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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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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1 19:28:39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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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col.com.cn  四川在线  (2006-04-03 11:29:29)  来源:天府论坛·蜀州夜话
    有人说,夏古音巴,那么禹,是否就是俞?巴是大蛇,是否隐喻着龙?龙虎图腾与白虎之间,有没有联系?明玉珍定都重庆,为什么国号是夏?让我们沿着大量的踪迹,拨开迷雾,在蛛丝马迹中搜寻那些失落在远古的秘密……
  一、龙舟与端午
  迷雾紧锁的大江上,隐约传来了嘿着嘿着的号子。一排排古人划着桨,随着节奏,整齐而有力。身形狭长的小船,巧妙的集中了人力,昂首破浪,逆流而上……
  这就是最早的龙舟,它与行驶在平缓水面的宽大船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虽然它载物不多,人在上面,也不能自由行走,但只有这样,它才能在激流中穿梭,来去自如;也只有这样,它才能从岸边越过险滩,进入下一水面。因此,驾驭龙舟的古人,必定是一个长期与激流搏斗的族群,而赛龙舟的习俗,也应源自他们。不禁想起了赛舟获胜的廪君……
  再说端午。5月,热浪冲天,瘴气弥漫,蚊虫滋生,百毒俱散,在条件简陋的古代,特别是重庆地区,是一个疾病流行的月份,也是一个儿童夭折的月份。因此,每到5月,家家户户就祈求神灵的保佑,久而久之,便形成一个祭祀的习俗。他们在5月5日,也就是午,祭祀他们的神灵;同时,给儿童佩带香囊,防止他们过早的夭折,并把艾叶菖蒲悬挂在墙上,驱邪避瘴,祈求安康。
  祭祀开始了。人们端庄肃穆,身着端服,在端公的主持下,诵着祷词,举行各种仪式。然后,向水中投放粽子,祭祀神灵。接着,聚会变成了欢乐的节日,忙碌的人们,有了片刻的轻松,吃着可口的粽子,开展起了各种娱乐活动。活动的高潮,当然是赛龙舟了,因为龙舟是他们生存的基础,也只有龙舟上的矫健身影,才能充分显示出他们的力量。
  这就是端午的全过程。端,像形,祭祀时庄严肃穆的样子,也用以命名与祭祀相关的一些事物,比如端服、端午、端公。作为一种文化,它已遗失了很多;虽然端午最终还是流传了下来,但它的含义却早已被人遗忘。也许,那些叫做端公的人知道。可是,他们的踪迹还在吗?
 
  二、良渚文化
  太湖流域的良渚文化,是个高度发达的文化。但四千多年前,似乎一夜之间,突然神秘消失。
  据南京地理研究所的结论,整个太湖底部,是黄土层硬底,湖水直接覆盖在黄土之上,未发现海相化石及沉积物,相反,却发现大量文化遗存。湖底,至今尚保存着自西向东的完好河道。与长江中下游其他湖泊相同,太湖是因洪水泛滥而成湖的。
  以上结论,说明太湖流域以前是个独立的水系。那么,洪水为何从天而来,却又经久不退呢?是三峡瓶颈迸裂的那一刹那吗?而良诸文化消失的那一刻,不正是大禹治水的那个时代吗?还有,防风又是谁呢?
  防:形声。从阜,方声。本义:堤坝。堤坝,是低洼地带的防洪设施,与太湖底部的地理特征高度吻合。风:从太湖的地理位置来看,应该是南风。南风其薰兮,是对于中原来说的,因为它是薰风、时风;但对太湖流域来说,它则是梅雨,是年复一年重复着的那种巨大力量,也是不得不年年倾力设“防”的那种力量。因此,风对于太湖流域来说,不仅意味着神秘的力量,也准确的表达出了它的气候特征。
  而且,禹对良渚文化及其辐射范围的命名,也非常说明问题。扬:像形。金文的字形,像用双手高捧着“玉”的样子。献玉,不正是以玉为主要内容的良渚文化的特征吗?
  不管怎样,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是,大禹的势力扩展到了福建,覆盖了整个良渚文明。也就是说,就算大禹对良渚一无所知,但他至少继承了良渚这一笔丰厚的遗产。可是,有谁能在同一时期内,灭了良渚,迁之于大禹的属地,却又不留下丝毫的痕迹?隐约之中,我仿佛看到,一群古人,正在开凿大运河,施展着他们的拿手好戏……
  三、治水的证据
  一九九八年,一场特大洪水,从天而降。可以这么说,当时是用了倾国之力,才艰苦的挺过了难关。这场大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场吗?是唯一的一场吗?是古人们能够应付得了的吗?这样高的水位,可能漫过大运河一带底矮的平原吗?
  这个平原,是一个冲积平原,也就是说,洪水的水面,应该远远高出这个平原。所以说,当发生洪水时,即使没有大运河,河水也一样会漫过这个区域,进入太湖流域的。因此,太湖是个洪泛区,底部是不可能有大量文化遗存的。
  可大量的文化遗存却明明存在!这就说明,在文明诞生的那个时代,根本没有这么大的洪水。因此,如果不是因为大禹拓宽了三峡,那就一定是气候变化了的原因。但不管气候怎样变化,只要有冲击平原存在,就证明曾经有过无数次漫过平原的大水。
  结论:拓宽三峡,确有其事。
  四、江南运河
  《左传》哀公九年(前486年):“吴城邗,沟通江淮”,那么,江太间的“沟通”无疑就更为久远了。它究竟“沟通”于什么时候?成湖之前吗?
  首先,水从何处而来?
  太湖流域,有自己的出海口,如非人为的开拓了江南运河,它是个独立的水系。常识告诉我们,洪水虽然是突如其来的,但不会经久不退的。小小的太湖上游四水系,就算在气候异常的年代,突降暴雨,也无法维系太湖这个巨大泻湖的吞吐的。因此,成湖所需并永不枯竭的水源只有一个:长江。换句话说,太湖形成的真正原因,是江南运河造成的。
  其次,如果没有长江提供的丰富水源,太湖还能成湖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也可以轻易的得出科学结论的。长江决定着太湖的命运,因为太湖水系与长江的力量熟轻熟重,是自不待言的;断绝了由长江而来的水源,它必将干涸。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没有江太间的“沟通”,就没有太湖;而“沟通江太”也是先于太湖成湖的。我们的先祖真是高瞻远瞩,在生态良好的远古,就开始还耕于湖,淹没了自己的大片国土。
  五、九州
  禹分天下为九州,是否确有其事呢?让我们先来逐一解读九州的含义,由此分辨真伪,以便更透彻的了解历史。
  冀:北田共。北田,北方的土地。共,拱。北方,对古人来说,是祭祀时所面对的方向,也是神灵所在的方向。“斗北而众星拱之”,因此,古人对北方怀着一种崇敬的心理。冀的意思解读为,北方神圣的土地。
  兖:六允。允,像形字,诚信。这种形象,让人联想起了“耑”,因为它们意义非常相近。耑是个奇妙的字,从字面上解释,它的首领就是颛顼的颛。奇怪的是,兖也写作弇(像下六上合吗?),是颛顼文化的诞生地,而六也正是颛顼文化的特征。简单的说,六就是六合,上下与四方,衍生了数与数之间的多重关系,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学说,与五行等等其它学说,构成了古老的哲学体系。因此,兖解读为颛顼故里。
  青:青,东方色也。――《说文》。东方谓之青。――《考工记·画绘之事》。正东曰青州。――《周礼·职方氏》。青州,纯粹的方位概念,因地理位置而得名。
  徐:徐,安行也。――《说文》。我们现在也经常说:徐缓。徐州为什么用徐缓来形容呢?因为徐州地处长江下游,江面宽广而水势徐缓是它的明显特征。徐州,因水势而得名。
  扬:金文的字形,像用双手举起“玉”的样子。献玉于王,一语道破了这个地区以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特征。扬州,因良渚文化而得名。
  荆:从艸,刑声。本义:一种灌木,荆条,泛指灌木。荆棘从生,正是古时江汉一带明显的地貎特征。因此,荆州因地貌而得名。
  豫:形声。从象,予声。本义:大象。大象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不可能分布在高纬地区。江南虽然气候适宜,但沼泽遍布,体重惊人的大象生活于此,无异于泥牛入海。因此,江南的地理环境,不适合象群栖息。豫州,因为象群频频出没而得名。
  梁:突然隆起的地方,比如山梁、屋梁、鱼梁等等。四川盆地海拨虽低于黄土高原,但它是阶梯状突然隆起的。梁恰如其分的道出了这种地理特征,因此得名。
  雍:雍,塞也。这是一个与其它民族特别是游牧民族剧烈冲突的一个地方,边塞、关隘是这个地方的特征,并因此而得名。
  由此可以看出,九州的命名是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的,它的系统性和准确性,充分的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文化水准,并非约定俗成的。因此,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判断,禹定九州是合乎逻辑的。
  退一步来说,就算九州是后来形成的概念,但大禹治水的史实,却是勿庸置疑的。因此,巴是夏的属地。可是为什么,商灭夏,却没得到巴呢?是拱手送给了从天而降的巴人了吗?还是被巴人夺走了呢?
  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中国,但台湾却仍然控制在国民党手中。这说明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在不存在第三集团的情况下,当一个集团推翻了另外一个集团后,如果没占领所有的土地,那么剩余部分,一定还控制在原集团手里。除夏之外,还有哪个集团,有能力从强大的商人手中夺走大片的土地?如果有的话,它一定会与商征战不息,并且,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痕迹的。
  六、大禹的启示
  大禹的故事,令人深思。他的政治中心究竟在哪里?如在三峡之下,显然他不会拓宽三峡,让汹涌的洪水去冲毁自己的国家。如在黄河流域,那他为什么要去疏通三峡?向巴人奉献爱心?那又为何要置下游人民于水深火热而不顾?再说,南蛮会拱手让道,任他引来特大的洪水?另外,他会盟诸侯,为什么不在自己的势力中心,放弃天时地利人和,非得跑到会稽这个蛮荒的地方去?并且,与传统的“有凤来仪”的王朝思想,也是明显的背道而驰的。
  要解释以上疑问,首先就得知道,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只是一种唯我独尊的王朝思想,一旦政权变更,它的内容也就全变了,不能去一一对应。商周时期,政治中心确在黄河,但不等于从来如此。南方的气候,更适合人类生存,赤身裸体的人们,也更容易渡过饥寒交迫的日子。因此,原始文明本来就是由南而北的。而夏桀南逃,不正暗示着,南方是他的老巢吗?道理很简单,因为逃跑,就是脱离危险,怎么可能不首先逃往自己的老巢,而逃往别人势力范围的地方?这样看来,夏是起源于长江的文化,并与大禹治水相互印证。而大禹治水,也必然会导致政权北移,因为拓峡后的中下游,水灾频频,已不再一如往昔了。
  拓宽三峡,水患得以治理,却给下游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此前,每到汛期,汹涌的洪水受困三峡,减缓了下泄的势头,上游河水暴涨,下游却风平浪静。治水之后,洪水一泄千里,给下游带来了灭顶之灾,而禹族却凭借治水的丰富经验,以及龙舟如箭般的速度,驰骋长江,并迅速壮大。
  七、渐浮水面的巴
  1976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一个古墓,墓主叫妇好,是殷王武丁的夫人,也是祖庚、祖甲的母辈,卜辞上的“母辛”。她生活在公元前12世纪前半叶,是已知的最早的女政治家、军事家。据甲骨记载,妇好不仅主持祭占,还带兵打仗,并多次“伐巴方”。这是关于巴的最早记录了。
  殷为什么要讨伐偏远的“巴方”?这说明一个问题,巴与商不仅存在剧烈的冲突,还对商构成了一定的威胁,是商的强劲对手。但是,是什么样的冲突,以至二百多年后,当骁勇的巴人出现在战场,虽身为“下里巴人”,却又“歌舞以凌殷人”?
  周也随殷“伐巴方”,为什么巴人会不计前嫌,在没有任何利益的前题下,不作坐山观虎斗之举,而是心甘情愿、死心踏地的充当马前卒?而且,从政治地位的角度来说,一直与商正面作战的巴与周的关系,至少应该属于战略伙伴的关系,怎么会演变成一个阵前小丑的角色?难道自成一国、屡战不亡的巴人,是想获得尚莫须有的“周天子”的认证?就算如此,那她为什么不去谋求“殷天子”的认证,而在几百年间,不惜血流成河?
  商伐巴方的同时,也与周边国家发生战争。其中,还包括土方。为什么土与巴被称为方而不是国?是否说明,这是对巴、土政权的否认?这种否认,表明殷商的政策是非常明确的,用现在的话来说,叫做“一个中国的政策”。由此看来,土家族以巴人自诩,也并非是没有根据的。难道,他们是另一支溃退的夏人?
  暂时放下这些疑团,看看接下来发生的事。纣亡,武王封纣之子武庚于商都。巴人也受封,但她本来就是一个国家,并且地盘不见扩大,也不见丝毫兴旺发达的迹象,对比之下,可以看出,这场战争除了流血,巴人并没得到什么。
  而“巴方”,是商对巴人的称呼,堂堂正正,不仅没一点妖魔化的色彩,也没有丝毫的贬意。周又是怎么称呼巴的喃?下里巴人。下里,穷乡僻壤。下里巴人,就是“乡巴佬”。为什么巴人被死敌尊重却又被浴血沙场的战友鄙视呢?
  还有,纣兵败被杀,桀则被流放,桀的下场没纣惨。那么,纣之子受封于商都,桀之子喃?没受封吗?或者杀光了?还是成功的退回了老巢?也许,这正是桀为了保全子孙所做出的安排;而桀之所以在以人为牲的野蛮时代保住了性命,是否正是因为他的存在,可以用来节制巴人喃?
 
  八、巴的释义
  巴,是由一个蛇状图腾演化而来的文字。这个图腾就是龙舟。但巴以前,被称为夏。夏是个图腾,头上戴着面具,通天地的象征,是她们文化的核心内容,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神权。夏后氏这个名字,明显的告诉了我们,她是一个母系氏族的首领。
  但为什么,夏又变成了巴呢?这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随着社会的进步,崛起了一种新的力量,逐步的取代了她们的地位,完成了从母系到父系的过渡。这种新的力量就是巴,就是划龙舟的人,也就是“阿巴”。从此,“阿巴”取代了“阿夏”,成为家长。当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即便到了现在,这个过程也仍然没有结束。
  如此,夏经过一段历史时期的发展后,就演变成了巴。廪君对盐水女神的射杀,就是对这段历史的隐喻。直到启,开启了男权女权之间若掩若闭的大门,从此,夏才真正进入了男权时代,但女权仍然保留了下来。拥有封地的妇好和即将述及的巴青,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即便是现在,鸬鸪湖也仍然保留着她的痕迹。这也是华夏来历的真正原因:华(胥氏)夏(后氏)。
  商打败了夏,还能再称“伪政府”为夏吗?因此,夏被称为巴。这样,既合乎事实,而已是主流力量的男权不仅能够接受,甚至还乐于接受。最后,还有一个疑问:巴人又何以会淡忘了自己是夏人了的呢?
  殷伐巴方,虽占绝对优势,但峡江一带的地理环境,要彻底消灭巴人,显然也非易事。而巴人也总是伺机反扑。所以,虽然多次征战,却总是以和告终。和平当然得付出代价,是有条件的。究竟有些什么样的条件喃?
  有一项年代久远的政治制度,起始于颛顼,并一直为历代君王沿用。这个制度叫“绝天地通”,是一种文化上的垄断,也是一项愚民政策。要殷商退兵,除了纳贡之外,还得必须接受这个条件,这是毫无疑问的。况且,夏的那种女人能通天地的文化(女巫文化或者女娲文化?),对巴的男权社会也是一种威胁,因此,巴的社会主流力量,也必定对夏文化有一定程度上的排斥。如此下来,经过无数次的战、和,六百多年后,他们已经变成下里巴人了。在他们心中,除了对殷商深深的仇恨之外,只剩下隐隐约约的夏、肯定存在但谁也说不清楚的夏。这也是为什么殷商不贬低、不妖魔化巴人的原因,因为在殷商的心中,巴永远是夏。
  九、伏羲
  伏羲是上古神话中出现年代较晚而又排序超前的一位大神。同其它大神一样,她象征着一个时代。她的图腾是太乙两仪图,而她的名字,也准确的道出了这个图腾的含义。伏,代表黑暗;羲,代表光明。这是中华哲学的伊始,也是中华哲学的基石。她用“数”的概念来描绘整个世界:太乙生两仪,两仪生四象……。乙就是一,虚与委蛇的蛇,一种蛇形变化的波状形态,一种神秘绰约的婀娜多姿,一种神圣伟大的母性光辉。它形象而生动,博大而精深,极富哲学魅力。这也是最早的二进制,不仅天文历算起始于斯,阴阳八卦也发源于此。
  传说,伏羲因母亲华胥氏踩神人脚印而生,是否意味着她生于母系社会?人首蛇身,不正是传统文化的美女形象吗?不然,华胥何以被称为“氏”?而胥,是否意味着招赘?女娲补天,是否暗示着她对共工余部的接纳?不周之山为何与天水位置相近?如果真的这样,廪君与盐水女神的融合演变成伏羲兄妹成婚的神话也就不足为奇了;如果真的这样,也就解释了为何伏羲在文献中出现较晚的原因了;如果真的这样……
  十、女青
  两千多年前的一个夜晚,一个来自巴郡的年约五旬的女家长,溘然长辞。卧榻之旁,始皇怀着复杂的心情,默默的注视着她。《史记》、《汉书》都有关于她的记载。这个女人叫“巴青”,丹青的青,青石的青。始皇还专门修建了豪华的“怀青台”来纪念她。或许,华清池就是以此得名的。
  这个女人掌握着庞大的家族,富可敌国、礼抗万乘。她不仅有实力资助耗资巨大的长城,还为始皇陵提供了上百吨的水银。在《秦律》明文规定“天下兵器,不得私藏”的年代,她却可以拥有庞大的私人武装。难道,她真的只是一个继承丈夫家业的“寡妇”吗?
  一般情况下,父死子继,她没有儿子吗?孤儿寡母的,没被叔伯们觊觎吗?那她一定是个铁女人了。但还有一个更大的疑窦:在男权社会中,即便她“垂帘听政”,也只是局限于内部并且以男权为依托的;始皇也决不会单独与一个女人进行政治交易的——这是一种羞辱,除非这个女人是不依赖于男权而存在的,她本身就是权力的象征。因此,她不仅是个家长,而且还是一个母系氏族的家长!不禁念及了“涂山氏”,会是她吗?难道,她就是莫高窟的“飞天”?就是走出了传说中的真实的“女娲”?
  这个“女娲”与传说中的女娲不仅出现在相近的地方,而且还具有五彩石这个相同的文化。女娲有溶化五彩石的神奇力量,她则用这种神奇的力量创造了巨大的财富,连暴虐无度、不可一世的始皇,都对她礼敬有加。
  十一、道教的兴起
  文翁“见蜀地辟陋有蛮夷风”,因此兴学,说明蜀人尚属化外愚民。但为什么在短短的时间内,以老庄思想为依托的道教会率先在蜀地蓬勃兴起?没有强大的“群众基础”,它能迅速的被“愚顽”的化外之民广泛的接受吗?它能跨越中原道学近千年的发展吗?正是因为这种强大的“群众基础”,所以张天师历尽艰辛,也要不远万里来到蜀地;而道教的兴起,也不正是向我们展示了不“绝天地通”的可怕后果了吗?由此可以看出,伏羲文化在巴蜀大地上具有深厚的根基,也隐隐约约的暗示着老子那令人奇怪的身世之迷。
  老子何许人也?楚人?陈人?众说纷纭。令人奇怪的是,理承伏羲的他,与伏羲一样,也是通过用描述母亲的方式来追溯身世,而不知父系的来历!父亲是谁,对男权社会来说,是个首要问题,否则,就等于灭祖,是中华文明的大忌。
  奇怪的事情,还在发生。道教文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炼丹。它为什么与女娲和女青同出一辙呢?
  十二、南北朝臆说
  共工,恭工,敬重“工”的意思。他是黄帝的后裔,古文献中谈到他的地方非常多,而且,几乎都与治水有关。在与祝融争位的斗争中,他失败了,怒触不周之山。触,触及,到达的意思;怒,只是对失败加以掩饰的一种说法。这个时候,不周之山出现了一位女神;其实,她本来就住在这里,是这个地方母系氏族的首领。她拥有巨大的财富,不仅像巴青那样,能够溶化五彩石,而且还拥有丰富的盐业资源。
  也许是出于对共工的爱慕,因为他们拥有一些先进技术,与本族男人相比,优秀得多;再加上战与和的权衡,女娲接纳了共工——这也是一种政治联姻。也许她们之间,早就形成了政治联盟,甚至……。这对面临灾难的共工来说,无疑获得了天大的补救,当然,也是一种互补。这种补救,传说成了补天。他们融合在了一起,先哲伏羲,自然成了共同的祖先。同时,这种融合,又演变成了兄妹成婚的神话。
  后来,这种融合所产生的矛盾——男权与女权,随着共工地位的巩固、提升而日益加剧。最终的结果,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男权占据了上风。可能因此发生过一些小小的流血冲突,而女权虽然屈居下风,却也仍然保存了下来,因为她们控制着神奇的五彩石。这就是为什么既有廪君与盐水女神的爱情故事,而又有巴清这个的史实的真正原因。从此,女权从盐业中消失,而由于传女不传男等等宗教方面的原因,男权对丹青(丹,朱砂;青,青石)也是无法染指的。直到后来,在始皇对巴青的威逼利诱之下,这种连老子都不知晓的神奇仙术,才终于被男权社会破译,而女权社会也因此失去了生存的根基。
  在这种融合的早期,共工家族的治水传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这与她们身处巴渝,不得不随时面临滔天的洪水有关。她们在抗争中强大,并疏通三峡,在治理了水患的同时,把下游也冲了个稀里花拉。在洪水的协助下,她们轻松的征服了下游各国,势力迅速壮大。于是,怀敌附远,诸侯纷纷归顺。这个时期,人们称她们为巴渝,也就是夏禹。
  令夏禹耿耿于怀的是,在太湖流域,还有一个强大的国家,它不仅不归顺夏禹,还时时觊觎着她的领地。好在此时的夏禹,已非昔日的共工,有了号称万国的疆域。于是,一声令下,诸侯蜂拥而至,但彼此观望、步调不一,拿强大的防风,暂时也无可奈何。
  没过多久,一场大水,给了夏禹一个启迪。于是,大运河破土动工了,这叫做“疏”。第二年的夏天,在金戈铁马的押解下,防风们垂头丧气,来到了山东夏禹的属地。他们的文化,从此成为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玉。
  由于拓宽了三峡,大水频频,直到千年之后,长年的沉积,抬高了平原,并且,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治水能力大大提高,长江中下游平原,才又恢复了它昔日的繁荣。
  但大禹是等不到这一天的。所以,她把都城迁移到了黄河流域。然后,男权终于取得了绝对的统治地位,彻底结束了“后”时代,诞生了第一个皇帝——启。商周也是如此,居住在黄河流域。他们为什么非得去对抗汹涌的洪水?于是,中华文明黄河诞生说也就由此而生了。
  商虽然打败了夏,但却没能完全的消灭夏。因此,商只占据着不受滔天洪水威胁的黄河流域,而夏的余部,则依仗天险,据守着江南,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南北朝。这个时期,频频的洪灾,制约着江南各部文化的发展,也有效的阻止了商朝势力的南下,直到千年以后,水患才得到基本的治理。这既是越人自称大禹后裔的由来,也是后来“南蛮”崛起的原因。楚辞也充分的证明了,南北文化是同出一源的。可以断言,同太湖一样,长江中下游平原下面,一定埋藏着大量的文化遗存。
  但巴却不同。它不仅没有可怕的洪水,而且土地富饶,物产丰富。商是不能容忍这个强敌坐大的,因此屡屡伐巴。夏就在殷商六百多年的蹂躏下,渐渐的迷失了自己……
  十三、三星堆文明
  史载,鳖灵在郫邑治水有功,受禅杜宇而为蜀王,是为开明氏,传一十二世。这段历史是无庸置疑的,而郫也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解释:卑,是低矮的意思,右边的偏旁,则表示的是堤坝。与防风一样,郫处在低洼地带。
  所谓低洼,是相对水势而言的,水高则低,水低则高。公元前七世纪,水的高度使地势较高的郫邑都变成了低洼之地,可见,当时洪水之大。浊浪滔天这个成语,或许就是对这一时期历史的见证,因为浊的意思,就是指蜀地的水。浊,繁体为濁。这说明了些什么问题呢?
  (一)水从何处而来?
  从下游?如果从下游而来,那么整个成都平原,一定是汪洋一片,而且,也决不会诞生都江堰这样的水利工程。因此,水只可能从上游而来。这就证明,这个时候,宝瓶口已经开凿了,因为它是水的唯一的来源。
  (二)鳖灵是怎样治水的?
  是继续拓宽宝瓶口吗?还是堵住它?显然,都是不可能的。史传他“开金堂峡”,这才是真正科学合理的方式!这也是从科学的角度,对这个传说给了个肯定的答案:它是真实的。
  (三)都江堰的功能?
  都江堰是一项伟大的水利工程,这是人尽皆知的。但它的原始功能,真的是这样的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它既然使郫邑都发生了严重的水患,那么,它的开凿,必定祸害了整个成都平原。难道,古人是用这样的方式来灌溉的吗?
  那又是怎么回事喃?显然,宝瓶口的开凿是精心设计的;而它产生的结果,却又是毁灭性的,因此,它的原始功能,并非是灌溉成都平原,而是一项实施毁灭性打击的军事设施!
  那么,究竟是谁实施了这一可怕的攻击呢?
  《史记》与《左传》都详细的记载了,公元前589年,晋楚争霸,发生了著名的“鞍”之战,齐大败,楚出兵救齐,大胜,晋不敢出兵与之抗衡。然后楚在山东境内的“蜀”会盟诸侯,规模之大,颇为罕见,使其霸业达到了顶峰。
  历史是严谨的,特别是古人。而且,历史上也发生过多次后人建国使用先祖国号之事,尽管它们时代不同,但历史总是把它们严格的区分开来了的。为什么史上会同时出现两个“蜀”,却没有加以任何的区分和解释呢?是史官没文化,还是因为这是一个不必解释的问题?不必解释,是否意味着,只有一个蜀?也就是说,巴蜀的那个蜀,已经不复存在了。与防风一样,有人灭了蜀并迁之于山东。这个神秘的人,究竟是谁?
  在二里头文化中,发现了许多与三星堆文化惊人相似的地方。专家们推测,三星堆古蜀国里,有一支重要的外来力量,他们就是来自山东这个方向。这个推论是建立在黄河起源说的基础上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解释这种文化上的惊人相似。
  更令人惊奇的是,“从母左腋出”的老子,他母亲的形象,居然出现在三星堆编号为K2③:264的神像上。“人像左腋下有一道铸造形成的缺口”,但“兽首吻部上缘有一长约12厘米的补铸形成的裂缝延伸至左耳根部”!如果因为铸造技术拙劣,“人像左腋下有一道铸造形成的缺口”尚可理解,但既然都进行了“补铸”,为何还要留下一道铸造而成的缺口呢?这个缺口是否意味着什么?是从事某种专业的一族,还是一个文化派别?
  从时间的先后关系来看,蜀出现在山东,远在古蜀灭亡之后。如果说,这个山东的蜀,早于巴蜀的蜀的话,那么“天子脚下”的文明人,是断断不会容忍这个“濁”浪滔天、不夷不戎、不蛮不狄的没有文化的家伙跑出来鱼目混珠的,更不可能心安理得、不加注释并自觉自愿的主动把他们记述为“蜀”而没有一丝怨气的。因此,两个蜀之间的先后关系、传承关系,恰恰是相反的。可以肯定的说,灭三星古蜀之人,非夏者其谁!
  这也破解了神树被人为损坏之迷。神树,许多专家认为它是“建木”,也就是伏羲通天的“天梯”,这是非常正确的。建木的意思,本来就是“建造的木”,也就是人造树;而建木上的鸟,不也正意味着通天吗?因此,破坏建木,损毁鸟翅,就是“绝天地通”。这也证明了巴蜀之间文化上的惊人一致。
  同时,这个推论也从民俗学上得到了印证。为什么远在西鄙的巴蜀,语言却属于“北方语系”呢?因为“北方语系”,本来就是在巴蜀古语的基础上形成的!
 
  十四、没有说完的话
  历史是神圣的,我们应该一丝不苟的致力于恢复它的原貌。以上论述,既是一种推理,也是一些猜测。由于不敢保证所有资料都具权威性,因此,期望得到大家的指正。还想补充一点,是关于上古的神话传说,因为这个论说的基础,一部份是建立在它之上的。
  首先,古人是虔诚的,是忠实于历史的。神话传说,是他们对天地、对自然的理解,也是对历史的阐述。现在看来,它们似乎只是一些不足为信的神怪故事,但对他们来说,则是一篇篇学说,解释着世间所有的一切。许多年后,我们的后人,也会进入新的思想境界,那时的我们,在他们的眼里,就像现在我们眼里的古人一样。但他们敢说,我们相对于他们而落后了的认知,是纯粹编纂出来的无稽之谈吗?所以,上古神话传说,其实就是中华文明最初的历史记录和理论学说,是古人的“知识体系”。
  其次,是它的权威性。遥远的古代,部族之间,是不断迁徒和不断兼并、分化的,因此,数千年来,也不知衰落和崛起过多少支族群,但他们都传承着一个同样的故事。没有广泛的认同,它能流传千年吗?因此,远古的传说,是一部披着神话外衣的历史,其中的大量史实,也正在被逐一的证实。
  在这次写作的过程中,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比如:
  耑。从像形的意义来分析,它是山下长胡须的人,也就是依山傍水的美冉公。他肃穆虔诚的神态表示“端”;水中如箭般的速度表示“湍”;继而呼吸急促,表示为“喘”...
  “而”也非常有趣。它的象形意义,是胡须。不知大家注意过没有,传统的戏剧里面,都有一个手摸胡须的动作。它是一种庄重、老成的形象,代表着诚信和权威。
  中文是由图腾演化而来的。除伏羲外,有巢氏、燧人氏、炎、黄,都是图腾。苍颉之后,才开始对人物从文字意义上进行阐述的。而伏羲虽然不是图腾,却也是对图腾的阐述。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黄”,它是蟥虫的图腾,代表着木器文化。他的最高成就,就是轩辕,说明这一时期,金属工艺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准,不然,哪来可以加工木材的锋利的金属工具?同时也说明,畜力文化已经开始。由此可见,在文字定形之前,中华文明就已经灿烂辉煌了。
  我们是个令人骄傲的民族,虽然她现在落后了。我们也正在迅速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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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1 20:39:25 | 只看该作者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三联生活周刊:三星堆考古发现20年http://news.QQ.com   2006年08月10日18:41   新华网  
脚底下12平方公里的土地,掩藏着距今约3000~5000年前古代蜀国的辉煌历史。之前仅在神话传说中留下只言片语的古蜀文明,密码一般的层层谜团,终于在川西平原的地表下渐渐得到了破译。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使一向以黄河文明为中华历史起点的叙述,融进了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这一支。

神秘的三星堆文化,从1929年揭开冰山一角,接下来70多年岁月有断裂的考古历程。这个发现时间仅次于百年殷墟的遗址,从另一个角度见证了中国当代考古的脉络。在滋养着它的四川广汉市,三星堆早已超越了考古学的范畴。这个声名显赫的大遗址,与生活在其中的近万名农民、考古队员、民间研究者以及博物馆的发展一起,共同勾勒出一个丰富的地方生态。

记者◎吴琪


金杖出土·古国现身

1986年,三星堆在沉睡数千年之后,成为“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回想起20年前的发掘,不能不说是个大幸运,但琢磨起来,又是对当地考古人期盼已久的一次回应。成都以北40公里的广汉三星堆,被证实是从新石器晚期到夏商时期的古蜀王国核心。此前河南偃师二里头作为4000多年前的中国最早都城遗址,被当作中国文明的源头。

“一点黄色的物体从黑色灰渣暗淡的颜色中‘跳出’,再用竹签和毛刷清理下去,一条金色的鱼纹清晰显露了出来……”这是1986年的7月30日,一号祭祀坑发掘的第10天。

凌晨2点30分,炽热的7月末川西平原,31岁的四川省考古所研究人员陈显丹往下挑,又看到了鸟的图案,很快,一条雕刻着纹饰、弯弯曲曲的黄金制品露面了,“这恐怕是古蜀王的金腰带吧?”

后半夜的三星堆田间安静异常,当时围观的好奇农民已经在上半夜散去。33岁的陈德安是这次发掘工作的领队,被值班的副领队陈显丹叫醒后,两人迅速做出决定:所有正在参加发掘的人都不能离开现场;四川大学来此实习的大学生张文彦,赶紧骑自行车去广汉县城向当地政府报告;陈德安连夜赶去成都向单位汇报。

5点多钟,天刚刚亮,36个武警被广汉县委书记派到现场。夏天早起的村民们又聚集过来。陈显丹这才对众人宣布:有重大发现,金腰带出现了!待到物品完全出土,人们发现,这不是一个腰带,而是1米多长的一个金权杖。

金杖上的人物刻像为圆脸,嘴呈微笑之形,头戴“玉冠”,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与头像共刻在金杖上的鱼、鹰图案,组成一幅典型的“象形文字”,它极有可能表达的是带有王者之气的人。“在古蜀世系表中所记的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等蜀王中,哪一位蜀王与此有关呢?”——那就是“鱼凫氏”。陈显丹说,“我们把金杖上刻的图案从左至右读下去,正好是‘鱼凫王’三个字,也就是说该金杖的主人应是‘鱼凫王’”。

随后一号和二号祭祀坑的全面发掘,出土了青铜凸目大面像、金面罩、青铜神树等令人震惊的高度文明。三星堆遗址至少是古代蜀国的都城之一。

终于,1929年首次在月亮湾发现玉石器以来,一直迷雾重重的“三星堆遗址”因为1986年祭祀坑发掘,有了突破性进展,一下子使3000~5000年前的古蜀王国真真切切踩在脚底。在几无文字记载的上古蜀国,这一发现成了破译神话传说的“符码”。

1986年春天的发掘和一、二号祭祀坑的出现,建立了古蜀文化的序列,将过去几十年来破碎的发现,放进了一个系统。三星堆区域毫无疑问是祭祀区,那么1929年发现玉石器的月亮湾极有可能是宫殿区,沿鸭子河一带可能是手工作坊区,一些被老百姓叫做“梁子”的土埂,作为城墙勾勒出古时都城的轮廓。历年来的发掘出土文物,跨越时间涵盖了距今3000~4800年的这一阶段。在近2000年时间里,三星堆遗址没有间断过,古蜀文化一直在这个地方生长。三星堆商代遗址,将古蜀文明的时间猛然提前了一两千年。

“芝麻开门”·文物“救火”

考古人的那种喜悦,三星堆博物馆副馆长张耀辉说:“太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了,简直就像阿里巴巴叫‘芝麻开门’一样,翻开一层土,就是一个惊天的大秘密啊!”这种重大发现还包含着另一层欣喜——三星堆遗址的价值越高,才越有利于它的保护。

今年78岁的文物工作者敖天照对此深有体会,在1986年祭祀坑震惊世界之前,当地人鲜有文物价值的概念。他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广汉县文化馆工作,却对身边的三星堆知之甚少。一直到1973年被送到湖北参加长江流域的考古培训,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指着他说:“你们广汉三星堆很重要啊。”这位广汉的基层文物干部,才知道身边文物的重要性。可是一旦意识到了这点,敖天照的内心就没有安宁过。

遗址区跨越广汉南兴镇的3个村庄与三星镇的4个村子,生活着两个乡72个社的人。祖辈耕种的生活使他们期盼迅速改变贫困,而遗址上世纪80年代被确定前,敖天照很难去说服人家“不要动这些土,很可能藏着大宝贝”。

他1975年回到广汉时,这个成都边上的县城正随着全国形势,“各个乡镇都在大办砖厂,搞‘五项工业’,中兴公社就利用三星堆的土堆取土”。成堆的破碎陶片被扔在一边,“我一看,陶片年代应该是新石器时代晚期的,火候不高,手感比较软,器形也比较原始”。11月,他从四川省博物馆借来50年代发掘的9件石器,拿回广汉做宣传和研究。为了有个正式的名分保护遗址,“那时候就盼着省里赶紧来人,盼考古队的心情就像盼救火队”。

随着断续的文物发现,熬天照被一种兴奋和紧张牵引着。但地下到底是何种级别的遗址,那时一直是个猜想。从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看,三星堆区域确实具备了作为都城的“上好风水”。广汉地处川西平原东北部,为沱江冲击平原地带,属都江堰灌区,水源充足,土壤肥沃,实为“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腹心。三星堆12平方公里遗址区域,北有通连长江的鸭子河,马牧河在遗址中心贯穿东西。肥田沃土与充足水源,在上古年代对人们的生存有着决定作用。

祭祀坑出土的早些年,村民偶尔挖到些玉石制品,原始的样子并不让人觉得尊贵。1978年,敖天照听说有人几年前发现了一坑颜色漂亮的“鹅卵石”,已经散落各家。他走村串户去收集,“一看就是人工打磨过的磨石”。村民把“石头”留在家里“给娃娃耍”,听说有文物价值,也相当配合地上交了。真武村4队在挖沼气池时,敖天照生怕糟蹋了地里文物,在一旁盯着看,给大家宣传“新石器时代就有人在这里活动了,他们还没有铜器,就用石斧头砸东西”。队长余洪昌的妈妈听到了说,“我家有一个磨过口的石片,还很好用”。敖天照到她家一看,“是一把十几厘米的石斧”。他给大妈拍了照片,奖励她1块钱,“还得让她写收条,我这是代表政府奖励的”。敖天照如今还收藏着不少村民“献宝”的照片,早年散落民间的许多三星堆遗址文物,靠他几十年不懈的工作,不少摆放在了博物馆供人参观。

1970年月亮湾燕家所在的大队改水沟,曾挖到过不少铜器,“那时候毛主席号召大炼钢铁,铜器也基本回炉了”。有一天中午,村民燕开正趁大队不注意,自己顺沟边挖到了一堆铜器,“有铜锅、铜壶、铜刀,好多生活用品,还有直径四五十厘米的大铜鼎”。在“破四旧”的年代,燕开正按1.8元1斤的价格,将30斤的铜器卖给了收废品的。看到不少文物随着开沟被发现了,燕开正的大哥也曾到省城找过专家,“老专家在关牛棚呢,没人管这块”。敖天照说,他推断手工作坊区就在遗址北面,也是因为这片经常发现手工制品。

“村民们还是很淳朴的,很配合。”但是当地经济要发展,很难向几个文物工作者妥协。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考古人员和砖厂抢地盘是常事。熬天照记得,他和陈显丹一度追着砖厂厂长跑,厂长最后说:“这里也不能挖,那里也不能挖,你们给我圈出个可以挖的地方来。”几处后来被确定为城墙的遗址,经过砖厂取土,也被挖了不少。



发掘报告·“三星堆学”

1986年,祭祀坑出土的近2000件文物面世后,各级政府要求停办了遗址区内的砖厂,并在遗址北边修筑了三星堆防洪大堤。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文物局也早已拨专款支持这里的考古发掘。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四川省博物馆与四川大学历史系对三星堆遗址有过多次发掘。王家佑、冯汉骥等成为当时研究三星堆的专家。根据长期担任三星堆工作站站长的陈德安记载,80年代至今,四川省文管会、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广汉县等有过数次联合发掘。西城墙、南城墙等得到确认,2001年在燕家院子又发现了大量三星堆第4期的文化堆积。2005年,在新关山考古发现大型夯土建筑台基。“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在近20年里,成为公认的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几年因为三峡库区的抢救性考古发掘,考古学家据此提出了“楠木园文化”、“玉溪文化”、“哨棚嘴文化”等考古学文化命名,初步构建起三峡库区史前文化的发展序列。三星堆文明也从另一个层面隐约得到了旁证,长江流域的文明起源丝毫不逊于黄河流域。

但是记者采访时发现,在20年考古中,三星堆遗址声名显赫,却少见系统的学术著作。80年代参与重要发掘的考古人员,有的很快从政,离开了一线考古;有的虽然现场发掘十几年,却几乎没有发掘报告。1986年两大祭祀坑发现,发掘报告拖到1999年才出版。一些专家焦急地感慨:“本来这样一个大遗址,是很多考古人一辈子守白了头也碰不到的。三星堆如此重要的考古价值,却没有出现一个相应的考古大家。”上世纪50年代,30岁出头的石兴邦主持了半坡氏族考古,他撰写的发掘报告成为考古学经典,自己也成为考古大家。可是充满神秘与探究价值的三星堆,却很难找到一线的考古学者,对之进行系统的叙述。

三星堆博物馆名誉馆长肖先进提到,一个考古大家,要有现场参与发掘的经验,这种现场工作需要多年连续性,再加上统领全局的水平,“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从事的工作有感情”。

如今四川省考古研究所的三星堆工作站刚刚换了站长,新旧站长都不愿意接受采访。沉默背后的现实是,三星堆近20年组织了十几次发掘,却没有系统的文字报告。国家文物局一度暂停三星堆的发掘,现任站长目前最大的压力是,“要赶在明年底,把综合性的发掘报告交上去”。

在2006年7月召开的“纪念三星堆祭祀坑发现20周年暨史前遗址博物馆国际学会研讨会”上,三星堆博物馆成立了一个三星堆研究院,有学者呼吁建立“三星堆学”。肖先进兼任研究院的院长,他的想法是,把以前零散研究三星堆的海内外学者组织起来,聘用为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再按照课题来系统研究。“人种问题、起源问题、与金沙遗址的关系等等,里边大有学问啊。”

文物卖点·遗址生存

“有游人参观后说,原来还以为三星堆是核反应堆呢。”

三星堆文化的名气虽大,但很多人不明白它的文化内涵,副馆长张耀辉提到,怎样给三星堆博物馆定位,成为最直接的问题。这种定位显然不是考古学范畴,对于当地政府来说,让普通公众接触神秘的三星堆,是一件涉及建立博物馆、发展旅游和保护文物的复杂工程。如何让悬谜的三星堆文明成为一个卖点?怎样做到既“卖得好”,又保护了文物?

记者7月底赶往广汉时,三星堆博物馆的管理人员刚利用周末去了一趟重庆,“建在市中心的中国三峡博物馆真漂亮”,让他们羡慕的是,三峡博物馆是北京以外直接以“中国”命名的博物馆,“国家直接拨款6个亿呀”。不久前改组的三星堆博物馆领导班子,正在为重新打造三星堆形象奔波。博物馆去年的门票收入接近2000万元,已经算国内少数能够自己运转的博物馆了,“不过我们现在是门票经济,收入全靠门票,缺乏项目费,以后想变成复合型经济模式”。

张耀辉说,他们一直在为三星堆的定位做比较研究。比如与兵马俑博物馆相比,秦始皇“名气大”,作为中国的始皇帝是一个常识,“外国人只要学中国历史,必然提到这一块”。兵马俑的文物非常集中,博物馆的大棚子直接建在发掘现场,背景知识也简单,游人一看就懂。

但是三星堆跨越几千年的上古文化,依旧迷雾重重,多数问题还在争论中。“我们在想,三星堆干脆围绕‘神’字做文章。”一是指神秘,三星堆文化的来源、时间上限、哪些人创造的,都还是谜。“神”还指古蜀王国的神权统治,张耀辉认为松散的部落林立的古蜀王国,正是靠神权统治意志,形成了王朝。现在教育部初步同意将三星堆文化列入中小学教材,“那公众就有更多的知识背景了”。

依附于广汉这片土地的三星堆博物馆,曾经经历地方政府建博物馆的不少艰辛。曾任广汉市文化局局长的肖先进说,1989年广汉市开始组织设计单位招标建馆。建立三星堆博物馆的初衷,是为了保护和展示文物,将广汉的文物资源变成旅游资源。可领导班子到全国考察一圈,发现“除了兵马俑、故宫,几乎所有博物馆都靠财政养”。办博物馆在当时看来是个“无底洞”,只能不断往里边砸钱。

肖先进执著地看好博物前景,向广汉政府争取到了200万拨款,开始建博物馆,他的想法是:“博物馆不能远离遗址;景区不应浓缩在一个地方,这样难以形成旅游氛围;广汉的城市布局应该沿着鸭子河呈带状发展。”博物馆前后修了5年,“到处借钱,还贷款了1000多万元,这在全国是第一家。”最后投入3100万元建好。

博物馆建好了,广汉市政府却主张“送出去”。只要有人愿意承担贷款,广汉不仅奉送博物馆,还每年拨款20万元,给人员发工资。当时领导的想法是:“如果每年贴20万元,就只亏20万元,自己拿在手里,还不知要亏多少。”结果四川省内协调过后,没有人愿意接手,广汉人一度急得感慨,“连送出去都没有人要”。

博物馆在1997年开馆后,效果远比想象中好。肖先进自告奋勇当了馆长,“第一年门票收入250万元,第二年450万元,现在一年接近2000万元”。肖先进说,三星堆遗址经历了一个极端的过程,“当地政府一开始没有意识到它的价值,后来又过度开发它的价值”,徘徊了十余年之久,博物馆开始寻找更符合市场的道路。








在肖先进看来,三星堆遗址有很好的优势,遗址面积仅次于郑州商城。郑州商城由于很多新城掩盖了旧城,不够完整。三星堆处在广汉郊区,遗址内比较完整地保留着农业生活,完整性更好。而且它所表现的蜀国文化的地域特色,迥异于中原文化。


几千年的沧海桑田,并未给这片土地带来太大变化。12平方公里的遗址内,如今居住着9000多农民,其中有388户住在城墙上。城墙上的农民列入了重点搬迁户,但是这个巨大的工程,如今只开展了第一期,200户。由于生活在文物保护区域内,这里的农民不许建厂,没有大型基建,生活比周围村子要差。




大遗址内到底该不该有住户,住多少人才符合文物保护的标准?张耀辉说,全国都没有一个大遗址保护的理论模式,“你说12平方公里承载多少居民合适?这是个很难量化的问题”。肖先进和敖天照不主张把所有人口都迁出去:“遗址和当地老百姓分不开,这才是遗址的真实性,它是承载生命的。”张耀辉说,前两年的管理政策,使得遗址保护和农民之间有了不少矛盾,现在希望调动整个大遗址中的农民积极保护文物,让遗址遗迹展示促进旅游发展,老百姓生活水平也能提高。
最先揭开地下古国神秘一角的,是祖辈生活在真武村月亮湾的燕道诚父子。

在提及1929年的无意发现时,人们多半知道燕家是当地农民,却容易忽略燕道诚是一个乡间文化人。他的第四代孙、59岁的燕开正向记者讲述到,祖宗燕道诚从小读了不少书,37岁时因为和堂兄弟的家庭矛盾,被迫到了成都。燕道诚在那儿结识了赏识他的都统,投考后当了3年县令,这才回乡养老。燕道诚是否当过县令已经很难考正,但他至少在县衙做过事,当地人称他“燕师爷”。

1929年的一次偶然发现,将燕家祖辈几代的生活,与他们脚底下沉睡了几千年的祖先联系在了一起。

从后来确定的整个遗址范围来说,遗址区中心部分生活着三星村和真武村,两个村子隔马牧河、南北而居。三星堆顶部有起伏相连的三个土堆,宽10米左右,因与马牧河北岸的月亮湾台地隔河相望,清嘉庆《汉州志·山川志》中有“三星伴月”的美称。1929年偶然发现的玉石器在马牧河北岸的燕家;1986年两大祭祀坑的偶然发现,则说明了祭祀区在三星堆这片区域。

记者看到的燕家院子,房屋虽然近年来整修较新,7亩的宅基地却从来没有动过。有趣的是,几十户的真武村二社,唯独燕家的屋子建在水沟以南,靠近南面的马牧河,燕开正说,“祖上就是这么选的地方”;其他人家,安家在水沟以北靠近鸭子河河床边,地势略高,格局更开阔。

敖天照说,燕家现在看来处在古城遗址中心略偏东北一点,但是“北边的鸭子河肯定泛滥过,所以城内面积缩小了,燕家应该正处在古蜀都城的正中心,是宫殿区”。月亮湾的这块隆起的地面不算大,却按照1.5公里的间距,分布着三道土梁子,一条水沟纵向贯穿三道梁子,当地人从小就听老人说,“这三横一纵的格局,就是个‘王’字”。

1929年春,燕道诚同他儿子燕保青去沟底淘水车尾部,把车厢提开,用锄头深淘沟底时,突然发现了一堆玉器。

燕道诚一看这些大小石环堆积,“疑其内藏有金珠宝物”,不敢声张,原土掩埋,夜深人静才全家一起连夜搬运回家,其中有“古代圭、璧、琮、玉圈、石珠”各若干。后来燕家淘沟挖宝的事,在当地逐渐传开了。

这种传言引起了在广汉的英国传教士董宜的兴趣,这位剑桥大学哲学博士很感兴趣,又联系了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美国人葛维汉。1934年,葛维汉、林名均等在燕家院子附近进行了发掘。1937年,旅日的郭沫若知道此事后,将之称为“华西科学考古的先锋队”。作为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月亮湾遗址的发现轰动了国内考古界,其发掘信息还传到了国外。

燕家家规严,好几代人读过书,虽然不断发现宝贝,祖先却害怕后人因此遭祸,所以平安本分是家规的第一条。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和2000年,考古人员又在这一带进行过发掘,燕家人也配合参与。

如今燕道诚这一支传下来已有200多人,基本生活在真武村。燕家院子里住着燕道诚二子燕青保这一支60多口人。燕青保的5个孙子和2个孙女的家人住在这里,门口绿油油的稻田仍旧是他们承袭祖上的生存方式,只是年轻人有的外出打工去了。

长年和地下宝贝打交道,一些当地人有了不少考古发掘和文物鉴别的知识。燕开正说,他摸摸看看,就能辨别三星堆文物的真假,“比如说玉琮,中间有大孔,但孔是分别从两边打出来的,有个错位,一直穿下来的孔就是假货”。

虽然祖上有这段历史,在相对封闭的广汉农村,大家并未完全意识到这块土地的神奇。春耕秋种的生活看上去和别人没有不同。要真往神奇的方面说,当地人也能想到不少“神神怪怪”的事情。上世纪70年代末,有村民整理万家梁子上的坟堆,挖出一个被埋了30多年的女尸,“保存得真好,那女人死时也就30多岁,头发黝黑,面貌如生,把她的玉镯子从手上褪下来,手腕的皮肤一下子就恢复了,弹性特别好”。另一个村民被埋了50多年的爷爷,“胡子还往上翘着呢,眼睛都好好的”。

燕开正记得打小起,这一带就有远近闻名的三块大玉石。最大的一块是青玉,重达吨余,就在燕家门口的水沟边,小时候孩子们喜欢坐在上边洗澡;真武宫庙子侧面水沟中有块半红半白的玉石,在上游方向;蒋家院子附近的红玉石最小,处于下游方向,可是这块玉石“每年过来和我们燕家的玉会合一下呢”。燕开正说,红玉石会随水冲到青玉石边,每年一次,人们再把它搬回蒋家那边去。后来随着重整水沟,大玉石就埋在了沟边的土地里。

燕家人近百年来与地底古都的和平相处,却在2005年几乎被打破。去年,有不少商人想高价买下这个名声在外的院子,建成“燕家大院博物馆”,仿造出历年来这里出土文物的情形。提到这些,平静的庄稼汉子燕开正眼圈有些发红,“我们一向支持考古,发现文物就上交了,也配合发掘,但为何非要我们离开这里,卖给商人呢?”一个正式的家庭会议召开,燕家人于2005年末做出了一个决定,将“燕家大院”4个字注册了。







燕开正觉得,与其卖给商人复制文物展出,为何不在考古发掘地展出文物呢?田间地头的发掘坑就是最好的“天然博物馆”,“原汁原味的”。敖天照非常赞同这个想法,“把文物放在它们出土的地方,让整个古城遗址活起来,将川西平原的风光和古国结合起来,这才是最有意义的”。刚刚改组过的博物馆领导班子,寻思着复原燕家当年景象和系列考古发现,让燕家后人向游客讲祖上的故事,“把当地人生活和脚下文物联系起来”。

三星堆遗址发掘出土的文化层,可划分为四个时期。

第一期

最早的文化层堆积,距今约4000~4800年,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





4800年前,成都平原北部的黄土台地区域,逐渐形成了一支具有自己共同的民族文化特色的古代氏族部落群体。三星堆、月亮湾、西泉坎、大堰村等台地上,也有许多氏族定居下来,过着渔猎、农耕和制陶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生活。随着社会财富增加,月亮湾台地凭借优越的自然条件,形成中心聚落。

(1929年首次发现玉石器的燕家院子,即位于月亮湾。)

第二期

文化遗存,距今约3600~4000年,相当于夏代至商代前期,已经进入早期蜀文化时期。

当时成都平原还是一片水域,善于捕鱼的水鸟“鱼凫”随处可见。从岷山等地进入成都平原的蜀人与当地土著人结合,一面在平原耕种,一面学会驯养鱼凫捕鱼。这些蜀人后来被称为“鱼凫氏”,其子孙也以鱼凫为图腾。

大约在商代早期,阶级矛盾加剧,为了维护统治者利益,强大富裕的鱼凫部落,利用月亮湾古城堡,扩建三星堆城市,建立古蜀王朝,成都平原进入奴隶社会。

第三期

文化遗存,距今约3200~3600年,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是三星堆古蜀王国最繁盛的顶峰。

这时的三星堆蜀国国力强盛,青铜冶炼、黄金制品等手工业发达。三星堆晚期地层出土的房址密集,由此可以看出其人口众多。参照西安半坡等处的人口估测,古城人口约有7万。从“三星堆”到“祭祀坑”一带,成了蜀国古都的宗庙祭祀活动中心。有专家认为,一号祭祀坑是杜宇取代鱼凫时“毁其宗庙,移其重器”的遗存,二号坑是开明氏取代杜宇的遗存。相当于商代晚期的古蜀王国,已经发展成雄踞一方的古代文明中心。

第四期

文化遗存,距今约2800~3200年,相当于商末周初。

这一时期出土的器物面貌有了明显变化,强烈反映出三星堆古国发生突变,近4平方公里的古城突然变成废墟。古城的废弃还是一个谜,有学者认为,三星堆古城的突然消亡大概因为特大洪水,根据成都西郊金沙村出土的文物看来,三星堆古城毁于洪灾后,其后权力中心都邑很可能从广汉转移到成都市区来了。有学者认为与蜀国内部政权更替有关,有人认为成都十二桥开明氏,取代了三星堆杜宇氏,说法不一。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盆地成都平原北部。东邻龙泉山脉,西为岷山山脉南麓的茶坪山,地处沱江上游的鸭子河与马牧河之间,属冲积平原的二级阶地。

遗址内的古城遗存十分丰富,有上层贵族居住面积大于60平方米的卯榫屋架的厅堂,也有平民居住的10平方米左右的木骨泥墙小屋,还有仅2~3平方米的棚屋,可见社会贫富贵贱分层已经形成。









城中心发现大量精美的陶质饮食器、漆器、玉器、礼器、乐器和陶塑艺术品等社会上层人物享用的物件,生产工具却不多,说明城内主要居民是贵族统治者及为其服役的民众。

城内的大型建筑物未能辨明是否有庙堂宫殿,而在城的中轴线偏南、三星堆土堆旁发掘的两个祭祀坑中,有神巫们在进行了盛大的祭祀活动后埋下的祭品:成吨的青铜神像、人像、神树和礼仪器,罕见的金权杖、金面具等。有龙的神树是其祖神崇拜的中心,“群巫之长”的大立人像、黄金权杖与双手反缚砍头的人牲石像,证明了具备宗教礼仪中心、政教合一的权力机构——国家机器已经形成。故此城应该是三星堆文化——古蜀文明的中心都城。-


-=-=-=- 以下内容由 初九潜龙2008年03月21日 08:49pm 时添加 -=-=-=-
三星堆东方巨城为何消失? 专家推测:毁于大洪水


武汉晨报(赵文立)

 备受国内外关注的三星堆文明为何消失?如今,有关专家试图从古城遗址存在说这一角度,来破译这座东方巨城突然消失的原因。
  四川省考古研究所三星堆工作站站长、三星堆考古专家陈德安介绍,从现有资料看,整个古城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000米,南北宽2000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估计当时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万-5万之间。而城墙墙基宽约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可容5辆桑塔纳轿车在城墙上并排行驶。他认为三星堆毁于一场大洪水。对此,他解释到,从三星堆古城布局看,当时的三星堆很像今天的成都,北邻鸭子河,马牧河由西而东贯穿全城。虽然由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的理念,成就了它的繁荣,同时也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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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4:23:39 | 只看该作者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夏桀南逃的地点,是南巢.  因此, 夏不是巴. 夏桀跑了, 夏民没逃. 夏人的根据地,仍旧是在中原,只是换了一个王而已。夏禹号有崇氏,其父鲧,号崇伯。其封地位居于嵩山.

当蜀与商都处在青铜时代. 青铜技术由商传给蜀, 或是由蜀传给商, 或是互相交流, 都是毫不奇怪的. 因此, 蜀与商的青铜技术, 不相伯仲!

有巢氏, 是教民筑巢的.
燧人氏, 是教民生火的.
伏牺氏, 是教民养猪的.
神农氏, 是教民种地的.
蚕丛王, 是教民养蚕的.
鱼凫王, 是教民用鱼凫捕鱼的.
巴, 是教民挖盐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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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5:13:40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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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B]
    在三星堆青铜器组中有没有被供奉的天帝形象?本文作者认为没有。因为作为人和自然主宰的最高的天帝,是比祖神更高级的神灵,是人不可能见到的。聪明的古徐彭人,必定不愿意将最高天帝具象化而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神圣性。对祖先的崇敬是对人的崇敬或者是对有一定神性的人的崇敬,而对最高天帝的崇敬与对祖神的崇敬是另一种不可比拟的更高级别的信仰。虽然没有天帝的形象,人们仍然会感到最高天帝无处不在。这是因为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巫师、神树、神坛等等许多沟通神灵的媒介。天帝在什么地方?专家学者们根据对青铜神坛文化内涵的破解,发现这个神坛所祭祀的天神是宇宙星空中的北极星。中国传说中的北极帝君就是颛顼大帝。他就是黄帝的孙子,彭祖的五世祖。但他还不是最高的天神。比颛顼更高级的天神,黄帝和诸神之最高、唯一的首领天帝在不为人类所知的宇宙的更深处,只能凭想象感悟他的存在。这样一种宗教教义和神界体系的设计是古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至今尤为世界现代宗教如西方基督教、犹太教所推崇。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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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高1.72米,头戴莲花冠,身穿龙袍、赤脚站在基座上,显得庄重肃穆,威风凛凛,一双大手作出“把握乾坤”之式。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群巫之长、大巫师。本文作者赞成这种见解。但这位“群巫之长”,是否彭祖本人的形象,现在还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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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5:18:54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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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屈原在《天问》中曾面天而问:“彭铿斟雉,帝何飨?受寿永多,夫何久长?”意思是,彭铿为尧帝斟来一碗野鸡汤,尧帝是多么满足啊!彭铿也因此获得了长寿。他究竟活了多少岁,谁也不知道。后人对此作了演绎:尧帝之时,洪水泛滥,连年不退,百姓苦不堪言,君臣忧心忡忡,尧帝数日不进粒米滴水,眼看不省人事。正值其神智迷糊昏乱之时,一勺鲜美的野鸡汤如甘露一般浸入口中,尧帝醒来,只见一中年人跪于榻前,一手端汤碗,一手持骨勺,其状殷殷,其情切切。

  为酬赏“斟雉飨食”之劳,尧帝封之为王,封地在彭,即今徐州一带,此人便是彭铿。《史记》说彭铿乃黄帝后裔,颛顼玄孙,陆终之子。据称他享年七百六十七岁,无疾仙化,世称“彭祖”。相传彭祖为开发彭国,呕心沥血。他带领人民治理洪水,建设家园;他发动百姓筑城,防御野兽和外来部落的袭扰;他恬淡自守,让彭国人民放手发展生产;他带头开掘了彭国第一口井,让百姓喝到甘甜清冽的泉水;他首创了导引术,教会百姓锻炼身体,驱除体内的阴湿之气,以柔软筋骨,增强体质;他发明了烹调术,把人类炊食由熟食推向味食,完成了人类炊食文化的一次飞跃。

  光绪《彭县志》称:“县境周初为彭国。”据考,此彭国乃《尚书》所载孟津伐纣灭商的八族之一。徐州之彭与蜀中之彭有无关系呢?传说,彭祖被封,立国徐州后,娶妻数十,育子近百。子女绕膝,其乐无穷。怎奈儿女渐长,各植羽翼,占山为王,搞起“分裂活动”,形成很多小部族。各部族为了扩充势力,经常打仗争夺地盘。彭祖的小儿子被打败,就带领残兵败将翻山越岭一路逃亡,两年后他们走到如今的四川平坝地区,时水害甚频,彭人不知治水之法,常受洪水侵扰,沃野渐废,于是他们只好选择山地坡地而居,数月后来到四川西北部的山地,即彭州市新兴,丹景山镇一带,并在此居住下来。当时南来的蜀人也在小鱼洞,新兴镇一带活动,蜀彭之间常常发生冲突,彭人终因寡不敌众而挥泪南移,后以彭阙为界,阙内为蜀,阙外为彭。

  商革夏命,又经数百年,商纣无道,激起各国诸侯义愤。周国联合各路诸侯会师孟津,联合伐纣。彭人也在会师之列,因其来自中原,惯于骑射,战功屡立,周武王褒奖有加,封彭人立国,命其永驻四川西北部山区。从此彭人便于湔江沿岸过起渔猎生活。

  在伐纣灭商的战斗中,阙内的蜀国倾其举国精锐之兵前往助阵,致使国内空虚,彭、濮等土著族因长期受其侵扰,便趁机攻蜀,使蜀王鱼凫兵败国破。后来杜宇称帝,蜀势渐强,常常带兵出阙同彭国打仗,时彭国族小人少,屡战屡败,不得己,彭王率部迁移,终达今之彭山县一带定居下来。彭国至此而亡。

  另据野史,公元前1253年,商王武丁灭彭(徐州彭国)以后,彭人遗族流涉西南各地,一支西走至今彭州,后参与灭商建功,被封立国。五代时杜光庭著《墉城集仙录》说:“彭祖周游四海,居蜀多年,子孙繁众,故有天彭、彭山、彭门之名”。

  清时文人李调元《纪天彭诗十六首》中有言:“弹丸原是周彭国,曾与诸侯会孟津。漫把昔贤来窃比,老彭便是此邦人。”似乎在印证着正史与野史关于彭国的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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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5:27:06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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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古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古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简述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位于川西广汉市西郊约7公里。这个地方古时候称为“三星伴月”。1986年考古队在此地接连发掘出两个大型“祭祀坑”。大量神秘、诡异而又精美绝伦的青铜塑像、神树、金杖、金面具、玉石祭器和象牙、海贝等宝物重见天日,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三星堆文明”被中外考古学界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是“与埃及金字塔、美洲玛雅文明有着同样意义的人类重要文明遗址”等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和人头像的造型,具有不同人种的特征,多有高鼻深目,宛若西域洋人者,与东方华人迥异。国内外考古学界对“三星堆”神奇的青铜器组的来源,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本文根据对上古时代彭祖其人、其国及彭祖文化源流、内涵与外延研究的独特视角,提出自己不甚成熟的见解,以求为破译“三星堆文明”未解之谜贡献一得之愚,并就教于海内外研究三星堆文明和彭祖文化的专家学者。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古彭国密切相关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距彭州市仅10多公里,彭州市为周初古蜀彭国所在地,“三星堆古城”周初时在古蜀彭国境内。三星堆青铜文物埋藏时间为“商末周初”,而“商末周初”之际,恰好“有一支彭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据袁义达、张诚二位学者所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中有关彭人迁徙活动,称:“周灭商后……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
从时空关系的交叉吻合,可以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古蜀彭国”和彭人的迁徙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
古徐彭国,帝尧所封。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是彭祖。彭祖,本名籛铿,为黄帝直系第八世孙,颛顼大帝之玄孙,火正祝融吴囬之孙。其父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女嬇为妻。女嬇怀孕三年,剖腹而生六子:老大:樊(昆吾),老二:惠连(参胡),老三:籛铿(彭祖),老四:求言(郐人),老五:晏安(曹姓),老六:季连(芈姓)。袁义达、张诚认为:“彭姓的起源主要有两大支,颛顼之裔和外族改姓。”“第一支出于高阳氏颛顼之后。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帝。据说颛顼之子称,其族居今河南汝河地区。称之子老童,老童之二子黎、吴囬。吴囬之子陆终,陆终有六子,后分别发展为六大部落。陆终的第三子籛铿,又称彭祖氏,彭姓”。“籛铿因能作大鼓,鼓声洪亮,鼓声彭彭,便称为彭。彭作为鼓声而形成氏族的图腾。”彭氏族在帝尧时代已经强大,后来发展成为彭国,古址在今河南北部黄河北岸的原阳县。随后迁到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史称大彭。公元前1208年(有公元前1192年之说)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子孙遂以国为姓氏。……”
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周灭商后,彭人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彭人从此离散,并与南部土著混居,成为土家族彭姓的先民。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后又南下移民彭山县”。
“一举直落”四字,乃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它体现了从甘肃庆阳南下的这支彭人,一鼓作气,快速前进,路途中未作长时间的停顿逗留,这支彭人队伍,完全没有国破家亡被迫流亡逃窜的悲惨凄凉或出征打仗前途未卜的惶惑与悲壮,是一次四海清平,天从人愿,归心似箭,一路顺利,心情欢畅的愉快之旅。这支南下彭人,不是大队移民迁徙,也绝不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从这支彭人队伍的行进路线和速度看,他们应是一支“特种部队”。他们越秦岭,出子午谷,穿越汉中盆地,还要翻越大巴山,走的是古蜀道。他们是一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纪律严明、个个年轻力壮,身手矫健,有极强野外生存能力和战斗力的“特种部队”。这支南下彭人队伍穿子午谷,经秦岭,得到了周天子的恩准,才能“一举直落”。
参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彭人”有一部分来自西蜀。据《尚书•牧誓》所载:“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参加武王伐纣的彭人,学者认为:来自甘肃彭原、湖北的谷城、房县和四川的彭县。《彭县县志》第98页“彭县县名考”中的“第一种说法”,即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彭”就是彭县。彭县与彭山都在川西平原,成都附近,相距不远。在当时可能都是彭人聚居的地方。两地都可能派出子弟,共同组成古蜀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部队。



彭州市内“彭人击鼓”大型雕塑
现在彭州市内有“彭人击鼓”大型雕塑,表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彭州官方和民间对当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历史的一致认同和纪念。
古徐彭国被灭前夕,彭人有计划地撤离保存了实力,留下了尔后复国的种子。
自帝尧分封,彭氏得国于徐州到商王武丁灭大彭,传说古徐大彭国历史长达800年(实际上并不只此数)。历尧、舜、禹、夏、商五代。彭国本为夏商王朝的诸侯首领,为平叛止暴维护中央政权屡建功勋,受到世人敬重。而且在政教方面亦颇多建树。商代中晚期由于历代商王贪婪无道,商王武丁欲谋中兴,不惜饮鸠止渴,首先向周边的诸侯国开刀,掠夺其财富与人民。
商王对日渐兴旺强大的古徐彭国尤为猜疑。武丁在其妃妇好的配合下灭掉大彭国。古徐彭人在失国之前,其兄弟昆吾国已被灭掉,大彭国早已感受到商王咄咄而来的压迫和威胁,预见到一场大灾大难必将降临。他们对政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彭人制订一整套应变的对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古徐彭人失国前后,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据《华阳国志》载:“彭祖本生蜀”,“彭祖家其彭蒙”,“晚复入蜀,抵武阳家焉”(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七十四)。流亡的彭人中,一支属于古徐彭国的王室直系后裔,千方百计回归西蜀。本文作者认为,离开徐州之后经河南渑池入陕再到甘肃庆阳,然后入蜀的彭人应为古徐彭国王室直系。其他各路彭人如南迁长江流域或进入湖北谷城、房县一带深山老林中的彭人,虽不一定是王室直系,但也有向蜀地靠拢的趋势。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有大量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石祭器和玉石作坊遗迹,或许是长江中下游彭人经三峡进入西蜀回归祖地的一个证据也未可知。
彭人回归西蜀祖地,把中原和东方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回西蜀,极大地促进了西蜀社会经济发展,也为自身的生息繁衍,恢复故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武王领导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实行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策。周武王从彭人所愿,分封为异姓诸侯国,恢复彭国名份,使之成为周王朝在蜀地的屏藩。灭纣之后,参战的彭人,返回庆阳休整,后由各路彭人推举出一位德高望重、年富力强又富有军事、政治领导经验的首领率领各路彭人组成子弟兵返回西蜀祖地复国。这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一举直落”的凯旋,来到彭州实现了彭人的复国之梦。西蜀彭人出征之前,必有入蜀的来源。其来源就是古徐大彭国灭国后流亡西迁入蜀的彭人。三星堆青铜器组就是他们携带入蜀的。
二、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古徐大彭国。两个祭祀坑中埋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通天神树、神坛、金杖等绝大多数都是西迁彭人携回祖地的古徐大彭国祖庙里的祖神和祭器。古徐彭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至今尤有铜山县、铜山岛地名存在,且徐州曾为蚩尤势力范围;东夷首领蚩尤早于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他们是“马背上的民族”,善于骑马、长途远行,而且行动迅速,又较早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用于作兵,显得比定居一地的农耕民族骁勇善战,屡屡成为令华夏民族头疼的北方边患。但他们的东进、南下,却把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成果迅速带到了亚洲的东方。勇于进取、善于学习和钻研的炎黄民族,一旦接触到先进技术的实物和信息,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学到手,实现后来居上的跨越式进步;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火正祝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昆吾国与古徐大彭国联手设计、铸造了祖庙祖神和祭器。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夏禹王铸九鼎”的故事。夏禹王的九鼎是谁铸的?《墨子•耕柱》篇中有一则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善于冶炼的部族首领就是彭祖的六胞胎兄长昆吾。昆吾,初被分封于濮,建昆吾国,其地在今之河南濮阳。后迁于许,即今河南许昌。古代常以“昆彭”并称。因为昆吾和大彭,都是夏商两代的重臣。《梁书•武帝纪》有云:“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涂,莫知经济”。“切玉如切泥”的宝刀被称为“昆吾刀”;最锋利的宝剑被称为“昆吾剑”,可见古人对昆吾冶铸技术的推崇。
昆吾与彭祖等同胞胎六兄弟同祖同宗,同父同母,同胞而生。他们的祖庙中所供奉的祖神应该而且必须完全相同,绝无二致之理。古徐大彭国祖庙中供奉的祖神和所用的祭器,极有可能是昆吾和大彭国两个兄弟之国(也可能还有其他几位弟兄)共同设计、联手铸造的。夏代以来,昆吾的冶铸青铜技术就堪称天下第一。史载:彭祖善行巫事,有巫彭之称。巫是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彭祖有可能成为昆彭两国祖庙、祖神和祭器的“总设计师”;昆吾则是当仁不让的“总工程师”。两兄弟的水平又都是“天下第一”,他们精心制作以荣耀祖宗、传之万代的青铜祖神形象和祭器,必定是天下第一流的。这正合了我们今日所看见的三星堆青铜器组带给人们的震憾。
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为了发展古徐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青铜器制作生产工艺水平和劳动者的技能,彭祖在古徐彭国内大搞“职业技术培训”。据《大戴礼•虞德篇》记载,孔子有一段对鲁哀公的谈话,提到了彭祖当时教“庶民”以“技”的历史:“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商亡后,周代进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同古徐彭国“技之教庶人”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分不开的。
三、三星堆青铜文物所体现的古徐大彭国文化内涵
古徐彭国文化内涵的核心即是彭祖文化。三星堆青铜文物是古徐彭国文化内涵的物质外化。联系彭祖兄弟的身世和大彭国的建国背景以及彭祖文化的精神实质,有可能找到解开三星堆青铜文物文化内涵的钥匙,本文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以明之。
(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人形面具22件,青铜人头像57件。人头像一般高40-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有10多厘米。学者萧平指出:“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是人们在面对西蜀文化中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头像,埃及古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同样以青铜“面具文化”和“头像文化”著称;在伊拉克,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都用金箔包裹着的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这和三星堆的人头像、面具、以及部份人头像上的金面罩是不是很相像呢?”



三星堆青铜平顶人头像



三星堆青铜人面具



三星堆金面罩铜质圆顶人头像
三星堆出土 部分文物

青铜人头雕像,其实就是古徐大彭国彭姓王室堂上“历代高曾祖”和异姓功臣之群像。彭祖籛铿的父亲吴囬,娶了一位“鬼方氏”之妹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前面已经提到,“鬼方氏”与古突厥民族可能都是来自西亚的白种人或黄、白混血人种。吴囬与“鬼方氏之妹”的婚姻,实为炎黄民族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例“涉外婚姻”。血缘越远的婚姻,其子孙后代越聪明、健壮也有可能更加长寿的道理。这一点,彭祖兄弟就是最好的实例。彭祖作为第一代混血后裔之所以“长寿八百岁”,也可能在于此。
据《神仙传•彭祖》篇引彭祖自述曰:“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彭祖兄弟之父陆终早死,六人皆为“遗腹子”,只能同母亲相依为命。三岁失母,遂成孤儿。但儿童在三岁之前已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且为最佳时机。女嬇氏免不了要用自己的母语(鬼方语应属阿尔泰语系)以教之。幼小的彭祖,从小获得至少一门“外语”的语感和简单的词汇。



面部贴金的头像
女嬇死后,彭祖弟兄又遭遇了“犬戎之乱,流离西域。”彭祖弟兄因祸得福,流离西域的不幸反而成了他面向西域各族乃至更远的西亚“取经”的宝贵经历,比唐玄奘法师西天取经还早两千余年。
从彭祖回归华夏故土之后更加认同和崇尚东方的华夏文明。彭祖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由此可以窥见彭祖之所述、所信、所好者,应为东方文明的精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星堆”青铜文物中的几十件青铜人头像,包括面部贴金的头像具有西亚人和东亚人的面目特征,可以由此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他们是东亚人种与西亚人种的混血后裔。
(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三星堆青铜凸目人头像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尊青铜凸目人头像,其体型巨大,显然具有显赫的地位。老百姓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凸目人头像高64.5厘米,两耳间距为138.5厘米,两眼向前凸出16厘米,其表情十分奇特诡异,既威严而口嘴角上翘,略带微笑。这种微笑,比西方大画家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更具神秘感。
不少学者根据古籍中“蚕丛纵目”的记载,推断此凸目人为古蜀蚕丛氏之尊容,定为蜀人祖神塑像。有的学者还提出古“蜀山”地方,即现在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州一带,由于当地所产食盐中缺碘,为甲亢病高发区。“蚕丛氏”久居蜀山地区,故有凸目之病态。古徐彭国地处东海之滨,此地有鱼盐之利。海盐及海藻都富含碘元素,食之令人聪明且有治疗甲亢病的功效。所以这里不可能有多少凸目人出现。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三星堆青铜雕塑中出现凸目祖神的形象呢?本文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二者中的一个或兼而有之:其一,为古徐彭人携来的祖神之像。其二,古徐彭人在撤离徐州之前,特意为西蜀故地的老表亲戚们铸造的一尊为古徐彭人和蜀人都能认同的祖神形象,作为开展“微笑外交”而精心打造的一张“名片”。古徐彭人要举出一个同蜀人同宗共祖有血缘关系的“铜证”(当时无冶铁技术,故不应有“铁证”的说法)取信于蜀人。凸目人有可能是为这一目的而特意设计、铸造的。古徐彭人这样做有同蜀人“套近乎”的目的,但绝对不是玩弄诈术。
古蜀国是受到商王朝压迫歧视和掠夺的一个被商称为蛮夷之国的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蜀国的鱼凫女王正处于母系社会,在“凸目人”祖神形象的引领下,古徐彭人进入鱼凫王国的首都,在蜀国政权的核心地区站住脚跟,并且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
(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鼎是上古时代天子权力的象征,如“黄帝铸鼎”、“禹王铸九鼎”、“商王铸鼎”等。诸侯之国是不能拥有鼎的。春秋战国时代,天子的权力已经衰微,楚王问鼎之轻重,仍被视为有篡夺天子权力野心的非礼行为。“问鼎中原”被认为是争夺天下的另一说法。改朝换代被称为“鼎革”。古徐大彭国自帝尧时代受封,历舜、禹而夏、商,至武丁时被灭,虽然身为夏商之“伯国”(诸侯国的首领),但在名份上仍然是诸侯国。在古徐彭国的祖庙中是不可以有鼎的。按三星堆青铜雕塑和祭器的铸造技术水平,要铸鼎是没有任何技术困难的。这说明古徐彭国恪守礼制,无任何僭越之举。周初在四川彭州复国,也仍然是一个诸侯国。他们为什么不铸鼎以显彰帝权呢?这又是三星堆青铜器组非蜀地土著铸造,而来源于蜀地以外的古徐大彭国的又一佐证。
(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金杖上端刻有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像和两两相对的4只鸟和被穗形叶柄的箭射中的四条鱼。金杖流光溢彩、雍容华贵、气势非凡。金杖是西亚、埃及乃至欧洲各古国王权的象征。但作为一个远在东方的古诸侯国,古徐彭国建国早于夏商,受鬼方氏外来文化的影响,古徐大彭国如采用金杖作为国王权力的象征,是有可能的。但古徐彭国使用金杖还可能同源于西亚古突厥人的蚩尤旧地习俗有更直接的关系。
为什么古徐彭人还要保留权杖的习俗呢?这里有着极为深刻的道理。黄帝与蚩尤时代的涿鹿大战,十分惨烈。古徐彭国继续使用权杖,而且用贵重的金箔包裹,金光灿灿,可能正是蚩尤的“枫木”的形制。作为王权的象征,既有传承蚩尤的威望与权力的意义、又有安抚蚩尤之地原住民的意义。这一习俗,可能也被古徐彭人带到蜀地。金杖上刻有鱼鸟图纹,从其内容看有很强的针对性。应为彭人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制作,作为献给鱼凫女王的礼物。想来这位女王得到金杖之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还有一位女性头像,据专家考证应为鱼凫女王之像。这尊青铜像也应为彭人工匠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就地铸造之物。
三星堆大城在“商末周初”之际,遭遇突发事变而被毁弃。其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传说与《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蜀王鱼凫“田于西山仙去”有关。女王的青铜头像和她的金杖都埋在祭祀坑中,暗示着三星堆古城的毁灭同这位女王的命运密不可分。
古徐彭人中的青铜冶炼工匠带来了古徐大彭国的青铜冶铸成套技术,还可能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彭州境内有铜矿、有冶炼、铸造铜的遗址。当然,也可能用的是携带入蜀的铜料或回炉铜料。他们为蜀地青铜冶铸行业开创了先河,他们是东夷、中原青铜冶铸技术流向秦陇、巴蜀地区的活的载体。
(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在三星堆青铜器组中有没有被供奉的天帝形象?本文作者认为没有。因为作为人和自然主宰的最高的天帝,是比祖神更高级的神灵,是人不可能见到的。聪明的古徐彭人,必定不愿意将最高天帝具象化而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神圣性。对祖先的崇敬是对人的崇敬或者是对有一定神性的人的崇敬,而对最高天帝的崇敬与对祖神的崇敬是另一种不可比拟的更高级别的信仰。虽然没有天帝的形象,人们仍然会感到最高天帝无处不在。这是因为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巫师、神树、神坛等等许多沟通神灵的媒介。天帝在什么地方?专家学者们根据对青铜神坛文化内涵的破解,发现这个神坛所祭祀的天神是宇宙星空中的北极星。中国传说中的北极帝君就是颛顼大帝。他就是黄帝的孙子,彭祖的五世祖。但他还不是最高的天神。比颛顼更高级的天神,黄帝和诸神之最高、唯一的首领天帝在不为人类所知的宇宙的更深处,只能凭想象感悟他的存在。这样一种宗教教义和神界体系的设计是古代人类最高智慧的感悟,至今尤为世界现代宗教如西方基督教、犹太教所推崇。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高1.72米,头戴莲花冠,身穿龙袍、赤脚站在基座上,显得庄重肃穆,威风凛凛,一双大手作出“把握乾坤”之式。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群巫之长、大巫师。本文作者赞成这种见解。但这位“群巫之长”,是否彭祖本人的形象,现在还难以认定。
(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古徐大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
帝尧举用彭祖,一般的说法是彭祖献雉羹治好帝尧衰病之躯而受到重用,这应是一历史事实。帝尧不愧是上古时代的圣明之君。为了稳定东夷,化解矛盾,他需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去贯彻执行他的民族和解政策。经过考察,他终于认定那个献野雉羹的彭祖是最佳人选。帝尧当时的具体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猜想他一定十分看重彭祖的家世、出身,经历、人品和能力。彭祖的母亲是鬼方氏之妹——据说是鬼方氏首领的妹妹,可能有公主的地位,彭祖本人又是黄帝族和鬼方族和亲政策产生的后代,对鬼方氏和东夷都不会有歧视与偏见,而且他还懂得鬼方氏的语言,熟悉鬼方氏的风俗习惯。帝尧将彭祖分封在徐州,担任古徐大彭国的首领,是很有见地的。彭祖果然不负帝尧的厚望,他在古徐彭国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以“和为贵”,从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朱浩熙先生所著《彭祖》一书中收集了大量徐州地区的民间传说,比古代史籍文献更加生动地勾画出一个敬天崇祖,忠君爱民,关怀民生,勤于政务的慈爱长者的形象。而且在中华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不少以彭为姓者,证明彭祖及其后裔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功绩。彭祖以后,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无有出其右者。
《礼记•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长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徐彭国建国于帝尧时代,被灭于商代中后期。中国历史上尧舜禹三代被称为圣王统治时代。按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期和界定,这一时代,正是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同篇》中记载的上古时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三星堆青铜文物的出土,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原来,三、四千年前的上古时代,生产力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原始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如此瑰丽多彩与富有人性,令当今世人有自愧不如的感觉。特别是有了彭祖这样一位帝尧时代的良臣的丰满形象,使我们仿佛重新见到了当时人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古徐大彭国就是诞生于帝尧时代,在上古大圣、大贤、大哲人彭祖领导下的一个“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天爱民、民族和谐”的“大同世界”的一个鲜活的典范。在古徐彭国,这种源于帝尧时代的社会理念一直被坚持到商代。在古徐州大彭国的文化中,亦即彭祖文化中,是反对以人为殉、以人为牲的。古徐大彭国的文化与商代晚期廻光返照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对立,其优劣高下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反差与对抗,导致了商灭大彭,导致了三星堆瑰丽精美青铜文明同晚商王朝阴森恐怖文化色彩的差异。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代表的古徐大彭国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上古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而晚商王朝的文化则是对中国上古优秀文化的一种异化与反动。武王伐纣、彭人参战,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继续较量。这种较量或许还要持继下去,直到“大道重光”、“大同世界”重新成为人类社会主流的未来。
了解了古徐彭国——古蜀彭国——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关系,便找到了一把破译三星堆古城奥谜的钥匙。“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古徐州大彭国人,在商王武丁灭大彭前夕撤离徐州,将其祖庙中的祖神塑像和诸多祭器携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最终在西蜀实现了复国之梦。
古蜀彭人在辗转迁徙数千里的流亡中,不但携带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组回到蜀地,而且带来了青铜冶铸的技术。他们是东方古徐大彭国———中原地区与西蜀之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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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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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目录 彭商泽、彭忠东、彭铸/执笔 彭忠东,2006-11-21 19:25:28

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目    录
封面                                                                   00
目录                                                                   01
导言                                                                   02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与古蜀彭国的时空关系                             03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距彭州市仅10多公里                                03
(二)彭州市为周初古蜀彭国所在地                                              03
(三)三星堆青铜文物埋藏时间为“商末周初”                                    04
(四)“商末周初”之际,恰好“有一支彭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这是巧合吗?  04
二、古蜀彭国的来历——古徐大彭国被商王武丁灭国后彭人四散流亡,其中一支返回西蜀祖地,依附鱼凫王,建立“流亡政府”,生聚繁衍,等待复国时机              05
(一)古徐彭国,帝尧所封                                                      05
(二)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彭祖的身世                                      05
(三)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                                          05
(四)“一举直落”四字背后的历史细节和史实                                    06
(五)参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彭人”有一部分来自西蜀                          07
(六)古徐彭国被灭前夕,彭人有计划地撤离保存了实力,留下了尔后复国的种子      08
(七)彭人复国与周初的“兴灭国”政策                                          09
三、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                                     09
(一)古徐彭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09
(二)徐州曾为蚩尤势力范围。东夷首领蚩尤早于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        09
(三)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                                            10
(四)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                            11
(五)火正祝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昆吾国与古徐大彭国联手设计、铸造祖庙祖神和祭器的可能性     11
(六)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                          12
四、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体现的古徐大彭国的文化内涵                        13
(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13
(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15
(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17
(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17
(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19
(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古徐大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       19
五、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夏代“有缗氏”从山东偷来的夏王朝国家宗庙祭器的证据       20
六、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看黄帝族的来源再看彭祖生于四川的真实性   22
结束语                                                                 24
附:参考文献目录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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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导言 彭忠东,2006-11-21 19:46:20

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导    言
    四川西部自古称“蜀”,有二义,一为古国名,一为地域名。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位于川西广汉市西郊约7公里。这个地方古时候称为“三星伴月”。“三星伴月的优美含义是指在马牧河两岸,三星堆与月亮湾隔河相望,三星堆如三颗金星,月亮湾是一片状如新月形的台地。”数千年来,这块风水宝地深藏玄机与奥秘,在“天府之国”的四川,是一片掩映座落在笼笼翠竹与淙淙溪流声中的“世外桃园”。
    1929年春天,月亮湾农民燕道成车水灌田,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埋藏大量古玉、祭器的埋藏坑,引起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从而揭开了三星堆世纪考古大发掘的序幕。
    1986年,四川省文物考古所、四川大学历史系和广汉文物管理部门所组成的田野考古队在“三星堆”南侧接连发掘出两个大型“祭祀坑”。大量神秘、诡异而又精美绝伦的青铜塑像、神树、金杖、金面具、玉石祭器和象牙、海贝等宝物重见天日,使世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随着考古研究的深入,“三星堆文明”被中外考古学界称为“世界第九大奇迹”,“比有名的中国兵马俑更要非同凡响”;是“与埃及金字塔、美洲玛雅文明有着同样意义的人类重要文明遗址”,等等。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三星堆青铜人像和人头像的造型,具有不同人种的特征,多有高鼻深目,宛若西域洋人者,与东方华人迥异。学者肖平在其所著《三星堆青铜文明之光照耀世界》一书中写道:“在此之前,恐怕没有多少人会想到在中国西南内地一隅,尚有如此辉煌发达的古代青铜文化存在;而且?AC这种文化的地域因素使得它和当时占主导地位的中原商周文化相互抗衡时,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和多少有些‘另类’的文化面貌。”
    继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文物出土之后,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1988年1月,三星堆遗址由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三星堆遗址考古工作有了更大、更多的发现。三星堆古城北面为由西向东流过的“鸭子河”,未见城墙,东、南、西三面大城城墙遗迹已经发现并得到确认。“广汉三星堆博物馆”已经建成,且已于1997年正式对外开放,每年接待来自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观光游客和专家学者。
    成都平原上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以及崇州双河城、紫竹古城等一批早于三星堆古城,建于4500年至3700年前的古城遗址和晚于三星堆古城的成都十二桥、商业街、金沙遗址相继发现。川北盐亭嫘祖遗址、阆中彭城遗址等正在发掘之中。专家学者们宣称,根据这些考古发现不但已经可以大体上勾画出传说中的上古时代从蜀山氏—西陵氏—蚕丛氏—柏灌氏—鱼凫氏—杜宇氏—开明氏蜀地文明源流的轮廓,而且可以认定,华夏文明的摇篮,除了北方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也是一个重要的发祥地。有学者提出,华夏文明也可称之为“江河文明”,与西亚的“两河文明”、埃及的“尼罗河文明”相映成趣,暗示着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某些共同的规律和相互的交流与联系。
    但是,截至目前为止,国内外考古学界对“三星堆”文明,特别是对其中出土的大量精美神奇的青铜器组的来源,仍然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各种假说,令人目不暇接。简言之,有“本地说”、“外来说”、“偷来说”、“飞来说”、“杂交说”、“西亚说”、“埃及说”、“玛雅说”乃至“外星说”等等。林林总总,蔚为大观。这些假说的提出者,呕心沥血,旁征博引,力求自圆其说。他们的见解对探索历史的真相,颇有启迪意义。可惜,由于历史年代悠远,证据往往不足,推论成份过重或证据链断裂,难以形成共识。
    本文根据对上古时代彭祖其人、其国及彭祖文化源流、内涵与外延研究的独特视角,提出自己不甚成熟的见解,以求为破译“三星堆文明”未解之谜贡献一得之愚,并就教于海内外研究三星堆文明和彭祖文化的专家学者。
    我们的看法,概括而言,可以表述如下: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古徐州大彭国人,在商王武丁灭大彭前夕撤离徐州,将其祖庙中的祖神塑像和诸多祭器携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最终在西蜀实现了复国之梦。
    古蜀彭人在辗转迁徙数千里的流亡中,不但携带了大量精美绝伦的青铜器组回到蜀地,而且带来了青铜冶铸的技术。他们是东方古徐大彭国———中原地区与西蜀之间;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文化与科学技术交流的载体,对“多元一体”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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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时空关系 彭忠东,2006-11-21 19:52:46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与“古蜀彭国”的时空关系
(一)“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距彭州市仅10多公里
   “三星堆”青铜文明遗址,即埋藏900多件精美绝伦、诡异神奇的青铜大立人、青铜纵目头像、青铜人头像、青铜神树、青铜神坛、青铜太阳轮、青铜大鸟头及金杖、玉器、象牙、海贝等稀世珍宝的第一号、第二号两个祭祀坑,位于“三星堆古城”中。“三星堆古城”在四川省成都市北面约30多公里,在广汉市西约7公里,在彭州市东约10多公里。从地图上看,这个古城座落在东径104度和北纬31度交叉点附近的一片平畴沃野上。古代这里属于彭州,现划属广汉市南兴镇。
彭州与三星堆(图中红色处)、成都、广汉的地理位置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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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二) 彭忠东,2006-11-21 22:15:38
(二)彭州市为周初古蜀彭国所在地
    彭州市旧称彭县,古称彭州。县治称“天彭镇”。据1999年版《彭县县志》第98页“彭县县名考”中有记载称:
    彭县因何得名?历来有两种说法。第一种说法:因古彭国得名。持此说者引《尚书·牧誓》:“蜀、羌、髳、微、卢、彭、濮”参加武王伐纣的记载,认为其中的“彭”就在彭县。《大元一统志》载:“彭州即古彭国”。明《蜀中广记》、明天启《成都志》,清《读史方舆纪要》、光绪《彭县志》均有相同的记载”。
    查光绪《彭县志》卷一沿革志称:“彭县在周初为‘彭国’。”
    清初蜀中著名文人,大才子李调元有诗咏彭州,云:“弹丸原是周彭国,曾与诸侯会孟津;漫把昔贤来窃比,老彭便是此邦人。”
    从以上引文可见历代地方史志和著名文人均承认彭县(即今之彭州市)为周初彭国所在地。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广汉得名于西汉初年。周初无广汉之名。
    “三星堆古城”周初时在古蜀彭国境内,应为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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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三) 彭忠东,2006-11-21 22:19:52
(三)三星堆青铜文物埋藏时间为“商末周初”
    三星堆古城始建于3700年前,废弃于3000年前。古人使用此城为700余年。据田野考古发掘报告,三星堆古城地下历史文化堆积层可上溯至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在三星堆遗址现场保留的“关键柱”上,可清晰地看见5000年来历史文化的堆积分层。
    考古学家用碳14测定技术,将5000年前至3000年前的2000年间的文化堆积划分为四个时期:
    一期: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740年—4070年左右;
    二期:相当于夏代及商代前期。测定年代在距今4070年—3600年左右;
    三期:相当于商代中晚期。测定年代在距今3600年—3200年左右(一说在3600年—3000年左右);
    四期:相当于商末周初。测定年代约距今3100年—2875±80年。
    (以上分期测定资料参阅趙殿增著《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四川文物》1992年)
    考古专家们已注意到三星堆一、二期出土的石器和陶器制作工艺还非常粗糙幼稚,但却是地地道道的土著产品。而进入第三期后突然出现了新的文化因素。有专家认为“新的文化因素”是“外来文化”的遗存。
    三星堆古城遗址发现的两个掩埋青铜器组的“祭祀坑”,被考古专家断代为第四期,即“商末周初”之际。据碳14测定,“掩埋这些青铜器的底层复土,被证明为商末周初”,亦即三期文化的下限,公元前1000年左右。
    考古学界还注意到,“三星堆古城”中及周边地区乃至整个四川省境内考古发掘从未发现过属于以上四期的任何冶铸青铜器的遗物(坩埚、模具)、遗迹(採矿点)、遗址(冶炼铸造作坊)、初期原始粗糙的青铜器等。故有三星堆青铜文物“突然侵入”的说法,换言之,即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不是当时蜀地土著居民创造的,而是外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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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一 (四) 彭忠东,2006-11-21 22:27:39
(四)“商末周初”之际,恰好“有一支彭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这是巧合吗?
    据袁义达、张诚二位学者所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中有关彭人迁徙活动,有一则记载称:
   “周灭商后……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
    这段引文,不计标点符号共38字。这是彭人历史上一段相当重要的历史。(在下一节中我们将展开讨论其意义)
    综上所述,我们已经可以作出一个初步的判断:从时空关系的交叉吻合,可以说明“三星堆青铜文明”与“古蜀彭国”和彭人的迁徙活动之间,存在着非同寻常的紧密关系。但究竟是什么关系呢?还必须扩大视野,深入探讨,才能揭开历史的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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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 古蜀彭国的来历 (一)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6:39:43
〖为便于读者了解该贴主要内容,从第二部分开始对《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简称《初探》,放在帖子名称之后。特说明。——编者〗
    二、古蜀彭国的来历——古徐大彭国被商王武丁灭国后彭人四散流亡,其中一支返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生聚繁衍,等待复国时机。
    (一)古徐彭国,帝尧所封
    稽之上古,西周以前蜀地并无彭国。蜀地之有彭国应自周初始。但远离西蜀的东海之滨,古徐州,自帝尧时就有一个大彭国存在。
    据朱浩熙著《彭祖》一书,转引先秦古籍和徐州地方史志记载:
    “相传原始社会末期,尧封彭祖于今日徐州所在,为大彭国。经历夏代,至商王武丁时灭大彭国,成为商的一个城邑。(《徐州市志资料类编》,作者王云度,原作发表于徐州师范学院学报,一九八六年第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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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二)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彭祖的身世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6:47:33
    (二)古徐大彭国的立国始祖——彭祖的身世
    彭祖,本名籛铿,为黄帝直系第八世孙,颛顼大帝之玄孙,火正祝融吴囬之孙。其父陆终娶“鬼方氏之妹”女嬇为妻。女嬇怀孕三年,剖腹而生六子:
    老大:樊(昆吾)
    老二:惠连(参胡)
    老三:籛铿(彭祖)
    老四:求言(郐人)
    老五:晏安(曹姓)
    老六:季连(芈姓)
    颛顼生于若水(今四川西部雅砻江),籛铿生于四川境内彭山县(见徐谦《彭祖者彭山人也》)
    籛铿是上古时代“为民造福,功盖千秋,名震华夏,众口皆碑”的一位伟人。传说他活了八百多岁,是中华历史上第一大寿星,也是中华养生文化的始祖;帝尧时因献雉羹治好了帝尧的疾病而被封于徐州,是古徐州大彭国的始祖,又称彭祖。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彭祖后裔中的一支以国为姓,是为彭姓的来源。
    袁义达、张诚著《中国姓氏•群体遗传和人口分布》一书称:“彭姓的起源主要有两大支,颛顼之裔和外族改姓。”
   “第一支出于高阳氏颛顼之后。源头可以追溯到黄帝之裔高阳氏颛顼帝。据说颛顼之子称,其族居今河南汝河地区。称之子老童,老童之二子黎、吴囬。吴囬之子陆终,陆终有六子,后分别发展为六大部落。陆终的第三子籛铿,又称彭祖氏,彭姓”。
   “籛铿因能作大鼓,鼓声洪亮,鼓声彭彭,便称为彭。彭作为鼓声而形成氏族的图腾。彭氏族在帝尧时代已经强大,后来发展成为彭国,古址在今河南北部黄河北岸的原阳县。彭国一度发展十分强大,与豕韦氏列为夏商的五霸,称为彭伯。到商朝前中期河嬗甲时代,彭伯东进山东济宁的彭山,随后迁到彭城,即今江苏徐州,史称大彭。公元前1208年商王武丁灭大彭国。子孙遂以国为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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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三)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6:59:53
    (三)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四散流亡迁徙
    “彭国灭亡后,彭人四散。向东南移民的一支彭人是从徐州(古称彭城)南下,进入安徽和县(古称历阳),南渡长江进入江西的鄱阳湖(古称彭蠡)及赣江上游的桃江一带,与山越族相遇。一部份彭人融入了山越族中。另一支从和县迁到浙江临安东南的大山天柱峰下。一支向西南撤退到河南西部的鲁山县东南,后为楚国臣民。第三支向西经过河南渑池县,到达陕西白水县的彭衙堡,其中一部份彭人与羌戎族的戏部族混合形成彭戏族。彭人继续西进抵达甘肃庆阳县西南的彭原。周武王东进灭商时,所率的联合部落和诸侯中就有彭,此彭即居于彭原的原彭国后裔。周灭商后,彭人南渡汉水迁到今湖北南河一带,彭人从此离散,并与南部土著混居,成为土家族彭姓的先民。甘肃庆阳的一支彭人,越过秦岭,从子午谷经陕西石泉县的彭溪,一举直落四川彭州,后又南下移民彭山县”。
   “第二支来自外族的改姓。战国以后彭人四散,移民中与东南的山越族、鄂湘西部的巴人等南部土著混居,彭人先融入当地的民族中,成为土著诸姓之一。西南少数民族的彭姓也绝大多数为彭人的支裔融入而成的,以后又同化成为当地的汉民,所以当代长江中下游的川鄂湘赣四省的汉族中多彭姓,与这段彭姓的移民和融合有关。因此,我国的彭姓同其他姓氏一样,不断与其他民族交流,互有基因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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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四)“一举直落”四字背后的历史细节和史实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11:49
    (四)“一举直落”四字背后的历史细节和史实
    以上引文,全景式地展示了武丁灭彭国之后,彭人四散迁徙流亡的情形。其中与本文论题直接有关的内容即为引文中作者以黑体标明的38字。这38字中,“一举直落”四字,尤为画龙点睛的神来之笔。仔细推敲体会,从中可以解读出极为丰富的历史细节,窥见远古时代的重大史实。
    其一,从字面上看,此四字生动地体现了从甘肃庆阳南下的这支彭人,一鼓作气,快速前进,路途中未作长时间礕4停顿逗留,既未遇到任何关卡盘查、土匪剪径等人为堵截障碍,也未遇到恶劣自然条件如冰雪、淫雨、暴风、雷电、泥石流、山洪等灾害的阻挡以及毒蛇猛兽的袭击。这支彭人队伍,完全没有国破家亡被迫流亡逃窜的悲惨凄凉或出征打仗前途未卜的惶惑与悲壮,是一次四海清平,天从人愿,归心似箭,一路顺利,心情欢畅的愉快之旅。
一举直落四川彭州 彭!C9?示意图
古徐彭国被灭后彭人……一支人……一举直落四川彭州,后又南下移民彭山县
            示  意  图(图中1为彭州,2位三星堆,3为彭山县)
    其二,从这四个字还可以推断,这支南下彭人,人数不会太多,绝非大队移民迁徙。何以见得呢?如果是大队移民迁徙,辗转几千里,拖儿带母、扶老携幼、婆婆妈妈,必然要带上行李铺盖,锅碗盆瓢、坛坛罐罐之类一路上生活必须的炊餐用具和必不可少的农耕工具、防身武器,少不了要照顾吃喝拉撒,“扎雨班”、避冰雪等,必然拖拖拉拉,一天走不了三、四十里地,再加上道路艰险,披荆斩棘和种种困难,从甘肃庆阳到四川彭州可能要走上一年半载,那里还有“一举直落”的速度感和节奏感?
    其三,这支彭人也绝不可能是一支人数众多的庞大军队。部队大了,必然有辎重粮草随行,也只能缓缓而行。而且士卒年龄体力参差不齐,必然有人中途落伍,一旦出现掉队收容、拖泥带水的情况,也就不能称为“一举直落”了。
    其四,从这支彭人队伍的行进路线和速度看,他们应是一支“特种部队”。他们越秦岭,出子午谷,穿越汉中盆地,还要翻越大巴山,走的是古蜀道。在他们之后一千多年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走过这条道路,为人们留下令人心悸的著名诗篇《蜀道难》。诗人一开篇便发出感叹:“噫吁戏,危乎高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在李白之前一千多年的商末周初,古蜀道之艰难险阻更是可想而之。但是,这一切艰险在这支彭人队伍面前似乎都已不在话下。那么,这支彭人队伍为何有如此大的能耐呢?可以判断,这是一支经过精心挑选、严格训练、纪律严明、个个年轻力壮,身手矫健,有极强野外生存能力和战斗力的“特种部队”。他们虽然来自甘肃庆阳,但他们当中必定有一部份士卒熟悉秦岭、大巴山的道路,充当向导和开路先锋。而这些向导和开路先锋,又必定不久前刚刚从这条道路走过,从四川彭州出发沿着大巴山—汉中—秦岭—子午谷进入渭河平原再到庆阳与庆阳彭人汇合,参加“武王伐纣”的一支来自蜀地的彭人军队。如若不是,他们又怎么可能对这条道路如此熟悉呢?
    其五,这支南下彭人队伍穿子午谷,经秦岭,也有极为不凡的意义。秦陇与巴蜀之间横亘着秦岭与大巴山两大山脉。古代只有阴平道、褒斜道、金牛道、子午道、骆谷道等几条较为常用的通道,都必须穿越数百里深的高山峡谷。子午道位于今西安市西南方,是关中穿越秦岭到汉中盆地的一条北——南方向,即子—午方向的一条“终南捷径”。周灭商后,建都于镐京。镐京的方位,也在西安市西南(大致在今长安县)。子午谷在镐京正南方向,约20多公里处,实为镐京的南大门。在一场大战刚刚结束,又特别重“礼”的周代,设若没有周天子(武王)的恩准,有哪个诸侯国或部族的军队胆敢进入京畿重地,并且堂而皇之地从镐京南大门穿越而出?但这支彭人部队恰恰就得到了周天子的恩准,享受了如此的殊荣!这又是为何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不能不联系到“武王伐纣”组织“八国联军”参加牧野之战,西蜀“彭人”建立的不朽功勋。

(五)参加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彭人”有一部分来自西蜀
    据《尚书·牧誓》所载: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
    以上引文中提到参加武王伐纣的彭人,从何处来?历来学者们众说纷纭:
    有说成是来自甘肃彭原的。如何光岳《古代彭部族的繁衍与迁徙》一文中称,“当周武王征商时,在盟津誓师,与庸、蜀、羌、髳、微、卢、彭、濮联盟攻灭商朝。”“这个彭就是彭原的一支,位于周之西北。”(按:彭原,在甘肃庆阳西南八十里)。
    有说来自湖北的。如童书业《古巴国辩》、徐奇堂《尚书•牧誓译注》,认为来自谷城、房县一带。
    也有说来自四川的。前引《彭县县志》第98页“彭县县名考”中的“第一种说法”,即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彭”就是彭县。持此说的有元、明、清历代史志和文献。但也有认为参加武王伐纣的彭人,来自四川武阳即今之彭山县(见广西宾阳县委党校彭义昌《彭祖故里初探》)。不过,彭县与彭山都在川西平原,成都附近,相距不远。在当时可能都是彭人聚居的地方。两地都可能派出子弟,共同组成古蜀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部队。
彭州市内有“彭人击鼓”大型雕塑

    现在,彭州市内有“彭人击鼓”大型雕塑表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英雄气概。反映了彭州官方和民间对当地彭人参加“武王伐纣”历史的一致认同和纪念。
彭人击鼓 雕塑

    本文作者认为:上述诸种说法都有可能,并无实质性的矛盾。因为各路彭人为了响应周武王的号召,保证一举推翻纣王的暴政,完全可能互相串连,汇合起来组成军队参战。牧野之战武王组织的军力(包括八国盟军),总共只有4万余人。而纣王的军力达17万之众。兵力悬殊,是一次“以少胜多”的漂亮仗。但在准备这场战争的时候,武王肯定希望兵力多多益善。参战各国,一定会倾尽全力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投入战斗。根据《史记•周本纪》所载,周武王“盟津誓师”在周文王九年,而“牧野之战”在周文王十一年。牧野之战,前前后后准备了数年之久,即使僻处西蜀的彭人也能够赶去参加会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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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六)古徐彭国被灭前夕留下复国的种子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27:53
    (六)古徐彭国被灭前夕,彭人有计划地撤离保存了实力,留下了尔后复国的种子
    自帝尧分封,彭氏得国于徐州到商王武丁灭大彭,传说古徐大彭国历史长达800年(实际上并不只此数)。历尧、舜、禹、夏、商五代,古徐彭国的首领与臣民见过的大风大浪可谓多矣。彭国本为夏商王朝的诸侯首领,为平叛止暴维护中央政权屡建功勋,受到世人敬重。而且在政教方面亦颇多建树。商代中晚期由于历代商王贪婪无道,朝政日趋腐败,国势逐渐衰落,发生财政困难。商王武丁欲谋中兴,不惜饮鸠止渴,首先向周边的诸侯国开刀,掠夺其财富与人民。商王对日渐兴旺强大的古徐彭国尤为猜疑。公元前1208年(有公元前1192年之说)武丁在其妃妇好的配合下灭掉大彭国。古徐彭人在失国之前,其兄弟昆吾国已被灭掉,大彭国早已感受到商王咄咄而来的压迫和威胁,预见到一场大灾大难必将降临。他们对政局的变化不可能无动于衷,毫无准备。具有丰富政治、军事斗争经验的彭人必然会制订一整套应变的对策。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势下,死守硬拼不是办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所以古徐彭人失国之后的流亡,并非仓皇狼狈的逃窜,而是有计划、有组织的撤离。三千多年之后的今天,在中华大地上,从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乃至珠江流域甚至海外,到处都有以彭命名的名山、大川、城市、乡镇,其中绝大多数都是武丁灭大彭后,古徐彭人迁徙的足迹所至。其分散地域之广阔,实为一保存彭氏血脉的高明策略。这一策略避免了彭姓被凶狠残暴的商王一网打尽。但在四散迁徙流亡的彭人中,必有一支属于古徐彭国的王室直系后裔。古徐彭人既以古蜀祖地为复兴之地,彭国之直系后裔必然要千方百计回归西蜀。本文作者认为,离开徐州之后经河南渑池入陕再到甘肃庆阳,然后入蜀的彭人应为古徐彭国王室直系。其他各路彭人如南迁长江流域或进入湖北谷城、房县一带深山老林中的彭人,虽不一定是王室直系,但也有向蜀地靠拢的趋势。三星堆遗址中出土有大量良渚文化因素的玉石祭器和玉石作坊遗迹,或许是长江中下游彭人经三峡进入西蜀回归祖地的一个证据也未可知。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素有“敬天崇祖”意识的彭人,想必认为回到祖地犹如回到母亲的怀抱般重新找到了安全感。只有在这里,彭人才能生聚教训,最终实现恢复故国之梦。他们回到西蜀之时,必定要把古徐彭国祖庙里的祖神塑像和祭器携回蜀地。这些东西,他们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要宝贵。当时的蜀地还处于酋邦林立时代,也可能有少数早熟的酋邦建立了国家政权,其生产力发育水平远逊于华夏文明中心大舞台——中原地区。彭人回归西蜀祖地,把中原和东方一带先进的生产技术带回西蜀,极大地促进了西蜀社会经济发展,也为自身的生息繁衍,恢复故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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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二(七)彭人复国与周初的“兴灭国”政策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34:33
    (七)彭人复国与周初的“兴灭国”政策
    武王领导推翻了商纣王的暴政,为了迅速稳定局势,恢复秩序,恢复经济,在西周初年实行了“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政策。连商纣王的儿子武庚都得到了封地,以不绝其祀。作为殷人之后的孔子对此佩服得五体投地,故有“吾从周”之说,对此政策给予了高度评价。儒家经典中也多有记述。古徐彭国属被商所灭之古国,在灭商的战争中又立有重大的战功,论功行赏,兴其灭国,正符合周初的国家政策。周武王从彭人所愿,分封为异姓诸侯国,恢复彭国名份,使之成为周王朝在蜀地的屏藩,实为明智之举。也是周武王“政策兑现”,取信于天下的一大仁政。可以设想,灭纣之后,参战的彭人,首先返回庆阳休整。然后再由各路彭人推举出一位德高望重、年富力强又富有军事、政治领导经验的首领(千夫长?)率领各路彭人组成子弟兵——即前文所说的“特种部队”返回西蜀祖地复国。这支彭人军队,必然还要到镐京陛见周天子,接受封赏(当然是得到了周天子的恩准),然后,带上武王的封诰、武王赏赐的“国之重宝”和战利品离开陕西返回四川。说不定在镐京城下还接受过周天子的检阅,然后在万人空巷夹道欢送中离开镐京踏上南下的回乡之路。这是一支正义之师,同时又是一支胜利之师,所以才有后来的“一举直落”的凯旋。就是这支彭人的“特种部队”最终实现了彭人的复国之梦。
    前面,我们用了不少笔墨说明西蜀彭人参加武王伐纣的出征和凯旋。一个合理的逻辑推断于是成立:西蜀彭人出征之前,必有入蜀的来源。其来源就是古徐大彭国灭国后流亡西迁入蜀的彭人。三星堆青铜器组就是他们携带入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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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 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一)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40:49
    三、古徐大彭国与青铜冶铸技术的关系
    本文作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古徐大彭国。两个祭祀坑中埋藏的青铜人头像、青铜立人、通天神树、神坛、金杖等绝大多数都是西迁彭人携回祖地的古徐大彭国祖庙里的祖神和祭器。
    如果说,这绝大部份青铜器组制作地不可能在四川彭州,更不可能在广汉,而是在遥远的古徐彭国幔那么,古徐彭国又有没有条件和可能铸造这些堪称世界一流的青铜神器呢?我们的回答是肯定的:
    (一)古徐彭国有丰富的铜矿资源
    徐州所属有铜山县。今铜山县土地范围与古彭城大致相同。徐州境内的铜矿山具体位置即在微山湖中的铜山岛。铜矿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铜石并用时期和青铜时代,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拥有铜矿的部族和国家,才有可能采铜制作兵器——青铜戈矛等,其军力必然优于以石器作为兵器的其他部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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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二)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 初探 彭忠东,2006-11-22 07:45:45
    (二)徐州曾为蚩尤势力范围。东夷首领蚩尤早于黄帝部族掌握青铜器冶铸技术
   《史记正义》引《龙鱼河图》称:“黄帝摄政,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沙石子,造之兵杖刀戟大驽,威振天下,诛杀无道,不慈仁。万民欲令黄帝行天子事,黄帝以仁义不能禁止蚩尤,乃仰天而叹。”《管子•地数》称:“葛卢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剑、铠、矛、戟,是岁相兼者诸侯九。雍狐之山,发而出水,金从之。蚩尤受而制之以为雍狐之戟、芮戈,是岁相兼者诸侯十二”。以上引文可以看出蚩尤凭借青铜武器,兼并诸侯,所向无敌。当时天下共主为神农氏炎帝。《逸周书》“尝麦解”第五十六说:“蚩尤乃逐帝,争于涿鹿之阿,九隅无遗。赤帝大慑,乃说于黄帝,执蚩尤杀之,于中冀以甲兵释怒,用大正顺天思,序纪于大帝,用名之曰绝辔之野。”黄帝与蚩尤之战,规模大,时间长,极为惨烈。据传“昔蚩尤暴横,黄帝……三年百战,而功用未成”,“黄帝与蚩尤九战九不胜。”庄子《盗跖篇》称:“黄帝……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流血百里。”蚩尤是一位令人闻之胆丧的战神。《龙鱼河图》称:“蚩尤殁后,天下复扰乱,黄帝遂画蚩尤形象以威天下。天下咸谓蚩尤不死,八方万邦皆为弭服。”秦始皇东巡祭泰山,以兵主礼蚩尤。秦末刘邦起义,亦祭蚩尤于沛庭。沛,即沛县,是刘邦的故乡,属徐州。可见蚩尤在这一带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据朱浩熙著《彭祖》一书“解大彭之彭”篇引今人王云度《徐州——天下闻名的大战场》称:“涿鹿,一般认为在今河北涿鹿县境。但《史记正义》引《舆地志》说:‘涿鹿本名彭城(今徐州市区)’”。蚩尤作兵所用之铜极有可能出自于铜山或徐州附近。
    黄帝与蚩尤徐州会战,也有可能为争夺徐州附近的铜矿资源和夺取蚩尤的“兵工厂”——冶铸青铜兵器的作坊。黄帝胜蚩尤后,为了学习、掌握、消化吸收异族的先进科技,黄帝必须派忠诚可靠的本族人是去接管蚩尤的“兵工厂”,学习蚩尤族的青铜冶铸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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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三)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6:38:57
     (三)蚩尤的青铜冶铸技术来源于西亚
    《史记•封禅书》称:“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者七十余人,龙乃上去……。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世本•作篇》称:“黄帝作宝鼎三。”《汉书•郊祀志》亦称:“黄帝作宝鼎三,象天、地、人。”
    黄帝铸鼎的时间是在其晚年,鼎成,黄帝即仙逝。而蚩尤以铜作兵器,在黄帝之先。黄帝一族当时还以玉、石为兵器。虽然在兵器制作上落后于蚩尤,但黄帝一族是一个勇于进取、善于学习的部族,在同蚩尤作战的过程中,也学会了青铜冶炼铸造技术,最终战胜了蚩尤。
    据今人邵靖宇著《汉族祖源试说》中考证,蚩尤是“某支古突厥民族的祖先”。他们从西亚经北路东来,到达今华北、华东一带。
    在人类历史上,中国、古代埃及、印度、巴比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都先后经历了石器时代、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牛世山《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介绍,据考古学界的报告,最早的铜器发现于西亚地区:
    伊拉克的扎威·彻米发现天然铜打制的装饰品,年代为公元前10000年—前9000年;伊朗西部的阿里·喀什发现天然铜打制装饰品,年代为公元前9000年—前7000年;土耳其东部恰约尼遗址发现天然铜打制铜针,年代约公元前6000年;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高原遗址中出土了铸造铜器,年代约为公元前6000年;美索不达米亚南部出现青铜工具和进入青铜时代,约在公元前4000年;北非埃及开始出现铜器时间约在公元前4500年;埃及文明进入青铜时代时间在公元前3100年;印度河流域青铜工具和武器广泛使用,时间在公元前2500年前后。
    中国铜石并用时代,最早的铜器遗物是陕西临潼羌寨发现的1件黄铜器和1件黄铜片卷成的管状物。这里属于仰韶文化的半坡类型的遗址,时代为公元前4700年。
    在甘肃东乡林家村马家窑文化遗址中出土有青铜刀件,保存完整。时代约为公元前3000年。
    在山西榆次仰韶文化晚期遗址出土的残陶片上附有铜渣,时代为公元前3000年。
    在山东泰安一座大汶口文化晚期墓藏中出土骨凿,上附有铜绿锈,年代约在公元前2900—公元前2400年。
    在北方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发现的坩埚残片,其上残留铜渣,年代为公元前4000—公元前3000年。
    另在内蒙古敖汉旗西台红山文化遗址,出土了鱼钩内陶范。
    在中原随后的龙山文化系统地区,与铜器和与冶铜有关的遗物、遗址不断增多,不再赘述。
    从以上列举的考古发现可以看出,中国早期铜器和冶铜遗址都分布在中国北方的黄河流域和黄河以北。
    中国青铜时代始于公元前2000年的夏代,到商、周时期进入鼎盛。如果没有新的实物证据出土,我们不得不承认,华夏民族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晚于西亚。究其原因,是华夏民族主体的始祖部族由于长途迁徒,将进入青铜时代的时间推迟了一千多年。但后来,由于西亚古突厥人等游牧民族沿着帕米尔高原北沿进入亚洲北部广阔无垠的欧亚大草原,继续东进来到西伯利亚通古斯、鄂尔多斯和蒙古高原、松辽平原,再不断南下,与古三苗、九黎接触融合,后来又在中原东部及黄河下游与从岷山地区东移的炎黄民族遭遇。活跃在华夏以北的古突厥人属于白色人种或黄、白混血种。被黄帝时期华夏民族称为“鬼方”的民族是来自前苏联叶尼塞河的游牧民族,也可能是白种人或黄白混血人种。所谓“鬼方”,即形容其人“高鼻深目,金发碧眼”与东亚土著黄种人相貌不同,有类想像中的“鬼”模“鬼”样。现在还有中国人称“洋人”为“洋鬼子”,其源盖出于此。
    由于西亚游牧民族是“马背上的民族”,他们善于骑马、长途远行,而且行动迅速,又较早掌握了青铜冶炼技术用于作兵,显得比定居一地的农耕民族骁勇善战,屡屡成为令华夏民族头疼的北方边患。但他们的东进、南下,却把西方世界的先进技术成果迅速带到了亚洲的东方。勇于进取、善于学习和钻研的炎黄民族,一旦接触到先进技术的实物和信息,便会以最快的速度学到手,实现后来居上的跨越式进步。西亚传来的青铜冶炼技术当然也不会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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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四)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6:44:19
     (四)掌握青铜兵器的冶铸技术属于“火正祝融”的职责
    《史记•楚世家》记载:“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囬为重黎后,复居火正,为祝融。”
    从大徐彭国的得国始祖彭祖身世可知,帝喾时代的前后两任火正官,祝融重黎为彭祖的伯祖父,祝融吴囬为彭祖的祖父。按:“火正”乃五行官名。当时设有金、木、水、火、土五官,分别掌握有关事务,火正即主管火的官员。火在人类进化历史上发生过极其巨大的作用。至今人类的一切生活、生产、军事、科研都离不开火。按一般的说法,火正是主管火种保存、取火、用火之官,实际远不止此。在石器时代人类即已学会钻木取火。山顶洞人的洞穴中有用火的灰堆遗存。陶器必须用火烧制,也早已出现。可见保存火种和一般的取火用火在黄帝时代已不成问题。帝喾时代的火正祝融如前所述,还有一个重要职务便是掌管军事,将火直接用于军事目的,作为战争的武器。中国古代兵书《孙子兵法》中专门有“火攻”篇。三国时代的蜀国军师诸葛亮是善用火攻的大师。此外,铸造青铜兵器也必须用火,而且必须取得更高的温度才能熔化矿石,取得金属的合金。五行相生相克,火可克金,指的就是金属在烈火高温下融化为液态的物理—化学现象。中国四大发现之一的“火药”,以后的炸药统称为“火工器材”。枪炮弹药称之为“军火”,亦是用火作为军事的延续和扩大。核武器被称为“地狱之火”还是离不开火。火正祝融由于掌握了火在军事上的应用技术,所以还兼任军事长官。帝喾命火正重黎去诛伐叛?D2的共工。不知出于何种原因,重黎对共工诛而“不尽”,获罪被诛。后来帝喾又让重黎之弟吴囬接替火正之职。这一现象说明:作为当时火正祝融掌管的用于军事的“高新科技”之“火”,是部族内部代代相传的高度机密,别的部族是难以窥其堂奥的。火正一职非吴囬莫属。黄帝战胜蚩尤之后,他和他的继任者派去接管蚩尤的冶铸作坊和学习冶炼技术者的后裔,可能就是火正祝融部族愫重黎、吴囬及其后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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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五)火正祝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7:25:11
    (五)火正足融吴回之孙昆吾善冶。昆吾国与古徐大彭国联手设计、铸造祖庙祖神和祭器的可能性
    中国历史上流传着“夏禹王铸九鼎”的故事。夏禹王的九鼎是谁铸的?《墨子•耕柱》篇中有一则记载可以回答这个问题:
    “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九鼎既成,迁于三国。夏后氏失之,殷人受之;殷人失之,周人受之。夏后殷周之相受也,数百岁矣”。
    这里所说的昆吾是炎黄民族中有历史文献记载的第一个善于冶炼的部族。其首领就是彭祖的六胞胎兄长昆吾。昆吾,初被分封于濮,建昆吾国,其地在今之河南濮阳。后迁于许,即今河南许昌。古代常以“昆彭”并称。因为昆吾和大彭,都是夏商两代的重臣。《梁书•武帝纪》有云:“望昆彭以长想,钦桓文而叹息。思弘政塗,莫知经济”。
    传说中“切玉如切泥”的宝刀被称为“昆吾刀”;最锋利的宝剑被称为“昆吾剑”,可见古人对昆吾冶铸技术的推崇。
    昆、彭都是夏商的方伯。后来,昆吾国先于大彭国被商所灭。
    昆吾与彭祖等同胞胎六兄弟同祖同宗,同父同母,同胞而生。他们的祖庙中所供奉的祖神应该而且必须完全相同,绝无二致之理。在掌握了高超的冶炼、铸造技术又拥有丰富的铜矿资源的这两兄弟和两大方国,会不会联手用青铜来铸造自己的祖神呢?如果不联手来铸造,互不通气,各搞一套,就必然会出现不同的祖神形象和不同的世代源流的安排,岂不是要闹天大的笑话!岂不是对先祖神灵最大的不敬?本文作者认为:古徐大彭国祖庙中供奉的祖神和所用的祭器,极有可能是昆吾和大彭国两个兄弟之国(也可能还有其他几位弟兄)共同设计、联手铸造的。夏代以来,昆吾的冶铸青铜技术就堪称天下第一。如果昆吾国要用青铜来铸造祖庙中的祖神和祭器,还需要假手于他人吗?大彭国要铸造祖神形象和祭器,为了求得尽善尽美,如果自身的技术水平不够,会不会求教于昆吾大哥呢?为什么不可以委托昆吾大哥以天下第一的技术为自己铸造一套呢?何况,青铜器属翻砂铸件,必须要先做模型,制作模具。为了求得祖神形象的一致,为什么不用同一套模具来铸造呢?
    单有原料矿石和冶炼、铸造技术还不足以制作出三星堆出土的那些精美绝伦又具有丰富文化、精神内涵,艺术美学形式达极致的青铜器组。还需要进行整体策划和形象设计。这一环节的工作,甚至比技术性的工作还要重要。而这方面,古徐大彭国的彭祖才真正算得上当时天下第一的专家。史载:彭祖善行巫事,有巫彭之称。巫是可以沟通天、地、人、神的媒介。据说巫能够看见天神地祗和已故的先祖,还可以传达天神和祖神的指示。而昆吾则并非擅长此道,至少名气不如彭祖大。在进行整体策划和形象设计时,兄弟二人一定会商量沟通,而最后是彭祖说了算。因此,彭祖有可能成为昆彭两国祖庙、祖神和祭器的“总设计师”;昆吾则是当仁不让的“总工程师”。两兄弟的水平又都是“天下第一”,他们精心制作以荣耀祖宗、传之万代的青铜祖神形象和祭器,必定是天下第一流的。这正合了我们今日所看见的三星堆青铜器组带给人们的震憾。
    本文作者认为:在夏商时代,还找不出任何有名有姓、有根有据、有史料文献可考,超过彭祖和昆吾二位的青铜艺术设计、冶炼、铸造的名家巨匠。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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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三(六)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 初探 彭忠东,2006-12-01 17:41:35
    (六)古徐彭国——面向庶人传授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的国度
    古徐彭国存在的时期,正是中国青铜冶炼铸造技术由自己摸索发展和向外来民族学习、借鉴到消化、吸收、融合、创新,逐步走向辉煌的时期。随着社会生产、生活和军事的发展,青铜器已由面向王室,制作少量祭器重宝,逐步扩大为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农具,以及普通士卒配备的武器。过去那种由一个部族在极端保密的状态下从事少量制作的方式,必然要被社会广泛的、大规模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青铜器作?BB必然迅速增加,对熟练技术工匠的需求量也必然迅速增长。
    为了发展古徐彭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提高青铜器制作生产工艺水平和劳动者的技能,彭祖必然要在古徐彭国内大搞“职业技术培训”。
    据《大戴礼·虞德篇》记载,孔子有一段对鲁哀公的谈话,提到了彭祖当时教“庶民”以“技”的历史:“子曰:昔商老彭及仲傀政之教大夫,官之教士,技之教庶人,扬则抑l抑则扬,缀以德行,不任以言。”
    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彭祖和仲傀(此人是古徐彭国沛县人,曾经担任过商王朝的左相,死后葬在徐州)制订了一整套实行“全民教育”的教育体系和选择用人的原则。对高级官员(即贵族大夫),要教他们如何从政,管理国家大事;对中、下级官员(即士)要教他们如何处理具体的行政事务;对庶民百姓(即庶人—自由民),要教给他们以社会百行百业所需要的技能。“技之教庶人”也就是今天我们常说的“职业技术培训”。毫无疑问,青铜冶铸技术是当时一个国家最需要也是最重大的技术。《周礼》曰:“以世事教能,则民不失职。”用现代人熟悉的语言来说,彭祖的这一教育思想,既可以使青铜冶铸技术走出宫廷官府所办的“国有作坊”,迅速普及扩散到民间,使青铜冶铸行业工匠的技术水平得到迅速提高,壮大古徐彭国的青铜铸造业,又可以提高普通老百姓的“就业率”,增加老百姓的收入,真是有点以“科教兴国”,发展经济的味道了。想必彭祖首先应在古徐大彭国内实施,以增强自己封国的经济竞争力。
    成书于战国初期的《考工记》一书,是中国先秦第一部手工技艺的汇编,也是一部手工工艺的教科书。此书,列入了6个大的门类30种手工工种的制作工艺和经验,计有金属铸造、建筑和水利、攻玉、制陶、制革、木作等。金属铸造名列六工之首,其余各门类也都是中国青铜时代主要的技艺。书中特别提到了某些地方的高水平的特色工艺,都与青铜冶铸有关,如“郑之刀、宋之斤、鲁之削、吴粤之剑,迁弗其地而弗能为良”。可惜,古徐彭国被商王武丁所灭,使古徐一带生产力遭到极大的摧残破坏,人民遭受极大痛苦,熟练工匠也被迫逃离。否则一定会有包括青铜冶铸国之重宝和高档艺术品在内的更多特色产品出产于徐州。
    商亡后,周代进入了中国青铜时代的鼎盛期,同古徐彭国“技之教庶人”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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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 三星堆青铜文物所体现的古蜀大彭国文化内涵(一)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6:24:03

四、三星堆青铜文物所体现的古蜀大彭国文化内涵
    古蜀彭国文化内涵的核心即是彭祖文化。三星堆青铜文物是古蜀彭国文化内涵的物质外化。联系彭祖兄弟的身世和大彭国的建国背景以及彭祖文化的精神实质,有可能找到解开三星堆青铜文物文化内涵的钥匙,本文限于篇幅,仅举数例以明之。
    (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三星堆 青铜人面具

三星堆 青铜平顶人头像

三星堆金面罩铜质 圆顶人头像

    三星堆两个祭祀坑共出土青铜人形面具22件,青铜人头像57件。人头像一般高40-50厘米,最小的一件仅有10多厘米。学者黄剑华认为:“三星堆青铜人物雕像群……其中有祭祀者的形象塑造,又有被祭祀的祖先神祇和神灵偶像。”学者萧平指出:“一个令人疑惑的地方是人们在面对西蜀文化中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头像,埃及古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同样以青铜“面具文化”和“头像文化”著称;在伊拉克,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禕G用金箔包裹着的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这和三星堆的人头像、面具、以及部份人头像上的金面罩是不是很相像呢?”
    “而且更为奇特的是,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其造型特征已经明显脱离东亚人种或曰‘蒙古人种’、‘亚美人种’的面部特征,更多地趋向于欧洲或西亚人种,凸显着一种异国情调;它们的脸不是一团和气的东方免孔,而是棱角分明,线条粗犷陷于沉思的那种,这是个难以解释清楚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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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一)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02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6:33:09
    (一)02三星堆青铜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出现东亚人和西亚人两种不同的面孔
    本文作者认为:这些青铜人头雕像,其实就是古徐大彭国彭姓王室堂上“历代高曾祖”和异姓功臣之群像。彭祖籛铿的父亲吴囬,娶了一位“鬼方氏”之妹为妻,生了六个儿子。前面已经提到,“鬼方氏”与古突厥民族可能都是来自西亚的白种人或黄、白混血人种。吴囬与“鬼方氏之妹”的婚姻,实为炎黄民族有史籍记载的第一例“涉外婚姻”。其政治与军事意义当为两大对抗民族之间的“和亲”,有民族和解与民族和睦的深远影响。而这一涉外婚姻的生物学意义则在愚其子孙后代融合了两大民族的DNA,产生了所谓的“混血儿”。学者朱浩熙在其《彭祖》一书中明确提出,彭祖本人就是一位“混血儿”的看法。根据生物学的规律,“混血儿”将具有父系或母系的,或父、母双方人种相杂合的或相融合的体态、面目特征。第一代“混血儿”,父系和母系的血统为1/2:1/2。第二代、第三代则根据父母人种、民族的血统的相同或不同按比例增减为1/4:3/4、1/8:7/8?AD…。但其中又有返祖现象出现。其父系或母系特征或隐或显,呈现出多姿多彩的形态。据报载,英国王室为白种人,但有黑人血统。现在的美国,更是一个人种与民族融合的大熔炉,认种与民族来源极为复杂。经过两三百年的通婚、融合,逐渐形成了新的“美利坚民族。”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涉外婚姻日益增多。大洋彼岸“人种与民族大融合”的新一轮浪潮已经在拍打东方的海岸。这也是大势所趋。在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全球化趋势日益加速的今天,人们对此必须以开放、包容、平常的心态来看待这一‘全球化’的潮流。
    中国历史上早有“同姓不能通婚”道习俗,懂得“近亲婚配,其子不藩”的危险。现代人更是知道近亲婚配其后代中出现先天性智力障碍、痴呆、残疾儿比例较高和血缘越远的婚姻,其子孙后代越聪明、健壮也有可能更加长寿的道理。这一点,彭祖兄弟就是最好的实例。彭祖之所以长寿800岁,也可能在于此。
    “混血儿”在人类文化历史学上也具有特殊意义。“混血儿”的心灵,必须承载不同人种和民族历史文化的传统。他们的心态,必然不同于单一的人种、民族的后代那样“一边倒”。他们在选择、继承、认同某一方传统为其“主体文化”的同时,必然要对自身血缘的“另一半”或“另一部分●进行思考,力图找出两者的“平衡点”。于是,他们的心态必然更具有开放性、包容性、丰富性,显得更加聪明智慧。
    “混血儿”在语言学上似乎也比一般人更具有先天优势和后天学习外语的环境条件。他们有较多的机会深入异域了解学习异域外族的文化。他们既是人种与民族DNA交流的产物,又是进一步推动人种与民族DNA交流的动力。
    据《大戴礼》所记:“黄帝居轩辕之丘,娶于!CE髁晔现?樱?街?凶媸稀!薄拔鈬槭喜?街铡B街帐先⒂诠矸绞稀9矸绞现?茫?街?畫攀希???印T卸?恢啵??辏?羝渥罄撸??顺鲅伞!?    女嬇氏怀孕三年才产彭祖六弟兄,而且发生“难产”,采用“剖腹产”方式,六子都得以存活。华夏民族过去无剖腹产的先例,这种手术,在今天看似平常,在4千多年前却很奇异,当为女嬇氏从鬼方带来的一种高超的妇科手术。
    据《神仙传•彭祖》篇引彭祖自述曰:“吾遗腹而生,三岁而失母。”彭祖兄弟之父陆终早死,六人皆为“遗腹子”,只能同母亲相依为命。三岁失母,遂成孤儿。但儿童在三岁之前已有学习语言的能力,且为最佳时机。女嬇氏免不了要用自己的母语(鬼方语应属阿尔泰语系)以教之。幼小的彭祖,从小获得至少一门“外语”的语感和简单的词汇。
    女嬇死后,彭祖弟兄又遭遇了“犬戎之乱!A3?骼胛饔颉!鼻宕??Т笫ν豕??稀豆厶眉??#8226;鬼方混夷玁狁考》说:“我国古时,有一强梁的外族,其族西至陇,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中间或分或合,时入侵暴中国。其俗尚武力,又文化之度不及诸夏远甚,又本无文字,或虽有而不与中国同。是以中国之称之也,随世易名,曰鬼方,曰混夷,曰獯鬻;其在宗周之季,则曰玁狁;入春秋后则始谓之戎,继号曰狄;战?以降,又称之曰胡,曰匈奴。”并认为“此族之见于最古书者,实为鬼方。”作为华夏族与鬼方氏之见诸于文献记载的第一代混血后裔,彭祖籛铿与其兄昆吾及诸弟兄,其体态与面目必然带有两大人种和民族的遗传特征,加之他们又有一定的“外语”基础和母系亲人,这些因素对流离西域的几个孤儿死里求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据传,彭祖本人从西域回归华夏故土,在见到帝尧时已有“一百多岁”,看上去却只有“五、六十岁”的样子。他在西域的几十、百来年的耳濡目染,一定对西域的语言、文化、宗教、民风民俗、生产技术、军事情况有了“全方位”的深入了解。而且有了自已的见解。彭祖弟兄因祸得福,流离西域的不幸反而成了他面向西域各族乃至更远的西亚“取经”的宝贵经历。比《西游记》中唐代的玄奘法师到西天取经还要早两千多年。他的见识高于其同时代的“土鳖”是毫不足奇的。
    从彭祖回归华夏故土之后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更加认同和崇尚东方的华夏文明。而且,这种认同与崇尚是经过他比较之后的抉择,不是盲目地随俗。彭祖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大学者。华夏民族当时早已进入了农耕社会,比西方的游牧民族,文化的发育程度要高出许多,是文明的先进民族。在彭祖之前,东方已经经过了伏羲时代,阴阳、八卦、五行等理论已经相当完善,黄帝的发明创造也早已在华夏民族中得到推广应用。孔子在《论语•述而》篇中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于我老彭。”由此可以窥见彭祖之所述、所信、所好者,应为东方文明的精髓——“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的理念。
三星堆 面部贴金的头像

    “三星堆”青铜文物中的几十件青铜人头像,包括面部贴金的头像具有西亚人和东亚人的面目特征,可以由此得到合理解释,因为他们是东亚人种与西亚人种的混血后裔。面部贴金者,可能是彭祖后裔中公认功劳最大,影响最大的一些古徐彭国的国王或贵胄及功臣。他们尽管面目多样,而表情却非常一致,虔诚而庄严,可能正在默想,向祖神与天帝祈求保佑吧。从他们神态的一致可以看出,他们有同一个祖神和同一个天帝的认同。而这个祖神和天帝,一定是法力无边,可以兼管华夏和鬼方氏两大部族的跨民族、跨国界、跨越东西方的分野的世界级乃至宇宙级的神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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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6:43:24
    (二)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了一尊青铜凸目人头像,其体型巨大,显然具有显赫的地位。老百姓称之为“千里眼,顺风耳。”凸目人头像高64.5厘米,两耳间距为138.5厘米,两眼向前凸出16厘米,其表情十分奇特诡异,既威严而口嘴角上翘,略带微笑。这种微笑,比西辰大画家达芬奇的名作“蒙娜丽莎”的微笑还要更具神秘感。
    不少学者根据古籍中“蚕丛纵目”的记载,推断此凸目人为古蜀蚕丛氏之尊容,定为蜀人祖神塑像。有的学者还提出古“蜀山”地方,即现在四川省的甘孜、阿坝、凉山州一带,由于当地所产食盐中缺碘,为甲亢病高发区。“蚕丛氏”久居蜀山地区,故有凸目之病态。不但“蚕丛氏”凸目,凡是在这一地区居留较久的民族不少人都有凸目的特征。在今汶川县境内的羌族,有一部世代传唱的史诗《羌戈大战》,说的是古代南下的羌人与土著戈基人之间的一场战争。“据说,戈基人纵目,身矮,素常都是仰望看物,不能平视和下看,但十分英勇善战。羌人与之战斗,好几次都被戈基人击败。后来羌人在天神帮助下,以白石取火,白石击雪团等战术,才战胜了戈基人,从而羌族也才在今之茂汶、汶川一带立下脚,占了一块繁衍生息的地方。”直到现在,这一带患甲亢病的人还是不少。彭氏宗亲世贵先生,在都江堰市开办一所甲亢病医院,远近闻名,前来求治的甲亢病人络绎不绝。本文作者请教过彭世贵:三星堆凸目人的形象是否同甲亢病人有相似之处?彭世贵说:“不错,就是这个样子。到甲亢病医院来一看就知道了。”都江堰市距彭州市约20多公里,这距“三星堆古城”也很近,当时同属古蜀彭国境内。
三星堆 青铜凸目人头像

    “凸目”为“甲亢之病态”的说法,可能比较接近真实。但真话往往?EE人不悦。此说一出,不少专家学者纷纷著文予以严正批驳,坚决否定。本文作者比较同情病态之说,但是,古徐彭人的先祖,从父系来说是黄帝族,从母系来说是鬼方氏,从来没有任何史籍文献或民间传说提到黄帝与鬼方氏患过甲亢病的说法。而且,古徐彭国地处东海之滨,此地有鱼盐之利。海盐及海藻都富含碘元素,食之令人聪明且有治疗甲亢病的功效。所以这里不可能有多少凸目人
(二)02青铜“凸目人”头像是谁?为什么会有如此奇异的造型?   
    本文作者分析,原因可能有两个,二者中的一个或兼而有之:
    其一,为古徐彭人携来的祖神之像。
    古徐彭人根据对先祖形象的记忆而作为造型的依据。古徐彭人的父系先祖为黄帝族。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西陵即今之川北盐亭县。黄帝与缧祖生昌意。昌意降居若水(即今甘孜、凉山州境内之雅砻江),娶蜀山氏之女昌濮为妻,生颛顼,即颛顼大帝。据历史学家翦伯赞考证,黄帝时期正是我国上古时代母系氏族社会向父系氏族社会过渡的初期。而颛顼大帝时期,中原一带已进入母系氏族社会晚期,初步确立父系的权威。西蜀地处偏僻,婚姻制度发育滞后,当为母系氏族社会。中原史官所记之“黄帝娶西陵氏之女嫘祖为正妃”,在西陵氏看来,黄帝乃是一“招郎上门”,入赘西陵氏的“乘龙快婿”。黄帝与嫘祖所产之昌意应归于西陵氏族,为西陵氏之一男子,昌意应为蜀人。“昌意娶蜀山氏女昌濮为妻”,在蜀山氏看来,昌意与昌濮所生的颛顼,也应为蜀人,归属于蜀山氏。黄帝与颛顼到中原一带都当上了帝王,贵为天子,属于顶尖的“成功人士”,也是蜀人津津乐道引以为荣的骄傲。其后子孙繁衍称之为蜀人或蜀人后裔乃是情理中事。彭祖生于彭山在西蜀,为彭山人,即为地地道道的蜀人无疑。古徐彭人祖先数代均在蜀地,如果吃了缺碘的食盐,当然也可能产生凸目病态,美丑尚且不论,其为事实,应无可怀疑。即使生身父祖未罹此病,彭人先祖母系亲族中,朋友中乃至乡村邻里中也可看见凸目人,留下祖地有凸目人的印像和记忆是完全可能的。凸目人头像的设计者既有此印象作为依据,又可赋予其头像神奇的形象,在设计时作为祖神形象的一个特点而加以考虑是完全可能的。
    其二,也可能是古徐彭人在撤离徐州之前,特意为西蜀故地的老表亲戚们铸造的一尊为古徐彭人和蜀人都能认同的祖神形象,作为开展“微笑外交”而精心打造的一张“名片”。古徐彭人虽然与古蜀人有血缘亲戚关系,但又有“鬼方氏”的血缘,其像貌可能与蜀人土著有所不同,加之离开蜀地已有数百年之久。相隔有几十代人,语言口音的变化,使彼此的沟通存在一定的障碍。不是说“血浓于水”吗?但失国落难的古徐彭人千里迢迢回归祖地,如果拿不出蜀人信服的证据,怎么能让蜀人相信是自己久违的弟兄回来了呢?如果蜀人不相信,又怎么能够接纳他们呢?弄得不好,进入蜀地的古徐彭人还可能被当成“打冒诈的骗子”,遭到杀身之祸。这可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啊!由此看来,古徐彭人要在蜀地取得立足之地,首先必须要举出一个同蜀人同宗共祖有血缘关系的“铜证”(当时无冶铁技术,故不应有“铁证”的说法)取信于蜀人。凸目人有可能是为这一目的而特意设计、铸造的。古徐彭人这样做有同蜀人“套近乎”的目的,但绝对不是玩弄诈术。
    据考,武丁灭大彭时(公元前1208年,一说公元前1192年)蜀地正是鱼凫王朝时期。据说鱼凫王是个女的。“鱼凫”乃是“鱼妇”的谐音。武王伐纣时(公元前1122年,一说公元前1046年)。时间间隔为86或146年。古徐彭人回归蜀地应在这86或146年之中,可能更靠近公元前1208年(一说公元前1192年)的一段时间。当他们来到“三星堆古城”鱼凫王国首都时,可能遍街可见“凸目人”或“鼓眼睛”(甲亢病程度不同)。而这些活着的“凸目人”、“鼓眼睛”,看见一支年轻力壮的队伍在军士的护送下抬着金光闪闪、华贵无比的青铜凸目祖神和大量奇珍异宝进城,走向王宫,前来“献宝”时,一定大为振奋。在他们心中一定会觉得自己拥有一双同祖神一样的凸目是多么的光荣、自豪和神圣。这些甲亢人,可能就是古蜀人中,最积极、最坚决地欢迎古徐彭人回归的群众,而一般蜀人看见这一具威武神奇而又慈祥的祖神,也会产生亲切感、认同感。
    古蜀人在此之前可能从来没有见过如此多的“金”器、象牙宝贝、而他们又是十分喜欢“金”子和财富的。远方的彭人弟兄,带着古徐大彭国八百年来集聚的大量财富回来献宝,必然受到鱼凫王国朝野上下的一致欢迎。何况古蜀国也是受到商王朝压迫歧视和掠夺的一个被商称为蛮夷之国的国家,需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敌。蜀国的鱼凫女王不接纳古徐彭人才是怪事呢!何况,那个时候鱼凫王国还处于母系社会,鱼凫女王和国中的女子享有极大的性自由权。她们对这群来自远方的“帅哥”——英姿勃勃的战士们会产生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活动,是可想而知的。
    在“凸目人”祖神形象的引领下,古徐彭人进入鱼凫王国的首都,在蜀国政权的核心地区站住脚跟,并且在这里娶妻生子繁衍后代,就这么顺利地实现了。在这里我们已顺便回答了某些学者认为“彭县地区为蜀族王国的原始核心部份,彭族不可能在此活动”的问题。
    彭族在此活动是完全可能的。但在周初之前,蜀地彭人由于人口很少,并不具备建国的条件。当时蜀地还是酋邦林立的地域,只有少数大的酋邦成为国家,如鱼凫王国即是。彭人在此,最大的可能是依附于鱼凫国而成为酋邦之一。他们有自己的一块弹丸之地,也建有祖庙,供奉祖神和历代先祖;他们多数人从事农耕,也可能有一支小小的武装力量,用于保护自己的亲族,防范“土匪盗寇”的骚扰;一部份彭人发挥自己的特长,进入三星堆古城从事青铜冶炼铸造、制作金器及治玉的手工业(早在古徐大彭国就接受过职业技术培训),或者从事巫(彭祖氏的特长)等职业。他们携来的青铜祖神像可能被安置在蜀王祖庙大殿之中,作为共同的祖神,受到供奉。彭人的酋邦如同一个“流亡政府”在蜀地建立起来。他们在蜀地得到了妥善安置,生活得宁静而幸福。但是,他们心中存在着永远不能忘却的大事:等待时机,复兴故国。在这样的期待中,终于等到了甘肃庆阳彭人信使带来的武王伐纣、组织联军的消息。出于对故国父老乡亲的怀念和对他们被商纣王暴政压迫奴役悲惨命运的关切,蜀地彭人的平静生活被打破了。西蜀彭人的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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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器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04:37
    (三)为什么三星堆青铜企组中不见鼎的踪影?
    鼎是上古时代天子权力的象征,如“黄帝铸鼎”、“禹王铸九鼎”、“商王铸鼎”等。诸侯之国是不能拥有鼎的。春秋战国时代,天子的权力已经衰微,楚王问鼎之轻重,仍被视为有篡夺天子权力野心的非礼行为。“问鼎中原”被认为是争夺天下的另一说法。改朝换代被称为“鼎革”。古徐大彭国自帝尧时代受封,历舜、禹而夏、商,至武丁时被灭,虽然身为夏商之“伯国”(诸侯国的首领),但在名份上仍然是诸侯国。在古徐彭国的祖庙中是不可以有鼎的。按三星堆青铜雕塑和祭器的铸造技术水平,要铸鼎是没有任何技术困难的。这说明古徐彭国恪守礼制,无任何僭越之举。周初在四川彭州复国,也仍然是一个诸侯国。
    古蜀国地处偏僻,是夏商朝代的“化外之地”。古蜀国王,不但称王,而且有称帝的欲望,这是他们不大讲“礼”,不愿受中原礼制文化束缚的地方特色。如古蜀有望帝、丛帝的出现就是证明。如果当时蜀地有高度发达的青铜冶铸技术,能够制作三星堆青铜器组这样登峰造极的青铜雕塑神器,他们为什么不铸鼎以显彰帝权呢?这又是三星堆青铜器组非蜀地土著铸造,而来源于蜀地以外的古徐大彭国的又一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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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13:06
     (四)为什么“三星堆”祭祀坑中会出现金杖?
    三星堆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净重463克。金杖上端刻有头戴五齿高冠的人头像和两两相对的4只鸟和被穗形叶柄的箭射中的四条鱼。金杖流光溢彩、雍容华贵、气势非凡。
    金杖是西亚、埃及乃至欧洲各古国王权的象征。我国夏、商王朝无使用金杖代表王权或神权的记载。但作为一个远在东方的古诸侯国,古徐彭国建国早于夏商,受鬼方氏外来文化的影响,古徐大彭国如采用金杖作为国王权力的象征,是有可能的。但古徐彭国使用金杖还可能同源于西亚古突厥人的蚩尤旧地习俗有更直接的关系。
三星堆 祭祀坑中出土的金杖

    蚩尤,上古历史中一般称之为东夷的首领。但考之于苗族的历史,他又被苗族尊为祖神。邵靖宇先生考证,蚩尤可能来自于古突厥民族。看来蚩尤的来历也颇为神奇。为什么一个东北方的战神会同现在西南方的苗族会扯上关系?
    苗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数居第五位的一个民族,据1982年人口普查,苗族人口为503万。
    从体质人类学的视角来看,苗族很可能来自南太平洋。据翦伯赞先生考证应属“棕色人种”。他们的祖先沿着马来半岛北上进入东南半岛和华南地区,继续北上跨过长江进入黄淮平原和黄河下游。在现在苏北,鲁西南、豫东、冀南一带居住,并同南下而来的北方民族相遇,发生战争、交流与融合。春秋时《公羊传》中有“南蛮与北狄交, 中国不绝如缕”的说法。可能讲的就是苗族与蚩尤族的关系。一个“交”字,可能包括着交战、交流、交往、交通诸多含义。黄河下游的苗民(黄帝时称为“三苗”、“九黎”),尊蚩尤为祖神。其时在黄帝蚩尤涿鹿之战以前。涿鹿之战后一部份苗民渡过黄河退回到长江流域,然后继续向西迁徙,进入江西、湖南、川东、黔东南等地。苗族人普遍将蚩尤视为自己的先祖,湘西、黔东与苗族至今犹存杀猪供奉“剖尤”即“尤公”习惯。蚩尤的形象就是手持“枫木”的一位勇敢善战的领袖。这里的“枫木”就是权杖。据国家民委组织编写的《苗族简史》记载:“湖南城步的苗族有祭枫神”为病人驱逐“鬼疫”的习俗,装扮枫神的人,头上反戴铁三脚,身上倒披着蓑衣,脚穿钉娃,手持一根上粗下细的园木棒。这位令人敬畏的“枫神”就是蚩尤,与《山海经•大荒南经》所载‘蚩尤所弃其桎梏是为枫木’的传说有关。“黔东南的《苗族古歌》中有一首叫《枫木歌》,歌中唱道:“枫树生妹榜,枫树生妹留……枫留和小泡,游方十二天,成双十二夜,怀十二个蛋,生十二个宝”,其中从黄色的蛋里孵出了苗族的祖先——姜央,因而这里的苗族将与蚩尤有直接关系的枫木作为始祖看待。”看来蚩尤这位手持枫木——权杖的古突厥人的战神,还是深受古代苗族妇女崇拜的一位大英雄。可能与蚩尤凭借其武勇征服了“三苗”、“九黎”,而后被“三苗”、“九黎”接受,成为他们的首领有关。
    黄帝一族既然战胜了蚩尤,并诛之于涿鹿,为什么古徐彭人还要保留权杖的习俗呢?这里有着极为深刻的道理。涿鹿大战,十分惨烈。交战双方,必然死伤不少,黄帝之时,华夏族已经意识到这种暴力战争所带来的恶果就是民族仇狠。如不设法化解,必然后患无穷。对被杀的蚩尤本人黄帝族以隆重的葬礼安葬之(据说,蚩尤墓和蚩尤的骸骨已经找到?)而在蚩尤故地仍允许保留蚩尤墓与蚩尤庙还尊之为战神,黄帝画蚩尤之像以镇抚各国诸侯。在徐州,蚩尤的遗迹甚多,祭祀不绝。古徐彭国继续使用权杖,而且用贵重的金箔包裹,金光灿蛴,可能正是蚩尤的“枫木”的形制。作为王权的象征,既有传承蚩尤的威望与权力的意义、又有安抚蚩尤之地原住民的意义。这一习俗,可能也被古徐彭人带到蜀地。金杖上刻有鱼鸟图纹,从其内容看有很强的针对性。应为彭人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制作,作为献给鱼凫女王的礼物。想来这位女王得到金杖之后,一定会爱不释手。三星堆出土青铜器中,还有一位女性头像,据专家考证英为鱼凫女王之像。这尊青铜像也应为彭人工匠来到三星堆古城之后就地铸造之物。
    三星堆大城在“商末周初”之际,遭遇突发事变而被毁弃。其原因有多种说法。其中一种传说与《华阳国志•蜀志》中记载的蜀王鱼凫“田于西山仙去”有关。
女王的青铜头像和她的金杖都埋在祭祀坑中,暗示着三星堆古城的毁灭同这位女王的命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对于这一千古之谜,作者将另作文进行分析。
    本文作者在此要强调的是:古徐彭人中的青铜冶炼工匠带来了古徐大彭国的青铜冶铸成套技术,还可能利用了当地的资源。彭州境内有铜矿、有冶炼、铸造铜的遗址。当然,也可能用的是携带入蜀的铜料或回炉铜料。他们为蜀地青铜冶铸行业开创了先河,他们是东夷、中原青铜冶铸技术流向秦陇、巴蜀地区的活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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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18:27
    (五)天人合一  群巫之长
    在三星堆青铜器组中有没有被供奉的天帝形象?本文作者认为没有。因为作为人和自然主宰的最高的天帝,是比祖神更高级的神灵,是人不可能见到的。聪明的古徐彭人,必定不愿意将最高天帝具象化而使其丧失神秘感和神圣性。对祖先的崇敬是对人的崇敬或者是对有一定神性的人的崇敬,而对最高天帝的崇敬与对祖神的崇敬是另一种不可比拟的更高级别的信仰。虽然没有天帝的形象,人们仍然会感到最高天帝无处不在。这是因为三星堆遗址中出土了巫师、神树、神坛等等许多沟通神灵的媒介。天帝在什么地方?专家学者们根据对青铜神坛文化内涵的破解,发现这个神坛所祭祀的天神是宇宙星空中的北极星。中国传说中的北极帝君就是颛顼大帝。他就是黄帝的孙子,彭祖的五世祖。但他还不是最高的天神。比颛顼更高级的天神,黄帝和诸神之最高、唯一的首领天帝在不为人类所知的宇宙的更深处,只能凭想象感悟他的存在。这样一种宗教教义和神界体系的设计是古代人类最高智慧的结晶,至今尤为世界现代宗教如西方基督教、犹太教所推崇。
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像

    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身高1.72米,头戴莲花冠,身穿龙袍、赤脚站在基座上,显得庄重肃穆,威风凛凛,一双大手作出“把握乾坤”之式。有的专家学者认为是群巫之长、大巫师。本文作者赞成这种见解。但这位“群巫之长”,是否彭祖本人的形象,现在还难以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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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四(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22:26
    (六)彭祖——帝尧时代实施民族和解政策的最佳人选。古徐大彭国——各民族和谐共处的典范
    帝尧举用彭祖,一般的说法是彭祖献雉羹治好帝尧衰病之躯而受到重用,这应是一历史事实。由于照顾帝尧的饮食,相当于后世的宫庭厨师、营养师,调理好了帝尧由于操劳过度,心力交瘁的身体,使帝尧进一步了解了彭祖的德才。帝尧时代的东方,黄河平原到苏北、山东仍然是鬼方氏的影响和势力十分强大的地区。如不能稳定局势,对黄帝族政权可能会造成很大的威胁。人类发展的历史一般说来都会经历蒙昧—野蛮—文明的发展阶段。黄帝时代正处于野蛮时代,暴力与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民族求生存求发展的代价。但是战争与暴力造成人口死亡,社会生产力的破坏,总不是好事。有头脑的部族领袖,看到了战争的破坏性,不得不深思如何控制这个吞噬人类宝贵生命的怪物,尽量减少战争和战争带来的灾难,尽快治好战争造成的创伤。帝尧不愧是上古时代的圣明之君。为了稳定东夷,化解矛盾,他需要物色一个适当的人选去贯彻执行他的民族和解政策。经过考察,他终于认定那个献野雉羹的彭祖是最佳认选。帝尧当时的具体想法我们已不得而知,但猜想他一定十分看重彭祖的家世、出身,经历、人品和能力。彭祖的母亲是鬼方氏之妹——据说是鬼方氏首领的妹妹,可能有公主的地位,彭祖本人又是黄帝族和鬼方族和亲政策产生的后代,对鬼方氏和东夷都不会有歧视与偏见,而且他还懂得鬼方氏的语言,熟悉鬼方氏的风俗习惯。帝尧将彭祖分封在徐州,担任古徐大彭国的首领,是很有?FB地的。彭祖果然不负帝尧的厚望,他在古徐彭国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以“和为贵”,从当地老百姓的利益出发。朱浩熙先生所著《彭祖》一书中收集了大量徐州地区的民间传说,比古代史籍文献更加生动地勾画出一个敬天崇祖,忠君爱民,关怀民生,勤于政务的慈爱长者的形象。而且在中华民族,许多少数民族中都有不少以彭为姓者,证明彭祖及其后裔在促进民族团结方面的历史功绩。彭祖以后,古今中外的帝王将相无有出其右者。
   《礼记•礼运篇》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长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古徐彭国建国于帝尧时代,被灭于商代中后期。中国历史上尧舜禹三代被称为圣王统治时代。按现代社会科学的分期和界定,这一时代,正是中国儒家经典《礼记•大同篇》中记载的上古时代“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按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称之为“原始共产主义时期”。过去由于考古证据的匮乏,人们将这一时代想象为生产力十分低下,社会形态十分原始、幼稚的时代。更有甚者,认为所谓“大同世界”是儒家凭空编造的虚幻的“乌托邦”。三星堆青铜文物的出土,使人们眼前为之一亮。原来,三、四千年前的上古时代,生产力并非原来想象的那样原始落后,人们的精神生活是如此瑰丽多彩与富有人性,令当今世人有自愧不如的感觉。特别是有了彭祖这样一位帝尧时代的良臣的丰满形象,使我们仿佛重新见到了当时人们普通的日常生活。古徐大彭国就是诞生于帝尧时代,在上古大圣、大贤、大哲人彭祖领导下的一个“天下为公、天人合一、以人为本、敬天爱民、民族和谐”的“大同世界”的一个鲜活的典范。在古徐彭国,这种源于帝尧时代的社会理念一直被坚持到商代。夏商两代的中后期统治者,包括帝桀、武丁、纣王等人在内,他们是中国“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私有制时代统治者中最恶劣最贪暴的代表人物。现在殷墟遗址的发掘,包括武丁之妃“妇好”墓的发掘,所出土的大量青铜器、贝币、象牙制品和大量被作为殉葬的奴隶的尸骨,正是这帮统治者贪婪成性、诛求无度的实物证据。而在古徐州大彭国的文化中,亦即彭祖文化中,是反对以人为殉、以人为牲的。纣王的征伐徐夷,即所谓的“经营东南”,将大量古徐彭国的自由民沦为奴隶,在三千多年前商王武丁灭古徐大彭国的浅层次原因,虽然被人们认为是为了削藩,以巩固商王的家天下。但更深层次的原因是文化上、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古徐大彭国的文化与商代晚期廻光返照时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已经完全对立,其优劣高下在三千多年后的今天看得更清楚了。正是由于这种文化的反差与对抗,导致了商灭大彭,导致了三星堆瑰丽精美青铜文明同晚商王朝阴森恐怖文化色彩的差异。三星堆青铜文明所代表的古徐大彭国文化才是中华民族上古优秀文化传统的代表,而晚商王朝的文化则是对中国上古优秀文化的一种异化与反动。武王伐纣、彭人参战,是这两种不同文化的继续较量。这种较量或许还要持继下去,直到“大道重光”、“大同世界”重新成为人类社会主流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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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五 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31:15
    五、01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夏王朝国家宗庙祭器的证据——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晚商时期的神坛
    1986年,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中的青铜雕塑和祭器出土后,考古学和历史学家们对这批青铜文物的来源进行了探索。其中有不少学者持“本土文明”说,认为这些青铜器应为古蜀先民在广汉三星堆古城一带铸造。但有一位叫白剑的学者反对“本土”说,提出了一种“外来”说的观点。具体而言,他认为:“三星堆青铜器群是夏王室置于泰山的一组祭祀国宝,它的‘流落’三星堆”,乃是因为“有一支叫‘有缗族’的部落从泰山‘偷’了这组礼器,千里迢迢来到广汉,从而出现了我们现在可看到的情景。(转引自肖平著《三星堆——青铜文明之光照耀世界》第101页)”
    白剑分析了夏商时期蜀地青铜的生产和制作情况,认为当时蜀地“并无生产青铜器的条件”,理由是:第一,古蜀无铜矿可采。如果以广汉为中心外画100公里的半园,“境内亦无铜矿”,而且当时川西平原尚为水陆间杂,河泽遍布的地区,即使是今天,深入地面一米多即可见水,附近哪里寻找铜矿?第二,古蜀人不具备高超的冶铸技术。从三星堆祭器的造型和复杂精细的纹饰图案来看,当时的冶铸技术已臻成熟,甚至可与现代青铜工艺媲美。白剑先生指出:“这些富含高科技的制品告诉我们,要达到如此精美完善的技术水平,至少需要几十代人的技术积累才能完成”。并且,“在漫长的技术积累过程中,会产生许多原始、简单的青铜制品,这些制品也会在当时使用并保存至今。然而迄今未发现一件这样的青铜制品。”白剑先生问道:那些用于冶炼的工具和坩埚到哪里去了?那些堆积如山的矿渣为何不见?再者,如此大规模兴师动众地采矿、伐木,大批工匠参与制作,多座坩埚同时冶炼,一次又一次地实验探索,从最初接触青铜器到最后拥有成熟完善的技术,这之间“至少需要几百上千年的时间。而且这样大的一项工程,这样长的一段时间,势必会在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传说,就像夏铸九鼎的故事流传至今一样。然而遣憾的是,三星堆青铜文明既在文献上无据可查,在民间传说中也不见踪影,难道它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吗?”在否定了三星堆青铜器是古蜀人制造的以后,白剑先生进一步认为,这批青铜器应当是属于商代以前夏代的产物。因为他们如果制作在商代,就应该有铭文记载制作动机和年代,然而,“此组祭器却未发现一个文字。”那么夏代中原又是否有铸造这组青铜器的能力呢?白剑认为:“夏代的中原,完全有能力铸造这组祭器”,并举出夏禹铸九鼎和夏以前黄帝“採首山之铜,铸鼎于荆山下”为例来进行说明。
    “至此,问题的关键出现了,到底是谁把这组夏王室的‘镇国之宝’盗走并运入蜀的呢?白剑在翻阅了《竹书纪年》及《帝相》、《帝桀》时发现,当时山东一带有一支叫‘有缗氏’的部落曾经率族南迁入蜀。”于是乎,白剑先生断言,“三星堆青铜器系中原有缗氏携带而来。”
    白剑先生在他的大作《文明的母地》中对有缗族如何取得夏王室的信任,由夏王室命令他们守护泰山上的国家宗庙,后来又受到夏末暴君桀的逼迫,被迫外逃到西部岷山地区;逃离前如何偷走了夏王室的这套国宝的过程,都作了富有想象力的描写,本文限于篇幅,不再作更多的引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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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五 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02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41:54
    五、02三星堆青铜文物,不可能是“有缗氏”偷来的夏王朝国家宗庙祭器的证据——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的晚商时期的神坛
    本文作者认为,白剑先生否定三星堆青铜器组为古蜀土著本地制造的理由是很有见地的,至今尚未见有新的实物证据推翻白剑先生的论断。但白剑先生认为三星堆青铜器全部都是夏代制作这一论断,似有大可商榷的必要。本文作者认为,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有一部份是商代青铜技术鼎盛时期才可能有的产物,绝非夏代就能够制造。兹举一例作为证明:三星堆青铜文物中有一件出土于二号祭祀坑中的青铜神坛,就绝对不可能是夏代或商代初期作品。
摘自《神秘瑰丽•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第75页 牛世山 著 之一

摘自《神秘瑰丽•中国古代青铜文化》第75页 牛世山 著 之二

    按:夏代青铜遗址,以河南堰师县二里头文化遣址为其代表。二里头文化,时代介于中原龙山文化与以郑州商城为代表的早商文化之间。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900年至公元前1600年之间。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了不少青铜器,但其形制与工艺仍然显得古朴与粗糙,绝无商代中、晚期青铜器那样繁缛的纹饰或精美绝论的气象。盖其造型与铸造技术尚未臻于至善至美之境界也。三星堆青铜神坛掩埋时已被毁坏砸碎,修复难度极大。白剑先生在《文明的母地》一书中未提及此件令人叹为观止的精美祭器,可能尚未见到。如当时已经修复展出,白剑先生见到,可能产生新的想法也未可知。这件青铜神坛已被海内外考古专家断代为商代晚期,即武丁灭大彭之际的作品,亦即可能是古徐大彭国青铜文化最后的绝唱。
   “有缗氏”在夏未逃离山东,是当时的一件大事。据《竹书纪年•帝桀》载:“帝桀十一年,桀在仍地会见诸候,有缗氏首领逃离”;
    “帝桀十四年,扁率领军队征伐岷山,桀令扁讨伐有缗氏”。
    在“有缗氏”逃离八年之前,已经有一个叫“畎夷”的部族国于“帝桀三年”逃离,进入岷山。据说“畎夷”族后来也南下入蜀了。白剑先生称:“经羌族专家研究考证,今天生活在四川茂县、汶川、理县一带的嘉绒藏族,就是畎夷族的后裔。”(此说待考)
    接连发生诸侯国和夏王朝最信任的部族逃离西去,当时身为夏伯的古徐大彭国,绝对不可能矇然不知。数百年后,古徐大彭国受到武丁灭国的威胁,彭人会不会从“有缗氏”与“畎夷”逃离的历史事件中受到启示而西去呢?本文作者认为是有这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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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六 彭祖生于四川01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7:50:10
    六、01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看黄帝族的来源,再看彭祖生于四川的真实性
    彭祖是黄帝的直系后裔。虽然他的母亲是“鬼方氏之妹”,但从父系血缘与文化传承而言,彭祖是黄帝后裔,而且是最优秀的后裔之一。
    本文前面已经提到一位名叫邵靖宇的学者所著《汉族祖源试说》一书(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1年12月第1版)。此书集中反映了当代以DNA?术破译人类起源和史前大迁徙之谜取得的成果,有助于理解本文提出的一些证据。
晚期智人当年迁移到世界各地可能的路线
摘自 《汉族祖源试说》 第50页 邵靖宇 著

    邵靖宇先生认为:人类的发源地现已证实只有一处,在非洲东部。他把凭借线粒体DNA研究起来的“夏娃假说”和注重形态研究的“区域进化说”接合起来,而且引入了人类语系学研究的成果,即人类不同种族间的语言特征,提出了新的假说。汉语属汉藏语系,最早出现于滇缅边境。其原始语言可能是由东非智人辗转万里沿着两河流域、伊朗高原和青藏高原南麓带来的。由此他推断汉族的先祖(汉祖)由中国西南沿着横断山脉的走向,顺着几条由北南流的大江大河峡谷北上。一路之上,有的先向东移,进入华南地区,有的继续前进入川西高原和四川盆地,而黄帝一族走得较远,直到进入甘青一带的岷山地区,然后才向东移,进入黄河流域和中原一带。邵靖宇先生列举大量证据证明“汉祖”来源于西南。由于中国西南、华南、长江流域至黄河流域长城以南的广大地区是“汉祖”活动的舞台,由自然条件所决定,“汉祖”未经过“游牧时代”直接进入“农耕时代”。而长城以北则是干旱草原荒漠地带。这里上古时代的居民是东非智人的另一支后裔——高加索(白种人)人沿着西亚——欧亚大草原和青藏高原北麓进入新疆、漠北、蒙古、西伯利亚通古斯地区和东北亚的另一支阿尔泰语系的古突厥语民族和鬼方族,他们在长城以北过着游牧生活。汉藏语系和阿尔泰语系,这不同两大语系,不同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民族,在上古时代中国北方接触难免不发生纷争乃至战争。从而促成了“汉祖”人群在北方黄河流域最早建立统一的政权,以抵御北方民族的入侵。但战争与和平,掳掠与和亲的相互交替,使中国北方的汉祖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产生DNA交流是不奇怪的。黄帝一族在由西南北上的迁徙中,同蜀山氏(川西高原)和西陵氏(四川盆地内、川北丘陵地区)的先到汉祖氏族通婚,也是完全可能的。
    在亚洲东方,黄帝一族不是到得最早的。在初到之时,也不一定是最先进的。但黄帝一族是最聪明,最刻苦耐劳,也最善良,最善于与别人和谐相处,故其包容性也最大。黄帝一族的这些特质铸就了炎黄子孙成为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一个民族的历史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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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六 彭祖生于四川02 初探 彭忠东,2006-12-02 08:20:54
    [B]六、02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最新成果看黄帝族的来源,再看彭祖生于四川的真实性[/B]
    邵靖宇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颛顼:号高阳氏,生于若水(今雅砻江),居于帝丘(今河南濮阳西南)。据此可见颛顼是从西南北迁来的。”也提到蚩尤,他认为蚩尤是古突厥人的首领,是史前时代由西向东,由北向南传播西亚文明的重要角色。
    邵靖宇先生注意到在汉语文字中有许多以“竹”字为头的汉字。竹子生长于南方温暖湿润雨量充沛而土壤呈酸性的地区。这是汉民族(炎黄后裔)来自西南的又一佐证。参考邵靖宇先生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彭祖身世,我们又有许多收获。彭祖本名“籛铿”。他的名字似乎也在向我们透露他出身之地的秘密。川西平原是一个盛产竹子的地方。竹编工艺至今仍然十分盛行。眉山地区竹编制品历来属大宗出口物资。彭山县属眉山地区。“籛”字从竹,即表明同竹有关。竹字下面一边从“金”,一边是“戈”。金即金属。上古时代主要是指铜(有时也指黄金)。而“戈”则是常见的一种武器。纯铜(红铜)质软,不能作武器。能作武器的铜,当时只有青铜。青铜作戈,不但坚硬、锋利,而且韧性好,不易折断,在战场上是一种厉害的武器。但初期由于太贵重,不是一般士卒都可以配备的。由于贵重,这种武器还是一种财富的储备,必要时还可以“出口”,买给军事盟友、兄弟之邦或友好邻邦。所以金戈二字合起来就是“钱”。自古钱、彭一家与此字有渊源。彭祖之“籛”,合起来是何意义呢?初步考证,竹制品,如竹筐、竹箱之类应是戈的包装箱,便于保管、运输。“籛”字中的戈,不是一戈,而以双戈,意其多也;四川直到现代,农村中“竹篱茅舍”非常普遍,以“竹”作为建房材料源远流长。“籛”字部首上的“竹”也有可能指代远古时代的房屋。看来彭祖这位火正祝融之孙,与他的大哥昆吾有所分工:昆吾搞冶铸,彭祖当保管,相当于现代兵器库的主管,在当时应是一个很重要的职务。
    再说“铿”字。铿字从金,从坚,是汉语双音词“铿锵”的“铿”,是一形声字。有成语“铿锵有力”,说明声波的频率较高,振幅较大,为一种金属声。从金,从坚,看来与青铜有关。彭字训为鼓声。最早之鼓为皮革之鼓。到了青铜时代,便发明了青铜鼓。至今华南、湘西、贵州、广西、云南、川南少数民族多有祖遗铜鼓,甚宝贵之,不轻易视人。鼓在古代战争时为三军号令之声源,为利用声波传递军事信息的工具。进退行止都可以用鼓声指挥。可以声闻数里,铜鼓较之皮鼓更为响亮,鼓声更为清晰,可以声闻数里。在行军途中,铜鼓翻过来就可以作为行军锅,士卒和长官必要时可以用铜鼓造熟食、热食,有利于军士身体健康,保存体力,提高战斗力。在两军对阵之际,如果敌军放箭,箭镞如雨,飞蝗般扑来,铜鼓又可作盔、作盾。在冷兵器时代,铜鼓在军事上的用处可以说实在是太大了。在祭祀神灵时,敲击铜鼓,当然更容易传到祖宗和神灵的耳中,让神灵听得明白,人神之间沟通更为便捷有效。由此看来,籛铿是军旅中,也是宗庙祭祀中不可缺少一个重要角色,他的一生同青铜器的关系实在是太密切了。从他们名字可知,从伏羲氏八卦开创中国的“阴阳五行”理论,到彭祖这一代,早已深入人心了。
    古人取名字是很有讲究的。刚生下来的取一个乳名,儿童时期有一个小名,及长,再取一个名字作为个人的符号,用于社会交际。乳名小名越贱越妙。据说贱名可免得引起阎王爷注意,容易成活。唯有大名必须讲究。“籛铿”二字文质彬彬,寓意丰富,足登大雅之堂,必定是彭祖的父辈或祖辈亲自所取或委托饱学之士所取,其中包含着对这一孩子未来命运的期望与祝愿。彭祖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必然会受到自己名字的启迪而向父祖辈指引的方向努力。籛铿二字处处与青铜文化有关,反映了父祖辈对青铜冶铸技术和青铜的应用高度重视。彭祖建立之古徐大彭国,重视青铜冶铸技术,而且以青铜铸造其祖神的形象和祖庙祭器,是毫不奇怪的。
    此外,邵靖宇先生在其著作中提到东非智人来到亚洲后,亚洲的“直立人”也许有可能并未完全灭绝,也有可能共同参与人类的进化过程,但需要寻求DNA证据。受这一思路的启迪,本文作者认为,寻找东非“夏娃”的来源,或许还得回到亚洲。当然,这也是分子生物学研究更为激动人心的另一课题。
[em05][em08][em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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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古蜀(徐)大彭国与三星堆青铜文明关系初探 结束语 彭忠东,2006-12-02 10:00:35

结   束   语
    史前时代原始人类大迁徙活动并不象他们的后代想象的那样稀罕和孤单。大到世界范围内,小到亚洲的东方,一个国家,一个方国之内由于自然条件的压迫或牵动,如集体找食物、猎捕野兽、逃避恶劣的气候或饥饿野兽的追逐,人类的祖先必须迁徙。在人类社会进入野蛮与文明时代后,为了获得土地、牲畜食物和财富,人类社会内部的纷争越来越多,甚至发生大规模的种族与种族之间、部族与部族之间的战争,迁徙更成为人类求生存和求发展的必要行为。人类本身是在迁徙中产生的,也在迁徙中发展。过去不少学者认为由于路途艰险又遥远,人类仅凭自己的两条腿是走不了多远的。现在看来,这种看法颇为片面。因为史前时代的人类迁徙不是单纯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群体行为,从一个部落到一个氏族乃至一个民族都有可能成为迁徙的主体。他们的迁徙不是一代、两代、几十代,而是几百代,甚至更多的世代;也不是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而可能是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乃至上百万年才得以形成后来的分布格局。速度再慢,乘上很长的时间参数,迁徙的路程再遥远,都可能实现。古语曰:“持之以恒,无远弗届”,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人类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今天的世界由于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已经成了小小的“地球村”。人类已经开始向地球以外的星空探索。那里有更为广阔的宇宙空间。新的迁徙即将开始。这是人类从自己的祖先那里继承下来的求生存、求发展的本能,也是更富有理性和冒险精神的一个人类迁徙史的新阶段。
    了解了古徐彭国——古蜀彭国——三星堆青铜文明的关系,便找到了一把破译三星堆古城奥谜的钥匙。对古城的其他未解之谜,如三星堆古城毁灭之谜、古蜀彭人在牧野之战中的特殊作用、祭祀坑中青铜器为何砸毁焚烧之后再瘗埋、金沙遗址与三星堆古城的关系等的破译也有新的启迪与突破。但限于篇幅,对这些问题本文不再展开讨论。本文作者自知才疏学浅,不揣冒昧,略呈管见,权作引玉之砖,敬请海内外专家学者和彭氏宗长批评指教。
四 川 彭 祖 文 化 研 究 会
彭商泽  彭忠东  彭铸(执笔)
2006年10月  于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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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屏山人,2007-04-28 14:35:51

概括而言,可以表述如下: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古徐州大彭国人,在商王武丁灭大彭前夕撤离徐州,将其祖庙中的祖神塑像和诸多祭器携回西蜀祖地,建立“流亡政府”。后来又参加武王伐纣的牧野之战,最终在西蜀实现了复国之梦。

忠东、彭铸、商泽:
“三星堆”青铜文明来源于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读了上面一段中此句,我认为不应表述为“江苏古徐州之大彭国”,因为大彭国在先,徐州得名在后!会让人理解为先有徐州,后才有大彭国的。可表述为今江苏徐州远古之大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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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屏山人,2007-04-28 14:49:15
从徐氏来源看,不知能不能佐证。
   下面引用徐氏姓氏来源:"徐氏的姓氏来源比较纯正,主要出自嬴姓。是先帝玄孙伯益之子若木的后裔。相传陷帝有一个孙女叫女修,因食燕子蛋而怀有大业。大业娶少典氏女子女华为妻,生下了伯益。伯益因辅佐大禹治水有功,帝舜除了正式赐他为嬴姓以外,还把本族的女子姚氏嫁给他,姚女后来生了两个儿子,其中小儿子叫若木因为他的父亲有功,所以封他于徐,建立徐国。徐国历经了夏、商、周三个朝代,都是作为诸侯而存在的。周穆王的时候传到了徐国的32世孙徐君偃,他很聪明,对百姓又很好,所以深的百姓的爱戴,国力不断强大。当时周穆王喜欢云游四方而经常不问国家大事,诸侯埋怨他的很多,徐君偃于是产生了想要取代周穆王的野心。于是他自称为徐偃王,率领各国联军向周国进军,周穆王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返回京城,调兵前去镇压。徐偃王只好收兵而逃,他躲进了彭城一带的山中。由于他得得民心,跟着他到了山中得百姓很多。这座山后来就叫做徐山,徐州也因此而得名。周穆王也因此不得不封他的儿子宗于徐,称为“徐子”,继续管理徐国。春秋时期,徐国被楚国打败,国力从此日渐消退,周敬王八年的时候,徐国被吴国所灭,徐国的后裔就称为徐氏,以国为姓,代代相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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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6:37:22 | 只看该作者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蜀史考》
                                      第十四章 开明氏考
由于巴蜀远离中土,留传下来的史料少而零碎;因而人们对其历史感到茫然。特别是开明氏王朝,鳖灵以其“化从井中出”的神秘来历和他以荆人的身份而王蜀,使开明氏王朝的历史显得更加扑朔迷离。本文研讨的重点是开明氏的族属,身世,故地和祖籍及开明氏与鳖灵、彭国、杜宇的关系。
一、 开明氏的族属
对于开明氏的族属,现在还没有一个公认的结论。李晓鸥先生说开明氏是楚人[1] ;罗二虎先生说是濮人;[2]]  童恩正先生定为巴族;[3]   孙华先生定为崇庸族;[4]   也有人据《蜀志》、《华阳国志》称开明氏为荊人。究竟孰是孰非?
其实,开明氏的荊人族属没有错,《华阳国志》就说“开明氏乐曰荊,濮人乐曰任。”又说“开明帝,始立宗庙,以酒曰醴,乐曰荆,人尚赤。” “开明氏乐曰荊”说明开明氏的祖宗是荊人。
《蜀王本纪》说:“荆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尸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望帝以鳖灵为相。时玉山出水,若尧之洪水,望帝不能治,使鳖灵决王山,民得安处。”《舆地纪胜》卷185记阆州古迹云:“灵山一名仙穴,在阆中之东十余里宋江上,有古丛帝开明氏鳖令庙存焉。”《周地图记》云:“(阆中)灵山峰多杂树,昔蜀王鳖灵帝登此,因名灵山。”《蜀王本纪》也指明鳖灵是荆人。《舆地纪胜》把“丛帝、开明氏、鳖灵”连在一起,说明开明氏就是鳖灵,既然鳖灵是荆人,开明氏当然也就是荆人。
荊为何物?《说文》说是“楚木也。”荆楚一物,一木二名。孔颖达《左传正义》也说:“荆楚,一木二名。故以国为号。”荆木又名黄荆,为一人多高的柳条状灌木丛。叶对生,通常掌状五叶,子实可入药,枝条可编筐。荊人就是因居住地产荊或从事荊木业而得名。
杨宽先生说:“古文献中,楚又名荊或荊楚,而周全文也称荊或荊楚。该即由于楚以荊山为根据地的缘故。”[5]   荆楚字义相通还可以从著名的和氏壁故事中得到印证。战国时卞和得璞于楚山,楚本号荆,故称荊璞。《通志氏族略》说荆人“系出华姓,楚旧号荆,此未改国号前受氏也。”可见荊出自于华,楚出自于荊。先有荆,后有楚。
荊人是一个十分古老的民族,《史记〈封禅书〉》就有“黄帝采首山之铜,铸鼎荆山之下”的记载。大禹分全国为孔州,荆州就是其中之一。所谓荊州,指的主要是现在的湖南、湖北两省。春秋时的楚国所在地,也大致主要在这一地区。
我们再从晚蜀开明氏文化中表现出来的浓厚的楚文化风貌,就会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开明氏为荆人。如新都马家场战国墓(蜀王开明氏墓)出土器物都是楚风型制,四川省博物馆发表的《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一文说:“值得注意的是:四川战国晚期的铜器上所常见的‘巴蜀图语’的图象和符号,在这墓的遗物上刻铸甚少,当时极为普通的虎纹,鸟喙鸟头纹和手纹等竟无发现。墓内所出土的鼎、敦、甗 、罍 、缶、盘、 匜、豆、勺等铜器形制,多是荆楚地区战国早期所流行的形制。”李小鸥先生也指出“春秋中期以后,四川青铜文化已发展到一定高峰。……此时墓葬主要有三种类型。一是船棺葬,分布于蜀的主要活动地。重要的地点有广元宝轮院、巴县冬笋坝、荥经同心村,以及郫县、绵竹、大邑、蒲江、彭县等地,二是文化内涵与船棺葬相近的小型土坑墓。主要在峨嵋、犍为、成都等地发现;三是有浓厚楚文化色彩的土坑木椁墓,如成都羊子山、新都、青川、荥经古城坪等。……第三种墓葬形制较大,随葬器物特殊,楚文化因素浓厚。这类墓葬的葬制、葬俗均似楚风,随葬中青铜器、漆器与楚器相同或相近。”[6]   
二、开明氏的名义
1981年在新都马家场发现战国木椁墓,四川省博物馆发掘报告认为墓主人“是古蜀国王……属于开明九世至十一世的可能性较大。”[7]  特别是墓中出土的青铜器上,多带有两个文字符号,冯广宏先生释为“开明”,[8]    如图14—2。
   
图14—2    开明氏族徽
(载《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
从图14—2中可以看出,这个字近似于繁体字“開”字。当初实从門从井。所谓“九井”,实际上就是门字中的井字分成的九个方格。这九个方格与门字的两竖笔连在一起,看起来就象九口井了。最早的“開”字应与井即荆字同源。所以,开明氏的开字的读音虽不必读为荆,其义却应与荆同,这如同邢字,其读音不读为荆。但却与荆字同源一样。新都县马家场开明氏墓中出土器物上的开字,“其右下角有一小方块,中加斜线,当为‘日’字的一种别体。在中原金文中,‘日’字有多种别体;而‘明’字亦可省写为‘日’。如《金文编》载弘卣文中的‘盟’字,上半截‘明’即简写为‘日’。其形如前述。而那个特殊符号下角的小方块,当为‘明’字的简写。”[9]   笔者以为,此开明的“明”字也为“盟”字的简写。所以,“开明”为“荆人联盟”之意。“开明”是“荆人联盟”以后的新产生出来的荆人集团族称。
从鳖灵的遗迹有阆中、金堂、成都等多处的情况来看,鳖灵不是一个人的私名,而是一个氏族世袭的行政长官号名,因为有时鳖灵又写作“ 鳖令”。所以,鳖灵是开明氏世代相袭的行政长官。鳖灵是荆人,而荆人“华姓”,华人的图腾是‘华虫”——凤鸟。(明)李时珍说:“雉,理也。雉有文理,故《尚书》谓之华虫,《曲礼》谓之疏趾。……形大如鸡,而斑色繡翼,雄者文采而尾长。”凤鸟在南方叫 鸡。《说文诂林。义证》:“《尔雅》所谓 ,山雉者,《周书》谓之来鸡,一名鵕鸃,出南粤诸山中,湖南、湖北也有之。”从鳖灵为荆人来说,鳖灵也因 鸡得名。
三、开明氏的祖籍
“开明”是族名,也即通常所说的“氏”。开明氏的姓为“朱”。《尚书〈尧典〉》和《史记〈五帝本纪〉》都称“朱开明”,是姓和氏的全称。“邾”为鲁语“蜀”。“彝文里的那个‘蜀’字,竟然与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的那个像篆书‘朱’的字相似;…钱(玉趾)君所举新都戈、张家碾戈铭中与彝文字母相同相似的字例,都是近代统一了的表音式彝文,现存古彝文碑碣中并不是那样写法。”[10]    蜀本为族为国,在这里作姓,例同本书《魚凫考》一章中的颛顼名邾高阳又称“蜀高阳”一样。朱开明即蜀开明。
“开明”既为族名,也为部族酋长私名,《史记正义》引郑玄云:“帝尧胤嗣之子,名曰丹朱开明也。…《帝王世纪》云:‘尧娶散宜氏女,曰女皇,生丹朱。’《汲冢纪年》云:‘后稷放帝子丹朱。’范汪《荆州记》云:‘丹水县在丹川,尧子朱之所封也。’《括地志》云:‘丹朱故城,在邓州内乡县西南百三十里,丹朱故为县’。”
“丹”为地名,在丹江。“丹水自商县以下至丹凤,两岸皆属红页岩、红砂岩和红土山陵。” [11]所以称为“丹”。朱开明在姓名前往往又加上地名成为“丹朱开明”,汉族的名人也是如此,如文学家或书法家们在文章或书法未的姓名前往往要标上地名,如“成都扬雄”。此“丹朱”就成为开明氏的复姓。《尚书〈尧典〉》云:“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吁!嚣讼可乎?”此“放齐”乃尧之臣,“启明”即“开明”。为避讳,改作“启明”。
大多数情况下只称单姓朱开明,甚至不称姓,直呼“开明”。丹朱之国,地域很多,有湖南悠县,湖北丹江,河南安阳,山东临朐,山西高平等地,人们争论不休的原因是误把丹朱当作一个人来看待的,作为一个人,是不可能在这么多地方留下痕迹的。但丹朱作为氏族,在以上这些地方都留下足迹就不足为奇了。而哪里是丹朱的初居地呢?从丹朱开明为“荆人”和蜀族来说,丹朱开明的初居地在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是合理的。而丹江和浙川一带,应是丹朱开明的早期居地。
蜀人开明氏平常不称姓这和今天的彝族的情形完全一样。所谓“蜀人无姓”,这是相对而言,究其实质,蜀人与汉人的姓的产生并无二致。蜀人早期人口少可以不称姓,到后来人口多了就非的加姓不可,甚至还得加上复姓才够用,各民族大概都如此。
《太平环宇记》卷七十二载:荊人鳖灵“在川东、湖北一带。”汉水中游及丹江和浙川一带本是蜀山氏的发源地(详见本书第一章《蜀国肇人皇》),屈家岭文化是蜀文化,屈家岭文化向北延伸到了河南伏牛山南麓,向西到达汉水中游,朱开明所在的丹江、浙川在屈家岭文化的履盖范围內,开明氏姓蜀自在情理之中。荆州在湖北,湖北的北面丹江正是诞生丹朱开明的地方,也当属古荊州之域,所以丹朱开明是荆人。
四、开明氏的故地
(一)      故地昆仑
  晋南昆仑山曾是开明氏的故地。1998年,我在《四川文物》第1期上发表文章〈蜀王开明氏考〉,提出四川开明氏来自晋南昆仑山,在同行中引起激烈争论。有人责问,四川的蜀王怎么成了北方人?四川新都不是已发现开明氏墓了吗?
四川开明氏的原籍确实来自北方,其主要依据是:开明氏住在昆仑山上,而昆仑山在北方的晋南。四川之开明氏不来自湖南湖北开明氏的初居地,因为开明氏在南方时的图腾是华虫——凤鸟,也即 鸡。只有北方的开明氏的图腾才由 鸡转变为虎。
《山海经〈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虛在西北,帝之下都。昆仑之虚方八百里,高万仭。上有木禾,长五寻,大五围。面有九井,以王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兽守之,百神之所在。…昆仑南渊深三百仞。开明兽身大类虎而九首,皆人面,东向立昆仑上。开明西有凤皇、鸾鸟、皆戴蛇践蛇,膺有赤蛇。开明北有视肉、珠树、文玉树、玗琪树、不死树。凤凰、鸾鸟皆戴瞂。又有离朱、木禾、柏树、甘水、圣木、曼兑,一曰挺木牙交。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 凡、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窫窳者,蛇面人身,贰负臣所杀也。服常树,其上有三头人,伺琅玗树。开明南有树鸟,六首,蛟、蝮、蛇、雖、豹、鸟秩树,于表池树木,诵鸟、鶽、视肉。” “开明…东向立昆仑山上”一句证明开明氏住在昆仑山上。
关于《海内西经》中的昆仑山的地望,本书前面也用了一章的篇幅作了详尽的考证:昆仑山在今晋南。王屋山是昆仑山的核心地带,历山、中条山是昆仑山的主要地区,本章不再赘述。昆仑山地望既明,再寻找昆仑山上的开明氏就不难了。
《海内西经》说:“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阴、巫履、巫风、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知道开明氏在昆仑山巫彭的西面,开明氏既是彭国的一部,在昆仑山上与彭国为邻,是很自然的。巫彭的地望虽不明确,但巫彭靠近巫咸,《大荒西经》说:“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白药爰连。”而巫咸的地望是很明确的。《水经〈涑水注〉》云:“涑水出东南薄山,西北流,经巫咸山北。”《地理志》云:“(巫咸)山在安邑县东。”安邑即今山西夏邑,《竹书纪年》:“少康自纶归于夏邑。”其注引《方舆纪胜》云:“少康中兴复还安邑,今平阳府解州安邑县。”夏邑即今山西夏县。知道巫咸在夏县以东,而开明氏当在夏县西北。《海外西经》说:“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葆山。群巫所从上下也。”登葆山也即葆山、薄山、中条山。《海外西经》也证明巫咸国在今夏县的东北方向,巫彭也当在此地。证明开明氏当在今夏县以北、河津以东。而这一带恰有一史称为‘邢’的地方。《史记〈殷本纪〉》云:“祖乙迁于邢。”《辞海》注:“邢,地在今山西河津,一说在河南温县。”当以河津之说为是。蜀王开明氏的祖籍在晋南昆仑山河津以东,夏县以北一带是很明确的。
“开明东有巫彭”一句说明开明氏紧靠彭国。四川彭县在周初曾建有一个天彭国。上古时昆仑山就称为“天”,“天彭’即昆仑山上的彭国,也即《山海经〈大荒西经〉》中群巫中的巫彭。还说明四川彭县周初建的‘天彭国”和开明氏一样,他们既相邻,其根也在晋南昆仑山。彭族的图腾据何光岳先生所说是因制鼓而名。[12]  可能不对。我认为彭族不是因为制鼓而得氏,而是因为彭族是以蟛为图腾而得氏,蟛即蟛蜞,亦称蟛蟹。蟛蟹又名螃蟹。《山海经〈大荒东经〉》:“海内有两人……名曰女丑。女丑有大解(郭注:广千里也。)女丑在安邑。广千里的大蟹即晋南解州的解池。解州之“解”来之于“蟹”。蟛、蟹一物。彭族确以蟛蟹为图腾,始居晋南解州。与开明氏为邻。
〈海内西经〉的“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是什麽意思呢?当有奥秘所在。

海内西经〉的“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是什麽意思呢?当有奥秘所在。王鼎上有一个“ ”字,《说文》未收,它或许能为我们解开这个奥秘。该字的左边从井,即荆。右边的日东即日出东方,即东向、东方之意。合起来就是东井——东荊,此字大概出现在《山海图》上的开明兽旁,才被作者释为“开明兽东向立昆仑上”。上古文字初创,词义不尽完善,换个时代或地点就可能出现歧义。这句话可能本该释为“开明氏住在昆仑山的东荊”。东井之名屡见于史。岷山天文分野为东井,故常璩称“岷山之精,上应井络。”井络即天文分野图上的荆州网络范围。晋南有无岷山,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晋南是有东井的。在《山西省地图册〈绛县〉》上可以看到,在绛县陈村镇北有地名东荆上村和东荆下村。[13]    这里正是涑水、古称弱水的源头。本书前面已作了详细的考证。“弱水出穷山”,穷山也即昆仑山。绛县陈村镇的东荆上、下村一带正是古之弱水(涑水)的源头和昆仑山(穷山,今称横岭山)。开明氏的祖籍应该就在这里。这与前面考证的“夏县以北、河津之东”的方位也基本一致。
在族缘和地缘上,开明氏有些地方与楚人有相似的地方。如开明氏和楚人都是来自荊人,而“荊人华姓”,开明氏和楚人的祖先都是华人,都先后以荊木和凤鸟为图腾。而后来楚人的图腾为熊,开明氏的图腾为虎,熊和虎都是兽类,兽类图腾一般出现在中国的西北地区。楚人与周文王似有血缘关系,周族含有姬姓血统,楚人的熊图腾和黄帝有熊氏有关联,楚族似与黄帝族后裔有族缘关系;开明虎属兽类也是西北方民族,开明氏与北方的邢国应是同族。《金文编》释井侯簋说:“井,孳乳为邢国名,姬姓,侯爵。”所以,开明氏似乎也含有北方黄帝族的血统,而与太行山下的古邢国应有更亲密的族缘关系。尽管开明氏与楚族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二者的图腾完全不同,从这一角度来思考,开明氏又绝非楚族,可以肯定的是:开明氏和楚族都是荊族这一根滕上结出来的两个瓜,似乎又都有北方生活的经历和含有北方民族的血统。
人们对蜀文化中的中原文化、特别是包含着的二里头文化因素是由什么人、通过什么方式传播到川西的感到迷惑,现在,通过对开明氏、彭国来自中原,辗转川西的迁徙路线的明了,这一谜团也就初步解开了。
(二)故地阆中
阆中和晋南昆仑山一样,都曾是开明氏的故地。阆中有许多鳖灵古迹,大约有五、六处之多。鳖灵是开明氏的部落酋长或行政长官,鳖灵之迹也就是开明氏之迹。阆中最出名的鳖灵古迹要数灵城,《民国阆中县志》说:“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又说:“鳖灵祠在县东十里灵山上,久废。”还说:“灵城山在县东二十五里东河之侧,今呼为灵城岩。”《太平环宇记》又说:“仪陇县西北有鳖水”。仪陇县西北的鳖水大约就是指的今阆中灵城附近的东河。在阆中注入嘉陵江的东河古称鳖水,又称宋江水。
现在的灵城及其白沙坝虽已成空地,但在唐代还曾设过阆州州治,在宋代还有城廓。宋代的进士鲜于侁就曾有《游灵崖》诗纪其貌。现录于下:
千峰环郡宇,二水绕城堞。
不憐山水佳,况复开崖穴。
川流数里近,放棹攀  。
灵崖骇神化,环阴数亩阔。
何人营佛伺,棟宇殆天设。
前轩瞰溪山,眺听心耳豁。
径穿巨水下,碧玉耸高节。
涓流泻石 ,玉乳甘且洁。
其东乃小崖,洞户敝深徹。
嵌崖见石柱,任重立金铁。
昔人遇真仙,相携观金阙。
川平听鸡犬,始觉人世别。
屈曲沿清溪,桃花正开发。
尘缘念乡县,归思若弦涉。
寤寐瞬息间,崖扉己严 。
时迁等陵谷,事胜存图牒。
独有苍江流,青霄鉴明月。
予来秋之季,气象颇凄切。
草木自变衰,山花常复活。
青晖沃赏适,异境差胜绝。
簿暮上归艎,依然望林越。
当然,鳖灵时代的灵城绝没有鲜于氏见到的那样壮观。笔者实地调查时,灵城岩已无屋宇。但村民说,灵城岩直到“文化大革命”时,还有很多房子,当年生产大队还在这里召开过农业学大寨会议。  考古人员曾多次在白沙坝的台地上发掘张仪城遗址未果。依我推测,所谓“灵城”,可能就是灵城岩岩洞及其洞口前的房屋。上古之时,生产力低下,古人大都巢居穴处。如蚕丛氏的岷山石室,鲜卑人的石室都是岩洞。阆中史前时期的鳖灵能有灵城岩岩洞蔽风挡雨,这应是天公的恩惠了。
灵城始建于哪个年代却无从记载,大概建于阆中史前时期。阆中有连续记载的历史是从周显王三十九年(即公元前330年)巴国迁都阆中时开始的。此前还有一段模糊史时期,即《阆中县志》所说的:“周初,阆中为巴子国别都”时期。再往前,可称为阆中史前时期。
四川阆中彭城镇曾出土一件虎纹铜钺,如图14—3,铜钺原是一种兵器,后也用作王族的仪仗礼器,虎纹则是铜钺的主人的氏族图腾标志。虎纹铜钺应当是开明氏的遗物,因为开明氏是以虎为图腾的。
图14—3  阆中彭城坝出土的虎纹铜钺
(图片来自《阆中招商网》)
四川阆中的虎纹铜钺还表明开明氏来自晋南昆仑山。而阆中有许多地名竟也与《海内西经》中的开明氏祖居地昆仑山上的地名完全一样。如《海内西经》说:“海内昆仑之虚,在西北,帝之下都。……面有九井,以玉为槛。面有九门,门有开明曾守之。”《尔雅〈释地〉》:“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阆中也有琳琅山,也有九井。《咸丰阆中县志》说:“琳琅山与文城山近,山有九井,分流溅石,幽若振珮。”所谓“九井”,前面己说了,即“开”字,这与水井毫不相干。琳琅山有九井,意即琳琅山有开明氏。《水经〈河水篇〉》:“河水又南,谷水注之”注曰:“水出县西北梁山,东南流,横溪注之。”水出于三累山,其山层密三成,故俗以三累名山。按《尔雅》:“山三成为昆丘,斯山昆丘乎?《水经注》的作者疑三危山即昆丘,且不论其说正确与否,但却指明了梁山、灵山在昆仑山上。阆中也有梁山、灵山。《阆中县志》:“灵山在县东十里,昔蜀王鳖灵登此,故名。上有龙女穴,唐天宝六年赐名仙穴山,即今之梁山也。”《山海经〈西山经〉》说:“玉山,西王母所居也。”阆中灵城山背后就是玉台观。杜甫曾游并作诗两首,其一曰:
中天积翠玉台遥,
上帝高居绛节朝。
遂有冯夷来击鼓,
始知嬴女善吹箫。
江光隐见鼋鼍窟,
石势参差乌鹊桥。
更肯红颜生羽翼,
便应黄发老鱼櫵。
《方舆胜览》云:“玉台观在阆中城北七里,唐滕王尝游,有亭及墓。”《海外西经》中巫咸国条中有“葆山”之名,巫咸国也在昆仑山,咸巫国的葆山也当在昆仑山。而阆中也有葆山,地离灵城岩不远。《水经·河水注》:“昆仑之山三级,下曰樊间,一名板桐,二曰玄圃,一名阆风,上曰层城,一名天庭。”   天下相同之地名多矣,唯独阆中之名从古至今只此一处,又是十分古奥。《太平球宇记》释阆中之名说:“其山四合于郡,故曰阆中。”《旧唐书〈地理志〉》说:“阆水行曲,经郡三面,故曰阆中。”这些说法恐怕未必正确,因为天下四面围山或三面环水的地方很多,恐不足为阆中得名之原由。
我考阆中之得名,大抵与阆国有关。可能是因为阆中城位于阆国之中央而得名。在巴国都阆中之前,今阆中境内还有几个部落小国。即阆国、奉国、充国等。阆国所在地即今阆中市及其周围,《郡国志》云:“阆国即蜀之阆中。” 《姓考》云:“伏羲之裔国于阆,因氏。”奉国在今阆中市老覌(鹳)镇;充国在今天宮乡西河塘村。上古皆小国寡民,这几个小国可能是阆中史前时期巴国的附属国。正如蒙文通先生论述的那样:“古代的巴蜀两国,不是两个单一的、独立的小国。而是四五十个,乃至数百个小国联盟中的雄长与霸君。”[14 ]   
如同巴中县之得名是因它地处三巴之中央一样,阆中城位于阆国之中央而得名。在随朝,阆中还称阆内县,即阆国之内里,阆内与阆中都是阆国之中央的意思,这证明笔者对阆中的得名的推测是有充分的依据的。
而阆国之得名,大概又缘之于昆仑山阆风。《淮南子〈地形训〉》:“悬圃、凉风、樊桐,在昆仑阊阖之中。…昆仑之上邱,或上倍之,是谓凉风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谓悬圃,登之乃灵,能使风雨;或上倍久,乃维上天,登之乃神,是谓太帝之居。”古人有族迁名随之习俗,阆风和九井、琳琅山、灵山、梁山、玉山、葆山等地名一起,都是开明氏从昆仑山搬来的。前人大概也注意到了阆中之名与昆仑山的关系,曾在阆中西郊修建了阆风亭(久废)。
人们对晚蜀文化中所表现出来的浓厚的楚文化风貌感到困惑。因为开明氏鳖灵若为荆人,荆楚同为一族,在“巴楚数相攻伐”的情况下,楚人的一支开明氏是不可能越过三峡的巴国在西蜀建立起一个政权的。由于阆中灵城为开明氏鳖灵故地的现象被揭示,此谜团也就迎刃而解了;原来,开明氏用不着从巴地长江三峡入蜀,而是从川北阆中入蜀。开明氏蜀国与楚文化一致的现象是因为他们本是同根生的缘故。
五、开明氏曾是彭国人
《蜀志》说“荊州有一人,化从井中出,名鳖灵。”人们都惑于这个“化”字和“井”字。人怎能随意变化?又怎能从井中冒出来?这不是神话吗?上古之人生产力低下,打井取水实属不易,多饮用天然水源。所以初民并无“水井”的概念。乙亥鼎铭文中有一“井”字,《金文编》释为井方。为氏族方国,不是水井之井。字象灌木丛生状,当为荆字初文,后为水井之井所夺,加上草头变成“荆”字,加上邑旁为城邦“邢。”“化”即转化。“鳖灵化从井中出”即鳖灵是从荆人氏族中转化出来的。
鳖灵是由荊人转化为彭国人的。陈明远先生编写的《中国姓氏大全》引钱明逸《姓纂》云:“开姓源于周代的卫国公子开方。”而卫姓又源于夏代韦(韋)姓。《路史·后纪八》载:“夏之中兴。别封其(彭祖)孙元哲于韦、是为豕韦,迭为夏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也说:“少康之世,封其别孙元哲于豕韦,其地滑州城是也。”所以《风俗通》云:“彭子受封豕韦,苗裔以国为氏。”豕韦氏和大彭氏都曾是中原强盛一时的伯(霸)主,后来商王武丁灭大彭,商汤灭韦。韦亡国后,韦氏族仍受到迫害。后来韦人又被商统治者役使为奴隶,被迫筑城守城,这部分从事守卫的韋人就是后来的衛人。[15]    豕韦所在地,据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滑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
《续汉书〈郡国志〉》注:“黄帝推分星次,……曰豕韦之次。今卫分野,自奎五度,至胃元度。”正是春秋卫国之地,也即夏伐豕韦之地。中原的开姓是彭人的子孙豕韦之后的卫国开方(井方)人。直捷地说,开姓是彭人。因开明氏与开姓同源,因此,也可以认为,开明氏是彭国人,至少是彭国的一部族。开明氏是彭族的子孙——豕韦氏的后代的衛国开方人。
再从秦灭蜀之战中,也可以看出开明氏蜀王是彭国人。公元前三一六年,秦惠文王时,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人率兵从金牛道伐蜀。蜀王在葭萌(今四川广元昭化一带)与秦军决战失败后,逃到武阳(今彭山县东)。为秦军所杀。蜀太子率领残部退守逢乡白鹿山(今彭县西北)。彭县和彭山县都是彭国老巢。如果开明氏蜀王、蜀太子不是彭国人,岂会(敢)退守彭国老巢?  
再从彭县文联编印的《四川民间文学资料〈彭县集成卷〉》中收集的一篇〈鳖灵的故事〉,也可以看出开明氏是彭国人。
故事说,杜宇40岁时才得一儿子,在儿子出生前,杜宇请巫师占卜,显示出不吉利的长蛇。生后杜宇便将其用丝绢包了甩在湔江里,被一团鱼(即鳖)驮走后,遇一打鱼人救起,取名为“鳖灵”。鳖灵长大后,治服了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做了彭国国王,后又治服了蜀国的人面鱼身的吃人怪物赤,当了蜀国的宰相。后来又遇到孽龙堵塞天彭门,企图水淹都城瞿上,把瞿上变成龙窝。结果被鳖灵斩杀。后来又受杜宇指派,成功地治理了郫邑的水患。杜宇老了,想把王位传给鳖灵,大臣们都不依,说:“鳖灵本是彭国人,咋能当蜀国的国王呢?”杜宇说服了大家,但大臣丹和不服,趁鳖灵在庙里祭祖时放火烧庙。鳖灵骑着开明兽冲出火海,丢了块丝绢给丹和,丹和一看正是25年前杜宇甩在湔江里的婴儿身上的东西。于是丹和遵杜宇之命,请回鳖灵当蜀王,鳖灵为报开明兽的救命之恩,便定国号为“开明。”                           
    故事中“九头虎”是开明氏的图腾,开明氏以虎为图腾。所以,称之为“开明兽。” 这故事虽是民间文学,但令人惊奇的是,它的内容大都可以从《蜀王本纪》、《华阳国志》、《水经注》中得到印证。如:“当了蜀国的宰相”,“杜宇让位给鳖灵”,皆可在《蜀王本纪》、《华阳国志》中找到记载。而“九头虎开明兽”、“人面鱼身的怪物赤 ”又可以在《山海经》中找到脚本,尽管它有不雅训的地方,但不同于小说和神话故事。丹和与赤 都实有其人。陶思炎《中国鱼文化》一书中就收录有赤 象(见图14—4)。丹和之名则见于《史记》。秦惠王十四年(公元前311年),已成为秦王朝的诸侯的蜀侯通与蜀相陈壮合谋,联络已逃窜到云南姚安的前蜀国大臣丹和黎发动叛乱。秦王朝对这次叛乱进行了镇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秦遣庶长甘茂、张仪、司马错复伐蜀,诛陈壮”。《史记〈秦本记〉》:“(武主元年)诛蜀相壮。……伐义渠、丹、犁。” 所以,《鳖灵的故事》应有相当大的史料价值。
图14—4  人面魚身的赤 象
(陶思炎《中国鱼文化》)
《蜀王本纪》并非一人一时完成的,常璩在《华阳国志·序志》中就历叙与《蜀纪》有关的作者说:“司马相如、严君平、扬子云(雄字子云)、阳城子云、郑伯邑、伊彭城、谯常侍、任给事,各集传记以作本纪,略举其隅。”因此,《蜀王本纪》的原始资料就有可能流传民间。“鳖灵的故事”有众多的人物,却没有差错,连赤 的“ ”字是鱼旁都显示出来了。因此《鳖灵的故事》不仅是口头文学,而且可能是留传下来的书面史料。
这则故事给我们以如下启示: 1、“彭国的九头虎开明兽”一句还说明开明氏是彭国的下属部族。2、故事中的杜宇、开明政权的和平过渡证实了《蜀王本纪》的“禅让说”的可靠性。3、由此还澄清了一个大疑案,即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性质问题。人们对三星堆一、二号坑的性质提出了多种解释,但大都矛盾,抵触,不能得到圆满的解答。说它是祭祀坑,当不该砸毁宗庙重器,且国力也难以承受。砸毁的神树等圣物,也为祭祀习俗所不许;说是燎祭的结果,坑壁又未见烟熏痕迹;说它是墓葬,又未见尸骨;说它是窖藏,又不该折打火烧;说它是陪葬坑,附近又未发现大墓;还有几说,也很牵强。现在,有了“鳖灵的故事”一文,两坑的性质可以说是真象大白了。原来,这两坑器物有烧过的痕迹、是蜀国大臣丹和烧庙所为。而并非‘燎祭’的结果。这两坑中出现的祭法中的燎祭和掩埋不能混用的现象因此也得到合理的解释。坑内为非生产、生活、战争中的实用物,而是被烧的宗庙神器和礼器也得到合理解释。因此,这两坑的性质应定为“宗庙损毁物掩埋坑”,简称掩埋坑。诚然,掩埋时也有祭祀行为,但这种祭祀行为是为掩埋服务的,不是事件的主体。因此不能称作祭祀坑。
那么,作为荆人族裔的开明氏又怎么成了彭国人呢?这可能与《竹书纪年》:“夏帝癸二十一年,商师征有洛,克之,遂伐荆,荆降”有关。或与殷高宗武丁伐荆楚,即《诗经》里说的“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有关。楚人同样受到攻伐,却顽固不化,荆人气节不保,“遂降”,战败的荆人就只有归化到胜利者的部族——彭族中去了。
商王河亶甲时,豕韦氏和大彭氏曾被商王派去征伐班方,平定姺人的叛乱。商王能派彭人攻伐班方,也就能派彭人攻伐荆楚。受到攻伐的荆人一部份“化”到彭族去了,其子孙后来成为开方。《蜀王本纪》在叙述各代蜀王事迹之后,又捎带了一句说:“化民往往复出”。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投降转化为别的民族的有些人往往又重新‘反正’回到本民族。”鳖灵之荊族可能受到彭国的攻伐后,一部份荊人“化”为彭族。到川西后,在亲族楚人的协同下,夺取杜宇之蜀国政权成功后,便放弃彭国国号,又重新“反正”为荆人,高扬起“开明”的旗号。(而没有举起蜀国和彭国旗号)
从上面所述,开明氏的根都来自南方的荆人,又有北迁的经历。因此,开明氏既可称荊人,也可称为彭人。实则是荆人归附彭族后又反正的荊人,最终还是荊人。因此,可以视开明氏是一个新的独立的氏族,即既不划入荊也不划入彭,按他们自己取的国号而定为开明族。这如同楚,楚也来之于荊而不称荊而名之为楚一样。
开明氏既为彭国之一部份,所以,开明氏往往与彭国相邻共处,在祖籍昆仑山是这样,在川西也是这样,在故地阆中更是如此。在开明氏的故地阆中灵城附近,有一条河叫东河,还叫宋江。宋江之名与彭国在中原的宋卫之地应有很大关系。《风俗通》说:“彭子受封豕韦,苗裔以国为氏。”陈奂《毛诗传疏卷三十》:“今河南卫辉府渭县东南五十里有废韦城。” 豕韦正是宋地,彭人及开明氏在中原居宋地,所以,他们到阆中后,也把新住地的河命名为宋江水。
阆中市是具有二千三百多年历史,被国务院命名为二十四座历史文化名城之一的古城。其实,在阆中市南15公里处嘉陵江畔,有一座更为古老的城——彭城镇。
1979年3月至5月,重庆博物馆与南充地区文化局组成“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队,在彭城公社1大队2小队发现战国到汉能代遗址一处。遗址地处嘉陵江右岸台地上,距江面50米。台地高10米左右,阆(中)南(充)公路纵贯其中。遗址长达1公里,宽100米,文化层厚约50厘米,上距地表50厘米。在断层上遗址暴露很充分。并采集到数件甑、盆、罐、陶片。” [16]     1979年的考古调查,证实了古代彭城的存在。
彭城现在只是一个乡级小镇。区区一乡,何以称城?其名从何而来?遍查史志,从巴国到民国,都无彭城建县建州的记载。说明彭城和灵城一样,只能建于阆中史前时期。因为阆中从周初建巴国别都以来都有记载。不可能把彭城的行政建制漏掉。看来,阆中彭城确应出现于阆中史前时期,即巴建别都于阆中的周初之前。
彭城之名只见于县志,但彭道将池之名却见于《汉志》。《汉书〈地理志〉》上却有阆中“彭道将池,彭道鱼池”地名的记载。可见彭城这一地名在历史上确实是存在的,而且十分古老。《汉书。地理志》:“县有彭道将池。”《文纬书谶》云:“巴西郡治,有彭池大泽。”《阆中县志》云: “南池在高祖旁,东西四里,南北八里,彭道将池在县南十五里,今之七里坝也。坝在四山之中,横阔七里,故有是名。自汉自唐,堰大斗小,斗之水灌田,后堰坏遂成平陆。”《县志》引《汉志》注云:“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又,彭道将池即南池,鱼池即郭池。”地处南池的高祖庙又称高帝庙和汉王庙,是邑人范目为纪念汉高祖刘邦所建。楚汉相争时,刘邦被封为汉王,王汉中兼领巴蜀。阆中人范目说动刘邦,组织了七千人的劲旅,支持刘邦平定关中,完成了统一的大业。刘邦采用韩信的计谋,在阴平明修栈道,由范目为前锋,刘邦亲率大军暗渡陈仓,突袭咸阳,横扫八百里秦川,平定三秦。范目因此立下赫赫战功,屡次封侯。《阆中县志》有记载:“范目,阆中人,有恩信方略,知高帝必定天下,说帝募发赛民共定秦。率七姓为前锋,秦地既定,封目为长安建章乡候,帝将讨关东,赛民皆思归,帝嘉其功,遂听还巴。”在战场上,范目军使用了“武王伐纣之歌”。《华阳国志》、《阆中县志》都有记载:“阆中有渝水,赛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劲勇。初为汉前锋陷阵。锐气善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渭巴渝舞也。”从范目衣锦还乡在西堰山立帝庙可知,范目确为阆中人。西堰山即彭道山,今称杨家山。汉王庙遗址在今阆中市七里镇千鹤村六社杨家山下,东有三八水库。水库“涵洞右边土山峰上有禹王观,左边有汉王庙、范三侯故居遗址、南池新亭碑。”[17 ]    笔者曾实地考察南池时,所见都是一大片平展展的稻田,阡陌村舍相连。在南池旁山脚下的一块包谷地里,村民尚能指认汉王庙遗址。说是种地时,残砖碎瓦特别多。遗址处有一水井,水特盛。南池早已干涸成为平陆,重要的是有赖这二池保留下来了“彭道”这一古地名。
“彭道”这一地名从何而来?任乃强先生在《四川上古史新探》一书中的解释是:“《汉书〈地理志·巴郡阆中县〉》有彭道将池在南,彭道鱼池在西南两句,一般未加注意。我考二池遗迹(今缘江水深蚀湮灭),皆在县城附近。同名‘彭道’,是何取义,殊值研究。秦汉地名称道者,皆是夷落所在。……疑此原是彭夷故道,秦据汉中时开,故曰彭道。”任先生将“彭道”解释为少数民族聚居的县级行政单位“夷落”,可能失误。故然,按汉制“(县)有蛮夷曰道。”[18]    但彭人来自先进的中原,并非蛮夷之族。另外,在阆中的历史沿革中,从未设置过“彭道”,否则,各史志能不志?因此,“彭道”,决非蛮夷的行政单位。我猜测“彭道”二字可能是取义于“彭道山”,即现在的所谓西堰山。因彭道将池、彭道鱼池位于彭道山下,二池才以山得名。时间久了,彭道山被人遗忘,彭道将池,彭道鱼池却留传下来了。
彭道山之得名又是因为此山可能是彭人的道山的缘故。《辞海》对“道山”的解释是:“传说中的仙山,旧时因称人死为归道山。”范目封侯荣归故里后,曾在彭道山立帝庙。这表明了彭道山在范目心中的崇高地位和范目首丘仙山的动机。范目尊崇彭道山,这为彭道山是仙山提供了一条旁证。彭道山如为彭人仙山,彭国王必葬其山,所以彭道山可能是彭国的王陵。彭城可以因国破而名衰,但彭道山却不受政治变更的影响,保持了长久的兴盛,成为当时人们朝拜的胜地。直到唐代,杜甫、陆游都曾来此旅游揽胜。杜甫有《南池》诗道:
峥嵘巴阆间,所向尽山谷。
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
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
歌舞散灵衣,荒哉旧风俗。
陆游也有《南池》诗,后两句是:
陂复岂惟民足食,渠成终助霸图雄。
眼前碌碌谁知此,漫走丛祠乞岁丰。
从陆游诗中的“漫走丛祠”一句可以知道彭道山上的祠庙很多,由杜甫诗中的“终朝走巫祝”一句可以看出彭道山香火之盛,若非王陵,能有如此侈豪?至于任乃强先生把二池考定在今“县城附近”,被嘉陵江水“深蚀湮灭”,这显然是错误的。从前面杜甫的《南池》诗中得知,杜甫还亲眼看见过(“安知有苍池,万顷浸坤轴”),而且就在“城南十余里西堰山下”的高帝庙旁(“南有汉王祠,终朝走巫祝”)。还有《汉书〈地理志〉》,《阆中县志》都有记载,这二池即今七里坝,现在己成为阆中市新区。应是不争之实。
阆中之彭国来自哪里?从彭人与开明氏长期共邻的关系来看,应该是与开明氏一起,都来自昆仑山,即来之昆仑山的巫彭。后来彭人从晋南昆仑山西迁关中,即《尚书〈伪孔传〉》、《尚书敷古》、《史记〈周本纪集解〉》等古籍所说 “卢彭在西北”之彭。西北之谓大约是指周伐纣出师地岐山的西北,即今甘肃的彭阳一带。我早先曾发表文章,认为参加武王伐纣之彭在四川阆中,[19]    现在看来是不正确的,应该修正为:阆中彭城是参加武王伐纣之彭的后裔所建。是他们在关中彭阳的祖先参加了武王代纣之战。其理由是:一,关中古有蜀、彭、卢、眉、樊等国,他们离周都岐山近,且符合《尚书〈牧誓〉》中的“西土之人”。二、古代交通极不发达,川西彭县、川北阆中彭城的军队在商周交通极不发达的情况下,是不可能到达中原前线参战的。三、最重要的是,在陕而扶风出土了一批微史家族的铜器,从其中史墙盘的铭文得知,墙的家族原是微人,其高祖在武王克商以后来见武王,并在周定居下来,世代为周的史官。微是参加武王伐纣的八国之一。既然牧誓八国之一的微国在关中,那么,与牧誓同乡、同战的彭国也必定在关中。
阆中彭城埧出土的虎纹铜钺应当是开明氏的遗物而不是彭人的遗物,因为开明氏是以虎为图腾。彭族的图腾是螃蟹。彭即蟛,蟛蟹即螃蟹。正如前面引用的《鳖灵的故事》中所说的开明氏是属于彭国的一部份,这个时期的鳖灵大概还没有“征服彭国的开明兽,”也还没有“做彭国的国王。”他们还各自为政。
彭国、开明氏都先于巴人到达阆中。虽然巴国在周初把别都建在阆中,但巴国的首都和政治中心还在长江三峡。因为据《左传》记载:“哀公十八年(公元前477年)巴人伐楚。”说明彭国和开明氏到达阆中五百多年,又早已离开了阆中后,巴人活动的中心还在长江三峡。
开明氏和彭国在阆中的年代不是很久。如果把彭国和开明氏的迁徒路线划定为晋南昆仑山——陕西彭阳——四川阆中——四川彭县的话,那么,他们在阆中待的时间不会太长。因为,彭国商未在关中参加了武王伐纣之战,而周初又在彭县建天彭国。周有天下800多年,“周初”,这个时间概念是很模糊的,周朝前100年都可以称作“周初。”彭人及开明氏在阆中活动的年代就是:商末彭在关中随周伐纣之后到周初彭在四川建天彭国之前这一段时间。这也是阆中彭城遗址的年代。
六、开明氏的兴亡
彭国和开明氏离开阆中的时间大约在周初,即巴国在阆中建立别都的时候。因为比彭国强大的巴国的到来对彭国不利,一国难容二主,所以,彭国被迫西迁。这就是彭国从阆中神秘消失的原因。阆中之彭国究竟到哪里去了呢?
广汉三星堆遗址的发现,震动了世界。遗址的年代可划分为一、二、三、四个历史时期,[20]    第四期大致在商未周初。第四期遗址开始出现青铜器,其工艺之精美可与中原青铜器比肩。但中原的青铜文化是用了三千年的文明史孕育而成的(从半坡村原始文字到商未三千年),而地处蛮夷之地的蜀国,何以直线上升到青铜文化的高峰?谁是这一时期文化的主人?至今没有结果。
如果把阆中之彭国从周初迁彭县的因素放进去思考的话,则豁然开朗。正是阆中之彭国迁彭县后,在三星堆的废墟上建立起“天彭国”,才创造了三星堆第四期文化。据《光绪彭县志》载,周初,彭县建天彭国,据《民国阆中县志》载:“周初,阆中为巴子国别都。”周初发生在阆中和彭县的这两件事是有联系的,彭县的天彭国是由阆中的彭国迁去的。开明氏为彭国的一部份,也必然随同西迁。《鳖灵的故事》中有湔江即证明故事的发生地在川西彭县一带。《水经注》也说“荆人鳖令死,其尸随水上,荆人求之不得。令至汶山下复生,起见望帝,望帝者,杜宇也,从天下。女子朱利自江源出。为宇妻,遂王于蜀,号曰望帝。”汶山即岷山,今成都平原以西的龙门山为岷山余脉。鳖令到达的地方应在川西平原,具体地方应即龙门山下的三星堆。当时鳖灵之族还不叫蜀人,也不叫荆人,而叫彭人。
1959年,在四川彭县竹瓦村发现一青铜器窖藏,其中有两件铜觯上的氏族徽号亦曾见于殷墟所出铜器上,徐中舒先生认为它们“必为战利品或周王颁赐的掳获物。”[ 21]    此说得到公认。铜觯在彭县的境内发现,竹瓦村紧靠三星堆。竹瓦村应当在彭王畿之内,此铜觯可能为彭王室所有。这既说明三星堆确实是彭国国都,也说明彭人是三星堆四期文化的主人。
春秋中叶的蜀都已不在三星堆了,因为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后有王曰杜宇。…移治郫邑,或治瞿上。”这时的杜宇之蜀国可能已从三星堆 “移治郫邑”了。《蜀王本纪》也说:“望帝积百余岁。荆州有一人名鳖灵,其尸亡去,荆人求之不得,鳖灵随江水上至郫,遂活,与望帝相见。”郫邑即今郫县的金沙遗址。金沙遗址所在的府河古称郫江,这里又地处郫县之旁,金沙遗址肯定就是古蜀望帝之郫邑。杜宇为蒲卑氏族,是蒲族与卑族(鼻族)即大象族的复合族,象族以大象为图腾物。所以在三星堆和金沙遗中都发现有大量的象牙,这是蒲卑氏祭祀用的。开明氏取代杜宇大约就发生在这里。因为鳖灵是“至郫,遂活”的。
金沙遗址是继三星堆遗址之后成都地区的又一重大考古发现,金沙遗址中出土的十多件生动逼真的石虎,神形兼备,工艺精美,堪称商周时期石雕艺术作品中的杰作。其实,它不仅仅是艺术品,最主要,它还应该是开明氏族的虎图腾。杜宇王蜀后,大力发展生产,治水是其第一要务。据《华阳国志·蜀志》:“会有水灾,其相开明决玉垒山以除水害。”《读史方舆纪要》卷67说:“(金堂)县东二十里,两山拱峙,河流其中,相传望帝鳖灵所凿。”(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164记有开明在金堂峡治水的遗迹:“憋灵迹在金堂峡南岸,去怀安军二十余里,石门有巨迹长三、四尺,旁大刻鳖灵迹三字。”
《四川通志金堂采访录〈祀典志〉》引《明蜀书〈图经志〉》:“(金堂峡)崖上为祀鳖灵祠。”《金堂采访录〈祀典志〉》又言:“唐初封金水之神,建庙金堂峡口。有象三,狰狞状恶,可畏。……考其狰狞可怖者,谓为蜀相鳖灵也。”玉垒山和金堂峡离郫邑都很近,作为蜀相的鳖灵在这里治水才有可能。所以,开明氏取代杜宇王蜀的发生地应该是在郫邑——今天的金沙遗址。
据《路史〈余论〉》记载,开明氏王蜀十一世。《华阳国志》记载说是十二世,共350年。若依每世平均30年计,《路史》的记载与《华阳国志》所载相近。350年是比较准确的。蜀国亡于秦惠文王后元九年,即公元前316年。按此推算,开明氏鳖灵于公元前666年在川西蜀都郫邑称帝,实值春秋中叶。
鳖灵称帝时,巴国的别都还在阆中,巴国的活动中心仍然还在长江三峡。因这期间,巴楚还在互相攻伐。开明氏在西蜀称帝300多年后,巴国才把首都迁阆中。
还有川南及贵州有地方名称“鳖水”,这也是开明氏族活动过的地方。荆楚完全可能由川南、黔北移民入川,对川西杜宇之蜀国形成南北夹击之势。所以,这时的杜宇只能“委国而去”,隐逸西山了。
开明氏虽称国号“开明”,但外界却仍以“蜀国”视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周显王之世,蜀王有褒汉之地。因猎谷中与秦惠王遇。惠王以金一笥遗蜀王,王报珍玩之物,物化为土。惠王怒,群臣贺曰:‘天承有矣,王将得蜀土地。’”
开明王朝共传十二世,王者皆称开明帝,有史可稽的只有五帝。即丛帝、卢帝、保子帝、开明尚、芦子霸王。据《华阳国志〈蜀志〉》记载:“君开明立(原文为位,依顾观光《华阳国志校勘记》改),号曰丛帝;丛帝生卢帝,……(卢帝)生保子帝。”又,《后汉书〈张衡传〉》注引《蜀王本纪》云:“开明帝下至五代有开明尚,复称王也。”《路史〈余论〉》记载最后一世名为芦子霸王。
经过350年的经营,开明氏王朝曾为蜀国最鼎盛时代,疆域也大为扩张,北面,“卢帝攻秦至雍。”[22]    雍在今陕西凤翔附近,曾经是秦的国都。南面,“(保子)帝攻青衣,雄长獠棘。”[23]    青衣在今乐山和宜宾一带,地接云南。
开明氏蜀国虽也逞强一时,但毕竟地处西僻,人口不多,且是一个奴隶制的国家。而北边的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后,推行改革政策,大力发展封建地主经济,实行废分封、设郡县,由于农业生产的大发展和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国力大增,由过去的一个贫弱的周朝附庸国一跃而成为“国富兵强,长雄诸侯,周室归籍,四方来贺”的强国。在此基础上,秦开始了统一全国的行动。经过朝廷激烈的争论,秦王采纳了司马错先伐蜀的主张。于公元前316年秋,秦惠文王派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率兵从金牛道伐蜀。末代蜀王在葭萌(四川广元市昭化镇一带)与秦军决战,秦军“如豺狼逐群羊”,蜀军战败退到武阳,蜀王为秦军杀,蜀太子率领残部退守白鹿山(今彭县西北),也被消灭。至此,开明氏蜀国完全灭亡。
注释:
[1] [6] 李晓鸥.蜀开明族文化性质初探[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73。
[2] 罗二虎。论三星堆文化居民的族属[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51。
[3] 童恩正。古代的巴蜀[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72。
[4] 孙华。蜀人渊源考[J]。四川文物,1990,4、5。
[5] 杨宽。西周时代的楚国[J]。江汉论坛,1981(5)。
[7] 四川省博物馆等。四川新都战国木椁墓[J]。文物,1981(6)。
[8] 冯广宏。洪水传说与鳖灵治水[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286页。
[9] 冯广宏。开明名号考辨[J]。成都文物,1991(4)。
[10] 何光岳。南蛮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76。
[11] 冯广宏。巴蜀文字的期待(三)〉[J]。文史杂志,2004(3)。
[12] 何光岳。楚源流史[M]。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
[13] 山西省国防动员委员会交通战备办公室编。山西省地图册[M]。太原:山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2001。
[14 ] 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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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南充地区文化局、重庆市博物馆编。嘉陵江南充地区河段考古调查纪实[M]。1979,5.
[17] 马功德。伏羲女娲出生地探微[M]。内部出版,川南新內字(2002)第74号。2002,73.
[18]《汉书〈百官公卿表 上〉》[M]。
[19] 伏元杰。武王伐纣之彭国考[J]。四川文物,1998(1)。
[20] 李复华、王家佑。巴蜀文化的分期和内涵试说[A]。巴蜀历史。民族。考古文化,成都:巴蜀书社,1991,74。
[21 ] 徐中舒。论巴蜀文化[M]。
[22 ] [23]常璩。华阳国志。蜀志[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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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转帖:伏羲的传说与考古学观察

伏羲出生于天水的记载在很多古史中言之凿凿,并为学界所认同,因此,伏羲氏族首先发祥于天水的渭水流域,并在天水发展壮大。通过伏羲传说并结合天水史前考古资料,我们能看到许多伏羲氏族的历史痕迹。另据《竹书纪年·太昊庖羲氏》载太昊伏羲氏“命朱襄为飞龙氏,造书契;昊英为潜龙氏,造甲历;大庭为居龙氏,造屋庐。浑沌为降龙氏,驱民害;阴康为土龙氏,治田里;栗陆为水龙氏,繁滋草木,疏导泉流”,“以春官为青龙氏,夏官为赤龙氏,秋官为白龙氏,冬官为黑龙氏,中官为黄龙氏,是谓龙师而龙名”。说明伏羲氏族是一支由众多氏族组成的较大的部落,并以龙为氏族图腾。而目前天水已发现的393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则已表明,在距今大约8300年到4000年之间,天水渭河及其支流籍河、榜沙河、葫芦河及其西汉水两岸的广大地区,确曾星罗棋布似的聚居着很多原始氏族,存在着一支较大的部落,这在考古学资料上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出现了较大的聚落遗存。经科学考古发掘,天水大地湾、师赵村两处新石器遗址就存在着由各种建筑物结合在一起,加上葬地、防护设施等构成的聚落,尤其是大地湾遗址F901,房址面积290平方米,为多间式,前有辉煌的殿堂,后有居室,左右各有厢房。这座房子前面有广场,广场上立两排柱子,这些桩子可能是代表各氏族或部落的图腾柱[5]。 F901大房子显然是氏部部落集体活动的场所。

天水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的重要地区,考古发掘证实,先民们以氏族聚落的形式散居在渭水支流及其河谷两岸的台地上,其考古学文化序列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师赵村一期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器物类型学分析,各文化之间前后相接,连续发展。这一时期的社会文明成就达到较高水平,主要是我国原始农业开始兴起,渔猎畜牧经济长足发展,磨制石器大量出现,制陶工艺不断进步,彩陶艺术高度繁荣,产生了雕塑、绘画等原始艺术和作为文字雏形的刻划符号,人类居住环境不断改善,原始建筑技术日益提高,图腾及祖先崇拜等原始宗教萌芽,等等。这些文明成就有很多和伏羲传说的文化内涵相统一,鉴于此,所以曾长期从事甘青地区史前考古的社科院专家研究认为:“天水和伏羲的关系亦揭示在史前时期,天水已是先民开拓发达的地区”[17]。要想探讨伏羲氏族首先要追溯伏羲氏的源头华胥氏族的分布,有专家认为: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河北武安县磁山文化和陕西、陇东的老官台文化是华胥部落文化[18]。以上三个考古学文化是我国黄河中游地区发现的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年代基本相近,大约为公元前5800—前5000多年,而且文化面貌也具有一定的共性,它们是基本上同时并存和发展于不同地域内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
  老官台文化主要分布在渭水流域的关中地区,西及甘肃陇东地区,东到陕豫接壤地带,西南可达丹江上游的一些地区。老官台文化包含大地湾一期和北首岭下层,大地湾一期遗存应属于老官台文化的偏早阶段。随着大地湾一期遗存的破土问世,学术界有时将“老官台文化”直接称为“大地湾文化”。大地湾一期的碳测年代为距今8220—7350,除了大地湾遗址外,1983年和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天水师赵村、西山坪遗址相继发现了同类遗址,而师赵村一期、西山坪二期为前仰韶向“仰韶”文化的过渡阶段,相当于陕西宝鸡“北首岭下层”类型,距今7000年左右。大地湾一期是我国分布最西的一处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师赵村一期文化类型是由大地湾一期发展而来,是大地湾文化向仰韶文化过渡的中间环节。华胥部落的文化特征在大地湾一期遗存中有一定反映,根据古文字学家研究“华胥”之“华”是野生麦——莱,在商周金文、甲骨文中如下各字“ ”音莱,“ ”意为采麦籽以食等,俱与华同,那么华胥实际上就是莱胥,金文中的莱作一株上穗三歧或五歧,籽实像小铃铛似的挂在穗端,这正是野生麦的特征[19]。大地湾一期遗存出土我国最早黍子植物种子和油菜籽,并且在二十多件钵形器和部分陶片的内壁上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彩绘,这些彩绘有类似生长植物丫形纹, 形纹,它们既象麦的形状,又与后来甲骨文中的“莱”字相似。另外大地湾一期遗存反映出来的居无定所的渔猎经济形态,也与华胥氏族游牧流动的生活写照相符。因此,大地湾文化的氏族部落可能就是华胥氏族西迁的分支,这支部落在大地湾一期和师赵村一期社会发展的基础,直接孕育了伏羲氏族。
在天水史前文化中,大地湾仰韶文化是继师赵村一期文化之后的考古学文化,大地湾仰韶早期相当于仰韶文化半坡类型,距今约六千年左右,中期相当于庙底沟类型,距今约5000—5900年之间,晚期相当于西王村类型,距今约4900—5500年。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仰韶文化庙底沟类型通过石岭下类型发展为马家窑类型。但是,大地湾遗址的科学发掘和研究认为,石岭下类型属于仰韶晚期范畴,距今5800—5000年[20]。如果将考古发现同传说联系起来进行分析,则可以看出大地湾仰韶文化中、晚期和石岭下类型同伏羲氏族的历史传说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
  第一,史书记载,伏羲诞生于古成纪,东治陈仓(现陕西宝鸡),最后定都陈地(现河南淮阳),而这一地区恰恰处于黄河中游,是仰韶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域,把伏羲氏族的考古学文化与仰韶文化相联系与伏羲传说的主要分布地域相吻合。另外,石岭下类型主要起源和分布于天水,是天水地区独特的考古学文化,加之,与大地湾仰韶文化晚期时代相当,内涵基本相同,与伏羲传说的时代特征相符。
  第二,从经济形态上分析,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出土的生产工具的类型既有农业生产工具,又有一定的狩猎工具,灰坑中包含有大量兽骨、猪骨,可以看出,当时以农业经济为主,狩猎驯养家畜已占有相当比例[21],这与伏羲从事渔猎畜牧,发展农业生产的传说相合。
  第三,相传伏羲制嫁娶,确立了婚姻礼制。大地湾第九发掘区仰韶晚期遗存的灰坑H831中,出土了一件人头陶塑的器口。该器物口部三等分,分别雕塑了两个成年男女和一个小孩的人面像,这是原始社会家庭组合体形式的一种反映[22]。从房屋布局来看,仰韶晚期以面积为20平方米的较小型房屋为主体,没有典型母系氏族社会时期的中心建筑及围绕中心的布局形式,基本生活单位似是一夫一妻制家庭[23]。
  第四,相传伏羲人首蛇身,以龙为图腾。天水武山傅家门遗址和甘谷西坪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中出土了我国最早的也是唯一的二件人面鲵鱼纹陶瓶,该纹饰头部圆形,额部中间绘有十字纹,两眼圆睁,大嘴露出板状牙齿,颈部为“U”形纹,腹部网纹。前肢很短,具有四趾。型体呈斜“U”形,实是人面蛇身纹,它被认为是我国最早的龙图,代表伏羲的形象[24]。
  第五,伏羲“始画八卦”,“创立占筮之法”。武山傅家门遗址石岭下类型遗存房址和窖穴内出土6块卜骨,这些卜骨经动物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鉴定,为羊、猪和牛的肩胛骨,器身不加修饰,无钻无凿,符号简单,可能用石制尖状器刻划而成,卜骨上面阴刻符号和灼痕,符号有“   二”形“1”形和“S”形,它们分别与八卦中的阳爻“一”、阴爻“— —”以及太极图形相似,这些卜骨也表明早在距今约5600年的石岭下类型就出现了占卜习俗[25]。
  第六,伏羲氏为“风姓”,“风”从鸟。而鸟纹是石岭下类型彩陶的主体纹饰,鸟为该氏族的图腾,那么伏羲“风姓”可能与石岭下氏族的鸟图腾有某些亲缘关系。
  第七,根据专家研究认为,作为中华民族文明之源的伏羲氏族属于古羌部落(26)。而天水石岭下类型的墓葬,周围置放着大小不等的鹅卵石块,这种习俗延续至马家窑文化和齐家文化,这种习俗属于一种白石崇拜的宗教信仰。从民族学的角度看,这种习俗是古羌族和藏族的习俗[27]。
  第八,伏羲命大庭氏造屋庐,改善居室。目前从出土的考古材料看,大地湾遗址仰韶文化晚期发现的F901和F405两座大房址在同期是极其罕见的。F901占地面积约420平方米,建筑面积29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以长方形的主室为中心,两侧扩展为与主室相通的东西侧室,主室后面有后室,主室前面有附属建筑和宽阔的广场,其布局井然有序,主次分明,形成一个结构繁杂严谨的大型建筑群体,该建筑被认为是我国最大的原始殿堂。F405大房址,占地面积270多平方米,室内面积约150平方米,其结构复杂,面积宏大,气势雄伟,是我国古代宫殿建筑的雏形。
基于以上理由,因此,我们认为大地湾仰韶中晚期和马家窑文化石岭下类型就是伏羲氏族的原始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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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羲·女娲·大地湾人
汪国富

众所周知,古秦州天水,有陇上“小江南”的美称,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称。她历史悠久,文化灿烂,是中华远古文明的发祥地之一。我们勤劳、智慧、勇敢的祖先,很早以前就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化,保留下了极其丰富的遗迹、遗物,是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光辉篇章中重要的一页。1992年8月13日,江泽民总书记视察天水时挥笔写下了“羲皇故里”四个金光闪闪的大字。天水境内的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及考古发掘出大量的地下文物,从不同侧面证明了这一不可辩驳的史实。
  相传,三皇之首的伏羲和抟土造人的女娲就出生在古成纪(今天水一带)。关于伏羲的传说,多种史籍都有记载。但古籍中记载比较完整的是唐司马贞补《史记·三皇本纪》:“太嗥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母曰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庖牺于成纪,蛇身人首,有圣德。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旁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与是始制嫁聚以俪皮为礼。结网罟以教佃渔,故曰宓牺氏。养牺牲之充庖厨,故曰庖牺。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段话不仅包含了后人对伏羲这位“人文初祖”的诞生及诸多贡献的赞颂之情,而且透露了黄河流域远古社会从野蛮进入文明的具体情景。所谓其“母曰华胥,履大人迹而生伏羲”,实际上是当时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的反映。“蛇身人首”,“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实为伏羲氏族崇拜的龙蛇图腾。至今海内外华人把自己视为龙的传人,称为龙的子孙,奉伏羲为百王之先,盖出于此。因此,天水很自然就是龙文化的故乡。“始画八卦”,是伏羲氏.用八种符号对自然万物的观察和概括,后经文王、孔子等人的演绎,由八卦而六十四卦,由六十四卦而三百八十四爻,形成了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周易》哲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标志着伏羲时代人们已开始创制文字,准备接受文明的洗礼,告别结绳记事的历史。“始制嫁聚以俪皮为礼”,说明当时人们的生活还依赖于渔猎。“养牺牲以充庖厨”,说明当时至少已有了初步的牲畜饲养或畜牧业。如果我们剥去其神话的外衣,考察其真实的历史文化内涵,不难看出它所反映的时代和生活情景同大地湾遗址新石器时代的情景何等相似。
  另外,与天水远古文化有关的还有女娲抟土造人的传说。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出自东汉应劭的《风俗通》:“天地开辟,未有人民,女娲抟黄土作人,剧务,力不暇供,乃引于縆泥中,举以为人,故富贵者黄土人也,贫贱凡庸者,縆人也。”这就是说,女娲用黄土造人,大地上出现了成群的聪明、有智慧的少男少女们。但这工作毕竟太辛苦了,时间一久女娲精疲力尽,于是她用藤条做了一条粗壮的绳子,将它放在泥水里一搅,试着用力一甩,那一些溅落在地上的小泥点也变成了平庸、很普通的小人物。这则神话故事是我们的祖先对于人类起源的一种解释。女娲是我国古代神话中伟大的女神,人类的创造者,中华民族的母亲。近些年来,天水境内的秦安大地湾、寺嘴,甘谷西坪等地发现了制作精美的彩陶人形瓶,也许正是这些精美的人形艺术品是处于母系氏族社会的女酋长带领氏族成员精心制作的,制作出来以后又把它看作与真人一样有灵性的神物以作特殊用途,后来才演化出女娲抟土造人的故事。如今的天水是海内外知名的“羲皇故里”,市区内有全国规模最大、现今保存最完整的明代重修伏羲庙建筑群。往北20公里渭水与葫芦河交汇处是著名的卦台山,相传为伏羲象法天地的画卦之处。秦安县北不足50公里的陇城镇,存有女娲祠与伏羲风姓命名的风谷、风台、风莹古地名;有娲皇、凤尾,龙泉古村名。相传女娲生于凤沟,长于风台,葬于风莹。风沟至今有一深不见底的洞穴,人称“女娲洞”。据明《秦安志》记载:“陇成镇之北山,有建于汉代以前的女娲祠”。清《甘肃新通志》也有详细记载。镇之北街,曾建有一座构造精美的“娲皇故里”牌坊。城之北门外,有一口水势旺盛的大泉,世称“龙泉”,传说是女娲抟土造人的用水之泉。在与陇城镇四周相望的众山中,有些山冠以龙、凤、蛇、八卦之类的名称,至今沿用。城东有龙山和八卦山,南有凤尾山和龙头山,西有九龙山和长虫梁,北有龙泉山、凤台粱和八卦顶。其八卦顶和长虫粱南北隔清水河相望,闻名于世的大地湾遗址就分布在长虫粱的缓山坡及山下的二、三级台地上。她东与龙头山相接,南与九龙山相连,西与雁掌坪遗址(仰韶文化)相邻,北与八卦顶南北相对峙,著名的王家阴洼遗址(仰韶文化)紧挨八卦顶之后。面对荣获我国20世纪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的大地湾遗址及其出土的上万件文物,自然引起了我们对神话传说、文献记载和地下文物的种种联想。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一处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因其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而享誉考古界,经碳14年代测定,遗存距今约8000年——4800年,上下跨越3000余年,最早的遗存比著名的西安半坡遗址还要早1000余年,被我国考古界泰斗苏秉琦先生誉为“中国原始社会的小太阳”。大地湾文化的发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中的重要收获之一,特别是大地湾一期彩陶的发现,是我国迄今所知最早的彩陶文化,它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至距今8000年,这充分说明我国黄河流域的秦州大地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同时,在一期文化彩陶钵口沿内和部分彩陶片的内壁发现有十余种不同纹样的红彩符号[1],在二期文化彩陶钵口沿外宽带纹上发现有十余种刻划符号[2],而二期文化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仰韶早期刻划符号又是何等相似。我认为,二期文化刻划符号与西安半坡仰韶早期刻划符号这两种符号都是一期文化彩绘符号的延续和发展,为研究古代文字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新资料。我国著名学者郭沫若先生曾经对半坡出土的刻划符号撰文评论,他指出:“刻划的意义至今尚未阐明,但无疑是具有文字性质的符号。……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3]。著名古文字学家于省吾先生也撰文曰:“西安半坡所发现的仰韶文化的陶器的口沿外,往往刻画着简单的文字。这些陶器上的简单文字,考古工作者以为是符号,我认为是文字起源阶段所产生的一些简单文字”[4]。笔者则认为,大地湾一期文化彩绘符号和二期文化刻划符号与八卦中记录占卜的符号是有相互联系的,很可能就是伏羲氏“画八卦”、“造书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充分说明伏羲对我国古代文字的发展是有很大贡献的。
  大地湾一期文化出土了距今约8000年的禾本科的黍(糜子)[5],说明大地湾先民在很久以前已过着定居而稳定的生活,改变了过去以采集、渔猎为主的经济生活,畜牧业亦同步发展。在一期文化的墓葬中出土了国内最早的用猪的下腭骨陪葬的习俗,说明在7000年——8000年间的大地湾先民对猪的饲养已经开始。在二期文化中出土了做工精美的骨鱼鳔和带有倒刺的骨鱼钩;在晚期遗址墓葬和地层中出土很多的猪骨,有的灰坑中出土的猪的个体达几十头之多,证明当时的饲养已成规模。难道这不是伏羲“结网罟以教佃渔”、“养牺牲以充庖厨”的佐证吗?
  我总认为,伏羲、女娲不应是神话中的神,而应是氏族社会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人。伏羲应是父系氏族社会杰出的领袖,部落联盟的代表人物;女娲应是母系氏族社会杰出的人物代表,部落首领。大地湾二期文化(仰韶早期)出土了一件人头形器口彩陶瓶,弥足珍贵,堪称国宝,是一件中国最早的雕塑作品。它雕塑着一位雍容典雅、稳重端庄的女性形象(见图片四:人头形器口彩陶瓶)。请看:距今6000年前的艺术家将人物面庞五官、发式纹理,巧置器口部位,着力雕塑刻画,耳鼻高耸如生,眼口镂刻传神,呈现出生动和自然,身段部位形体饱满而具张力。仔细观察,头的左右和后部披发,前额垂一排整齐的短发,眼和鼻都雕成洞穴,两耳各穿一孔,腹部以上施浅红色陶衣,黑彩,画三排孤线三角和斜线组成的二方连续图案,仿佛裹着的霓裳羽衣,美感和神秘感紧紧地咬合,交织出节奏和韵律。她应是母系氏族社会部落首领的象征,是母权制的产物。同时,她更应是女娲的化身。
  那么,雄踞于大地湾遗址——长虫梁半山腰的原始宫殿遗址和附近出土的数件陶祖,应是父系氏族社会的产物,是父权制的象征。特别是F901遗址的发现,举世震惊。它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宫殿建筑——原始宫殿,还开创了我国后世土木结构建筑的先河,引起国内外考古界和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尤其一提的是在正殿内壁粉饰了一层混合石灰面装饰墙体,在居住面又粉饰一层类似现代水泥的地面,呈深灰色,做工很考究,工艺很精湛,经考证、打压测试,每平方厘米抗压120多公斤,经化验分析,其化学成份、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均相当于今之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被称为世界上最早、最原始、最古老的混凝土,5000年前的人造水泥[6]。在正殿内发现了中国最原始的消防实例,即在殿内所有木柱子周围采用了用草拌泥裹柱子的防火措施,把我国的消防历史推前到5000年前。同时,在水泥地面下铺设了15——20厘米厚的人造轻骨料防潮层建筑材料,这是古代建筑史上的奇迹。在殿内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陶量具,有条形盘、有簸箕形器、有四扳带盖罐等一组4件,把我国度量衡实物史提前了3000多年。这一切都是史无前例、很了不起的发现。而这时,应正是我国母系氏族社会崩溃,父系氏族社会鼎盛的时期。最近,我们在F901宫殿遗址的周围经过详细调查又发现数座大型的宫殿遗址显露于崖面上,在仰韶晚期的大地湾四期文化时,长虫梁半山腰可谓宫殿林立。从已发掘的F400、F405、F901这三座宫殿遗址来看,F400、F405远不及F901的级别,尽管他们都有高达数百平方米的建筑面积,柱子大且粗,全部采用防火措施处理,居住面下有铺垫的人造轻骨料防潮层建筑材料,而F400、F405地面则是料礓石白灰面,F901是世界上最早的水泥地面,况且F901还出土了我国最早的陶量具,这是其它宫殿遗址无法比拟的。所以说,F901在其它宫殿中起到了统帅所有宫殿的作用。正如发掘报告中认为:它以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严谨的设计、精湛的技艺向我们展示了5000年前的先民们,在主要以石器作为工具的条件下所取得的令人惊叹的成就。这些成就不言而喻地表明仰韶晚期的生产力已达到相当水平,与此相适应的社会组织可能已超越了母系氏族的阶段[7]。笔者认为:F901这座宫殿就是原始社会的“人民大会堂”,它是清水河沿岸仰韶文化晚期先民们的公共活动中心,也是大地湾四期文化时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宗教的中心、文化的中心……而这座宫殿的主人公非父系氏族社会的杰出领袖人物伏羲莫属。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当年伏羲氏召集各个部落首领或部落联盟酋长在这座神圣的大会堂里商讨耕作、渔猎、制陶、氏族发展之大计;在大会堂门外达千余平方米的原始社会的“天安门广场”上,各部落的居民代表都聚集于此,等待即将举行的某种祭祀活动、祈祷仪式或欢庆丰收、安排计划的动员大会……
  纵观大地湾先民创造的人间奇迹和灿烂文化,无一不打上了伏羲、女娲的烙印。大地湾遗址的发掘,犹如打开了一扇现代人透视远古时代的窗户,让我们看到了勤劳智慧的华夏民族的先民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史前文明;大地湾遗址就象一部封尘千年的历史文献,记载着华夏人文始祖伏羲、女娲征服自然的光辉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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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家乡---大地湾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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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7:20:39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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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大地湾遗址


  黄土高原上的甘肃屡屡以其神秘的发现让世人注目。上世纪初,位于甘肃西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的发现,曾震惊海内外。而位于甘肃东部天水秦安的大地湾遗址的发掘,被学术界评定为我国20世纪百项考古大发现之一,大地湾遗址被誉为“黄土高原上的文化奇迹”。
  一
  渭河上游的天水市秦安县五营乡邵店村东侧,坐落在陇山西侧的葫芦河支流五营河与阎家沟小溪交汇处的第一、第二、第三级冲积台地上。这里南依山丘起伏的长虫梁,北临河水平缓西去的清水河,东起高崖沟,西至阎家沟。1958年,甘肃省文物部门进行文物普查时首次发现了距今8000年到5000年的大地湾遗址。1978年以来,先后进行了两轮较大规模的发掘,发掘总面积为14752平方米,约占遗址总面积的1.34%。然而,大地湾遗址刚打开大门,就有惊人的发现,为世人呈现出“一个远古文化遗存的巨大宝库”的景象。
  就初步的发掘情况来看,大地湾遗址是一处规模较大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到目前为止,考古工作者共在大地湾遗址清理发掘出房屋遗址240座,灶址98个,灰坑和窖穴325个,墓葬71座,窑址35座及沟渠12段,累计出土陶器4147件、石器(包括玉器)1931件、骨角牙蚌器2218件以及动物骨骼17000多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大地湾的房屋建筑遗址不仅规模宏伟,而且形制复杂,被称为中国史前建筑发展史的“一块活化石”。长期从事大地湾遗址考古发掘的专家经过初步研究后认为,大地湾遗址文化类型多,延续时间长,历史渊源早,技艺水平高,分布面积广,面貌保存好,规模宏大,内涵丰富,在我国考古史上亦属罕见。
  据考证,大地湾遗址大致可分为五期文化: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早、中、晚期和常山下层文化。其历史年代从距今8000年一直延续到距今5000年。其中距今8000年的一期文化是我国西北地区迄今为止考古发现中最早的新石器文化。
  二
  大地湾遗址五期文化遗存出土的文物,对研究我国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文明,尤其是对华夏文明的起源性问题的认识,提供了重要的证据。
  大地湾遗址是我国农业的策源地之一。在大地湾遗址 H398出土的炭化植物种籽,经鉴定是禾本科的黍(俗称糜子)和十字花科的油菜籽,这是我国同类标本中时代最早的,与国外最早发现的希腊阿尔基萨前陶器地层出土的同类标本时代相近。由此可以说明,在7000多年前,以大地湾遗址为中心的清水河谷是我国最早的粮食与油料作物的种植地,大地湾文化是我国最早的农业文化之一。
  大地湾遗址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大地湾遗址迄今共发掘出4147件陶器,而且发现了35座用于制陶的窑址。其中距今约8000年的大地湾一期文化遗存出土了三足钵等200多件彩陶,是我国境内迄今为止发现的时间最早的一批彩陶。这些陶器造型单一,陶片分层,色彩不均匀,显示当时制陶方法和烧制技术原始。到距今约6000年的大地湾二期时,彩陶制作技术已突飞猛进。二期出土的人头型器口彩陶瓶,通高31.8厘米,瓶口是一个罕见的人头形状的雕塑,其形状象征一母腹,整件陶器融造型、雕塑、彩绘艺术于一体,被专家们确认为迄今为止我国史前雕塑艺术的代表性作品之一。同期还出土了一套成系列的彩陶圆底鱼纹盆,其花纹依时间顺序依次为写实的鱼纹、抽象的鱼纹和变形的鱼纹。其中一件鱼纹盆直径达51厘米,是目前国内发现的直径最大的鱼纹盆。
  考古工作者研究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和窑址等实物资料后发现,8000年前后的大地湾先民采用了一种“内模敷泥法”,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的制陶方法之一。大地湾出土彩陶,将中国彩陶文化产生的时间上溯到距今8000年到7000年的时间,这和世界上目前发现最早含有彩陶的两河流域的耶莫有文化与哈逊纳文化的年代大致相当。更重要的是,这一发现也充分说明了我国黄河中、上游地区也是世界上最早出现彩陶的区域之一,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就是中国彩陶的起源地。
  大地湾陶器上的彩绘符号与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大地湾一期出土的陶器上共发现了十几种彩绘符号,有直线也有曲线,形状有竖道、箭头形、类 X形和植物关纹样。这些符号比过去国内最早发现的西安半坡陶器刻画符号的时间早了1000多年,且有一些符号与半坡符号基本一样。虽然这些神秘符号的意义至今未能破解,但专家们认为,它们可能就是中国文字最早的雏形。已故著名学者郭沫若生前就认为:“彩陶上的那些刻画标记,可以肯定地说就是中国文字的起源,或者是中国原始文字的孑遗。”
  用世界上最早的混凝土建造了中国宫殿式建筑。距今5000年的大地湾四期文化发掘出的一座编号为 F901的建筑,是目前所见我国史前时期面积最大、工艺水平最高的房屋建筑。这座总面积420平方米的多间复合式建筑,规模巨大、结构复杂、布局规整、中轴对称、前后呼应、主次分明,开创了后世宫殿式建筑的先河。该建筑由前厅、主室、后室、左右侧室及门前棚廊式建筑等六大部分组成。
  主室的正门朝正南方向开设,面山背河;房屋结构以中轴为准左右对称;支撑建筑的所有木柱均以石头作基础;主室8根大柱将空间一分为九;共有142根木柱用以坚固墙体,支撑整座建筑,其中中心大柱的直径在50厘米左右。更为神奇的是,在面积达130多平方米的主室,地面由一种类似于现代水泥的混凝土铺成。经考证、化验其化学成分、物理性能及其抗压强度等,均相当于当今100号水泥砂浆地面的强度。中国和日本专家一致认为,这种建筑材料是目前世界上最早、最古老的混凝土。此外,考古工作者在发掘时还发现,大地湾人在混凝土地面之下,还使用了一种可防潮保暖,坚固地基的类似现代“人工合成轻骨料”的建筑材料的雏形。
  大地湾地画是中国最早的绘画作品。考古工作者在 F411的房基遗址,发现了一幅前所未见的地画。地画东西长约1.2米,南北宽约1.1米。经鉴定,绘制地画的颜料为炭黑,年代为距今5000年左右。在地画的右侧,一幅具有男性特征的人物轮廓由线条醒目地勾勒出来,其头发、躯干、四肢以平涂手法表现。人体各部位比例基本匀称,人物双腿交叉,身后却增添了长长的尾饰。在该地画左侧,另发现一个风格相近的人物形象,与右侧人物相比略显苗条,具有女性特征。地画的整幅图案由人物、动物、方框及一个反“丁”字形图案所组成。地画中具有男性特征的人物,高32.5厘米,宽约14厘米,头部已较模糊,犹如长发飘散,手中似握棍棒类器物。地画中具有女性特征的人物,高34厘米,宽13厘米,头近圆形,颈部明显较细长,胸部突出,两腿也相交直立,似行走状。地画正中人物下方绘有一略斜向右上方的黑线长方框,框内画着两个头向左的动物。
  据考证,大地湾地画是我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独立存在的绘画,这幅地画将我国绘画史向前推了2000多年。考古界和学术界专家们一致认定,像大地湾地画这样绘制于居住房屋内的地面上,保存如此完好清晰的大面积原始绘画,在我国新石器时代遗存和史前考古中均极其罕见,堪称中国绘画的鼻祖。
  三
  大地湾遗址的神秘之处,还在于其发掘出的文物印证了某些古代传说。被列为“三皇”之首的伏羲,是我国古史传说中最具神话色彩的人物。他生于古成纪即今天水一带,所以天水被称为羲皇故里。
  与伏羲密不可分的还有女娲的传说,这位伟大的女性炼石补天,拯救了洪荒时代的先民,后与伏羲结合,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至今在距大地湾遗址7公里处的秦安县陇城筑有女娲祠。
  大地湾的考古发现从科学的角度证实了这里是目前所知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之一,天水以及周边地区无疑是华夏文化发源地,这与伏羲的传说在地理和年代上都是基本吻合的。或者说古史传说不是空穴来风,是有其一定的历史基础和根据的。伏羲“养牺牲以供庖厨”,因此又名“庖厨氏”,就是说他指导先民率先饲养家畜,以弥补食物的不足。大地湾以及华夏诸族最先饲养家猪,这已为考古发掘所得兽骨鉴定结果所证实。大地湾出土兽骨17000余件,其中猪骨约占三分之一,大多为两岁以内的未成年个体。
  相传伏羲还教人们结网捕鱼,大地湾遗址出土的捕鱼工具如鱼钩、网坠等说明捕鱼是当时人类不可缺少的生产活动之一。因此,可以说考古发现印证了古史传说中的某些具体内容。但是,我们仍无法证实伏羲在历史上确有其人,不仅如此,众多的古史传说人物如神农氏、燧人氏、有巢氏至今都难以确指。然而,这些人物的事迹与许多考古发现所揭示的事实都可相互印证。值得注意的是,三皇五帝等古史传说人物大多生长在西北地区的渭河流域,这一流域已被考古发现证实为华夏文化的主要发源地。
  在我国同类遗址中,像大地湾遗址中出土的大部分文物,不是惟一的,也是罕见的。大地湾遗址自发掘以来,长久地让国内外学术界瞩目与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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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7:36:54 | 只看该作者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巍巍华夏八千年——大地湾
如果将人类告别以狩猎采集为食物来源的生活、开始从事农业、畜牧业作为经济开展的标志,那么,包括甘肃在内的中国西部开发始于何时?仅凭文献记载难以回答这个问题。而现代考古学则为此提供了大量的信息及丰富生动的实物证据,层出不穷考古发现不断并逐步地揭开了这个千古之迷。大约在距今1万年前后,人类开始进入新石器时代,其最为重要的特征是农业的肇始和家养动物的
  产生。众多的考古发现证实,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不仅是中国最早兴起农业的地区之一,而且是世界上最早产生农业的地区之一,这里有源远流长的土生土长的史前文化。20世纪70年代末,以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为突破口,渭河流域相继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研究结果表明,至迟在距今8000年前后,这里已有相同文化的原始先民在繁衍生息。他们披荆折棘,率先将野生植物培育成人工作物,将野生动物驯化为家养动物,并且建立定居村落,开始制作陶器。他们是西北大地迄今所知最早的开拓者,这是中国最早的新石器文化之一,他们以及后来仰韶文化先民在距今8000~5000年间,取得了令人惊叹的文化成就,创建了西部历史上第一个辉煌时期,为中华文明的诞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伏羲和女娲的传说
  
  千百年来,人们对于上古时代即史前时期的了解,仅限于众多的古代神话传说,其中伏羲和女娲的故事与西部历史的关系甚不密切。伏羲又名“庖牺氏”,传说生于古成纪即今天水一带,被列为“三皇五帝”之首。他智慧超群,不仅始画八卦,代替结绳记事,而且教会人们结网捕鱼、驯养家畜。女娲则是一位胆力过人的女性,曾炼石补天,拯救众生。他们两人本为兄妹,后结为夫妻,繁衍了一代又一代的华夏子孙。在出土文物如汉代画像石、马王堆汉墓彩绘帛画中,两者的形象均为人首蛇身。为了缅怀先祖,天水城西有明代兴建的供奉“人文始祖”的伏羲庙,此建筑现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秦安县距大地湾7公里处的陇城筑有女娲祠。根据这则流传甚广的古代传说,最早开发西北的先民应该是伏羲和女娲。这则传说究竟是否可信?它与考古成果是否矛盾?
  
  以今人的眼光,站在考古学的角度,这则传说可谓空穴来风,它与考古研究成果在一定程序上是相当吻合的。它与发明农业的“神农氏”、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等众多传说人物以及事迹一样,都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始社会一定历史阶段的生活情景。作为伏羲,传说他“养牺牲以供庖厨”,意思是饲养家畜以供食用,看来与畜牧业的产生有很大关系。当然,这则传说中的人首蛇身属神话中不科学的成分。虽然我们暂时或许永远无法证实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但不妨将他们当作原始社会的部落首领或某一方面的代表人物来看待。认真分析上述传说,不难发现他们大多出自于西北地区,比较集中在泾、渭河流域,这一现象与考古发现在地理范围大面积的重合绝非偶然,恰恰说明甘肃东部及陕西关中一带正是我国最早开发的地区。
  
  创业阶段的大地湾文化
  
  几千年前的原始先民怎样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又是如何?对此,在1978年以前我们一无所知。始于1978年的秦安大地湾遗址发掘,历经7年的田野考古工作,终于翻开了这部尘封数千年的史书。包括房址、灰坑和窖穴、墓葬、窑址、灶址、沟渠等700多个遗迹,以及近万件陶、石、玉、骨、角、蚌器全面而系统地展示了原始先民的生活风貌。
  
  大地湾遗址在考古学上共有五期文化,其中第一期文化
  是该遗址中年代最早的,它比著名的西安半坡和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还要早近千年,因此这一发现被视为考古学研究的重大突破。同类遗存在甘肃东部、东南部已发现多处,因大地湾最早发现、出土遗物最为丰富且具有代表性,学术界将这类遗存命名为大地湾文化。考古学意义上的大地湾文化并不包括大地湾遗址的全部遗存,仅特指处于遗址最下层的第一期文化以及其他遗址的同类遗存。它们的绝对年代为距今80007000年。平凉、庆阳等地目前虽未发现大地湾文化遗存,但根据仰韶遗存丰厚、自然条件与天水类似,推测应该有早期遗存。综上所述,早在七八千年之前,西北先民已在甘肃东部纵横千里的黄土高原地区进行着艰苦卓绝的开拓生产活动。
  
  这类遗址有着共同的地理特点:徽县柳林遗址外,其他均属黄土梁卯沟壑区,地表覆盖着较厚的黄土层;均选择在河谷地带的河旁阶地建立家园;大多位于大河与支流交汇的河口。以大地湾遗址为例:遗址位于秦安县东北部的五营乡邵店村东,清水河在遗址北部由东向西流淌,并最终汇入葫芦河,西侧为阎家沟溪流,东侧为冯家沟溪流,房址、墓葬、灰坑均位于较宽阔的河旁二级阶地,海拔1460米。这里依山傍水、气候适宜,土壤为黑垆土和黄绵土,宜于农耕,既可躲避洪水的侵袭,又有取水的便利,周围的台地可供农作物生长,附近的山坡是狩猎的理想场所。无疑,这里的自然条件相当优越,为农业的发展和定居生活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人类诞生以来的数百万年间,一直以采摘野生植物、捕杀动物为食物来源,这种向大自然无穷地索取的生活方式又称“攫取型”经济。直至新石器时代,情况才有了转变,人类开始试图运用多年观察积累的经验,将野生植物培育成可以年复一年连续再生产的人工栽培作物,将某些易于驯服且繁殖较快的动物驯化为家畜,以提供更多的较稳定的食物来源,这就促使农业和畜牧业应运而生。

伏羲氏的迁移和龙图腾的形成
  伏羲氏在天水发源,以蛇为图腾。古书中记载,伏羲氏生于成纪,徒治陈仓,都于陈,在位一百五十年,传十五世。伏羲氏发源于成纪,发展壮大后,沿着渭河谷地进入关中,出潼关,傍崤山、王屋山、太行山东迁,而后折向东南,最后都于陈。这一活动区大体与仰韶文化古遗址的分布区相吻合。只是伏羲氏是氏族迁徙还是文化影响尚待研究。
  今河南淮阳蔡河之滨,有“太昊伏羲氏之陵”,高约20米,上圆下方,据传此陵在春秋时已有,习传至今。陵区周围古柏参天,碑刻林立,为公认的伏羲墓地。
  龙图腾的形成,源于伏羲,而非炎帝,黄帝。除了闻一多先生论述外,还有其它证据。司马贞《补三皇本纪》前面虽说伏羲蛇身人首,但在最后却言伏羲氏“有龙瑞,以龙纪官,号曰龙师”。这种记载暗示了伏羲氏在龙图腾形成中所起的主导作用。又蛇在生肖中叫小龙。蛇如果有了灵性,就变成了龙。汉代纬书中讲,伏羲氏首德于木,为百王之先。伏羲氏即是青龙,青帝。炎帝神农氏以火德为王,为赤龙;黄帝轩辕氏以土德为王,为黄龙。按照五行始终说,最先出现的是木,而非火、土。同理,青帝也应该是远古第一帝,青龙也是中华民族第一龙。伏羲氏自然也就是当之无愧的龙图腾的创始者,而天水,也就是龙图腾发源地。龙的传人,在知道炎黄为老祖宗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在炎皇之上,还有一位更伟大,更古老的始祖,开创了华夏民族的文明。
伏羲文化中原觅踪
?  伏羲是中华民族敬仰的人文始祖,被尊为“三皇之首”和“百王之先”。伏羲是渔猎、畜牧时代象征性的代表人物,传说他结网罟而发明渔猎工具,制作琴瑟等乐器,规范婚姻制度与嫁娶礼仪,始画八卦,用“太极”学说来分析宇宙发展变化之理。女娲是伏羲另一位颇具神话色彩的传奇人物,她是远古时代“三皇”之一,与伏羲同时,二者为兄妹或夫妇关系,可能代表同一部落联盟中两个具有通婚关系的氏族部落。相传女娲曾抟黄土造人,炼五色石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发明笙簧等乐器,为女媒而设置婚姻。伏羲与女娲被誉为中国的“亚当”和“夏娃”。其丰功伟绩,从远古流传至今。
  由伏羲、女娲及其族人共同缔造的伏羲文化,发祥于陇右地区成纪(今天水)一带,随着伏羲族势力的强大,其文化也不断发展,并渐呈向四周辐射之势,锋芒所向,直指中原。伏羲文化东渐的轨迹,可能是自陇右沿渭河上中游谷地入关中,出潼关,沿黄河干流,傍崤山,经函谷关至伊洛盆地,出虎牢关而抵达豫东平原,在此融合了东夷太昊族文化,从而形成了以陈为都的新的文化中心。中原地区除了流传着大量有关伏羲、女娲的传说外,至今仍能觅到不少纪念遗存。
  淮阳羲皇故都与伏羲陵淮阳古称“宛丘”或“陈”,地处黄河冲积扇南沿的颖水中游,在挹嵩山,右控商丘,南襟淮蔡,北枕魏梁,是历史上的交通枢纽和财赋之区。文献记载,陈为太羲之都。《左传。昭公十七年》载:“陈,大皞之虚也。”杜预注:“大皞居陈,木火所自出。”王符《潜夫论。五德志》云:“伏羲……世号太皞,都于陈。”皇甫谧《帝王世纪》云:“太昊帝庖牺氏,风姓也。蛇首人身,有圣德,都陈。”罗泌《路史。后纪一》引作“天皇伏羲都陈留。”司马贞《补三皇本纪》谓:“太皞庖牺氏,风姓,代燧人氏继天而王……都于陈,东卦太山。”徐坚等《初学记。居处部》说:“伏羲都陈,神农亦都陈。”郑樵《通志。都邑略》云:“伏牺都陈,神农都鲁,或云始都陈。”马骕 《绎史。太皞纪》引《帝王世纪》说:“庖牺氏……黎太昊,都陈。”顾炎武《历代宅京记》云:“伏羲氏都陈。”吴乘权等辑《纲鉴易知录。太昊伏羲氏》谓:“太昊伏羲氏,以木德王……作都于陈。”《水经。渠水注》载:“沙水又东南径陈城北,故陈国也。伏羲、神农并都之。城东北三十里许,犹有羲城实中。”当代学者著作中多袭此说。淮阳境内分布着许多大汶口文化遗址,它们属于大汶口文化颍水类型。这一类型的大汶口文化是公认的太昊文化。说明淮阳确实是太昊伏羲氏之都邑。
  伏羲都陈,死后亦葬于此。《历代陵寝备考》云:“太昊伏羲氏,风姓……陵在河南陈州府城北三里淮宁县界。”其墓通称:“太昊陵”或“太昊伏羲陵”,系中国十八大名陵之一,因为是中华“人文始祖”墓,故称天下第一陵。该陵位于淮阳县城北1.5公里处的蔡河之滨,面临万顷湖水。其陵庙的历史悠久,至少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据孔子《家语》载:“孔子自卫适陈,陈侯启陵阳之台。”“朝祖”碑载,孔子在陈时已建了庙。唐、宋时期,诏立陵庙,并派专人看守。元朝时,陵庙多年不修,渐渐毁坏,至元末,宋以前遗物仅贸下一块墓碑。明英宗正统十三年(1448年),在原有的废墟上进行重建;清乾隆十年(1745年),又拨专款修葺。至此,形成规模宏大、殿宇巍峨的陵寝。
  太昊伏羲陵重建于明朝,按伏羲先天八卦之理数而兴修,其结构与时代皇宫相仿,是中国帝王陵庙中大规模宫殿式古建筑之孤例。整个建筑群占地875亩,分内城、外城、紫禁城,总体布局坐北朝南。现有三殿、两庑、两楼、两坊、一台、一园、七观、十六门。主体建筑分布于南北750多米长的中轴线上,陵园正中为统天殿,殿内塑伏羲坐像,手托八卦,两侧配有神农、黄帝、少昊、颛项塑像;殿前有月台,高7级,可容纳千人朝拜;再进为显仁殿,殿后是太始门,太始门后为太昊伏羲陵,陵周围即紫荆城。陵高20米,周长182米,上圆下方,取天圆地方之意,规模宏大,建筑雄伟。陵前有八卦坛和宋代青石巨碑一通,宽1米,高5米,上镌“太昊伏羲氏之墓”7个大字,据传此碑为苏小妹用汗巾做笔写成。陵上有白檀、古柏、苍翠峥嵘,素有“羲陵岳峙”之称,是淮阳七台八景之一。陵后为蓍草园,传说伏羲曾在此揲蓍画卦。园内蓍草茂盛,名为“蓍草春荣”,列为古陈八景之一。从前太昊伏羲陵东西两侧还分布着观,殿多座,东边有岳飞观、老君观,西边有玉皇观、女娲观等。由于沧桑之变,这些建筑多遭毁坏,今仅存遗迹而已。
  昔人有诗赞羲陵:“宛上龙蟠面碧源,岿然岳峙一陵孤;功开天地规模大,道冠皇王气象殊。”
  巩义伏羲台伏羲台位于巩义市东北约10公里处的河洛镇洛口村东黄河南岸的台地上,该台地正值黄河与洛河交汇处以东的夹角地带,高出黄河河床约80余米。东部沟壑纵横,西部紧靠洛口,南边依望莲花山,此山诸峰联绵起伏,形似莲花,当地人古辈千年口传,名之曰“连山”。伏羲台为一土丘,高15米,东西长150米,南北宽100米,略呈椭圆形,是一处以仰韶文化为主要内涵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台东有一个15平方米的洼地,称“羲皇池”,据说为伏羲画卦着墨处。隋文帝开皇二年(582年),颁诏于此建“羲皇祠”,元代谯国公曹铎在祠侧建“河洛书院”。现祠、院均毁。相传伏羲台为当年伏羲画八卦之处。伏羲台以西的河洛交汇处,洛水清,黄河浊,洛水注入黄河时,清浊异流,形成漩涡现象。伏羲在台上察曰月交替,思寒暑循环,观河洛汇流所形成的漩涡,有感而绘制“太极图”。他在连山北麓伏羲台上创立八卦,完成了“易”的最初构思,就是后世纪所说的连山《易》。
  孟津负图寺负图寺或称“龙马负图寺”,位于孟津县城东北20公里的老城乡雷河村。相传上古之世,有龙马负图出于河,伏羲据此画八卦。“河图”出于黄河的孟津段,是由孟津县朝阳乡卦沟村东北,经送庄乡负图村,白鹤乡的上河图村,下河图村,至老城乡雷河村人黄河的一条河流,全长20公里,现为“图河故道”。据说河中有龙马怪物,兴风作浪,危害人民。伏羲降伏了龙马,把它圈养起来,从龙马背上的旋毛图纹中经过认真观察,受到启发,画出了八卦。“龙马恰为天地用,河图先得圣人心。”后人为缅怀伏羲降龙马,画八卦的伟大业绩,于晋穆帝永和四年(348年),在此建寺纪念。《孟津县志》载:“寺在孟津县(今老城西),始名浮图寺。晋天竺僧浮图澄西来,住锡于此。怀帝永嘉时曰河图寺,梁武帝改曰龙马寺,唐高宗麟德中改曰兴国寺,又改曰负图寺。”寺内雄伟的伏羲殿内,供奉着伏羲和龙马的塑像。原来建筑比较完整,历经毁坏,仅明嘉靖年间所建一座大殿旧貌未变。该殿砖木结构,单檐歇山式,面阔3间,进深7间,挑角斗拱,灰瓦绿脊,琉璃吻兽。殿内东西山墙上镶石碑24通,镌有全寺建筑分布图和程颐、邵雍、张戴、朱熹、王铎等名家撰写的碑记。原山门左侧,立有“龙马负图处”碑一通。
  伏羲八卦最初源于天锡祥瑞。《尚书。顾命》载,策立康王时,堂上“越玉五重,陈宝,赤刀、大训、弘壁、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河图是其中所陈设的一件宝器。郑玄疏曰:“河图,图出于河,帝王圣者之所受。”《论语。子罕》曰:“子曰:凤鸟不至,河不出图,吾已矣夫!”《礼记。记运》疏引《中候。注》:“伏羲氏有天下,龙马负图出于河,遂法之,画八卦。”《汉书。五行志》说:“刘歆以为伏羲氏继天而王,受河图,则而画之,八卦是也。”《水经。河水注》说:“粤在伏羲,受龙马图于河,八卦是也。故《命历序》曰:《河图》,帝王之阶,图载江河山川州界之分野。”《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谓:“上古伏羲时,龙马负图出于河,其图之数,一六居下,二七居上,三八居左,四九居右,五十居中。伏羲则之,以画八卦。”元代吴澄《易纂言》云:“河图者,羲皇时河出龙马,背之旋毛,后一六,前一七,左三八,右四九,中五十,以象旋毛星点,而谓之图。羲皇则阳奇阴隅之数,以画卦生蓍。”“河图”神话意在伏羲征服自然灾害,并从中得到科学知识的启迪,开始创造出符号文化。传说当年伏羲拴龙马的地方叫马庄(桩),圈养龙马处叫“前圈”和“后圈”(后改称雷河村和卫河村),面对龙马研制八卦的高台叫“八卦台”。这些地方都在负图寺附近,为伏羲降龙马的传说增添了几许神秘色彩。正像《孟津铭》说的“洋洋河水,朝宗于海,经自中州,龙图所在”。
  上蔡伏羲画卦亭画卦亭位于上蔡县城东15公里的白龟庙村蔡河之滨。这里原有白龟祠,俗称白龟庙。祠内蓍草丛生,祀伏羲,有伏羲墓。明清之际,每年都在此举行祭祀大典。现祠被拆除,仅存伏羲画八卦亭,相传为当年伏羲画卦处。该亭建在一个砖砌的高台上,为八角形钻尖顶,上覆以灰瓦,顶部有八个拱角,檐下八方分别有“乾、坤、坎、离、震、艮、巽、兑”八个大字,檐下立八根方形石桩,柱间装饰有青石板,雕以花卉图案。门在南面,门侧两根石柱上刻对联一幅:“仰观俯察一画明天地之道:数往知来六爻发古今之藏。”该亭是一座形制独特的古代建筑。据考证,上蔡之“蔡”字,意为蓍草下面的神龟。周源《重建上蔡治碑记》说:“蔡之为地,本以卜筮得名。”陆德明《经典释文》云:“一云龟出蔡地,因以为名。”《陈州府志》载:“上古伏羲氏得白龟于蔡水。”伏羲从白龟背上的纹理中得到启发,而画出了先天八卦。《初学记》引《礼统》云:“神龟之象,上圆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盘法丘山,玄文交错,以成列宿。”曹植《神龟赋》谓:“嗟神龟之奇物,体乾坤之自然;下以方以则地,上规隆而法天;顺阴阳以呼吸,藏景曜于重泉。”神龟象天法地,伏羲则以画卦。这里除画卦亭外,还有白龟祠、伏羲墓等遗迹。东汉时蔡邕曾到此题“画卦碑”三字,表明这里为当年伏羲创画八卦,进行占卜活动的场所。
  西华女娲城女娲城位于西华县城北7.5公里的聂堆镇思都岗村,相传为“女娲氏之故墟”或“女娲之都”,城系女娲补天时所筑。《淮南子。览冥训》载:“往古之时、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于是,女娲炼五色石以补苍天,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太平寰宇纪》卷十载:“县西二十里,旧传女娲之都,本名娲城。”《读史方舆纪要》卷四十七云:“娲城在西华县西,女娲之都也。”《河南通志》云:“女娲氏遗民思故都,因以为名。”《西华县志》谓:“在县东北十里,《江野纪闻云》:”陈之长平即女娲炼石补天处。今有女娲城焉。‘《旧志》以为女娲所筑之城。故老相传,其来久矣。春夏之交,城上朝烟,缤纷在目。诗曰:女娲炼石自河年?补足人间缺漏天。石屑化为城上土,常将五色幻朝烟。“村内有古刹,名龙泉寺。寺内存有一明代碑碣,碑文说:”西华县治北十五里有城遗址,半就湮没,传为女娲故墟也。“女娲死后,人们在城西修女娲陵,在城内建女娲阁,上供女娲,下供伏羲。后来城、阁被毁,百姓罹娲皇故都,因名”思都岗“。民间传说,这一带就是当年女娲补天处。
  1981年,周口地区文物工作队对女娲城进行钻探试掘,发现一座春秋战国城址。城址平面呈正方形,为内城外郭式格局。外城城墙边长500米,内城城墙边长360米。城墙存高3米,宽约6米,周围有城壕环绕。西城墙上筑有一座烽火台。城内出土的陶器,有釜、罐、鼎、鬲、瓮、豆、筒瓦、排水管道等。表明春秋战国之际这里已筑有以“女娲”命名的城邑。80年代后期,新建的女娲阁在城中拔地而起,坐北向南,高8米,占地200多平方米。整个建筑飞檐斗拱,琉璃瓦顶,一派古朴景象。四周古柏参天,绿水荡漾,景色宜人。城西女娲陵高13米,陵前建有女娲墓碑。陵阁并峙,相映生辉。
  灵宝女娲陵女娲陵即“风陵”,因女娲氏姓风,故而其墓又称风陵堆。在今灵宝市原阌乡县西20公里的黄河中。《太玉寰宇记》载:“风陵城在其下阌乡津,去县三里,即风陵故关也。女娲之墓,秦汉以来,俱系祀典。”《河南府志》云:女娲陵在阌乡县黄河滨。唐天宝末忽失。乾元初,复涌出。遂名风凌渡,盖后风姓故也。“《阌乡县志》载:”天宝十一年六月,阌乡县黄河滨女娲墓因大雨晦冥,失所在。乾元二年六月,濒河人闻有雷,晓见其墓涌出,上有巨石,石有双柳,时号风陵堆。盖女娲亦风姓。“阌乡县治今为灵宝市朱阳镇文乡村。文乡西约20公里的原黄河滨(今在河中)有一古墓,名曰风陵堆,地近陕西潼关县城与山西芮城风陵渡,正值豫晋陕三省交界地带,黄河水流经上处,吼声如雷,波浪激天,因此”风陵波浪“为灵宝胜景之一。
  中原地区有关伏羲文化的胜迹甚多,除上述外,尚有登封三皇(伏羲、女娲、神农)庙,新郑风后(女娲)岭、荥阳汜水紫金山伏羲庙、汜水白玉岭女娲祠、洞济源王屋山主峰天坛山顶女娲补天五色石、沁阳女娲山与女娲祠、信阳鸡公山上女娲祠、上蔡伏羲庙等。在这些地方,大都伏羲、女娲共祀。特别是淮阳与西华二县相邻,近在咫尺,一为羲皇故都与伏羲陵所在,一为娲皇故都与女娲陵之遗墟,充分反映出伏羲族中两个氏族或部落之间的亲密关系。当地百姓尊稳称伏羲为“人祖爷”,女娲为“人祖奶奶”或“人祖姑娘”,叫太昊伏羲陵为“人祖陵”,女娲庙为“人祖奶奶庙”或“人祖姑娘庙”。表明伏羲确为中华人文始祖。至今民间还流传着伏羲的由来、女娲娘娘、莲生伏羲女娲、龟为媒、女娲捏泥造人畜、伏羲演卦、人祖爷女儿宓妃等传说故事,加上考古发现的仰韶、在汶口文化遗址,足以窥见伏羲文化在中原播迁的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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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主| 发表于 2008-3-23 17:39:54 | 只看该作者

[转帖]最后的秘密-夏、巴与三星堆

华夏二字探源
  中国号称华夏。华夏二字源于何处?现代的《中国大百科全书》各无华夏条。而《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华夏(Hua Xia)条目为:“中国和汉族的古称,……‘华’意为‘荣’,‘夏’意为‘中国之人’,即中原之人。……公元前2100-前770年黄河中下游的夏人、商人、周人和其它部落长期相处,逐渐形成华夏族。”《辞海》华夏条为:“中国古称华夏。《左传。定公十年》(孔子曰):”裔不谋夏,夷不乱华‘。疏:“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书。武成》:”华夏蛮貊,罔不率俾。‘疏:“夏,大也。故大国曰夏。华夏谓中国也。’”由此可知华夏之称早于春秋,先于中国。然而由左传引文可见,华为荣,夏为大等解释均为不妥。这似乎只是中华成为泱泱大国以后的望文生义。我认为,华夏应类似炎黄,源于实体,并非形容词。夏应源于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夏朝的名字。正如阴历又名夏历,据说因为夏朝就已经采用此历。华先于夏,与夏并称,故来源应相似。遍阅辞源、古典,华应该源于中华始祖伏羲的故土,华胥国之名。
  伏羲和华胥古国
  华夏初祖为伏羲(太昊),见于《尚书。大传》、《礼》、《易。系辞》、《汉书》、《路史》、《春秋运斗枢》、《白虎通》、《帝王世纪》、《春秋命历序》等典籍。同时伏羲的别名还见于《伪三坟》、《左传》、《管子》、《淮南子》、《尸子》、《世本》等书。《左传。昭公十七年》郯子朝鲁,也述及以太昊为祖。
  据《帝王世纪》、《舆地广记》、《遁甲开山图》等记载,伏羲生于成纪。不晚于清乾隆年间的《通鉴辑览》记载[4]:“太昊伏羲氏。帝生于成纪。帝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生帝于成纪。华胥古国,寰宇记,蓝田县有华胥氏陵。成纪故城在今甘肃秦州秦安县。”明代袁黄、王世贞所缉《纲鉴合编》记载与此类似[5].《路史。太昊纪》:“华胥注,谓纪云所都国,有华胥之渊,当时殆为国名。”因此,我们相信华胥国并非子虚乌有,结合考古学的一系列发现,本文从空间、时间和史迹三方面进行一些探讨。《通鉴辑览》纪元为[4],伏羲距神农1260年,神农距黄帝520年,黄帝为公元前2698年,故伏羲约为公元前4478年。于是上述古文献构成一个初步的时空参考系。
  发人深省的是,明清记载的华胥在陕西蓝田,成纪在甘肃秦安。而1963年-1964年在蓝田县陈家窝和公主岭考古发现78-85万年前的蓝田人遗址。因此,这是华夏人类的发源地之一。1978-1982年在秦安发现具有仰韶文化不同时期的大地湾遗址,分为公元前5850-5400年的前期和公元前4050-2950年的后期[3].先人所载神也,岂妄言乎!与蓝田、秦安相距不远的考古遗址[3]还有仰韶文化前期(公元前5500-4800年)的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和老官台遗址,仰韶时期的西安半坡遗址(公元前5000-4500年),临潼姜寨遗址(公元前4600-3690年),宝鸡北首岭遗址(公元前5150-3790年),其余还分布于华阴、渭南、华县等地。仰韶文化后期的马家窑文化(公元前3300-2050年)遗址存在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兰州青岗岔、永昌鸳鸯池、青海乐都柳湾等地。此外,与陕西相邻的河南渑池仰韶、陕县庙底沟、洛阳王湾、山西芮城西王村、夏县西阴村、万荣荆村等处都发现同期遗址。因此,从伏羲诞生前到炎黄出现时存在的华胥古国相当于仰韶文化的中晚期,约为公元前4600-2700年,地域主要为甘肃西部、陕西渭河流域及黄河流域之一段。
  《通鉴辑览》记载[4]:伏羲“始结网罟以教畋渔”,“养牺牲以充庖厨”,用书契代替结绳纪事,制嫁娶,画八卦。由考古学可知[3],仰韶时期猎渔业中确有网坠、鱼钩、箭头等,饲养家畜,出现刻划符号形式的原始文字,存在夫妻制的迹象,并且已出土7000年前的八卦符号。同时,从伏羲、女娲的轮流为主可以推测,这是母系氏族与父系氏族社会交替时期,而它正好与考古结果一致。
  以后的大汶口文化(公元前4300-2500年)晚期和龙山文化(公元前2900-2000年)相当于炎黄时期到夏朝建立。夏(公元前21-17世纪)可能相应于更晚的晋南、豫西的二里头文化(公元前21-17世纪)。这与典籍所载夏禹、夏启建都城于安邑(山西夏县)、钧台(河南开封)[4]一致。
  四、几个问题
  当然,我们并不认为华胥古国已经是一个宫殿巍峨、等级森严的王国。伏羲 “神灵首出,开物成务”,“德协上下”,“有圣德,象日月之明”[4],可能更类似非洲近代的某些聪明睿智、德高望重的酋长。或者至多只是一个太平洋诸岛上的国王。但是半坡、姜寨、马家窑等地已经出土的就有上百座房屋,中心广场,上千人的墓葬,有烧陶、纺织、制革业,甚至有铜器、商业和殉葬人[3].这些都需要有组织人、召集人、高贵者。并且宽6-8米,深5-6米的大壕沟围成的遗址应该是一个草创的古城镇了。而且各城镇之间一定会产生交易、竞争等关系,由此就会形成一个或者多个古城构成的国家。
  由于此时国家还处于雏型阶段,其残酷的一面尚未充分暴露出来,所以历经战乱,渴望和平安宁,故崇古之风甚炽的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可为代表之一)的《列子》说[6]:“华胥氏之国在合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齐国几千万里;盖非舟车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国无师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适无痟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床。云雾不咳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步,神行而已。”于是黄帝梦游的华胥国(庄子也曾两次谈到赫胥氏)演变成一个理想化的乌托邦。更由于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使华夏文化在长达550年的战乱后再遭浩劫。因此注重史料的司马迁在《史记》中开始把黄帝作为中华之祖。结果华夏、中华的“华”字反而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中。
  “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我们应用多学科综合的方法,乘着由古代典籍文献和现代考古结果共同编织的小舟,沿着悠悠的历史长河溯流而上,对华夏的由来和中国上古史的重建进行一些新的探访。“威慴万乘,华夏称雄”(曹植)。我们相信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考古学的不断进步,华夏古史将会重露风采。我们也殷切希望各界专家和人士的深入研究、多方合作定能使这一工作得到进一步的确定和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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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8-3-23 17:49:08 | 只看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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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长帖子。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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