猗惟天师，印剑传世。绳绳继继，历载逾千。嗣留埒孔，道炳赏延。”张道陵于龙虎山修道炼丹大成后，从汉末第四代天师张盛始，历代天师华居龙虎山，守山寻仙觅术，坐上清宫演教布化，居天师府修身养性。
历代天师华居龙虎山，守山寻仙觅术（资料图）
从传世人祖天师张道陵到第63代天师张恩溥世袭道统63代，奕世沿守1800余年，他们均得到历代封建王朝的崇奉和册封，官至一品，位极人臣，形成中国文化史上传承世袭“南张北孔”两大世家。
天师道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广大百姓推崇备至，帝王将相赞叹连连。
正如《元史·释老传》所载：“世祖尝命取其祖天师所传玉、印、宝剑观之，语侍臣曰：‘朝代更易已不知其几，而天师剑印传子若孙，尚至今日，其果有神明之相矣乎！嗟叹久之。’”
元世祖（资料图）
在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影响巨大的儒道两家中，儒教的孔子世家和道教的张天师世家，都以传承久远而著称于世，以致明代有尼山、龙虎山并称之说。
明代朱国祯《涌幢小品》卷二十五“尼山龙虎山”条说：“孔子以万世为上崇祀，世封不必言。其次则张真人，虽异教，与吾儒不可并，而延世并天地则同。非但天意，抑亦地灵。尼山、龙虎山之秀，固天下第一风水也。”
作为传世的张天师家系文本的《汉天师世家》的编撰，是明代龙虎山张天师显赫地位的表现。宋元明时期编撰龙虎山天师世系绝非偶然，它其实是龙虎山张天师社会影响日增的结果。张天师在龙虎山经历长期的传承，其发展盛衰几乎与道教史相始终。龙虎山作为正一派祖庭的地位是勿容置疑的。
天师府承担着为弟子受箓的重大责任（资料图）
历代天师一般都是正一道派在龙虎山每年于“三元日”举行法会以及为入道的信徒发放度碟、传授符箓等重大活动的主持人。
在龙虎山天师府的三省堂正厅中高悬着两位杰出天师的画像，一位是仙风道骨的第三十代天师张继先，另一位则是号称“列仙之儒”的第四十三代天师张宇初。他们二位，正是历代天师中的佼佼者和优秀代表，因而才被永久供奉的。
史载，张继先天师（1092—1128）在5岁之前尚不能言语，5岁时听见鸡鸣之声，便笑而赋诗：“灵鸡有五德，冠距不离身，五更张大口，唤醒梦中人”。
张继先天师（资料图）
张继先天师九岁时嗣教，宋徽宗曾四次召他入宫，问他道法和外丹等事，可是继先天师却奉劝皇上不要沉湎于外丹黄白之术，应修德以治国为重。张继先天师一生留下了《心说》、《大道歌》、《虚空歌》等备受后人称颂的道教修炼典籍，为道教的理论建设和日常修行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而张宇初天师是明代天师中不可多得的佼佼者。他曾组织人员编订道教经典《道藏》，为道教文化资料的保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直到今天，这部经典对于了解我国古代的天文、历法、化学、物理、农业、文学、艺术等文化都有着重大的意义。张宇初天师还有《岘泉集》等诸多著作，丰富和发展了道教思想理论。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明代的社会大背景。无论从中国还是从世界来看，明代都处于历史的转折关头。从1368年朱元璋即帝位到1644年清军入关，期间共276年。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格局中，明王朝处于历史转折关头。
张宇初天师（资料图）
这种转折至少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经过唐宋鼎盛发展时期之后，中国封建社会进入了停滞阶段；二是经过蒙古贵族统治的元朝之后，国家政权又再次回到汉族官僚统治集团手中。
明代，特别是在明中叶以后，农业有了较大的发展。福建、浙江等地方开始有了一年二收的双季稻，广东还有三季稻。原产于美洲的玉米、甘薯、花生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后传入我国，这些农作物的产量较高。
这一切都使相对有限的耕地能够供养更多的人口，永乐年间（15世纪初）中国人口大约为6500万，到万历年间（16世纪中后期）人口增至1.2亿。在160年间，人口增加了近1倍。
《出警入跸图》描绘了明代帝王出行的盛况（资料图）
明代的纺织业已经从家庭中走出来，形成了工厂化的生产方式，有专门从事织机制造的，也有专门从事纺织的。在纺织业中，织不同的布已采用不同的专用织机。纺织业专业化程度的提高，必然使劳动生产率提高。
但是这种新的因素仅表现在生产方式方面，生产力方面并未出现新的重大突破。据1975年《世界自然科学大事年表》记载，公元前6世纪和11世纪，世界上重要的科学成就、发明或创造共计231项，其中属于中国的有135项，占58.4％，但明代之后这个比例显著下降。
这说明封建生产方式的容量是有限的，它虽然可以在一次次被打碎之后又一次次的重建起来，但它却无法超越自身的极限。
今日天师府（资料图）
松江人何良俊说，正德（1506年—1622年）以前，百姓十一在官，十九在田，而到嘉靖年间（1522年—1567年），则大抵十之六七的百姓已不再务农。这些离开土地的农民并非全都去经商，或从事制造业，而是有相当多的农民由于土地兼并而成为无土无业的流民。
当时的总人口约在1亿上下，中国的封建社会本身无法消化这些相对过剩的劳动力。这为明代社会埋下了隐患。
这一切都表明，明代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史中的一个环节，已不再具有蓬勃向上的生命力。它虽然在生产的技艺和产量等方面已恢复到历史上的最好水平，但却没有出现顺乎历史潮流的新的重大突破。
以锦衣卫等形式实行高压统治（资料图）
因此，明代社会所具有的社会矛盾和危机，比以前的朝代更为严峻。在这种压力面前，明王朝采用的高压专制与中央集权的政策，虽然在一段时间里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总的来看却适得其反。
因为这种高压政策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同时，往往将新生事物或新的社会发展因素作为“异端”消灭在萌芽状态中。而且用高压和集权积聚起来的社会财富，没有用来发展新的生产力，而是仅仅用于统治者的挥霍。
当初“打下江山”的朱元璋和朱棣，虽然搞了许多维护其专制统治的举措，诸如文字狱和锦衣卫等，但基本上还是励精图治的。他们兴修水利，发展生产，抑制豪强，维护着小农经济的格局。
朱元璋与朱棣等君王尚属勤政（资料图）
可是坐享其成、继承皇位的皇子皇孙们则是一朝权在手，就为所欲为。结果民不聊生，国库空虚，一遇灾年，便在天灾和人祸下老百姓忍无可忍，被迫起义，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灭亡。
二：天亦有师乎?
对于明代道教自宋元以来的发展状况的整体评价，学术界出现两种不同的观点。传统的、占主流的观点认为，明代道教总体上呈现沉寂状态，是道教从停滞走向衰落的阶段。这种观点以任继愈、卿希泰先生为代表。
如今的天师府（资料图）
任继愈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说：“明清两代（1368年—1911年）五百多年，是道教从停滞走向衰落的阶段。在内部，教团的腐化，在外部，理学的强力排斥、民间宗教的争夺地盘、失去统治者崇奉扶植等多种因素，促使道教渐趋衰落，大体上与整个封建社会的衰落同步。”
卿希泰先生在其主编的《中国道教史》中表述有所不同，他认为道教发展到了明中叶时，达到了极盛状态。他说：“从道教发展史来看，到了明世宗朱厚熜（1522年—1566年）的时候，既是隋唐以来道教兴盛发展时期的最后一个高潮，也是这个时期的终结。”
此书将道教发展的顶峰定在明中期的嘉靖时期，较前者的笼统表述显得更为精确。不过，这两本书之所以得出上述结论，实际上是源于一种马克思主义思想观点的理论预设，即道教作为没落的明清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之一，自然也相应地处于衰落状态。
任继愈先生（资料图）
卿希泰主编《中国道教史》说：“在明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因素的萌芽和发展，各种社会矛盾日趋尖锐，中国的封建社会便开始进入了所谓‘天崩地解’的时代，朱明王朝以及作为封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教，在此之后也便伴随着整个封建社会的逐步解体而开始走向衰落”。
这一时期道教的基本走向：道教发展至元，宗派繁衍，学说顾熟，可谓登峰造极。由明至清，从停滞渐趋衰落，是道教两大派的大全趋势。教派分化的基本停止，教义学说的陈陈相因，道教政治地位的贬降；教团的腐化，社会人士对道教的失信，都表现出这一古老宗教日临垂暮之年。
与此相反，柳存仁从思想史的角度认为道教对明代思想的影响为中国历史上其它各朝所望尘莫及。柳存仁先生说：“然而在整个中国思想史中，道教的势力之大，道教空气弥漫笼罩于上下各阶层、各方面，却没有比这三百年更浓厚，更盛的了。”
道教受到官方尊奉（资料图）
学者德宝仁（Pierre-Henry de Bruyn）在《明代道教》一文中也持相同观点：“学者们都倾向于认为明代是道教走向衰落的时期，然而正好相反，这一时期应该视为道教发展繁盛的时代，甚至是道教（在中国历史上）最具活力的时代之一。因为在这一时代，道教得到社会中庞大人群的信奉。”
德宝仁还认为造成学术界对明代道教发展状态估价出现这么大分岐的原因，主要在于学界对这一时期道教发展缺乏研究。这种看法值得重视。
道教在金元时期分衍宗派、各立教团、发展教义教规、扩充斋醮科仪，确曾一度十分活跃。
自明朝开国后，一方面，明太祖朱元璋要正礼仪，以完成其君主独尊的政治体制；另一方面，朱元璋早年是个和尚，深知宗教及其团体内部底细，对宗教采取了利用与检束并用的政策，即笼络其头面人物，而控制其势力的发展。因此，道教之势遂渐趋减弱。
明太祖朱元璋（资料图）
明清时期，道教虽在丹道方面有东派、西派之出现，但均无多新义，其势亦如强弩之末。
朱元璋尚在推翻元政权的义军之际，便与道教的第42代天师张正常建立联系，在肯定颂扬之中定下了“辅国济民”的基调。
作为统治者和开国皇帝，他要把包括道教在内的一切宗教都纳入其中央集权的政治框架中，特别是元末宗教组织与义军的天然联系。这是任何一位希望长治久安的统治者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
朱元璋对宗教与国家的关系能够有较清醒的认识，他在晚年再次表达了他的“神道设教”的宗教观。而且，朱元璋为明代道教乃至正一道定下的政策，基本成了祖制，对后世诸帝影响深远。
民间起义常与宗教互动，为帝王所防（资料图）
朱元璋并不崇尚某一宗教，而是有限制地加以利用和控制，招揽名流用以敬神祀天，同时对教团严加约束，防止其泛滥造成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损害。在朱元璋当政期间，他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将道教限制在一定的范围里活动。
首先，他将道教领袖置于皇帝的权威之下，减少宗教神职人员的特权。1368年，朱元璋登基，张正常入京朝贺，没想到朱元璋不仅没有加封，反而以“天有师乎？”为由，将元朝所封“天师”称号免去，改授正一嗣教真人，赐银印，秩视二品。
其次，在意识形态上，他将道教纳入养生治国之道。朱元璋是个三教合一论者，1374年，他曾将自己注释的《道德经》出示群臣，意在将道教纳入养生治国之道。
【明】《明太祖注道德经》（国家图书馆藏）
他举老子所说的“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与“圣人去甚、去奢、去泰”之类的话对群臣说：“老子所语，岂徒托之空言，于养生治国之道，亦有助也。但诸家之注，各有异见，朕因注之，以发其义。”
在三教之中，朱元璋更倾向于以儒为本，1368年召见孔子55世孙，1382年诏天下通祀孔子。他认为释道等教皆有蠹政扰民、造反作乱之嫌，唯儒教维人心，扶世教。下诏之后，朱元璋又于太庙亲拜孔子。
第三，清整道观，限制出家。1373年，朱元璋下诏，无论僧道斋醮，若“杂男女，恣饮食，有司严治之”。1391年，他又下令清理释道二教，各项措施都极其严厉。
明代道录司一度设立于如今南京市朝天宫（资料图）
第四，成立道录司以检束天下道士。全国道教的最高管理机构是道录司，设左右正一二人，相当于六品官员；左右演法二人（从六品）；左右至灵二人（正八品）；左右元义二人（从八品）；神乐观提点一人，知观一人，龙虎山真人一人（正二品），阁皂山、三茅山各灵官一人，太和山提点一人。
三、身份的隐忧
至于朱元璋革天师道教主的天师名号而改称大真人，世间有人以此认定是对天师道的打击，实情则不尽然。朱元璋起初也是按习俗对正一教主以天师相称的。
张天师一脉素受尊崇（资料图）
在任吴王时，他给张正常致函的开首语便是“吴王书致玄坛教主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字样；登基后的第三个月，在颁降给张正常的制书中，明文写着“授张正常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
始革教主天师之号是在当年的八月，《国榷》卷三太祖洪武元年（1368年）八月甲戌条记曰：“授张正常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领天下道教，革天师号。”
何以有此举措呢？乃是明太祖认为：“天有师乎？······至尊惟天，岂有师也，以此为号，亵渎甚矣！”毋庸置疑，朱元璋革“天师”之号并对“天师”含义的新诠释，反映了朱元璋的性格和建立高度强化的专制皇权的要求。
至尊惟天，岂有师也（资料图）
或许，他内心未必不知“天师”的本意并非是至尊之师，但此一称谓毕竟容易产生歧义：帝王尚称天子，世间岂能还有一个天师？正是顾及到了这一点，才有革天师之号、以大真人为官方称谓的事情发生。
值得注意的是，朱元璋虽然革除天师名号，但并未影响他对天师道的信任和使用。以名号本身而论，一则“真人”也是天师道教主在历史上延用很久的另一称呼。据《汉天师世家》载记，生活于元朝的几代天师所受元室官封均为“真人”或“大真人”。
再则由于历史上朝野使用天师的称谓已久，在朱元璋作此革除举动之后，士夫缙绅与村野小民仍习惯延用以天师相称，朝廷也从未横加干涉或问罪。如宋濂为张正常所作神道碑铭，即直书为“四十二代天师正一嗣教护国阐祖通诚宏道大真人张公神道碑铭”，甚至朱元璋本人龙心大悦时，还要为他们的先祖作“天师赞”。
刘基，字伯温（资料图）
由此可见，入明以后，天师名号虽然在官方文书中消失了，但天师道及其教主在教徒中的声望和影响并未因之而受损。朱元璋本人就很笃信容纳在道教中的方术，因而他一边制定政策检束道教，一边广求术士。
洪武年间，朝廷访求通晓历数之人。数往知来，试无不验者，必封侯，食禄千五百石。受到朱元璋礼遇的道士有刘基、张中、周颠仙、丘玄清、冷谦、张正常等。特别是刘基，深得朱元璋信任。
不过，明初皇帝优礼道士，还限于个别人物。到了宪宗朱见深时，崇奉佛道而滥加恩泽，羽流加号真人、高士者，亦盈都下，佞幸由兹更进矣。其中最为显赫者，有李孜省、邓常恩、赵玉芝、凌中、顾玒等人，多授以传奉官。
明世宗肃皇帝（资料图）
而到了孝宗朱佑樘时，则传奉渐多，光是一月中就升受二百余人，当时较著名者有崔志瑞、王应徛、杜永祺等道士。而孝宗本人则因丹药而死。
由于皇帝本人优礼道教，道教在宪宗与世宗二代得到较大的发展，皇帝的所作所为实际上将明太祖朱元璋所定的制度束之高阁。
明朝皇帝中优礼道士之最者为世宗朱厚熜。世宗优礼道教，首先表现在他对道士的恩典上。邵元节、陶仲文以方术得一品之位，其他如段朝用、龚可佩、兰道行、胡大顺、兰玉田、顾可学、盛端明、朱隆禧等数十辈，多以春方、媚药、房中术进，皆得恩宠。而天下道士的人数则已到了失控的状态。
世宗最笃信道教的阴阳采补之说（资料图）
其次，世宗最笃信道教的阴阳采补之说。嘉靖间地方向朝廷进方甚多，其秘者不可知，相传至今者，若邵、陶用红铅，取童女初行月事，炼之如辰砂以进。
第三，世宗本人最滥行斋醮，他继位之后，事无大小，系请于神，如不灵验，则反复祈请，如有验则又行大醮以谢神佑，不斋则醮，月无虚日。世宗躬服其衣冠，后妃宫嫔皆羽衣黄冠，与邵元节、陶仲文等道士一起诵法符咒，无间昼夜寒暑。
第四，世宗崇道糜费更甚于前代，《明史》说世宗初年每年用于营建的费用已达六七百万，而世宗认为这太节省了，1536年之后，增数十倍，时每举一醮，无论他费，即赤金亦至数千两。
第五，世宗步宋徽宗之后尘，集天仙、教主、皇帝于一身。
教与正一专以超脱（资料图）
道教发展到元代，诸派逐渐归于正一、全真两大系统，其中正一派为符箓各家的总汇，全真派则被视为丹鼎炼养各门派的代表。正一天师以《正一经》为主要经典，不重修持，崇拜神仙，画符念咒，降神驱鬼，祈福禳灾。
唐宋之际，南北天师道与上清、灵宝等道派逐渐合流。宋理宗敕三十五代天师张大可提举龙虎山、阁皂山、茅山符篆，兼御前诸宫观教门事，于是正一天师成为道教符箓各派的道首。
明王朝是在推翻元朝统治的基础上，以汉族贵族集团为主建立起来的，而朱元璋本人既要防止道教对于社会的潜在危险，但也明白封建社会的秩序和伦理纲常还需要借助神鬼崇拜来维系，所以以道教为工具，维护自己的统治。
制定了统一的斋醮仪轨（资料图）
在道教的两大派系中，明王朝显然更支持以鬼神崇拜为主旨的正一派。1374年，朱元璋命道士宋宗真等编定《大明玄教立成斋醮仪》1卷，简化了道派传统科仪，制定了统一的斋醮仪轨。
朱元璋在御制序文中评价释道二大派时说：“禅与全真以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教与正一专以超脱，特为孝子慈亲之设，益人伦，厚风俗，其功大矣哉！”正是因为封建王朝看中了正一派的这种社会功能，所以在明代，正一派的政治地位始终高于全真派。
四、道教的挑战与嬗变
从正一派第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到明末张显庸、张应京，历代正一天师皆袭封大真人，掌管天下道士。而道教首领世袭化和道教组织机构官僚化的结果，必然是在道教与明代统治集团之间结成了互相利用的稳固关系。
道教与明代统治集团之间结成了互相利用的稳固关系（资料图）
这种非常功利的、世俗的联盟虽然给双方都带来一定的利益，但却使道教自身发生蜕变和腐化。除了“天师”之外，明代正一派里的其他显赫人物要数邵元节、陶仲文，其受宠和贵盛远远超过各位天师以及一般大臣。
正一派除了龙虎宗这一主干之外，还有上清、灵宝等其他旁系。上清派始创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陶弘景，以茅山为中心，该派以存神服气为主要修行方法，辅以诵经、修功德；不重符箓、斋醮和炼丹，并贬斥房中术。
灵宝派亦产生于东晋，著名道士有陆修静，以阁皂山为中心，在存神、诵经、修功德以及轻丹鼎、贬房中等方面与上清派相似，而在重符箓科仪等方面则近于正一派。
上清派以茅山为中心（资料图）
这二派在元代已归入正一派，但在传承上，有时还坚持自己的系统。但实际上，无论灵宝派还是上清派，在与正一派合流之后，既没有大德高道出现，教义上也没有什么新发展。
全真派在明代的发展受到统治者的限制。道教全真派由王重阳于金朝初年在山东创立，主张三教合一，以《道德经》、《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和《孝经》为主要经典。早期以个人隐居潜修为主，不尚符箓，不事黄白之术。
全真派主张清静无为乃修道之本，除情去欲，返朴存真，才能识心见性。王重阳死后，弟子马珏、丘处机等分别在华北各地传教，创遇仙、南无、随山、龙门、嵛山、华山、清静七脉，号称“北七真”。
北七真（资料图）
元初，丘处机受到元太祖礼遇，在各地大建宫观，全真派进入全盛时期。丘处机死后，在“老子化胡”之争中全真派失利。明王朝从朱元璋起，出于对全真派修身养性“独为自己而已”的看法和对全真派曾与元王室关系密切的警觉，对其采取不扶持不重用的政策，使之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因而发展受到压制。
传统全真派多少保持了道教清静无为、隐沦遁世的本来面目，且在传教弘宗方面做出贡献。
元末明初的何道全（1319—1399）多年隐栖终南山，着有《随机应化录》2卷，多言心性，兼涉内丹命术。混然子王道渊则撰有《道玄篇》、《还真集》、《升玄护命经注》、《青天歌注》等阐发内丹。
北京白云观戒坛，王常月祖师曾在此说戒（资料图）
在全真派的北七真中，丘处机的“龙门宗”在元代先盛后衰，延至明代，第五代律师周玄朴后分为张静定、沈静园二支，活动的区域也逐渐向东南转移。
张静定传戒法于王常月（1522—1680），是为龙门第七代律师，被后人视为中兴龙门的主将。他在北京白云观六次开坛说戒，将全真派由重丹法清修转向以严持戒律为主。
嘉靖年间，本为龙门第四代传人的崂山道士孙玄清（1517—1569），因在北京白云观祈雨有验，诏赐“护国师左赞教主紫阳真人”，后自立门户，称崂山派，属龙门支脉。后来有陆西星（1520—1601）及其“东派”内丹（与清代李涵虚创立的西派内丹对应）应运而生。
崂山道教应运而生（资料图）
陆西星著有《方壶外史》，汇集所撰修炼著作及道经注释等15种，主张男女双修方可成丹，被后世道士尊为“东派”之祖。
在明代全真派中，形成了所谓武当道。朱棣重视武当山原因有三，一是传说武当山出现祥瑞彩云，二是著名道士张三丰就隐居在武当山中，为取悦之而建宫观，三是有人传说被推翻的建文帝就隐居在武当山中。
朱棣修复武当山的工程历时7年，役民工30余万人，建成八宫二观及金殿、紫禁城等，非常壮观。武当派的特点是崇祀“真武大帝”，即玄武（北方七星）。武当派以“真武大帝”为祖师，并将其列为雷部至尊天神。
武当派的特点是崇祀“真武大帝”（资料图）
明代道教在世俗化的过程中，向下层演化出诸多民间宗教。朱元璋家族起自民间，故明代帝王信仰有着民间信仰的特点，不但皇宫内引入了民间信仰的神灵，对各种神祇的祭祀也十分重视。
元末起义军最初多借助于宗教组织的形式，朱元璋深谙此道，也深患此道。朱元璋明白，老百姓的宗教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不让他们信奉这种宗教，他们就会信奉另一种宗教。
最好是既要满足平民百姓的宗教需要，又能避免宗教组织的潜藏隐患，而深知民间信仰根底的朱元璋自然会想到充分利用民间宗教缺乏组织性的特点。
民间信仰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统道教的力量（资料图）
事实也证明，民间信仰的崛起，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正统道教的力量。明清之际道教衰微，与广大民众通过其他渠道满足了宗教需要不无关系。
道教来自民间，在使原有的神灵体系化和精致化而向上发展时，也不断的将某些民间神祇纳入自己的神系之中而向民间深入发展。在明代，随着中小城镇的兴起，道教又与市民文化交融在一起。
那些祀奉民间俗神的道教庙宇虽然不如祀奉道教尊神的庙宇规模巨大，但它们分布极广且为数众多，他们祀奉山神、雷神、河神、海神、土地、城隍、妈祖、黄大仙，以及关帝、文昌、二郎神、龙王、药王、蚕神、紫姑、瘟神、财神。
无论大小，它们定期或不定期的群众性宗教崇拜活动，既对正统道教的发展带来巨大挑战，但也未尝不是道教的一种新的嬗变。
五、浮沉与共
天师道在宋元明时期，一以贯之的持续发展。入宋以后，龙虎山天师道和张陵后嗣渐受朝廷重视，龙虎山道教随之兴盛。在宋元时期成为与茅山、阁皂并立的三山符箓之一。
天师道受朝廷倚重，龙虎山道教随之兴旺（资料图）
此期嗣教的张陵后嗣为二十四代至三十五代，从二十四代张正随起，每代都曾被诏赴阙，赐“先生”号，表现了宋室对龙虎宗的重视和支持。其中三十代张继先和三十五代张可大尤得朝廷恩宠。张继先与林灵素、王文卿同显于徽宗朝。
据此记载，宋初鼎立的三山符箓，经过二百年之发展，龙虎宗竟跃居为三山符箓之首，表明其力量之壮大。两宋时期的著名人物有王道坚、留用光。宋代龙虎山道教拥有大批宫观。
一是旧有几座宫观，如上清正一宫、演法观、三清观，得到扩建、赐额。二是新建了大批宫观。据元明善和娄近垣所撰两种《龙虎山志》的粗略统计，可确定为宋代新建的宫、观、庵、院，近二十所。
林灵素（资料图）
元代是龙虎山天师道的鼎盛时期。此期嗣教的张陵后嗣为三十六代至四十一代，从张宗演起，代代被元室封为天师、真人，主领江南道教。至三十八代张与材时，更封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位居诸符箓派之首。龙虎山因此也成为此后诸符箓派众山之首。
此期龙虎山出现了大批著名道士。一是输送了一批道士至大都，由张留孙组成一个规模较大的龙虎宗支派——玄教，主领江南广大地区之道教事务，其主要骨干如张留孙、吴全节、夏文泳、陈日新、陈义高、薛玄曦等，不下数十百人，皆出身龙虎山。
二是留居龙虎山者，亦不乏杰出之士，如李宗老、吴元初、刘思敬、金志扬、张彦辅等。元代龙虎山除对原有宫观多有修葺外，又新建有大批宫观。据元明善和娄近垣所修两本《龙虎山志》的不完全统计，共新建宫、观、庵、院达三十七所。
北京东岳庙现存赵孟頫书《张留孙道行碑》（资料图）
明前中期，龙虎山道教续有发展，虽然后来有所式微。具体表现在：
首先，天师道和张陵后嗣继续受到尊宠。此期嗣教的张陵后嗣为四十二至五十二代，其名依次为张正常、张宇初、张宇清、张懋丞、张元吉、张玄庆、张彦頨、张永绪、张国祥、张显庸、张应京。
洪武元年（1368年），朱元璋登大明皇帝位，张正常入贺，被授予“正一教主，嗣汉四十二代天师，护国阐祖通诚崇道弘德大真人”之号，俾领道教事，给以银印，视二品。
其后，令取消天师称号，只称大真人，爵位仍视二品。洪武十年（1377）张正常逝世后，张宇初、张宇清、张懋丞、张元吉、张玄庆、张彦頨、张永绪、张国祥、张显庸、张应京等相继嗣教，代代被封为正一嗣教大真人，爵位视二品。
张天师世家备受优宠（资料图）
张宇清的大真人号为十四字，张元吉的大真人号达十八字，张彦頨的大真人号更达二十字。据弘治十七年内阁大学士刘健等言：“盖祖宗庙号不过十六字，亲王及文武大臣有功德者，谥号止一二字”。张陵后嗣的大真人号字数竟超过皇帝庙号的字数，其受尊宠的程度可见一斑。
成化八年（1472）又命张玄庆袭封正一嗣教真人，并传旨聘成国公朱仪之女为配，成了明王朝的皇亲国戚，地位显赫。四十八代张彦頨又奉“诏聘安远侯柳文之女为继室，敕留都内外守备官陪往亲迎。”四十九代张永绪“奉诏聘定国公徐延德女为配，敕成国公朱希忠、遂安伯陈鏸议行婚礼”，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也是娶皇亲朱氏女为妻。
明代陆容著《菽园杂记》卷八载，成化年间朝廷给张真人待遇超过孔子后嗣衍圣公，他说：“袭封衍圣公，每岁赴京朝贺，沿途水陆驿传，起中马站船廪给；回日，无马快船装送。而张真人往回，水陆起上马站船廪给，且有马快船之从。”这些都可以说明正一道天师在明代前中期所受的尊宠并不亚于宋元。
大明宪宗纯皇帝，年号成化（资料图）
其次，许多正一道士亦受明王室的尊崇。洪武四年（1371）龙虎山道士邓仲修随张正常入觐，次年应诏入京，留居南京朝天宫，主祀祠之事。傅若霖屡随张正常朝觐，洪武初被诏留京师，授格神郎、五音都提点、道录司左正一，掌神乐观事。
洪武七年明太祖以灵宝斋仪失于文繁，又命邓仲修、傅若霖与南京朝天宫住持宋宗真等删繁摭要，重新修纂，并“设筵以宴享之”。
洪武二十六年（1393），又闻赣县祥符宫道士刘渊然“颇能呼召风雷”，遣使召至，赐号高道，馆朝天宫。以后刘渊然在仁、宣之世被赐号真人、大真人，给二品印诰，与正一真人等，成为明代著名的高道。
刘渊然手书（资料图）
太祖以后诸帝继续崇奉正一道。据娄近垣《重修龙虎山志》卷七所载，仅从龙虎山调赴京师任道录司官员的道士就有林靖乐、曹大镛、邓景韶、操克宏、颜福渊、黄嘉佑、龚继宗、连克章、王时佐、方定相、陈善道、吴尚礼、邵启南等十余人。
至于明世宗之宠信道士邵元节，更是历史上著名的事例。据《明史·邵元节传》等载称：邵元节于嘉靖五年（1526）封“清微妙济守静修真凝玄衍范志默秉诚致一真人”，赐银印，领道教事。
寻赠其父太常丞，母安人。嘉靖十五年，邵元节为世宗建祈嗣醮，该年皇子诞生，录其祷祀功，授礼部尚书，赐一品服，孙、徒、师咸进高秩。嘉靖十八年逝世，赠少师，赐祭十坛，有司营葬，用伯爵礼，谥“文康荣靖”。
中华道藏（资料图）
接替其事的道士陶仲文（？～1560），所受宠信更超过邵元节。除授封真人、礼部尚书外，相继授少师、少傅、少保，一人兼领三孤，得宠二十年，位极人臣。陶仲文虽非出身龙虎山，但亦属正一派道士。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在明统治者的支持下，正一派道士还编纂成一部《道藏》。
明成祖朱棣即位后，便下令第43代天师张宇初重编《道藏》，尔后又再三督促。张宇初去世后，第44代天师张宇清继续主持编修，至1427年张宇清去世时仍未完成。
至明英宗正统年间继续纂修，终于1444年始行刊板。英宗又令道士邵以正督校，增所未备。次年刊板事竣，名曰《正统道藏》，共5305卷，480函，按三洞、四辅、十二类分类，仍以《千字文》为函目（自天字至英字）。
《万历续道藏》（国家图书馆藏）
明神宗万历年间，又编纂《续道藏》，由第50代天师张国祥主持，续补32函，180卷，将《焦氏易林》与堪舆之书等皆收于内，其函次仍以《千字文》为序（由杜字至缨字），名为《万历续道藏》。明代的正、续《道藏》共计5485卷，520函。
明代前中期除对龙虎山原有某些宫观作过修缮外，新建者寥寥无几。计有：北真观、南极观，冲元观。明中叶后，特别是清代，朝廷对张陵后嗣的待遇多加贬抑，以龙虎山为中心的正一道渐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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