着此山与宝藏相关的民谣：“红岩对白岩，金银十八抬，谁人识得破，雷打岩去抬秤来。”
“红崖天书”的发现者既非地理学家、也不是考古学家或探险者，而是一位古代诗人。明朝弘治初年，黔籍文人邵元善，游山玩水至此后，写了下一首诗《咏红岩》“红岩削立一千丈，刻划盘回非一丈。参差时作鼎钟形，腾踯或成飞走象。诸葛曾闻此驻兵，至今铜鼓有遗声。即看壁上纷奇诡，图谱浑疑尚诅盟。”
由此，“天书”被世人所知，人们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一次破译高潮，紧接着，随着年代的推进，人们又对“红崖天书”兴起了第二次、第三次破译高潮。
据《贵州图经新志》记载：“红岩山，在永宁州西北八十里。山间居民，间闻洞中有铜鼓声，或岩上红光如火，则是年必有瘴疠。”
清光绪末年，日本学者德丸作藏、鸟居龙藏不远万里到黔考察，并将“红崖天书”摹本带回国内，在日本学术界引起轰动，“红崖天书”从此扬名海内外。
长期以来，有关史学专家、考古学者为破译“天书”纷至沓来，对“天书”的解释也层出不穷。一些专家认为“天书”内容为皇帝所颁的一道“讨伐诏檄”；有人认为“天书”刻的是诸葛亮南征的有关传说和遗迹；有人认为“天书”是大禹治水功成之后的刻石纪念。还有认为是少数民族文字如古苗文、古彝文等。虽然有不少海内外专家的破译之说，可真正有说服力并能得到绝大多数专家、学者认可的破译至今仍未出现。
居于古今中外学者多次研究终无定论，于是“红崖天书”被誉为“千古之谜”。 为早日破译神秘的“红崖天书”，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悬赏100万元征集破译解释， 但至今尚无人能解。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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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怪的苏美尔人和苏美尔文明</P> 众所周知 ,西亚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其起始阶段是苏美尔文明 . 然而创造苏美尔文明的苏美尔人 , 并不是西亚两河流域的土著 , 而是外来的民族 . 震惊于苏美尔文明超常的高超和年代的久远 ,不少相信外星球超人造访过地球的论者 ,楷近将苏美尔人说成是外星人 .当然 ,正规的历史学者不赞成这种无稽之谈 ,然而他们最好的处理方法也只有存疑不论罢了 ,因为苏美尔人的来历实在难以考证 . 这当中有一个关键的原因 ,在于他们不肯向东看 . 向东看 ,当然会看到东方的文明大国中国 , 古巴比论文明与中国古文明的很多相似或相同处 , 这是不容质疑的 .既然考古事实
已证明中国古文明并非西来 , 那么古巴比伦文明渊源来自与中国古文明是很有可能的 . 否则不能解释两者众多
相似和相同之处 ,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其所著全球通史一书中指出 ,最早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伟大创造者 , 苏美尔人 . 似乎既不是印欧人的一支,也不是闪米特的一支 , 这一点很奇怪 . 他们的语言和汉语相似 ,这说明他们的原籍可能是东方某地 . 这段话至少透露了一个重要的信息 : 苏美尔人的语言和汉语相似 , 肯定与汉语民族有关 .
众多主张巴比伦文明东来论的学者中 ,突出的代表是刘志一先生 . 这位半路出家而名操古史界的株洲工学院教授 , 以研究古文字特别是古彝文见长,中国远古遗存下来的八种崖壁天书 , 他破译了其中五种 ,他在1991年5月23日发表了 社会科学报的苏美尔文明源于中国远古文明一文指出 , 无论是从时序 ,体制 ,语言方面来看 ,苏美尔文明都可能源于中国远古文明 ,苏美尔是古汉藏人 , 即半坡人 , 大地湾人 . 大汶口人的一支 ,被洪水逼迫 , 沿黄河而上 , 经伊朗高原到达两河流域即米索不达米亚定居下来 . 另一支则漂洋过海到大洋洲,成为波里尼西亚人 , 现已被DNA法分析证实 .他们的身材较闪族人 , 亚利安人为矮小 , 基本上都属于圆颅或长颈直鼻型 . 这与
苏美尔人的体质特征是基本一致的 ,苏美尔人文字出现于距今5500年前 ,与中国远古文字及古彝文,夏代官方文字,殷甲骨文的性质,内容 , 书写方式及工具完全一样 . 从时序先后来看 ,只能证明苏美尔文字是来源于中国远古象形符号与刻划符号融合期间 .以后 ,又不断受中国古彝文的影响 ,才逐步被闪族人 ,雅利安人简化为巴比伦字母 ,成为
西方文字的始祖 . 苏美尔文明是中国远古文明西传后与当地土著文明相结合的产物 .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13 18: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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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有喜欢彝族文字的朋友请进!
由communication发表于2008-1-14 10:46:24 不过三星堆文化与彝族的关系，只要懂点彝文的人看了那些出土青铜器上的文字便会第一个联想到是彝族文字的。
这个我觉得不奇怪,按照一般的说法,四川的古文明应该是古羌人所创造的,彝族与古羌应该有很深的关系,现在的羌族谁能肯定他们来自的古羌的基因比西北的汉族多,西北的甘肃,青海在西汉都是羌族的地盘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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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究竟是谁发明了水稻种植？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争论了 100多年。 1973年，浙江余姚河姆渡原始遗址的发现，使中外学者不得不重新下结论：最早的种稻人就是长江下游的中国先民。
距今 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的出土物中，有大批稻谷、米粒、稻根、稻秆堆积物。这些丰富遗存，证明早在 7000年前，我国长江下游的原始居民已经完全掌握了水稻的种植技术，并把稻米作为主要食粮。最早的水稻种植仅限于杭州湾和长江三角洲近海一侧，然后像波浪一样，逐级地扩充到长江中游、江淮平原、长江上游和黄河中下游，最后形成了今天水稻分布的格局。简言之，长江下游及其附近地区是我国也是世界栽培水稻的起源中心。
水稻在我国推广种植后，很快传到了东亚近邻国家。大约在 3000多年前的殷周之交，我国水稻北传朝鲜、日本，南传越南。汉代，中国粳稻传到菲律宾。公元 5世纪，水稻经伊朗传到西亚，然后经非洲传到欧洲。新大陆被发现后，再由非洲传到美洲以至全世界。
粟，去皮后称为小米。它最初是由野生的狗尾草“驯化”而成为粮食作物。这“驯化”之功，首推中国人。粟的种植为中国人首创。据最新的考古资料，世界上发现的最早的人工栽培粟，出土在我国河北武安磁山遗址，距今 7300年左右。磁山遗址是 1976年至 1978年发掘的，那里储存粮食的窖穴有 88个，所藏全部为粟。这是中国粟出土年代最早的实物，也是世界上最早的粟。这证明， 7000多年前，粟已成为我国北方人民的主要食粮。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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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西山坪遗址生物指标记录的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
李小强;周新郢;周杰;John Dodson;张宏宾;尚雪
通过花粉、农作物种子和植硅石等农业活动生物指标记录研究,结合高精度AMS14C测年,重建了甘肃西山坪遗址5250~4300calaBP时段的农作物类型和农业栽培特征.5100calaBP以来农业活动增强,5070calaBP出现中国西北最老的稻作农业遗存.4600calaBP左右针叶林突然消失和栗树扩张是先民选择性砍伐针叶树,保留并栽培栗树的结果.西山坪遗址4650~4300calaBP期间种植有粟、黍、水稻、小麦、燕麦、青稞、大豆和荞麦等8种粮食作物,囊括了东、西亚2个农业起源中心的主要作物类型.不仅证实小麦和燕麦早在4650calaBP已传播到中国西北地区,也揭示了中国最早的农业多样化可能出现在新石器时代的甘肃天水地区.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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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古人的传说,甘肃天水地区正是古代伏羲氏、神农氏活动的区域。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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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山文化
磁山文化
中国华北地区的早期新石器文化。因首先在河北武安县磁山发现而命名。1933年首次发现于河北武安磁山的磁山文化大约出现在前5400~前5100年，它与裴李岗文化一样是华北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重要文化。磁山文化主要分布在冀南、豫北等地。1973年发掘。年代约为公元前5400～前5100年。居民经济生活以原始农业为主，农作物有粟。以石镰、石铲、石刀、石斧与柳叶形石磨盘为生产工具，石磨盘附有三足或四足，造型独特。饲养狗、猪等家畜，兼事渔猎。制陶业较原始，处于手制阶段；椭圆口盂、靴形支座、三足钵与深腹罐等为典型陶器。陶器表面多饰绳纹、篦纹及划纹等。住房是圆形或椭圆形的，都是半地穴式建筑。储藏东西的窖穴发现较多。该文化与裴李岗文化关系密切，有人把两者连称为“裴李岗·磁山文化”。其发现，填补了中国早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重要缺环。
磁山文化遗址，位于河北省南部武安市磁山村东约1公里处的南洺河北岸台地上，东北依鼓山，距武安城17公里，是我国最初发现的一种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距今约7300年，突破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考古的年代，因其具有典型的代表意义，考古学上定名为“磁山文化”，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2年发现的磁山文化遗址，总面积近14万平方米。1976年至1978年在这里进行了三次发掘，至1978年底，发掘面积达6000平方米，文化层厚1至2米，不少窖穴深达6至7米。出土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动物骨骸、植物标本等约6000余种，为寻找我国更早的农业、畜牧业、制陶业的文明起源，提供了可贵的线索。如果说，在7000多年前，地球上许多地方还是鸿蒙未开的话，而这里的人们已经种植谷物，饲养家禽，制作生产、生活用具，烧制陶器……进入了人类最早的文明。
我国已故著名考古专家夏鼐先生指出：“磁山文化遗址的发现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大突破。”它为研究和探索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丰富、宝贵的地下实物资料。
在遗址发现了两座房基址，均为半地穴式房屋。在房基遗址器物中，有一烧土块，沾有清晰可辨的席纹，说明在7300年前这一带即编制苇席，由此也可想像苇席给人们生活带来的极大便利，考古学家称此器物为全国之最。
磁山遗址共发掘灰坑468个，发现其中88个长方形的窖穴底部堆积有粟灰，层厚为0.3至2米，有10个窖穴的粮食堆积厚近2米以上，数量之多，堆积之厚，在我国发掘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中是不多见的。粟的出土尤其是粟的标本公诸于世之后，引起了国内外专家的极大重视。以往认为粟起源于埃及、印度，磁山遗址粟的出土，提供了我国粟出土年代为最早的证据。这一发现，把我国黄河流域植粟的记录提前到距今7000多年，填补了前仰韶文化的空白，也修正了目前世界农业史中对植粟年代的认识。
在发掘的灰坑中，还发现两座坑底部有树籽堆积层，可辨认的有榛子、小叶朴和胡桃。胡桃就是现今的核桃，以往认为核桃是汉代张骞通西域时传入内地的，磁山遗址胡桃的出土，证实7000多年前这一带就有种植。
农业的发展，又为人们饲养家禽提供了物质条件，遗址中发现了大量被人们食用后遗弃的多种动物骨骸，其中家鸡、家猪、家犬的骨骸最引人注目。磁山遗址出土的家鸡骨骸是至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家鸡骨骸，比原来认为的世界最早饲养家鸡的印度，要早3300多年。
陶器是中国人的发明，是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磁山遗址出土的陶器多为沙质陶器，少数为泥制陶器，均为手工制作，以素面为主，出土的陶器中有圆底钵、三足钵、钵形鼎等，其中陶盂和陶支架组成的陶器群，独具特色，最有代表性。
遗址中出土的石器有打制石器、磨制石器和打磨兼制石器，主要器形有磨盘、磨棒、斧、铲、凿、锛、镰等，其中磨盘和磨棒是粮食加工工具，有重大的考古价值。
从磁山遗址出土的标本和大量器物看，早在7000多年前，河北南部太行山东麓一带就有了比较发达的农业，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脱离了农业经济的初始阶段，有相当一部分人已从事专项手工劳动，原始手工业已成为原始农业、渔猎、采集生产及其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磁山文化遗址的丰富内涵，为研究和探索我国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提供了新的重要的链环。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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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县古称共县，“共县本为共工氏故地”。《左传·昭公十七年》载：“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淮南子·天文训》云：“昔者共工与颛顼争为帝，怒而触不周之山，天柱折，地维绝。”《史记·五帝本纪》云：“讙兜进言共工，尧曰不可而试之工师，共工果滛辟。……于是舜归而言于帝，请流共工于幽陵，以变北狄。”《山海经·大荒西经》说：“有禹攻共工国山。”由此可知，共工最早曾与颛顼争帝，继而乃为尧之水官，旋又被尧、舜所流放，最终遭禹之攻逐。其经历既然如此之久，断非一人所为。因此共工大概就是一个氏族、部落或者部族、古国之名。共工氏主要活动在太行山东麓一线，从时间和空间地域来考察，辉县孟庄城址应为共工氏的中心聚落。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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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工氏，姜姓，是炎帝的后裔。《国语·鲁语上》载：共工氏之伯九有。伯九有也就是霸九州。实际上是说共工氏一度是九州的伯(霸)主，即中原部落联盟的一个首领。这反映了九个氏族住在九个地方，共工氏在其中居于首要地位。徐旭生说共工氏居住地在今河南省辉县。郭沫若说：共工氏长期活动的地方是今河南西部的伊水和洛水流域。这个地方古代称为九州，可能来源于共工氏的九个氏。后来，这里往西的山区中还有九州之戎，大概是共工氏的余部延续下来的。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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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春天，在郑州新郑西北7．5公里的裴里岗，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种距今七、八千年的新的文化遗存，这种新的文化遗存在郑州地区发现了30余处，如新密莪沟北岗遗址、马良沟遗址、新密老城遗址、高沟遗址，巩义铁生沟遗址、北营遗址，登封双庙沟遗址、朝阳沟遗址，中牟业王遗址，等等。由于这类文化遗存以磨制石器为代表，因此被确定为新石器文化。又因为文化面貌以最早发现的裴李岗遗址最为典型，所以被统称为“裴李岗文化”。
多种多样的磨制石器
磨制石器的出现，是新石器时代的主要标志之一。在裴李岗遗址中，出现大量的经过磨制的石器。器物有磨盘、磨棒、铲、镰、刀、斧、弹丸等，其中以磨盘、磨棒、铲、镰最为典型。石磨盘平面多为前宽后窄的椭圆形，盘底附有四个矮足；有的平面狭长，后端平齐如柳叶状，盘底无足。最大的长76厘米，高8．5厘米。磨棒呈扁圆柱状，两端较粗，有的长达38厘米。磨盘琢制得形状规整，使用面平
整光滑，与光滑圆润的磨棒配套使用，是加工农作物的工具。石磨盘仅在裴李岗一处就出土40多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七、八千年前裴李岗先民原始农业已发展到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谷物加工技术也相当发达。
中原地区最早的陶器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历史上划时代的伟大发明。从新石器时代开始到秦汉以前，陶器一直是人们主要的生活用具。
裴李岗的陶器，是目前河南境内发现最早的陶器之一。从制作工艺和器物造型来看，裴李岗陶器已经是一种比较成熟的陶器。裴李岗时期的陶器以泥质红陶为主，也有掺砂粒的夹砂陶。陶土经过选择和淘洗，泥质细腻。陶器大多采用泥条盘筑法制成，也有的直接用手捏塑而成。器物表面经过打磨，多为素面，少量的有篦点纹、篦纹、指甲印纹、划纹、乳钉纹和绳纹装饰。器型主要有鼎、罐、壶、三足钵、碗、勺等器型的生活用具。
鼎是当时常用的炊器，相当于现在的锅。鼎腹部下方有三足，可放在地面上，直接在下面烧火做饭。河南博物院有一件保存完好的裴李岗时期的陶鼎，为夹砂红陶，手工泥条盘筑而成；大口卷沿，底圆而鼓，下附有三个长方形扁状足，腹部装饰有三圈乳钉凸饰。这件陶鼎被视为裴李岗文化的典型器物。
裴李岗遗址中还出土有一些陶塑艺术品。陶塑的猪首栩栩如生，陶塑羊首耳部突出，活灵活现。陶塑老人头像，扁头方脸，前额平坦，眉脊粗壮，宽鼻深目，口眼生动，是我国发现最早的陶塑人像之一。
母系氏族的社会生活
距今七、八千年前，裴李岗时期的人们已经掌握了原始的建筑技术，彻底脱离了茹毛饮血、穴居野处的生活状态。裴李岗先民在建造房屋时，先在地上挖出圆形或方形的“土坑”，在土坑的周围和中央竖起柱子，然后用树枝、干草搭成窝棚，最后用泥土糊抹表面。因为这样的房子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所以称为“半地穴”式房子。这些房子面积不大，但有烧火的灶台，房屋内的地坪，平整坚实，有的还铺有一层白胶泥垫土。这些房子门口朝南，靠阶梯式或斜坡式门道进出房屋。这些半地穴式房屋在今天看来似乎太过简陋，但在当时却已是非常了不起的创造，比之较早时期穴居山洞、餐风饮露生活条件已经好了许多。
裴李岗时期，男女已经有了明确的分工。当时的墓葬内一般随葬有石器、陶器等。男性墓中，多随葬石铲、石镰、石斧等；女姓墓中多随葬石磨盘和一定数量的陶器。这是由于当时男女双方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扮演的角色不同造成的：男子主要从事渔猎、农耕和房屋建筑等重体力劳动，而采集、家畜饲养、陶器制作和家务劳动则主要由女性完成。
从多处裴李岗文化遗址的发掘情况来看，当时的裴李岗人已形成一定规模的定居村落，过着较为安定的农耕生活。他们用石斧来砍伐田间的草木荆棘，然后用石铲翻耕土地，种植粟类作物。他们用石镰、石刀收割谷物，用石磨盘和石磨棒来加工粮食。裴李岗先民们已经开始饲养猪、羊、鸡、狗等家畜。
在裴李岗遗址中还发现有梅、酸枣、核桃等果核，说明采集野果仍是人们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经济活动。枣类果实的发现，把新郑枣乡的历史上溯到了八千年以前。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2:01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中国迄今发现的最早的契刻符号在河南;传说中黄帝时代的仓颉造字在河南;第一套完善的汉文字系统甲骨文出土在河南
迄今中国最早的契刻符号出现于距今约8000年的斐李岗文化墓葬中随葬的龟甲骨器上，“这些符号同后世甲骨文在某些方面颇有近似之处”
舞阳贾湖遗址出土的契刻符号被确定为中国及至世界最早的甲骨契刻符号文字
郭沫若曾断言:"在甲骨文之前,汉字已经历了两三千年的发展过程。"在舞阳县裴李岗文化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16例刻画而成的符号,这些符号极有可能是文字。贾湖遗址刻画符号距今约8000年左右,对于汉字起源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贾湖遗址位于河南省舞阳县北舞渡镇的贾湖村，是1979年秋该村的小学教师贾建国带领学生开荒种地虹发现的，贾湖遗址被列为“中国二十世纪一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 贾湖遗址的发现为我们了解祖先的生活提供了极为丰富的资料。此处出土的8000年前的骨笛是世界上迄今发现最早、保存最完整的乐器，被称为“中华第一笛”； 此处发现的龟甲上的契刻符号可能是中国最早的文字；龟灵崇拜则是原始的宗教信仰；稻作遗存、狩猎、捕捞和聚落布局反映了当时人类社会生活的情况。
考古资料显示，8000年前，生活在中国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创造出的文化，超乎现代人的想象。其音乐文化、稻种文化和宗教文化已相当发达，表明淮河流域是中华民族摇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考古专家在对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进行了多年考古发掘和研究后得出的结论。
据测定，贾湖文化存在的年代为距今9000年至7800年。当时这里是亚热带气候，动、植物等自然资源丰富，极宜人类生存。1983年以来，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贾湖进行了7次大规模考古发掘，发掘面积2300多平方米，发现房基40多座，窖穴300多座，陶窑近10座，墓葬300多座，陶、石、骨等各种遗物数千件。原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著名考古学家俞伟超称，贾湖文化提供了一个黄河、长江之间新石器时代早期的、居当时文化发展前列的相当完整的实例，对于研究中国新石器文化起源，以及黄河、长江流域新石器文化的关系有着重要意义。
吹奏乐器，在我国古文献中有很多记载。如《世本》说"女娲作笙簧"，《通历》说"帝喾造埙"。人们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中出土了大量的陶埙，有力地印证了文献中的有关记载。我国著名音乐家吕骥对半坡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陶埙进行了测音研究，用音叉测得的音和用闪光测音机测定的结果证明，当时的音阶与我们现在的五声音阶中的小三度音程接近。
如果说距今6000年前后的仰韶文化时期，人们制造的陶埙已经达到了与现在五声音阶完全相同的水平是一件令人惊讶的事情的话，那么，在距今8000年左右的贾湖遗址发现的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骨笛，不得不让人叹为"听"止了。
在中国河南贾湖发现的乌龟壳上的符号，很可能是迄今为止人类所知最早的文字。目前，世界上公认最早的文字是出现在古代中东地区的楔形文字，距今5000～6000年；学界公认的中国最早的古文字是商代中晚期的殷墟甲骨文，距今不过3300年左右，而贾湖甲骨的年代却距今8000年以上。
在贾湖遗址出土的遗物中，发现了16例刻画而成的符号。这些符号分别刻于14件龟甲、骨器、石器和陶器上。其中龟甲符号9例，骨器符号2例，石器符号2例，陶器符号3例。有些从其形状看，具有多笔组成的结构，应承载契刻者的一定意图。如刻于龟下腹甲右侧的近似甲骨文的"目"字、刻于残腹甲上的"曰"字等。关于这些符号的性质，发掘者认为具有原始的性质，与商代甲骨文有某种联系，而且很有可能是汉字的滥觞。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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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陵氏的族属、地望及其迁徙
蔡运章
内容提要：
黄帝元妃“嫘祖”为西陵氏之女，因嫘与蟜、娲及陵与蜂的名义相通，故黄帝妻家西陵氏当是远古时代女娲、有蟜氏的族裔。黄帝族居住在今郑州地区，西陵氏居住在今豫西南地区。西平本是西陵氏的故乡，也是嫘祖文化的重要发祥地。湖北、四川、淅江等地的“嫘祖”传说，当是春秋战国以降西陵氏的支族向四方迁徙的产物。
西陵氏之女嫘祖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黄帝的元妃。她因发明养蚕抽丝、制做衣裳，泽披后世子孙，而被尊为“蚕神女圣”。然而，关于西陵氏的族属、居住地望及其迁徙等问题，古史记载语焉不祥。我们谨就这些问题，略述管见。
一 引 言
养蚕抽丝，制作衣服，是中华先民的伟大发明。因用丝绸制作的衣裳，质地柔软，轻薄光滑，色泽明亮，而倍受世人的靑睐。丝绸的伟大发明，不仅泽披炎黄子孙，而且早在汉唐之世，就伴随着驼铃的声响，远泊西方世界。著名的“丝绸之路”就是因为我国古代的丝制品，被商贾贩客从京都洛阳、长安，经过这条大道源源不断地运向西方而得名。今天，我们怀着无限敬仰的心情，来追寻“蚕神女圣”的足迹，探讨她的族属、地望及其迁徙诸问题，自然是很有意义的。
黄帝娶“西陵氏”之女为妻。《史记.五帝本纪》载：“黄帝居轩辕之丘，而娶西陵之女，是为嫘祖。嫘祖为黄帝正妃”。《后汉书.礼仪志上》载：“皇后帅公卿诸侯夫人蚕。祠先蚕，礼以少牢”。《隋书.礼仪志》说：“皇后乘翠辂，率三妃……三公夫人、三孤内子至蚕所，以一太牢亲祭，进奠先蚕西陵氏神。”刘恕《通鉴外纪》云：“西陵氏之女嫘祖，为黄帝元妃，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后世祀为先蚕”。唐元稹《长庆集》卷二三《织妇词》也有“蚕神女圣早成丝”的佳句。这些文献记载都说明黄帝元妃嫘祖，因“始教民养蚕，治丝茧以供衣服”，故被后世尊为“先蚕”和“蚕神女圣”。
二、 西陵氏与有蟜、女娲部族
黄帝的元妃“嫘祖”是西陵氏之女。但是，要澄清“西陵氏”的族属及其得名的缘由，还得从黄帝及其母族“有蟜氏”谈起。《国语.晋语四》载：
昔者少典娶于有蟜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
这是最早记载黄帝、炎帝事迹的权威文献。韦昭注引贾侍中（逵）云：“少典，黄帝、炎帝之先。有蟜，诸侯也。炎帝，神农也。……姬、姜，水名。成，谓所生长以成功也”。这说明“少典”与“有蟜氏”是互为婚姻的两个原始部族，“少典”是黄、炎二帝的父族，而“有蟜氏”则是他们的母族。
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古老部族。《山海经.中次六经》载：
缟羝山之首曰平逢之山，……有神焉，其状如人而二首，名曰骄虫，是为螫虫，实惟蜂蜜之庐。
郭璞注：“言群蜂之所舍集，蜜，赤蜂名”。郝懿行疏：“按｀赤’疑亦字之讹。蜂凡数种，作蜜者即呼蜜蜂，故蜜亦蜂名。”“骄”，通作蟜。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小部》：“骄，假借为蟜”。可以为证。这说明“蟜虫”即蜜蜂，也是平逢山之神名。这种螫人的飞虫成群集结，致使山上到处都成了蜜蜂的舍庐。《说文.虫部》说：“蜂，飞虫，螫人者。”。《荀子.议兵》说：“惨如蜂虿”。《史记.秦始皇本纪.正义》说：“蜂，虿也”。是“蜂”亦名为虿。《说文.虫部》：“蟜，虫也”。《左传.襄公九年》载：郑国的“公孙虿，，字“子蟜”。故“蟜”当是蜂的异名。由此看来，居住在平逢山上的有蟜氏是以蜜蜂为图腾的古老部族〔1〕，是显而易见的。
伏羲、女娲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我们既可把他们看作两个人名，也可视其为我国远古时代两个互为婚姻的原始部族。需要指出的是，“有蟜氏”就是远古时代的有媧氏。皇甫谧《帝王世纪》载：“有乔氏之女名女登，游于华阳，有神龙首，感女登于常羊，生炎帝”〔2〕。司马贞《史记.三皇本纪》则作“炎帝神农氏，姜姓，母曰女登。有娲氏之女为少典妃，感神龙而生炎帝”。司马氏自注：“按《国语》炎帝、黄帝皆少典之子，其母又皆有娲氏之女”。可见“有蟜氏”亦可称为有娲氏。然而，“有蟜氏”为什可以称有娲氏？也就是说，为什么“有蟜氏”就是有娲氏？司马贞没有具体说明，致使许多人困惑不解。其实，这是因为“蟜”、“娲”名义相通的缘故。我们知道，“娲”是女娲的专名，其字本作蜗。《说文.女部》：“娲，古之圣女，化万物者也”。据楚帛书《创世篇》记载：伏羲“娶摣尾子囗之子曰女皇”。“女皇”即女娲。因“摣尾子”本是以捞取沼泽湖泊中的螺类动物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原始部族，“螺”就成为他们的图腾标识。“螺”本作蠃，是蜗的别名。《说文.虫部》：“蜗，蠃也。从虫、呙声”。段玊裁注：“蠃者，今人所用螺字”。薛琮《文选.东京赋》注：“蜗者，螺也”。是其佐证〔3〕。这说明“摣尾子”亦可称为有蜗氏，故其女得名“女蜗”。相传，因“女蜗”与伏羲结婚，繁衍子孙，形为后来的中华民族，故被后世尊书为“女娲”。同时，因“蟜”是蜂的别名，与蠃的名义相通。《说文.虫部》“蠃，蜾蠃也。”《虫部》还说：“蜾，蜾蠃、蒲卢，细腰蜂也”。蜾，同果。《尔雅.释虫》：“果蠃”。郭璞注：“细腰士蜂也”。大盖因蜂的幼虫与螺相类，古人就把蜂与螺视为同类动物，都统称为｀蠃’。这就是“有蟜氏”亦可称有娲氏的根本原因〔3〕。
“西陵氏”亦可名为女娲、有蟜氏。《山海经.海内经》载：“黄帝娶雷祖，生昌意”。《史记.五帝本纪》作：“黄帝……娶西陵氏之女，是为嫘祖”。《正义》：“西陵，国名也。嫘，一作｀傫’”。《索隐》引皇甫谧云：“元妃西陵氏女，曰累祖，生昌意”。这说明雷、嫘、傫、累，均可通作螺。《庄子.则阳》：“有所谓蜗者”。《经典释文》引《三苍》云：“蜗，小牛螺者”。是“嫘祖”即蜗祖。崔豹《古今注.鱼虫》说：“蜗牛，陵螺也”。这说明“蜗牛”亦可名为陵螺。同时，因“蟜”本是蜂的异名，而蜂、陵的名义是相通的。《释名.释山》：“陵，隆也”。《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徐广曰：“蜂，一作隆”。《说文.生部》：“隆，丰大也”。《广韵.东韵》：“隆，丰也”。郝懿行《尔雅.释诂上》疏：“丰，又与封同”。《古文宛.蜀都赋》：“蜂豕应雁”。章樵注：“蜂、封古字通用”。这些皆是蜂、陵名义相通的绝好例证。我们知道，黄帝族居住在今河南新郑一带，有“蟜（娲）”氏居住在以“平逢山”为中心的豫西南地区（详后）。这样，以“陵螺”为图腾的有娲氏，因居住在黄帝族的西部故称西陵氏。因此，有学者认为“黄帝母家与妻家是同一部族――有娲族”〔4〕的推测，应是正确可信的。
三 女娲、有蟜与西陵氏的居住地域
澄清女娲、有蟜和西陵氏的居住地域，对探索中华民族的起源与形成等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远古时代的有娲部族，就居住在今天的豫西南地区。《世本.氏姓篇》载：“女氏，天皇封弟娲于汝水之阳，后为天子，因称女皇”（清张澍稡集补注本）。“天皇”指伏羲，“弟”通作娣。“汝水”源于今河南嵩县龙池漫山西麓，古道流经汝阳、郏县、舞阳、汝南、新蔡至淮滨县而入淮河。“汝”本当作女，汝水当因是远古时代女娲族的居住地域而得名。这说明女娲氏居住的地域，南达汝水沿岸。《隋书.地理志》河内郡济源县有“母山”，即王母山。北宋《新定九域志》卷一说：孟州有“皇母山，又名女娲山，其上有祠，民旱水祷之”。这里的“母山”、“皇母山”是指今河南济源、孟州境内的太行山南麓。也就是说，这里的太行山亦名女娲山。可见女娲氏居住的地域，北抵太行山南麓。《史记.魏世家》载：“昭王十六年（前303年）秦拔我蒲坂、阴晋、封陵”。《正义》：“封陵在古蒲坂县河曲之中”。“封陵”亦名风陵。《水经注.河水》载：潼关“北隔河有层阜，巍然独秀，孤峙河阳，世谓之风陵，戴延之所谓风塠者也”。杨守敬按：“《燕策》、《史记.魏世家》、《秦本纪》、《年表》作｀封陵’”。王国维校：“｀风塠’，《御览》引此作风堆，又引戴延之《西征记》云：｀伏羲、女娲，风姓也’。此当是女娲之墓。……《寰宇记》云：｀河东县三里风陵，是女娲之墓，秦汉以来俱系祀典’”。这说明“女娲墓”在今山西芮城县西南的黄河岸边，世谓之“风陵”，秦汉以来受到“祀典”。唐《元和郡县图志》卷十《河南道六》载：任城县“承注山，在县西南六十七里，女娲生处。案今山下有女娲庙。女娲陵在县东南三十九里”。这里的“女娲庙”、“女娲陵”在今山东济宁市东南。由此可见，距今约八、九千的女娲氏，当居住在今南自汝水、北抵太行、西起潼关的河南西南部地区，后来其东部边沿可能达到山东西部。考古学发现以河南舞阳贾湖遗址为代表的裴李岗文化，可能就是女娲、伏羲部族的文化遗存。
有蟜氏和西陵氏居住的平逢山，就是位于今洛阳市的北邙山。《山海经.中山经》说；“平逢之山，南望伊、洛，东望谷城之山”。郝懿行疏：“平逢山即北邙山，郏山之异名也。《地理志》云：河南郡谷城，盖县因山为名，山在今河南洛阳县西北。”这里的“伊、洛”指伊水和洛水。《左传.定公八年》载：“单子伐谷城”。杜预注：“谷城在河南县西”。《后汉书.郡国志》说：“谷城，瀍氷出”。这说明“谷城”在今洛阳市西北部。《太平寰宇记》说：“邙山在河南县北十里、洛阳县北二里，一名平逢山，亦郟山之别名也”。这说明“平逢山”乃洛阳北邙山的别名，位于伊、洛之北包括今新安县东部和孟津县全境的邙山岭上。由此可见，距今约六、七千年的有蟜和西陵氏，当居住在以洛阳北邙山为中心的豫西地区。这里发现以渑池仰韶、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和汝州洪山庙为代表的仰韶文化，可能就是有蟜、西陵氏的文化遗存。
夏禹之妻“女憍氏”，亦为有娲氏之女。《大戴礼记.帝系篇》载：“禹娶于涂山氏之子，谓之女憍氏，产启”。“憍”，通作娇。《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说：“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这说明大禹治水时，娶“涂山氏”之子女憍（娇）为妻。颇为有趣的是，这位“女憍”亦名为女娲。《史记.夏本纪.正义》引《帝系》作：“禹娶涂山氏之子，谓之女娲，是生启”。同书《索隐》说：“《世本》曰｀涂山氏女名女娲’，是禹娶涂山氏号女娲也”。这里所谓“涂山氏号女娲”，就是说“涂山氏”本是居住在涂山地区的女娲部族之义。
然而，“涂山”的地望在哪里？以往却有不同的说法：或以为在在今安徽寿县，或以为在今安徽怀远县，或以为在今四川江北县，或以为在今浙江绍兴，或以为在今河南嵩县。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我们认为，当以在今河南嵩县说为是。这是因为“涂山”不仅是大禹妻家的居住地，而且也是大禹会合诸侯的地方。《左传.哀公七年》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玊帛者万国”。《国语.鲁语下》说：“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这里的“会稽山”即涂山。《水经注.淮水》说：“涂山有会稽之名”。杨守敬疏：“《述异记》上：｀禹会涂山，防风氏后至，禹诛之’”。是其确证。从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看，夏部族的活动中心当在今嵩山周围的伊洛、汝颍流域。因而大禹治水的活动地域，绝不可能远涉到今安徽、江淅一带。《逸周书.度邑解》记载周武王的话说：“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杜预《左传.昭公四年》注：“三涂，在河南陆浑县南”。《水经注.伊水》载：“陆浑之西南王母涧，涧北山上有王母祠，故世因以名溪。……伊水历其下，历峡北流，即古三涂山也”。这里的“王母”即禹妻涂山氏。顾颉刚先生说：“禹娶涂山，从禹传说的核心来看，应该在这边（三涂山）才对，所以我以为涂山即三涂山的简称”〔5〕。因此，“涂山”即三涂山，在今河南嵩县西南约5公里。这就是说距今约4100年前后的虞夏时期，我国远古时代著名的有娲部族，仍居住在今天的豫西南地区。
由上所述，我国远古时代的女娲、有蟜、西陵和涂山氏的演变脉络，清晰可见，信而有征。它说明这个繁衍中华先民的核心族群，自距今约八、九千年的裴李岗文化时代，直到距今约4100年前后的虞夏时期，大体上都居住在今河南省西南部的广袤地区。这也说明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应是华夏文明起源和形成的中心地带。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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羲皇故里——天水的历史之最
1、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阴阳八卦文化最早的发祥地
2、大地湾原始人遗址创造的历史之最
A、世界最早的水泥地面
B、世界最早的油菜籽和黍
C、中国文明和文字的源头之一
D、中国最早的连环画
E、中国最早的宫殿式建筑
F、中国最早的彩陶
G、中国雕塑的发源地之一
H、中国最早的绘画
I、中国农业和畜牧业的发源地之一
K、中国纺织技术的发源地之一
L、中国最早的礼器
M、中国最早的度量衡
N、中国最早的暖气设备
O、中国最早的打击乐器
P、中国最早的十进制
Q、世界最早的防火涂料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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稷为五谷之首。最早的稷是指黍的一种，一般是指杆上无毛而献穗，其粘性不及粘黍的那种。其实黍有三种古"代叫法各异，后来便不加区分地称之为黍了。
“稷”谷神与山西
稷，据史书记载，有4种解释。一是指我国古老的食用作物，即黍子的变种(一说是没黏性的黍子)；或粟的别称；或指高粱。程瑶田《九谷考》：“稷，今人谓之高粱，或谓之红粱。”《广雅释草》：“稷穰谓之?。”《尚书酒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种植黍稷。”二是主管农事的官。《左传昭公二十九年》：“稷，田正也。”三是五谷之神。在我国古代，五谷是指稻、稷、麦、豆、麻；或者麻、黍、稷、麦、豆。后“五谷”泛指谷物。《礼记祭法》：“是故厉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农，能殖百谷；夏之衰也，周弃继之，故祀以为稷。”《左传二十九年》：“周弃亦为稷，自商以来祀之。”四是古地名，春秋晋地，在今稷山县南稷山下。前594年秦桓公伐晋，晋景公治兵于此。稷山，又名稷王山、稷神山。海拔1279米。相传后稷教民稼穑于此，古有稷祠和稷亭，故名。北魏时在这里置高凉县，隋改稷山县至今。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所谓“稷”，一是指植物，主要是黍子。也有认为是“粟”或“高粱”。二是一种主管农事的官，叫“田正”。这个官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从厉山氏即炎帝之子“农”开始设置，到周人的先祖“弃”(即后稷)继之。三是五谷神，是从“田正”演变而来的。奉祀的应是“农”和“周弃”。四是古地名，在山西稷山县。与后稷教民稼穑于稷山是一致的。这里至少说明后稷与山西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中国农业文明的开山鼻祖是炎帝，号称神农氏，他应是中国最早的稷神。而“农”和后稷只是继承了炎帝的事业，在教民稼穑方面做出过突出贡献，人民也把他们当成稷神祭祀。
炎帝，传说中上古姜姓部族首领，五帝之一。号烈山氏，一作厉山氏。相传少典(炎帝之父)娶有?氏而生。原居姜水流域，后向东发展到中原地区。曾与黄帝战于阪泉，被打败。一说阪泉在河北琢鹿，一说阪泉在运城盐池。
炎帝出生和兴起的地方在哪里，一有湖南说，二有陕西宝鸡说。现在山西有的学者又提出了第三说，说炎帝出生与兴起于晋东南地区。笔者认为，不管炎帝出生与兴起于什么地方，中国的北方地区是其主要活动区域，这一点是应该肯定的。即使炎帝出生于陕西姜水流域，但后来他向东面的山西、河北、河南等地发展了，他的事业和“孵化场”应在陕西的东面，特别是晋东南地区是值得重视的一个地方。这里有独特的农业发展的地理环境和自然环境，有许多炎帝的传说和文化遗迹，在当地百姓的生活中，至今仍传承着不少与炎帝有关的习俗。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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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氏族的考古学初探
在古史传说和史前考古的结合方面，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特别强调了80年代考古工作的两项成果，一是经山西省境连接中原与北方两大文化系统红山与仰韶文化遗存的研究，一是山西红山文化坛庙冢遗迹的发现[15]。据古文献记载和专家论证炎帝、黄帝均为太昊伏羲氏的后代[16]。如果我们将五帝时代与龙山文化、红山文化诸考古学文化联系起来，那么无疑伏羲氏族的考古学文化只能从早于龙山文化的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或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去探讨。前面我们已讨论过，伏羲氏族最早发祥于渭水上游的天水，其时代相当于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下面我们将主要依据天水史前考古学资料就这一问题进行详细探讨。
天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考古发掘证实，先民们以氏族聚落的形式散居在渭水支流及其河谷两岸的台地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学分析，各文化之间前后相接，连续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文明成就达到较高水平，主要是我国原始农业开始兴起，渔猎畜牧经济长足发展，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彩陶艺术高度繁荣，产生了雕塑、绘画等原始艺术和作为文字雏形的刻划符号，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原始建筑技术日益提高，图腾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萌芽，等等。这些文明成就有很多和伏羲传说的文化内涵相统一，鉴于此，所以曾长期从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社科院专家研究认为：“天水和伏羲的关系亦揭示在史前时期，天水已是先民开拓发达的地区”[17]。要想探讨伏羲氏族首先要追溯伏羲氏的源头华胥氏族的分布，有专家认为：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和陕西、陇东的老官台文化是华胥部落文化[18]。以上三个考古学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基本相近，大约为公元前5800—前5000多年，而且文化面貌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是基本上同时并存和发展于不同地域内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西及甘肃陇东地区，东到陕豫接壤地带，西南可达丹江上游的一些地区。老官台文化包含大地湾一期和北首岭下层，大地湾一期遗存应属于老官台文化的偏早阶段。随着大地湾一期遗存的破土问世，学术界有时将“老官台文化”直接称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一期的碳测年代为距今8220—7350，除了大地湾遗址外，1983年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相继发现了同类遗址，而师赵村一期、西山坪二期为前仰韶向“仰韶”文化的过渡阶段，相当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大地湾一期是我国分布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师赵村一期文化类型是由大地湾一期发展而来，是大地湾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华胥部落的文化特征在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有一定反映，根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华胥”之“华”是野生麦——莱，在商周金文、甲骨文中如下各字“ ”音莱，“ ”意为采麦籽以食等，俱与华同，那么华胥实际上就是莱胥，金文中的莱作一株上穗三歧或五歧，籽实像小铃铛似的挂在穗端，这正是野生麦的特征[19]。大地湾一期遗存出土我国最早黍子植物种子和油菜籽，并且在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彩绘有类似生长植物丫形纹， 形纹，它们既象麦的形状，又与后来甲骨文中的“莱”字相似。另外大地湾一期遗存反映出来的居无定所的渔猎经济形态，也与华胥氏族游牧流动的生活写照相符。因此，大地湾文化的氏族部落可能就是华胥氏族西迁的分支，这支部落在大地湾一期和师赵村一期社会发展的基础，直接孕育了伏羲氏族。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3: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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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玛古猿
腊玛古猿(Ramapithecus，“Rama”是印度梵文史诗《腊玛耶那》中的祭神首领,阿约迪亚(Ayodhya)的亲王）生活在距今约1400万年到800万年之间。美国耶鲁大学研究生刘易斯是腊玛古猿的第一个发现者，发现地点是在印度的西瓦立克山区，时间是1934年。同类的化石在中国的绿丰、开远遗、以及土耳其安那托利亚地区、匈牙利路达吧尼亚山区也有发现。化石主要是一些上、下牙齿。
腊玛古猿的化石和当时的地层资料告诉我们，腊玛古猿主要生活在森林地带，森林的边缘、林间的空地是它们的主要活动场所。这是一种正向着适于开阔地带生活变化的古猿。野果、嫩草等植物是它们的重要食物。同时，它们也吃一些小的动物，把石头做为工具，用它来砸开兽骨,吮吸骨髓。由于腊玛古猿的肢骨还没有发现过，所以人们只能根据一些有关古猿的知识来判断，推测它们身高约高1米，体重在15至20公斤之间，能够初步用两足直立行走。
腊玛古猿在人类祖先演化的历史中很重要的地位，是人类分化出来的第一阶，恩格斯称它们为“为正在形成的人”。
腊玛古猿的分类和系统地位一向是有争论的。最初在1934年,刘易斯根据印度发现的那个上颌骨,认为它的齿弓和牙齿具有像人的性状，因此提出腊玛古猿可能是人科化石。但这一看法在当时争论一阵后被遗忘了。到了60年代初期，E.L.西蒙斯重新研究这块标本，并支持刘易斯的观点，认为它比任何其他的早期人猿超科化石更像人，因此腊玛古猿被看作为人科最早的代表。这种见解后来被人类学家普遍接受。认为腊玛古猿是1000多万年以前就与森林古猿分开而向人类发展的最早的人类祖先。
但是到了70年代后半期，随着分子生物学的兴起和许多新化石的发现，对腊玛古猿的人科地位提出了怀疑。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人和猿最早分歧的时间距今大约500～600万年前。这与腊玛古猿化石的地质年代发生了很大的矛盾(见人类起源)。
近年来，国外许多著名的人类学家，在研究新发现的古猿材料后纷纷发表自己对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之间的关系和它们的系统地位的看法。法国的 L.de 博尼斯(1983)提出，考虑到同一种内雌雄两性可以有很大的变异，把任何叫做西瓦古猿的标本解释为通常所说的腊玛古猿属的雄性是可能的。它们之间在牙齿尺寸上的变异可能是一种性别的差异。英国的P.安德鲁斯(1982)提出，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是同一类型的雌雄个体，与猩猩的亲缘关系比与人、黑猩猩和大猩猩的关系更为密切，因而它不可能被看做是一个直接的人类祖先。美国的D.皮尔比姆(1982)和S.利普森等认为腊玛古猿显然不是一个人科成员。但他们又谨慎地提出，如果当今所知的“腊玛形类”（“ramamorphs”，包括腊玛古猿、西瓦古猿等）中没有一个是猩猩的直接祖先，那么一个类似的晚中新世种，也许一个亚洲的种可能是猩猩的直接祖先。
与上述观点相反，美国的西蒙斯(1981)则强调腊玛古猿禄丰种和旁遮普种的下颌骨在齿弓和一些牙齿形态上很相似于早期南方古猿；在禄丰西瓦古猿头骨上宽的眶间隔和方形的眼眶等特征也与南方古猿相似，而很不同于猩猩。美国人R.E.凯(1982)则更明确地提出，根据解剖学的证据，腊玛古猿类是人科成员。
在中国，自60年代以来，人们接受了腊玛古猿是人科最早成员的看法。近年来，有些学者对禄丰发现的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进行研究后提出：这两类古猿也可能是一个种的雌雄个体，并且根据眶间隔很宽等特点，认为它们可能是向南方古猿和非洲猿类方向进化的一个代表类型。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3: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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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古猿、能人、直立人的出现
根据世界各地（主要是非、亚、欧三大洲）所发现的大量骨骼化石，特别是在东非峡谷地层中所发掘出来的古代猿类的化石，人类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大约1500万年以前，腊玛古猿从热带森林走向热带草原之后，便开始播下了人类进化的种子，这就是非亚两洲早期人类的祖先。但不知为什么，到大约800万年之前，他们便逐渐销声匿迹了。
而到了500万年以前，在非洲的广大地区又出现了一种猿类，人类学家们称之为南方古猿。从化石的特点可以看出，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生活方式，南方古猿都比腊玛古猿更加向人类迈进了一步。虽然和腊玛古猿一样，南方古猿特别是在进化历史的早期也有一部分时间是在树上度过的，但南方古猿却已经会直立行走，这样就可以借助自身的高度来观察它们栖息的热带大草原和空旷的林间空地周围的动静，以便防备猛兽的侵袭和发现它们可以捕获的猎物。有些南方古猿在进化的末期显示了具有人类特点的清晰迹象，它们的身体虽然不高，但用两腿直立时已有大约1.2米，体重大约23公斤。虽然它们仍然保留着很大的向前突出的颌部和朝后倾斜的前额，但生活行为上的变化已经开始，晚期的南方古猿已经成为经常的食肉者，这与它们的祖先以素食为生的情形相比是一个重大的变化，因为狩猎和采集食物的工作破天荒地需要使用原始工具。
至于从800万年以前到500万年以前的这300多万年期间，腊玛古猿怎样过渡到南方古猿，腊玛古猿的遭遇又是怎样的，由于没有相应的化石出土，人们对此还一无所知。
又过了300万年，即到了大约200万年以前，经过如此漫长的进化和发展之后，能人终于在地球上出现，他们不再仅仅是工具的使用者，而且也是工具的制造者，这是人类进化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分水岭。如果说，在这之前的猿类，从腊玛古猿到南方古猿，都只能称作类人猿的话，那么，在这之后的人类则可以称作原始人了。
能人会制造工具的能力具有非常深远的含义，因为这就意味着他们的拇指已经进化得能伸能屈，能够把一件工具牢牢地掌握在拇指和其他四个手指之间。人类学家们根据对现代聚群而居的狩猎社会，例如爱斯基摩人，观察和研究的结果认为，能人的生活方式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他们能够依靠某种简单的方式组织起来，具有相对稳定的群体和相对固定的住处，并且能互相合作，互相照顾，集体狩猎，分享猎物，照顾弱小和伤残者，人与人之间开始有了某种感情上的联系。为了交流和合作，声音是必不可少的，因此声带发生了某种微妙的变化，从只能发出一些简单的音节到可以说出某些较为复杂的词汇了。这也就是说，从能人开始，不仅有了人类社会的雏形，而且也已经产生了人类文化的萌芽。
然而，能人虽然已经形成了早期人类的特征，可以说是地球上最早的人类，但他们的遗骸却只能在南方古猿生活过的同样环境中，也就是说在空旷的树林和热带大草原的范围之内才能发现。由此可见，能人虽然能把他们生活环境的一部分，即石头和木棍之类，改变成实用的工具，以满足他们狩猎和宰杀的需要，但他们可能仍然是赤身裸体的，没有办法抵御寒冷，所以生存的范围也就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到大约130万年以前，直立人开始在地球上出现，他们最显著的适应性变化，是能够在气候较冷的欧亚两洲的中纬度地区生存和繁衍，这是因为他们学会了用火，不仅用于取暖，而且还学会了用火烧熟那些难以消化和不宜生吃的食物。他们还知道穿兽皮以保暖，用以挡住刺骨的寒风。这就使人类的文化又大大地往前推进了一步。
与此同时，人类在生理构造上也在继续进化之中，特别是用于思维的前脑的大小和组织进化得更快，以致使人类头部的形状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由于食用熟食，咀嚼起来要容易一些，所以颔部也相应的愈来愈小，面部特征与以往也大不相同。当然，真正成为人类标志的还不是生理构造上的变化，而是文化上的一天比一天更快的进步。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3: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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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玛古猿化石地点位于云南省禄丰县东北9公里石灰坝村的庙山坡。
遗址面积打20000余平方米，化石层厚约5米，自1975年～1982年，曾在这里进行过多次发掘，出土腊玛古猿和西瓦古猿化石1000余件，有头骨、颌骨、肢骨、牙齿等，其中一件较完整的下颌骨保留有门齿、犬齿、前臼齿共12枚。与古猿化石同时发现的还有轭齿象、三趾马、犀牛、爪兽、羚羊等十余种动物化石。
1980年4月9日，在这里发现了世界上第一具腊玛古猿头骨化石，腊玛古猿头骨化石在世界上还是首次发现，它是从猿演化到人的中间代表，具有早期人类的形态特征，属于人科，距今约800多万年。所以，腊玛古猿又被誉为人类的祖先，它的发现填补了距今1500万年前的开远古猿演化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猿人之间的一个重大缺环，对于研究古猿在进化系统中的地位以及人类起源的时间地点等有重要的意义。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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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古猿属于灵长目人科。人科不同于猿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灵长类中唯一能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最早的南方古猿化石是1924年在南非开普省的汤恩采石场发现的，它是一个古猿幼儿的头骨。达特（R.Dart）教授对化石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这个头骨很像猿，但又带有不少人的性状；脑容量虽小，但是它比黑猩猩的脑更像人；从头骨底部枕骨大孔的位置判断，已能直立行走。于是，他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汤恩幼儿是位于猿与人之间的类在埃塞俄比亚考古学也有重大发现，最早的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 其出现年代少于400万~300万年, 这个物种脑容量很小, 雄性明显远比雌性为大, 被称为“露西”(Lucy)的年轻雌性南方古猿骸骨于1974年在埃塞俄比亚出土, 由于骨骼较为完整, 使人能确立古猿的行走形式: 以足直立, 步履蹒跚, 科学家从肩胛骨及臂骨分析发现: 南方古猿仍保持灵长类远祖的攀援的特征 。之后发现非洲南方古猿 (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 据推测: 身高为145厘米, 雄性平均体重为65千克, 雌性35千克 , 脑容量为现代人的三分之一。这一人类早期化石现存于亚的斯亚贝巴的埃塞俄比亚国家博物馆内。型，并定名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那时的大多数人类学家都认为发达的大脑才是人的标志。
随后，在南非以及非洲的其他地区，人类学家又发现数以百计的猿人化石。经多方面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界才逐渐一致肯定南方古猿是人类进化系统上最初阶段的化石，在分类学上归入人科。
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100万年到420多万年前之间。他们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类型：纤细型和粗壮型。最初，一些人还认为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异属于男女性别上的差异。纤细型又称非洲南猿，身高在1.2m左右，颅骨比较光滑，没有矢状突起，眉弓明显突出，面骨比较小。粗壮型又叫粗壮南猿或鲍氏南猿，身体约1.5m，颅骨有明显的矢状脊，面骨相对较大（如图）。从他们的牙齿来看，粗壮南猿的门齿、犬齿较小，但臼齿硕大（颌骨也较粗壮），说明他们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而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则是杂食的。一般认为，纤细型进一步演化成了能人，而粗壮型则在距今大约100万年前灭绝了。
南方古猿的枕骨大孔位于头骨的腹面，脊柱弯曲，盆骨短而宽，踝骨处于人和典型的猿之间，这表明南方古猿的骨骼支架部分已经适于直立行走。但是，他们的手臂比较长，肩部肌肉比较发达，趾也很长，适于抓握。因此，南方古猿能直立行走，也能在森林中攀缘，但还不适于在草原上长途跋涉和奔跑。有证据表明，他们生活在由10多人组成的小集群中，相当于一个扩大了的家庭。
迄今为止，古人类学家发现的最早的人科化石约在400多万年前，这与最晚的古猿化石（约1000万年前）之间长达500万年的空白，人类学家称之为“缺环”。这些缺环一旦被补上，人类起源之谜将进一步得到破解。
1989年5月19日，由湖北郧县博物馆王正华、屈胜明组成的文物调查组，在郧县曲远河口弥陀寺村发掘的“南方古猿”头骨化石，给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实物资料，国外评价这一发现可与“北京猿人”第一个头骨发现的意义相比。经过高级技工长绍武的雕琢，化石的神秘面纱层层地揭开，看上去比“北京猿人”头骨低矮得多，化石齿弓近于抛物线形，前部齿弓明显呈弧形，两侧颊齿略有向后向外展开的趋势，门齿比较陡直，磨石面平面腭较深，颧突位置较靠前。专家认为，这些均是“南方古猿”的典型特征。
自本世纪20年代以来，在非洲发现了相当丰富的南方古猿化石，学术界一般认为“南方古猿”是人类的直系祖先，因此世界学术界以为非洲才是人类的发祥地，并断定，早期古猿曾在亚洲生活过。大约二三百万年前，一支向非洲发展演化为“南方古猿”，进而演化为早期人类，而留在亚洲的一支则演化为现存的大猿类；非洲的早期人类再向亚洲发展。郧县的“南方古猿”，距今一二百万年，这在中国、在亚洲均属首次发现，从而就推倒了世界学术界的论断，它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之一。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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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类发源地
2008-02-24 21:31:44
内容提要：从现今所知的人类重要考古史料和研究的基础上阐述了人类起源于中华大地。从5.3亿年前的古化石群到4亿年前的鱼化石到5500万年的亚洲德氏猴到4500万年的中华曙猿到4000万年的世纪曙猿到蜡玛古猿到南方古猿到巫山人、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南京人、金牛山人、大荔人、长阳人、马坝人、柳江人、山顶洞人等一条连续完整系统的人类进化链——“中华龙”铺展开来，使人类“起源于非洲”论自然失去了其合理性，还人类起源于中华之真本。
主题词：中华 起源 化石 曙猿 古猿 直立人 智人
要对人类起源进行探索，先对地球生命的演化进程来一点基本的了解是必要的。根据天体星云学，太阳和九大行星是从同一块原始星云中凝聚而成，在这个过程中，太阳处于中心位置，收缩速度比九大行星快，原始太阳形成于前，各大行星形成在后。自太阳46亿年前开始发光发热后，地球就开始了其生命的演化过程。至38亿年前原始生命形成，生命的演化进入细菌、兰藻时期。5.7亿年前生命大爆发⑴，现今生存的各动物门类几乎都有了代表。中国云南距今5.3亿年前的澄江动物化石群⑵保存完好,栩栩如生，是寒武纪生命“大爆炸”的有力佐证。历经藻类和无脊椎动物时代（距今5.7—4.38亿年）、裸蕨植物和鱼类时代（距今4.38—3.65亿年）、蕨类植物和两栖动物（距今3.65—2.45亿年）、裸子植物和爬行动物（距今2.45—0.65亿年）、被子植物和哺乳动物（距今6500—2000万年）、古猿阶段（2000—300万年）发展到人类时代（300万年——至今），说明生物是经过不断演化、繁衍、绝灭与复苏，才形成今天这一千姿百态、繁花似锦的生物界。
解剖学家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不仅是人类，所有的脊椎动物，包括两栖类、爬行类、鸟类和哺乳类，也都和鱼类一样，在胚胎的发育早期发生鳃裂。所不同的是，鱼类和两栖类的鳃裂发育为呼吸水流的通道，而爬行类、鸟类、哺乳类以及人类的鳃裂，产生不久即从胚胎中消失。这表明脊椎动物与鱼类有着悠久的亲缘关系。云南发现了距今4亿年前的鱼化石⑶。考古研究表明，最原始最古老的总鳍鱼来自中国，这表明包括人类在内的陆地脊椎生物的祖先可能最早出现在中国，并起源于中国南部。
● 高等灵长类的起源在中华
一、5500万年前真灵长类头骨化石 惊现湖南衡东
现生真灵长类包括狐猴类、懒猴类、眼镜猴类、猿类以及我们人类，是当今地球上智力高度发达的动物，有关真灵长类的起源和演化研究一直受到国际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长期以来，在亚洲和非洲5000万年前的早始新世地层中并没有发现可靠的真灵长类化石证据，因此真灵长类起源问题一直是困惑着科学家的难解之谜。而且以前发现的最早的真灵长类化石都是零散的牙齿和颌骨，对于最早的真灵长类是否已经具有了现生同类的头骨特征这一问题也一直无法解答。
2004年1月1日出版的英国《自然》杂志上，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倪喜军等四位科学家，以《中国早始新世——真灵长类头骨》为题，报道了发现于湖南省衡东县大约5500万年前的真灵长类化石，为真灵长类的起源、演化研究带来了新的突破。
科学家认定，发现于衡东的真灵长类化石是一个保存基本完好的头骨，属于始镜猴类，代表一个新种，被命名为亚洲德氏猴，是人类和猴子的远古近亲。这具迄今为止最早的真灵长类头骨所保存的特征说明现生真灵长类的显著的头骨特征早在5500万年前就已经出现。化石将灵长类生存的地质年代推进到了第三纪的始新世（5千3百万年前）。
二、 中华曙猿——人类共同的祖猿
◆江苏溧阳上黄水母山横空出世
作为地球的主宰者，人类随科学和时代的进步愈加迫切地追寻探探索着自己的起源史。根据生物进化史的理论，生物进化应环环可扣，形成一条进化之链。人、猿、猴等高等灵长类动物应是从4000万年至5000万年前由某种低等灵长类动物进化而来，但这一推论长期仅停留在理论上。20世纪60年代初，西方科学家在北非埃及首都开罗西南约100公里的法尤姆地区，发现了一批3500万年的高等灵长类化石，从而形成了人猿起源于非洲的假说。时光推进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江苏溧阳上黄镇发现的"中华曙猿"化石，动摇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假说。1994年，中外科学家经过对江苏溧阳上黄水母山古老的哺乳动物化石的不懈科考，研究工作终于取得重要的成果，发现了至少4种高等灵长类动物，其中一种被命名为“中华曙猿”。“中华曙猿”是一块带有三颗牙齿的右下颌骨残段以及一些零散的牙齿等等，时代为4500万年前的中始新世纪中期，比亚洲德氏猴晚近1000万年，比埃及法尤姆的高等灵长类早了将近1000万年。这进一步表明：高等灵长类的起源地在东方、在中国。
“中华曙猿”——“类人猿亚目黎明时的曙光”。“中华曙猿”就像清晨的一道曙光，为人类学科学家寻找人类及其近亲的共同祖先带来了新的光明，也使上黄水母山成了古生物学的又一块圣地。中外著名的古人类学家和史前考古学家贾兰坡院士评价说，“上黄动物群种类之多，在亚洲是首屈一指的，在世界上也是罕见的。特别是高级灵长类祖先的发现，其意义可与周口店北京人的发现媲美。这是我国20世纪古生物学上又一极为重要的发现。”江苏溧阳上黄水母山横空出世，向世人宣言：人类的起源不在北非，在中国！
◆山西垣曲“世纪曙猿”的发现——人类起源的天平再向中国倾斜
“世纪曙猿”在山西垣曲盆地的发现又为高等灵长类起源于中国加上了一枚重重的砝码。 垣曲盆地是中国早第三纪地层和古哺乳动物研究的发祥地，中外科学家于1994到1997年建立了联合考察队进行考察，发掘出大量的脊椎动物化石，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其中，1995年5月发掘出一具几乎完整的、带有几乎所有牙齿的曙猿下颌骨，它比中华曙猿略大，可比较的部分明显地非常相似，在一系列性状上又有了明显的进化，被命名为世纪曙猿，时代为4000万年前的中始新世最晚期。 不久，分别在垣曲盆地和溧阳上黄镇发现了世纪曙猿相似种的上下牙齿、高等灵长类的耳骨和四肢骨骼，为曙猿的最终定性提供了有力证据。1999年10月，一个由法国科学家为主的研究小组又在英国《自然》杂志上报道了他们发现于缅甸中始新世晚期邦塘哺乳动物群的类人猿亚目曙猿科的一个新属种——邦塘巴黑尼亚猿化石，为高级灵长类的祖先在东亚的学说再添佐证。至此，由中华曙猿化石所引起的种种争议渐趋平息，其"祖猿"的地位被确证。2000年，中美科学家在具有世界权威的英国《自然》杂志联合发表论文，认为曙猿化石在江苏溧阳和山西垣曲相继发现，包括人类及其近亲——猿和猴子在内的高级灵长类的起源，应确定在4500万年前左右的东亚。科学家认为，“中华曙猿”是世界上第一个类人猿动物，是现代生存在地球上的所有高级灵长类动物—人及其近亲猿、猴的共同始祖。
从中华大地上亚洲德氏猴、中华曙猿、世纪曙猿等一系列考古成果的发现，彻底打破了人类起源于非洲的神话。现在，摆在中外科学家面前的新课题是：高等灵长类是如何从中国"走进非洲"、走向世界的。中华曙猿化石作为研究灵长类动物起源与演化的举世罕见的最古老实证，向世界表明：中国是人类始祖的发祥地，其意义恒远，荣耀全球！
● 从猿到人——人类起源在中华
自古以来关于人类起源的问题就是个难解之迷。在我国有女娲造人的传说，在西方有上帝造人的说法。1863年，赫胥黎在达尔文生物进化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猿同祖论”，推断人类是由“类人猿逐步变化来的”，或许“与类人猿从同一祖先分支而来”。人类起源地点是亚洲还是非洲?科学家几经争论，多次反复，至今尚无定论。
我们今天研究人类的起源，必须用联系的系统的发展的科学的研究思维和方法。从目前所发现的人类进化的材料分析，从5500万年前的湖南衡阳亚洲德氏猴——4500万年前的江苏溧阳中华曙猿——4000万年前的山西垣曲世纪曙猿——3500万年前的埃及法尤姆猿，一幅人类祖猿进化始图已眉清目晰。接下的人类进化链就是：从腊玛古猿——南方古猿——早期智人——晚期智人——现代人。
20世纪70年代以来，在亚洲发现腊玛古猿、南方古猿的化石猛增，尤以中国滇中高原发现的材料最为丰富，它们的地层年代为1500万年——250万年前。随着考古和科学研究的深入，根据世界各地（主要是亚、非、欧三大洲）所发现的大量古猿骨骼化石，科学家们逐渐形成了这样的概念：大约1500万年左右，随着青藏高原的快速隆起，南部西部形成高耸入云的山脉高原、北部形成少雨的干旱沙漠区，气候地理变化越来越迫使古猿从青藏高原腹地向东部边缘转移，开始播下人类进化的种子。进一步的研究的表明，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范围还要进一步缩小，即青藏高原东部、长江黄河流域，很可能是人类起源最有希望的区域，是人类起源的关健区域。其中又以滇中高原、长江流域为最重要的化石猿类包括腊玛古猿、西瓦尔古猿、南方古猿、猩猩、长臂猿等演化发展的区域，已形成人类起源和早期人类化石材料的丰富宝库，基本系列为：开远腊玛古猿、禄丰腊玛古猿、蝴蝶古猿、东方人、巫山人、元谋人及其以后的各个时代的古人类。这种连续、有序的人猿进化链的形成在此独一无二，在世界上其他地区包括非洲难望项背，无法迄及，充分显示了人类起源地的独有特征。随着考古的不断进展，考古专家们进一步惊奇地发现，从元谋人、禄丰人、和县人，巫山人，在青藏高原东部区域形成了一条神秘的“古人类活动分布带”，或者说“人类演化时光隧道”，元谋则是“人类童年的摇篮”。
2001年4月，广西乐业天坑中外科考队 对大石围附近的大槽天坑进行了科学考察，在这个天坑底部的洞底发现了一堆足有几米见方、已经石化了的灰烬，未燃尽的树枝也已钙化，在灰烬的周围又发现了已经钙化了的人的脚印，这显然是原始人群长年累月生火生活的结果。 根据灰烬钙化的程度计算，在这里生活的人类距今至少有600多万年了。这一发现是对分子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从猿分离出来的时间是大约500—700万年前的有力证明。这些中华大地上的人类祖先既比“东非大裂谷的洞穴中发现的距今300多万年的最早人类”早出了300万年，又将人类用火的历史推进到了600万年前。这是对人类进化史的突破性发现。
科学家通过对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的综合研究，认为两者有血统上的继承关系。南方古猿生存于距今大约550万年前到130万年前，从化石的特点可以看出，无论是身体结构还是生活方式，南方古猿都比腊玛古猿更加向人类迈进了一步。同时，南方古猿的头骨和牙齿又跟北京猿人（就是直立人）的头骨和牙齿有一些相近，表明了两者之间的传承关系。
1924年在南非发现距今约250万年的古猿化石，被定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后又在南非发现200——100万年的南方古猿粗壮种，1959年在东非坦桑尼亚发现了175万年的南方古猿包氏种。20世纪70年代在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都发现了300万年的南方古猿阿法种，20世纪90年代中期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分别发现了地猿始祖种和南方古猿湖畔种，将非洲古猿的证据推前到440万年。
我们来看看欧洲、非洲迄今发现的主要的智人化石情况：19世纪中叶，在欧洲发现了２０万年至４万年前的尼安德特人、有争议的１６万～２４万年前的希腊佩特拉洛纳人、２０万年前的法国托塔维尔人、２０～３０万年前的德国斯坦海姆人、２５万年前的英国斯旺斯库姆人，斯坦海姆、斯旺斯库姆人两者头骨特征非常相似，其形态显得比尼人进步，但是其时代却比尼人还要早。
在非洲，有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被认为是过渡类型的博多人（年代大约在距今２０～３０万年前）和发现于赞比亚的布罗肯山人（年代为距今１３万年以前）、南非的边界洞人（年代在距今10万年以上）、克莱西斯河口人（年代最早为距今6～13万年）、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人（年代为距今13万年）、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发现的现代智人（年代为距今12万年）。2003年6月报道说在埃塞俄比亚东北部发现距今约16万年的现代人类头骨化石。
中国自50万年的北京人发现以来各个时期的人类化石不断涌现，所现数量之多、材料之完善都不是非洲、欧洲所能比拟的。
非洲的奥杜韦峡谷发现了距今200万~250万年前的石器工具，但1999年在中国河北蔚县上新世地层中找到了一件距今300万年的石器，远远超过了非洲发现的不超出260万年的界限。西方人在法国北部的圣阿舍利地点发现了一种由燧石结核打制而成的石器，命名为“阿舍利手斧”。美国人类学家莫维士据此提出两个文化圈理论，将旧大陆分割为西面的“手斧文化圈”和东面的“砍斫器文化圈”，前者代表人类文化发展的主流，后者则是“文化滞后的边缘地区”。这便是所谓的“莫氏线”。1973年，中科院考古工作者在广西百色地区的旧石器遗址中发现了“百色石斧”，后经科学测定其年代为距今73.3万年，比欧州手斧早了许多。1998年研究结果发布后，美国《科学》杂志终于以“灵巧的中国直立人”为题发表了评论，莫氏谬论在铁的考古实证面前宣告破产。其实，手斧这类石制工具在我国还多有发现。1997年在三峡库区巴东白羊坪遗址的城背溪文化层中就发现了31件“弧形刃口处最宽，顶端为尖形锥状〃的手斧。人类历史终究要归还其本来面目，人类起源终究要回归其中华肈端的史实。
●剖析“非洲起源论”
非洲起源论有如下一些基本观点，在此一并加以分析：
一、非洲当时发现南方古猿化石时其它地方还没有类似久远的古猿化石的发现，后来非洲进一步的发现形成了比较系统的300到1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但后来的考古发现证明，中国仅滇中及邻近地区就从1500万年的开远古猿到800万年的禄丰古猿到间于800万年至400万年间的保山古猿到400万年的蝴蝶古猿到270万年的东方人再到204年的巫山人再到170万年的元谋人，脉络清晰，环环相扣。把非洲南猿的系统性放在中国人猿缜密的进化链面前是显得微不足道的。
二、国内外一些学者不知是不学无术还是有意忽视中国越来越多的人类进化链化石的不断发现，总是以中国还没有找到5～10万年间的人类化石，于是推断现代中国人是后来非洲人过来的。我国5～10万年的古人类化化石多有发现，如5万年的西畴人、４～１０万年的昆明人。对柳江人⑷、“鄂尔多斯人”⑸（原河套人）的更进一步的科学测定，其年代分别为7——13万年和7——15万年。考古证明，约3万年左右，中华先民开始从华北、东北亚、西伯利亚越北令海峡入北美逐步遍及美洲。西伯利亚包括日本列岛和北令海峡中华古书上多称鬼方 ，多有桃林，是说在向美洲迁移的过程中艰难困苦死亡甚众，哀魂遍野，化作桃林。而从华南、东南亚赴澳洲、太平洋岛屿的先民已有极少数约于4万年左右从海上到达南美。同时，美洲和太平洋岛屿的先民又互相流动。非洲起源论显而易见的错误在于以偏代全，割断人类进化链，设想人类的进化在某一个时期突然断链，代之而来的就是非洲考古出来的这些人类的突然出现并步入其它大陆替代假设消亡的原始人类或原住人类。
三、所谓的有关分子遗传学支持人类“走出非洲”论。1987年，3个美国人通过对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的研究分析各大洲人，发现黑人变异最多，于是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于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于13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原先各地的人类⑹。首先，这三个美国人的实验的准确性由谁来验证，实验本身就不准确不科学，再加上乱加推测，岂不将科学研究导向误区。自1987年这个假说提出后，许多遗传学家们做了研究，有的结果支持这一假说，有的不支持。研究结果也得出了不同年代的现代人类起源数据：有的是10万年前，有的是29万年前，有的是80万年前⑺。英国学者通过DNA研究宣布，人类的第一个女性祖先于14.3万年前在非洲，而第一位男性祖先于5.9万年前，比女性晚8万年⑻。其二，某人种、群体的DNA变异大小能否做为其发源早晚的判断标准。科学家对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成果证实，地球上所有人99.9%的基因都是一样，因此决定着人类各种区别的基因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所谓的种族区别并非是由0.1%的不同基因造成的⑼。有科学家发现，在两个非洲人之间的基因区别往往要大于一个非洲人和任何其它地方的人之间的区别，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⑽。这一学说的最大谬误还在于：首先肯定“人类起源于非洲”、“现代人类是从非洲走来”这两个准前题，然后来证明中国人、其它地方的人的基因与非洲相似，就断言其它地方的人是非洲来的了，并推断那位非洲夏娃到亚洲的后代来到中国并替代原住民的时间是在大约4—6万年前。中国改革开放后的一些崇洋科研机构、学者加入了这一不和谐的宣嚣，充当这一谬论的急先锋，唯西方马首是瞻，对自己的东西这也怀疑那也否定，活脱一副学术的西奴！
四、西方一些学者之所以肆意炒作“人类起源非洲论”还有一个骨子里的原因，就是对“欧洲起源论”的彻底绝望，当然就更不愿意承认中国起源论的事实。但人类起源的真象必将随着考古的不断发现、对伪科学的揭穿而让步给求真务实的科学——还原人类起源于中华的历史真本！
●镇密有序的人类进化链——“中华龙”
考古发展到今天，整个中华大地，一条连续完整系统的人类进化链——“中华龙”呈现眼前：（猿人阶段）1500万年前的开远腊玛古猿——800万年前的禄丰腊玛古猿——400万年前的保山古猿（另有：蝴蝶古猿）——300万年前的八公山古猿——（直立人阶段）250万年的东方人（另有：建始人）——200万年的巫山人——175万年的元谋人——133万年的蓝田人⑾——100万年的郧县人——60万年的陈家窝人——50万年的北京人——35万年的南京汤山人——（早期智人）28万年的金牛山人——25万年的和县人——24万年的桐梓人——20万年的大荔人——15万年的长阳人——14万年的奉节人——13万年的马坝人—12万年的丁村人——10万年的许家窑人（另有丽江人）——（晚期智人）7万年的柳江人（另有：河套人）——5万年的西畴人（另有：昆明人）—— 3～2万年的左镇人——2万年的 资阳人——1.8万年的山顶洞人——1.2万年的兴义人——1万年的东胡林人。且各个时期的进化链环多有不同地点的发现且不断被发现补充着，使这条进化链更加系统完整缜密。其实，分子遗传说实验的结果与考古学综合研究说明了另一个明了的事实：非洲人、欧洲人来源于中华，地中海东岸是中华祖先“走出亚洲”迁往欧洲、非洲的分叉点⑿。看着这条起源进化链，人类起源在哪里还需争论吗？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科学的发展，非洲起源论将越发经不起检验，而中华起源论必将越来越多地被新的考古和科学所证实！
由于人类演化的各大区域内在直立人阶段已经出现的一些地区性形态分化到了早期智人阶段开始逐渐明显起来，加上各地区不同的自然选择作用，使得各地区的晚期智人在形态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人种分化形成了现在我们这种情况。从皮肤颜色、头发的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等方面的不同，可将全世界的人类分为黄种人（又称中华人种或亚美人种、棕种人其实也就是黄种人，故归属于此）、白种人（又称高加索人种或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又称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三大人种。从人种的形态发展成熟的程度看也是显而易见的：白人猿毛，黑人猿像，黄人不高不矮最为成熟。不是有科学家研究指出在10万年前非洲的人类也是黄种人吗⒀？
在继承从中国直立人到中国早期智人一脉相传的黄种人所拥有的一系列独特性状的基础上，中国的晚期智人已经基本上奠定了现代黄种人的特征。山顶洞人与现代的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地安人特别接近。
约7万年左右，中华人种从东南亚开始徙居澳大利亚。当时的印度尼西亚与大陆相连，新几内亚与澳洲相连，几乎所有的路程都可徒步完成。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人类化石都属于现代智人，年代最早的也只有5万左右，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骨骼粗壮、身材魁梧，例如科萨克人、塔尔盖人、莫斯吉尔人、科阿沼泽人等，与爪哇发现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昂栋人）在形态上有明显的相似性；另一类骨骼较为轻巧、身材较为纤细，例如凯洛人、芒戈湖人等，他们的文化也不一样，与中国柳江人在头骨上有明显相似的性状，显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爪哇全新世的瓦贾克人类头骨、菲律宾塔邦洞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以及加里曼丹的尼亚头骨和新几内亚的艾塔普头骨，都表现出和中国晚期智人所代表的原始黄种人相似的性状。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起源可能有两个来源：一个是南路一批来自东云贵高原的骨骼粗大身材魁梧的人从爪哇经过蒂汶迁入澳大利亚的西北部，然后沿其西海岸南下；另一个是北路一批来自华南的骨骼轻巧身材纤细的柳江人经过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几内亚迁入澳大利亚的东北部，然后沿其东海岸南下。两批来源不同的人群互相混居通婚，结果产生了现代澳洲土著人，他们的形态则介于两种祖先类型之间。
总之，随着考古的新发现和科学的发展，非洲起源论将越发经不起检验，而中华起源论必将越来越多地被新的考古和科学所证实！
注解：
⑴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大约6亿年前，在地质学上称做寒武纪的开始，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门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出现了。这种几乎是“同时”地、“突然”地出现在寒武纪地层中门类众多的无脊椎动物化石(节肢动物、软体动物、腕足动物和环节动物等)而在寒武纪之前更为古老的地层中长期以来却找不到动物化石的现象，被古生物学家称作“寒武纪生命大爆发”，简称“寒武爆发”。
⑵云南澄江动物化石群，是目前世界上所发现的最古老、保存最为完整的带壳后生动物群。该动物群是我国青年古生物学家侯先光1984年在云南澄江县帽天山首先发现的。这是一个内容十分丰富、保存非常完美，距今约5.7亿年的化石群，其成员包括水母状生物、三叶虫、具附肢的非三叶的节肢动物、金臂虫、蠕形动物、海绵动物、内肛动物、环节动物、无绞纲腕足动物、软舌螺类、开腔骨类，以及藻类等，甚至还有属于低等脊索动物或半索动物(如著名的云南虫)等。
⑶20世纪80年代，中国科学家在中国云南曲靖四亿年前的下泥盆统地层(即泥盆纪早期地层)中，发现一种原始的肉鳍鱼。他们将其命名为"杨氏鱼"(Youngolepis)，以纪念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研究的奠基人杨仲健教授。
⑷ 新华网南宁2002年10月8日电(记者 黄革)
《地层年代测定结果挑战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现代中国人的祖先更可能在中国，而不是非洲。这是我国科学家用世界先进的地层年代测试方法，首次对埋藏柳江人头骨化石的地层进行年代系统的地层年代测定，结果表明，柳江人可能生活在距今7万年至13万年之间或更早，而不是原先所认识的不超过3万年。
⑸《科技日报》2003年12月17日
《“鄂尔多斯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重要证据》：中国科学家和考古专家对萨拉乌苏文化遗址的最新研究表明，“鄂尔多斯人”（即过去称呼的“河套人”）的年代结果为距今７万年至１５万年，这将成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说的重要证据。
⑹、 ⑺、⑻北京青年报2000/12/13
《非洲还是中国——学者关注中国人来自何方 》
DNA证据与化石证据，哪个更准确，有关专家对此进行了阐述：1987年，美国3个学生通过对现代人胎盘线粒体DNA的研究分析各大洲人，发现黑人变异最多，于是提出假说，认为人类于2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于13万年前走出非洲，并完全取代了原先各地的人类。......自假说提出后，许多遗传学家们做了研究，有的支持，有的不支持，并得出了不同年代的数据：有的结果是10万年前，有的结果是80万年前。今年11月份，几位中国遗传学家又得出结论是29万年前。而根据11月4日伦敦来的电报，英国通过DNA研究发现，人类的第一个女性祖先于14.3万年前在非洲，而第一位男性祖先于5.9万年前，比女性晚8万年。
⑼、⑽、⒀http://www.sina.com.cn 2000/11/21 13:20 新浪科技
《基因研究揭示人类拥有共同祖先》
文章表述：关于人类基因图谱的研究成果证实，在这个星球上所有人99.9%的基因都是一样，因此决定着人类各种区别的基因染色体组是非常少的。但是我们所谓的种族区别并非是由0.1%的不同基因造成的。牛津大学基因学家威尔斯博士说：“你可以发现，在两个非洲人之间的基因区别往往要大于一个非洲人和任何其它地方的人之间的区别。”这种现象是非常普遍的。
人类为了适应各自不同的环境，身体发生了许多变化，而所谓的种族，即肤色则是最近才产生的，它的变化史不过才几千年。浅色出现在较冷的地区，主要是为了更好地从阳光中吸收维生素D。而居住在赤道附近的人们则为了保护不受强烈阳光的伤害，肤色变得越来越深。有趣的是，认为浅肤色的人种进化较早，因而白人至上的原则其实是不对的。事实上，当人类在10万年前出现在非洲时，他们的皮肤是中棕色的。
⑾《南方日报》 2001年4月17日
《陕西古人类考古获重大突破》——新发现的４枚史前文明旧石器把蓝田猿人活动史提前２０万年：西安消息 陕西省考古界的又一重大发现，在蓝田猿人遗址的含蓝田猿人头骨化石的淡黄色粉沙地层以下垂直线２·３米的黄红色沙质黄土地层中发现史前文明的旧石器４枚，其中３枚系用乳白色石英岩砾打制而成，地质年代在１３２·７万年以上，将蓝田猿人活动史提前２０万年左右。
⑿2000/08/23 光明日报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3:34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人类起源
（1）最早的人类
研究人类起源的直接证据来自化石。人类学家运用比较解剖学的方法,研究各种古猿化石和人类化石,测定它们的相对年代和绝对年代,从而确定人类化石的距今年代,将人类的演化历史大致划分为几个阶段。遗传学家则运用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的方法,研究现代人类、各种猿类及其他高等灵长类动物之间的蛋白质、脱氧核糖核酸(DNA)的差别大小和变异速度,从而计算出其各自的起源和分化年代。目前,学术界一般认为,古猿转变为人类始祖的时间在700万年前。
从已发现的人类化石来看,人类的演化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 南方古猿阶段。已发现的南方古猿生存于440万年前到100万年前。根据对化石解剖特征的研究,区别于猿类,南方古猿最为重要的特征是能够两足直立行走。
(2)能人阶段。能人化石是1960年起在东非的坦桑尼亚和肯尼亚陆续发现的。最早的能人生存在190万年前。能人在分类上归入人科下面的人属能人种(Homo habilis)。能人有明显比南方古猿扩大的脑,并能以石块为材料制造工具（石器）,以后逐渐演化成直立人。
(3) 直立人阶段。直立人在分类上属于人属直立人种(Homo erectus),简称直立人,俗称猿人。直立人化石最早是1891年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发现的。当时还引起了是人还是猿的争论。直到20世纪20年代,在北京周口店陆续发现北京猿人的化石和石器,才确立了直立人在人类演化史上的地位。直立人的生存年代约为170万年前到20余万年前。至今为止,直立人化石在亚洲、非洲和欧洲均有发现。
(4) 智人阶段。智人（Homo sapiens）一般又分为早期智人（远古智人）和晚期智人（现代人）。早期智人生活在20万年前到10余万年前。晚期智人的生存年代约始于10万年前。其解剖结构已与现代人基本相似,因此又称解剖结构上的现代人。
根据目前已发现的人类化石证据,南方古猿是已知最早的人类。
（2）汤恩头骨
1924年,在南非阿扎尼亚一个叫做汤恩的地方,那里的采石场工人采石时爆破出来一个小的头骨化石。这块汤恩头骨化石很快被送到约翰内斯堡的威特沃特斯兰德大学医学院,交给了解剖学教授达特(Raymond Dart)。达特是澳大利亚人,当时刚结束在英国伦敦的医学、解剖学和人类学学业回来。采石场工人送给达特的头骨化石,包括颅骨的大部分和完整的颅内模,颌骨上保存着全套的乳齿和正在萌出的第一恒臼齿,属于幼年个体（相当于现代3～6岁的小孩）。
达特发现,这个化石具有许多似猿的性状。比如,这个幼年个体的脑子大小像一个成年的大猩猩,大约为500毫升,估计成年时也不过600毫升左右。此外,其上下颌骨向前突出,类似猿。同时,达特注意到该化石也具有人类的性状。其牙齿很小,与人类的牙齿相近。尤其重要的是,其枕骨大孔位于颅底中央,与人类相同。枕骨大孔是头骨基部的开口,脊髓与大脑在此相连。人类由于采取两足直立行走的姿势,头平衡于脊柱的顶端, 枕骨大孔便位于颅底中央；而猿的头则向前倾,枕骨大孔在颅底相对靠后的位置。汤恩头骨枕骨大孔的特征表明,它所属的个体已能直立行走。
基于这些发现,达特于1925年发表研究报告指出,这个化石所属的个体是似人和似猿性状的混合体,是已发现的与人的系统最相近的一种灭绝的猿。由于发现于非洲的最南部,因而汤恩头骨所属个体的种被命名为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达特的文章发表后,受到英国解剖学界和人类学界许多权威的嘲笑。他们认为这个化石不过是一个早期猿类化石。在随后的10多年中,由于倍受瞩目的北京猿人化石的发现,这个头骨很少再被人提起。
1936年,在南非德兰士瓦的斯特克方丹采石场又爆破出一批化石。其中,有一个完整的头骨与汤恩头骨极为相似。此后,又在南非的克罗姆德莱、马卡潘斯盖特、斯瓦特克兰斯三处地点陆续发现了类似的化石。到50年代,在上述五个地点,总共发现了70多件南方古猿化石。学术界将在南非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归为一个属两个种,即南方古猿非洲种(Australopithecus africanus)和南方古猿粗壮种(Australopithecus robustus),或称纤细型南方古猿(gracile australopithecine)和粗壮型南方古猿(robust australopithecine),并逐渐确立了南方古猿作为早期人类祖先的地位。
这里需要指出,虽然南方古猿在名称上仍叫做古猿,但实际上已经是人科（Hominidae）的成员了。国际古生物学命名规则规定,一个种属一旦定名,就不可以随便改动其名称了。因此,古猿之称沿用至今。
（3）东非的发现
20世纪50年代后期,在非洲寻找人类化石的活动,逐渐转移到东非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和坦桑尼亚。东非的地质特点是,存在一条由南到北的大裂谷,其地表为一系列峡谷和湖泊。这个地区有几百万年以来大量火山喷发造成的火山沉积,这为同位素年代测定提供了良好材料。因而,埋藏在这些火山层中的化石的年代,可以被准确地测定出来。
1959年7月17日,经过30年的寻找,古人类学家路易斯·利基(Louis Leakey)及其妻子玛丽·利基(Mary Leakey),终于在坦桑尼亚的奥杜威峡谷,发现了一个粗壮型南方古猿近乎完整的头骨和一根小腿骨。头骨特别粗壮,牙床上带有硕大的臼齿。利基夫妇将这个头骨所属个体的种命名为鲍氏东非人(Zinjanthropus boisei),后又改为南方古猿鲍氏种(Australopithecus boisei)。他们认为,鲍氏种是粗壮种的东非变体。属名Zinjanthropus的意思是“东非的人”,而boisei这个种名则缘于鲍伊斯(Charles Boise)。他曾支持过利基一家在东非的工作。用钾－氩法测定化石的年代,确定“东非人”生活在175万年前。在这次发掘中,还发现了石器和灭绝动物的被打碎的骨片（似乎是为取食营养高的骨髓而造成的）。“东非人”是否已能够制造石器,甚至狩猎动物呢？从头骨来判断,要完成这样复杂的技术操作和劳动,其脑子还是太小了。如果这些石器不是“东非人”制造的,那么又是谁制造的？
1960年,在发现“东非人”头骨地点的附近,路易斯·利基的儿子乔纳森·利基(Jonathan Leakey)发现了一个10～11岁小孩的部分头盖骨和下颌骨,不同年龄人的手骨,一根成年人的锁骨和近乎完整的足骨。1963年,在同一地点又发现了一件头骨和附有大部分牙齿的下颌骨。对这些化石的研究表明,这是一种比“东非人”更进步的人。其脑量比“东非人”几乎大出50％,头骨的形状更为进步,牙齿比“东非人”小,生活于178万年前。根据达特的建议,路易斯·利基等将其命名为“能人”(Homo habilis),作为人属的第一个早期成员。Homo habilis 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手巧的人”或“有技能的人”。
路易斯·利基相信,那些在“东非人”的发掘中找到的石器是“能人”制造的,破骨片也是“能人”打碎的。他认为,虽然南方古猿是人类早期祖先的一部分,但只有“能人”才继续向后一阶段的人类演化,并最终产生现代人。“东非人”和东非“能人”的发现,也是两种类型的人科成员同时生活于同一地区的最早的证据。此后,在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又发现了一批“能人”化石。其中最重要的,是1972年路易斯·利基的另一个儿子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在肯尼亚的图尔卡纳湖东岸发现的编号为KNM－ER1470的头骨。
从60年代开始,在埃塞俄比亚的奥莫河谷和阿法地区的哈达尔,发现了大量的南方古猿化石,包括从约350万年前到150万年前的人科化石。其中,1973年在哈达尔发现的构成一个膝关节的股骨下端和胫骨上端的两段骨头,已显示出具有直立行走功能。这些化石的年代为350万年前。197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约翰松(Donald Johanson)在同一地区发现了一具女人的大部分骨架,命名为“露西(Lucy)”。根据对她的骨盆、脊柱和膝盖骨的研究,可以肯定她是两足直立行走的,生存年代测定为340万年前。
1976年,玛丽·利基在坦桑尼亚的莱托里地区,发现了一组凝结于火山灰中的人类足迹。这组370万年前留下的足迹相当完好,对其进行的年代测定也相当可靠。根据对足弓形态和步态的分析,可以认定是直立行走时留下的。上述发现是人类两足直立行走最早的证据。
根据对哈达尔和莱托里化石的对比研究,约翰松等认为,这两个地点的标本非常相似,即都能完全两足直立行走,且都有较小的脑子和大的犬齿,故属一类,应归入一个新种--南方古猿阿法种(Australopithecus afarensis)。他们认为,阿法种的一些性状介于猿与人之间,但其似猿的性状在明显向人的方向转变。因而,阿法种既是南方古猿非洲种的祖先,又是“能人”的祖先。阿法种一方面经过南方古猿非洲种变成粗壮种和鲍氏种,最终灭绝,另一方面发展成“能人”,再到直立人和智人。
到90年代初,在非洲发现的南方古猿已达5个种,即非洲种、阿法种、粗壮种、鲍氏种和埃塞俄比亚种。这五种南方古猿分别归类为前面所述的南方古猿纤细型和粗壮型。非洲种和阿法种属于纤细型。其中,阿法种年代较早,以“露西”为代表；非洲种则年代稍晚,并且只在南非有发现。其余3个种属于粗壮型的南方古猿。埃塞俄比亚种是根据一块250万年前的下颌骨命名的。这块化石1967年发现于埃塞俄比亚南部。许多古人类学家不承认这个种,认为应将其归入鲍氏种。
90年代以后,东非的早期人类化石研究又获得了新的突破。1994年,美国古人类学家怀特(Tim White)等宣布,他们在埃塞俄比亚阿法盆地发现了440万年前的大量人科化石,并命名为南方古猿始祖种(Australopithecus ramidus)。ramid在阿法语（当地的一种部落语言）中是“根”的意思。以此命名所发现的化石,表示这是迄今发现的最古老的人类直接祖先。在此之后,理查德·利基的妻子梅亚维·利基(Meave Leakey),与美国古人类学家沃克(Alan Walker),在肯尼亚图尔卡纳湖西岸,又发现了42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定名为南方古猿湖畔种(Australopithecus anamensis)。由于学术界对始祖种的人科地位还有不同看法,因此通常都认为湖畔种是最早能直立行走的人科成员。
（4）从南方古猿看人类演化
自1924年达特首次发现南方古猿化石起,至今发现的南方古猿化石已达7个种。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的南方古猿化石的不断发现,以及对所发现的化石进行的多学科研究,使学术界对涉及早期人类起源与演化的过程有了新的理解。首先,确立了南方古猿在整个人类演化系统上的地位。近年发现的400万年前的南方古猿化石,使得南方古猿的生存年代与遗传学家通过DNA研究计算出的人猿分离时间更为接近；其次,南方古猿属内各个种,在化石特征、生存年代、与后期的人属在演化上的关系等方面的特点,使得人类学家认识到,人类的演化过程比原来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在相同的时间范围内,南方古猿的几个种同时生存,但只有一个种群向人属的方向演化,而其余的种群最终都灭绝了。这说明人类的演化是按照“树丛(bush)”的方式进行的,而不是按照传统的直线状方式进化的。这一点对于丰富生物进化理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南方古猿的发现与研究,加深了人类对自身起源与演化过程的了解,推动了古人类学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利基家族对东非古人类的发现和研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5）东边的故事
学术界一般将人科分为南方古猿属、能人属、直立人属和智人属。南方古猿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人科成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南方古猿脑子扩大,并逐渐获得直立行走和制造工具的能力,从而向人属的方向转化的呢？
1500万年前的非洲,从西到东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居住着形形色色的灵长类动物,其中包括很多种类的猴子和古猿。可是在随后的几百万年里,那里的环境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致使生物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当时,非洲大陆东部下面的地壳沿着红海,经过今天的埃塞俄比亚、肯尼亚、坦桑尼亚一线裂开。结果,埃塞俄比亚和肯尼亚的陆地像起泡那样地上升,形成了海拔270米以上的高地。这些高大的隆起不仅改变了非洲的地貌,也改变了非洲的气候。它破坏了以前从西到东一贯的气流,使东部成为少雨的地区,丧失了森林生存的条件。连续的森林开始断裂成一片片的小树林,形成片林、疏林和灌木丛。大约在1200万年前,持续的地质构造力量使这里的环境发生了进一步的变化,形成了一条从北到南长而弯曲的峡谷。大峡谷的存在造成了两种生物学效应：一是形成了妨碍峡谷东西两侧动物群交流的屏障；二是进一步促进了镶嵌型生态环境的发展。有的专家认为,这种东西向的屏障对于人和猿的分支进化是极为重要的--使人和猿的共同祖先的群体分成两部分。大峡谷西部的群体生活在湿润的树丛环境,最终成为现代的非洲猿类。而大峡谷东部的群体,为了适应开阔环境中的生活,发展了一套全新的技能（两足直立行走、解放上肢、开始使用和制造工具）,从而经过南方古猿向人属方向转化。法国古人类学家科庞(Yves Coppens)将这种演化的模式叫做“东边的故事”。
（6）非洲还是亚洲
达尔文在1871年提出,人类的诞生地是非洲。他的理由是,与人类最相近的两种猿--大猩猩和黑猩猩都生存在非洲。当时,在非洲还没有发现早期人类化石,加之许多人认为,像人类这样高贵的万物之灵不可能起源于黑暗的非洲大陆。所以,达尔文的观点没有被普遍接受。但如前所述,自从1924年起陆续在非洲发现了多达7个种的南方古猿化石。经过多年的争论,南方古猿已被人类学界一致归于人的系统。其形态远比亚洲的猿人（直立人）原始,年代也比后者要早。由于比南方古猿更古老的化石（如腊玛古猿等）,在人类演化系统上的地位还不确定,而且目前的趋势是否定的,所以南方古猿被认为是人类发展的第一个阶段。而且,在非洲以外的地区,迄今还没有发现任何肯定是南方古猿的化石。所以,目前多数人类学家认为人类的起源地应该在非洲。
由此看来,人类起源地的问题似乎是解决了。但实际上问题远非那么简单,非洲起源说也存在不完善之处。根据现有的各方面的证据,包括化石的、分子生物学的以及古生态学的资料,一般估计人类最早应起源于约 700万年前。但目前在非洲发现的人类化石最早仅为440万年前。早于这个年代的人类化石只有零星发现,并且对它们的鉴定还不确定。此外,在非洲至今还没有找到介于南方古猿属和人属之间的过渡类型。所以,现在还不能肯定非洲是人类最早起源的地方。这样,人类学界有一部分人在考虑是否还有其他的可能性。
早在19世纪后期,德国学者海克尔(Ernst Haeckel)就曾提出,亚洲的长臂猿、猩猩与人的相似程度,大于非洲猿类与人类的相似程度。因此,人类也可能起源于亚洲,特别是中国。其理由大致有三：其一,青藏高原的隆起所造成的环境和气候的变化与东非极为相似；其二,根据古哺乳动物的研究,在过去的1000万年里,东非和东亚有许多相同的动物门类,表明两地的古环境、古气候相当接近；其三,在中国已经发现多种古猿化石,更发掘出了丰富的直立人及其以后阶段的人类化石,以及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迹。至于中国究竟是不是早期人类的发祥地,要解开这个谜,还有待更多的化石证据和深入的研究。
人类发展
（1）南方古猿阶段
南方古猿属于灵长目人科。人科不同于猿科的一个重要特征，它是灵长类中唯一能两足直立行走的动物。最早的南方古猿化石是1924年在南非开普省的汤恩采石场发现的，它是一个古猿幼儿的头骨。达特（R.Dart）教授对化石进行了研究。他发现：这个头骨很像猿，但又带有不少人的性状；脑容量虽小，但是它比黑猩猩的脑更像人；从头骨底部枕骨大孔的位置判断，已能直立行走。于是，他在1925年发表了一篇文章，提出汤恩幼儿是位于猿与人之间的类型，并定名为南方古猿（Australopithecus）。这在当时的人类学界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那时的大多数人类学家都认为发达的大脑才是人的标志。
随后，在南非以及非洲的其他地区，人类学家又发现数以百计的猿人化石。经多方面的研究，直到20世纪60年代以后，人类学界才逐渐一致肯定南方古猿是人类进化系统上最初阶段的化石，在分类学上归入人科。
南方古猿生活在距今100万年到420多万年前之间。他们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类型：纤细型和粗壮型。最初，一些人还认为这两种类型之间的差异属于男女性别上的差异。纤细型又称非洲南猿，身高在1.2m左右，颅骨比较光滑，没有矢状突起，眉弓明显突出，面骨比较小。粗壮型又叫粗壮南猿或鲍氏南猿，身体约1.5m，颅骨有明显的矢状脊，面骨相对较大。从他们的牙齿来看，粗壮南猿的门齿、犬齿较小，但臼齿硕大（颌骨也较粗壮），说明他们是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而纤细型的南方古猿则是杂食的。一般认为，纤细型进一步演化成了能人，而粗壮型则在距今大约100万年前灭绝了。
（2）能人阶段。
能人化石是自1959年起，利基（L.Leakey,1903—1978）等人类学家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和肯尼亚的特卡纳湖畔陆续发现的。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较大，约在600 ml以上，脑的大体形态以及上面的沟回与现代人相似，颅骨和趾骨更接近现代人，而且牙齿比粗壮南猿的小。在分类学上，古人类学家将他们归入人属能人种（Homo habilis）。能人生存的年代在175万~200万年之间，当时粗壮南猿还没有灭绝。
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可以割破兽皮的石片，带刃的砍砸器和可以敲碎骨骼的石锤，这些都属于屠宰工具。因此，可以说能够制造工具和脑的扩大是人属的重要特征。
但是，能人是通过狩猎的方法，还是通过寻找尸体来获得肉食呢？能人脑的扩增与制造石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3）直立人阶段
直立人是旧石器时代早期的人类。北京房山周口店直立人居住遗址出土40多个个体的人类化石、数以万计的石器、用火的遗迹和采集狩猎的遗物，是旧石器时代早期人类社会生活的缩影。
人类劳动是从制作工具开始的。使用打制石器和用它制作的木棒等简陋工具，能做赤手空拳所不能做的事情。人们利用这些工具同自然进行斗争，逐步改造了自然和人类本身。
人类从不会用火到会用火，是一个巨大的飞跃。北京人会用火并能控制火。他们用火烧烤食物、照明、取暖和驱兽，促进了身体和大脑的发展，增强了同自然斗争的能力。
在北京人遗址中，除发现了采集食用的朴树籽外，还发现了大量的禽兽遗骸，其中肿骨鹿化石就有2千多个个体，说明北京人过着采集和狩猎的生活。
（4）智人阶段
早期智人：１８４８年，在欧洲西南角的直布罗陀发现了一些古人类化石，这些化石所代表的古人类就是最先被发现的、后来被称做尼安德特人（简称尼人）的早期智人，但当时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尼安德特人的名称来自德国杜塞尔多夫市附近的尼安德特河谷，１８５６年８月，在这里的一个山洞里发现了一个成年男性的颅顶骨和一些四肢骨骼的化石，被命名为尼安德特人。在这以后，尼人的化石开始在西起西班牙和法国、东到伊朗北部和乌兹别克斯坦、南到巴勒斯坦、北到北纬５３度线的广大地区被大量地发现。尼人的生存时代为距今２０万年至３万７千年之间。
尼人的脑量已达到１３００至１７００毫升；与直立人相比，头骨比较平滑和圆隆颅骨厚度减小；面部（从眉脊向下到下齿列部分）向前突出的程度与直立人相似。欧洲尼人的鼻骨异常前突，显示他们的鼻子一定很高；但是，由于他们有大的牙齿和上颚，因此推测他们的鼻子不可能象现代欧洲人那样有狭窄的鼻腔，而是有一个向前大大地扩展的鼻腔。也就是说，他们拥有一个象现代欧洲人那么高同时又象现代非洲人那么宽的大鼻子；而且，鼻孔可能更朝向前方。
尼人创造了被称为莫斯特文化的石器工业，以细小的尖状器和刮削器为代表。当时的欧洲气候寒冷，尼人能够用火并且已经能够造火。尼人还开始有了埋葬死者的习俗。
除了尼人之外，在欧洲还发现了一些同时具有直立人的原始性状和智人的进步性状的早期智人化石，他们包括希腊的佩特拉洛纳人（时代可能为距今１６万～２４万年，但有争论）和法国西南部的托塔维尔人（也叫阿拉戈人，时代为距今大约２０万年），有些学者把他们作为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的过渡类型。此外，在德国发现了距今２０～３０万年前的斯坦海姆人，在英国发现了距今约２５万年前的斯旺斯库姆人，两者头骨特征非常相似，其形态显得比尼人进步，但是其时代却比尼人还要早。因此有些学者把他们称为“进步尼人”或“前尼人”并认为他们才是后来的晚期智人的祖先；而其他时代较晚的尼人被称为“典型尼人”，在距今３万３千年前绝灭或者说被晚期智人替代了。
在非洲，早期智人有发现于埃塞俄比亚的被认为是过渡类型的博多人（年代大约在距今２０～３０万年前）和发现于赞比亚的布罗肯山人（年代为距今１３万年以前）。
中国的早期智人化石都是在１９４９年以后发现的，材料主要包括北部地区的大荔人（发现于陕西省大荔县）、金牛山人（发现于辽宁省营口县）、许家窑人（发现于山西省阳高县）、丁村人（发现于山西省襄汾县）和南部地区的马坝人（发现于广东省曲江县）、银山人（发现于安徽省巢湖市）、长阳人（发现于湖北省长阳县）、桐梓人（发现于贵州省桐梓县）。
亚洲其它地区的早期智人还有发现于印度尼西亚梭罗河沿岸的昂栋人（也叫梭罗人），形态上显示出一些直立人到早期智人过渡的状况。
晚期智人：中国最先发现的化石晚期智人就是著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这些化石是1933年在龙骨山的山顶洞中发掘出来的，包括完整的头骨三个、头骨残片三块、下颌骨四件、下颌残片三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脊椎骨及肢骨若干件。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这些材料和当时所有的北京猿人化石一起在几个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幸而在这批珍贵材料失踪前他们被作成了模型，这些模型成为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时间段人类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
解放后，我国广大地区又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其中包括进化程度与山顶洞人相当的柳江人头骨（发现于广西柳江县）、比山顶洞人和柳江人进步的资阳人头骨（发现于四川资阳县）和穿洞人头骨（发现于贵州普定县），以及分别被称为河套人、来宾人、丽江人和黄龙人的零散化石材料。
亲缘关系
（1）人类与类人猿的差异
人类与类人猿虽然有许多相似之处，但是也存在着一些明显差异，因此，在分类学上，人类被列为人科，而类人猿则被为类人猿科。
人类与类人猿的一个主要区别是人类适于两足直立行走。这样，人类的双手就不再是行走的器官，而可以用来制造和使用工具，人类的许多形态结构特点都与直立行走有关。人类的头部位于脊柱的顶端，枕骨大孔接近颅底中央，朝下方。人类的脊柱呈S形弯曲，使身体的重心落在骨盆和后肢上，以减轻人在行走、奔跑或跳跃时的震动。人类的骨盆宽大，髋骨向两侧张开，既便于支撑腹腔的内脏器官，又为臀肌和一些保持人体直立的肌肉提供附着区。人类的后肢长而粗壮，使重心下移，保持稳定性。跟骨增大，足底呈弓状，增强了直立行走时的弹跳力。人类的拇指比任何猿类都大，而掌部相对较短，从而增加了人手的灵活性和动作的准确性。而现代类人猿的前肢长于后肢，身体重心较高，脊柱稍稍成弓状，所以它们行走和站立时多采用半直立姿势。
与类人猿相比，早期人类的食物范围较广，包括植物性食物、昆虫、蜥蜴、鼠类和其他小动物等。火的使用，使得人类的祖先可以先将食物煮（烧）熟，然后再食用，这样，就不需要发达的咀嚼肌和硕壮的牙齿对食物进行较多的机械加工，他们的面部也因此而逐渐退化，变得不象猿类那样凸出了。
人类与类人猿的脑不仅大小不同，在结构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人类大脑皮层的面积是黑猩猩的三倍多，而且其额叶、顶叶和颞叶都比类人猿的大，这样区域是与感觉、运动的综合以及语言、记忆相联系的。
（2）人类与猩猩的差异
人与猩猩的基因差异比较小，只有大约２％。但是正是这２％的差异使得人与猩猩的智能、行为、心理和生理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
高级灵长类包括人类和与人类亲缘关系最近的动物，如猩猩、黑猩猩、长臂猿、大猩猩、猕猴、猴等，他（它）们又同属于类人猿亚目。今天古人类学研究的结果已经证明中华曙猿是人类的最早的祖先。那么与人亲缘关系最近的灵长类动物猩猩或猴到底与人有多大的差距呢？了解这种差距也许能解开人类进化和智能、行为心理之谜。
最新基因研究的结果表明，人与猩猩的差距比较小，只有大约２％的差异。但是正是这２％的基因差异使得人与猩猩的智能、行为、心理和生理变得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但是从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等高级神经活动和心理活动来看，人与猩猩和猴子的差距并不是有好几个数量级的差异，而可能是人类的婴儿与成年的差别。有几个事实可以说明问题。
据最近一个美国和法国科学研究小组的研究发现，给婴儿和成年猴子讲日语和荷兰语，两者都不懂词的意义，但两者都能区分它们是日语还是荷兰语。研究人员还不能确定是否是靠提示才使得婴儿和猴子区分这两种语言，只是在倒着说日语和荷兰语时，猴子和婴儿都不能区分这两种语言，这表明他（它）们的神经在处理语言的输入方面确实有相同的机理。这个事实也说明，婴儿的语言能力与成年猴子的能力在某些方面差不多，据此可推论猴子的智力在某些方面可能相当于婴儿。因为语音处理并不是人类所特有的能力，而是所有灵长类动物的能力。而且收听节奏等语言特征的能力可能是来源于同一灵长类的进化历史。
黑猩猩的表现更能说明问题。在美国专门研究猩猩的伍特塞德黑猩猩研究所内有一只２７岁的叫做米哈尔的黑猩猩，它于１９７６年被研究人员从西非的喀麦隆带到该研究所。此后米哈尔与一名大它两岁的叫做科科的黑猩猩一道接受动物研究员帕特森女士的调教，后者的任务之一是教它们说话。结果这两只黑猩猩掌握了５００多种美式手语，能听懂一些英语，而且还能帮助帕特森女士教其他黑猩猩学说话。
另外两只黑猩猩的才能还各有区别。科科在１９９８年曾在互联网上进行过语言表演，通过一个翻译，它告诉观众它渴了，想喝水。而米哈尔则更有美术和音乐天才，它能画一些画，而且它的画在美国一些美术馆展出过。尽管有人怀疑过米哈尔和科科的才能，但对黑猩猩和猴子这样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具有某些与人类相似的智能是肯定的。遗憾的是米哈尔已在４月２４日突然去世，研究人员认为它是死于与人一样的心脏病————心肌梗死。
对猩猩和猴的研究还发现，猩猩和猴可以像人一样进行模仿学习。比如一只猴子学会了洗掉水果上的泥再吃水果，其他猴子也跟着学会了。此外黑猩猩还能进行更高级的学习————推理学习。将黑猩猩关在一间屋子内，在较高的地方挂有香蕉，旁边有几个箱子。刚开始黑猩猩也干着急吃不着香蕉，但它们团团乱转一阵后就能静下来想办法，最后尝试着把箱子叠起来并站上去摘取香蕉。另外黑猩猩还可以用树枝等作为工具和武器，用石块砸开坚果的外壳等。当然猕猴、鼠、狗等哺乳动物也可以进行推理学习，只是这种学习已经是动物的最高级学习形式了。
有关学者从黑猩猩使用和制造工具的事实出发，认为黑猩猩与人的最大区别仅在于人能够用工具制造工具，而猩猩不会用工具制造工具。这也说明在推理学习中的思维方式上高级灵长类动物与人的思维有相似性。另外黑猩猩的社会结构也与人的社会结构有很多相同点。例如，年长的雄性黑猩猩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和权威，在婚配上雄性个体留在本群落内而雌性“远嫁”他乡，这与人类的婚配也及为相似。因而更可以认为猩猩和猴等高级灵长类与人的智能、行为和心理生理有较多的共性。也可能从猩猩和猴的许多行为与智能可以推知人类的童年。
但是究竟猩猩和猴子等高级灵长类的智能与人的差别有多大，目前还难以作出肯定的解释。只有等待更多的研究来解开类似的秘密。当然从上述的研究来看，说猩猩和猴在智能的某些方面与人类的婴儿或儿童相似也说得过去。只有当基因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和动物行为的研究进一步深化之时，我们才有可能了解到人与猩猩、猴等高级灵长类的差距有多大。
研究手段
人类学家主要是根据出土的骨骼化石来研究和判断人类的进化历史的，他们主要根据以下三个特点来确定人类与灵长目亲族的不同以及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类的生理和行为特征：第一个特点是牙齿的形状和式样；第二个特点是双足的直立行走；第三个特点是颅骨的大小和形状。根据这些特点和人体的其他特点进行推论，并把人类祖先的化石骨骼与现代人及现代猿的相同骨骼进行比较，就能找出人类进化方式的许多重要线索。
例如牙齿，灵长目中非人类动物的牙齿都很大，适合咀嚼树叶和其他相对坚硬的食物，而且都长着大而突出的犬牙，以抵御敌人的侵袭；犬牙和切齿之间以及犬牙和臼齿之间均有缝隙，且臼齿在切齿后面，排成平行的两排。人类的牙齿则明显不同，最重要的区别是，犬牙并不比其他牙齿特别突出，所有牙齿都比其他动物的牙齿小得多，而且排成连续不断的曲线形，中间没有任何空隙。实际上，人类的牙齿最初是从腊玛古猿开始发展变化的。因为腊玛古猿从其他猿分化出来之后，在地面上度过的时间愈来愈长，于是，巨大的犬牙逐渐退化了，而切齿却变得愈来愈锐利，以便咬碎较硬的食物。与此同时，臼齿也变大了，以便于咀嚼。后来的人类因为吃肉食，再往后又吃熟食，且越来越成为主要食物，这些东西由于容易咀嚼和咬断，所以牙齿变得越来越小，不留缝隙，排列密集而整齐。最后，甚至连颌骨也变小了，嘴巴不再往外突出，面部也便变成一个垂直的平面，和灵长目中所有非人动物往后倾斜的脸截然不同。
骨骼也是如此，虽然比牙齿要复杂一些，但根据已经发现的骨骼化石足以肯定某些进化趋势。例如，就上半身来说，人类的双臂逐渐缩短，但双手的动作却发展得愈来愈灵巧与协调。下肢则发展得便于直立、行走和奔跑，整个身体的重心后移至骨盆，这样可以使行动所需的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大猩猩的重心在胸部，所以很难长久站立。
人类能够直立行走的关键还是双脚。所有灵长目动物的双脚只有自前往后的纵向弓形，而人类的双脚还有自里向外的横向弓形，因而可以保持较久的直立姿式而使身体保持平衡。
当然，人类和其他动物之间最重要的区别还是人类的行为，这主要是由大脑来控制的。于是，脑髓愈来愈发达，脑细胞和神经细胞也愈来愈多，愈来愈复杂，人类的大脑正常大小介乎1000～2000立方厘米之间，比灵长目任何其他动物的大脑都要大3倍以上。与此相适应的，人类的脑颅也越来越大，前额变得往前突出，头顶变平。
根据考古发现，有相距200万年左右的两个头颅骨，显示出脑髓小的非洲南方古猿和面孔小、脑髓大、会使用工具的现代人的头颅骨的鲜明对照。
因此，根据各种骨骼化石的不同特点，借助于遗传化学、比较骨骼形态学、对灵长目动物行为的研究以及对简单狩猎和聚集部落的社会学分析等手段，科学家们就可以推断出人类进化的历史过程，并且排列出人类进化的家世谱系。
相关资料
（1）现代人的定义
在距今10几万年前的非洲，出现了最早的在身体的解剖结构上与现代人完全相同的人类，他们被古人类学家称为晚期智人、现代智人或干脆就叫做现代人。晚期智人与早期智人形态上的不同主要表现在面部以及前部的牙齿缩小，眉脊减弱，颅骨的高度增加，使其整个脑壳和面部的形态越来越与现代的人一样。
由于人类演化的各大区域内在直立人阶段已经出现的一些地区性形态分化到了早期智人阶段开始逐渐明显起来，加上各地区不同的自然选择作用，使得各地区的晚期智人在形态上出现了一些明显的差异，人种分化形成了现在我们这种情况，即由于皮肤颜色、头发的形状与颜色、眼鼻唇等方面的不同，可将全世界的人类分为黄种人（又称蒙古人种或亚美人种）、白种人（又称高加索人种或欧罗巴人种）、黑种人（又称尼格罗人种或赤道人种）和棕种人（又称澳大利亚人种）这样四大人种。
虽然最早被发现的晚期智人化石是法国的克罗马农人，但是迄今发现的生活时代最早的晚期智人的化石都出现在非洲大陆，包括南非的边界洞人（年代在距今10万年以上）和克莱西斯河口人（年代最早为距今12～13万年，最晚为距今６万年，克莱西斯河口人在这个地区生活的时期至少长达６万年之久）、埃塞俄比亚的奥莫人（年代为距今13万年）以及的在坦桑尼亚莱托里地区发现的现代智人（年代为距今12万年）。同时，比过去的石器技术更为进步的、在窄石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石器技术也在10万年以前在非洲开始出现。这时候的欧洲还是掌握着相对原始的莫斯特技术的尼安德特人的天下。
中国最先发现的化石晚期智人就是著名的周口店山顶洞人。这些化石是1933年在龙骨山的山顶洞中发掘出来的，包括完整的头骨三个、头骨残片三块、下颌骨四件、下颌残片三块、零星牙齿数十枚、脊椎骨及肢骨若干件。但是由于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以及后来的太平洋战争，这些材料和当时所有的北京猿人化石一起在几个美国人手中被弄得不知去向。幸而在这批珍贵材料失踪前他们被作成了模型，这些模型成为我们今天重新研究这一时间段人类发展状况的重要依据。
解放后，我国广大地区又发现了一系列重要的晚期智人化石。其中包括进化程度与山顶洞人相当的柳江人头骨（发现于广西柳江县）、比山顶洞人和柳江人进步的资阳人头骨（发现于四川资阳县）和穿洞人头骨（发现于贵州普定县），以及分别被称为河套人、来宾人、丽江人和黄龙人的零散化石材料。
在继承从中国直立人到中国早期智人一脉相传的黄种人所拥有的一系列独特性状的基础上，中国的晚期智人已经基本上奠定了现代黄种人的特征，虽然，在他们身上还或多或少地保存着一些原始性状。在确定是属于原始黄种人的前提下，山顶洞人与现代的中国人、爱斯基摩人和美洲印地安人特别接近，而柳江人则与发现于澳大利亚的凯洛头骨有明显的相似性状。
澳大利亚所发现的人类化石都属于现代智人，年代最早的也只有３万多年，因此估计人类最早到达澳洲的时间不会早于５万年前。
澳大利亚发现的人类化石明显地分为两种类型。一类骨骼粗壮、身材魁梧，例如科萨克人、塔尔盖人、莫斯吉尔人、科阿沼泽人等；另一类骨骼较为轻巧、身材较为纤细，例如凯洛人、芒戈湖人等。他们的文化也不一样。
这些骨骼粗壮的类型与爪哇发现的直立人及早期智人（昂栋人）在形态上有明显的的相似性；另一方面，那些骨骼轻巧纤细的类型则与中国柳江人在头骨上有明显相似的性状，显示他们之间存在一定的亲缘关系。此外，爪哇全新世的瓦贾克人类头骨、菲律宾塔邦洞发现的人类头骨化石，以及加里曼丹的尼亚头骨和新几内亚的艾塔普头骨，都表现出一方面与澳大利亚土著人相似、另一方面又和中国晚期智人所代表的原始黄种人相似的性状。
上述这些事实说明，澳大利亚土著人的起源可能有两个来源。许多学者在分析了上面这些情况尤其是澳大利亚两类不同的古人类化石的地理分布后相信，人类从亚洲向澳大利亚散布时曾经发生过两次互不相关的迁徙：一次是南路，一批来自东南亚的骨骼粗大身材魁梧的人从爪哇经过蒂汶迁入澳大利亚的西北部，然后沿其西海岸南下；另一次是北路，一批来自华南的骨骼轻巧身材纤细的人经过印度支那、加里曼丹和新几内亚迁入澳大利亚的东北部，然后沿其东海岸南下，其中的一部分还经过陆桥迁到。塔斯马尼亚后来，这两批来源不同的人群互相混居杂交，结果产生了现代澳洲土著人，他们的形态则介于两种祖先类型之间。
在距今1万多年以前的末次冰期，地球上温度很低、冰川大规模发育，因而海平面较低，现代的白令海峡海底露出海面，形成了连接亚洲东北部和北美洲西北部的陆桥。一批生活在西伯利亚一带的黄种人追赶着他们的猎物，穿过这个陆桥勇敢地踏上了北美大陆，并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渐发展散布到了整个美洲。
美洲土著人（包括印地安人和因纽特人）在形态上与西伯利亚和其它东亚地区的黄种人非常一致，因此他们与东亚黄种人分离的时间不会太长，估计最多不过1万4千年～2万年。
美洲大陆所发现的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物为距今1万1千5百年的尖状器，1932年出土于美国新墨西哥州的克洛维斯附近；同时出土的有猛犸象的骨骼。在此之前，1926年曾在该州的福尔索姆附近发现过时代稍晚的另一种尖状器，伴有现已绝灭的一种野牛骨骼。
（2）人类进化的启示
应该说明的是，由于出土的化石数量有限，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分布都是不连续的，所以到目前为止，我们对人类进化过程的了解，还只是初步的，相当概括性的。然而，即使从这个相当粗略的轮廓当中，已经足可以得出一些令人惊叹不已、相当确切的结论和认识。那么，我们从中可以得到一些怎样的启示呢？
首先，可以肯定人类确实是由类人猿、原始人和现代人类这样一步步的进化而来的，而不是像圣经上所说的那样，是由上帝在一夜之间造出来的。对于这一点，除了那些狂热的宗教信仰者之外，大概已经没有什么异议。为什么会有一部分猿类能从动物群体中分化出来，最终进化成人呢？这完全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也就是说，气候的变化是人类进化，当然也是其他生物进化的原动力之一。或者说，气候变化正是人类进化的催化剂。在人和猿之间之所以会产生巨大的分化，正是因为它们的祖先宁肯跟着热带森林迁移，而我们的祖先却勇敢地从茂密的森林走向了空旷的草地。
另外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是，人和动物都在进化之中，为什么人类进化得如此之快，而动物进化得却如此之慢呢？其根本的区别在于，动物在接近10亿年的漫长时期中，是仅仅通过突变和自然淘汰而进化的。而人类在这短短的1400万年的瞬息时刻却发展和演化出了非遗传性的继承和演变系统，即通过独一无二的文化媒介，把知识和传统留给了后代。这完全是由于人类的大脑比其他任何动物都要发达得多，因而能有日益增强的对环境的控制力量，例如利用穿兽皮、烤火、住山洞来造小气候以利于自己的生存等。在这个过程中产生了日益发达的文化，从而使遗传进化退居于次要的位置。由此可见，人类在控制本身进化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仅次于生命的起源。
然而，有其利也必有其弊，大概正因为人类有了文化媒介可以把信息传递给后代，所以通过本身遗传系统所传递的信息也就愈来愈少，例如人生下来不会盖房子，必须要靠后天去学习。总之，动物有许多生存的本领是通过遗传系统直接传递给后代的，而人除了吃喝哭叫之外，绝大部分生存本领却只有靠后天去学习。
最后，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事实值得人们去深思。从表中可以看出，在这1400万年的漫长历史中，人类进化的速度并不是均匀的，而是以很高的加速度往前演化着的。例如，从腊玛古猿进化到南方古猿足足用了1000多万年，而南方古猿进化到能人却只用了300多万年，依次类推。也就是说，在人类进化的过程当中，每完成一个飞跃的时间大约正好等于前一个飞跃所需时间的1／3，而等于后一个飞跃所需时间的3倍。
造成这一结果的原因主要有二：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类的大脑愈来愈发达；二是随着实践的积累，人类的知识愈来愈丰富。由此可见，人类今天所享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并不是在短期内创造出来的，而是长期积累的结果。
我是人类的一部分，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类有生命，自然有本身。人类在人生活动中变化，自然在物质运动中守恒。人类有能力，自然也有实力。人类在生存，自然在存在。人类有追求，自然有永远被满足的利益。自然中，每个人都有祖先，每一物质都有运动轨迹。人有死，物质运动是永恒的。
人是自然物质，顺应着自己本身的运动规律运动。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4:00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能人
能人化石是自1959年起,利基(L.Leakey,1903—1972)等人类学家在东非坦桑尼亚的奥杜韦峡谷和肯尼亚的特卡纳湖畔陆续发现的。这些古人类的脑容量较大,约在600 mL以上,脑的大体形态以及上面的沟回与现代人相似,颅骨和趾骨更接近现代人,而且牙齿比粗壮南猿的小。在分类学上,古人类学家将他们归入人属能人种(Homo habilis)。能人生存的年代在175万200万年之前,当时粗壮南猿还没有灭绝。 与能人化石一起发现的还有石器。这些石器包括可以割破兽皮的石片,带刃的砍砸器和可以敲碎骨骼的石锤,这些都属于屠宰工具。因此,可以说能够制造工具和脑的扩大是人属的重要特征。 但是,能人是通过狩猎的方法,还是通过寻找尸体来获取肉食呢能人脑的扩增与制造石器之间存在什么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奥杜韦文化
广泛分布于非洲大陆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因发现于坦桑尼亚的奥杜瓦伊(又译奥杜韦)峡谷而得名。20世纪30年代初，肯尼亚籍英国考古学家、古人类学家L.S.B.利基首先在该峡谷发现奥杜韦文化的。从1960年起，进行了系统的发掘。该文化以砾石砍斫器为主要特征，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据，奥杜韦第1层的年代距今175万年，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旧石器文化之一。其后续是发达的奥杜韦文化。
在奥杜韦第1层和第2层的下部已发现10处奥杜韦文化的遗存，其中5处是生活面遗址，2处是屠兽遗址。奥杜韦文化的石制品包括石核、石片和石器。石器中，砍斫器和其他大型工具比小型工具更普遍。大型工具多由熔岩砾石制成，小型工具和石片则多用石英岩制成。奥杜韦文化的典型器物是砍斫器，数量多，占全部石器的51％，通常有拳头大小，以砾石的自然面作为手握部分。刃口比较粗厚、曲折,多数为两面交互打击,但也有一小部分是从单面打击的。此外，还有盘状器、多面体石器、原型手斧、石球、大型刮削器、小型刮削器和雕刻器等。这些石器虽然比较粗糙,但已具有一定的类型,表明奥杜韦文化还不是最早的人类文化。在上述10处遗存中,有7处有化石共存。因此一般认为能人是奥杜韦文化的主人。能人已知通过狩猎和捡拾兽尸得到肉食。遗址中最常见的动物遗骸是成年的、中等大小的羚羊。另外，发现了用石块堆成圆圈的，研究者认为是一种建筑遗存，类似窝棚的地基。
在中国
元谋人
出土有两种牙齿化石,一种170万年,一种250万年.比能人还略早.元谋人甚至会用火,比能人更进一步.
西侯度文化
1961年于山西芮城西侯度发现的，距今150万年～180万年，比奥杜韦文化的175万年还略早,为中国北方旧石器时代早期猿人文化。
在160多万年前的山西芮城西候度人类活动遗址中，人们找到 了被火烧过的动物化石和鹿角化石.证明已学会用火.
从以上列举的证据对比,并不能确切证明非洲就是人类起源的唯一发源地.但亚洲的证据的弱点在于,元谋人没有头骨化石,西候度文化没有同期的古人类化石遗存.这就是为什么人们认为非洲是人类起源地的原因之一.因此,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4:14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如果仅因为非洲有能人,我们就认为人类起源于非洲的坦桑尼亚,那我们也同样可以认为人类起源于中国的山西和云南,但这双方都是缺乏确凿证据的!因此, 我们不要盲目相信人类起源于非洲就是学术界的主流意见,胡锦涛主席出访非洲时所说的恭维非洲人的话也不是百分之百可信的,那是有相当的礼貌与奉承的成分在内的. 这种说法是在有一定根据的同时,也是有相当的水分在内,不是十分可信的!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4:25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在中国
与元谋人同期有古猿人还有
巫山人(204万年)
但是，与北京山顶洞遗址发现上万件人类制造使用的石器相比，巫山龙骨坡古人类遗址没有更多石器被专家发现。这在黄万波研究员看来，寻找更多的石器和人类骨骼证据是他的当务之急。
带着这个想法，1997年，黄万波研究员率领的考古队对龙骨坡遗址进行了第二阶段的首次发掘，在第五至第七水平层上发现了20余件以石灰岩为原料打制的大型石制品；其中有的石器制作得很精致，有的石片打制得很典型。这些发现使得巫山猿人及其文化在国内外得到公认。中科院院士贾兰坡看后总结“毫无疑问是人工制造的”。后来经过考证，这些石制品代表了200余万年前混沌初开的石器工业，这被称为“龙骨坡文化”。
从2003年至今，中法联合科考队对巫山龙骨坡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三次清理考察，第三次清理弄清了遗址的地质文化分层。根据清理结果，专家将龙骨坡遗址分为三大地质文化层，由上到下第一层为角砾层，厚度约为8米；第二层为橘黄色细角砾层，厚度约为12米；第三层为黏土层。古人类、动物化石及石器主要分布在第二层，有近20个文化带。
经测定，第二层最上面的化石年代为180万年，最下面的为200万年，文化层跨度为20多万年。意味着巫山古人在龙骨坡山洞生活了近20万年的时间。
“2003年，中法联合科考队发现了一个3平方米左右的化石层，重叠堆积着大量的大型动物的前、后腿骨化石，并发现大量石器。化石年代为200万年。”黄万波研究员称，化石有明显的石器砸削痕迹，证明有人类活动。“发现大量的大型动物只有前、后腿骨化石，说明古人思维意识的发展，在外打猎无法搬动大型动物时，就将肉最多的前后腿砍下搬回洞中。”黄万波研究员介绍说，大型动物的化石主是象、鹿、牛、麂子等大型草食动物。
黄万波介绍说，通过考古研究，“龙骨坡文化”得到了认可。“文化很重要，文化是根啊！只有中华民族没有文化是不行的，中华文化是怎么传承的，我们必须要找到脉络，这才是最根本的东西。”黄万波说。
“我们发现的大量石器证明，中国的史前文明可以再向前推进100万年。至于‘巫山人’是猿还是人，只有等待更多的证据出现来证明，现在讨论没有意义。”黄万波肯定地说。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4:34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西方学者大多认为东亚现代人是几万年前来自非洲，龙骨坡巫山古人的发现，将“东亚型”人类来自非洲的时间向前推了200万年，这对人类演化历史是个极大的冲击。
虽然还需要更多的人类骨骼被发现，黄万波研究员进行大胆的推测，他认为人类在非洲起源以后，在200万年以前就来到长江流域大三峡地区，也许，来到东亚时的“主人”不是人而是古猿，然后在慢慢地演化过程中，它们全身结构得到了相应的改造，出现了人类的各种特征。“东亚型”人就是在这样的进化背景中成了现代人。换句话说，人类在非洲起源，但是中国、东亚的现代人是在大三峡地区演化的。
黄万波介绍说，在非洲目前几乎能找到人类从最初的古猿演化到现代人的系统完整的化石证据。而在中国的长江流域，则只发现了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190万年前的湖北建始人、170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20万年前的巢县人、19万年前的长人、9万年前的奉节人、3万年前的官渡智人等古人类遗迹。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到1万多年的化石证据都没有间断，如果算上巴人及其文化就可以延续到现在。
黄万波说：“长江大三峡地区200多万年前还是盆地，而现在的地貌是形成于50万年前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时期。由于剧烈的造山运动和山水的侵蚀，形成了山高峡窄、地势险峻的峡谷特征，西方外来古人类文明是不容易越过如此艰险侵入到这个地区，而且也不容易受到恶劣气候的影响，因此一直保持比较稳定的半封闭的森林河流环境。”正是从这里走出了巫山人—建始人—元谋人—蓝田人—郧县人—南京人—和县人—巢县人—长阳人—奉节人—官渡人等。
黄万波告诉记者，过去学界普遍认为“东亚型”人是几十万年前变成“人”之后才从非洲来到东亚的，而“巫山人”的发现则至少说明早在200万年前甚至更远，东亚就从东非来了一批“猿人”，“因为那时‘猿’的特征还比较明显，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从某种意义上说，‘东亚型’人从‘猿’变成‘人’这一重大转变是在中国大地上完成的。”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4:53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李占扬：“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填补人类研究空白
2007年12月17日河南省许昌市惊现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此化石距今约8万—10万年，为中国乃至亚洲现代人起源研究提供了实物资料，填补了研究空白，是中国古人类考古的又一次令人振奋的重大发现。
其实比“许昌人”头盖骨化石历史久远的化石已有发现，如北京猿人化石等等，但是化石是否是越悠久就越有价值呢？李占扬专家说：
“不是化石越古老就越好，关键是化石的发现能解决什么问题。世界上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是人类起源，也就是猿是怎样变成人的；另一个是现代人类的起源。关于第一个课题学术界已有定论，即大约在300万年左右在非洲由猿变成人。因为在非洲发现了大量的这方面的化石。但关于第二个课题即现代亚洲人、非洲人、欧洲人、美洲人是从哪里过来的，是哪支猿人逐步进化到现代人的。这个问题在20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议很大。国外有个流行的观点‘非洲取代说’。比如中国人，中国猿人从距今50万年到20万年的进化是延续的，但在距今20万年后，尤其是距今10万年到5万年的化石我们鲜有发现，这一阶段的化石怎样我们不清楚。所以很多国外学者认为在距今20万年的时候非洲猿人的后裔将北京猿人的后裔灭绝，取代了北京猿人的后裔，现在中国人是非洲人的后裔。而我国的学者则认为我们是从北京猿人一直延续发展下来成为现代人。但我们以前没有距今10万年到5万年这一环节的标本、数据。因此无法证明那个阶段的人类究竟是和北京猿人更接近还是和非洲猿人更接近。而‘许昌人’头盖骨的发现正好在这个关键点上，处于这个敏感的时间段，是解决现代人类起源问题不可缺少的标本。可望自此解决中国人连续进化论与非洲取代论的问题。”
在谈到此项发现对亚洲的影响时，李占扬说：“在东亚地区如日本、韩国，还有东南亚地区，我们基本没有发现古人类化石。中国现代人起源问题的解决将为亚洲各国现代人的起源提供参考。”
“许昌人”头盖骨的发现具有重大的科研意义，李占扬表示：“我们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将一流的研究成果向世界公布。我们很高兴也充满期待。”
人的发源地!!!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黄万波今天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发现表明,中华远古文明源于长江流域,长江流域大三峡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说,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龙骨坡巫山猿人是最早的古人类,湖北建始猿人距今近200万年,然后依次为蓝田猿人、元谋人、约80万年前的湖北郧县猿人、南京猿人、和县猿人等。
黄万波是著名的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专家,是204万年前的重庆巫山龙骨坡直立人、115万-70万年前的陕西蓝田直立人、30万年前的安徽和县直立人、10万-2万年前的重庆 奉节智人、陕西长武智人、广西麒麟山智人和重庆巫山河梁智人等人类化石的发现者。《自然》杂志刊登龙骨坡考古发现的研究成果后,《科学》杂志曾专门就此发表评论,称“龙骨坡新发现改变了人类演化的历史”。此前,国外学术界普遍认为,人类来到亚洲的历史只有几十万年。
位于重庆市巫山县庙宇镇的龙骨坡古人类遗址发现于1984年,出土的人类化石包括一个门齿和一段下颌骨。与人类化石一起出土的还有巨猿等120种脊椎动物的化石,其中哺乳动物116种,有25个属于新发现的种类。埋藏化石的岩层为砂质粘土夹角砾,地质时代属早更新世早期,距今约200万年。龙骨坡遗址出土了大批石制品,经考古学家研究论证,这些石制品制作粗笨、简单,代表了200万年前一种混沌初开的石器工艺,并将其称为“龙骨坡文化”。
龙骨坡文化的问世,证实中华大地上200万年前已经有了人类的足迹,从而把中国的史前文明前推了近100万年。
他认为,蓝田猿人的故乡应该在南方,由于气候变化才逐渐北迁。从长江流域的系列考古发现,可以看到起源和承转的演进。因此,“中国人”的发源地应在长江流域大三峡。
黄万波还从地质演变的角度阐述了他的观点。随着青藏高原的升起,长江流域大三峡形成了森林河流环境和与之伴生的立体气候,适合于200万年来的人类繁衍。龙骨坡的考古发现表明,当时这里是许多动物的避难所,动物的大量繁衍,客观上为人类的繁衍提供了食物,尤其是大脑发育所需的动物蛋白。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5:00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人民日报1月22日电 国家文物局和河南省文物局今天在京宣布，我国考古工作者在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发现了可完整复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权威机构和专家初步判定，这是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又一古人类头盖骨化石，距今8万—10万年左右，早于距今两万年的山顶洞人，考古学家将其命名为“许昌人”。
据悉，这是继南京直立人头盖骨化石发现之后，15年来我国古人类考古的又一次重大发现。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许昌人”头盖骨的发现对于研究东亚古人类演化和中国现代人类的起源具有重大学术价值。
16块断片可复原成人类头盖骨
“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地，位于河南省许昌市许昌县灵井旧石器时代遗迹。196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专家，从当地村民挖井挖出的堆积物中采集到一批生物化石、细石器及打制石器，引起史前考古界的重视。2005年6月，为防止遗址遭受煤矿透水侵蚀，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河南省文物局组织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正式对该遗址进行考古发掘。至今，共发掘遗址面积260平方米，出土旧石器时代石器、骨器和动物化石计3万余件。
2007年12月17日，河南省文物局考古研究所在对许昌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的考古发掘中，在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发现一块较完整的古人类顶骨和枕骨、颞骨的断片共计16块，可复原成一块较完整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其眉脊较突、前额低平、枕突隆起、骨壁较厚，保存和石化程度均较好，未见变形。河南省文物局立即将这一重要发现报告国家文物局，并请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派专家帮助清理。考古人员现场将头盖骨化石整体提取，迅速运至北京，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标本馆进行了室内清理。同时，请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同层取样，进行光释光测年实验。
随后，国家文物局、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等邀请著名古人类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新智等10余位权威专家，仔细研究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及同层伴出的石器和动物化石标本后认为：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许昌灵井古人类遗址的发掘组织严密、规范严谨、资料完整，出土的人类头盖骨化石层位明确可靠，是我国第四纪晚更新世早期地层中经过科学发掘出土的古人类头盖骨化石；从与其同层伴存的灭绝动物群比例和光释光测年的初步实验结果判断，许昌古人类头盖骨化石出土层位的时代为距今8万—10万年左右。
为现代人类起源研究提供了新线索
在国内外古人类学研究领域，距今10万年左右是一个“敏感时段”。这是因为，在非洲以外的其他大陆，距今10万年左右的人类化石非常稀少，直接影响到现代人类起源的研究。专家因此认为，此次“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可望为东亚和我国现代人类起源提供直接证据。
据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许昌灵井遗址考古发掘队领队李占扬介绍，世界古人类学研究有两大热门课题，一是人类起源，一是现代智人的起源，前一问题已经达成共识，而关于现代人类起源，国外一直流行“非洲起源说”，认为中国的北京猿人等在距今约20万年前消失，现代中国人类及中国的晚期智人如柳江人和山顶洞人等，都是来自非洲的人类的后代。
对此，我国古人类学家吴新智院士持有异议，并提出“连续进化附带杂交”学说，认为中国现代人类是由北京猿人以及他们与其他人类杂交进化而来的。但是，尽管在中国境内已经发现了近百处更新世晚期的古人类遗址，其中有不少遗址出土了人类化石，但由于发现相关阶段的古人类化石特别是头盖骨较少，该学说一直缺乏有力证据。此次发现头盖骨的原始地层，没有遭到任何破坏，属首次发现，考古记录真实完整。而且是直接发现了人类的骨骼，而不仅是动物及器皿。
据介绍，许昌灵井古人类遗址遗存十分丰富，包含了大量古人类生活、生存及环境信息。从目前调查的情况看，遗址范围很大，面积可达上万平方米，有进行可持续研究的条件。
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表示，尽管这一发现意义重大，但目前只是为解决中国现代人类起源问题提供了新的线索，至于许昌人到底与山顶洞人是什么关系，与非洲早期人类又是什么关系，还有待更深一步的科学研究，国家文物局也将与中科院等科研单位合作，继续对灵井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考古调查，以更准确地揭示其文化意义。
[你问我答]“许昌人”头盖骨化石为何重要
在国际学术界，关于人类的起源地是哪里，一直有着非常热烈的讨论，到目前为止，讨论仍在继续。
在这个问题上，首先要了解两个概念，人的起源和现代人的起源。对于人的共同祖先约700万年前至500万年前起源于非洲的观点，目前学术界除了在时间上有所不同的看法之外，并没有大的争议。
但是对于现代人的起源，存在两种假说，并且争议非常大。目前很多科学家支持“非洲起源说”，即非洲是现代人的故乡；少数科学家则支持“多地区进化说”，即认为现代人是在欧亚非各自起源。
较早提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的，是美国的两位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他们提出，现代人祖先可追溯到大约15万年前非洲人由非洲大陆向世界其他各洲迁移。至于其他各洲的原始人，有一些科学家推断他们被冰川严寒全部自然消灭，也有一些科学家推断他们全被非洲人的后裔征服并取代。关于非洲的后裔来到中国的时间，大约是在5万～6万年前，他们来到中国定居下来，生息繁衍，并取代了原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原始人。
现代人非洲起源说在欧洲被普遍接受，但是仍然有不少科学家持不同的观点，尤其以东亚及中国学者的反驳声音最为响亮。他们提出“多地区进化说”。在中国，很多专家都在寻找各种证据用以反驳非洲起源说。他们的观点是，中国现代人是由本地的直系祖先传下来。中国专家最主要的证据是，在中国目前发现的古人类化石，有200多万年前的巫山人、湖北建始人，170多万年前的元谋人，115万年前的蓝田人，50万年前的北京人、35万年前的南京人，30万年前的和县人，十几万年前的长阳智人，2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等古人类遗迹。时间跨度从200万年到1万多年的化石证据都没有间断过，从原始人类到现代人类的演化进展是连续的，以此证明，中国人是自己演化而来的，与“非洲人”无关。但此学说由于缺少化石证据，一直不被西方学者认可。
现在“许昌人”头盖骨化石的出现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新的线索。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5:31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为什么说我国是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的国家?
人类起源是一源还是多源，还很难说。或许到演化为人的猿人时代，几个人中早就已经是不同的种群，比如黄种、白种。目前都没有充分的证据。
人类的历史远比以前理解的悠远，大约在200万年前已有能制造工具的人类出现于东非。近年来，人类历史已经延长到600万年。而从猿到人这个过程则长达1000万年以上。
人类在地球上的出现，距今已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这漫长的时期中，自然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山河变迁以及风化侵蚀等各种不利因素影响下，古人类遗骸形成化石并保留下来，是很不容易的。另外，在这样大的自然界中，寻找这些埋在地下的极稀罕的人类遗骸，也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古人类化石的发现，在世界范围内是极少的。
那末为什么还说我国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呢?这是比较而言的，“有比较才能鉴别。如果我们把世界上发现的古人类化石与我国的作比较，就不难看出，我国是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的国家。
我国发现过很多早期灵长类化石。
灵长类骨化石，安徽潜山，距今6000多万年（恐龙灭绝于6500万年前），目前发现的世界最早的灵长类（灵长类动物是猿人的前身），处于新生代早期的古新世。
中华曙猴，江苏溧阳，距今约4500万年。
世纪曙猿，山西垣曲，距今约3000-4000万年。
晚期猿，江苏泗洪，距今约1500万年至1000万年。
开远古猿，距今约1500万年。
禄丰腊玛古猿，距今800万年。
保山古猿，距今400万年前。
八公山古猿，距今300万年前。
目前一般把原始人类的发展分成四个阶段，即能人阶段、直立人阶段、早期智人和晚期智人阶段。
就能人化石产地来说，世界上一共只有十多个地点，我国就占了好几个，如建始人（200～250万年前）、巫山人（远达201～204万年之久）和云南元谋大那乌的元谋人（距今170万年前）等。安徽繁昌也发现过早期的猿人石器，距今约240万年。
直立人阶段的化石更是丰富。如：北京周口店、南京汤山、陕西蓝田陈家窝子和公王岭、安徽和县等。而北京猿人产地的材料是世界上最多、最完整的一个地点。它代表了四十多个个体，不但有头骨和牙齿，还有部分肢骨。这对于研究人类起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还有南京直立人，南京猿人一号头骨距今约60万年，南京猿人二号头骨距今约30万年。
早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在欧洲发现较多，尤其是德国和法国。其他发现的地方，在亚洲有中国、伊拉克、巴勒斯坦和印尼等地，在非洲有赞比亚。我国也有多个地点发现，如：广东的马坝、湖北的长阳、山西的丁村和贵州的桐梓。50,000-35,000前，中国后石器时代古人类的出土文物也有发现。
晚期智人阶段的人类化石在欧洲发现也较多，特别是法国、英国和德国。在亚洲除中国外，其他有印尼等地。在澳大利亚、非洲等地也发现过一些。在我国发现新人化石的地点，如江苏镇江、泗洪等地，距今3万年到4万年，其他还有北京周口店的山顶洞、四川资阳、内蒙古的乌审旗、广西的柳江和来宾等。
另外，在浙江、山东、贵州、广西、河南等省区均发现有零星的古人类牙齿化石。
按年代顺序，主要灵长类、古猿类和古人类化石有：灵长类的潜山早期灵长化石、中华曙猴、世纪曙猿、泗洪猿等；古猿中的森林古猿、禄丰古猿、巨猿；能人中的建始人、巫山人、元谋人等；直立人中的蓝田人、北京猿人、和县猿人、汤县猿人等；早期智人的金牛山人、马坝人、丁村人等；晚期智人的柳江人、资阳人、河套人等。
中华文化的发源地——原始村落遗址也有多处发现，南京北阴阳营文化，嘉兴马家浜文化，余姚河姆渡文化，余杭良渚文化，潜山薛家岗文化……距今约5000-10000年。公元前4,000-前3,000 华北平原及黄河流域开始有村庄，公元前3,000-前2,000 是仰韶文化及龙山文化遗址，直至中华文明产生。
总之，根据这几十来年的发现，对比非洲发现的人类和猿人的化石，中国江南（江苏、安徽一带）比非洲的发现更有说服力，年代也更久。
从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在每个人类发展阶段上都有不止一个化石地点的代表，其系统之完整，种类之多样，数量之丰富，延续之长久，脉络之清晰……这是在世界上很少有的，历以说我国是古人类化石相当丰富的国家。
清江人类遗迹更证明中国人直系祖先在本土 “建始人”挑战人类非洲起源说
近日，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外公布了在清江流域考古发掘中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其中的“建始人”化石、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旧石器遗址等，不但证明了清江流域是人类的起源地之一，更对长期以来占据上风的人类非洲起源说提出了重大挑战。昨日，清江流域考古专家、湖北考古所研究员王善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
“巨猿洞”深处 发现人牙化石
清江是长江中游南岸最大的支流，发源于齐岳山麓，流经鄂西地区的恩施、建始等9县市。由于气候温暖、自然条件优越，自古以来就有人类在清江流域繁衍生息。
上世纪80年代，为配合清江流域水电工程建设，湖北省的考古工作者们对清江流域进行了考古探察。然而，谁也没想到，这次探察竟变成了长期的全方位发掘，更牵出了史前考古史上的重大发现。
在建始县高坪镇麻札坪村，一个小山坡上的山洞引起了专家们的注意。据当地农民讲，他们曾在洞中及附近挖出过很多巨猿的牙齿，因此这个洞也被叫做“巨猿洞”。
在对“巨猿洞”的发掘中，专家们发现了3枚牙齿化石。经初步认定，这3枚牙齿应属于人类而不是巨猿。
200万岁“建始人” 属于人类早期成员
古人类化石出土的消息将有关专家吸引到建始，并为此成立了“建始人”研究课题组。
在对3枚牙齿化石进行科学鉴定后，课题组组长、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教授郑绍华以及邱占祥、陈铁梅等专家一致认定：“建始人”的生活时代距今约为215万至195万年，属于人类的早期成员。
同时，考古专家们还在遗址的文化地层内发现了部分骨制器化石，化石上留有人工打击痕迹。这证明了200万年前，生活在巨猿洞中的是人而不是猿。
与非洲古人“年龄”相当 200万岁“建始人”证实 非洲不是人类惟一起源地
我们是从哪里来的？从古到今，人类的起源都是人们最感兴趣也最具争议性的话题。《圣经》中说，是上帝创造的亚当、夏娃繁衍了人类，而我们中国人则认为，女娲、伏羲才是人类的老祖宗。
19世纪，达尔文大胆提出进化论与人类非洲起源说，用科学演示了人类的进化。此后的考古研究也普遍认为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也就是说，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在非洲。
此前，虽有专家提出过人类起源于亚洲的说法，并且我国也先后发现了北京人、元谋人、郧县人等直立人的化石，但与非洲发现的距今200万年以上的早期人类化石相比，都显得太“年轻”。由于缺乏强有力的化石、遗迹等作支撑，在非洲起源说面前，亚洲起源说显得苍白无力。
考古专家王善才表示，此次清江流域发现的“建始人”生活于距今200万年以前，与非洲古人类的年限相当。因此，这不但是对非洲起源说的挑战，更为亚洲起源说提供了强有力的实证。
否定从非洲走出后 灭绝欧亚土著形成现代人之说 中国人的直系祖先就在本土
早在1957年，在著名古人类学家贾兰坡主持、发掘下，清江流域的长阳地区就发现了距今近20万年的早期智人——“长阳人”化石。而此次考古中，长阳地区的伴峡小洞发现了距今1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及人类用火遗迹，鲢鱼山发现了距今12万至9万年的人类用火遗迹，而伴峡榨洞则发现了距今2.7万年的旧石器和人类用火灰烬层。
王善才告诉记者，学界普遍认为，距今10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走向欧、亚等地，灭绝当地土著人后繁衍形成现在的人，中国人的直系祖先源自非洲。此次长阳地区发现的一系列旧石器时代遗址、动物化石、石器和人类用火遗迹，完全可以证明中国现代人是由本土自身连续发展起来的，否定了中国人直系祖先在非洲这一说法。
专家说法 我国现代人类发展有连续性
清江流域系列考古发现得到不少专家的认可，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所长刘庆柱表示，这些发现对于探讨人类“一元”、“二元”、“多元”起源论具有重要意义。
刘庆柱说，从“建始人”化石到“长阳人”化石，再到鲢鱼山、伴峡小洞遗址，以及伴峡榨洞遗址，这些发现足以证明现代人类在我国的发展具有连续性。
澳洲古人类化石也与非洲没关系
除清江考古发现外，澳大利亚专家也对非洲起源说提出了挑战。澳大利亚蒙戈湖附近出土了距今6万年的人类化石，在对从中提取的DNA进行分析后发现，它与所有被认为是源自非洲的早期现代人的DNA在遗传上没有联系。
专家据此认为，澳大利亚出现的早期现代人是独立于非洲古人类之外的。
人类故乡之争
有关现代人类起源，学术界长期以来始终争执不下，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有两种观点，即非洲起源说与多地区进化说。
非洲起源说认为，现代人最早起源于非洲，大约13万年前走出非洲，扩散到亚洲、欧洲等地，并取代了当地的原住民。
1967年，埃塞俄比亚出土了3具较为完整且生存年代明确的智人骨骼化石，其年代可以追溯到距今16万年前，为现代人“非洲起源说”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多地区进化说认为，100万至200万年前，直立人由非洲扩展到其他大陆后，分别独立演化为现代非洲、亚洲、大洋洲、欧洲人。
近年来，也有专家提出亚洲起源说，但一直缺乏有力的实物证据作为支撑。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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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化论，伟大的学说，将人从神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进化论反而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前段时间的美国进化论教育风波就是一例。虽然其中有社会宗教因素，不过进化论的不足也是重要原因。现在对进化论的质疑比一百年前还要多。
随着科学的不断推进，达尔文进化论也开始面临着以下一些不能解决的问题。第一：大约5亿到6亿年前的寒武纪的开始之时，绝大多数无脊椎动物和脊索动物在几百万年的很短时间内出现了。但是用达尔文进化论的从“量”到“质”的渐进发展观点不足以解释为什么会在短短的几百万年时间里会出现如此多的新动物；第二：达尔文从“适者生存”的角度，勾勒了生物进化的树状演化图景。但是，在分子水平上，许多变异(突变)并不显著地影响生物的生存能力，因此不会由自然选择的力量为主导决定其在进化历史中的去留，这些变异导致的微小的进化不是经典的“达尔文学说”能合理解释的；第三：某些遗传结构本身具有适应意义和进化意义，能够在自然选择的力量所不及的情况下，“驱动”生物进化,但是达尔文进化论并不涉及遗传因素。
眼睛由眼睑、睫毛、眼膜、晶状体、视网膜等精细的结构组成，有感光细胞将光刺激转化为电讯号并将它们迅速传到脑部，在脑的指挥下使眼能迅速和准确地对外界刺激作出反应。眼睛的功能是任何最高级的照相机无法企及的。但按进化论的观点，眼睛的结构与功能也是一点点地进化来的。可是，眼睛的各部分以及它与大脑的联系等怎么都那么凑巧地同时进化到这样准确的程度使眼睛有正常的功能呢？其中任何一部分配合稍差一点，眼睛就无法起作用。试想，在进化过程中，10％，50％，甚至99％进化程度的眼睛如何发挥功能呢？眼睛的形成，是很难用进化来解释的。
达尔文本人对此也相当困惑。在他的著名的《物种起源》（Originof Species）一书的第六章＜理论的难题＞（Difficulties of the Theory）的“极其完美和复杂的器官”（Organs of Extreme Perfection and Complication）这一节中，他直言不讳地写到，“眼睛有调节焦距、允许不同采光量和纠正球面象差和色差的无与伦比的设计。我坦白地承认，认为眼睛是通过自然选择而形成的假说似乎是最荒谬可笑的。”
至于大脑，进化论更是苍白无力。先不说大脑的复杂精密奇妙性，光开发度一项就很难解释。有专家估计目前人类大脑平均被开发5%，爱因斯坦被开发13%。先不论数字是否正确，大脑有很多闲置是不争的事实。从进化论来说器官都是因需求从简单到复杂，无用的闲置根本没有进化出来的可能。
为了解释以上事实，科学家提出了间断平衡论，再把现代遗传学（突变、基因漂移及基因交流）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结合起来作为进化的主要机制形成了-综合进化论。综合进化论有了更完善的理论，不过一些观点是为了解释而无根据的假定，所以仍没有得到公认。
人类起源，研究最多最难定论的疑问。
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分别带领两个实验室，检测取样于全球各地不同族群的细胞线粒体。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它自己有DNA(脱氧核糖核酸)，能够独立复制，代代相传，是一种很好的遗传标记。研究得到结论：现在全世界人类都来自非洲。
因为美国的极力推动，以及分子生物学遗传基因学的科学性比起乏味模糊的考古学实在强得多，再加上DNA取样中各国都有很多科学家参与，这些科学家自居自己也是学说提出参与人之一而大力鼓推。并且非洲起源说宣扬了种族平等都有个共同的祖先，有助于建立世界大同的社会意识形态，被迅速普及接受实为必然。可无论如何，DNA推断毕竟是间接的证据，化石才是最直接的证据。非洲确实发现最古老的猿人化石，不过这只能认为非洲环境更易产生进化或者更易形成化石罢了。
很多实际问题非洲起源说根本无法解释：非洲古人是如何飞到文明起源地的？如果仅靠双脚，是如何翻越即使现代人也很棘手的崇山峻岭的？当时可没有公路的。没有地图，所以只能是无方向迁徙。当他们经过随机扩散到黄河流域时，非洲古人应已遍布全亚洲，人口比现在还多。而且根据资源枯竭迁徙论，他们已经将沿途的生存资源使用完毕了。他们经过神奇的千万里长征，沿途把死去的尸体都带走，没留下什么化石，厉害。不过不算最强的，有一些非洲古人穿着薄薄的兽服，穿过诸如西伯利亚的高寒地带，渡过白领陆桥到阿拉斯加，发现居住不太舒服，继续向南走，最后成为印第安人，这大概就是人类爱好旅游的天性了。至于中美洲、美洲南部发现少量相比美洲北部更古老文明痕迹很可能是非洲古人坐几根木头渡过大西洋来定居的（2亿年前各大陆就开始分开了），与此相比哥伦布算个屁。
有几句话我不得不说：因为历史限制，美国在考古界并没什么权威，自然在人类起源上也没多大建树，不过非洲起源说提出后美国一举成为人类起源的头号发言人，我不得不稍稍质疑其动机。美国人大概也觉得很难说得过去，2005年4月提出寻找人类迁徙路线，可惜很难找到化石证据，所以这个项目采用的研究手段依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并且暗示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已成定论。
（寻找人类迁徙路线遭考古学界置疑
http://www.bioon.com/biology/advance/Ecology/200505/106590.html ）
非洲起源说是众多进化论学者所推崇的，因为解决了几个人类进化难题：脊椎灵长类动物的四肢都着地，这样分散了脊椎的压力，这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讲是合理的。而人却是直立行走的，直立人的脊椎所承受的压力过分集中，反而不如四肢行走的脊椎动物合理，为什么会发现这种进化呢？它是进化还是退化？按一般观念认为，人类手脚的分离是在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当自然环境的变化将古猿赶出丛林，古猿不得不用前肢去挖掘植物的根茎，从而使前肢进化为手臂，非洲很符合这个环境。然而，我们发现蓝田人及山顶洞人，他们都生活在植物比较茂密的山区，而在这种自然条件下，用四肢行动难道不比用后肢行动更为有利一些吗？怎会发生手脚分离的演化呢？ 所以蓝田人及山顶洞人都应该是从非洲过来的。至于中国发现距今170万年的“元谋人”、200万年前的巫山石器、清江流域200万年前“建始人”化石大家就当它们不存在吧，如果实在不能无视就当这些化石是从非洲偷偷运来的就行了。
作者: 初九潜龙 时间: 2008-4-20 15:40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这个贴子最后由初九潜龙在 2008/04/20 03:49pm 第 1 次编辑]
[转帖]寻找人类迁徙路线遭考古学界置疑
以“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作为定论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再次遭到考古学界的质疑。
1987年，美国科学家华莱士和威尔逊分别带领两个实验室，检测取样于全球各地不同族群的细胞线粒体。线粒体存在于细胞质中，它自己有DNA(脱氧核糖核酸)，能够独立复制，代代相传，是一种很好的遗传标记。
通过分析其中的遗传物质DNA，研究小组吃惊地发现，现代女性的基因都来自一位妇女，她生活在大约14.8万年前的非洲；而现代男性也都有一个共同的祖父，他也生活在15万年前的非洲。
进一步的研究得到结论：现在全世界人类都来自非洲，5～10万年前非洲人进入亚洲和欧洲；而生活在中国的原土著——蓝田人、元谋人、北京人都在新居民抵达前灭绝了，他们没有留下后代。
分子生物学得到的这一结论很快被人们广泛接受，它似乎帮人类找到了真正的亚当和夏娃。然而，自从这一结论问世以来，它就和传统的古人类学界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化石分析显示，至少在以中国为典型的东亚地区，15万年前的“土著文明”一直连续到了现在，并没有被来自非洲的外来文明所取代。
2005年4月，美国国家地理协会和IBM公司联手，启动了一个历时5年、由私人赞助的“寻找人类起源计划”，其目的是描制人类迁徙的路线图。由于这个项目采用的研究手段依然是分子生物学技术，并且似乎暗示了“现代人类起源于非洲”这一观点已成定论，该计划再次在考古学界引起轩然大波。
绘制“基因地图”
“寻找人类起源计划”首先要收集世界各地大约10万个人的基因样本(其中我国大约2万份)。科学家将使用最先进的实验室和计算机，对这些DNA样本进行分析，最终绘制成一张人类万年迁移图。来自美国、中国、巴西、南非、英国、法国、俄罗斯、黎巴嫩、印度和澳大利亚的众多人类遗传学家参与了这次活动。
复旦大学代表中国参与了这一计划。作为研究者之一，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的卢大儒教授接受了本刊采访。
“我们的目的是绘制遗传结构图，就是把每一个群体的遗传结构有序地分化出来，再根据地理板块划分，把人类的遗传结构关系(亲缘远近关系)梳理出来。在梳理的过程中，我们就可能找到现代人类的‘根’，把‘根’和‘枝条’所在的地理位置联系起来，进而找到人类祖先迁移的过程。”卢大儒解释说。
“我们其实都来自同一个地方，拥有共同祖先，只是时间把我们给隔开了，”该计划的领袖、美国科学家威尔兹说。
卢大儒也说，根据基因分析，实际上中华各民族之间的共同祖先距离我们非常近。这种分析方法的理论依据是：遗传信息的变化有连续性，一定的隔离群体有一定的遗传结构，一代到一代之间，基因的变化有一个恒定的速度。如果我们来自同一个祖先，我们之间的遗传距离可以估算出来。
“如果我们都来自于元谋人，个体之间的差异应该有50～100万年。但实际上，中国人任意两个之间的差异都没有超过5万年。也就是说，我们共同的老祖宗距离我们只有5万年，我们的亲缘关系其实很近。汉族和藏族的分离迄今也只有1万年，汉族不同群体之间最大的分离时间也就只有5000年左右。”
根据这种理论分析的结果，4～6万年前，现代智人从非洲通过西亚、南亚进入中国。欧洲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分几拨进入。
而现在，“寻找人类起源计划”要把原先得到的结论做得更细，依据遗传标签，研究者要绘制一张详细的人类迁徙的“基因地图”。
10万个基因样本要覆盖全球所有的族群，因此确定采样对象将异常严格。该计划因此设立了专门的国际顾问委员会，由遗传学家、民族学家和历史学家综合考虑共同确定哪些种群和群体必须要采样。按族群分配到当地之后，再由当地专家细化落实。
中国的56个民族都将被覆盖到，人口比较多的民族还要细分，例如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将被分别采样。
采样目标倾向于男性。卢大儒解释说，这主要是因为男性的DNA中既有反映父系血统起源的Y染色体，又有反映母系血统起源的线粒体，而女性的DNA不能反映前者。基因方法研究人类起源不可靠？
然而，有关“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报道甫一出来，就遭到了传统考古学界的质疑：该计划采用的依然是纯基因技术，并且隐含了一个前提，即“现代人类由非洲迁出”，因此又引出一个争议。考古学界的一些知名专家认为，如果两个前提——分子生物学方法确实可靠；现代人类的确起源于非洲——不成立，那么，这个计划根本毫无意义。
来自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高星认为，用分子生物学这种方法来研究人类起源这一古老问题是很有意义的，但这种方法本身有缺陷，还处于初期阶段。
高星研究员介绍说，分子生物学研究建立在很多假说的基础上，其中一个假说是：新的人类到达一个新的地区的时候，他们不会跟当地原先的居民发生基因的交流。如何达到这个要求？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者认为，末世冰期(即最后一次冰期，从大约13万年前开始，一直持续到1万多年前)使地球上其它地区的原有人类都冻死了，非洲人走向其它地区时都是进入无人之地，所以不可能跟原有居民发生融合。
“但我认为这个理论是站不住脚的。我们知道，近70～80万年来，地球出现了几次的冰期和间冰期，末世冰期并不比以前的冰期还冷，而到这个时候，人类的技术、文化、生活水平都提高了，以前更冷的冰期都没有让人类灭绝，现在又有什么理由让他们都冻死呢？”高星说。
同样来自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另一位考古学家、中科院院士吴新智也表示了和高星同样的观点。他告诉本刊记者，化石证据表明，至少在长江以南，甚至于黄河流域，冰期还是适合于人类居住的。在河南郑州的织机洞，近年就发现了末世冰川时期遗留下来的石器；浙江桐庐还发现了那时候的人类头骨化石。这都证明了末世冰期并没有把当时的中国土著灭绝。
吴新智认为，对现代人进行分子生物学研究，由此推测古人类起源，这毕竟是间接的证据。“因此，即使都是以分子生物学研究人类起源的专家，也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吴新智介绍说，台湾中央科学院院士李文雄的小组用X染色体做基因分析，结果发现，现代人类的“根”是在欧洲和亚洲，而不是在非洲。并且，他们的结果是，人类共同的祖先距离现在至少有40多万年，甚至是100万年以上。
中国现代人不是来自非洲？
吴新智院士和高星研究员对于有关“寻找人类起源计划”的报道中，就“现代人类是否起源非洲”这一论点的陈述呈一边倒的现象表示遗憾：已有的报道中，似乎现代人类起源非洲已成定论。以这种思维，这个项目对于解决现代人类究竟起源何处这一问题根本起不了任何作用，因此，描绘“人类迁徙路线图”也就成了一厢情愿。
吴新智说，认为大约200万年前远古人类走出非洲的观点，基本上是没有问题的，现在已经没有太多争议。但认为10～15万年前的现代人起源非洲，这在目前争议还很大，远没有形成定论。
“从考古学的证据来说，还不足以支持现代人起源于非洲这一论点。就以中国获得的材料来看，从200万年前直到1万年前，都有石器文化遗存下来，从文化、行为、技术的角度看，以中国为代表的东亚地区，是一种连续状态的本土演化。而如果非洲人进入而取代本土人，则必将出现原先文化的中断、突变现象，但我们看到的却是从早期到晚期一脉相承的文化。”高星说。
吴新智说，已有的化石证据完全支持中国本土古人类文明的延续；即使是分子生物学分析的观点，出入也还很大：同样是分子生物学家做出来的结果，认为现代人类共同的祖先，距今最远的达到500万年，最近的是5.9万年前，平均是171万年前。同是基因分析的结果，差别有这么大，并不都支持现代人在10万年前迁出非洲的论点。
吴新智表达了他自己的观点：“认为非洲人完全取代中国古人的观点终究要被推翻；我认为，中国现代人更可能是在本土古人延续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融合了外来基因，从而演变成现代人。”
对此，卢大儒表示，以现代的生物技术，古人类的融合杂交完全可以通过其后代的基因反映出，但迄今没有看到这种融合的迹象。
北京大学考古系的旧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何嘉宁对本刊表示，分子生物学和古人类学分别得到有关人类起源截然相反的两种结果，产生的争端已经历多年，恐怕在以后比较长的时间内还将持续下去，起原因是：分别来自基因和化石的两种证据在他们各自看来都很“铁”，目前又没有任何其它第三种渠道来帮他们做出有力的判断。
很明显,运用基因学说得出的结论与各地的化石证据不符,得出这种结论并寻找迁徙路线图是可笑的.
作者: 耶律青 时间: 2008-4-23 20:13
标题: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值得注意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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